一九二三的春天，北京的春雪还不消融，大街小巷各处皆黑泥白雪相对照，天空中有“一块瓦”风筝飘扬，我在北京西城所住的一个公寓里，认识了一个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当我们把话谈到各人所生长的地方时，我告给她我的家乡在凤凰县，她似乎微微惊讶了一下，她随即告给我她原籍是安福县，我也惊讶了一下。

这两处地方，相去约一千里，因过去发生过一件事情，在两人心中，把两方面的距离似乎皆缩短些了。

是这样一件可笑的事：

民三至民五这几年中，有一年中国长江中部发生了内战，湘军用“援鄂”的名义，由岳州开了若干军队过湘北省境。同时在鄂西方面，湘军与鄂军发生了接触，由于战争与换防两种原因，湘西沅水下游各处地方，便发现了些执刀使棒稀奇少见的队伍。这是些前清绿营的军勇。这绿营部队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灭，当时还残余六千人左右，保持在苗乡深处凤凰县别名镇的地方。这队伍平时有它固定的责任，从不离开原有的防地。这种军队又名为“军”，一个明于近三百年军事史的人，当记忆得出“军”这个名称，在这个名称下面还附有勇敢，直率，耐劳，守法，各种美德的记号。凡属于这个部队种种受人尊敬处，到如今尚一面保留在各人记忆中，一面也仍然为那个军队的基本道德同信仰。这军队原本近于世袭的戍卒，其中分子包括了各个省分移来的人民，京中贬谪的官吏，与俗同化的苗人。因为制止苗人的叛变，在万山重叠地方筑一坚固石头的小城，复用大石叠就数百碉堡，分布四境，这数千戍卒，便从乾隆中叶起始，一直驻扎到这个地方。它的用处只在制压苗民，它的给养除了按月由那方面派人坐了一只明油黄色大船，从辰河下驶，扬帆洞庭，直抵长沙，向省政府方面领取若干银块携回以外，就全赖当年从苗人方面所没收的土地，转租苗人，生产粮食，分配给有兵役的人家。

但军为世所称，却由于太平军与淮匪回匪的变乱，附曾左湘军之一翼，转战各处而得名。当年率领这一群戍卒子弟，各处作战的，为人田兴恕。数十年后，用湘西镇守使名义，统率这数千健儿出师援鄂的，也就是那个出身行伍为军获得无数光荣的田姓军人第三儿子田应诏。

关于这次援鄂的动机发动以后战事的情形，以及其后结束的原因，我那时因为年龄还小，对于这种事不很明白。但我有一个学习绘画的哥哥，他当时却在那部队中作小小军佐，跟随了一个团长，到过安福县。他在那小县城中住过一夜。他告给我随了部队开进安福县城时，就住在大户蒋姓家中，同一个戴姓参谋，睡在那人家小姐绣房里，两人躺在一铺镂花楠木大床上，在灯光下为一幅赵子昂画的白马发痴出神。两人既学过点旧画，且能鉴赏旧画，皆认为那是一个宝物，却仍然尽他静静的挂在墙壁上，仿佛不知道这画同别的画幅一样，设若卷成一轴，携带时也十分方便。第二天临开差时，那画还好好的挂在墙壁上，各人因为欢喜它，不忍就此离开，便各在那画幅角隅，题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年月。他们既已接到向前开拔的命令，当时便离开了那个地方。可是到第三天部队退回原处时，方明白先前部队一经开拔，当天就来了另外三营直属“辰沅道”的屯务军，在胡涂混乱情形中，把县城中大户完全掠光了。前面的作战去了，后面填防的反来抢掠，说来真是一件极不光荣的事情。因这不名誉的案件，虽然即刻杀了两个军官同一些胡闹的军士，但终成为“军”一个霉点，同人平时的军誉极不相称，故不久之后，那三营兵士的统率者，就被田姓军官撤了职，那三营队伍，也全部解散了。

军从乾隆到如今，引为羞惭的，应当是安福县那次事件。但开扩了眼目，军引为奇迹一现的，也应当是那次事件。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此后有自前方回来的兵士，手中托了一个大容一升翠润明莹的绿色玉碗，从街中过身，想卖三十串钱，却找寻不出一个主顾。有人问他这碗的来历，军人既从不撒谎，就老老实实告给人，这碗如何从安福县取来的。兵士带回这碗的用意，原只是拿回家中养点金鱼，到家中听说可以卖钱，方拿出卖钱。但当时掠来合用的东西太多，这玉碗在本城并无用处，到后还只二十串钱便为一个行路人带走了。

我就因为我哥哥的故事，同自己所亲眼看到的这件事，知道了安福县。生长在安福县的，对于凤凰县人，印象中自然也仿佛很熟很熟了。

安福县多蒋家，丁玲女士便是那地方一个蒋姓人家的长女。在北京城我知道了她是安福县的人，同她说到那地方城池被我本乡队伍占领故事时，方明白那张画就是她堂伯家中的一幅宝画。那地方虽僻处一隅，我哥哥随军队到的那一次，似乎已是地方经过兵灾的第二次了。第一次当在辛亥左右，因革命各个地方的组织皆有了变动，各处皆发生了骚扰，丁玲女士便同她的母亲，一个年幼弟弟，从安福县逃到比较开通的湘西常德城。常德地方既是她母亲所生长的地方，母亲余姓在常德县又为世家华族，门第极盛，多读书人，丁玲女士的父亲既已死去，故后来事平以后，她们便不再返安福，且在常德住下，成为常德人了。

她的爸爸是个很有公子风度的人物，性格极好，洒脱大方，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按照当时风气，所学的自然是政府经济。回国后却似乎因为眼见到革命一来，由平民成为伟人的虽然不少，但由伟人地位而被别人把头割下的也很多很多。“世乱方亟，不如坐以待时”，这留学生因此就在安福家乡住下，并不作事。这人生平极其爱马，且欢喜健壮的骏马，但驾驭纵之术并非所长，故把马买来时，就只为新来的马匹，配上精美的鞍辔，派遣一个年轻马夫，在前牵着，向城外官道上走去，自己则短装紧裹，手里拿了一条柔皮马鞭，在后边远远跟随。他的行为只在娱乐，行为中就蕴藏了可爱的天真。把马牵到城外去，见有什么陌生人对于马匹加了些称赞，他就同这个人来谈话，若这个人对于纵驰逐尚有些知识，他就请人上马试试。有时谈得十分投机，且见这个人对于这匹马十分称赏，他便提议把这马贬价出让。有时那骑马人决无能力购置一匹良驹，他便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一切行为在他看来皆以为事极平常，毫不稀奇。

她的母亲当时对于丈夫的行为，当然不会同意，但夫妇之间，感情极好，却不因为这类事情，有过一次反目。某一次这个公子把马赠给路人以后，心中异常愉快，含着微笑跑回家中，在书房中卸脱马上戎装时节，作太太的一个，从下人方面把事情问得极其明白，就走过书房来，站在书房门边，含着微笑，问里边的主人：

“大少爷，你那宝马呢？”

“宝马还是宝马！”

“又生翅膀飞了！”

“……”那一方面便带了忸怩害羞的神气，只是微笑，什么话也不说。

轮到作太太的替他作答了，太太说：“宝剑赠与名士，红粉赠与佳人，千里马当然也为一个非常的人骑去了……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的。”

“那在什么地方去了呢？不是‘非常人’把马骑去，还是……”

“不是非常人，只是一个懂马性，不委屈马，不糟塌马的正派人。”

“你让这懂马性的把马骑走了，你这赠马的算是什么人？”

“我算是个很幸福的人。命运里驻定我欢喜作这种事，作过了这种慷慨事情以后，回家来又不至于使你生气。我很快乐。你不是不生我的气吗？”

“生你的气？！我不生你的气，你自己应当生气！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还尽作小孩子事情。也不要因为家里有几亩田，有个好太太，就尽这样慷慨下去！在世界上可做的好事很多，照你说的，去牺牲自己革命、做慈善事业、办学校、把家中这几亩田卖去也不碍事。但拦路赠马的事，可并不在某一本书上找得出这种慷慨的记载。”

沉默了一会，那公子哥儿却说：

“秦琼黄骠马是什么地方来的？我问你。”

等一等作太太的说：

“照你看起来，这世界上好人可太多了，好马却不多，怎么办？”

“我也那么想。我若在蒙古作王公，就……”

“作王公……！”

……

这具有名公子风度的人因病死去时，丁玲女士的年龄还不上十岁。父亲留给她的印象最鲜明处，也就是牵马出城空手归家这样一件事。然而这人大方洒脱的风度，事实上却并不随了死者而消灭，十年后又依然可以从丁玲女士性格发现，成为她一生美丽特征之一点。

当她父亲死去时，家中情形虽不如其他族人那么豪华；当时似乎尚可称为小康之家。那时她还有一个弟弟，作母亲的就教育这两个孤儿，注意这两个孤儿性格与身体的发育，从不稍稍疏忽。作母亲的既出自名门旧家，礼教周至，加之年轻早寡，必须独自处置家事，教育儿女，支配一切，故性情方面，自然就显得坚毅不屈，有些男性魄力。儿女从她身上可以发现父亲的尊严，也可以发现母亲的慈爱，因此使儿女非常敬爱她。她身体既极健壮，又善谈论，思想见解也很有些超常人处，故不独能使儿女敬爱，在社会事业上，也好像是一个自然天生的领袖。但丁玲女士，则后来得于母亲方面的，仿佛不是性格，却是体魄。自小从理智方面看来，虽有些近于母亲，感情方面极偏于父亲。直到十余年后，她的同伴，孤单一人住在上海打发每一个日子，支配她生活上各种行动的，据我看来还依然因为那个父亲洒脱性格的血液，在这个人身体中流动，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出于理智选择者少。

作母亲的把丈夫死去，带了儿女到常德地方寄居以后，日子过得自然寂寞了些。虽外家亲戚极多，或由于一种骄气，或由于别的原因，似乎并不对于外家有何依靠。在寂寞俭省情形中打发了一大堆日子，似乎记起了某一时节同那个欢喜马匹的好人所谈的话：“为国家找寻一条出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办教育，真可谓最好的事业。”自己如今既然寡居，儿女又慢慢的长大了，一面想把自己儿女好好教育出来，一面又还有些亲戚儿女也需要一个较好学校，故在城里办了一个女子小学，城外办了一个男子小学，学校聘请了些由当地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女子，在半尽义务情形下分担各种课程，自己却不辞劳役，总持其事。经济方面虽非完全出自私囊，但多数经费，却必得将这近中年的太太，向各处熟人各处商家奔走募集。丁玲女士所受的教育，就是在她母亲所办的学校起始的。

过不久这一家却发生了一件大大不幸事情，就是那个弟弟在热病中的夭殇。这是一个非常的打击，作母亲的所承受的悲哀分量自然十分沉重，假若身体弱些的妇人，决定是无可救药，随同儿子和丈夫，离开了这个人间。那小孩子的得病似乎就从丁玲传染而起，小孩死去时丁玲也尚未离开险境。当时作母亲的一面料理亡者一面却尽力把病倒的一个治好，等到病倒的一个痊愈时，作母亲的头发白了好些了。

丁玲女士到可以入中学时，便过离常德地方九十里的桃源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肄业。在那女子师范时，学校对于她，同对于任何一个女生那么同样情形，完全寻不出什么益处。学校习气太旧，教员太旧，一切情形皆使人难于同意。她当时在那学校，成绩也并不怎样出众惊人。但在性情上，则在那里将近两年的学生生活中，对于她有了极大的影响。影响她的不是学校教师或书籍，却由于一些日夕相处的同学。那学校设立在湘西，学生大部分多自湘西边境辰河上游各县而来，同时鄂西，川东，黔北，接壤湘境者，由于方便来学的也不少。边地如邻接湖北的龙山，畀连四川的永绥，靠近贵州的麻阳，凤凰，乾城，以及其余各县，由于地方锢塞，苗族杂处，虽各地相去不逾八百里，人民言语习惯，已多岐异不同。女子虽多来自小地主及小绅士同小有产商人家庭中，也莫不个性鲜明，风度卓超。各种不同个性中，又有一极其相同处，就是莫不勇敢结实，伉爽单纯。女子既感情热烈，平时的笑与眼泪，分量也仿佛较之下江女子特多。丁玲女士在学校方面虽然并不学到些什么有用东西，却因为跟这些具有原人朴野豪纵精神的集群过了些日子，不知不觉也变成个极其类似的人了。

这种性情当“五四运动”影响到长沙时，余波所及扩大到了桃源，就使几十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了疯狂。“自觉”与“自决”的名词，“独立互助”的名词，“自由平等”的名词，以及其他若干新鲜名词，在若干崭新的刊物上，皆用一种催眠术的魔力，摇动了所有各地方年青孩子的感情。桃源学校方面，也人人皆感到十分兴奋，皆感到需要在毫无拘束的生活中，去自由不羁勇敢劳作好好的生活。一闻长沙有男子中学招收女生的消息，当时便有若干人请求转入长沙男子中学，其中一个二年级生名蒋的，便是丁玲女士。学校方面对于这件事，自然并不给过什么鼓励，事实上却特别加以裁制与留难。家庭则对于这种办法自然觉得太新了一点，于是一些女孩子，便不问家庭意见如何，不问学校意见如何，跑到长沙读书去了。

她们第一次离开桃源向长沙跑去的同学，似乎一共是四个人，除丁玲女士外，有川东酉阳的王女士，湖南芷江的李女士与杨女士。但到了长沙不久，上海所流行的“工读自给”新空气，在一种极其动人的宣传中，又影响到了几个女孩子。同时长沙方面或者也有了些青年男女不可免避的麻烦，在学生与教员之间发生。几个女孩子平时既抱负极高，因此一来，不独厌烦了长沙，也厌烦了那地方的人。故虽毫无把握，各人便带了几部书，以及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在内河轮与长江轮三等舱中占据了一个角隅，有一天便居然冒险到了上海地方了。

几个人过上海的目的，似乎是入上海大学，那时节的上海大学，有几个教授当时极受青年人尊敬目前还为世人所熟习的名字：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她们一到了上海，自然在极短时间中就同他们认识了。若果不是年龄太小程度不及，便是还有别的问题，她们当时却只入了平民学校。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的。到后来李姓女子得热病死了，杨姓女子回了湖南，四川酉阳王姓女子，同她便过南京去玩了一阵。当时两个人过南京去住，也许只是玩玩，也许想去做工，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照后来情形看去，则两人是极其失望重回上海的。在南京时两人所住的地方，在成贤街附近一个类乎公寓的住处，去南京高师不远，住处必尚有些其他湘籍川籍学生。两人初到南京时，身边还有些钱，故各处皆去玩了一个痛快，但钱一花尽，到后来就只好成天过北极阁晒太阳，上台城看落日去了。两人既同些名人来往，照流行解放女子的习气，则是头发剪得极短，衣服穿得十分简便，行动又洒脱不过，（出门不穿裙子的时节次数一定也很不少，）在住处则一遇哀乐难于制驭时，一定也同男子一般大声的唱且大声的笑。两人既不像什么学生，又不像某一种女人，故住下不久，有一天就得到个署名“同乡一分子”的劝告信，请她们“顾全点面子，不要留到这个地方”。这误会虽由于两人行动洒脱而来，当时两人却十分不平，把住处几个高师学生每人痛骂一顿。那信上的措词大约比我所说还温和一些，她们的责备则又似乎比我所写出的还厉害些。那个写信的人虽近于好事，却并非出自恶意，一骂自然不敢出头了，至于其余那些大学生被骂时，初初还不明白这是什么事情，到后弄明白了，又不知究竟谁写这个信，自然也就算完事了。

但两人当时情形或者也正极窘，想离开南京便无法离开。那王女士本是酉阳地方一个富足油商人家的女儿，父亲那时且为众议院的议员，并不至于使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在外流落，丁玲女士经济情形也不很坏，故两人当时受窘，同“解放”大约多少有些关系。“解放”同“争斗”有不可分离的情形，那时节女孩子既要解放，家中方面虽不能加以拘束，也还能消极否认。否认方法自然便以为暂且停止经济接济，看看结果谁的意见适于生存。两人把手中所有一点点钱用罄后，各处学校去找寻小学教员，却不能得到这种位置。其他粗重工作有些地方虽需要人，但人家一看到她们，即或正需要一个娘姨，也不敢借重这位娘姨了。她们听说有人要绣花工人，赶忙跑去接洽，那主人望望两人的神气，也不敢领教，只好用别的方法说明所雇人业已找到把两人打发走了。既不能好好的读书，又无从得到一个职业，又无其他方面接济，自然就成为流浪人了。

她们又正似乎因为极力拒绝家庭的帮助，故跑到南京做工的。到南京两人所得的经验，在丁玲女士说来，则以为极有趣味。那时节女人若在装扮上极力模仿妓女，家中即不奖励，社会却很同意。但若果行为洒脱一点，来模仿一下男子，这女人便在家中社会皆将为人用希奇眼光来估计了。两人因为这分经验，增加了对于社会一般见解的轻视，且增加了自己洒脱行为的愉快。

当丁玲女士已经作了海军学生的新妇，在北京西山住下，告给我那点经验时，她翻出了一些相片，其中有一个王女士编织绒线的照相，她说那就是初到南京照的。到了那里把钱用尽后，天又落雨极冷，无法出门时，就坐在床上，把一条业已织就多日的绒绳披肩，撤卸下来，挽成一团一团的绒球，两人一面在床上说些将来的梦话，一面用竹针重新来编结一只手套或一条披肩。工作完成以后，便再把它撤散，又把那点毛绳作一件其他东西。当时房东还不很明白这种情形，常用猜询的眼光，注意两个女孩子的工作，有一天，且居然问“为甚么你们要那么多毛绳物事？”两人自然并不告给房东那是反复作着玩玩的行为。房东的神气，以及两人自己的神气，却很温暖的保留在各人印象里。

两人对于贫穷毫不在乎，一则由于年青，气壮神旺，一则由于互相爱好，友谊极佳。但另外必仍然由于读了一些新书的原因，以为年青女子受男子爱重虽非耻辱，不能独立生存则十分可羞，故两人跑来南京，一面是找寻独立生活的意义，一面也可说是逃避上海的男子。当时丁玲女士年龄还不过十七岁，天真烂漫，处处同一个男孩子相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经质的女子，素以美丽著名，两人之间从某种相反特点上，因之发生特殊的友谊，一直到那王女士死去十年后，丁玲女士对于这友谊尚极其珍视。在她作品中，常描写到一个肺病型身体孱弱性格极强的女子，便是她那个朋友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