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几个人准备出版的小刊物，既常在各种想像方便中产生，自然也就得常在各样想像困难问题上夭折。某一时节对于这个刊物十分热心的丁玲女士，刊物引起她的倾心处，与其说是这个人为了身为作家的快乐，却不如说只是这个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一个人决不能永远凭目前一切打发日子下去，目前即是很完美的，总不能不在“未来”与“过去”两种世界里，检选出一些东西，方不至于被当前的习惯所疲倦。且为了点缀当前的生活，也就正需要一点未来过去的理想与同忆！两个人那点过去生活，由于生活距离太远，既不能使两人共同徘徊得到快乐，故两人得常把感情散步到“未来”世界里去。为了方便，未来的生活，两人想得同许多传记上的文人生活一样，那是毫不为奇的。

同时是目前两人生活虽混合了热情与潇洒意味，但两人的年龄，已并不完全是小孩子了。虽狂热中对一切问题皆不大措意，比较冷静时，慢慢的也会感到了爱情不尽是两人亲切无忤的在一块吃喝接吻与拥抱，把生命消磨下去，还应当互相商量互相帮助一同来作点有意思有价值的事情，方不辜负这一个接连一个而来的日子，简单说来，则此后两人生活问题，也需要考虑一下了。

两人已感到要在社会里做点事业，不管所做的是什么事，总得有件事可以去做方好。两人皆有了“职务”与“责任”的欲望，不管推动这欲望的是物质还是虚荣，欲望却已生根长成了的。创作小说近于两人可以携手同时走去的一条大路，故两人便常常凝眸于托尔斯泰，哥德……以及文学史上一切眩目巨人所达的高峰，且作成种种向那高峰努力的姿式与设计。

但当时正是“文学研究会”的庄严人生文学，被“创造社”的浪漫颓废作品所压倒，北京一隅的空气，已开始被悠闲小绅士们所提倡的幽默趣味文学支配，南方革命尚局于广东，上海地方还无征兆可言，一般现象皆转入消沉时节。两人既住在山中，早晚所见到的，不过是雨水，露珠，白白的日头，闪烁的星子，以及沿了西山山脚绵延展开了无数灌木林，傍了灌木林一列一列小石屋里皆住得是没落穷困的旗人。所听得的不过是虫声，鸟声，骆驼铃铎声，驴鸣声，母鸡产卵声。（两人生活中虽常常绝粮，绝粮时便得两人中之一个，用散步方法走进城去押当或告贷，然从这方面所受的刺激，在爱情上已得到了抵销的机会，绝不能改易其人生观。）事实上便是：两人同真实普遍的人生，还依然隔得那么疏远。故两人所打算所准备的将来生活，莫不以个人感情为出发点，而缺少社会普遍出路的意识。要写作，这写作中心，是不能把它从本身爱憎哀乐拉开，移植到广大群众方面去的。

简单说来，就是两人那时节还只明白自己应当如何，方能把自己弄好，并不明白社会应当如何，方能把社会弄好。两人只希望自己将来成就些什么事业，并不希望将来能够替社会做些什么事业。两人这种感情，不独存在于一九二四左右，即到一九二七，从两人生活嗜好上看看，也依然有种种痕迹可寻。两人这种感情不独影响及于当时的生活，还大影响于此后丁玲女士的写作。看看《在黑暗中》书内各个不同篇章中，一贯表现的人物意志与兴味，就可明白这个女作家哀乐所出以及爱憎所止的幅度。按一般经验而言，当时展开在两人面前的世界，并不过于狭窄，为了爱，却把两人感情观念，皆弄得稍窄了。

至于这种感情观念的形成，受新婚爱情拘束以外，似乎就应当是两人书架上那几本书了。在较前一节里，说及这两个人所有书籍时，我曾说过那里有三本特殊的书，一本为《茶花女》，一本为《人心》，一本为《父与子》。我忘了提及一本某一时节为丁玲女士所最称道的书了。这是福禄培尔的《马丹波娃利》，分量沉沉的一本书。她欢喜那个女人。她欢喜那个号称出自最细心谨慎于文体组织与故事结构的法国作家笔下写出的女人，那女人面影与灵魂，她仿佛皆十分熟习。她至少看过这本书十遍。不管本人由于异国知识的缺乏，对于本书有若干语句上的误解，与若干描写上无法理解，她却仍然从这本书中，以及莫泊桑一本《人心》书中，学了许多。她跟那些书上的女人学会了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也跟那些作书男人学会了描写女人的方法。在她初期写作成绩上，加以检察，如《在黑暗中》各篇章，文体的致密，与每个篇章中人物的多情善怀处，任性处，忧郁苦闷处，以及一个男子傍近身边时节，如何应付那些男子处，若不能明白作者每个作品的背景，若不指出她与上述几本书的关系，批评者惟用着冒险粗卤的手段，从本书所表现的去胡乱推论她的为人，可以说是毫无结果的努力。批评过她的作品，且俨然怀了好意去批评她作品的，如钱杏村诸人，就莫不陷入那个错误中，既不明白那些作品中人物型范所自来，又不理解作者在何种时代何种环境里产生她的作品，所知道的实际只那么少，所说的却又必然的那么多，这种印象地得出若干论点，机械地说出若干意见，批评的意义，除了在那里侮辱作者以外，可以说毫无是处。关于她的任何批评，登在什么刊物上，为她所见到时，总常常皱了双眉轻轻地说：

“活在中国许多事情皆算犯罪，但从无人以为关于这种胡说八道的批评文章是罪过。故第一个作了，还有第二个照抄来重作。没有可作了，还在小报上去造谣言增加材料。中国人好讲道德，一个女人不穿袜子在街上走走，就有人在旁批评：‘真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把别人文章读过一篇，就乱来猜一阵作者为人如何，对于社会革命如何，对于妇女职业观如何，胡扯那么一大套，自己既不害羞，旁人也不批评一句‘真不要脸’？”

这个人在各方面皆见得十分厚道，对于文学批评者却一提及时总得皱眉。那原因不是批评者对于她作品的指摘，却常在批评者对于她作品荒谬的解释。一切溢美之辞皆不脱俗气的瞎凑，带着从事商业竞卖广告意义的宣传，她明白这点，加上她还留下了某一次被商人利用而增高其地位的不快印象，故在写作上她日益出名，也日益感到寂寞。一九三零年左右，她有一次被一群青年大学生请去某大学演讲时，到了那里第一句话就说：

“各位欢喜读我的文章，找我来谈谈，可不要因为我怎么样出名，因为我文章得到如何好评而起。请莫相信那些曲解作品侮辱作者的批评文章。我的文章只是为宽泛的人类而写的，并不为寄食于小资本家的刻薄商人方面的什么批评家写的……”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她拟编《北斗》，写信告我一切计划，要我为她向北方熟人找寻稿件时，信中还说：

“我们的批评，只能求诸广大的群众，不在乎一二批评家。”

她欢喜出自各个观点来自各方的批评，却对于所谓批评家的无识与愚笨极其厌恶。这是不是由于每个集子的售出，商人方面莫不给她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以及一般编者对于海军学生的作品淡漠，而影响到她的感情？在这一点上，我已难于寻究较正确的解答了。

关于这个人的创作种子，虽全得海军学生的热情，同着生活的闲暇培养到，稍过数年，终于发生长成，作品印成后，显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使她在胜利中，不能不微笑向老朋友说：“这全是频的成就，没有海军学生也就没有这本书。”然她那创作的勇气，当初数年是常常得在那个海军学生的遭遇中馁去的。海军学生虽勤于写作，对于作品又认真不苟，所有作品在编辑与读者间，似乎就永远不曾得到过所应得的注意。海军学生作品的遭遇，虽曾激动过丁玲女士，使她觉得非努力写作不可，但那种原稿璧还的经验，实在使她有更多机会，把一枝骨杆笔远远摔去，废然而止。说到这件事情时，似乎还应当把日子移后五年或六年，因为这种情形不仅是一九二四，两人在西山小小石屋里住下，那个女作家还被我描写着“每日早晚皆得蹲在廊下用鬼头刀劈柴，又用双手抓煤球放入炉子”时节如此，直至一九二九，那海军学生，尚依然得受书店编辑的刻薄。譬如两人的书想卖去时，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去，两人把文章送去同一地方发表时，海军学生的则常常被退还。因此情形，丁玲女士却有若干业已行将完成的篇章，便在气愤中撕去，行将写出的，也不再能动手写出，这些作品便永远不能与读者见面了。

海军学生从书店编辑方面所得的寂寞，是那么多，但同时对于他也并不是没有益处。那分不公平的待遇，形成海军学生另一时节对于社会已成习气各方面，十分痛恨，且磨砺到这个褊持而又热情的年青人，孕育了他反抗现状的意志和勇气。但对于丁玲女士，则除了使这个女作家不敢动笔以外，另外还得了些希奇经验。海军学生写作的失败，较后一时使丁玲女士常常失去写作的兴味，毁去行将完成的作品，较先一时，则尚影响到她整个生活的目的。

因为海军学生作品无出路，碰壁的经验馁尽了这女作家试作的勇气，丁玲女士一再在“家庭教师”与“私人书记”名分上，找寻过她的职业。两人还在西山时，某一天，丁玲女士看完《茶花女》后，就似真非真向海军学生说出个古怪意见。

“频，你文章写不成功了，我想独自过上海演电影去。等到你写成一本书，且有书店愿意替你付印这本书时，我一定已经成明星了。”

海军学生自然以为这是一个笑话。丁玲女士想把这个意见弄得严重一点，却无其他办法，使海军学生认为问题值得讨论，故到后便小孩子似的，自言自语的说：

“你不相信吗？我要你看将来的事实。”

海军学生这时可说话了。

“你去呀！不碍事，有勇气就去呀！”

但说过这些话后，海军学生却很快乐的笑了。

这个问题并不完全结束在笑话里。当时在西山，在东城公寓，两个人虽常常把这类事情当成笑话说着，这女作家的意思，则似乎当真还以为她成一个明星比成一个作家较有把握。《人心》，《茶花女》，《马丹波娃利》三本书中三个女性，正各自用一种动人的风韵，占据到这个未来女作家感情全部。波娃利夫人对于生活的幻想，充满了这个女作家的头脑，幻想所止，就是那个茶花女玛格俚脱的任性生活，爱情场面，以及特为少女所动心的悲剧结局。再者，假若她自信并不如波娃利夫人那么笨，《人心》一书中某夫人的机智却还可以学习，那么，她是不是还值得去那个广大宽泛人海里，找一份混杂了眼泪与笑乐的崭新生活，冒险证明一下自己的命运？不管海军学生如何永远用幽默的微笑，否认到这种尝试，总而言之，到了第二年，不必那海军学生的鼓励，也不需要其他方面“保可成功”的预期，这三本书中的三个人，帮助她写作以前，却鼓励她跑过上海，试在那新的企图上作失败的试验去了。

关于这次的经验，她虽在一个作品中略略提到，却很少同旁的朋友提到。

六年后，“作家联盟”某次集会里，加入了上海戏剧电影导演者，这导演因久闻丁玲女士的大名，还不曾作第一次的晤面，在会场的一角，经人介绍后，那导演不由得不带一点儿惊讶的神气，轻轻的说：

“我好像见过你，在什么地方？在……”

她明白他那句话的意思，便坦白的笑着：

“先生，我们见过，一定的。也许是两个人，一个是预备作演员前来就教的，一个便是现在的我！”

那导演本来疑心当真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因此一来反而迷惑了。便把圆圆的头昂起，搓着两只大手，不知道怎么样猜这个谜。其实则这谜并不难猜，相信那过去的晤面，且相信她说的那也许是两个人，原来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