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当向各位老同事、老同学作学术讲演。今天早晨八点钟出席司法节纪念会，要我说话，我便提出严重的抗议，我说：“自从回到祖国来，差不多两个月了，天天被剥夺不说话的自由，希望保障我不说话的自由，也是自由了。”刚才朱骝先院长讲到大陆上今天有许多朋友、同事、同学感到精神上的苦痛。我那天在北大同人茶会上说：我们看到大陆上许多北大的同仁要写坦白书，老朋友钱端升自白书有这样一段话：“除了宣告胡适之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要进一步清算蔡元培的思想。”蔡先生【今天大陆上不敢称蔡先生直呼其名】的思想，是怎样的呢？一个是思想自由，一个是学术平等。这种思想，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料今天大陆上列在清算之列。

今天我很高兴得蔡先生84岁诞辰纪念会。朱先生要我作一个学术讲演。在匆忙中，不容易想到一个题目。多少年来钻牛角尖，作《水经注》考证；但这个问题，在民国38年蔡先生的纪念会上曾经讲过——整理四百年来《水经注》成绩的小史——不能再讲了。临时想了一个题目——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客中没有带书；年纪大了一点，记忆力又差，说得不对的地方，还希望诸位先生改正。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也是二十多年前常常想到的一个题目。禅宗史，从前认为没有问题；等到25年以前，我写《中国思想史》，写到禅宗的历史时，才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那样简单。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是不可靠，寻找可靠的材料很困难。前次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曾提到26年前到处去找禅宗史料一段故事。25年以来，禅宗史料慢慢出来了。大部分出自敦煌，一小部分出于日本，因为日本在唐朝就派学生，尤其是佛教的学生，到中国来求学。由唐到五代，到宋，到元、明，每代都派有学生来。当时交通不方便，由中国拿回去的书籍，称为舶来书，非常宝贵，保存得格外好。我搜求禅宗史料，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图书馆看到敦煌出来的材料，许多是8世纪同9世纪的东西，里面有神会和尚语录一卷。我把这材料印出来以后，日本学者乃注意这个问题，搜求材料，也发现一种神会的语录，还有很重要的楞伽宗的材料。我曾经发表几篇长文章，在《中央研究院季刊》中发表的是《楞伽宗考》。

这个宗派是从梁【南北朝】到唐朝中叶很大的一个宗派，是禅宗的老祖宗。在南方，禅宗最早的一个，是广州一个不识字的和尚慧能，大家称为六祖。《六祖语录》【《坛经》】从敦煌石室出来的，可算是最古的本子，唐朝年间写的。我看到这个本子不久，收到日本学者印的48尺长的卷子本。这个卷子本是日本翻印中国本子的。现在中国的那个原本没有了；日本翻印本也只有一本在和尚庙中保存着。这两个本子都是古本；拿来与现在通行的《坛经》比较，大有出入。现在通行的《坛经》是根据一个明朝的版，有22000字，最古本的《坛经》只有11000字，相差一倍。这多出来的一半，是一千年当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里面的。日本发现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14000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3000字。我发现这些新的材料，对于禅宗就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仔细研究敦煌出来的11000字的《坛经》，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6000字，其余都是在唐朝稍后的时候加进去的。再考这6000字，也是假的。

所谓新看法与老看法有什么不同？老看法说：印度有二十八个祖师，从释迦牟尼起。释迦牟尼有一天在大会场上，拿了一枝花说话。大家不懂什么意思。其中有一个大弟子大迦叶懂了，笑了一笑。释迦牟尼看到他笑，便说大迦叶懂了我的意思。禅宗就是这样开始的，由释迦牟尼传给大迦叶，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到菩提达摩，变成了中国禅宗第一祖。每一代都有四句五言秘密传话偈。不但如此，二十八代以前还有七代佛，一代一代传下去；也是一样有四句七言偈。菩提达摩到在中国后，传给慧可，慧可传僧粲，僧粲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是第五祖。

当第五祖弘忍将死的时候，把他的一班弟子叫来说：你们中真正懂得我的意思的，可以写个偈语给我看；如果我觉得对了，就把我的法传给他，而且还要把多少代祖师传法的袈裟给他，作为传法的证件。于是弘忍最著名的弟子神秀在墙壁上题了一偈。大家看了，都说我们的上座【大弟子】答对了。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在厨房中舂米。他听到神秀的传心偈，就跑出来说，我们的上座没有通，我通了。于是那个不认识字的厨房小和尚——大家称为“獦獠”的——慧能，也做了一首偈，请人家写在墙上。老和尚一看，就说也没有通，把它擦掉了【怕他被人杀害】。但是到了半夜，把窗子遮起来，把他叫来，秘密的把法传给他，并且把袈裟也传给他。慧能因此就成为禅宗的第六祖。神秀后来到北方去，成为禅宗的北宗；慧能在南方广州韶关一带传道，为禅宗的南宗。

慧能传了很多弟子；当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一是江西吉州青原山的行思，一是湖南的南岳怀让。后来的禅宗五大宗派。便是从怀让与行思二人传下来的。从来没有提到神会和尚，这个传统的老看法的禅宗史是很简单的。从印度28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每一代到老的时候就写了偈语，传了法，又传了袈裟。这样整整齐齐的每代都做了四句五言诗，甚至在几万年前老佛祖传世时也做四句七言诗；这很可以使人怀疑。我想这是不可靠的。新的看法，禅宗是一个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佛教史上一个很伟大的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革新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革命运动。

这个革新运动的意义是什么呢？佛教革命有什么意义？这个可以分为两层来说。第一个意义是佛教的简单化、简易化；将繁琐变为简易，将复杂变为简单，使人容易懂得。第二个意义是佛教本为外国输入的宗教，而这种外来的宗教，在一千多年是佛教本为外国输入的宗教，而这种外来的宗教，在一千多年中，受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慢慢的中国化，成为一种奇特的，中国新佛教的禅学。这两个意义在公元8世纪初，唐朝武则天末年开始。简单说，从公元700年至850年，在这一百多年中，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禅宗极盛的时期。这在中国佛教中是一个大的运动，可以说是佛教内部革新的运动。这个新的佛教，在印度没有。这是中国佛教中革新运动所成就的一种宗教，叫做禅宗，也叫做禅门。

中国佛教革新运动，是经过很长时期的演变的结果；并不是广东出来了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做了一首五言四句的偈，在半夜三更得了法和袈裟，就突然起来的，它是经过几百年很长时期的演变而成。这个历史的演变，我现在打算把它简单的叙述出来。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禅与印度禅的不同。在未说印度禅之前，我要将我们中国宗教的情形略作叙述。我们古代宗教是很简单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虽然已有很高文化，在道德、伦理、教育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各方面，我们已有很高的水准，一一但是宗教方面却非常简单。当时只相信一个“天”，或许是高高在上的天，或许是上帝。这苍苍之天与主宰的上帝，是第一个崇拜的对象。其次是崇拜自然界的大力量。认为日月天地都有一种神的存在。第三是崇拜祖先。第四是在宗教崇拜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在佛教输入以前我们的祖宗没天堂与地狱的观念，宗教原是非常简单的。印度教输入以后，他的宗教不但表“天”，而且有三十三重天；不但有地狱，而且有十八层地狱，甚至有十六乘十六、再乘十六层的地狱，一层比一层可怕。这样复杂的情形，的确可以满足人民对于宗教的欲望的。结果，我们原有简单的宗教，与它比较以后，就不免小巫见大巫，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佛教中人把印度看做西天，看作极乐的世界。都是由于佛教的崇拜。

中国和尚看到这样复杂的宗教，便想到：是不是有法子找出一个扼要的中心呢？于是，头一个运动就是把佛教的三个大部门“戒”、“定”、“慧”中的“定”特别提出。“戒”就是规律，有五百戒，五千戒，是很繁琐的。“定”就是禅示中的“禅”，就是怎样控制心，也就是“定心息虑”。“慧”就是智慧，是理解。中国佛教徒将佛教三个大部门中的“定”拿出来，作为佛教的中心，包括“戒”、“慧”以及一切在内。因为打坐的时候，可以控制人的呼吸，然后跟着呼吸控制到身体，然后控制心灵的活动，到了欲望来的时候，或且想到人生许多快乐的事情，就要靠“智慧”来帮助。

譬如说：想到男女爱情的时候，要想到她并不是漂亮的，而是一袭漂亮的衣服中，一块皮包着206块骨头，以许许多多的骨节接连起来的，以及肉和血等；到了死了以后，流出了血、脓、蛆。一个漂亮的女人也不过是很难看的一堆骨、血、蛆。这样一想，什么欲望都没有了。这是以“慧”助“定”，来控制“不净观”。还有是以“空观”来控制的，譬如说：两个人互相咒骂。挨骂了，生气了，要懂得“空”的哲学【佛教的根本哲学】，把一切看作地水火风的偶然凑合。“骂”是一种声浪，是地水火风暂时凑合发出的声浪，分散了便归乌有。骂的人和被骂的人，都是这四大凑合，如果都是“空”，没有他，没有我。作如是想，便不会生气了。

把“禅”包括“戒”、“定”、“慧”，而以“禅”为佛教中心，是把印度佛教简单化的第一时期的方式。

不久，仍旧觉得这个“印度禅”还是繁琐的。如坐禅要做到四禅定的境界，要做到四无色定的境界，最后要能达到最高的目标——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能游行自在，能见千里外的事物，能闻千里外的声音，能知他人的心思，能知过去未来，等等。这些繁琐的所谓最高境界，拆穿西洋镜，却是荒唐的迷信。于是进一步的革新到“净土”的“念佛”法门。

5世纪初期，庐山高僧慧远，开始接受印度中亚细亚传人的《阿弥陀佛经》；不要一切繁琐的坐禅仪式，只要你心里相信，有“净土”的存在。“净土”是天堂；天堂里有四季不谢之花，有八节长青之草，琉璃世界，有无量寿，有无量光。

以后慢慢演化到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即崇拜的意思】。只要你念千万遍，在临死前你必能看到净土的美丽世界，必有人来接引你到这美丽的世界里去。

5世纪中叶，苏州有一个道生和尚，他对中国古代老庄的思想，特别有研究。他头一个提出“顿悟”的口号。不要念经，不要坐禅，不要持斋拜佛，以及一切繁琐的步骤，只要有决心，便可以忽然觉悟。这与欧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间接的与上帝接触，变为直接的回到个人的良知良心．用不着当中的媒介物一样。到过苏州的人，都知道虎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这个顿悟的学说，是以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提出的一个改革。我们看看道生的书，就可以看出他有很浓厚的道家的思想了。

从5世纪末叶到6世纪初年【公元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中国传教时期。传说他到广州是梁武帝时代；经我考证，不是梁武帝时代来的，而是刘宋明帝时来的。有人说他到中国9年回国，或死了；实际他是由宋经齐梁，在中国居住了50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轻时就有很多胡须，所以冒充150岁。他到中国创立一个宗派——楞伽宗；认为用不着佛教许多的书，只要4卷《楞伽经》就够了。这是印度和尚把佛教简单化的一个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样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众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睡则卧于破烂的古墓中。自达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头陀苦行”的和尚。【头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称，即自己毁坏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诗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

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下诏召请一个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来。他那时已九十多岁了。他是全国闻名的苦修和尚。他由湖北经洛阳，到两京时，武则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见其声望之大。他在两京住了6年就死了【公元706年】。在那个时期里，他成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死后，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当时的大名人张说给他写碑，叙述他是菩提达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受帝后尊崇。这个时期，是楞伽宗的极盛时期。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忽然有一个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会，出来公开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指明达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传法弟子。而慧能和神会是主张顿悟的，有人对神会和尚说：“现在是神秀普寂一派势焰薰天的时候；你攻击他，你不怕吗？”神会回答说：“我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那时神会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从公元734年到755年，这20多年间，神会敢出来和全国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战，说出许多证据，攻击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并且为人佩服：这是为他可以举出弘忍半夜传给他老师的袈裟为证的缘故，那时神秀已死了，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死于739年】、义福【死于732年】又先后死了，没有人和他反辩。反对党看他的说法很动人，却害怕起来，于是告他聚众，图谋不轨。经御史中丞卢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将神会贬逐南方。最初由洛阳贬逐到江西弋阳，以后移到湖北武当、襄阳、荆州等地。三年中贬逐四次。可是反对党愈压迫，政府愈贬逐，他的声望愈高，地位愈大！

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由河北打到两京【洛阳、长安】，唐明皇狼狈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儿子肃宗出来收拾局面。由郭子仪、李光弼两将军逐步收复两京。这时神会已经回到洛阳，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来帮忙政府筹款。当时政府筹款的方法是发行度牒。但是推销度牒有二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须有人花钱买度牒和尚。这都需要有人出来传道劝说。神会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听众，遂由他出来举行布道大会，推行“救国公债”。结果大为成功；善男信女都乐意舍施，购买度牒。皇帝以神会募款有功，敕令将作大匠日夜加工，为神会兴建寺院。不久，神会圆寂；时在上元元年【760年】，神会年93岁，敕谥为“真宗大师”。神会死后6年【德宗真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禅宗法统问题。经许多禅师考虑的结果，承认神会为七祖，也就是承认他的老师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胜利。

这70年来，在没有正式承认神会为七祖以前，社会上的知识阶级，已经受到神会的影响，杜甫的诗有“门求七祖禅”的话；那时虽未正式承认七祖，已承认七祖禅了。在神会最倒楣的时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维，应他的请求作了《能大师碑》，明认慧能为弘忍传法弟子，得了“祖师袈裟”。王维所写的这个碑，后来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是证明当时社会里已有这个新禅宗的看法。

当神会说法时，曾经有人问他：“菩提达摩是第一祖，由菩提传到慧能是第六祖；那么在印度又传了多少代呢？”关于这件事，现在文件中发现所谓二十八祖，固然是个笑话，就是神会的答复，也是一个大笑话。他说：“在印度传了八代。”传一千多年，只传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达摩和达摩多罗两个人弄成了一个人，所以说出八代。究竟有几代？说法不一。有说二十四代，有说二十五代，有说二十六代，有说二十七代，甚至有说五十一代的：这都是他们关起门捏造出来的祖宗。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要说他的老师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几代传下的，这是一个不能解决、无法审问的千古疑案。

最后，我们看一看，神会革命胜利成功的禅宗是什么？为什么要革新？为什么要革命？从我在巴黎发现的敦煌材料，和以后日本学者公布的材料【这两个材料比较起来，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后面多】看起来，我们知道神会的学说主张“顿悟”。“顿悟”，是一个宗教革命。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人也是这样。“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神会学说的第二个主张是无念，“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譬如商朝的傅说，和周朝的太公，一个是泥水匠，一个在水边钓鱼的人，一时机会来了，一个贫苦的人一跳而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担负国家的重任：这叫做世间的不可思议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议事；所谓顿悟，就是一日豁然顿悟。中国有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着苦修！这是神会积极的思想。

消极方面，神会是反对坐禅，反对修行的。他说，“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禅。”“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祸福善恶，皆不离妄心。”凡是存着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神会的这种宗教革命思想，在当时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会一个人打出来的，神会只是当时的“危险思想”的一部分。但神会的功劳特别大。因为神会是宗教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财政家，可说是个革命家；他懂得用什么武器打击敌人，使他的宗教革命运动得到成功。

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8世纪到9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这种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最值得我们参考比较的，就是在《唐文粹》这部书中，有梁素《天台通义》的一篇文章，痛骂当时的危险思想；说这样便没有佛法，没有善，没有恶了。从这反对党的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思想，的确是佛教中一种革命的思想。

还有一种材料值得我们注意的。9世纪中叶【公元841年】，宗密和尚【一个很有学问的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禅宗和尚《语录》。可惜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只存留一篇序文，长达万字，讲到从8世纪到9世纪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宗密把当时佛教宗派大别为禅门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绝无寄宗，三是直显心性宗。二三两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会许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禅源诸诠集都序》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神会以外，还有许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现在佛教中，还有一部《圆觉经》。这部经大概是伪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这只有一卷的经，他却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圆觉经大疏钞》。这里面有很多禅宗历史的材料。

刚才讲的是佛教内部的革命。最后要讲经过外面摧残的史实。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是摧残佛教最厉害的一年。唐朝学者——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是公元824年的事情；经过21年，到武宗时竟实现。当时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毁招提兰若【私造寺】四万余区，迫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佛教经典石刻都被毁弃：这是历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毁坏。

后来武宗死了，他的兄弟做皇帝，信仰佛教，却是没有办法恢复旧观，因为经过这样大的变化以后，寺院的几千万顷田产被没收，十多万男女奴隶被解放；要恢复堂皇的建筑，没有钱怎样能做到？在这个环境下，只有禅宗派不要建筑。在9世纪中叶，佛教出了两个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灵济和尚。我们看他的语录，充满了“呵佛骂祖”的气味。举例说：古时一位秀才到庙里去，和尚不大理会招待；府台大人到了，和尚却率领徒众欢迎。等到府台走了，这位秀才问他：佛教是讲平等的，为什么这样对我？和尚回答说：我们是禅门；招待就是不招待，不招待就是招待。这位秀才掴了他一掌。和尚问他，你怎么打人。他回答也是说：打了就是不打。从敦煌所保留的《语录》看来，才晓得真正呵佛骂祖时代，才知道以后的《禅宗语录》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佛教极盛时期【公元700—850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偶然的。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

佛教的革新，虽然改变了印度禅，可是仍然是佛教。韩退之在《原道》一千七百九十个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学、诚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个人作罗汉，不是讲出世的；他是有社会和政治的目标的。诚意、正心、修身，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做罗汉，不是出世的。这是中国与印度的不同。韩文公以后，程子、朱子的学说，都是要治国平天下。经过几百年佛教革命运动，中国古代的思想复活了，哲学思想也复兴了。这段故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新的看法。

【载于台北《中央日报》1953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