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牌谣言制造机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激愤，人心思变。
时值十八省举人在京会试，三十七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1858—1927）一夜之间赶写了万言书，要求光绪“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举人的联署下，递呈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不是公共汽车，而是官府的马车。汉代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地方贤才被推荐去京师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车接迎，故用公车指代举人。
甲午年“公车们”确实上书了，但同《新华词典》里“公车上书”一词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原因是康有为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1923年，六十多岁的康圣人跑到陕西去讲学，受到陕西督军刘振华的热情款待。
在游览卧龙寺时，康有为发现一本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眼前一亮，先以金钱动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经书交换为诱饵。住持定慧见其是督军座上宾，不好拒绝，便与之订约。
谁知急不可耐的康有为当晚就派弟子张扶万带着十七辆大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卧龙寺，不但夺走《碛砂藏经》，还顺带搬了两柜其他经书。
定慧得知后忙从寺外赶回，已然阻拦不及，眼睁睁看着张扶万扬长而去。
不久，风声走漏，各界哗然，纷纷斥责康有为，要求其退还经书。愤怒的群众还自发撰写藏头诗讽刺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国家将亡必有（妖）”，合起来便是“贼妖有为”。
陕西人民显然低估了南海圣人的心理素质，人行走江湖数十载，以至于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开春，觉得窃书不算偷的康有为带着心爱的国宝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众人围追堵截，在潼关拦下他，国有资产就又流进私人腰包了。
当然，康有为不是孔乙己，能耐远不止于此。他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希区柯克见了也自愧弗如。
康有为和梁启超召集一千二百名举人在北京松筠庵举行集会，时为条约签订后第五天。
现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众人挨个签名，并于十天后（5月2日）在康、梁的率领下，齐集都察院门口投递。
而都察院则以光绪已在合约上用玺，事情无可挽回为由，拒绝接受。
戏剧冲突的确抓人，然而，真相却是，康有为根本就没去都察院。
清朝人民享有集会的自由。不过，实地考察一番便会发现，松筠庵（杨继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纳一千人非常困难。即使勉强挤下，也是人贴着人，且分散于各个房间，何谈集会？
唯一可以确证的上书是由梁启超组织的，只煽动了八十多个广东举人，而同一时间陈景华领导的上书则联合了将近三百名粤籍举人。康有为自封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影响力却不过尔尔。
如果表演仅限于此，还可以理解为康有为爱国心切以至于神志失常。问题是他为了塑造伟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这就给历史研究工作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
首先，光绪盖玺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为的记载里，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诉他说皇帝已经盖玺。
其次，都察院三个堂官裕德、寿昌和沈恩嘉都反对议和，底下二十多个御史更是轮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来自官员和举人的上书。试问这般呕心沥血主战的国家机关，有何必要同一个康大炮作对？
整天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康有为其实忽略了一点：高层也分左中右。
成立于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战时机构督办军务处（最高军事委员会）尚未撤销，五个大佬（复出的奕訢、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兵部尚书荣禄）里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余三人全部反对签约。
这显然不是康有为所处的层面能够了解，他也就知道军机大臣孙毓汶是个主和派。
问题是扫大街的都知道。
当面对内外交口反对，高层莫衷一是的局面时，孙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辞色俱厉地催光绪盖玺，还拿天津海啸吓唬人，把皇帝逼得绕殿急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虽如此，康有为的交际能力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据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射人。初见人时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依次又问来自何地，有何物产，乡里的长老、豪杰等事。再三细问，取西洋铅笔，一一记录下姓名，藏于夹袋之中……终日怀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样。
康有为是在同乡凌福彭（军机章京）的介绍下认识的张荫桓，这也是张荫桓人生噩梦的开始。
张没有科举功名，早年花钱捐了个知县，全靠实干一步步爬到高位，结果就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损友康有为。
学问大、口才好、心气高，招招命中尊师重道的张荫桓的软肋，从此，为康有为奔波劳碌，披星戴月……
康有为考中进士，想当状元，天天求张荫桓帮他运作，结果被阅卷大臣斥退；康有为想巴结翁同龢，苦无门路，张荫桓立刻代为引荐。
如此任劳任怨的下场便是受政变牵连，流放三千里，客死异乡。引为至交的康煞星还在各种场合对张荫桓为康党做出的贡献讳莫如深，恨不得划清界限。
要不是张荫桓有写日记的习惯，无名英雄多半当定了。
更扯的是，张荫桓遇人不淑也就罢了，还把好友孙毓汶搭了进去。
身兼“位高”与“主和”两大因素的孙毓汶被康编剧塑造成了大反派：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康有为的行动，在松筠庵集会时派翰林院编修黄某前去砸场。
黄某单枪匹马，“飞言恐吓”，居然就吓呆了刚才还愤愤不平的举子们。许多人当场请求撤销签名，让人不得不怀疑查无实名的黄某是否便是黄飞鸿。
坏人当道，只因好人还不够努力
事实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数派报告，而是终南捷径。
比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就因声嘶力竭地拒和，半个月内跳了两级，擢为侍讲。
当年夏天，康门弟子编写的《公车上书记》出版，梁启超作序。序言中只字不提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盖因时议未消，当事者众，忌惮舆论，不敢造假。
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真相杀手康有为又开始炒作《公车上书记》，说此书“为人传抄，刻遍天下”——这可真是高估了国人对时政的热情。
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书永远是成功学和养生，康有为想逆市而为，其结果便是《公车上书记》一再滞销。《申报》上六次声势唬人的广告显示，两个月内，该书售价便从两角跌到四分。
可能你会问，康有为好歹也是搞国学的，为什么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错了胎，生在一个无论你搞什么先得被当时万恶的教育体制搞一遍的时代。
从小博览群书的康有为在广州府连考三次，十六岁才混了一个秀才文凭。
科海无涯，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就在同一个考场，三战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发疯去找上帝寻求安慰。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心理素质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这也难怪。据他回忆，自己出生时有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年轻静坐时有幻象（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而这类始终坚信天将降大任于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疯人院便是颠倒众生折腾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验康有为的耐心，以确定他就是那个“chosen one”。于是，接下来十三年里，康同学的身影辗转出现在广州和北京的考场，其结果却是六考六败。
1893年，毛泽东都出世了，康有为已经三十六岁。搁现在，这把年纪考公务员都不让报名了。
所幸心力强大，硬是拼了老命再进考棚。
居然，就中了。
此后一帆风顺，时隔两年竟高中进士。
真可谓旦夕祸福转念间。
其实也不奇怪，县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注重文采，文学天才加点八股训练便可应付，像梁启超这种“笔端常带感情”的一考一个准。
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则必须学富五车真知灼见，光靠耍笔杆子是糊弄不过去的。因此，不通的举人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则不多见。
而康有为的问题在于，积累甚广，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却并不出众，故常年困厄于地方。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随理学大师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学，进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学。在朱老师病死后又四处游历，访名山大川，交鸿儒达官，足迹远至香港。
英国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洁，康有为深受刺激，转而攻读为数不多的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块吸取知识的海绵。
这些书大多出自上海的广学会。
由赫德任董事长、李提摩太任总干事的广学会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编译出版了大量政治、科学类书籍，并发行《万国公报》，传播西方自由民主之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通过在科场外免费发放和对官员赠书，广学会影响了一大批社会精英。1894年，李鸿章作序、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全国，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种盗版。
同时，广学会经常举办有奖征文，命题广泛，无所不包。康有为参加过一次，得了个末等奖。
但很明显他的志向不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1888年，康有为再次上京，参加顺天府乡试。
开考前，三次登门求见内阁大学士徐桐（1819—1900）。
徐桐家住东交民巷，离各国使馆很近。康有为但凡脑子正常点，看见他家门口贴着的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也该知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曾任同治帝师的徐桐极端守旧，《清史稿》说他“恶西学如仇”。并且极端昏聩，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听说有个国家叫美利坚后又不高兴了：“我大清什么都美，美国有什么可美的？我大清什么事都顺利，美国有什么可利的？我大清军队无坚不摧，美国有什么可坚的？”
作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倭仁的弟子，徐桐在学术上的造诣远逊其师，亦不如李鸿藻和翁同龢。整天拿着一本《太上感应篇》晃来晃去，常遭同僚耻笑，只因资历老年纪大，倒也没人管他。
两个头脑不太正常的人碰到一起就是出闹剧。
徐桐拒了康有为三次，又派人来问他究竟有何要紧话说。康有为写了一封措辞乖张的信，拍徐桐马屁的同时却说“七十老翁，复何所求”，指责其尸位素餐。
徐桐被激怒，斥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
科场再次失利的康有为开始遍访京城权贵，兜售他的变法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
后世论及此疏，多称其主旨为“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良”——就算训练有素的职业影评人，要想过度阐释到这种程度，还是很困难的。
上书约五千字，无非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陈词滥调，以此说明变法的急迫性。问题是新法长什么样，怎么变，康有为全然没有提及。
按规定，秀才上书必须由国子监代呈。恰好国子监祭酒盛昱是翁同龢的门生，于是，康有为的宏文摆到了翁的案头。
要不是撞上敏感时期，说不定真能受到清流领袖的赏识。
已和奕譞达成共识的翁同龢在等。再等一年，光绪大婚亲政之后，一切都将明了。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唯愿权力能顺利交接的他不想节外生枝，就像当年奕訢下台时深感独木难支的李鸿章所发出的喟叹：
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
当晚的日记里，翁同龢表明了自己拒绝呈递康文的原因：
言语讦直，于事无益，只会徒生衅端。
最好与最坏的创造了历史，平庸之辈繁衍了种族
愤青再不靠谱，也比善变的女人可靠。
1889年的大婚拉开了帝后两党斗争的序幕。
都知道光绪喜欢珍妃，慈禧却内定了自己的侄女隆裕为皇后。
并且，按理说归政了就应该搬到专供先皇遗孀居住的慈宁宫去，慈禧却跑到宁寿宫，权力隐喻不言自明——此宫是乾隆为自己退居太上皇后打造的养老之地。
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
朝廷的人事安排也萧规曹随，不愿交权的讯号再明显不过。御史屠仁守坐不住了，上了一道诡异的奏章。
十几年的骂人经验，文字已玩儿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屠仁守在疏中祭出了屠龙术：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忙，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皇帝（乾隆）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要写“皇太后圣鉴”的字样，恳请皇太后阅览批示后，方能施行。
表面看切合慈禧心意，实际上屠仁守在御史中素以刚直不阿闻名，砍起人来堪比屠龙刀，江湖人称“西台孤凤”。
这样的人，对曲学阿世不感兴趣。
慈禧明白，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圈套。如果同意屠仁守的奏章，意味着自己在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的身份自比乾隆，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肯放权。
正确答案其实只有一个。慈禧违心地下旨说：
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屠仁守被撤职查办，但他自爆的目的已经达到，气得慈禧天天对翁同龢发牢骚：“我的心事他们全然不知。”
但在光绪看来，慈禧根本就没有资格生气。早在上一年奕譞病重时，他就怀疑慈禧想谋害死自己的父亲。
为此，还专门找翁同龢商量，说醇亲王的病御医无可奈何，朕私下延请的民医徐某诊治后倒大有转机。谁知宫中竟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
翁同龢仓促间不知如何回答，光绪断然道：“朕的意思是，仍服徐方。”
迨至大婚，皇帝的不满终于公开发作。
对包办婚姻，光绪虽没有像五四青年那样勇敢地说不，但在婚后第四天，借口生病，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的筵席撤销，将菜肴分赐给京城的王公大臣，一时引发坊间无数议论……
从1894年起，慈禧开始常住颐和园。帝后之争最终以恐怖制衡的结构固化下来。
事先请示：无论请安、侍膳，还是陪看戏，都是以孝道之名，行控制之实。
事后汇报：光绪有独立的朱批权、口谕权，但在处置后的第二天必须向慈禧报告。
这就好比皇帝在一座玻璃房里办公，太后虽在远处，仍可大致看个清楚。不过必须承认，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有一些暗角。
回到康有为，1888年的受挫实与政治气候不宜有关。蹭蹬了一年半，一事无成的他颓然离京，临别之际还口占一诗，其中恶狠狠道：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又把账算到了虚拟的顽固派头上。
康有为开始考虑转型，在给刑部主事、著名学者沈曾植的信中写道：“我无土地，无人民，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托于教乎？”
沈曾植见他可怜，一片好心，把王闿运的弟子廖平（1852—1932）所著的《今古学考》借给了他。
结果就轮到廖平倒霉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川人廖平的人生平淡无奇，几乎只有黑白二色。等遇到康有为，直接全黑了。
廖平早年考秀才拔得头魁，受到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把他调到自己手创的尊经书院着力栽培。
继任院长是王闿运，廖平跟着他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底子。
就在康有为灰溜溜地离京的同时，廖平踏踏实实地考上了进士。
当了个把月内阁中书觉得没劲，正好已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创办了广雅书院，极力延请廖平。
他想都没想，收拾行囊上路。
论办实业，张之洞不如李鸿章；但论精神文明建设，张探花还是锐意进取，既快且狠的。督两江时，江宁候补知府陈锐曾找过他。
以诗见长的陈锐先找到的是陈三立（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政声卓著，和张之洞私交甚好。
陈三立屡向张之洞推荐陈锐，意欲帮好友谋到实缺。可惜传见前陈锐想多了，觉得诗与骈文皆张之洞所擅，不如专谈古文，攻其所短，以达到震慑的效果。
计定入见。张之洞问：“汝善何种文学？”
陈锐：“古文。”
张：“古文习何文？”
陈：“八大家。”
张：“八大家喜读何家？”
陈：“韩昌黎。”
张：“韩文最喜何篇？”
陈：“《原道》。”
张之洞连声道：“原道、原道……”
语未终，举杯送客。
陈三立得到的反馈是：陈锐不佳。
《原道》是韩愈为了扬儒抑佛而作，虽被奉为经典，但主旨异常保守（圣人出而救万民于水火）。
张之洞的思想显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进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识形态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比一般的洋务派更深。体用分离让他敢在教育上实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舆论相对宽容。但一涉及政治现实，立刻勒马回缰。
因此，把两边各打一棒的张之洞（“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实需要的是完全能为己所用的良材。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康有为看完《今古学考》，非常震惊，立刻跑回广州找到廖平，诉说自己如黄河泛滥延绵不绝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无表情地听他叨叨完，摸出两篇草稿，说自己已经推翻了原来的观点。
康有为抢过稿纸一看，标题是《知圣篇》《辟刘篇》。
治《公羊》的你伤不起。
在遥远的秦代，始皇进行了“书同文”的改革，尽废六国文字，统一使用秦国的隶书。
焚书坑儒后，“挟书之禁”的法令规定，民间私自藏书可罪至“族诛”。这就造成了文化断层。
到了汉初，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古书”近乎绝迹——除非你扛着洛阳铲去盗墓。
就算真的挖出来两本，拿到孔夫子旧书网去晒，望着天书一般的六国古文，恐怕也没人敢买。
《公羊传》的情况比较特殊，虽被归在“今文经”里（用的隶书），但其思想渊源成形于战国时的齐国人公羊高。
此人据说是子夏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认为是孔子之后最早具有法家倾向的儒家学者。
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公羊高。
作为家学，公羊学一直口传心授。传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将之付诸纸面，定稿出版，是为《公羊传》。
时至武帝，独尊儒术，释《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穀梁派为泰山北斗，宛若少林武当。
当年华山论剑，穀梁派高手瑕丘江公败给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钦定下，公羊学从此成为官学。
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加之公孙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这对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一时间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养。
供养之所便是官办的太学，在里面混个“五经博士”当，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潜心学术者寡，征逐名利者众。
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突围。
比如东汉最牛的学者郑玄，就因不满太学里的官僚主义和课题贫乏，四处求学，遍览群经，终成一代宗师。
早在郑玄之前，西汉末年的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对这帮学霸发起过猛烈的挑战。
刘歆是皇室宗亲，其父刘向乃著名学者。家学渊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汉成帝召见后，随刘向整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
图书馆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尔赫斯就因常年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写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
西汉的国家图书馆保存了许多稀世的六国古书。刘歆皓首穷经，先是整理出一本《山海经》。又将图书分门别类，撰写目录和简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称目录学始祖。
工作之余还研究一下数学，将圆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发现是《左传》。
此书在民间一直有流传，但影响不大，读者皆以寻常史书视之。但刘歆不这么看，他重新校勘了馆藏的古本《左传》，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以研究《公羊传》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为今文经学，代代相传的公羊学其主旨是否发生流变？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两代人，《春秋》的真义他能洞悉多少？
《左传》则不然，成书于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论语》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过度谦敬取媚于人），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的记载。
谁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刘歆的发难太学里的腐儒无法回答（“不肯置对”），对他要求把《左传》列入官学的呼吁更是惧恨交加。于是打出一张“党同伐异”，将刘歆排挤出了京城。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公羊传》与《左传》，其间的差别不啻天渊。
《公羊传》可谓六经注我的典型。
打着阐释《春秋》的旗号，发挥出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微言大义”，不禁让人想起小学语文课上归纳中心思想的套路。
虽然很假，但实践证明，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国家里，虚伪往往比真实更安全有效。
深谙此理的汉武帝在准备同匈奴开战时，面对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传》。
他援引的是“庄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记载了一句话：
纪侯大去其国。
寥寥六字，《公羊传》解释出了三百多个字……
首先补充了一些史料，说“大去”就是灭国的意思。纪国被齐国给灭了，下手的是齐襄公。
之所以隐去“凶手”的名字，是为贤者讳。齐襄公谈不上贤良，但在这场戏里的表现值得肯定。
他和纪国没什么过节，下此“毒手”是为了替祖宗报仇。当年，九世祖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原因是周天子听信了纪国领导人的谗言。
也许你会问，当今纪国的国君又没得罪齐国啊，襄公把人灭国了，这不是迁怒吗？
《公羊传》杀气腾腾地回答你：“话不能这么说。要是齐哀公被冤枉时，中央有一位圣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纪国能传到现在等于是白捡的。而且，齐襄公在位时，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纪侯，唯一的办法便是快意恩仇，灭掉纪国。”
这就是著名的“九世复仇”。乍一看的确符合《春秋》血亲复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齐襄公又不是齐桓公。此公征伐无度，言而无信，跟自己的妹妹乱伦，享国十二年就把卫国、鲁国、郑国打了个遍，灭纪国怕只是嗜杀成性的结果，而非报什么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刘彻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当年“白登之围”刘邦确实遭匈奴欺负，但毕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跟齐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语。
况且，《公羊传》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会的现实：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齐襄公再不济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义伐纪，刘彻征匈奴喊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没问题，搬出《公羊传》则显得生拉硬套。
公羊三世说
如果和萧望之的故事对比着看，更显荒谬。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朝臣议论纷纷，都主张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帮蛮夷。
宣帝拿不准，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是海内名儒，按理说打击落后文明，维护华夏正统应该责无旁贷，没想到他抛出三个字：打不得。
萧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关于士匄（gài）的一则事例：
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
晋国的士匄率军攻打齐国，行至穀这个地方，听说齐侯翘辫子了，于是收兵回国。
表述非常平静，《公羊传》却又不淡定了，说《春秋》在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
以当孔子肚子里蛔虫为荣的公羊氏振振有辞道：“玄机就在那个‘还’字里。这是个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贬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还”字隐含了什么爱憎情绪，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传》上的是公开课，不是家教，不会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讲。人扯完历史，图穷匕见，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这才是要表达的主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萧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劝阻了皇帝打匈奴；汉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论证了必须打匈奴。同一本书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对汉朝人而言，学好《公羊传》，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论只是一张皮，真相往往出自现实的考量。正因为有刘彻的穷兵黩武打下的基础，汉宣帝才敢言“王霸杂糅”。
汉匈之争延绵一百多年，双方都已打疲，亟须一个转机。就在萧望之借公羊之酒浇汉家块垒的二十年后，昭君出塞，汉匈结好。
如果只因为“能不够”，“发展”了一下《春秋》的义理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公羊传》为了服务于政治，时不时还夹带私货，曲解经义。
比如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从《春秋》里“发掘”出来的这八个字，前四个确实贴合周礼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现实。
如果你的母亲是国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亲都是侧室，那他们会很自觉地退避三舍，不与你争储君之位。
像《宫》那样一群阿哥为了抢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在《春秋》看来就是没文化真可怕的样板。
关键是后四个字。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贵”的现象，这是汉代公羊家为了迎合权力，在《公羊传》付梓时添加进去的。
当春秋时，诸侯满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贵族，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当妻当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强抢民女。
到了汉代，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早被剪除殆尽，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宫佳丽，除了去民间海选，别无他法。
这就给了许多原本出身低贱的女人以机会。
例如刘彻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它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
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以一脸谆谆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
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才是自取其祸。
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战国时的钟鼎器皿上刻着和《左传》相同内容的文字，按理说已是铁证如山，康有为却硬说这些古董都是刘歆私下铸造，预先埋好以欺蒙后人用的——合着没有碳14鉴定法，想怎么说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学”，是为了和王莽篡汉自立的“新朝”联系起来。
这倒是事实，刘歆和王莽私交甚笃，而后者在建立起政权后推行复古（周礼）的治国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论资源。
刘歆可谓不二人选。
当学术与权力联姻后，《左传》被抬进了太学。
然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刘歆则受此牵连，死于非命。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为又有什么资格责难待价而沽的刘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为说，刘歆湮灭了圣人的大义，《孔子改制考》则使其重见天日。在这本被康党门徒誉为“火山大喷火”的书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个任务：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复周礼之名，行变法维新之实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义便是“张三世”。
在康南海笔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治万世而非治一时的圣经。因此，孔子早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几种政治体制：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把从民主宪政到婚姻自由等社会改良的各个方面偷天换日地打包进了《春秋》。
梁启超赞曰：“绌君威而伸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
叶德辉骂道：“假素王（无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为那儿，孔教只是一块招牌。从给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号中不难看出，对于孔子，他甚至不怎么尊重。
康有为自号长素，长于素王。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
梁启超号轶赐，轶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赐。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马骑。
……
客观来看，康有为先是砸烂了记载着周礼的古文经，告诉你不能回头；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一样，打着寻找基督教原始真义的幌子，号召大家向前走。
确有其进步意义。
首倡三世的何休种下的那颗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种子，艰难辗转两千年，终于让康有为借尸还魂，生根发芽。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第一课，康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说自己原来不当教书匠时，曾想去巴西经营一块殖民地，以为新中国。
见学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长素开始洗脑：儒学（经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孔子（康有为版的）是万世大教主。
因此，“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并时不时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故事激励学生，以培养他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奉献精神。
对于康有为不舍昼夜复原孔教的行为，有一种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释——给改革寻找合法的外衣。
说这话的人，幼稚在无法想象晚清舆论之开放。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甲午战败，洋务破产，改革已是举国共识。
如果说徐继畬和张树声对议会制还停留在介绍和借鉴的层面，著名报人王韬则早在1882年就明确指出：
中国欲谋求富强，不必求取他术，只需实行议会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时政类畅销书《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阳纸贵。
常年从商的郑观应（1842—1921）洞悉时弊，在书中大胆放言，呼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实业救国”，发展民营企业，倡议“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接着笔锋一转，坚定地写道：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
政治改革的第一条便是仿效英国设立议院。
每当触及这一核心问题时，总有一些弱智应景地跳出来，不管脑后长没长辫子，重复着永远不变且毫无新意的几个质疑。
质疑一：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二：民智未开；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每每此时，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一群太监聚在一起，大谈性生活对人体的危害……
太多挥刀自宫的现实，以至于盛世永不到来，危言从未过时。
读者孙家鼐进献了《盛世危言》，光绪读后大为赞赏，立刻着人印刷两千本散发给省部级高官阅看。一时间，连各个书院的考试都常以《盛世危言》里的内容为题，影响既深且巨。
由此可见，谈民主宪政，康有为大可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
鉴于出发点不坏，真实的原因倒也能够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间基础哗众取宠，扩大影响。
这显然是从不骂人、因为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孙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这个广东香山人写就《上李傅相书》，跑到天津，找同乡郑观应代呈。
郑观应转递给盛宣怀，在推荐信中写道：
其说贴近现实，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怀阅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别号）”六个字便转了出去。
结果可以想见，石沉大海。
每天投书的多达几十上百，李鸿章岂能一一尽阅？对他而言这只是百分之一的闪失，对孙文来说却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转变。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齐起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反清组织兴中会宣告成立，杨衢云任第一任会长。
在袁世凯看来，热兵器时代，靠搞暴动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错了。至于康有为，鼓动人心而已。意见领袖从来只有两条出路：被体制招安或被粉丝埋葬。
他要的是兵权。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因为，对付以阴鸷文化立国的清廷，只能用慢药杀之。
还在前线办军需转运时，袁世凯便给负责后路转运的盛宣怀写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说我患痰喘病久矣，随溃军奔逃没有意义，道义上又难以请求退至后方，辜负相国（李鸿章）的提携。如果你能帮忙婉言请示，免去世凯的差事回后方，则不胜感激。现在战事颓唐，你要是筹到了款项，最好招募学徒、延聘教习，为将来改革军制做准备。如果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弟愿任监督，必将有以报答。
袁世凯想卸职练兵，可盛宣怀哪有力量决策此事？话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结果被冷冷地拒绝了。
西法练兵，德籍顾问汉纳根早就向李鸿章提过。后者属意的人选显然不会是背着自己找翁同龢请托的袁世凯，而是时任广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yù）棻。
胡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
翰林院编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对西方军制颇有研究，当时正受李鸿章的委派办理北洋水师学堂。
他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写了两稿，将润色好的二稿交给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军队百弊丛生的套话便上交督办军务处，李鸿藻看后非常激动。
冷静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经费。
清廷财政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中央财政体系。
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中央，再根据预算拨到地方。大清国则无比混乱，税收虽由各省征得，却因种种临时性的需要，零碎地划给底下的道府，借给平级的他省或直接上缴朝廷。
无序的分食法则既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又使军队这个最需要巨额经费喂养的猛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国库羞涩使得胡燏棻的练兵雷声大雨点小。1895年3月，在汉纳根的指导下，胡在天津马厂艰难地练成了包括步、炮、马、工程四个兵种，共计十营四千七百人的“定武军”，并于当年9月移师位于天津东南六十里的原盛军驻地小站。
此时，正是袁世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首先，朝议不佳。所有人都认为，日军侵朝，肇始于袁世凯的孟浪。奕訢就曾问及鸿章：
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动而成，信否？
失势的李鸿章摆手道：
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
其次，靠山倒了。从马关回来，李二先生成了头号汉奸，国人皆曰可杀。慈禧让他公款环游地球，避避风头，王文韶接替直隶总督。
大头被彻底晾着。
现成的路只剩下一条：赴浙江，任温处道。
买办和猎头
鉴于温州人商行天下的传统，想填满钱袋，温处道是一个绝佳的道。
李鸿章的名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单单体现于政治和外交领域。
19世纪60年代，造富产业房地产在上海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互炒下，外滩与南京东路的地价连年翻番，甚至超过了纽约。
疯狂一时的上海彩票也把灶台边的妇女推上了街头，她们被“种一块铜板，收一两金子”的口号拖入了虚幻的梦想。
做个富贵无边、左拥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满百，怀他千岁忧做甚？还不如从历史的进程中抽身而去，美名骂名，一概不沾，逍遥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万事空……
甲午之败撼动了清政府禁止民间开厂设企的政策。望着光绪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的诏书，二十年前的往事浮上了袁世凯的心头。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到了上海。
越来越多的西洋商轮像收到了“人傻钱多速来”的短信，纷纷涌入，而本土的沙船业则饱受冲击，直接歇菜。
道咸之际，沙船运输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向南运大豆，从南往北输漕粮。一艘沙船一年可以来回七八趟，获利颇丰。上海最盛时，黄浦江滩停泊着五千艘沙船。
不过十年光景，便锐减到四五百艘。放眼望去，几千条搁浅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腐朽。
船主们无力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政府出面交涉。
问题是对民营企业，清政府不打劫就算好的了，你还指望它为民做主？
种种方案里，只有两江总督李鸿章的方案颇具眼光。
他采纳容闳的建议，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这样一来，虽然苟延残喘的沙船业会被彻底挤垮，但完成了产业升级，挽救了朝廷漕运，可谓一石二鸟。
1872年，盛宣怀拟就章程，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正式挂牌。
即使户部投入不菲，章程里对企业模糊不清的定性“官商合办”还是吓退了以胡雪岩为首的巨贾。
年底，招商局不得不进行改组，重拟条规，明确了华商的权利：凡持股份，均能分红。同时，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
第二年，李鸿章从外企挖来两个高管，徐润（1838—1911）和唐廷枢（1832—1892）。
徐、唐二人作为名震一时的商业奇才，原本分别是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徐润帮宝顺开辟了上海到长崎的航线，唐廷枢为怡和开通了上海到马尼拉的航运，成为名噪一时的海上双开。
徐润十五岁进宝顺当学徒，二十四岁升主账；唐廷枢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跟容闳是同学，时人论及，都说他“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趁伦敦爆发金融危机，英商拆股收缩之际，李鸿章成功地挖了一回墙脚。
外企待惯了再进国企，看哪儿都觉得山寨。徐、张二人上班第一天就明确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
李鸿章用人不疑，任命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承运漕粮，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变为“揽载为主，运漕为辅”，商局股票渐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招到五十万两民间资本后，唐廷枢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再以收银日为始，按年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的组织方式只有独资与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成为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明晰的公司产权使招商局的市场份额一日千里，在同洋商竞争长江航运时，一举打败英国的太古与怡和，又在盛宣怀的奔走筹资下，并购了美国洋行旗昌。至1880年，招商局年盈利已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堪称“官督商办”最成功的案例。
《易经》的乾卦，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盛极必衰的宿命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盖因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见不得你好的眼红小人。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弹劾招商局，说“归商不归官，流弊不可胜穷”。
那也比你穷酸好。
已经数不清是第几轮攻击。此次尤为强烈，直接要求把招商局收归国有，上下官员竟一致响应，让人不禁心生感慨：体制内和体制外还真是两个星球。
李鸿章上奏死保，疏中只字不提官方同民资订立的契约，而是大谈民族主义，说一旦朝令夕改，终至决裂，洋人必将窃笑称快，垄断长江航运。
这对愤青盈朝的清政府而言还是颇有杀伤力的，哓哓众口总算闭嘴不言。
“四大买办”已有其二，招商局把目光盯上了太古中国区ceo郑观应。
早在1877年，唐廷枢见郑观应和太古的合同到期，极力拉拢他入局。太古出高价挽留，郑观应犹豫再三，续签了五年的合同。
1881年，眼看合同又要到期，李鸿章亲自出马，恳请朝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予以表彰。
奏片刚刚写好，盛宣怀就誊抄了副本寄给郑大善人。攻心术确实厉害，光耀了门楣的郑观应一时间感激涕零。
在中国，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问题在于，郑观应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而是有思想的儒商。综合考虑下，舍外企而就国企，劣势非常明显。
首先，太古待他不薄，委以重任。而到了招商局，位置肯定排在唐、徐、盛之后；其次，官督商办，权操于上，不若太古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最后，虽然现在蒙李鸿章器重，但官场一向人走茶凉，等掌舵的退休了，政策还有没有连续性，的确很难说。
不幸的是，郑观应的忧虑在日后一一应验。更不幸的是，从小被爱国主义教育洗脑的他偏向虎山行，选择了跳槽，就任招商局帮办。
既然认准一条路，何必打听走多久
当然，也有人洞彻世事，死活不上贼船，这就是最后一个大买办席正甫。
中国版罗斯柴尔德席正甫常年为英国汇丰银行操盘，清政府向汇丰的借款基本由他经办。
年薪高达十万两白银，还不算各种回扣，席正甫的生活却异常低调，关于他的记载一鳞半爪。
云山雾罩中，席正甫默默地编织了一张庞大的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逐一渗透，形成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至1900年，家族资产已逾一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修建颐和园的工程总款。
席家祖孙三代始终同官场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友好关系。席正甫和上海道袁树勋是拜把兄弟，其孙同宋子文是姻亲。这样一个矍铄的金融世家，熬过了最混乱的年代，却在1949年画上了省略号。
但也比1884年就句号了强。
三大买办齐集招商局，信心爆棚，觉得实现国企私营化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便着手逼宫，要求国有资本退出。
这就挑战李鸿章的底线了。
在本朝做生意，官府想查你比查个房还容易。再加上徐润的人品也不是无可挑剔，曾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金融危机一来，房价大跌，无力还款，盛宣怀趁机逼他将股票和房产抵押给招商局，将其扫地出门。
唐廷枢也被李鸿章调去筹建开平煤矿，盛宣怀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督办”的宝座。
从此，督办一职由北洋大臣任免，总管招商局的人事和财务；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则由股东推荐改为督办任命。
官督商办名存实亡，招商局成了北洋的私产，开始走下坡路。
盛宣怀使出吃奶的劲儿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明治政府明智地将其最大的轮船国企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三菱公司。
就在袁世凯彷徨无计时，全国已有近千家洋行，一万名买办。他们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沿岸，隐然一股左右中国经济走向的强大力量。
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新的契机。路，要怎样从脚下延伸？
对于大头，舍弃虚名、安然富足的一生触手可及。但试问，他又怎么可能主动放弃挑战者的身份？
如果这台敲剥天下骨髓、离散天下子女的专制机器下已爬满了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袁慰庭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谁同黑暗捣乱，谁就拥有光明。
正如百年后的诗人所呐喊的那样：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千百年来，文人总是奢谈仁爱王道、理学心学，殊不知专制不除，在旧有的社会形态下，即使偶有新文化的火花，也不过是刹那芳华，绝无生根发芽的可能。
故，此学彼学，终不若袁世凯用生命去演绎和阐释的亡清之学。
苦闷的大头再一次找到老大哥徐世昌。
自从1886年考中进士，徐世昌已在翰林院待了快十年。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观政学习，考核通过后授检讨，升编修，再升修撰。
仍然是从六品的芝麻官，还没实权，仰望天阙，真是宦海无涯。
按理说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谋不该混得那么惨才对。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气场不合的领导。
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李鸿藻觉得徐世昌虚伪矫情，非常反感。
这个得承认，不然人最后也不可能混到民国总统的位置。
问题是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日后能当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小领导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论，清水衙门翰林院走出过不少人才，却也培养了很多废柴。盖因我国有学问便有学问家，有学问家便有学问，同时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家……
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謇只能算半个。
徐全人被老大压制，什么好处都轮不着。穷翰林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外放省一级的乡试考官，只要能捞到一任，立刻盆满钵满，咸鱼翻身。
一任都当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银生存，每逢三节，给李鸿藻送的“孝敬”不过区区二两，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恶性循环……
深感苦海无边的徐世昌几番活动，谋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虽小，机会众多”为由所阻，直到难兄难弟袁世凯敲开了他冷清的家门。
这是一次务虚的谈话，却比戊戌变法更务实。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欧洲，而徐世昌则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一年，美利坚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跃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并没有掺太多水，但再高也没用，不过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罢了。
作为一个当时政以贿成的农业国，大清的gdp就地产生就地消耗，从来不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质。
美国则不然。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工业化民主制大陆国。看看远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欧洲列强，再看看比《黄金三镖客》大决战时还紧张的中日俄三国，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还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邻吗？核武器出现前还有比新大陆更安全的净土吗？
远离纷争让美国成为一座平静的试验场，试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稳固的制度——民主共和，最先进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宪国仍依赖强人政治。可强人不常有而战争常有，时势造就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德国与日本却最终无法摆脱二战惨败的厄运，皆因体制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愈。
于是，徐世昌判断，20世纪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美国。
貌似不可思议，实则势所必然。
话题回到袁世凯身上。徐世昌帮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势：要想练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受国家任命。而督办军务处五个“常委”里，奕訢深居简出，接触起来有困难；奕劻资历最浅，不是干事的料。剩下三人里，李鸿藻德高望重，门生遍天下（包括张之洞）；翁同龢铁杆主战，帮光绪打造精兵的心愿比谁都强烈；荣禄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称，后党里的行家里手。
目标已经很明确，但非常棘手。
姑且不论李鸿藻同徐世昌，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像两个世界的物种。
然而，为了亡清大业，别说是脸厚心黑，便是脸黑心厚，亦在所不辞。
接下来的一个月，袁世凯要将亡清之学发挥到极致。
秘不外宣的跑官宝典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铎，此人是李鸿藻亲录的榜眼，对付老学究很有一套。
李盛铎早年奔走于徐桐门下，徐桐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对鸦片深恶痛绝，却故意在床头放置烟具，并扬言是传家之宝。
老头见了当然生气，把他叫到跟前训斥。李盛铎突然一副劳改犯面对摄像机的表情，叩头认错，又以极其夸张的动作当场将烟具砸烂，以示浪子回头。
这下轮到徐老头慌了：“何必把东西毁坏，不吸就行了。”
李盛铎摇身一变，成了样板戏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师训，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头的撮合下，袁世凯终于见到李鸿藻，递上了自己精心措辞的《致军机大臣李鸿藻论甲午清军败因禀》。
此禀将“求官六字诀”里的“捧”“恐”“吹”运用自如，上来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钧鉴”。
“夫子”是不能乱叫的，但现实中很多人都在乱叫。倒不是因为吃错了药，而是没有安全感，想通过拜师寻找靠山，借机上位。
对这种亵渎师道尊严的卑劣行径，李鸿藻极其反感。于是，知趣的大头叫他“太夫子”——当我老师的老师总行了吧？
这就把李鸿藻捧上了飘飘然的神坛。
实践证明，没有人能对“捧”字免疫。而且正由于比比皆是，太过常见，反倒习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当庶吉士，散官考试时吃了不通满语的亏没能留下，外放到江苏做县官。
在向自己的老师、以清正闻名的尹继善辞行时，当过两江总督的尹老师问他下去以后有什么打算。
袁枚故作为难道：“也没什么打算，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
尹继善很不高兴，年轻人怎么也搞起这一套来了？（不搞这套你们这些老同志能提携后进吗？）
袁枚开始飙演技，说现在社会上风气不好，都喜欢戴高帽，像老师您这样不浮夸的又有几人呢？
尹继善听了很高兴。袁枚出来后，一朋友问他谈得怎样，他笑道：“很好，帽子已经送出去一顶了。”
所谓“恐”就是恐吓。
当然你会问，下级也敢恫吓上级？
这你就不懂了，恐和捧要互为所用，方见奇效。有的人捧了一辈子，却永远只能给领导提鞋，就是因为少了恐。
善恐者捧中有恐，旁观之人见他阿谀奉承，却不知句句暗击要害，上司早已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中有捧，旁观之人看他傲骨嶙峋，声声责备，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头都酥了。
袁世凯的恐恰到好处，不温不火。先是点明清军将领骄饱疲懦的现状，再以倭寇即将“北控辽海，南据澎台”，不思变革，数年后“大局之危必有甚于今日者”吓唬李鸿藻，最后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助我还辽的三国其实各有私心，归根结底自强才是王道，刻不容缓。
这就为谈论西法练兵做好了铺垫。
再者便是自吹自擂。
吹，是一门艺术，想达到西门吹雪的境界，还得跟袁世凯学。
论及练兵，他只字不吹，有一说一，却在函末貌似不经意地提起中风偏瘫的生母，自己拟趁公务已毕，请北洋赏假，回乡省亲。
吴大澂当年为他题写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大头一直谨记于心，这句话还有一层引申含义——凡清流，必重移孝作忠。
袁世凯提这茬还有一个作用：暗示李鸿藻，自己已是自由之身（待业青年），随时可供朝廷任使（请求上岗）。
吹拉弹唱成功击中了李鸿藻的软肋，他给袁世凯下了“家世将才，娴熟兵略”的评语，将他调到军务处等候差遣。
接着，大头又使出求官六字诀里的“空”——排除一切干扰，四大皆空慢慢磨。
他在嵩云草堂（由袁甲三兴建的河南会馆）住下，召集一帮幕友撰写兵书。
当然，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王修植。人家毕竟是成功案例，所写的条陈助胡燏棻谋得了练兵大臣一职。
而且，李鸿章倒台后，王修植被王文韶延揽至幕中，通过他正好也可以结识新任的直隶总督。
但王修植不这么想。
虽然你袁世凯官衔大，但你不但没文化，还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何必要与你同流合污？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留侯论》
亡清之志，岂是肉眼凡胎所能破识？
袁世凯专程跑到天津，觍着脸巴结，狂使“钻”字诀，三天一小请五天一大请，侯家后上档次的妓院都逛了个遍，终于赢得王修植的信任，将练兵条陈的初稿交给了大头。
为了扭转世人对他的误解和不良观感，袁世凯还经常好整以暇地到北洋群僚常去的茶馆闲聊。
据李鸿章的笔杆子于式枚回忆，每当袁世凯谈论在朝鲜的往事时，大家全都凑过来仔细聆听，被他神乎其神的经历所折服，目为一世之雄。久而久之，只要袁世凯一来，全都戏言“曹操到了”，他也漫不经心地答应大伙。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世凯终于博得了包括张之洞和晚清重臣刘坤一在内的朝臣的一致好感。
此情可待成追忆，就是心里过不去
但凡了解光绪惨淡童年之人，都知道翁同龢才是攻略的重点。
虎妈慈禧，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铁石心肠，更不消说对光绪了。
这直接造就了皇帝懦弱的性格，也将翁同龢推上了慈父的角色。只需一场戏，尽在不言中：每当雨夜，空旷而孤寂的宫殿里，师徒二人总是抵足相谈。一阵响雷传来，胆小的光绪“噌”地扑到了翁师傅的怀里……
为了拿下翁同龢，袁世凯不惜一切。他找到旧怨张謇，尽弃尊严，求他代为引见。张謇究竟是干大事的，也不计较，当即答应。
第一次会面，大头呈上了练兵条陈，百般游说。可能因为急进，感觉并不好。果然，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此人开展，而欠诚实。
当领导说你不诚实时，往往指的是你跟他还没有完全交心。袁世凯回去后辗转反思，心想：求官六字诀只剩下“送”字没使了。
是人，都有价码。人心既是肉长的，就逃不脱被收买的命运。所不同者，有人一顿饭可以搞定，有人却必须以重金砸之，抱负越大，心理价位越高。
翁同龢是不收礼的，任你金山银山，他自岿然不动。
然而，滚滚长江，千帆竞渡，终究不过两艘船，一曰“名”，一曰“利”。
名缰利锁，名在利前。即使你能抵挡利的诱惑，也难保不坠入名的樊笼。名与利，实乃铜钱之两面。一面写着“乾隆通宝”，一面写着“吉祥如意”。但见“吉”字朝上，不见“宝”字在下，便不带铜臭了吗？
说到底，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如胶似漆，彼此彼此。
如果大头懂书法，送一幅名贵的字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连“嵩云草堂”四个字都是翁同龢题写的。而以翁的性格，必定会估价后给钱，但很可能就此引为知己。
大头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次拜访，果然仍不见效，只好找徐世昌问计。
问题其实很简单，无非站队。大头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匪气很重的官场，要转变阵营，没有投名状，想都别想。
徐世昌索性挑明，四个字：打死老虎。
袁世凯心里一惊，旋即明白抉择的时刻到了，要想赢得翁同龢的信任，必须出卖李鸿章，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画面变成了黑白。
十年前，李鸿章上奏慈禧，保举大头。
伴随着镜头中书写的毛笔，画外传来李鸿章的声音：“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转场。
袁世凯捧着信含泪读完，哽咽道：“如此知遇，更有何言。”
然而此刻，他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断：是否要对自己的精神教父下手。
背叛，黑帮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
夕阳西下，怅然若失的袁世凯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经意间竟踱到了贤良寺。这是李鸿章出国前下榻之处，门庭冷落。
许久不见，李鸿章苍老了许多。
也难为他了，所有的职务撤得只剩一个内阁大学士的虚衔。玩政治的人一旦没得玩，其凄惶景象，堪比瘾君子无毒可吸。
为打破尴尬的冷场，袁世凯小心道：“中堂是再造国家的元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的空名，上朝请安，形同寄宿于旅舍，未免太不合适。不如暂时告退，养望林下，一俟朝廷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则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
李鸿章厉声打断：“罢！罢！慰庭，你是来给翁叔平（翁同龢号）做说客的吧？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在清代虽是虚衔，但仍分为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六级，常年只设四人。另有协办大学士二人，通常由尚书兼任，为晋升大学士的必经之路，竞争激烈。有清一代，保和殿大学士只有傅恒刷出来过，汉臣的最高成就则是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武侯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奏请开缺，教他想死！”
袁世凯怕把老头气出脑溢血，赶紧诺诺而退。
能骂人说明精神状态还不错，大头感到很欣慰。
但马上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从张謇那儿听说，光绪对胡燏棻很不满意，为了迎合尽快雪耻的帝意，翁同龢建议全权委托汉纳根练兵。
问题是汉纳根的方案比较激进，主张聘请德国军官七百多人，下派到各哨。在荣禄看来，这就是让老外控制了连一级的单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光绪叛逆症发作，态度异常强硬，说必须让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得阻拦，还当众点了荣禄的名，叫他不要掣肘。
荣禄一肚子委屈，向好友鹿传霖抱怨：
常熟（翁是江苏常熟人）天生奸险狡猾，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其误国之处，可以同合肥（李鸿章）相提并论。合肥甘心做小人，常熟则是伪君子。与其共事，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争执。
荣禄的偶像是李鸿藻，三十年交情下来，凡是李夫子打招呼的事，没有不鞍前马后的。
因此，这场游戏卡就卡在翁同龢那儿，而且由于光绪的发飙，还进入了倒计时。
别无选择的袁世凯开始整理黑材料，包括李鸿章当年如何压制吴长庆，日军登陆朝鲜时如何贻误战机。既翔实又鲜活，一直熬到深夜。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神不语，见证了世间多少善恶。
袁世凯一脸倦意，来到中庭，仰望夜空，默然不语。
个人的小我情谊，同苍生大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堂大人，以你的胸怀，想必能谅解世凯的苦心吧！
意气风发时，高歌猛进，算半个英雄；头破血流后，饮血低吟，更是半个英雄。然而，为了亡清，沧海横流间荣辱不惊、心如死水，才是真正的英雄。
黑材料对李鸿章影响不大，却在翁同龢那儿产生了奇效。第三次把袁世凯送出家门后，翁在日记中写道：
此人不滑，可任也。
在练兵人选上，三个大佬第一次难得地达成了共识。李鸿藻叮嘱荣禄，指定袁世凯编写《练兵要则十三条》。再加上刘坤一的举荐，一十八载亡清梦，总算迎来了曙光。
奉旨练兵
同样看到曙光的还有康有为，1895年的夏天，他以二甲第四十八名考中进士，观政工部。
梁启超却成了炮灰。被康老师洗脑的他没认识到国考的严肃性，继续耍笔杆子谈改良，被主考官徐桐先入为主地误认为是康有为的卷子，当场摒弃不录。倒是副考官李文田慧眼识珠，在卷末惋惜地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康圣人去工部报了个到就再也不想上班。他对盖房修路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像坚持晨练一样坚持上书，且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皇上你要再不改革，则“求布衣而不可得”。
再简单的事，重复做也会发生质变。康有为三个字终于上达天听，光绪对左右道：“这个康某人何以不顾生死，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
他的理解是忠君，并开始对疏中“富国、养民和社会改革”三策发生浓厚的兴趣。
由康有为主演的这幕脑残志坚的励志剧可谓中国版的《阿甘正传》。据他回忆，自己早年时时哭笑无常，唐德刚在请教了心理医生后说这是初期精神病的症状。
两个风云人物在嵩云草堂会面了。
对大他一岁的康有为，袁世凯一口一个“大哥”。对梁启超这个日后还要频繁过招的对手，袁世凯则叹为奇才，称其“少年英俊”。
大头要借康党的势。
当时，梁启超作为《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在广学会这块经营了多年的舆论阵地上，用饱含深情的文笔呼吁变法，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名动京城。而康有为则趁机联合陈炽（户部员外郎）、杨锐（内阁中书）、沈曾植（刑部员外郎）以及文廷式（翰林院侍读学士）等中下级官员，谋划成立强学会。
这帮人不是翁同龢的门生就是李鸿藻的故吏，隐然清流党设在民间的进步团体。
民间清流更激进，不仅大谈西学，而且谋求政改。由于后台很硬，连李提摩太都参与进来，因而又同外国使馆搭上了关系，英美公使都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图书和仪器。
嵩云草堂，来者日众。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张之洞长子张权都被忽悠入会，一干人选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准备大干一场。
工部尚书孙家鼐代为准备馆舍，翁同龢则答应每年从户部拨发经费。各省督抚也非常看好强学会，王文韶、张之洞和刘坤一慷慨解囊，各捐五千两，甚至连宋庆、聂士成等武官都纷纷跟进。
袁世凯早在草创阶段就捐了五百两，此后又陆续资助，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博得了康党及众人的好感。
李鸿章自忖人老心不老，也想附庸风雅，捐他三千两，可惜被翁同龢门下走狗陈炽冷冷地拒绝了，气得老头出国前念叨说：“这帮人与我过不去，我回来后看他们还做不做得成官。”
事实上袁世凯也不单单是为了政治投机才混迹于维新派的阵营，他是真心想吸纳那些进步的观点与主张。而兼收并蓄的胸襟，正是大头比康有为更有为的重要原因。
《练兵要则十三条》交上去有段日子了，不见回音，袁世凯颇感焦虑，唤来阮忠枢。
阮忠枢中举后投李鸿章幕府，曾任北洋水师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幕主失势，跑到李莲英的弟弟家当家庭教师。
袁世凯通过这条线狠砸一笔，收买了李莲英，在慈禧那儿也布下一颗棋子。
后来证明这颗棋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每逢慈禧召见，袁世凯跪在地上看不到太后的表情，不利于察言观色时，就看李莲英的脚。如果两脚并拢，说明慈禧不爱听，立刻打住不说；如果两脚分开，则放心大胆地说。
百试不爽。
没过多久，大头便蒙光绪接见。
谁也无法预料，仅仅三年后，皇帝每天都将生活在对丹陛下的这个人的怨念之中。
1895年12月8日，督办军务处联名会奏：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当日，光绪明发上谕：
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着即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淮军）旧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钦此。
消息一出，贺电纷至沓来。
有鼓励型：“刷振精神，以副中外之望”（刘坤一）；
有简洁型：“为国家贺”（盛宣怀）；
有激动型：“中国转弱为强之兆”（吴汝纶）。
总之是众望所归，各方势力都满意。
除了李鸿章。
在同李鸿藻谈及此事时，他说：“我是败军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打一仗看看。”
玉壶光转，物换星移。袁世凯的时代，到了。
做人似水，行事如山
小站。
定武军送走胡燏棻，迎来了它新的主人。
鉴于粮饷充足，袁世凯上来就扩军，在编制允许的范围内募兵，使定武军最大化到七千多人，并在原来步、炮、马、工程的基础上新添了辎重兵，正式命名为“新建陆军”。
招兵也不是乱招，年龄必须在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以上，能托起一百斤重物，步速每小时二十里者方能入围。而且还有才艺表演，身怀一技之长特别是粗通文墨的，将优先录取。
紧接着仿照德国营制改革弱智的清军军制，将“营”一级单位扩张到一千人，相当于后来的标（团），长官称“统带”，副手称“帮统”；每营辖四队（连），长官称“队官”；每队辖三哨（排），长官称“哨官”；每哨辖六棚（班），长官称“正目”。
新建陆军分左右两翼，左翼两营，右翼三营。左翼翼长是担任过铭军统领的姜桂题（1843—1922），右翼翼长是淮军旧将龚友元。
此外还有炮兵营、炮兵学堂、骑兵营、骑兵学堂、步兵学堂以及德文学堂，都归督练处直辖。督练处督练即袁世凯本人。
作为新建陆军的总指挥部，督练处下设三个重要办事机构：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另外还有粮饷局、军械局以及转运局等部门。
十几个德国教习分布于督操营务处四个学堂，全部按德法操练。学堂为两年制，毕业时成绩优异者赴德国深造，其余留在军中担任下级军官。
新建陆军走的是高薪养兵的路线，步兵每月能拿四两半银子，而绿营只有一两半。骑兵差异更大，前者是九两，后者只有二两。
而且，从电台手表到帐篷雨衣，所有装备一水儿的德国进口。各级军官除佩刀外，每人一支六发的左轮手枪。
给完萝卜，祭出大棒，袁世凯组织编写了《劝兵歌》。
作为近代第一首军歌，浅显之中透着幽默，比如“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同时，颁布《简明军律》二十条，十八斩两处罚，相当严厉。
问题是当兵在晚清早就退化成跟过家家一样嘻嘻哈哈的事，你就是来个百人斩，也一样不缺以身试法的。
士兵甲拉练回营途中，背着枪离队，跑到河边柳荫下买了个甜瓜，边走边吃，被执法营务处的巡查逮了现行。对此人的处分是罚站示众，所在哨的哨官则被打了二百军棍，所在营的统带更是就地免职。
由此可见袁世凯赏罚分明的风格：士兵有错，军官要负管束不严之责，且层层加码，上级遭受的惩处远重于下级。
但当你违反了十八斩时，无论是谁，都难逃一斩。
有个士兵偏不信邪，在军营偷吸鸦片，让禁毒大使袁世凯撞了个正着。烟鬼但见眼前白光一闪，人头落得比古龙小说里的高手对决还利索，顿成刀下亡魂。
接着，便是整顿克扣军饷的痼疾。
大头采取的办法是一竿子插到底，不许营员经手。发饷时，令饷局按名册分包数千份，派巡查前往各营监视，确保直接发到每个士兵手上。
当然你会说：这有什么稀奇的？除非实现电脑全自动化发饷，不然再牛逼的手段也挡不住国人掌权后汹涌澎湃的腐败热情和精妙绝伦的贪污技术。
其实是有的，只需要高超的记忆和强大的耐心。
袁世凯经常搞突然袭击，亲自发饷，对各级军官，甚至最小的正目，都能一一点出姓名，并说出其性格爱好。
这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因为你会时刻提醒自己，领导的法眼正烛照着一切。
更隐秘的是，通过这种观感告诉每一个士兵，谁才是赏饭的人。
眼看步入正轨，怪力乱神出现了。
天津附近有个大仙，自诩只要作法在身，即可枪弹不入。军中上下，多有啧啧称奇者，也不好好训练了，一天到晚跟家庭妇女似的凑到一块儿谈论伪科学。
大头一拍桌子，怒道：“这样的人才，怎么能放到民间，不为朝廷所用？”
当场要聘其为教习。
一个神志正常的军官劝阻道：“老大你不是开玩笑吧？凭此儿戏，何能临大敌？”
袁世凯毅然决然，益坚其请。
神秘大师来营后，大头立刻召集军中诸将，目睹他施展符咒法力。
待其立定，袁世凯命人以手枪击之，果然毫发无损。众人愕然不语，惊以为神。
大头将之奉为上宾，并许诺过几天再安排一场大的“演出”。
这日，晴空万里，小站的操场上围满了官兵。
一军官出面请大师立下手状：设或身死，与人无尤。
准备就绪后，三十个士兵出列，持奥地利产的曼利夏步枪（步兵标配，1888年造，射速每分钟二十二发，弹仓五发装填，最大射程两千米）齐瞄。
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大师砰然倒地。在场之人无不惊呆，袁世凯却平静道：“此诈耳，绝无妨。”
遂命人检视，回报称：“目尚未闭，有笑容。”
大头笑道：“怎么样。”
等众人散去后，再次检查的情况则是“口角流血，胸有七洞”。
原来，第一次用手枪打时，袁世凯暗中嘱咐持枪者不要瞄准“大师”，但在第二次表演时却不作此安排。
于是，成功地用江湖骗子的血，祭了新建陆军的旗。
德先生、赛先生，无须五四青年抬大轿，袁世凯早已为之。
小站班底
西法操练非常辛苦，夏秋每月放假四天，冬春只有两天，其中一天还是发饷日。对于训练认真，考核成绩突出的官兵，均予以记名奖励，遇缺即补，在晋级上有优先权。
为了提高新军士兵的社会地位，大头上奏朝廷，获准减免军属的赋役。这是秀才以上功名者才配享有的特权。此外，他还从自己的月俸中拿出三分之一，专门奖掖学堂里成绩优异者。
各级部门，是个领导就爱标榜自己求才若渴、任人唯贤，可真正做到袁世凯十分之一者又有几人？一个单位做不到公平，则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终将被市场淘汰；一个国家做不到公平，则人心涣散，法度凌夷，终将陷于狼奔豕突的丛林世界。
不了解大头的志向，便不可能理解他“事无巨细，靡不躬亲”的狂热劲头。这确乎是袁世凯步入仕途以来所争取到的最大的机会，但若仅仅为了投机做官，犯不着如此玩命。
新建陆军是一张难得的白纸，没有旧军队里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所有人都从零开始，做起事来相对简单。
第一次拥有了可供自己尽情挥洒的舞台，大头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曹孟德收编了青州兵。
古之成大事者必先得人，而一谈到笼络人心，三顶帽子立刻就扣到了袁大头的脑袋上：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威之以刑杀。
最早神经质般搞批斗的当属梁启超。
在他看来，曾国藩用人尚且要考察品行，李鸿章则纯以功名驱使。到了袁世凯就更等而下之，重才轻德，底下人卖命的唯一动机似乎只是为了利禄。
天天都有人感叹世风日下，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话居然从梁启超嘴里蹦出来。
作为文化圈的实用主义者，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多变性，甚至以此为荣。他从不固守某一主义，明知康有为抄袭了廖平的观点，还说廖“其人不足道”。
这样的人，何苦要戴上面具假装道学先生？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功利的结合。你能为他人提供施展和成功的机会，就不怕没有人才追随；你的事业和局面越大，所能提供的机会越多，凝聚人才的能力也就越强。
然而，想把蛋糕做大，说到底还是要超越功利，因为这个世界既不是有钱人的，也不是有权人的，而属于有心之人。
怀大志者往往见真性情，对袁世凯这样的枭雄，金钱不能摇其心，美女无法堕其志，所图既大，结纳人才反倒出于拳拳之心。毕竟，诚能动人。
为了人尽其用，大头苦思冥想，总结出四类必须用好的人才：现用型、备用型、储用型和培用型，并做了不同的说明。
一辈子能遇到一回这样的领导，你就偷着乐吧。
先天下之乐而乐的是阮忠枢。按理说这样一个老烟枪，在比《义海豪情》里的郑九妹还痛恨鸦片的袁世凯手下当差早就该掉脑袋了，可因为交情和才华，大头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阮忠枢得陇望蜀，在天津爱上了一个妓院里的红牌小玉姑娘，非要纳她为妾不可。
抛开国法不论，也丢不起这个人。你就是搁以浪漫著称的法国，其戏剧冲突亦足够拍《茶花女》了。
军队是个严肃的地方，袁世凯当场驳斥了阮忠枢的荒诞请求，明确告诉他：万不能从。
心灰意懒的阮才子从此无心爱良夜，一边灌着黄汤，一边细细咀嚼相思之苦。
过了段时间，袁世凯让阮忠枢陪自己去天津看望一个朋友。刚跨进大门，阮便注意到院子里红烛高照，酒宴丰盛。待进至里屋，只见一个新娘装扮的佳人款款而立，竟是小玉。
原来一切都是袁世凯暗中操持的，把惊喜交加的阮忠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练兵的过程，也是后来左右了民国十多年历史走向的小站班底成型的过程。究其来源，除了袁世凯的故旧亲朋，就是李鸿章的政治遗产：淮军老人和武备学堂。
老人里，以剿捻起家、绰号“罗锅”的姜桂题，资历无人能及。甲午前就官至提督，因旅顺失守而“革职留营”。
他和袁保恒是把兄弟，私下里称袁世凯为“老四”，大头则叫他“老叔”，两人关系很好。
姜罗锅是个大老粗，对年轻军官张口闭口“小鸟孩”，时不时还搞些重口味的画面，比如当着袁世凯的面端起痰盂小便。
也许你觉得他脑子不正常，但官场上大浪淘沙筛出来的绝不是省油的灯，必有一门看家绝活。
姜桂题的绝活知易行难——在暗无天日的晚清官场浸淫了几十年还能保持一颗乐观阳光的心，最终享年八十岁，比起那些苦逼一辈子，寿命却不长，死后还要被御用文人挫骨扬灰的大人物来，实在幸运太多。
最穷无非讨饭，不死终会出头。如此人生信条，使姜桂题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就像在拍《铁齿铜牙纪晓岚》。
守旅顺时正值夏天，他经常把辫子盘在头上，光脚趿拉着鞋，袒胸露腹，手执大蒲扇，在街上溜达。走累了就闯入人家，遭到主人呵斥时却反问人家：“我是姜老汉，难道你不认识吗？”
之所以这么自恋盖因他看到满街的店招。
幡布上写着“挂面”二字，他误认为“桂题”（“面”字繁体同“题”字很像），以为旅顺人民盼他莅临若大旱之望云霓，还专门找来属下批评教育，说搞什么形式主义……
一天，姜老汉又把自己当成了康熙，跑到菜市场微服私访。正巧碰到一个士兵买鱼不给钱，还殴打卖鱼的。姜桂题非常兴奋——看看，深入基层，很有必要！
他冲上去就抽了士兵一嘴巴，谁知此人是个新兵，不知道眼前的糟老头是姜桂题，立刻还手，两人当街厮打起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头目从旁路过，吓得大叫道：“这是大帅啊！”
士兵闻言，魂飞魄散，疾奔而逃，姜桂题也回到军营。没过多久，该兵的营官将他绑缚到辕门，请求军法处置，并自请失察之罪。姜桂题盯着两人看了许久，道：“我扇他嘴巴，他用拳还击，都是打，治的哪门子罪嘛。”一句话便打发了，惹得众人相视而笑。
袁世凯之所以重用姜老汉，将其放到中轴的位置，除去顾念旧情，也是看中他没有架子、爱惜士卒的长者风范，想借此笼络淮系老人（比如张勋、倪嗣冲），增强全军的凝聚力。
而姜桂题也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大头，直至民国被授予陆军上将。
场面撑起来，还得指望干事的。和北洋水师学堂齐名的北洋武备学堂曾像造血干细胞一样为淮军输送了许多接受过德式教育的军事人才。可惜老将们不珍惜，说“功名自马上得”，年轻军官虽有一整套数学物理、天文测绘等现代知识，仍饱受轻慢和讪笑。
甲午兵败，树倒猢狲散，袁世凯像考古挖掘一样郑重其事地将这些青年才俊打捞进新建陆军。
于是，北洋三杰段祺瑞（1865—1936）、冯国璋（1859—1919）和王士珍（1861—1930）脱颖而出。
众所周知，三人被分别冠以“虎”“豹”“龙”的称号。和西部片《虎豹小霸王》所不同的是，北洋之虎与北洋之豹历来不和；北洋之龙则一直很低调，清廉自守。
三杰在武备学堂时就以成绩优异而著称。
段祺瑞毕业后被派往德国深造炮兵；冯国璋两不误，考取了秀才功名，出来后一直跟聂士成混，编过兵法操典；王士珍揣着学位证跑到山海关当炮队教习，被叶志超看重，跟着上了前线，参加平壤保卫战。
在那个发足狂奔的雨夜，要不是细心的王士珍带着一张朝鲜地图，叶志超就是长跑冠军也跑不回中国。
在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的力荐下，段祺瑞当了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冯国璋任督操营务处总办，王士珍任右翼第三营帮统兼步兵学堂监督。
袁世凯的特点是爽快、公正、认实力。只要你是块金子，哪怕不是足金，在他手下干事，永远都不怕被埋没。
新建陆军逢升（提拔）必考，段祺瑞是炮兵专家，却不擅长经史。为了助他上位，大头事先私下向段祺瑞漏了题，在不破坏程序的同时保证了唯才是举。
武备学堂投奔小站的杰出代表还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陆建章、靳云鹏、田中玉和王占元。再加上故交里的张锡銮、雷震春、江朝宗以及言敦源，足蹬马靴、斜挂佩刀的袁世凯扬扬得意地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突然放声大笑。
余音绕梁中，镜头切到了紫禁城东北角的箭楼。
阴晴不定，黑云压城。
再微弱的光，也是对黑暗的拒绝
广东。
孙文领导的广州起义因叛徒告密，一枪未发便宣告失败。陆皓东被捕处死，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等亡命海外，全成了职业革命家。
横滨。
看到日本报纸上有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的报道，孙文对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自《易经》之‘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
自此，四方势力（清廷、康党、孙文和袁世凯）活跃于棋盘之上，一切都像布朗运动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大头首当其冲，挨了一记闷棍。
小站附近有许多商贩，经常跑到军营里同官兵做生意，时间久了，不仅扰乱训练、破坏军纪，还产生经济纠纷，麻烦不断。
袁世凯三令五申皆不见效，毕竟老油条们又不是第一天在这开店了，类似的官样文章以前盛军统领发过不知凡几，却从来没有执行到位过，这愈发助长了商贩们明知故犯的气焰。
谁知大头下定决心要斗硬，抓住一个跑得最勤的当场砍了，兵营秩序从此井然。
问题是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人民子弟兵把人民给杀了，绝对是耸动的新闻头条。再加上这帮商人并非你想象中的弱势群体，一番活动下，御史胡景桂参了袁世凯一本，说他“营私蚀饷，扰害一方”。
半年不到，就出了问题，光绪高度重视，责成荣禄赴天津彻查。
新建陆军由督办军务处直辖，荣禄又是兵部尚书兼慈禧门下走狗，派他去看个究竟，各方面都放心。
随行的还有兵部员外郎陈夔龙。
鉴于我国官员应付检查时登峰造极的表演艺术，圣旨严厉道：“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
这事在东方基本算痼疾。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公爵战功卓著、聪颖过人，一次，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波将金干了一件独出心裁的事：下令把自己治下贫困肮脏的村子装裱一新，打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西方人少见多怪，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称为“波将金村”。
深谙此道的荣禄当然不会上当，他决定搞突然袭击。
到了天津，跟直督王文韶照了个面，旋即轻车简行赶赴小站。
事实证明，在实力面前，关系和权谋都是浮云。整齐划一的身高，气宇轩昂的士兵，操法娴熟，声震云霄，看得荣禄颔首赞许。
他忽道：“你觉得新军与旧军比，如何？”
陈夔龙：“卑职不懂军事，何敢妄加评论？但看表面，旧军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倒是别开生面。”
荣禄：“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以策后效。”
问题是胡景桂的参劾虽多属空穴来风，但“诛戮无辜”这条却不假。如果据实复奏，大头必然交吏部议处，最轻也是撤去督练一职，到时候翁同龢顺水推舟又整一个洋人练兵，刚有起色的国防事业就中道崩殂了。
于是，荣禄大胆回奏光绪，说查无实据，请从宽议处，以鼓励将来。
大头虽侥幸过关，却颓废了许多，将近一个月没缓过劲来，在给徐世昌的信中幻灭道：“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水。”
与此同时，康有为却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嚣张的时刻。
强学会的成功促使他南下游说张之洞，希望能拉到一笔赞助创办上海分会。张之洞答应得很爽快，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康有为必须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如此，则一定竭力供养。
康有为偏执症发作，道：“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一个区区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放弃自己的学说！”
于是，还没步入正轨，张之洞就撤资了，理由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刊物《强学报》抛弃“光绪纪年”而采用“孔子纪年”，有敌视现政权的嫌疑。
不久，北京强学会也因御史杨崇伊的弹劾被慈禧查封。
可能你会觉得康有为很有气节，但只要对比一下公开出版的《孔子改制考》和戊戌年进呈光绪的版本，光环立刻荡然无存。
给皇帝看的版本作了大幅删改，原版中“议院”“民权”等字眼统统消失，而代以“孔子立法，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之类肉麻的吹捧。
气节？气死豪杰罢了。
纽约。
下野的李鸿章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克利夫兰总统特地赶回。
欢迎仪式被《纽约时报》称为“史无前例的礼遇”。迎宾彩船和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在港口列阵相迎，当圣·路易斯驶入时，舰队发出了十九响礼炮。
二十层的高楼，李鸿章从未见过，但更吸引他的还是楼上楼下的美国青年。那一张张没受过欺负的脸，时刻洋溢着自信和欢笑，冲李鸿章拼命挥动星条旗、黄龙旗，又跳又叫。
在记者招待会上，李鸿章回答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提问。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那样敢讲真话，也没有你们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李鸿章跑到墙外显然不是为了体验言论自由，事实上他肩负着朝廷授予的一项秘密任务——联俄制日。
光绪已经数不清第几次被同一场噩梦惊醒。
梦里，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婴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一男子失足跌倒，被日兵擒住。一个美国记者走上前示以臂上的红十字缠带，欲救之。日兵不理，以刺刀连插男子颈项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这是旅顺大屠杀的残酷景象，幸免于难的，全城仅三十六人——任务是留下来收尸。
光绪的眼眶湿润了，昏黄的灯光下，他写道：
奉旨。环球之大，惟俄国与中国为三百年旧好。
熊的盛宴
这是对俄国抛出的橄榄枝的回应。
1896年9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方提出，为表示对俄国的感谢（帮清廷讨回辽东），中国应派重臣亲临致贺。
项庄舞剑，意不在此。
沙俄的远东政策和日本的大陆政策都是扩张性的，彼此水火不容。现在朝鲜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俄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它要趁战后弥漫在中国上空的仇日情绪尚未衰退之际拉拢清廷，以缔结军事同盟的形式，名正言顺地进入东北，并在时机成熟时据为己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光绪圣旨里的“三百年旧好”都像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作为中国的头号威胁，俄国最擅长“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总是在清廷被列强打蒙时从天而降，威逼利诱，趁火打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不废一兵一卒，就凭《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走了半个东北，刷新了世界历史上土地割让的纪录。
近代史上，被俄国巧取豪夺分出去的土地，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虽然严复和黄遵宪早就指出包藏祸心的俄国才是中国之大患，但清廷已无路可走。鸦片战争以来，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夷制夷”再到“结强邻以自保”，可供转圜的外交余地已然不多。
从光绪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刘坤一，都被俄国的“仗义执言”和主动示好所蒙蔽，以为可以托庇，危机时不致孤立无援。
抵达圣彼得堡后，沙皇对李鸿章优礼有加，除隆重接待外，还授之以勋章，许之以重贿，一切能满足清廷面子的排场，无不做到极致。
于是，《中俄密约》签订。
其他条款倒无所谓，致命的一条是：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横贯东三省的铁路，直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中国境内的铁路应由中国自己修。
俄方以中国财力不足，恐怕十年都修不好为由，威胁说“若坚拒俄国好意，则不再相助”，李鸿章只好服软。
开门揖盗的联俄使东北沦为日俄角力的战场，是李鸿章终身无法弥补的大错。
甲午战争后，日本短期内并无再次进攻中国的企图，反倒想结好清廷，对抗俄国。而中俄同盟，逼迫英国不得不在亚洲大力扶持日本，使其借此东风奠定了世界五强的地位。
李鸿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失误实在令人费解。
有人说，这是因为《马关条约》对他刺激太大，使之决心压制日本，不惜一切代价；有人说，这是赌徒心态，死马当成活马医，孤注一掷。
其实原因很简单，三个字：没，得，选。
为专制国卖命，怎么卖都是错。因此，与其将错就错，不如亡清改制。
回国时，美轮抵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当初离开马关，李鸿章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但此番换船必须先上码头。
为了不让自己同日本国土发生一丝一毫的联系，李鸿章说什么也不上岸。侍从无奈，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进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不久，德国跟风，也索要“还辽”报偿，被李鸿章拒绝。年底，又提出租借山东半岛胶州湾的要求，再次遭拒。
于是，曹州教案爆发了。
如果不是人为安排，那一定是墨菲定律（越担心出错的，终将会出错）。
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的两个盗贼跑到教堂行窃，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清廷非常紧张，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限期破案，并派大员亲赴巨野督办。
两名案犯迅速落网，被判死刑，清政府也答应赔偿一切损失。可德国又岂会放弃大做文章的好机会？
1897年11月，德军出动兵舰强行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港。
英国马上跟进，要求在长江流域的特权；法国盯上了广西、云南；日本则看中福建；连意大利都想分一杯羹，要租浙江的三门湾。
瓜分狂潮风起云涌，《时务报》转载了日本的新闻，《中俄密约》昭然天下，一时间舆论大哗。
按照康党的说法，《时务报》是由康有为指挥创办的，与夭折的上海强学会具有血脉上的继承关系。
这又是不知所谓的梦呓。
《时务报》的创始人是进士出身的著名报人汪康年（1860—1911）。在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的帮助下，他拉到了原本打算资助上海强学会的余款。
梁鼎芬和康有为是至交。但康南海这人吧，你不跟他共事，是看不清其真面目的。从《时务报》开始，梁鼎芬对康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直至成为康党的反对者，明言“长素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可谓一针见血。
本来，汪康年邀请妙笔生花的梁启超担任主笔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由他撰写的社论最受读者欢迎，成为报纸的品牌栏目。据后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回忆，当时苏州一带的青年学子争读《时务报》，对梁启超奉若神明。
其结果就是，又让康有为盯上了。
他想让《时务报》变成康党的舆论阵地，宣扬自己那套“尊孔维新”的怪论，梁启超的存在则是渗透报馆的重要棋子。
在他的运作下，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陆续进入报馆，大有鸠占鹊巢之势。
不久，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指使下向汪康年提出：报纸应当采用孔子纪年。
汪康年怒了：拜托成熟一点好不好！刚搞垮了上海强学会，又来这套？
在报馆高层的一致反对下，康有为没能得逞。于是，梁启超有情绪了，开始玩忽职守，以探亲为名跑回了广东。
本来约定四十日返回，并答应文章寄回上海，不误报期。结果汪康年一篇文章都没收到，返期也一推再推。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两次致电汪康年，诉说自己强烈的出洋愿望，请他转告《时务报》投资人之一、刚被任命为驻德公使的黄遵宪。
没过多久又有梁启超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国的传言，汪康年几近崩溃。
梁启超最终未能成行。回到上海后，他加紧了夺权的步伐，组织康门弟子群殴了汪康年高薪聘请的新任主笔章太炎（1869—1936）。
成功，只需像坏人一样勤奋
其实，康有为早就想揍主治古文经的章太炎了。
学术上，两人方枘圆凿。章太炎一再宣称经书是客观的历史，并非神秘的宗教预言。而且还经常跟人揶揄康党，说：
“大贤”们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帝王之兆）。
赶走了章太炎，人事纠纷顿时公开化。外界纷传《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
整个1897年，报馆内乱不断。梁启超动不动就扬言要率康门弟子离馆“去西湖读书”，或者以另立山头、组建《新时务报》相要挟，逼迫股东赶汪康年下台。
问题是江南士绅里，反感康梁的人实在是灿若繁星。
汪大燮（xiè）：“（康梁）终日卖人，必为人卖。”
邹代钧：“其奸诡不可不防。”
即便是中立派，也对梁启超挑起的战端深感厌烦。时任报馆校对的王国维悲观道：
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
康党失道寡助，梁启超一点便宜没捞着。正好谭嗣同（1865—1898）在湖南混得不错，受巡抚陈宝箴之托，邀请梁启超担任新成立的时务学堂总教习，梁遂率韩文举等康门弟子集体入湘。
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不缺吃不短穿，政治主张反倒比康、梁坚定多了——矢志不移地排满革命。
他是墨家最后的信徒、弓马娴熟的夕阳武士，奔走于这片堕落的土地，像堂吉诃德一样格格不入、有心无力。
江湖上流传着他和大刀王五的友谊，会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遍布着他急公好义的事迹。
更重要的是，继黄宗羲之后，他将批判君主专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
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凭借蛮野凶杀之气以窃中国；
（清廷）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
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其民则有余；
中国惟恐民之知兵，民间售藏枪械谓之犯法；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看看清朝官二代的觉悟。
因为过于痛恨清政府，谭嗣同还得了失心疯，在甲午年清军一溃千里时击节叫好，称赞日军是无敌于天下，“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在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如何筹措经费时，甚至主张“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边地亦皆可卖”。
当然，作为高干子弟，谭嗣同也想移民。但他希求绿卡不是为了给发达国家贡献gdp，而是出于对清廷的绝望（“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
早在1886年，他听说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搞了一个“贡捐”，捐者可得保护，免受中国官吏的骚扰和冤杀。于是立即致信汪康年求证此事，并表示“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就是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又被康有为给利用了。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俗话说得好，“一见南海误终生”，官迷康有为上来就劝谭嗣同弃官。
所谓的官是指谭继洵给他儿子捐的南京候补知府。以谭嗣同的政治立场，当然不喜欢，但毕竟是老人的一番苦心，权当撑了一顶保护伞。
结果就让康有为给说没了。
康长素这么“毁人”不倦其实也有他的苦衷，强学会锣鼓喧天拔地而起，又迅速灰飞烟灭，无异于一头冷水浇下来，寒彻骨髓。
而且，京城内外，对康有为和他那套“野叟曝言”认可的人少之又少。
高层不关心，同僚不热心，天天坐冷板凳，眼看天就要塌了（列强瓜分），康有为猛然起身，决定背水一战。
腹地自立。
虽说康有为后来时以维新派招摇，时以保皇党撞骗，但在那一刻，却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党。
证据就是康门弟子何树龄写给康有为的信。信中用“大浊国”代替敏感词“大清国”，说“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耳”，并和老师探讨建立大同国的事宜。
康有为将策动革命的根据地选在湖南，皆因湘人敢为天下先，环顾宇内找不到比陈宝箴思想更右的巡抚。而谭嗣同，则是他的马前卒。
梁启超入湘后，独立计划进入快车道。在《上陈宝箴书》中，他明言“必有腹地一二省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生机”。
举例也举得匠心独运——郑成功。
郑氏台湾妙就妙在不听命于满清，而清政府亦不宣布其为叛逆，可谓清朝版“一中各表”。
陈宝箴的开明也绝非作秀。姑息纵容之下，梁启超反清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公然在时务学堂上咒骂鞑子（“屠城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学生们也很兴奋，忠实记录了梁老师的反动言论。
再加上平时基本都住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的气氛日趋激烈。直到年关放假，家长们才看到课堂笔记上充斥着诸如“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等大逆不道的言论，不禁慌了，纷纷找到时务学堂总办熊希龄（1870—1937），要求给个说法。
问题是熊希龄向来跟梁启超一个鼻孔出气。由于对乡绅代表叶德辉孜孜不倦地带头闹事严重不满，他不惜无中生有地污蔑对方“倒梁”是为了谋取时务学堂总教习这一薪资丰厚的职位。
事实上叶德辉家境富裕，张之洞屡次聘请都不应，人“倒梁”完全是吃饱了没事干，一心一意为信仰而战——保守的信仰，也是信仰。
梁启超并不满足于把湖南搅得鸡飞狗跳，而是进一步挑战清廷的底线，点校私印黄宗羲的著名禁书《明夷待访录》，还在《湘报》上为这本号称“中国的人权宣言”大作广告。
谭嗣同则发挥其特长，联络会党，把湖南搞成了一座火药桶。虽然没爆炸，但为日后唐才常的自立军埋下了种子。兴奋的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破例绝伦”，选总统的话非他莫属。
康党的活动引起了湖南士绅的一致反感。没过多久，梁启超就在叶德辉、王先谦等学界领袖的施压下被迫离湘。
平心而论，这帮所谓的顽固派态度很明确：支持讲西学，但不支持讲康学；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排满革命。
这似乎是戊戌年悲剧的预言：当大多数人都对变法达成了共识时，他们反对的其实只是由康有为来当主持人。
昏聩的老翁
做人，还是要像大头一样稳扎稳打。
之前，周馥见幕主失势，已辞去了直隶按察使一职。光绪为鼓励袁世凯练兵，将此衔授予了他。
这就导致了尴尬的一幕。
李鸿章出使回国，驻节天津，王文韶命全体直隶官员前去拜见。布政使之下就是按察使，大头跑都跑不掉。
入座后，李鸿章雄风犹在，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众人寒暄了几句，就轮到袁世凯汇报工作了。
自然是说练兵的事。谁知刚刚讲完“聘请德国教员，签订了合同”，李鸿章就勃然色变，举起手杖，用力敲地，砰砰作响，厉声道：
呸！小孩子，你懂什么练兵，订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雇几个洋人，扛一杆洋枪，念几声“横土福斯”（“one two forth”，即“一、二、向前”），便算是西式军队么？
袁世凯面红耳赤，大气不敢出一口，众人也都低垂着脑袋。
恍惚间，他考虑的倒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一场更大的屈辱：德国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却仍然不得不聘请德籍教员。
也许，这才是李鸿章火冒三丈的原因。
不能再等了。
否则，清廷还没亡，中国就又要亡天下了。
于是，在新任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的襄助下，半个月内，两封字字泣血的变法说帖接连出炉，呈交给了翁同龢。
袁世凯开宗明义：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除了变法自强，别无他路可走。
他明确指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比之现在犹不承认的衮衮诸公，早了一百多年。
改革的矛头则直指地方。
相比于康有为在中央搞核试验，地方却一点共振都没有，袁世凯的方案显然技高一筹。
首先，地方督抚有实权，容易在小范围内试点。其次，封疆大吏多有基层工作经验和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看问题比较客观，倾向改良。
问题是一旦涉及到自身和小团体的利益，再开明的人翻脸也会比翻书还快。因此，在裁汰冗员一事上，袁世凯主张妥善安排。
“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成为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
紧接着就拿科举开刀。废除的时机还不到，但可以改变空洞的考试内容，并开设西律、技艺和军务三门特科。
最重要的还是七项理财措施，它集中体现了袁世凯的经济思想。
一、筹银钱、设银行、造纸币；
二、振兴商业，设立商会；
三、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修筑铁路；
四、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
五、扶助民营企业。在简化审批的基础上，对于财力不足者，国家酌情筹借资本；
六、发展邮政；
七、借鉴海关的管理办法清理内地关卡。
其中第五条和第七条，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中小企业贡献了百分之八十的就业岗位，贷款之难，却举世罕见。
同时，物流成本推高了物价，星罗密布的收费站比之清末的厘卡，堪称敢教日月换新天。
袁世凯的超前性和针对性，由此可见一斑。
帖中还附有一幅后来流传颇广的《时局图》，在“不言而喻”和“一目了然”两列字的中间，中国版图上密布了北极熊、老鹰等代表着西方列强的飞禽走兽，危如累卵之势，跃然纸上。
然而，你要把这理解为袁世凯开始忠君爱清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情在翁同龢的日记中：
袁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
所谓的筹大局即谋求封疆。
这都是让王文韶给逼的。在他手下当臬司非常痛苦，因其有“玻璃球”之称，精打细算，混功了得。
史载王文韶“重听”（听觉迟钝），在官场，这可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毛病。
每当不得不回答那些不好回答的敏感问题时，王大人便会适时地犯病，不是装聋作哑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总之让你无迹可寻。
袁世凯本来有添兵三千的机会，光绪也批准了，下旨给王文韶，让他从直隶的绿营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残兵，省出的粮饷供大头招募新兵之用。
将自己饭碗里的饭（哪怕是冷饭）主动舀给别人吃，王文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
于是，扩兵至一万的宏愿就此成为泡影。
袁世凯痛定思痛，深感仅有练兵之权还远远不够。扩军和揽才二事，非钱不办，只有兼管军民的督抚才能不受制约地把局面做大。
可惜，在张荫桓的影响下，翁同龢属意的是康有为。
胶州湾被德国强占时，康有为曾通过张向翁同龢提出一个休克疗法：与其坐视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不知伊于胡底，不如主动把口岸城市开放给各国通商，如此既可借诸国之力保住边境，又能够开启民智。
这同后来美国抛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虽然屈辱，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比一伙强盗跑到你家，因分赃不均打了起来，这个摔锅砸碗，那个撬保险柜，就差杀人放火了。你正欲哭无泪，其中一个抢得最少的发话说：算了，生在中国都不容易，一人拿一点见好就收吧。
德国的蛮不讲理和俄国的背信弃义让翁同龢举步维艰，他第一次对李鸿章产生了相惜之感（时事之艰难，惟有李相洞悉）。
在外，无兵可战、无理可讲；而在内，和慈禧的过招已使他筋疲力尽。
两位老同志的冲突可以上溯到1894年。
彼时，慈禧借口“干预政事”，要把珍妃贬为“贵人”，翁同龢再三要求缓办，并当面询问“上知之否”，一副忠臣不事二主的表情。
年底，御史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李鸿章，顺带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后归政已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
太后震怒，翁同龢却胜似闲庭信步，说“究系言官嘛”，主张从轻发落。最后在光绪的回护和奕訢的调和下，安维峻得免死罪，革职充军了事。
当然，慈禧也不是吃斋念佛敲木鱼的。之所以暂时陷于被动，皆因倚为股肱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因长期对日妥协，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全国人民的唾沫给淹了，不得不以罢官平息舆论。
但反击非常迅猛。半年之内，吏部侍郎汪鸣銮、珍妃之师文廷式相继被罢。联系到两者是翁门六子里的杰出人才，翁同龢的心情可想而知。
最猛的打击还在后面——裁撤上书房，免去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
毓庆宫是皇帝打小读书的地方。督办军务处成立后，光绪往往先在此宫就重要政务征询翁同龢的意见，定下调子后再召见诸位大佬。
这引起了荣禄的强烈不满，在他的煽动下，慈禧开始敲打光绪：“咱们的天下是自己坐呢，还是叫姓翁的坐？”
现在姓翁的被慈禧的组合拳打蒙了。面对袁世凯和康有为的主动投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首先，康有为作为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奠基人，社会影响力无人能及；其次，状元出身的翁同龢很看重学历。
两条一综合，袁世凯出局也在情理之中。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翁同龢已如风中之烛，自身难保，与其被他拉入帝党的圈子同后党死磕，还不如安安心心地把新军事业做大做强，两边得利。
毕竟，当时各国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直隶省只标注了三个地区：北京、天津和小站。
而直到今天，小站人说话还遗留着当年练兵时的影子，称发工资为“关饷”，改善伙食为“吃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