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论文名著序

古人不以文名家，文即语言辞命之载于竹帛者也。故间有论之者，皆零星而不成篇。汉扬雄尝自悔所作，有似雕虫之技。其《法言》、《吾子》篇中，深以淫丽为戒，殆可谓论文篇章之嚆矢矣。魏晋以后，文笔寖盛，推论渐详。而梁刘勰之《文心雕龙》，尤卓然为古今论文专书之冠。降及唐宋，论文之语，多托之书牍。或指示途径，或摘抉利病。要多原本经史，折衷韩、欧，与六朝文人持论之境域，少变异耳。清自方、姚起于桐城，古文中乃有文派之争。阮氏力阐文笔之说，而骈散复见对垒。惟李兆洛《文钞》一书，持论平允；朱一新《答问》，更指示切近。然大率皆各有所明，互为补苴。故今特采自汉扬雄以下，迄于清季，不分门户，第择其论述之尤笃实者，按时编录，俾读者详究乎斯文之源流正变，而审其工拙得失之由，庶不致盲从附，遗笑于大方之家。都计为篇若干，若其已见于《古文十七家》者，则不重及；其未见者盖又不徒以论文胜，即就其词章而言，以之补续历代各家名文之未备，亦未始不可为其讽诵揣摩之轨范焉。

扬雄

小传见《古文十七家》

吾子篇 法言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

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曰：“狴犴使人多礼乎？”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问：“苍蝇红、紫？”曰：“明视。”问“郑、卫之似？”曰：“聪听。”

或曰：“朱、旷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

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

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

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或问：“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欤？”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逦迤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山陉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曰：“子户乎？”曰：“户哉！户哉！吾独有不户者矣。”

或欲学苍颉、史篇。曰：“史乎！史乎！愈于妄阙也。”

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圣人虎别，其文炳也；君子豹别，其文蔚也；辩人狸别，其文萃也。狸变则豹，豹变则虎。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君子言也无择，听也无淫。择则乱，淫则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较且易也。

或曰：“童而习之，白，纷如也，何其较且易？”曰：“谓其不奸奸，不诈诈也。如奸奸而诈诈，虽有耳目，焉得而正诸？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绿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纻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简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见也，法而易言也。震风陵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后知圣人之为郛郭也。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

王充

王充，后汉，上虞人，字仲任，师班彪，博学强记，仕为郡功曹，以敷谏诤不合，去。著《论衡》八十余篇，其言多警切新颖，蔡邕尝祕之以为谈助。

论文四则 集录《论衡》

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晥者，大夫之箦，曾子寝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愚杰不别，须文以立折。非唯于人，物亦咸然。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土；人无文，则为朴人。土山无麋鹿，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号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张良当贵，出与神会，老父授书，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图；洛灵，故出书。竹帛所记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箴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

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朕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义可晓。

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趍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有是言也。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

王逸

王逸，后汉，宜阳人，字叔师。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其集。

《楚辞章句》序

叙曰：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布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浚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魏文帝

小传见《历代各家名文》。

论文 典论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饥于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陆机

小传见《历代各家名文》。

文赋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以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帛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与愈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技，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鲜。

或仰偪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

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

或奔放以谐合，务嘈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

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虽濬发于巧心，或受于拙目。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于短韵，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惧蒙尘于叩缶，顾取笑乎鸣玉。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驭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挚虞

挚虞，晋，长安人，字仲洽，才学博通，举贤良。武惠间擢太子舍人，历光禄太常卿。怀帝时，京洛荒乱，以馁卒。著有《文章志》，论者谓为总集之权舆，今已不传。又有《文章流别论》，亦残缺，《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其集。

文章流别论十一则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客。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

颂

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也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诗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鼠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七发

《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蹙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引，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梁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崔骃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呜呼！扬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岂不谓义不足而辨有余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

赋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词》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雄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之为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

箴

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箴》、《十二官箴》而传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弥缝其阙，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为之解，署曰《百官箴》。

铭

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器铭之佳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杌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砚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钟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平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而润色，言可采录。

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祯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

若《解嘲》之弘缓优大，《应宾》之渊懿温雅，《达旨》之壮厉慷慨，《应间》之绸缪契阔，郁郁彬彬，靡有不长焉者矣。

图谶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纵横有义，反覆成章。

碑铭，古有宗庙之碑，后世立碑于墓，显之衢路，其所载者铭辞也。

沈约

沈约，南朝梁，武康人，字休文，仕宋及齐。武帝篡齐自立，为尚书仆射，迁尚书令。卒年七十三，谥隐。约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时取则。时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又撰《四声谱》，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今不傅。有《晋书》、《宋书》、《齐纪》及《文集》等书。

谢灵运传论 宋书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耳。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玄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元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萧统

萧统，南朝梁，兰陵人，字德施，武帝长子。生而聪睿，读书过目皆忆，天监中立为皇太子。东宫有书三万卷，引纳贤士，相与商搉古今，一时名才并集。所撰《文选》一编，裒集秦汉以来诗文甚富，实为见行总集之祖，自唐以来，皆宝重之。年三十一而卒，谥昭明。有《文集》及《文苑英华》等书。

《文选》序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一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梁简文帝

梁简文帝，名纲，字世缵，武帝第三子，昭眀太子母弟也。武帝崩，即位。时政权悉属于侯景，帝为景所废，寻更害之。在位凡二年，帝识悟过人，文章富丽，所为诗自谓伤于轻艳，当时号为宫体，有《文集》。

与湘东王论文书

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阁笔，有惭伎痒，更同故态。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

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分肉于仁兽，逞却歩于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耳。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

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刘勰

刘勰，梁，莒人，字彦和。天监中兼东宫通事舍人，笃志好学，昭明太子深爱接之，撰《文心雕龙》十卷，沈约谓其深得文理。清《四库简明目录》曰：是书分上、下二篇，上篇二十有五，论体裁之别；下篇二十有四，论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为二十五篇。其书于文章利病，穷极微妙。挚虞流别，久已散逸；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后出家为沙门，改名慧地。

征圣 《文心雕龙》，下并同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鉴周日月，妙极〔疑作几〕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传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

宗经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诂训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剬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赞曰：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遯心。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顾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体性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斲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才性异区，文辞繁诡。辞为肤根，志实骨髓。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风骨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骋。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情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华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彩明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谟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声律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商徵响高，宫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摘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凡声有飞沈，响有动静，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一。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赞曰：标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

章句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为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夫裁文匠笔，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明，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体之篇，成于两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赞曰：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环情草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丽辞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

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佩。

夸饰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且夫鸮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以垂宪草。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案本赋作焦明〕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不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校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娈彼洛神，既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暌剌也。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轩翥而欲奋飞，腾掷而羞跼步。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

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

赞曰：夸饰在用，文岂循检？言必鹏运，气靡鸿渐。倒海探珠，倾昆取琰。旷而不溢，奢而无玷。

练字

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輶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周礼》保氏，掌教六书。秦灭旧章，以吏为师；乃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

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

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仓颉》者，李斯之所辑，而《鸟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

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字形单复，妍媸异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据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讻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

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子思弟子，“于穆不祀”者，音讹之异也；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

赞曰：篆隶相熔，《苍》、《雅》品训。古今殊迹，妍媸异分。字靡异流，文阻难运。声画昭精，墨采腾奋。

养气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但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时序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日韦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竟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厎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潭，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迭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制辞，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徘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至明帝纂戎制，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赋辞，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繁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飏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旷焉如面。

颜之推

颜之推，北朝齐，临沂人，字介。初在梁，后奔齐，官黄门侍郎。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寻卒。之推博览群书，词情典实。著有《家训》传世。论学评文，皆颇可观。

文章篇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童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厌；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诃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号》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着《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馀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慰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王通

王通，隋，龙门人，字仲淹，隐居河汾，受业者千余人。卒年三十五，谥文中子。著有《中说》等种。

论文九则 论诗语附集录中说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房玄龄问史。子曰：“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问文。子曰：“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子谓荀悦：“史乎史乎？”谓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

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

薛收问《续诗》。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

薛收问曰：“今之民胡无诗？”子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

柳冕

柳冕，唐，河东人，字敬叔，芳之子。博学富文辞，世为史官，父子复并居集贤院。贞元中，以言论剀切，当道恶之，出为婺州刺史，寻徙福建观察使，卒。

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

别后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兴尽。日为外事所挠，有笔语两大卷，或不得已而为之，或有为而为之。既为颇近教化，谨录呈上，望览讫一笑。

夫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故君子感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乱之本。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故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陈，三变以至衰弱，嗟乎！《关雎》兴而周道盛，王泽竭而诗不作，作则王道兴矣。天其或者肇往时之乱，为圣唐之治，兴三代之文者乎！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尽先王之教？在吾子复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顿首。

与徐给事论文书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

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为《大人赋》以讽，帝览之，飘然有凌云之气。故扬雄病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于劝也。”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也。雄虽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贾生、董仲舒而已。

仆自下车，为外事所感，感而应之，为文不觉成卷。意虽复古而不逮古，则不足以议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见古人之心，在于文乎？苟无文，又不得见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裴度

裴度，唐，闻喜人，字中立。贞元进士，累官中书侍郎，以讨平淮蔡策勋，封晋国公，加中书令。正色立朝，言无不尽，以身系天下安者三十年。后因阉宦擅权，力请罢职。治第东都，作别墅曰“绿野堂”。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等觞咏其间，不问世事。卒谥文忠。

寄李翱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书札，兼获所贶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尽窥见。若《愍女碑》、《烈妇传》，可以激扬教义，焕于史氏。《钟铭》谓以功伐名于器，非为铭；《与弟正辞书》谓文非一艺，斯皆可谓救文之失、广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

然仆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于学而好于文也，就六经而正焉。故每遇名辈，称弟不容于口，自谓弥久，益无愧词；窃料弟亦以直谅见待，不以悦媚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万一耳。若弟摈落今古，脱遗经籍，斯则如献白豕，何足采取？若犹有祖述，则愿陈其梗概，以相参会耳。

愚谓三五之代，上垂拱而无为，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渐被于天地万物，不可得而传也。夏、殷之际，圣贤相遇，其文在于盛德大业，又鲜可得而传也。厥后周公遭变，仲尼不当世，其文遗于册府，故可得而传也。于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一日失之，败乱至矣。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相如、子云之文，谲谏之文也，别为一家，不是正气。贾谊之文，化成之文也，铺陈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马迁之文，财成之文也，驰骋数千载，若有余力。董仲舒、刘向之文，通儒之文也，发明经术，究极天人。其余擅美一时，流誉千载者多矣，不足为弟道焉。然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谟、训、诰、《文言》、《系辞》、国风、雅、颂，经圣人之笔削者，则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细入无间，而奇言怪语，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后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请问于弟，谓之何哉？谓之不可，非仆敢言；谓之可也，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于止乎？若遂过之，犹不及也。

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则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远关经术，然后骋其材力哉？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庶几高明，少纳庸妄，若以为未，幸不以苦言见革其惑。惟仆心虑荒散，百事罢息，然意之所在，敢隐于故人邪？

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弟索居多年，劳想深至，穷阴凝冱，动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欢，出参帷幄之画，固多适耳。昨弟来字，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复能从故人之所勖耳。但寘力田园，省过朝夕而已。然待春气微和，农事未动，或当策蹇谒贤大夫，兼与弟道旧。未尔间犹希尺牍。珍重，珍重。力书无余。从表兄裴度奉简。

李翱

李翱，唐，赵郡人，字习之。贞元进士，官国子监博士史官修撰，卒谥文。翱学古文于韩愈，持论率有根柢。清储欣因明茅坤之《唐宋八家文钞》，定为《唐宋十家全集录》，即益以翱及孙樵二家。后高宗辑《唐宋文醇》，又因储书而芟订之，仍为十家，可以知翱文之所至矣。有《李文公集》。

答王载言书

翱顿首：足下不以某卑贱无所可，乃陈词屈虑，先我以书，且曰：“余之艺及心，不能弃于时，将求知者。问谁可，则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过也；足下因而信之，又过也。果若来陈，虽道备德具，犹不足辱厚命。况如翱者，多病少学，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虽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陈其所闻。

盖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接众莫如弘，用心莫如直，进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择友，好学莫如改过，此闻之于师者也。相人之术有三，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设之以事而察其厚薄，问之以谋而观其智与不才，贤不肖分矣，此闻之于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肠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书》曰：“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

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郭，犹犬羊之郭。”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惟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谷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也。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师之名门人验也。夫子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婴平仲。《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验也。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又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游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是称于师，虽朋友亦名验也。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曰德、爵、年，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书曰：“韦君词，杨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先后也，而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窃惧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韦践之与翱书，亟叙足下之善，故敢尽辞，以复足下之厚意，计必不以为犯。李翱顿首。

皇甫湜

皇甫湜，唐，新安人，字持正。元和进士，仕至工部郎中。湜与李翱皆韩愈弟子，其文各得一体。愈文谨严而奇崛，翱得其谨严，而湜得其奇崛。有《皇甫持正集》。

答李生第二书

湜白：生之书辞甚多，志气甚横流，论说文章，不可谓无意。若仆愚且困，乃生词竞于此，固非宜。虽然，恶言无从，不可不卒，勿怪。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文言之失也。

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传》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视何如哉？《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为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元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

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按司马迁传屈原曰：“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生当见之乎！若相如之后，即祖习不暇者也。岂生称误耶？将识分有所至极耶？将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雠嫉之耶？其何伤于日月乎！生笑“紫贝阙兮珠宫”，此与《诗》之“金玉其相”何异？天下人有金玉为之质者乎？“被薛荔兮带女萝”，此与“赠之以芍药”何异？文章不当如此说也，岂谓怒三四而喜四三，识出之白而怪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长本非长，短形之则长矣；虎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仿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学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是不根者也。生称以“知难而退为谦”。夫无难而退，谦也；知难而退，宜也，非谦也；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生以一诗一赋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为事，不当以进士冠姓名也。夫“焕乎”“郁郁乎”之文，谓制度，非止文词也。前者捧卷轴而来，又以浮艳声病为说，似商量文词，当与制度之文，异日言也。

近风教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传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问于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复，不能尽，不宣。湜再拜。”

李德裕

李德裕，唐，赞皇人，字文饶。少力学，卓荦有大节。敬宗朝为牛僧儒等所摈，不得进。后相武宗，当国六年，藩镇之乱渐清。宣宗立，为忌者所构，贬卒，年六十三。有《会昌一品集》。

文章论

魏文《典论》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斯言尽之矣。然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悦闻；如中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之者不厌。从兄翰尝言:“文章如千兵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盖谓是也。

近世诰命，惟苏廷硕叙事之外自为文章，才实有余，用之不竭。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切，重轻为既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夫荆璧不能无瑕，隋珠不能无颣，文旨高妙，岂以音韵为病哉！此可以言规矩之内，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较其师友，则魏文与王、陈、应、刘讨论之矣。江南唯于五言为妙，故休文长于音韵，而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不亦诬人甚矣！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于音韵〔曹植《七哀》诗有徊、泥、谐、依四韵，王粲诗有攀、原、安三韵，班固《汉书赞》及当时辞赋多用协韵，“猗与元勋，包汉举信”是也〕；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只耦〔《文选》诗有五韵、七韵、十一韵、十三韵、二十一韵者。今之文字自四韵、六韵以至百韵，无有只者〕。故篇无定曲，辞寡累句。譬诸音乐，古词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丝竹鞞鼓，迫于促节。则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

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骚》，模写古人，何足贵也？余曰：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余尝为《文箴》，今载于此。曰：

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

此为文之大旨也。

杜牧

小传见《历代各家名文》。

答庄充书

某白庄先辈足下：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圜阓，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为之不已，资以学问，则古作者不为难到。今以某无可取，欲命以为序，承当厚意，惕息不安。复观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诗》、《书》、《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说，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于世，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后世也。自两汉以来，富贵者千百，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马迁、相如、贾谊、刘向、扬雄之徒，斯人也岂求知于当世哉？故亲见扬子云著书，欲取覆酱瓿，雄当其时，亦未尝有夸目。况今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难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孙樵

孙樵，唐，关东人，字可之。大中进士，僖宗时官职方郎中上柱国。为韩愈三传弟子，故其文具有典型，惟刻意求奇，不及愈之自然高古耳。有《孙可之集》。

与王秀才书

太原君足下：《雷赋》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参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辞甚奇。如观骇涛于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诚谓足下怪于文，方举降旗，将大夸朋从间，且疑子云复生，无何足下继以《翼旨》及《杂题》十七篇，则与《雷赋》相阔数百里。足下未到其壶，则非樵所敢与知；既入其城，设不如意，亦宜上下铢两，不当如此悬隔。不知足下以此见尝耶？抑以背时戾众，且欲饣甫粕啜醨，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则浅，而徇人反深？

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措词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前辈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讵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

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然樵未始与人言及文章，且惧得罪于时。今足下有意于此，而自疑尚多，其可无言乎？樵再拜。

与友人书

尝与足下评古今文章，似好恶不相阔者，然不有所竟。顾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

今天下以文进取者，岁丛试于有司，不下八百辈，人人矜执，自大所得。故其习于易者，则斥涩艰之辞；攻于难者，则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读以为工，摘俚句以为奇。秦汉已降，古人所称工而奇者，莫如扬、马。然吾观其书，乃与今之作者异耳。岂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

当元和、长庆之间，达官以文驰名者，接武于朝，皆开设户牖，主张后进，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熏然归正。洎李御史甘以乐进后士，飘然南迁，由是达官皆阖关咋舌，不敢上下后进，宜其为文者，得以盛任其意，无所取质，此诚可悲也！

足下才力雄健，意语铿耀；至于发论，尚往往为时俗所拘，岂所谓“以黄金注者昏”耶？顾顽朴无所知晓。然尝得为文之道于来公无择，来公无择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韩先生退之。其所闻者如前所述，岂樵所能臆说乎？

柳开

柳开，宋，大名人，字仲涂。开宝进士，累官殿中侍御史，真宗时终忻州刺史。为文章步趋韩、柳，力涤排偶。论者谓有宋一代矫五代之弊，而振兴古体，实自开始。惟体近艰涩，是其所短也。有《河东集》。

应责

或责曰：子处今之世，好古文与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则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众哉？众人所鄙贱之，子独贵尚之，孰从子之化也？忽焉将见子穷饿而死矣！

柳子应之曰：乌乎！天生德于人，圣贤异代而同出。其出之也，岂以汲汲于富贵，私丰于己之身也？将以区区于仁义，公行于古之道也。己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则孰与足？

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若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则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众从之矣；不得其位则以书于后，传授其人，俾知圣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长，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岂有过哉！且吾今恓恓草野，位不及身，将以言化于人，胡从于吾矣！故吾著书自广，亦将以传授于人也。

子责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若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视之，今而诵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志，吾文无过矣。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吾以此道化于民；若鸣金石于宫中，众岂曰丝竹之音也，则以金石而听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于众哉？苟不从于吾，非吾不幸也，是众人之不幸也。吾岂以众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纵吾穷饿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岂能穷饿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责于我。责于我也即可矣，责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为我罪人乎！

苏辙

苏辙，洵次子，字子由。晚年自称颖滨遗老。与兄轼同举进士，累官翰林学士门下侍郎，在朝先后与王安石、章惇不合，屡谪出外。徽宗时致仕，卒年七十四，谥文定。辙性沉静简洁，为文章汪洋淡泊，似其为人，即旧称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也。有《栾城集》及《诗传》、《春秋传》、《古史》等种。

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黄庭坚

黄庭坚，宋，分宁人，字鲁直，号山谷道人。举进士，绍圣初知鄂州，为章惇、蔡卞所恶，贬宜州。卒年六十一。庭坚文章天成，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之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尤长于诗，为江西诗派之祖。有《山谷全集》。

与王观复书

蒲元礼来，辱书勤恳千万，知在官虽劳勚，无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气，不审起居何如？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南阳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此语亦是。沈、谢辈为儒林宗主时，好作奇语，故后生立论如此。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百过，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荼苶。其病至今犹在，唯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乃无此病耳。公所论杜子美诗，亦未极其趣，试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峡年月，则诗中自可见，其曰：“九钻巴巽火，三蛰楚祠雷。”则往来两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须改定，乃可入石。适多病少安之余，宾客妄谓不肖有东归之期，日日到门，疲于应接。蒲元礼来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温礼数，非公所望于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洪驹父书

驹父外甥教授：别来三岁，未尝不思念。闲居绝不与人事相接，故不能作书也。专人来，得手书。审在官不废讲学，眠食安胜，诸稚子长茂，慰喜无量。

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少加意读书，古人不难到也。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始终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情懒，不能下笔也。外甥勉之，为我雪耻。

《骂犬文》虽雄奇，然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甚恨不得相见，极论诗与文章之善病。临书不能万一，千万强学自爱，少饮酒为佳。

所寄《释权》一篇，词笔从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张耒

张耒，宋，淮阴人，字文潜。第进士，绍圣初知润州，坐党谪官。徽宗立，召为太常少卿，出知颖、汝二州，又坐党籍落职。卒年六十一，有《宛邱集》。

答李推官书

南来多事，久废读书。昨送简人还，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赋》及《杂诗》等。诵咏爱叹，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学者，比来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体制，往往已有所到也。

耒不才，少时喜为文词；与人游，又喜论文字。谓之嗜好则可；以为能文，则世自有人，决不在我。足下与耒平居，饮酒笑语，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轴，细书题官位姓名，如卑贱之见尊贵，此何为者！岂妄以耒为知文，谬为恭敬若请教者乎？欲持纳而贪于爱玩，势不可得舍；虽怛然于以自宁，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隐其所知于左右也。

足下之文，可谓奇矣！捐去文字常体，力为瑰奇险怪，务欲使人读之如见数千岁前科蚪、鸟迹所记弦匏之歌，钟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无不善者。抑耒之所闻，所谓能文者，岂谓其能奇哉！能久者固不能以奇为主也。

夫文何为而设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独传。岂独传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圣人贵之。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此犹两人持牒而讼；直者操笔，不待累累，读之如破竹，横斜反覆，自中节目；曲者虽使假词于子贡，问字于扬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调和，食之于口，无一可惬，何况使人玩味之乎？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为文者，无所复道。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

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涛波，激之为风飚，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鼋，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而水初岂如此哉？是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之文也。

六经之文，莫奇于《易》，莫简于《春秋》，夫岂以奇与简为务哉！势自然耳。《传》曰：“吉人之辞寡。”彼岂恶繁而好寡哉！虽欲为繁，不可得也。

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书训诂希于见闻者，衣被而说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虽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预为足下陈之，愿无以仆之言质俚而不省也。

陆游

陆游，宋，山阴人，字务观，号放翁。孝宗朝擢编修，出知虁、严二州，官至宝章阁待制，致仕。年八十六卒。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为南宋一大家，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等种。

上辛给事书

某官阁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烛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声，潢污不能为江海之涛澜，犬羊不能为虎豹之炳蔚，而或谓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焉有此理也哉？使诚有之，则所可眩者，亦庸人耳。

某闻前辈以文知人，非必钜篇大笔、苦心致力之词也。残章断稿，愤讥戏笑，所以娱忧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于邮传之题咏，亲戚之书牍，军旅官府仓卒之间，符檄书判，类皆可以洞见其人之心术才能，与夫平生穷达、寿夭，前知逆决，毫芒不失。如对棋枰而指白黑，如观人面而见其目衡鼻纵，不待思虑搜索而后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观晁错者，不必待东市之诛，然后知其刻深之杀身；善观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谋，然得知其阿谀之易与；方发策决科时，其平生事业，已可望而知之矣。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见于外，气全力余，中正闳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

某束发好文，才短识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篱，然知文之不容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某则愚矣，而世遂谓某终无所合，某亦不敢谓其言为智也。恭惟阁下以皋陶之谟、周公之诰，《清庙》、《生民》之诗，启迪人主而师表学者，虽乡殊壤绝，百世之下，犹将想望而师尊焉。某近在属部，而不能承下风、望余光，则是自绝于贤人君子之域矣。虽然，非敢以文之工拙为言也。某心之为邪、为正，庶几阁下一读其文而尽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是不得为知文者，天下岂有器识卑陋而文词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余罪。

陈骙

陈骙，宋，临海人，字叔进。绍兴中举进士第一，宁宗即位，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忤韩侂冑，提举洞霄宫。卒年七十四，谥文简。所著文则，评论文章体制，指示作法，大率准经立制，条列义例，于初学颇为切近。

论取喻之法 《文则》，下同

《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博采经传，约而论之，取喻之法，大概有十。略条于后：

一曰直喻：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孟子》曰：“犹缘木而求鱼也。”《书》：“若朽索之驭六马。”《论语》曰：“譬如北辰。”《庄子》曰：“凄然似秋”。此类是也。

二曰隐喻：其文虽晦，义则可寻。《礼记》曰：“诸侯不下渔色。”〔国君内取国中，象捕鱼然，中纲取之，是无所择。〕《国语》曰：“没平公，军无秕政。”〔秕，谷之不成者，以喻政。〕又曰：“虽蝎僭，焉避之。”〔蝎，木虫，僭从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左氏传》曰：“是豢吴也夫。”〔若人养牺牲。〕《公羊传》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言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其双行匹至似兽。《山海经》有兽名双双。〕此类是也。

三曰类喻：取其一类，以次喻之。《书》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一类也；贾谊《新书》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堂、陛、地一类也。此类是也。

四曰诘喻：虽为喻文，似成诘难。《论语》曰：“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左氏传》曰：“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墙之隙壤，谁之咎也？”此类是也。

五曰对喻：先比后证，上下相符。《庄子》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荀子》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此类是也。

六曰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书》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犹以指测河也，犹以戈舂黍也，犹以锥餐壶也”。此类是也。

七曰简喻：其文虽略，其意甚明。《左氏传》曰：“名，德之舆也。”《扬子》曰：“仁，宅也。”此类是也。

八曰详喻：须假多辞，然后义显。《荀子》曰：“夫耀蝉者，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此类是也。

九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证其事。《左氏传》曰：“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礼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此类是也。

十曰虚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论语》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飏兮似无所止。”此类是也。

论援引之法

凡伯刺厉之诗，而曰“先民有言”〔《板》三章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郑康成云：“此古贤者有言也”〕；吉甫美宣之诗，而曰“人亦有言”〔《蒸民》五章曰：“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此亦谓前人有言如此〕。胤侯之征，乃举《政典》〔《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孔安国云：“《政典》，夏后为政之典籍”〕，盘庚之诰，亦载迟任〔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孔安国云：“迟任，古贤人”〕，或称古人言〔《秦誓》曰：“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讐’。”此类是也〕，是皆有所援引也。《诗》、《书》而降，传纪籍籍，援引之言，不可具载。且左氏采诸国之事以为经传，戴氏集诸儒之篇以成礼志，援引《诗》、《书》，莫不有法。推而论之，盖有二端：一以断行事，二以证立言。二者又各分三体，略条于后：

《左氏传》载“《诗》曰：‘自诒伊戚’，其子臧之谓矣。”此独引《诗》以断之，是一体也。

《左氏传》载“《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此各引《诗》以合断之，是二体也〔《表记》载“《诗》曰：‘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此又一诗总断之体也〕。

《国语》载“《诗》曰：‘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允。’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壶也者，广裕民人之谓也；万年也者，令闻不忘之谓也；祚允也者，子孙蕃育之谓也。单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谓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谓广裕民人矣。若能类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誉蕃育之祚，则单子必当之矣。”此既引《诗》文，又释其义以断之，是三体也。

《大学》载“《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提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此则采总群言以尽其义，是一体也。

《缁衣》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则言终引证，是二体也〔《孝经》诸篇，悉用此体〕。

《左氏传》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谓此物也夫。”又：“《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此乃断析本文以成其言，是三体也。

夫取《诗》即云《诗》，取《书》即云《书》，盖常体也。观以《康诰》为先王之令〔《国语》称“先王之令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此引《汤诰》文〕，以《周书》为西方之书〔《国语》称西方之书，盖《逸周书》，韦昭云：“《诗》言‘西方之人兮’，则西方为周也。”〕，以咸有一德为尹告〔《礼记》称尹告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康成云：“尹告、伊尹之诰。”〕，以《大禹谟》为《道经》〔荀子称《道经》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杨倞云：“此在虞书，曰《道经》者，言有道之经也。”〕，不曰仲虺之诰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传》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训》有之〔《左氏传》曰：“《夏训》有之，有穷后羿。”〕，直言郑诗曹诗〔《国语》称郑诗曰：“仲可怀也。”又称曹诗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止称汋曰武曰〔《左氏传》汋曰：“于铄王师”；武曰：“无兢惟烈。”〕，或称芮良夫〔《左氏传》曰：“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或称周文公〔《国语·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指那颂卒章为乱辞〔《国语》曰：“其具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韦昭云：“凡作篇章，义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摘小宛首章为篇目〔《国语》曰：“秦伯赋鸠飞。”韦昭云：“小宛之首章，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是也。”〕，数章之末章，既谓之卒章〔《左氏传》曰：“赋绿衣之卒章。”此类是也。〕，一章之末句，亦谓之卒章〔《左氏传》曰：“作武员卒章曰，耆定尔功。”〕；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变雷同，作者考焉，毋诮无补。

《左氏传》载诸国燕饗赋诗之事，但云赋某诗，或云赋某诗之卒章，皆不载诗文，而意自具。其曰“赋《堂棣》之七章以卒”，则知赋七章已卒尽八章也。其曰“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则知取“我闻有命也”。左氏于此等文，最为得体。

真德秀

真德秀，宋，浦城人，字景元，后更字景希。庆元进士，理宗时，拜参知政事，卒谥文忠，学者称西山先生。德秀学宗朱熹，以昌明道学为己任，所编《文章正宗》，大要以明理切用为主。否则，辞虽工，亦不录。与文选一派之总集，盖判然两途焉。

《文章正宗》纲目

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堙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由今眡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理义、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今凡二十余卷云。绍定执徐之岁正月甲申，学易斋书。

辞命

按《周官》太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曰辞〔郑氏曰：“辞谓辞令”〕，曰命〔谓裨谌草创之命〕，曰诰〔谓康诰盘庚之属〕，曰会〔谓胥命于蒲之命〕，曰祷〔谓如卫大子战祷〕，曰诔〔谓如哀公诔、孔子之诔〕，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策谓以简第书王命〕”。御史掌赞书〔若今尚书作诏文〕。质诸先儒注释之说，则辞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为之辞，则所谓代言者也。以《书》考之，其可见者有三：一曰诰，以之播告四方，《汤诰》、《盘庚》、《大诰》、《多士》、《多方》、《康王之诰》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师誓众，《甘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国命官，《微子》、《蔡仲》、《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无传焉。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圣人录之以示训乎？汉世有制，有诏，有册，有玺书，其名虽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于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为重，故今以为编之首。《书》之诸篇，圣人笔之为经，不当与后世文辞同录。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下至两汉诏、册而止。盖魏晋以降，文辞猥下，无复深纯温厚之指。至偶俪之作兴，而去古益远矣。学者欲知王言之体，当以《书》之诰、誓、命为祖，而参之以此编，则所谓正宗者，庶乎其可识矣。

议论

按议论之文，初无定体，都俞吁咈，发于君臣会聚之间；语言问答，见于师友切磋之际。与凡秉笔而书，缔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经》、《语》、《孟》为祖，而《书》之《大禹》、《皋陶谟》、《益稷》、《仲虺之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肜日》、《旅獒》、《召诰》、《无逸》、《立政》，则正告君之体，学者所当取法。然圣贤大训，不当与之作者同录，今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谏争论说之辞，先汉以后，诸臣所上书疏、封事之属，以为议论之首。他所纂述，或发明义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贬人物，以次而列焉。书记往来，虽不关大体，而其文卓然为世脍炙者，亦缀其末。学者之议论，一以圣贤为准的；则反正之评，诡道之辩，不得而惑。其文辞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编，则华实相副，彬彬乎可观矣。

叙事

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滕》、《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纪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仿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

诗赋

按古者有诗，自虞《赓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备于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辞》则又《诗》之变，而赋之祖也。朱文公尝言：“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古法始皆大变矣。故尝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不及《文选》古诗，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语言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今惟虞、夏二歌，与三百五篇不录外，自余皆以文公之言为准，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编。律诗虽工，亦不得与。若箴、铭、颂、赞，郊庙乐歌、琴操，皆诗之属，间亦采摘一二，以附其间。至于辞赋，则有文公《集注》、《楚辞后语》，今亦不录。或曰：此编以明义理为主，后世之诗，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后世之作，虽未可同日而语，然其间兴寄高远，读之使人忘宠辱，去鄙吝，悠然有自得之趣；而于君亲臣子大义，亦时有发焉。其为性情心术之助，反有过于他文者。盖不必专言性命，而后为关于义理也。读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苏伯衡

苏伯衡，明，金华人，字平仲，辙九世孙。洪武初擢国史院编修，以疾辞归。伯衡博洽群籍，为古文有声，宋濂尝称其蔚赡有法，不求似古人而未尝不似。有《苏平仲集》。

答尉迟楚问文空同子瞽说

尉迟楚好为文，谓空同子曰：“敢问文有体乎？”曰：“何体之有？《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何体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谟》、《训》、《诰》、《国风》、《雅》、《颂》，初何法？”“难乎？易乎？”曰：“吾将言其难也，则古诗《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妇人；吾将言其易也，则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数人。”“宜繁？宜简？”曰：“不在繁，不在简。状情写物在辞达，辞达则二三言而非不足；辞未达则千百言而非有余。”

“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键之于管，如枢之于户，如将之于三军，如腰领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统摄也。如置阵，如构居第，如建国都。”“何也？”曰：“谨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干，干而枝，枝而叶而葩。”曰：“何也？”曰：“条理精畅，而有附丽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会。”“何也？”曰：“支分脉别，而荣卫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见端倪。”“何也？”曰：“气象沉郁也。如涨海焉，波涛涌而鱼龙张。”“何也？”曰：“浩汗诡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见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雾舒而云霞布。”“何也？”曰：“动荡而变化也。如风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会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远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洁净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俊永也。如濑之旋，如马之奔。”“何也？”曰：“回复驰骋也。如羊肠，如鸟道。”“何也？”曰：“萦迂曲折也。如孙吴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应也。如父师之临子弟，如孝子仁人之处亲侧，如元夫硕士端冕而立乎宗庙朝廷。”“何也？”曰：“端严也，温雅也，正大也。如楚庄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阳城之战，如公孙大娘之舞剑。”“何也？”曰：“激切也，雄壮也，顿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补于世也，不假磨砻雕琢也。”

“将乌乎以及此也？”曰：“《易》、《诗》、《书》、三《礼》、《春秋》所载，丘明、高、赤所传，孟、荀、庄、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讽焉、咏焉、习焉，斯得之矣。虽然，非力之可为也。圣贤道德之光华，积于中而发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犹天地之化，雨露之润，物之魂魄，以生华萼毛羽，极人力所不能为，孰非自然哉？故学于圣人之道，则圣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学于圣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谓言亦且不能至矣。”

尉迟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于文也，其犹在山径之间欤？微空同之导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于是尽心焉，将于文焉，无难能者矣。

唐顺之

唐顺之，明武进人。字应德。嘉靖进士。官至淮扬巡抚右佥都御史。卒年五十四。谥文襄。顺之学问渊博，其文研求古法，循轨途，故不似李梦阳之学秦汉，描摹面貌；亦不似茅坤之学唐宋，掉弄机锋。古文一派，屹为大宗。有《荆川集》。

与茅鹿门主事论文

熟观鹿门之文，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门庭路径，与鄙意殊有契合；虽中间小小异同，异日当自融释，不待喋喋也。

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鹿门所见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岂欺鹿门者哉！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困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后之文人，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门其可以信我矣。虽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与知文乎？今复纵言至此，吾过矣，吾过矣。此后鹿门更见我之文，其谓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门当自知我矣。一笑。

记李方叔论文语

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义之所宜；卑高巨细，包括并载而无所遗；左右上下，各在有职而不乱者，体也。体立于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于流俗，不谬于圣人；抑扬损益以称其事，弥逢贯穿以足其言，行吾学问之力，从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体于立意之始，从其志于造语之际，生之于心，应之于口。心在和平，则温厚典雅；心在安敬，则矜庄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奋，鼓舞万物；小焉可使如脉络之行，出入无间者，气也。如金石之有声，而玉之声清越；如草木之有华，而兰华之臭芬芗。如鸡骛之间而有鹤，清而不群；犬羊之间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之丘，以观崇山峻岭之秀色；涉潢污之泽，以观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纶之有遗音，太羹之有遗味者，韵也。文章之无体，譬之无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无志，譬之虽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视听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质皆具，而无用之。文章之无气，虽知视听臭味，而血气不充于内，手足不卫于外，若奄奄病人，支离憔悴，生意消削。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色昏瞢，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有体、有志、有气、有韵，夫是谓成全。

四者成全，然于其间，各因天资才品以见其情状。故其言迂疏矫厉，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薮泽，其间不必论岩谷也，其气与韵则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离尘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尘肆，其间不必论财利也，其气与韵则然也。其言丰容安豫，不俭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间不必论职业也，其气与韵则然也。其言宽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风，此庙堂公辅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间不必论相业也，其气与韵则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则；邪谀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捭阖纵横之人，其言辨以私；刻忮残忍之人，其言深以尽。则士欲以文章传于后世者，不可不谨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谨乎所养之德也。

茅坤

茅坤，明，归安人，字顺甫，号鹿门。嘉靖进士，累官广西兵备佥事，破猺贼十七砦，一方以宁，后落职。卒年九十。坤善古文，心折唐顺之，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盛行于世〔八家之名，定自明初朱右，右有《唐宋八先生集》，而其书不传。世称八家，实沿坤此编也〕。有《白华楼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录》。

《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

孔子之系《易》，曰：“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门之士，颜渊、子贡以下，并齐、鲁间之秀杰也，或云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文学之科，并不得与，而所属者仅子游、子夏两人焉。何哉？盖天生贤哲，各有独禀，譬则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结绿，金之指南，人于其间，以独禀之气，而又必为之专一，以致其至。伶伦之于音，裨竈之于占，养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御，扁鹊之于医，僚之于丸，秋之于弈，彼皆以天纵之智，加之以专一之学，而独得其解，斯固以之擅当时而名后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

孔子没而游、夏辈各以其学授之诸侯之国，已而散逸不传。而秦人燔经坑学士，而六艺之旨几辍矣。汉兴，招亡经，求学士，而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辈，始乃稍稍出，而西京之文，号为尔雅。崔、蔡以下，非不矫然龙骧也，然六艺之旨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乎？

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贞元以后，唐几中坠，沿及五代，兵戈之际，天下寥寥矣。宋兴百年，文运天启，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韩愈书，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其间材旨小大，音响缓亟，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则共为家习而户眇之者也。

由今观之，譬则世之走騕褭骐骥于千里之间，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辍者有之矣，谓涂之蓟而辕之粤则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则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陈，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带，云罍牺樽之设，皆骈枝也已！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

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隽辐凑，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淫涤滥，而互相剽裂已乎！

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八大家文钞》。家各有引，条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盩已。谨书之以质世之知我者。

与蔡白石书

自罪黜以来，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谁为吊其衷心而悯其知？以是益发愤为文辞，而上采马迁、相如、刘向、班固，及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苏氏兄弟，与同时附离而起，所为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柷敔，调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仆囊所谓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来，学士大夫之操觚为文章，无虑数十百家。其以云吻雾噏、虎啮鸷攫之材扬声艺林者，亦亶见踵出。然于其所谓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独从荆川唐司谏，上下其论，稍稍与仆意相合。

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恻悲凄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独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韩，犹汉之马迁；宋之欧、曾、二苏，犹唐之韩。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轻议为也？”仆闻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乃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后徐得其所谓万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谓司马子长者，眉也，发也。而唐司谏及仆所自持，始两相印而无复同异。

今仆不暇博举，故取司马子长之大者论之。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舍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尝谓善诗者画，善画者诗，仆谓其于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间，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沈，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翳，鼪鼯之所以悲啸，九州之所以声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发，以及圣帝明王、忠贤孝子、羁臣寡妇、谗夫佞幸、幽人处士、释友仙子之异其行，礼乐、律历、兵革、封禅、天官、卜筮、农书、稗史之异其术，宴歌、游览、行旅、蒐狩、问释、讥嘲、咏物、赋情、吊古、伤今、成败、得失之异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佣目，所可紊乱增葺于其间者。学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则物无逆于其心，心无不解于其物，而譬释氏之说佛法，种种色色，逾玄逾化矣。呜呼！盛矣。此庖羲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所谓“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固非专一以致其至者，不可与言也。

顾炎武

顾炎武，清，昆山人，字宁人，居亭林镇，号亭林，明末诸生。康熙间，荐举鸿博，修《明史》，皆不就。晚年卜居于华阴，年七十卒。著述甚富，而《日知录》三十二卷尤有名，为清代朴学之祖。论文之语，亦根本经史，切中肯要，非浅学剿说者可比。

论文六则 《日知录》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是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先生与友人书曰：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是，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所通患也，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人摹仿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乐康、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

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馀子学步邯郸之说也。

洪氏《容斋随笔》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谀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机抒，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

《曲礼》之训：“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简

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

刘器之曰：“《新唐书》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也。《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

《唐书》：郑馀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

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曰：“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掇《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后生戒。”

元陶宗仪《辍耕录》曰：“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改之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莫可考矣。”

何孟春《余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毅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后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

于慎行《笔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无冗复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后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

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见古人不必其文之出于己也。”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用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稍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侯方域

侯方域，清，商丘人，字朝宗，性豪爽，多大略。明末随父居京师，与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兴陈贞慧称四公子，以东都清议自持。入清，中顺治副榜，初放意声伎，已而悔之，发愤为古文，取法韩、欧，才气横溢。卒年三十七，有《壮悔堂文集》。

与任王谷书

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颇闻之矣：

大约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秦以前之文，若六经，非可以文论也。其他如老、韩诸子，《左传》、《战国策》、《国语》，皆收气于骨者也。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敛气于骨者，如泰、华三峰，直与天接，层岚危磴，非仙灵变化，未易攀陟，寻步计里，必蹶其趾。姑举明文如李梦阳者，亦所谓蹶其趾者也。运骨于气者，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东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觇星，立意不乱，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韩、欧诸子所以独嵯峨于中流也。

六朝选体之文，最不可恃。士虽多而将嚣，或进或止，不按部位。譬如用兵者，调遣旗帜声援，但须知此中尚有小心，行阵遥相照应，未必全无益，至于摧锋陷敌，必更有牙队健儿，衔枚而前，若徒恃此，鲜有不败。今之为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羽翼而思飞举，岂不怪哉？

顷见足下所为杜、周、张、汤诸论，奇确圆畅，若有余力。仆目中所仅见，殚思著述，必当成名。然亦少有失，觉引天道报施汤、周处，稍涉缕。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织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余地矣。譬如渴虹饮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见，瞬息灭没，神力变态，转更夭矫。足下以为何如？

仆十五岁时，学为文。金沙蒋黄门鸣玉方为孝廉，有盛名，每见必称佳。仆窃自喜，又得同学吴君伯裔日来逼索，尽日且酬和数首，以此得不废。然皆从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熳，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近得贾君开宗、徐君作肃，共相磋磨，乃觉文章有分毫进益。贾精于论，徐老于法。二君尝言：此系何等事，君不惨淡经营，便轻率命笔？仆佩其言，不敢忘。足下当行文快意时，每一回思之，必赏此言之不谬也。

魏禧

魏禧，清，宁都人，字冰叔；兄祥，一名际瑞，字善伯；弟礼，字和公，皆以文章称。时人号为宁都三魏，而禧尤为有名。明亡，弃诸生，结庐翠微峰，讲学不仕。康熙间荐应博学鸿儒科，终不就而归，卒年五十七。有文集《左传经世》。

论文

门人问曰：“古人言文章与世运递降，果然乎?”

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变有二：自唐虞至于两汉，此与世运递降者也；自魏晋以迄于今，此不与世运递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汉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见也。上古纯庞之气因时递开，其自简而之繁、质而之文、正而之变者，至两汉而极。故当其气运有所必开，虽三代圣人不能上同于唐虞;而变之初极，虽降于两汉犹为近古，故曰与世运递降也。魏晋以来，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极。而韩愈、李翱诸人，崛起八代之后有以振之，在下翕然敦古。梁、唐以来无文章矣，而欧、苏诸人崛起六代之后，古学于是复振。若以世代论，则李忠定之奏议，卓然高出于陆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岂许衡、虞集诸人所可望?盖天下之运必有所变，而天下之变必有所止；使变而不止，则日降而无升。自魏晋靡弱，更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天下尚有文章乎？故曰不与世运递降者也。”

曰:“古之文章足以观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观人者，何也？”

曰:“古人文章无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诣所至，意所欲言者，发抒而出，故其文纯杂瑕瑜，犁然并见。至于后世，则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师友所传，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笃者日夕揣摩，以取名于时。是以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论。呜呼！虽有孟子之‘知言’，亦孰从而辨之哉!”

《宗子发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众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之衣冠。天资卓荦者师心自用，其弊为野战无纪之师，动而取败。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满假之心，辅以流俗谀言。天资学力所至，适足助其背驰，乃欲卓然并立于古人，呜呼难哉！虽然，师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无所有，其故非一二言尽也。

吾则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今夫文章，六经、四书而下，周、秦诸子，两汉百家之书，于体无所不备。后之作者，不之此则之彼。而唐、宋大家，则又取其书之精者，参和杂糅，镕铸古人以自成，其势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诸大家后，数百年间，未有一人独创格调，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调有尽，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穷，识不髙于庸众，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过古人之再见，顾必多其篇牍，以劳苦后世耳口，何为也？且夫理固非取办临文之顷，穷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钟太傅学书法曰：“每见万汇，皆画象之。”韩退之称张旭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虽市侩优倡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鄙亵之故，必皆深思而谨识之，酝酿蓄积，沉浸而不轻发。及其有故临文，则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辟之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之，而当其必需，则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

吾盖尝见及于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篱，自易堂诸子外，不敢轻语人。而长安王筑夫、宝应朱秋厓、兴化宗子发，尝相与反覆。一日，子发持其文属予叙，论旨原本六经，高者规矩两汉，与欧阳、苏、曾相出入。子发持高节，独行古道，而虚怀善下人，他日所极，吾乌能测其涯涘，故为述平日所与论议者，以弁其端。呜呼！天下之可语于此者，盖多乎哉！

答计甫草书

伏承下问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为狂惑，而可与言，敢言其所及见以相质。

禧尝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窃谓足下文多高论，读之爽心动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韩子曰：“及其醇也，然后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间，惜其笔性稍驯，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舍割。然数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论。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盖某公奉古人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称物，天下有日蚀、星变、山崩、水涌，衡之所不能称，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乐喜怒中其节，圣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间，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笑曰：“割鸡焉用牛刀。”遇旧馆人之丧而出涕。是有过乎喜与哀者矣。盖天地之生杀，圣人之哀乐，当其元气所鼓动，性情所发，亦间有其不能自主之时；然世不以病天地圣人，而益以见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至，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至传志之文，则非法度必不工。此犹兵家之律，御众分数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动变化，则存乎其人之神明，盖亦法中之肆焉者也。

某公文得力在欧、王之间，而碑志最工；法度谨严，于碑志最得宜，是以冠于诸体。然禧所尤赏者，又在《复仇》一篇。韩、柳有此作，能不相袭，而其文甚类西京，此禧所以笃好而欲有以告之也。虽然，此犹夫枝叶之论，盖极其工，不过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则又有说也。

彭士望

彭士望，清，南昌人，宇躬庵。黄道周下狱，士望承父遗命，倾身营救，几陷不测。明亡，徙宁都，与魏禧兄弟讲学翠微峰。在易堂中，为易堂九子之一。有《耻躬堂诗文集》。

与魏冰叔书

昨偶忆《藏弃集》，载侯朝宗《论诗文书》三首，即取阅。属兴士钞之。更昧昼反复玩绎，其言之至者，殆无以易。其《与任王谷书》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巨细，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已。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泄无复余地。”此最高之论。朝宗学《史记》，写生得神髓处，全在于此。《壮悔集》有二吴、徐、张传，出没超脱，咸用此法。

而愚意则又以为未尽然。吾辈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陈利弊，将救世觉民之为急。故于古今成败得失、邪正是非之际，往复留连，疾呼痛詈，犹恐疲癃聋瞆之夫，藐然而不一听。苟仅数语发挥，便归含蓄，只可以动明哲，而不可警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于二论，三百篇《风》、《雅》之变，必不同于《关雎》、《葛覃》。世则有然，文从而变。而作文者之用心弥苦弥曲，弥曲弥厉，如天地之噫气，郁不获舒，激为震霆，凝为怪雹，动荡摧陷，为水溢山崩。夫岂不欲为卿云旦日、甘雨和风，势有所穷，不得已也。即文字写生处，亦须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纤佻，甚或诡诬，流为稗官谐史。敝乡徐巨源之《江变纪略》，王于一之《汤琵琶》、《李一足传》，取炫世目，不虑伤品。其文纵工，未免携琬琰易羊皮，终必为明者所唾弃。而巨源更颠倒是非，罗织口语，快其私怨。虞山已痛言之，属其毁去。巨源不听，卒死横折。

惟朝宗闲漫纤碎动色而陈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为徐、王之失。即朝宗诸小传亦不免见其疵类。盖文人之文与志士之文，本末殊异。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即深自矜负，正其巧于容悦，间或谈世务，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固非此不传也。俳优登场，摹拟古人，俯爷毕肖，观者抚手，悲愉递出。及其既过，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乐出虚，如蒸成菌，有大气以鼓之，一听其天倪自动。其心与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与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骂，以至痛哭流涕，无不有百折不挫之愚诚，贯彻中际。其行文出没，无纂组雕削之劳，不知世目非笑之为非笑。此即立韩、欧、班、史于其前，肖之则赏，不肖则随手刑。要亦不能强其所不同，以求必肖，况下此区区者乎？故言必发于心，而文亦必以其实。重心与实之所出，斯历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为有用。此士望与叔子日孳孳焉求之而或未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邵长衡

邵长衡，清，武进人，字子湘，别号青门山人，诸生。康熙间游京师，与诸名士交，后客苏抚宋荦幕最久。工古文，与侯方域、魏禧有鼎足之称。有《青门集》。

与魏叔子论文书

某顿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论文数书，学者作文之法綦备。独疑于文章之源，尚蓄而未发，意善《易》者不谈《易》耶，抑有所秘也？仆于文亦学之而未至者，顾衷所自志，敢一质之左右。

闻之先辈曰：夫文者，非仅辞章之谓也，圣贤之文以载道，学者之文蕲弗叛道。故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夫六经，道之渊薮也，故读书先于治经。愚意欲画以岁月，《易》、《象》、《诗》、《书》、《春秋》、三礼诸书以渐而及，不必屑屑拘牵注疏，务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后综贯诸史，以验其废兴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参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营，史自左氏、司马、班、范、三国、南北五代而外，子自庄、列、荀、扬、韩非、吕氏、贾、董而外，集自韩、柳、欧、苏、曾、王而外，或略加节抄，可备采择，此读书之渐也。韩愈氏有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是故其气盛者，其文畅以醇；其气舒者，其文疏以达；其气矜者，其文砺以纰；其气恧者，其文诐以刓；其气挠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咏道德之途，菑畲六艺之圃，以充吾气也；泊乎寡营，浩乎自得，以舒吾气也；植声气，急标榜，矜吾气者也；投贽干谒，蝇附蚁营，恧吾气者也；应酬轸，谀墓攫金，挠吾气者也。此养气之说也。二者所以浚文之源也。

至于文之法，有不变者，有至变者。文体有二：曰叙事，曰议论，是谓定体。辞断意续，筋络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赜者忌诡，敷演者忌俗，是谓定格。言道者必宗经，言治者必宗史，道情欲婉而畅，述事欲法而明，是谓定理。此法之不变者也。若夫川横驰骛，变化百出，各视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师，后先不相袭，此法之至变者也。吾得其所为不变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韩、柳、欧、苏，而不可骇其创也。吾得其所为至变者，即《左》、《史》，即班、范，即韩、柳、欧、苏，而不可訾其袭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

是故不浚其源而言文，譬之扬蹄涔之波者，不识渤懈之广；炫萤尾之照者，不睹日月之明，几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骤新羁之驷而弛其衔辔，操匠郢之斤而辍其规矩，几文之成，不能也。

仆持此说藏胸中久，兴流俗人言，未免疑骇哗笑。惟先生为当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论尚有所秘也，辄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质。虽然，仆仅能言之耳。以才气蹇劣，又苦人事，虽心蕲其至是，力不能赴。岁月荏苒，恐遂无成，亦何敢望与先生抗衡哉！养由基射杨叶于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张七属之甲，一发而洞胸贯札。此其于艺至精也。而支离疏攘臂其旁，谈纵送之法，刺刺不休，试令之操弓挟矢，则扪指退矣。仆论文大类是，惟先生进而教之。

汪琬

汪琬，清，长洲人，字苕文，号钝庵，又号尧峰。顺治进士，累官刑部郎中，缘事左迁。康熙中，举鸿傅，授编修，与修《明史》。其文根柢经典，出入庐陵、震川之间。时魏禧、侯方域并以古文擅名，与琬称为三家。宋荦尝合钞其文行世，而说者谓琬尤不失为儒者之文也。年六十七卒，有《尧峰文钞》。

答陈霭公书

琬启：前仓猝报书，愧无以仰副足下之意。兹者休沐少暇，故愿更竭其愚。

来书论文以明道立说，仆一读再读，叹为知言。窃意足下于此，必当上述孔、孟，次陈濂、洛、关、闽之书，最下亦当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陈公甫、罗达夫诸贤之说，为之折衷其异同，研晰其醇驳，而相与致辨于微芒疑似之间，庶乎于道无负矣。而不虞书末，乃泛及于晚近诸君子也。然则足下之意，固不在于道，亦止以其文而已。

如以文言之，则大家之有法，犹弈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后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开而无合，有呼而无应，有前后而无操纵顿挫，不散则乱。譬诸驱乌合之市人，而思制胜于天下，其不立败者几希。古人之于文也，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推而远之欲其雄且骏。其高也如垂天之云，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骏也如波涛之汹涌，如万骑千乘之奔驰。而及其变化离合，一归于自然也，又如神龙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盖凡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无不备焉。

则今之所传，唐宋诸大家举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余年，其文尝屡变矣，而中间最卓卓知名者，亦无不学于古人而得之。罗圭峰学退之者也；归震川学永叔者也；王遵岩学子固者也；方正学、唐荆川学二苏者也。其他杨文贞、李文正、王文恪，又学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

前贤之学于古人者，非学其词也，学其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而加变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后生小子不知其说，乃欲以剽窃模拟当之。而古文于是乎亡矣。

今足下之言曰：无寄托而专求之章法词令，则亦木偶之形，支离之音。是见后生之剽窃模拟，而故为有激之言也。由仆观之，非穷愁不能著书，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谓无寄托者哉！要当论其工与否耳。工者传，不工者不传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后能传数千百年而终于不可磨灭也。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即其言而文者也，虽圣人犹取之，而足下顾得用“支离”、“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过论也。

仆不佞，不足与知乎此，语狂且直，祈赐裁答。

朱彝尊

朱彝尊，清，秀水人，字锡鬯，号竹垞。康熙间以布衣举鸿博，授检讨，与修《明史》，体例多从其议。彝尊博极群书，考据诗词古文，无不工胜。年八十一卒，有《曝书亭全集》。

答胡司臬书

读执事之文，其辞宏以达，其体变而不穷，乃来教忄娄忄娄，抑何其语之谦也？古文之学，不讲久矣！近时欲以此自鸣者，或模仿司马氏之形模，或拾欧阳子之余唾，或局守归熙甫之绪论，未得古人之百一，辄高自位置，标榜以为大家。然终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诋其随之矣！仆之于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辞苟足以达而止。恒自笑曰：“平生无大过人处，惟诗词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几可以传于后耳！”虽然，仆之为此，非名是务也，实也；其于文也，非作伪也，诚也。

来教谓法乎秦汉，不失为唐；法乎唐，不失为宋，于理诚然。若仆之所见，秦汉唐宋，虽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而柳子厚论文亦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期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王禹偁曰：“为文而舍六经，又何法焉？”李塗曰：“经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代文章从是出。”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执事诚欲以古文名家，则取法者莫若经焉尔矣！

经之为教不一，六艺异科，众说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机神而阐明之，则为秦为汉为六朝为唐宋为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谓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于体制，必极其洁，于题，必择其正。每见南宋而后士人文集，往往多颂德政上寿之言，览之令入作恶。此固执事之所不屑为，而仆恐有嬲执事为之者，冀执事力为淘汰，斯谷园之编足以不朽矣！

方苞

方苞，清，桐城人，字灵皋，号望溪。康熙进士，坐戴名世《南山集》下狱，后官至礼部右侍郎。文章宗法韩欧，谨严简洁，为桐城派之祖。年八十二卒，有《望溪文集》。

与孙以宁书

昔归震川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所见闻无奇节伟行可纪。承命为征君作传，此吾文所托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群贤论述，皆未得体要。盖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详讲学宗旨及师友渊源，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或盛称门墙广大，海内向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志事隐矣。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宋、元诸史若市肆簿籍，使览者不能终篇，坐此义不讲耳。

征君义侠，舍杨、左之事，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门墙广大，乃度时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论学，则为书甚具。故并弗采著于传上，而虚言其大略。昔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志李元宾，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宾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业未著，而铭辞有曰：“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

仆此传出，必有病其大略者。不知往者群贤所述，惟务征实，故事愈详而义愈狭。今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载之家乘，达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无惑于群言，是征君之所赖也，于仆之文无加损焉。如别有欲商论者，则明以喻之。

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

碑记墓志之有铭，犹史有赞论，义法创自太史公，其指意辞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终始事迹以为赞论者，或于本文为复矣！此意惟韩子识之。故其铭辞，未有义具于碑志者。或体制所宜，事有覆举，则必以补本文之间缺。如此篇，兵谋战功详于序，而既平后情事，则以铭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盖隐括序文，然序述比数世乱，而铭原乱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铭兼民困；序载战降之数，铭具出兵之数；序标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铭备时曲、陵云、邵陵、郾城、新城比胜之迹。至于师道之刺，元衡之伤，兵顿于久屯，相度之后至，皆前序所未及也。

欧阳公号为入韩子之奥窔，而以此类之，颇有不尽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气象则过隘。夫秦周以前，学者未尝言文，而文之义法无一之不备焉。唐宋以后，步趋绳尺，犹不能无过差。东乡艾氏乃谓文之义法，至宋而始备，所谓“强不知以为知”者耶？

书《归震川文集》后

昔吾友王昆绳目震川文为肤庸，而张彝叹则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据司马氏之奥矣。”二君皆知言者，盖各有见而特未尽也。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于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

孔子于《艮》五爻辞，释之曰：“言有序。”《家人》之少《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传，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与？自汉以前之书，所以有有纯，而要非后世文士所能及也。

刘大櫆

刘大櫆，清，桐城人，字才甫，号海峰。副贡生，晚官黟县教谕。工古文，喜庄子，尤力追昌黎。常游京师，以文谒方苞，苞大惊服，语人曰：“吾文何足言，邑子刘生乃国士耳。”自是名大著，姚鼐实从之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有《海峰诗文集》。

论文偶记六则 照原本加归并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材料；神气、音节者，行文之能事也。

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而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人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唐人之体，较之汉人，微露圭角，少浑噩之象；然陆离璀璨，犹似夏商彝鼎。宋人文虽佳，而万怪惶惑处少矣。荆川云：唐之韩，犹汉之班、马；宋之欧、曾、二苏，犹唐之韩。此自其同者言之耳。然气味有厚薄，力量有大小。时代使然，不可强也。然学者宜先求其同，而后别其异，不宜伐其异而不知其同耳。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

文贵高，穷理则识高，立志则骨高，好古则调高；文贵大，道理博大，气脉洪大，邱壑远大，邱壑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远。

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

文贵疏，凡文力大则疏，宋画密，元画疏，颜、柳字密，钟、王字疏，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

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变、节变、句变、字变，唯昌黎能之。

文贵瘦，须从瘦出，而不宜以瘦名，盖文至瘦，则笔能屈曲尽意，而言无不达，然以瘦名，则文必狭隘，《公》、《榖》、韩非、王半山之文，极高峻难识，学之有得，便当舍去。

文贵华，华正与朴相表里，以其华美，故可贵重，所恶于华者，恐其近俗耳，所取于朴者，谓其不著粉饰耳，不著粉饰，而精彩浓丽，自《左传》、《庄子》、《史记》而外，其妙不传。

文贵参差，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屈曲，贯注为佳。

文贵去陈言，昌黎论文，以去陈言为第一要义。《樊宗师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自汉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语，自谓有出处，自矜为典雅，不知其为袭也，剽贼也。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为腐臭？原本古文意义，到行文时，却须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谓去陈言，未尝不换字，却不是换字法。

行文最贵品藻，无品藻不成文字，如曰浑，曰灏，曰雄，曰奇，曰顿挫，曰跌宕之类，不可胜数。然有神上事，有气上事，有体上事，有色上事，有声上事，有味上事，有识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须辨之甚明。文章品藻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不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于雄处，所以为至。

袁枚

袁枚，清，钱塘人，字子才，号简斋。乾隆进士，改庶吉士。出知江浦、述阳、江宁等县，年四十即告归。作随园于江宁小仓山下，以吟咏著述为乐。古文纵横跌宕，自成一格，诗尤有名。卒年八十二。有《随园全集》。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读毕，思有所献替，忽忽少暇。入春来，归妹于扬州，筮日宾婿，劳不可支。比来稍闲，敢白所怀以诤足下。

窃谓足下之为古文，是也；足下之论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广，不得不贪多务博以求之。”此未为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狭者也。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自韩、柳诸公出，惧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别今文而言之也。划今之界不严，则学古之词不类。韩则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柳则曰：“惧其昧没而杂也”，“廉之欲其节”。二公者，当汉、晋之后，其百家诸子未甚放纷，犹且惧染于时。今百家回冗，又复作时艺弋科名，如康昆仑弹琵琶，久染淫俗，非数十年不近乐器，不能得正声也。深思而慎取之，犹虑勿暇；而乃狃于庞杂以自淆，过矣！盖尝论之，古书愈少，文愈古；后书愈多，文愈不古。商书浑浑尔，夏书噩噩尔。作《诗》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诗》。下此，《左》、《榖》以序事胜，屈、宋以词赋胜，庄、列以论辨胜，贾、董以对策胜。就一古文之中，犹不肯合数家为一家以累其朴茂之气、专精之神，此岂其才力有所不足，而岁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独则不诚，不诚则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郑康成以《礼》解《诗》，故其说拘。元次山好子书，故其文碎。苏长公通禅理，故其文荡。之数公者，皆抱万夫之禀者也，偶有所杂，其弊立见；而况其下焉者乎？今将登骚坛，树旗帜，召海内方闻缀学之徒而谈论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烦称博引不可也。邯郸淳之见东阿王，李锴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传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闭户覃思，不蹈袭前人一字，而卓然为行远计，此其道诚不在是矣。

足下擅盐笺名，居淮南之四冲。四方之士，于于焉来请谒者，或经或史，或诗或文，或性理，或经济，或虫鱼笺注，或阴阳星历医卜，日呈其伎于左右。足下不涉猎而遍览焉，几懵乎为酬应，而又以好贤之心，好胜之气，日习于诸往来者之咻染，不觉耳目心胸，常欲观五都而游武库。然藉此多闻多见，使人一谈论一晋接，惊而诧于四方曰名士名士，则可也；竟从此以求古文之真，而拒专门者之谏，则不可也。

足下之答绵庄曰：“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文选》不足学。”此又误也。夫高文典册，用相如；飞书羽檄，用枚皋，文章家各适其用。若以经世而论，则纸上陈言，均为无用。古之文，不知所谓散与骈也。《尚书》曰：“钦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宾于四门，纳于大麓”，非其骈焉者乎？《易》曰“潜龙勿用”，此散也；而“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体”，其非骈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为有用，而骈者为无用也？足下云云，盖震于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语，而不知八代固未尝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西京浑古，至东京而渐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数之穷，通偶数之变。及其靡曼已甚，豪杰代雄，则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气运以中兴之。徐、庾、韩、柳，亦如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者也。然韩、柳亦自知其难，故镂肝肾，为奧博无涯涘；或一两字为句，或数十字为句，拗之，练之，错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独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势危也。误于不善学者，而一泻无余。盖其词骈，则征典隶事，势难不读书；其词散，则言之无物，亦足支持句读。吾尝谓韩、柳为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皆宋人之所不屑为也。惟其不屑为，亦复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且贤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为关系。古之圣人，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以至赞《周易》，修《春秋》，岂皆沾沾自喜哉？时至者为之耳!若欲冒天下难成之功，必将为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书，必将召崔浩刊史之灾、熙宁伪学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圣道昌而异端息矣。而于此有人焉，褒衣大，犹以孟轲、韩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

夫物相杂谓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锦绣，亦文也；其他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适用为贵，将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专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贵于无用之珠玉锦绣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须眉无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须眉乎？是亦不违于理矣。韩退之晚列朝参，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顺宗实录》等书，以为有绝大关系，故传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穷兀困悴，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说》诸篇，又多谲诡悖傲，而不与经合；然其名卒与韩峙，而韩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

即足下论文如射之有志，可谓识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见足下于庄、屈之荒唐，则爱之而诵之；于程、朱之语录，则尊之而远之，岂足下之行与言违哉？盖以理论，则语录为精；以文论，则庄、屈为妙。足下所爱在文，而不在理，则持论虽正，有时而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条，薪米之杂记，其有用更百倍于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业及之者，何也？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则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认门面语为真谛，而时时作学究塾师之状，则持论必庸而下笔多滞，将终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窃为足下忧之。

绵庄文多说经，绝不类《选》体，而以之勖足下者，彼见足下笔气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绵丽之体进，非得巳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过坚，仆爱足下过于绵庄，安得不再为忠告！

朱仕琇

朱仕琇，清，建宁人，字斐赡，号梅崖。乾隆进士，官夏津知县，改福宁教授。主讲鳌峰书院卒，工古文，始学韩愈，后更博采秦汉以来诸家之长，自名一家，有《梅崖居士集》。

答王西庄书

窃仕琇闽中之鄙人也，少未闻道，老益衰隳。贪食苟息岁月于田野，不谓大人先生俨然推之于翰墨之林，惠然收诸教诲之末，手书千里，示以读书作文之法，诚仁人君子哀闵衰陋，有加无已之盛心也。《诗》曰：“锡我百朋。”《易》益之《中孚》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今阁下嘉惠仕琇，所以锡且益之者，不既厚且多乎？熟复大集，穿穴经史，剖别精核。其记、序、铭、志、歌、诗，法度不失，而风趣尤胜，钦服何似！承询以仕诱所处，拘墟之见，岂敢上陈。要亦循古人所云力体之，时忧其不足耳。

古人所云多矣，体之无不验者。而大旨则韩子所谓无人之见者是也。一技之微，古人尝遗耳目爵赏非誉以求之。及其至也，皆与道通。故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伯牙学琴，成连栖之海上以移其情，以海上者无人之处也。精神寂寞，百感皆息，而真者出焉，而琴以名，斯其为学之要耶。

若文者，古人所以自著也。扬子云曰：“言，心声也。”苏子由曰：“文者，气之所役。”太史公曰：“读其书未尝不想见其人。”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故韩子曰：“君子慎其实。”柳子曰：“文以行为本，斯其为文之要耶。”诚知二者之为要而力体之，其必有自知者矣。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斯又君子之所以自立也。古之垂教者，圣人不具论，其有言立于此，而后事自应，世世可称者，若迟任、史佚、臧文仲、子产、叔向之流是也。他若百家杂术，孙武之论兵，灵素之医经，皆非有所专主也，然百世莫能外焉。至眉山苏氏，于仁庙时为兴作之言，神宗时则进休养之说，皆随时为之辞，而学者或以病其言之不纯信。他若刘歆、陈元、贾逵，古学见排，桓谭、郑兴，非谶为罪。韩愈以讳辩史册垂讥，欧阳修、韩琦持濮议贻诮学者。是非之难定也如此。则所云切于时者，亦岂易言也哉！

仕琇辱阁下下意援接，故敢悉其愚。窃见近时人不说学，士多疏陋。故豪杰之士，率以博览自喜。夫经言精奧，史籍纷繁，加入自为之书，与世而增。虽有上智，岂能遍理。至传闻回互，文义点窜，先后相积，疑窦牛毛，但当存而不论，岂能穷其自出！古人于事讹误未有折衷者，但云当考，或云慎取，如是而已，其言诚有味也。夫子曰：“我知之矣，如尔所不知何！”此圣人所以为万世法也。近世士多奋其私智，以诬古籍。凿空立说，日出新奇，征引繁富，足佐其谬。其弊始宋之一二名人自喜之过，后遂益甚。尝怪孔氏删《诗》、《书》，古有是言，自司马迁以来无异辞。而近世有云《诗》无删者。《风》、《雅》、《颂》之名见于《周官》、《左氏》、卜商之传，而云《诗》有《南》无《风》；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李翱皆称《左氏》文采，法其所为，而或以为衰世之文。汉初《春秋》学官，专主《公羊》。董生以之名家，唐殷侑欲继何氏作注，韩子与书钦叹之，而或直诋为邪说。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自集一时属官所为，非苟作者，而或以为章怀少年读书不多，故多遗误。又因《嘉祐集》目无《辨奸论》，遂直指《张文定墓志》及东坡谢书子由志文定之文，皆为伪作。其悍而自遂，无所顾藉如此。岂古人谨厚之义耶！

扬子云曰：“广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孤陋固不足以尽道，然荀况载孔子论士之言曰：“不务多知，务审其所知。”则所以主乎闻见者，必有道矣。

古人治经，非专门名家教授者，皆取大义通，不为章句。若孟子、荀卿、李斯、贾生、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是也。故迁称李斯知六艺之归，固谓向父子、扬雄为湛深经术，谓优于其义也。至于物名器械之详，则季汉通儒徐伟长之流，亦知鄙之矣。学者幸不为君子所鄙，又安畏世俗之讥耶！

至著文之道，第本其所得于古人者，调剂心气，诚一以出之，斋庄以持之，优游以深之，曲折以昌之，援引古昔以矜重之。使其言粲然各识其职而不乱，澹然各止其所而不过，则虽寻常问讯起居之辞，而人宝之如金玉，袭之如兰芷，听之如笙瑟，味之如牢醪，有不忍去者矣。何也？则以其心气之清和恻怛，感人于微。而人乐之，亦自得其志也。故自贵者人贵之，自爱者人爱之。《传》曰：“芷兰生于空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斯所为自著者也。后之作者，夸严自喜，动曰言思可法，或曰言必有用。故所为皆依仿缘饰，以动于世。二者岂非教之所崇？第以古人出之，皆流于内足之余，其言信也。后之人未必然也，而驰骛心气以逐于外，色取声附，以事观听。中枵源醨，美先尽矣，又何以永学者之思慕乎？此仕琇有感于近世学与文之弊，妄献其愚，以求大人先生之折衷也。

钱大昕

钱大昕，清，嘉定人，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乾隆进士，累官少詹事，督学广东，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博通经史小学，为清代朴学大师，论文不喜方苞。卒年七十七。有《潜研堂诗文集》。

与友人论文书

前晤我兄，极称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予常日课诵经史，于近时作者之文，无暇涉猎。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读之。其波澜意度，颇有韩、欧阳、王之规模。视世俗冗蔓猱杂之作，固不可同日语，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义法尔。

夫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至于亲戚故旧聚散存没之感，一时有所寄托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附见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无足传，故一切阙而不载，非本有可纪而略之，以为文之义法如此也。

方氏以世人诵欧公王恭武、杜祁公诸志，不若黄梦升、张子野诸志之熟，遂谓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然则使方氏援笔而为王、杜之志，亦将舍其勋业之大者，而徒以应酬之空言予之乎？六经三史之文，世人不能尽好。间有读之者，仅以供场屋饾饤之用，求通其大义者罕矣。至于传奇之演绎，优伶之俳诨，情辞动人心目，虽里巷小夫妇人，无不为之歌泣者，所谓曲弥高则和弥寡，读者之熟与不熟，非文之有优劣也。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榖》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工者，亦非通论也。

章学诚

章学诚，清，会稽人，字实齐。乾隆进士，以修县志有名。所著《文史通义》、《雠校通义》，今盛行于世。

文德 《文史通义》，下并同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

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必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

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呼！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异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大道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于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

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文理

偶于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反覆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司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余幼学于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于是时，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于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于《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于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

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主谓记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辞气之远于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旨甘，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骇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至于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

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于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知其领会，特不足據为传授之秘尔。據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

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于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于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征也。余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

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篇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

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于《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云：“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于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汎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

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钟惑，况滔滔之靡有抵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于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

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于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邪？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起，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

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暗，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袤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原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沈，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征矣。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宏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于战国初年，而《论语》成于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晏子》，后人所托〕。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文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

张惠言

张惠言，清，武进人，字皋文。嘉庆进士，官编修，卒年四十二。惠言少好辞赋，常拟司马相如、扬雄所作。及壮为古文，则力追韩愈、欧阳修，其波澜意度，往往逼肖，与同邑恽敬齐名。尤深《易》、《礼》之学，词亦有名。有《茗柯诗文集》。

送钱鲁斯序

鲁斯长余二十四岁，以尝从先君子受经，故余幼而兄事之。鲁斯以工作书为诗名天下，交友遍海内。余年十六七岁，时方治科举业。闲以其暇学鲁斯为书，书不工；又学鲁斯为诗，诗又不工。然鲁斯尝诲之。越十余年，余学为古辞赋。乾隆戊申，自歙州归，过鲁斯而示之。鲁斯大喜，顾而谓余：“吾尝受古文法于桐城刘海峰先生，顾未暇以为，子傥为之乎？”余愧谢未能。已而余游京师，思鲁斯言，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诗赋若书不为，而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师六年，归更太孺人之忧，复游浙中，转入歙。而鲁斯客湖南北，久乃归，参差不得见者十三年。

今年夏，余自歙来杭州，留数月。一日方与客语，有然而来者，则鲁斯也。其言曰：“吾见子古文，与刘先生言合。今天下为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于世，未能还乡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见，故来与子论古文。”鲁斯遂言曰：“吾曩于古人之书，见其法而已。今吾见拓于石者，则如见其未刻时；见其书也，则如见其未书时。夫意在笔先者，非作意而临笔也。笔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晋唐宋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会之于心。当其执笔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离乎法。其养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尽而意无穷。吾于为诗，亦见其若是焉。岂惟诗与书，夫古文亦若是则已耳!”

呜呼！鲁斯之于古文，岂曰法而已哉！抑余之为文，何足以与此！虽然，其惓惓于余，不远千里而来，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终废焉者，呜呼，又可感也！于是留数日，将去，送之于西湖，书其言而志之，且以为别。

恽敬

恽敬，清，阳湖人，字子居。乾隆举人，历知当阳、江山二县，迁江西吴城同知，以事去官。为人负气，矜尚名节，目言所学非汉、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于韩非、李斯，与苏明允相上下，世称其文为阳湖派。有《大云山房文集》。

《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叙录

昔者班孟坚，因刘子政父子《七略》，为《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圣人之经，永世尊尚焉。其诸子则别为十家，论可观者九家，以为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至哉此言，论古之圭臬也。

敬尝通会其说，儒家体备于《礼》及《论语》、《孝经》，墨家变而离其宗，道家、阴阳家支骈于《易》，法家、名家疏源于《春秋》，纵横家、杂家、小说家适用于《诗》、《书》。孟坚所谓《诗》以正言，《书》以广听也。惟《诗》之流，复别为诗赋家，而乐寓焉。农家、兵家、术数家、方技家，圣人未尝专语之，然其体亦六艺之所孕也。是故六艺要其中，百家明其际会；六艺举其大，百家尽其条流。其失者，孟坚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穷高极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属。故曰：修六艺之文，观九家之言，可以通万方之略。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经义起，经义散而文集益漓。学者少壮至老，贫贱至贵，渐渍于圣贤之精微，阐明于儒先之疏证，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盖附会六艺，屏绝百家，耳目之用不发，事物之赜不统，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

敬观之前世，贾生自名家、纵横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断制；晁错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实；董仲舒、刘子政自儒家、道家、阴阳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杂家入，故其言温而定；柳子厚、欧阳永叔自儒家、杂家、词赋家入，故其言详雅有度；杜牧之、苏明允自兵家、纵横家入，故其言纵厉；苏子瞻自纵横家、道家、小说家入，故其言逍遥而震动。至若黄初、甘露之间，子桓、子建，气体高朗，叔夜、嗣宗，情识精微，始以轻隽为适意，时俗为自然，风格相仍，渐成轨范，于是文集与百家判为二途。熙宁、宝庆之会，时师破坏经说，其失也凿；陋儒襞积经文，其失也肤；后进之士，窃圣人遗说，规而画之，睇而斫之，于是经义与文集并为一物。太白、乐天、梦得诸人，自曹魏发情；静修、幼清、正学诸人，自赵宋得理。递趋递下，卑冗日积。是故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其高下远近华质，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强也已。敬一人之见，恐违大雅，惟天下好学深思之君子教正之。

上曹俪笙侍郎书

前者敬在宁都上谒，先生过听彭临川之言，谆然以昔人之所以为古文者下问，侍坐之顷，未能达其心之所欲言。回县后，窃愿一陈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记，如笺，如启，皆束于体制，涂饰巧伪，殊无足观。至前明之禀，几于胥隶之辞矣。古者自上宰相至于侪等相往复，皆曰书，其言疏通曲折，极其所至而后已，谨以达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

古文，文中之一体耳，而其体至正，不可余，余则支；不可尽，尽则敝；不可为容，为容则体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虽小道，失其传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岩、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尧峰诸君子，世俗推为作者，一不得与乎望溪之所许矣。望溪谨厚，兼学有源本，岂妄为此论耶？盖遵岩、震川常有意为古文者也，有意为古文，而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则将依附其体而为之；依附其体而为之，则为支、为敝、为体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岩之文瞻，瞻则用力必过，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谨，谨则置辞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为容之失，二家缓急不同，同出于体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满也。

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韩公之后，惟介甫得其法。”是说也，视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当即安溪之意推之，盖雪苑、勺庭之失，毗于遵岩，而锐过之，其疾征于三苏氏；尧峰之失，毗于震川，而弱过之，其疾征于欧阳文忠公。欧与苏二家所畜有余，故其疾难形；雪苑、勺庭、尧峰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见。噫，可谓难矣！然望溪之于古文，则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近日朱梅崖等于望溪有不足之辞，而梅崖所得，视望溪益庳隘。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是亦可虞者也。

敬生于下里，以禄养趋走下吏，不获与世之大人君子相处，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诸前达，多习校录，严考证，成专家，为赋咏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几于昌狂无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势力至今未已。敬为之动者数矣。所幸少乐疏旷，未尝捉笔，求若辈所谓文之工者而浸渍之，其道不亲，其事不习，故心不为所陷，而渐有以知其非。后与同州张皋文、吴仲伦、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传之学出于刘海峰，海峰之学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观之，未足以餍其心之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汉与秦，龂龂焉析其正变，区其长短，然后知望溪之所以不满者，盖自厚趋薄，自坚趋瑕，自大趋小，而其体之正，不特遵岩、震川以下未之有变，即海峰、姬传亦非破坏典型、沉酣淫诐者，不可谓传之尽失也。若是，则所谓为支、为敝、为体下，皆其薄、其瑕、其小为之;如能尽其才与学以从事焉，则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体下者如负青天之高，于是积之而为厚焉，敛之而为坚焉，充之而为大焉，且不患其传之尽失也。

然所谓才与学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渊雅，中道而逝，仲伦才弱，悔生气败。敬蹉跎岁时，年及五十，无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当必有具绝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则斯事之幸也。

阮元

阮元，清，仪征人，字伯元，号芸台。乾隆进士，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所至以提倡学术自任，卒谥文达。论文主文笔之说，谓“如《昭明文选》所载者，始得名为文；韩、柳以下所作，皆子史之流，所谓笔也”。同时福州梁章钜著《退庵论文》，颇推阐其说。有《研经室集》。

文言说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说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大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

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生”、“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成行”，偶也；“学聚”、“问辩”，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

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即尊之曰古也。

文韵说

福问曰：“《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据此，则梁时恒言有韵者乃可谓之文，而《昭明文选》所选之文，不押韵脚者甚多，何也？”

曰：“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韵脚，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

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论于梁以前。”

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咏叹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宫羽者；《诗》、《骚》而后，莫不皆然。而沈约矜为创获，故于《谢灵运传论》曰：‘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灵均以来，此秘未观，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约《答陆厥书》云：‘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休文此说，乃指各文章句之内，有音韵宫羽而言，非谓句末之押脚韵也〔即如雌霓连蜷，‘霓’字必读仄声是也〕。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亦只论章句中之平仄，不复有押脚韵也。四六乃有韵文之极致，不得谓之为无韵之文也。昭明所选不押韵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声音者，所谓韵也。休文所矜为创获者，谓汉、魏之音韵，乃暗合于无心；休文之音韵，乃多出于意匠也。岂知汉、魏以来之音韵，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经哉？

“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韵矣，而亦有平仄声音焉。即如‘湿燥龙虎睹’上下八句，何等声音，无论‘龙虎’二句不可颠倒，若改为‘虎龙燥湿睹’，即无声音矣。无论‘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错乱，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丧’之后，即无声音矣。此岂圣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圣贤属文时，亦皆有意匠矣。然则此法肇开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正所谓文人相轻者矣。

“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后，以时代相次，则及于卜子夏之《诗大序》。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又曰：‘长言之不足，则嗟叹之。’郑康成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孔子《文言》之义益明矣。盖孔子《文言》、《系辞》，亦皆奇偶相生，有声音嗟叹以成文者也。声音即韵也。《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与韵合，匪由思至哉〔王怀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韵，有字字相对极密，非后人所有者，如有弥、有鷕、济盈、雉鸣，不、求，濡、其、轨、牡；凤皇、梧桐，鸣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冈、朝阳；菶菶、雍雍，萋萋、喈喈，无一字不相韵。”此岂诗人天成暗合，全无意匠于其间哉？此即子夏所谓“声成文”之显然可见者〕？子夏此序，《文选》选之，亦因其中有抑扬咏叹之声音，且多偶句也〔乡人、邦国、偶一；风、教，偶二；为志、为诗，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乱世、亡国，偶五；天地、鬼神，偶六；声教、人伦、教化、风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言之、闻之，偶十；礼义、政教，偶十一；国异、家殊，偶十二；伤人伦、哀刑政，偶十三；发乎情、止乎情、止乎礼义，偶十四；谓之风、谓之雅，偶十五；系之周、系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窈窕、思贤才，偶十八。其偶之长者，如周公、召公即比也。后世四书文之比基于此〕。

“综而论之，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乃千古嗟叹成文之祖。子夏《诗序》情文声音一节，乃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韵字不见于《说文》，而王复斋《楚公钟》篆文内实有韵字，从音从匀，许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则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沈约之说或可横指为八代之衰体，孔子、子夏之文体，岂亦衰乎！

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韵，虽愚者能效之；上溯齐、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汉、魏以上至于孔卜，非上哲不能拟也。”

乙酉三月，阅兵香山，阻风，舟中笔以训福。

李兆洛

李兆洛，清，阳湖人，字申耆。嘉庆进士，官凤台知县，罢官后，主讲暨阳书院。工诗古文，尤长舆地之学。所编《骈体文钞》，自秦讫隋，区为三类，冶合骈、散二体。别裁至当，于萧《选》、姚《纂》外，独立为一名著，有李氏地理五种、《养一斋集》。

《骈体文钞》序

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辑古人遗篇，用资时习，区其钜细，分为三编。序而论之曰：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既歧奇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唐宋为三。夫苟第较其字句，猎其影响而已，则岂徒二焉三焉而已，以为万有不同可也。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变迁，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失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沈膇，理所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

上编著录若干首，皆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垂诸典章、播诸金石者也。夫拜飏殿陛，敷颂功德，同体对越，表里诗书者也；义必严以闳，气必厚以愉，然后纬以精微之思，奋以瑰烁之辞。故高而不槬，华而不缛，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马、班已降，知者盖希。或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或诘屈彫琢以为奇丽，朴即不文，华即无实，未有能振之者也。至于诏令章奏，固亦无取俪词，而古人为之，未尝不沈详整静，茂美渊懿，训词深厚，实见于斯，岂得以唐宋末流，浇攰浮尪，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中编著录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缜密而端慤，或豪亻多而詄荡。盖指事欲其曲以尽，述意欲其深以婉。泽以比兴，则词不迫切；资以故籍，故言为典章也。韩非、《淮南》，已导先路；王符、应邵，其流孔长。立言之士，时有取焉。然枝叶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之覃精，而子桓病其体弱，亦学者之通患也。碑志之文，本与史殊体。中郎之作，质其有文，可为后法，故录之尤备焉。

下编著录若干篇，多缘情托兴之作，战国诙谐，辨谲者流，实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浅，其趣博，往往托思于言表，潜神于旨里，引情于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浅而能永，博而能检。就其褊者，亦润理内苞，秀采外溢，不徒以镂绘为工，逋峭取致而已。后之作者，乃以为游戏佻侧，洸荡忘其所归，遂成俳优，病尤甚焉。尺牍之美，非关造作，妍媸雅郑，每肖其人。齐梁启事短篇，藻丽间见，既非具体，无关效法，十而存一，概可知也。

包世臣

包世臣，清，泾人，字慎伯，号倦翁。嘉庆举人，官新渝知县。论文独辟畦径，尤工书，有《安吴四种》。其《艺舟双楫》一种，盛行于世，则专论诗文与书法者也。

文谱

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诣之所极。垫拽、繁复者，回互之事。顺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而所以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备，而后隐显之义见矣。

是故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尚书》“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三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于变”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节奇，“若天”、“授时”隔句为偶，中六字纲目为偶。“分命”、“申命”四节，体全偶而词悉奇。“帝曰咨”节奇，“期三百”十七字参差为偶。“允厘”八字颠倒为偶，而意皆奇。故双意必偶，“钦明”、“允恭”等句是也。单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虽文字之始基，实奇偶之极轨。批根为说，而其类从，慧业所存，斯为隅举。

次论气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郁，文之妙在顿宕；而沉郁顿宕之机，操于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论语》“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岂其然乎”句，疾也。此两句为疾徐也。《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节，疾也；“尧舜率天下以仁”节，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国”节，徐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节，疾也。此两节为疾徐也。“天子适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无流连之乐”十六字疾。“国君进贤”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国人杀之”十七字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五节徐；“信能行此五者”一节疾。此通篇为疾徐也。有徐，而疾不为激，有疾，而徐不为纡。夫是以峻缓交得，而调和奏肤也。

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垫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又曰：“且夫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韩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劝，师长教之弗为变。”又云：“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得谤。”又云：“视锻锡，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又云：“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今征敛于富人，以施布于贫家。”《史记》：“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逃遁，而不敢进。”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者。”皆上垫也。《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又云“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非子》：“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史记》：“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于人民者。”皆下垫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又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赡。”《荀子》：“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槁壤，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蚓之穴无可托足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用者，无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学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躯。”《韩非》：“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吕览》：“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又云：“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史记》：“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又云：“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又云：“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棬，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棬。”又云：“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荀子》：“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争乱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又云：“且夫暴国之君，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又岂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韩非》：“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又云：“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廉士者修而羞与佞臣欺其主，必不从重人矣。是当涂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即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史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斐然向风。”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短褐，饥者甘糟糠。民之嗷嗷，新主之资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垫旋拽，备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于斯为极。是故垫拽者，先觉之鸿宝，后进之梯航。未悟者既望洋而不知，闻声者复震惊而不信。然得之则为蹈厉风发，失之则为朴樕辽落。姬、嬴之际，至工斯业。降至东京，遗文具在，能者仅可十数，论者竟无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谅已。

至于繁复者，与垫拽相需而成，而为用尤广。比之诗人，则长言咏叹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极情尽意，茂豫发越也。《孙武子》：“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胜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者，复也。《孟子》：“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者，繁也。“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又曰“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者，复也。“离娄之明”节，繁也，“圣人既竭目力”节，复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繁而兼复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复而兼繁也。《荀子》之《议兵》《礼论》《乐论》《性恶》篇，《吕览》之《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论，《韩非》之《说难》《孤愤》《五蠹》《显学》篇，无不繁以助澜，复以鬯趣。复如鼓风之浪，繁如卷风之云，浪厚而荡，万石比一叶之轻，云深而酿，零雨有千里之远。斯诚文阵之雄师，词囿之家法矣。

然而文势之振，在于用逆；文气之厚，在于用顺。顺逆之于文，如阴阳之于五行，奇正之于攻守也。《论语》“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逆而顺也。“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顺而逆也。《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本言当制民产，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于无恒心，而无恒心本于无恒产，并先言惟士之恒心不系于恒产，则逆之逆也。“天下大悦而将归已”章，“桀纣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章，全用顺。深求童习之编，自得伐柯之则，略举数端，以需善择。

集散者，或以振纲领，或以争关纽，或奇特形于比附，或指归示于牵连，或错出以表全神，或补述以完风裁。是故集则有势有事，而散则有纵有横。《左传》：“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财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又云：“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又云：“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又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韩非子》：“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又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又云：“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者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修也。”是集势者也。《孟子》引“经始灵台”、“时日曷丧”，征古以明意；说“不违农时”、“五亩之宅”，缘情以比事。《吕览》专精证验，《韩非》旁通喻释。《史记》载祠石坠履，而西楚遂以迁鼎；述厕鼠惊人，而上蔡无所税驾；曲逆意远，见于俎上；淮阴志异，得之城下；临卬窃资，好畤分橐；衒晦既殊，心迹斯别。赞游侠之克崇退让，而知在位之专恣睚眦；称权利之致于诚一，而知居上之不收穷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纪都俞，五臣共谟，乃书陈告，是纵散者也。然龙门帝纪，已属有心避就，金华臣传，遂至仅存阀阅〔宋濂作《九国春秋》，事迹悉详纪中，诸臣列传，势难重出，寂寥已甚。今吴任臣书，即窃其本也〕。求其继声，未易屈指。《史记》廉将军矜功争列，与避车连文，以美震悔之忠；长平侯重揖客，讳击伤，于本传不详，以叹尊容之广。程、李名将，而行酒辨其优劣；汲、郑长者，而廷论讥其局趣，是横散者也。

然而六法备具，其于文也，犹鱼兔之筌蹄，肤发之脂泽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则庶乎言有物，而不囿于藻采雕绘之末技也夫。

与杨季子论文书

辱书询为古文之要，词意勤恳，世臣何可以当此耶？足下性嗜古书，尤耽齐、梁诸子，而下笔顾清迥柔厚，骎骎有西汉之意。世臣僿陋偃蹇，何足以称盛指。谨言其所知，而足下择之。

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统于礼。子思叹圣道之大，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严。夫具五官，备四体，而后成为人。其形质配合乖互，则贵贱妍丑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夫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云，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辙迹各殊。然则所谓法者，精而至博，严而至通者也。又有言为文不可落人窠臼，托于退之尚异之旨者。夫窠臼之说，即《记》所讥之剿说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体调均，遍视数千万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谓之真异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颠倒条理，删节助字，务取诘屈，以眩读者。是何异自憾状貌之无以过人，而抉目截耳，折筋刲胁，蹒行于市，而矜诩其有异于人人也耶？至于退之诸文，序为至劣，本供酬酢，情文无自，是以别寻端绪，仿于策士讽谕之遗，偶著新奇，旋成恶札。而论者不察，推为功宗。其有寻绎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扬生议，以尊己见，所谓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寻常小文，强推大义。二者之蔽，王、曾尤多。夫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也。凡是陋习，染人为易，而熙甫、顺甫乃欲指以为法，岂不谬哉！

文类既殊，体裁各别，然惟言事与记事为最难。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条理原委，抉明正义，然后述得失之所以然，而条画其补救之方。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则是非明白，不惑将来。凡此二类，固非率尔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机势万变，栝枢无改。至记事而叙入其人之文，则为尤难。《史记》点窜内外传、《战国策》诸书，遂如已出。班氏袭用前文，微有增损，而截然为两家。斯如制药冶金，随其镕范，形依手变，性与物从，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马、班纪载旧文，多非原本，故《史记》善贾生推言之论，而班氏典引，直指以为司马，《始皇纪》后亦兼载贾、马之名。贾生之文入《汉书》者，已属摘略，而其局度意气，与《过秦》殊科，则知其出于司马删润无疑也。比及陈范所载全文，间形芜秽，或加以删薙，辄又见为碎缺。故子瞻约赵抃之牍，以行己意，而介甫叹为子长复出者，盖深知其难也。《通鉴》删采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毕陈，原父炉锤，斯为可尚。世臣从前纂《汪容甫遗集》，曾采未成互异之稿，足为完篇，笔势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体势又略与予近，犹易为力。至作《谷西阿传》，采录其奏议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笔芜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传，又恐一加润色，将与国史互异，致启后人之疑，故止为之删削移动。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尝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顿可诵读，既与原文殊观，又不乱以己意。较之子瞻所作，难易倍蓰，非足下其谁与喻此耶？

世臣自幼失学，惟好究事物之情状。足下所志略同。鄙人前后杂文数十百篇，足下大都见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与近世闻人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异，世臣不能自知，又将何以为足下告耶？

再与杨季子论文书

辱赐还答，知不以前书为差谬，幸甚幸甚。然奖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处，故复进以相开，惟足下照察。

足下谓圣道即王道，研究世务，擘画精详，则道已寓于文，故更无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学于古，而饥驱奔走者数十年，验以人情地势，殊不相远。斟古酌今，时与当事论说所宜，虽补偏救弊之术，偶蒙采纳，皆有所效。然极世臣学识之所至，尚未知其能为富强否耶。民富则重犯法，政强则令必行，故过富强者为霸，过霸者为王。诗人之颂王业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叠”，未有既贫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谓富强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强为王道，古先其可诬乎。

荀子曰：“学始于诵诗，终于安礼，学至于礼而止。”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齐之以礼，有礼则安。以礼为国乎何有！”世臣溯自有识，迄于中身，非礼之念，时生于心，非礼之行，时见于事，惟不敢荡检逾闲，窃自附于乡党，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载道”之危言，致其推崇。前书方以言道自张为前哲之病，而足下更为此说，是重吾过也。

足下又谓苦学彦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词气生涩，非能入汉。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诗亲子建而苦学阴、何。智过其师，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汉也得于天，而好彦升、季友由于学。然彦升、季友独到之处，亦汉人所无，足下好之，无庸更疑也。

至询及晋卿往复论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别有秘密乎？晋卿古文之学出于其舅氏张皋文先生。皋文受于刘才甫之弟子王悔生，盖即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晋卿才力桀骜，下笔辄能自拔。然世臣识晋卿时，晋卿未弱冠，迄今二十年，每论文，则判然无一语相合，而读其文则必叹赏无与比方。晋卿亦以世臣一览便见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论议殊途为意，是殆所谓能行者未必能言也。

又询及选学与八家优劣，及国朝名人孰为近古。夫《文选》所载，自周、秦以及齐、梁，本非一体。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于周、秦、两汉子史百家，而得体势于韩公子、《吕览》者为尤深。徒以薄其为人，不欲形诸论说。然后世有识，饮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选学为别裁伪体。良以应德、顺甫、熙甫诸君，心力悴于八股，一切诵读，皆为制举之资，遂取八家下乘，横空起议照应钩勒之篇，以为准的。小儒目眯，前邪后许，而精深闳茂，反在屏弃。于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谓八家浅薄，务为藻饰之词，称为选学，格塞之语，诩为先秦。夫六朝虽尚文采，然其健者，则缓急疾徐、纵送激射，同符《史》《汉》，貌离神合，精彩夺人。至于秦汉之文，莫不洞达骀宕，刿目怵心；间有语不能通，则由传写讹误及当时方言。以此为师，岂为善择？退之酷嗜子云，碑版或至不可读，而书说健举浑厚，宜为宗匠。子厚劲厉无前，然时有摹拟之迹，气伤缜密。永叔奏议怵怛明畅，得大臣之体，翰札纡徐易直，真有德之言，而序记则为庸调。明允长于推勘辨驳，一任峻急。介甫词完气健，饶有远势。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强不足。子瞻机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独立千载。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缛，一节独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试各取其全集读之，凡为三百年来选家所遗者，大抵皆出入秦汉，而为古人真脉所寄也。其与选学，殊途同归。贵乡汪容甫颇有真解，惜其骛逐时誉，耗心饾饤，然有至者，固足为后来先路矣。

国初名集，所见甚鲜，就中可指数者，侯朝宗随人俯仰，致近俳优；汪钝翁简点瞻顾，仅足自守；魏叔子颇有才力，而学无原本，尤伤拉杂；方望溪视三子为胜，而气仍寒怯；储画山典实可尚，度涉市井；刘才甫极力修饰，略无菁华；姚姬传风度秀整，边幅急促；张皋文规形抚势，惟说经之文为善；恽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贤，莫不具标能擅美独映当时之志，而盖棺论定，曾不足以塞后人之望。白驹过隙，来者难诬。足下齿方弱冠，秀出时流。然生材非难，成材为难。惟望以世臣之荒落为鉴，及时自勉，则斯文之幸也。

刘开

刘开，清，桐城人，字明东，号孟涂，诸生。从姚鼐游，工诗古文，与同门方东树、梅曾亮、管同称方刘梅管。家贫，客公卿间，声名日盛，而以士节自持。有《刘孟涂诗文集》。

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本朝论文，多宗望溪，数十年来，未有异议。先生独不取其宗派，非故为立异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奋其独见也。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五都之市，九达之衢，人所共由者也。昆仑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锦绣之饰，文采之辉，人所能致者也。云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无决堤破藩之识者，未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纵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岂独无取于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尽有当也。

虽然，学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见其为尽非也；学秦、汉者优矣，而李北地、李沧溟等，竟未有一获，未见其为尽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请得以毕陈之。

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于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为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恢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成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谟谠议，著于朝廷，立身大节，炳乎天壤，故发为文辞，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学之者，无其抱负志节，而徒津津焉索之于字句，亦末矣。此专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

然而有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序也。学者必先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则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必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此在会心者自择之耳。

然苟有非常绝特之才，欲争美于古人，则《史》、《汉》犹未足以尽之也。夫《诗》、《书》，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经为文，亦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学者，必实有得于上，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泳涵于《国风》以深其情，反复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榖梁》之清深。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戴记》之条畅，《考工记》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又以为未足也，则有老氏之浑古，庄周之骀荡，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劲直，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赅洽，《淮南》之瑰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欲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多。凡此者，皆太史公所遍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学道，则几于杂矣；以之为文，则取精多而用愈不穷，所谓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为之者也。而变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足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殚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夫《史》、《汉》之于八家也，其等次虽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后，非先生莫能明也。

且夫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韩退之之才，上追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敝，与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与？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

梅曾亮

梅曾亮，清，上元人，字伯言，道光进士，官户部郎中。古文绍姚鼐之传，为一世推服。告归，主扬州书院，有《柏枧山房文集》。

论文七则

文章至极之境，非可骤喻以言有用，则论事者为要耳。宋人文明健酣适，然时失之冗。战国策士，文，可谓雄矣，然抑扬太甚，有矜气，令人生不信心。简而明、多而不令人厌生者，惟汉人耳。苟得其意，而为宋人之文从字顺，论事之道，莫善于是矣〔与姚柏山书〕。

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佑、元祐时，读者不知为嘉佑、元祐人，不可也。韩子曰：“唯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已陈矣〔与朱丹木书〕。

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则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国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于是矣。诵之而成声，言之而成文，而空疏寡情实者，盖亦有焉。则闻见少而蓄理不富也〔与孙芝房书〕。

文有世禄之文，有豪杰之文。模山记水，叙述情事，言应《尔雅》，如世家贵人，珍器玩好，皆中度程，应故实，此世禄之文也。开张王霸，指陈要最，前无所袭于古，而言当乎时；论不必稽乎人，而事核其实。如鱼盐版筑之夫，经历险阻，致身遭时，虽居庙堂之上，匹夫匹妇之笑，可得而窥也，此豪杰之文也〔送陈作甫序〕。

曾亮好为骈体文，异之曰：“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余曰：“诚有是，然《哀江南赋》、《报杨遵彦书》，其意顾不快邪？而贱之？”异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庄周、司马迁之意，来如云兴，聚如车屯，则虽百徐、庾之词，不足以尽其一意。”余遂稍学为古文词。异之不尽谓善也，曰：“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驳见。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异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管异之文集书后〕。

凡诗阅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诗也。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达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为诗文者，主乎达而已矣〔舒伯鲁集序〕。

先生尝语学者：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盖尺牍之体，固有别于文矣〔姚姬传先生尺牍序〕。

吴敏树

吴敏树，清，巴陵人，字本琛，号南屏。道光举人，官浏阳训导，工古文辞。初游京师，往返梅曾亮处，甚相得。然论文不主桐城派之名，卒其所得，与姚氏无乎不合。有《柈湖诗文集》。

与筱岑论文派书

承复寄示才郎功甫遗稿，令更审存。老弟前年所圈别处，今覆之，诚未免过隘。盖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绳之，以持文章家论，犹可也。今遗稿无几而多没之，则使人不尽见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阙然也。研生老兄所点存，实皆足以问之当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纵，有伟观，而叙述源流，皆以发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于桐城宗派之论，则正往时所欲与功甫极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为我兄道之。

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诗派，始称山谷、后山，而为之图列，号传嗣者，则吕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如老弟所见，乃大不然。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之；其文之深浅美恶，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争也。

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力挽之于古，始有此名。柳不师韩，而与之并起。宋以后则皆以韩为大宗，而其为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

弟生居穷乡，少师友见闻之益，亦幸不遭声习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时，辄喜学为古文。经、子、《史》、《汉》外，惟见有八家之书，以为文章尽于此尔。八股文独高归氏，已乃于村塾古文选本中见归氏一二作，心独异之，求访其集于长沙书肆中，则无有，因托书贾购之吴中。既得其书，别钞两卷。甲辰入都，携之行箧。不意都中称文者，方相与尊尚归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与在时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见《望溪文集》，亦欲钞之而竟未暇。盖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然此二家者，皆断然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其所以能尔者，皆自其心得之于古，可以发人，而非发于人者。

往时见功甫喜寻时人之论，称刘、姚之学，以为习于名而未稽其实，私欲进之；其于论诗，述梅伯言之说，云当自荆公入，尤为害道。此等言议，殆皆得之陈广旉。广旉才虽高，不能为文士，而论说多未当于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称诸人学问本末，皆大略不谬；独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称；而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岂区区以侍郎之言为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与功甫究论之耳！

王先谦曰：宗派之说，良为误人，此文足以开拓学者心胸。至论姚氏，未为允当。曾文正有《致南屏书》一通，附录于此。

书云：去岁辱惠书，久未奉报。尊书以弟所作《欧阳生集序》中称引并世文家，妄将大名胪于诸君子之次，见谓不伦。李耳与韩非同传，诚为失当；然赞末一语曰：而老子深远矣。子长胸中，固非全无泾、渭。今之属辞连类，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虽不可遽语于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吕居仁，则亦未为明允。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正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尊兄鄙其宗派之说，而并没其笃古之功，揆之事理，宁可谓平？至尊缄有曰：‘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著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私怪阁下幽人贞介，何必追逐名誉，不自惜！昔睹鬷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乡富人畏为命案所汙累，至靡钱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将来援为案据，何不捐输巨赀，摘除大名，亦一法也。见示诗文诸作，质雅劲健，不盗袭前人字句，良可诵爱。中如《书西铭讲义后》，鄙见约略相同。然此等处，颇难于著文。虽以退之著论，日光玉洁，后贤犹不免有微辞。故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送人序，退之为之最多且善。然仆意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后世生日有寿序，迁官有贺序，上梁有序，字号有序，皆此体滥觞，至于不可究诘。昔年作《书归熙甫文集后》，曾持此论，讥世人不能纠正退之之谬，而逐其波，而拾其渖，异时当就尊兄畅发斯旨。往岁见寄之书，似尚不逮今秋惠书暨复筱岑书之雅深。国藩自癸丑以来，久荒文字。去岁及今兹，作得十余首，都不称意。兹钞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近乃平浅无可惊喜，一则精神耗竭，不克穷探幽险，一则军中卒卒，少闲适之味。惟希严绳而详究之。诗则八年不作，今岁仅作次韵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诗骨劲拔，迥越时贤。姚惜抱氏谓诗文宜从声音证入，尝有取于大历及明七子之风。尊兄睥睨姚氏，亦颇欲参用其说否？

记钞本归震川文后

敏树自少读书，喜文事，弱冠忽若有悟文章之为者，读《易》、《诗》、《书》皆以文读之，自是落笔为时文，辄高异，而古文之道，且跃然其胸中矣。时文独高明之震川归氏，及我朝方舟百川，以为超绝，真得古人文章之意。间从塾童《古文观止》选本，见归氏文数篇，心独异之，思窥其全稿，而湖南书肆中无有，托书贾购之吴门以来，乃掇录其可喜者，以鄙意评骘，且叙论焉。后以此本得名京师。世之谈古文家者，皆以余独宗仰归氏，得桐城姚姬传氏类纂之绳墨，争欲观其钞本。邑子杜君仲丹，欲借此本刊刻行之，余弗许也。盖近时为古文以仿归氏，故喜为闲情眇状，摇曳其声，以取恣媚，以为归氏学史之遗，而文章始衰矣。余是以有《史记》别钞之选，欲正之也。韩子云：文无定体，惟其是而已。又曰：辞不备，不可以成文。又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后百余年，宋有欧阳子，宗韩子为古文，而风神独妙，又非韩之所有。余以身居野逸，为文不免类欧，且喜且惭！归氏特与我同此性质耳，焉可为天下倡乎？欧有旧本韩文，珍之如异宝，而为文辄不类之，真豪杰矣，是可师也。余拟刊《史记》本，此姑置之，世有知古文之道者，虽不喜归氏可也。同治八年秋八月中秋前之六日，柈湖乐生翁记尾。

张裕钊

张裕钊，清，武昌人，字濂卿。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主讲武昌经心书院，工古文，受知于曾国藩。有《濂亭文钞》。

答吴挚甫书

春间奉到往岁除夕惠书，承示已改官畿甸，将以儒者之学泽我民萌。敬贺！敬贺！六月初旬，李佛笙太守复递到三月晦一函，适裕钊有悼亡之戚，先期归里—昔，始来鄂城，匆匆未及报。所需姚氏评点《汉书》，一时未遑钞寄，请以异日可耳。

来书过以文字见推，且虚怀谘度，谆谆无巳。裕钊则何足以知此？虽然，既承下问，不敢不竭其愚。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也。是故挈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声气与古人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固时亦可以得其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者，则或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

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阁下以为然乎？阁下谓“若中气弱，讽诵久则气不足载其辞”，裕钊迩岁亦正病此。往在江宁，闻方存之云：“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裕钊比所遇多乘舛，又迫忧患，于此事恐终无所就。阁下才高而志远，年盛而气锐，它日必能绍邑中诸老盛业，用敢进其粗有解于文事者，以为涓埃之裨。惟亮察。不宣。

答刘生书

晓堂足下。早春承寄示文数首，入秋又得手书，勤拳恳至，足下之用心，何其近古人也。足下诸文，所为《尊君事略》，最肫挚可爱，《读老子》中一段词甚高，闯然入古人之室矣；前幅微觉用力太重，少自然之趣。他文识议，并超出凡近，而亦时不免病此。

夫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为健而厉已甚，则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务为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为文者，若左丘明、庄周、荀卿、司马迁、韩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厉而气雄，然无有一言一字之强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为难。知其难也，而以意默参于二者之交，有机焉以寓其间，此固非朝暮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于其心，是则其至焉耳。至之之道无他，广积而精，熟讽而湛思。舍此则未有可以速化而袭取之者也。

吾告子，止于是矣。夫文之为事，至深博，而裕钊所及知者，止于是；其所不及知者，不敢以相告也。以足下之才，循而致之以不倦，他日必卓有所就。此乃称心而言，非相誉之辞也，足下勿以疑而自沮焉可也。足下文，知友中多求观者，故且欲留此，俟他日再奉还耳。惟亮察。不宣。

吴汝纶

吴汝纶，清，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久客曾国藩、李鸿章幕，掌奏议，官冀州知州。光绪末，充北京大学堂总教习，游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后称病引归。汝纶博通时务，工古文辞，为桐城派之后劲。有《东游丛录诗文集》。

与姚仲实书

大著匆匆读竟，所附记者，大抵得于所闻，非有心得相益。文事利病，亦有不必人言，徐乃自知者，从此不懈，所诣必日进。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义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考证之该博，皆于文体有妨，故善为文者，尤慎于此。退之自言执圣之权，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欧阳辨《易》论《诗》诸篇，不为绝盛之作，其他可知。至于常理凡语，涉笔即至者，用功深则不距自远，无足议也。

答严几道书

来示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他之耀以祛蔽揭翳，最为卓识。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目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若中学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但此诸书，必高材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资性平钝，虽无西学，亦未能追其涂辙。独姚选古文，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区区妄见，敬以奉质。

别纸垂询数事，某浅学，不足仰副明问，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之人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亦并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浅鄙，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文固有化俗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马矢”，庄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来”，太史之言“夥颐”。在当时固皆以俚语为文，而不失为雅。若范书所载“铁胫”、“尤来”、“大枪”、“五楼”、“五蟠”等名目，窃料太史公执笔，必皆芟薙不书。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如今时鸦片馆等比，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傥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源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盐铁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姚郎中所选文，似难为继，独曾文正《经史杂钞》能自立一帜，王、黎所续，似皆未善。国朝文字，姚春木所选《国朝文录》，较胜于廿四家。然文章之事，则姚郎中之后，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张廉卿数人而已，其余盖皆自也。来示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篇、纪事本末等比’，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此二门，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欧洲纪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迁、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间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则小说家言，不足法也。欧史用韵，今亦以用韵译之，似无不可，独雅词为难耳。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私见如此，未审有当否？不具。

朱一新

朱一新，清，义乌人，字鼎甫，号蓉生。光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乞归。掌教广雅书院，课诸生以经史文理有用之学。所著《无邪堂答问》，即为院中答诸生之作，其言多适而切至，为后学指示门径之一要籍。又有诗文杂著若干卷。

论古文 无邪堂答问，下同

问桐城派为古文正宗，与南丰之原本经术同否？然初学每苦其冲淡。《古文辞类纂》流别甚精，其斥《萧选》为破碎，允否？《骈体文钞》谓凡文必偶，欲引学者由骈以复古，有所矫而言否？

答：桐城名学八家，实则祖欧阳而祢震川，高者间法《史记》〔姚郎中、梅郎中往往有之〕。但法其隽峭者多，雄伟者少，归太仆之家法固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难学〔李安溪谓古文韩公之后，惟介甫得其法是也〕。次则南丰，源出匡、刘，渊懿质厚，南宋人多效之，朱子尤为具体，而稍缓弱〔叶水心亦工，近时龙翰臣多效之〕。震川兼师欧、曾，然不逮南丰之厚实，虽时代为之，亦由经术浅深之异耳。桐城冲淡，乃其佳处。文境惟冲淡最难，但未学雄奇，专学冲淡，易流薄弱〔若吴仲伦辈多如此〕，桐城之不能为班、马、韩、柳者亦以此。马虽不能至，而其向往恒在斯。班则步趋者寡，惟曾文正善蓄气势，实深于班史者，故其文能救桐城末流之失〔刘霞仙《养晦堂集》亦可诵〕。望溪论文之旨曰‘言有序，言有物。有序要矣，有物尤要，非多读书而明于事理不能也’。桐城之文有序者多，其有物者，方、姚而外，惟刘海峰、管异之、鲁通甫、曾文正诸家〔海峰经术尚浅，才气独盛，卷首论多奇辟，而言之太尽，古人不欲尽言者，盖有深意存焉，海峰未之思耳，其论文则佳。管、鲁文善论事势，姚硕甫亦主经世，而文不工，盖为公牍所累，与蓝鹿州略同〕，余不多得。微特不逮古人，视国初汪、魏二家，亦往往瞠乎其后〔钝翁湛深经术，瓣香南丰，文自精实，三魏文皆有理致(如里言偶书诸编，时有见道之言，杂记中论文亦造微)，叔子笔势尤雄放，其论事叙事之作，多得史迁遗意(易堂九子、邱邦士、彭躬庵亦佳，邦士笔力拗折，微嫌其碎，躬庵真气涌溢，虽辞多愤激，足见性情之厚)，国初三家并称，惟雪苑蚤卒，根柢逊于汪、魏，而识解特超，才高固不可及(雪苑《与任王谷论文书》谓文之旨，全在裁制，当其闲漫织碎处，反宜动色而陈。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当控驭，归于含蓄。其言固是，然闲漫织碎处过多，易落稗官窠臼。邵子湘、袁简斋辈每喜为之，此不善学《史记》之过也。震川固不至此，而亦间有过碎处，吴南屏诸人专师一家，易犯此弊，盖无大气以举之故耳)。其次则西溟、竹垞，皆善学北宋，余如尺木、惕甫诸人，佳者尚不少，可依类以求也。近时龚定庵、魏默深，纵横学《国策》，廉悍学韩非，颇足补桐城之所未逮。龚胜于魏，而伪体尤多(定庵才气一时无两，好为深湛之思，而中周秦诸子之毒，有时为彼教语，亦非真有得于彼教，聊以佐其荡肆而已，刻深峭厉，既关性情，荡检逾闲，亦伤名教，学之颇多流弊。魏氏虽不及其精深，尚未至如其横决)。大抵不由唐宋、专摹秦汉者，弊每坐此。明七子诗可读，而文不尽可读，以诗学真唐人，文学伪秦汉耳(王、李并称，弇洲读书多而才雄，非李所及。沧溟喜为诘屈，而鲜精义。明人织碎之弊，多自沧溟开之)。文不法六经，而法诸子，已属次乘。故词胜不如意胜，意胜不如理胜。理其干也，意其枝也，词其叶也，三者具而后可以成文。为伪体者，理不足而欲以奇胜，是为霸才，历代皆有之，不如是，不足见天地之大也。近人为汉学者，好诋八家，而文多冗沓，惟汪容甫、戴东原独工。东原本学八家，困于考据，未极其才。容甫酝酿较深，笔敛而不敢纵，故雅洁而醲戫。但文得苍莽雄俊之气者贵。专效此体，则边幅易窘。或谓由此可上窥魏晋，合骈、散而为一，是也。惟魏晋文气疏宕。容甫如深闺名媛，举止矜贵，所乏者林下风耳。至其叙事诸作，并未改八家面目，而故为大言，卑视韩、柳，此乃英雄欺人，学者毋为所吓〕。若姚氏斥萧《选》为破碎，是固有之。萧《选》综周、秦以下之作，体制不同，有雄伟者，有啴缓者，要莫不有浓戫之味。桐城所短，乃正在此，亦不必是丹非素也。古人本不分骈、散。东汉以后，骈文之体格始成。唐以后，古文之名目始立，流别虽殊，波澜莫二。李氏志在复古，斯选绝精，其自制文，亦多上法东京，力宗崔、蔡。骈文境界之最高者(《养一斋集》非自定，故甚芜杂，西京之文，莫盛于两司马，史公源出《左》、《国》，长卿源出《诗》、《骚》，皆以气为之主，气有毗阳、毗阴之分，故其文一纵一敛，一疏一密，一为散体之宗，一为骈体之宗，皆文家之极轨。班、扬多学相如，崔、蔡学班、扬，而气已渐薄，遂成骈、偶之体矣)，第初学先知骈、散之分，乃能知骈、散之合。诸生课艺，间有不古不今，绝无文律者，未必非学步邯郸有以误之。若李氏之言，固非矫也〔有阳则有阴，有奇则有偶，此自然之理。古文参以排偶，其气乃厚。马、班、韩、柳皆如此，今人亦莫不然，日由之而不知耳。然非骈四俪六之谓，凡文必偶，意虽是而语稍过，若《研经室集》诸论则偏矣。国朝古文选本，通行者如《二十四家文钞》、《湖海文传》之类，均不佳。李氏、姚氏皆有《国朝文录》，李不及姚，姚选颇得因文见道之旨，论与书取舍尤不苟，惟序跋所取未精。李选未免学究气，亦未免乡曲之私，然采摭颇富，诸集少传本者，藉此可见崖略〕。

论骈文

问：骈文导源汉、魏，固不规规于声律对偶。百三家时有工拙，惟徐、庾能华而不靡，质而不腐。取法贵上，似当以风骨为主。骈体正宗多作棘吻语。文之古与不古，当论气格，虽有拗句，亦行乎不得不行，何诸家有未尽然耶？陈检讨浑成富健，尤西堂倾筐倒篋，要非俭腹所能。洪北江气极畅茂，吴圣征稍觉婉弱，而曾选乃首西河。西河正多棘吻，窃昧于从入矣。愿略举学骈文之要。

答：骈文萌芽于周秦，具体于汉魏，沿及初唐，袭其体制，韩、柳复古，斯道寖微，至宋而体格一变矣。天地之道，有奇必有偶。周秦诸子之书，骈散互用，间多协韵。六经亦然。西京扬、马诸作，多用骈偶，皆已开其先声。顾时代递降，体制亦复略殊。同一骈偶也，魏晋与齐、梁异，齐梁与初唐异。同一初唐、齐、梁也，徐、庾与任、沈异，四杰与燕、许异〔六朝文气骫骳，自是衰世之作，但学骈体不能不宗之。汉文为骈俪之主，崔、蔡诸公体格已成，建安近东汉，西晋近建安，故魏晋自为一类，东晋与刘宋自为一类。永明以后，益趋繁缛，至萧梁诸帝王之作，而靡丽极矣。文章关乎运会，东汉清刚简质，适如东京风尚；建安藻绘而雄俊，魏武偏霸，才力自与六代不同；晋、宋力弱，特多韵致，亦由清谈之故，其体较疏，犹有东汉遗意，至永明则变而日密。故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开今体，任、沈亦然。任体疏，沈体密，梁、陈尤密，遂日趋于绮靡，惟北朝文体稍正，而不为南朝所重，北人亦自愧弗如，盖是时群以繁丽相尚也。物极必反，至徐、庾而清气渐出，庾尤清于徐，遂为骈文大宗。六朝文如干令升、范蔚中，诗如左太沖、陶靖节、鲍明远，皆不为风气所囿，故可贵也〕。徐、庾清新富丽，诚为骈文正轨，然已渐趋便易，厥后变而为四杰，再变而为燕、许，又变而为义山，又变而为宋人。故义山者，宋人之先声也〔宋人章奏多法陆宣公，宣公降格以从时，源亦出于东汉〕。宋人名骈文曰四六，其名亦起于义山〔见樊南《甲乙集自序》〕。四字六字相间成文，宋齐以下乃如此。其对偶亦但取意义联贯，并不以骈四俪六、平仄相间为工。永明以前，本无四声之说，要其节奏自然，初无所为色棘也。六朝、初唐语虽裂积，未有生吞活剥之弊，至宋而此风始盛〔此不可学，宋文佳处不在此〕。然宋文之佳者，固自不可磨灭，飞书驰檄，其体最宜〔彭文勤有《宋四六选》，其自作经进文亦多类此，体格虽卑，取其易晓〕。国朝古文不竞〔佳者未及唐荆川、宋景濂，毋论遗山、道园之上，赖有桐城一派，正法眼藏，犹未尽绝耳。荆川为明文之冠，景濂根柢深厚，未出山时尤胜。近人学《史》、《汉》、八家，往往为其所缚，学周秦诸子，又往往为其所溺。景濂兼学二者，而无二者之弊，虽亦有肤沓之词，为明台阁体滥觞，然精邃处固非后来所及。国朝古文多规抚震川，震川洁净精微，荆川则兼雄奇博大，才尤高、学尤博也〕，而工骈文者独多，胡稚威、洪稚存、汪容甫、孔巽轩、邵叔宁、董方立诸人其最也。陈、吴为应酬文所累〔明末四公子，以王、谢子弟自拟，其年濡染家学，南史最熟，文亦如之，其摹仿邺下诸作，虽嫌太似，而功力甚深。刻全集时，乃以此入于古文，遂为程叔恭注本所遗。其年古文不入格，独此数篇为佳，曾选取之是也。榖人自是清才，体格太弱，汪、洪并称，洪不逮汪之厚，汪不逮洪之奇，洪文疏纵，汪文狷洁，邵文清简，皆可想见其为人〕。西堂熟于《骚》、《选》，拟《骚》及游戏文独工，虽或有伤大雅，以之启发初学则可〔袁简斋才笔纵放，胜于荔裳诸人，惟根柢不深，偶用古语，多成赘疣。若修于忠肃庙碑之类，故是杰作(庙碑用辨难之体，虽非古法，犹或可为，若吴巢松《祭吴季子文》亦用之，则误甚)。曾选之佳者，尚有刘圃三、王芥子、孙渊如、吴山尊、彭甘亭、刘芙初、吴巢初、乐莲裳诸人。甘亭选学最深，亦颇为选所累，挦撦太多，真气不出。要是骈文正宗，芙初、巢初诸人，婉约峭蒨，致足赏心，而文气已薄。孙、王才高，未竟其所学也(文章未论工拙，先论雅俗，如莲裳《答王痴山书》有云：眼与碧疏，意将红断，欲学齐、梁，乃落俗调，凡此皆可类推)〕。曾选之首西河，盖以时代为次。西河不以骈文名，而颇合六朝矩矱，整散兼行，并非钩棘〔如《沈云英传》，入后人手，易为呕哕恶语，此独无之。《平滇颂》，用唐人李元宾、吕和叔文体，锻炼未纯，而笔力高迈〕，惟才力薄弱者苟欲为此，易至举鼎绝膑，不若效徐、庾、义山一派，可免举止羞涩也〔曾选中，如郭频迦诸人，故为拗体，笔意似雅，边幅甚窘。此外若王仲瞿，虽有奇气，乃野狐禅。姚复庄欲开生面，亦颇犯此弊〕。骈文自当以气骨为主，其次则词旨渊雅，又当明于向背断续之法。向背之理易显，断续之理则微。语语续而不断，虽悦俗目，终非作家〔公牍文字如笺、奏、书、启之类，不得不如此，其体自义山开之〕。惟其藕断丝连，乃能迴肠荡气。骈文体格已卑，故其理与填词相通〔文与诗异流而同源，骈文尤近于诗，倚声亦诗之余也。风雅本性情之事，惟深于情者乃可为诗，特用情有邪正之不同，温柔敦厚诗教也，缘情绮靡非诗教也。至如雍容揄扬之作，铿锵镗鞳之词，源出于颂，别是一格。以骈文论，则曾选中刘圃三最工此〕。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自有音节，多读六朝文则知之〔四杰用俳调，故与此异，燕许尚皆如此，至中唐后而始变〕。国朝精于此者，惟稚威、叔宁、汪、洪诸家亦时有之。巽轩以下文虽工，而此意则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