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商鞅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农战政策，并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农战的重要性，提出要根据民众在农战中的功绩受官加爵，那些儒生、说客、商人不参加农战，不能受官加爵。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民众不苟且谋求其它事，国家的实力就会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会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豪杰都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专研学习《诗》《书》，追随其它诸候国的权势，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次一点也能得到一个官职；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稿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以上情况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然满了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也不能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么民众就会淳朴专一。民众淳朴专一，那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谈，诡辩的说教来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官职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国家的法规获得。因此这些人进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图谋自己的私利，用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下面卖弄权势，谋取私欲。曲意逢迎君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不会对国家有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爵位和厚禄；私下出卖国家权力就不是忠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追求金钱和财利。如果这样的话，希望升官的下级便说：“财产多了，那么就能得到高官亲安处之。”并且还说：“我不用上金钱财物待奉上级来取得升迁，那么就会像用猫做食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手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想校正弯曲的木材，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到处搜刮钱财来待俸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定。如果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就会卑微，家庭就会贫穷，假如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会考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有才华的杰出人士会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权势；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君主用这种思想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欢卖弄，图谋不轨的人。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到农耕作战上。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而出现一个学《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人搞手工业，那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虚伪的空谈而选用官吏失去了法规。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社会安定；专心务农，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称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现在的国君仅凭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来使用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会根据君主的喜欢爱恨来讨君主的欢心，使官吏处理政务千方百计适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国家选用官吏就没有了法规，这样国家就会混乱，而民众不会专心从事耕作和作战，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的民众从事的其它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芜呢？《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国家注重实力，谨慎地进攻。谨慎地进攻，就一定会兴旺；喜欢空谈的国家轻率地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危险。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并不是能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世上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辩明要领罢了。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多没有掌握要领。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说客七嘴八舌众论不一，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胀脑，国中的民众也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巧辩了，更喜欢从事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寿命很短，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因虫害歉收，几年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一百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虫等害虫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一捆，每家一卷，对治理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是将贫穷变富有，将弱国变强国的办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抛弃空谈，依靠农耕和作战来变贫为富，变弱为强。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头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诸侯国就来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败。这个国家的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想办法了。

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有诚信就容易役使，民众诚实便可以用来守城作战。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那么他们早晚就会都去从事农耕作战。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才能称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赏罚作为教育民众的辅助手段，所以对民众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国家也就会有成绩。

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办法，所以不等君主实行赏罚民众便亲附于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禄而民众便从事农战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罚而民众就拼死效命了。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但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面临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用于防御的设施，考察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付外来的战事，这样灾难就可以消除了，而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清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民众学习那些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让他们专心于农耕，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絮烦无有的言谈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的辩说，不去探求这些言谈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学习他们。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普通人喜欢这么做，王公大臣高兴他们这样。因此国中民众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懈怠，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风，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高谈阔论。民众放弃农耕，改为靠高谈阔论吃饭，并且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就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原因。如果国家凭空谈使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开疆辟土，只有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靠专心于农耕和作战，集中民众的力量罢了。

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胮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酟、苝雛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酟、苝雛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