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继任直督的人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抛开私人恩怨，李鸿章属意的接班人是袁世凯，甚至传言其曾亲口告诉于式枚“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洋人也青睐既懂外交又很开明，关键时刻还能保护他们不被乱民砍杀的袁世凯。
慈禧更无异议。一来对大头的好感达到顶点；二来列强能饶她一命殊为不易，自然要尊重洋人的意见；三来武卫军四支部队皆被打残，只剩武卫右军兵强马壮，正需袁世凯带上来护卫京师，安定人心。
当然，竞争对手不是没有，比如刘坤一和张之洞，资历都比袁世凯老。
问题是前者再过一年就要挂了，后者压根儿不想离开老巢重打江山，毕竟湖北新军已初具规模。
众望所归之下，盛宣怀致电袁世凯：
旋转乾坤，中外推公。
大头自然觉得“非我莫属”，连推辞的场面话都霸气外露，说我一走，“齐鲁必乱”。
这肯定是耸人听闻，不过袁世凯一走，有人必定难逃一死。
山东按察使胡景桂。
胡大人是老相识了，以前当御史时便参过大头一本，说袁世凯滥杀小站附近的百姓。
真相却是一帮投机倒把的商人，披星戴月地跟军营里的兵油子做生意、搞腐败，结果被大头逮住一个为首的砍头示众。
虽然荣钦差的暗访还了袁世凯一个清白，但因此受到的精神打击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大头接掌山东后——胡景桂恰巧是其属官。
胡大人不用想也知道自己悲剧了，只好小心谨慎，低调做人，尽量不让袁抚台抓住把柄。
岂料，袁世凯竟主动与他冰释前嫌，还让胡景桂在武右卫军里兼了个差，以示竭诚重用。
当然，胡臬台也不是废柴，在自己分管的司法领域坚持秉公执法、依律办案，赢得了大头由衷的钦佩。
年终密报给朝廷的考核中，袁世凯对胡景桂的评语是“诚朴亮直，任劳任怨”。
如果仅此而已，你可以说袁世凯不过是大公无私罢了。
可当洋人要求惩办祸首的“黑名单”出炉后，胡景桂不幸位列其中，大头又一次施以援手，同德使交涉，将其摘除时，这只能用高风亮节来解释了。
袁世凯一向痛恨主战派误国，却偏偏保了胡景桂。有人不解地问他何故，回答只一句：
值此时局，尚闹意见，成何体统？
不是收买人心，也不单单是以大局为重，而是真切地认识到人才难得，惺惺相惜。
在他看来，关系的深浅远近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拔不遗余力，官位金钱在所不惜。
看一个上司是否有所作为，值不值得追随，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唯亲即可。凡器度窄小、爱搞小圈子的领导，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
可惜，现实的土壤更适合培养碌碌无为的庸才，芸芸众生的理想早被无情地磨灭，只剩下柴米油盐、一地鸡毛。
胡景桂成为大头的得力助手，直至病逝，始终追随其左右。
人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求才若渴绝非空话，而是你兜里只剩一块钱，还舍得分给别人八毛。
时无英雄，盖因无人能做到袁世凯的十分之一。
倒是戏子盈路，呈现了一台比《钦差大臣》还滑稽的闹剧。但舍弃真心，《罗织经》也救不了你。
离鲁前，袁世凯又去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看了看。这是继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唯一遗产，北大前身）之后，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由大头一手创办，教学内容涵盖中西、文理兼备，首任校长周学熙。
残雪犹存的官道上，一队从济南开出的人马正急匆匆地向北行进。众星拱月般护卫着的，正是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太子少保衔的袁宫保。
身旁并行的是即将赴任津海关道（天津海关关长）的唐绍仪。两人一路谈笑风生，来到河北境内。
周馥早已携带官印在高阳县恭候。
香案前，袁世凯率领随官遥望两宫行在，叩首行礼，谢主隆恩。权力交接就在这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完成了。
晚清的直隶总督署，保定与天津各设一处，直督隔段时间便往返一次，体验不同的办公环境。
作为通商口岸，天津经济繁荣；作为北京的门户，又承担着防御从海上登陆之敌的重任。因此，逐渐取代保定成为直隶总督的常驻治所。
然而，《辛丑条约》虽已签订，天津临时政府却仍未解散。
袁世凯愤怒了，待在保定，郑重宣布：天津临时政府一日不撤，联军军官一日不走，我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
唐绍仪前往交涉，一面以强硬的姿态告知各国“此事不办，条约里的善后事宜将无从谈起”，一面通过英美居中斡旋，总算搞定了这帮赖皮。
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
1902年8月15日，天津顺德饭店。
欢送宴会上，一个德军少将举着浅褐色的威士忌，劝慰那些盯着精神抖擞的袁世凯垂头丧气的同伴道：
别忘了，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套子。没有军队保障的政府会是什么样？到时，他还得来找我们。先生们，天津永远是我们的！cheers！
原来，条约规定，天津及周边十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但以为如此便能难住袁世凯，就大谬不然了。
三千名武卫右军的士兵换上新的警察制服，开进天津市区和秦皇岛、塘沽等地，担负起维护治安的重任。
此乃“警察”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亮相，因不属于军队编制，故不在条约限制之内。
这项被洋大人逼出来的“发明”，意义远不止于偷换概念、保家卫国。三年后，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设立巡警部。
从尚书侍郎到一千多名基层公安干警，几乎全部被大头的人包揽。
有了这支情报网，京城的一举一动尽在袁世凯的掌握之中。
列国均已收兵，俄国越来越被动。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极不情愿地同清廷订约，承诺分批从东北撤军。
西安行宫。
调整后的军机处只剩下四人：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
鹿传霖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常年抚陕，政绩斐然。
瞿鸿禨少年天才，二十一岁便高中进士。加之帅哥一枚，长得很像同治帝，故深受慈禧喜爱，仕途畅通无阻。
当然，也得益于他变态般的自律。
如果说晚清还找得出一个官员竟然真的一分钱不贪，那非瞿鸿禨莫属。
为官多年，回乡服丧。返京时，居然连路费都不够，不得不变卖旧宅，凑足盘缠，方才上路。
这就是儒家经典为数不多的高明之处，至少能培养几个清廉自守的样板装点门面，不至于连内裤都被扯了去。
大难不死的慈禧学会了妥协，连月来的磨难促使她开始思考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这一严肃的课题。
思来想去，萌生了亲自挂帅，充当改革急先锋的冲动。
于是，她连颁三道懿旨，宣示变法的决心，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一、消灭蛀虫，裁汰各部书吏；
二、开经济特科，录用西学人才；
三、命各省选派公费留学生；
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五、责成地方督抚，上奏变法方案。
即使如此，张之洞接旨后仍不放心，向京中眼线打探慈禧唱的这出到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
一个军机章京透露说确实出自圣意，但奏复变法时，最好“勿偏重西”。
张之洞空喜一场，不爽道：“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
为保险起见，他致电鹿传霖，试探道：“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那些套话，有何益处？”
鹿传霖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畅所欲言，但还是不敢把话说死，劝他道：“不必拘泥于西学的名目嘛，免得授人以柄。”
一个个如履薄冰的并非多虑，毕竟天威难测。谁敢担保这不是引蛇出洞？
张之洞不再出头，而是跟刘坤一等封疆互相通气，决定就变法拿出一个共同方案后再联衔上奏。
袁世凯觉得很搞笑，给张、刘各去了一封电报，让他们不要怀疑朝廷改革的诚意。
和书呆子不同的是，他根本不看上谕里“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那类漂亮的废话，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一语道破了天机——不举行新政，慈禧不敢回銮。
第一，各国对清政府的守旧排外惧恨交加，慈禧的脑袋和位子之所以能保住，端赖李鸿章。现在“消防队长”已死，回京后，谁知道洋人会不会出尔反尔；
第二，各国都希望中国变法，你不变，回头他以此为借口，罗列条款，要挟照行，反而被动。
因此，不塑造出锐意改革的开明形象，西太后是不敢回京的。
摸准了慈禧软肋的大头不像南方督抚那样扭扭捏捏了大半年才搞出一个《江楚会奏》。他抓准时机，上了变法十条，内容包括教育、实业、吏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以雷霆之势开启了举世瞩目的“北洋新政”，在废墟之上再造了一个全新的直隶省。
办新政除了热情和智慧，最主要的还是烧钱。
袁世凯已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将其幕僚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及于式枚、赵秉钧、孙宝琦等召至麾下，此刻又将其多年“截旷”“扣建”积存的八百万两淮饷收入囊中。
截旷和扣建是当时侵吞军饷的普遍手法，不懂这两个专业术语，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在军队里混过。
由于军饷的预算是全年的，一次性下发。而一年中常有兵员出缺，替补往往在很多天之后，中间省下来的兵饷谓之截旷。
朝廷拨饷，按农历每月三十日计算。但实际一年中有很多小月（二十九天），称为“小建”，军官发饷时要扣除一天，按二十九天实发，名曰扣建。
按理说这两笔款子均应上缴国库，但在天朝，除了私人腰包，它哪也去不了。
因此，有多年户部工作经历的王文韶听说这笔淮饷竟被充作公款、分文未动时感慨道：“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而文忠却漠然置之。”
只有这笔钱还是不够，袁世凯打起了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的主意。
大头清楚，对天朝的官员来说，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根本就不是罪名，而是入行许可证。连捞钱都不会，还好意思当官？
直隶总督署。
望着召集来的官员们困惑的眼神，袁世凯缓缓道：“直隶百废待兴，急等钱用，先暂借各位大人的垫办，以后归还。”
结果全在意料之中。除了哭穷诉苦，便是咒骂洋人，一毛钱都抠不出来。
袁世凯不动声色地遣散了这帮铁公鸡，暗中派人同天津的几大钱庄取得联系，说要把公款存到其票号里，问他们利息能给多少。
钱庄说最高只能到八厘，来人假称太少，作势欲走。掌柜不愿放走大主顾，急忙取出账册，向他指明某官存款多少，某官利息几何，意思是“给你的已经很高了”。
来人一一记下，回禀袁世凯。
两天后，官员们又被叫到督署。大头面带微笑地公布了调查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道：
诸位一向廉洁奉公，岂会有如此巨款存入票号？可见这些掌柜在冒用你们的名义招揽生意，实在可恶！我已经把那些冒名顶替的存款充公了，还尔等一个清誉。
当场有人晕厥。
会当凌绝顶
两笔钱都有限，袁世凯要用在刀刃上。
保定。
慈禧一行由此乘火车回北京。
当逃难团到达保定车站时，站台上彩旗飘扬，军乐队奏起了响亮的《马赛曲》——袁世凯不知这是法国国歌，只觉抑扬顿挫，振奋人心，便定下来欢迎西太后。
三十多节的火车是袁世凯特意为慈禧定制的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谁能想到，十年后它成了孙文的专车？又有谁能想到，再过十六年，当它载着张作霖驶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上了天？
乐声骤歇，迎驾的群臣开始向慈禧敬献珍宝。
袁世凯虽弯下腰，眼睛注视着地面，但从他神气倨傲的奏对声中，可以料想必有惊人之举：
奴才蓄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打发人从印度寻觅来的，为的是献给太后赏玩，以表奴才一片孝心。
呈上宝物时，方才看清：精致的笼子里，镀金的短链拴着一红一绿两只毛色光洁的鹦鹉，并肩立于一株玉枝之上。
片刻，其中一只发出清爽的鸣叫：“老佛爷吉祥！”
正当人群啧啧称奇时，另一只也不甘鸟后，脆声道：“老佛爷平安！”
慈禧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逃难团回到北京，发现一件让他们生不如死的事：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全被洗劫一空。
以李莲英为例。国变时仓促离京，临行前将几十年受贿攒下来的银子藏在一个只有他亲戚知道的地方。
联军入城后，不知哪位义士打听到了这笔赃款的所在，跑去报告法军，结果全部没收。
李莲英闻此噩耗，比死了亲妈还痛苦，脸上从此没了笑容。
权贵中，同样遭遇的不在少数。大头拟定了一个名单，让杨士琦带着白花花的银子，坐镇北洋公所（北洋驻京办），专事进贡。
雪中送炭从来更胜锦上添花，京官们对袁世凯的颂扬之声此起彼伏。
对官员尚且如此，对慈禧可想而知。
西太后第一辆私人轿车即来自大头之上贡，还是德国名牌奔驰。但慈禧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她前面，不成体统，名车也就成了宫里的摆设。
如果说亡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知己知彼显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为了刺探军情，袁世凯煞费苦心。
总督衙门的电话房可直通内务府的管事太监，宫中动向，弹指间传至天津。慈禧的好恶喜怒，朝廷的人事更张，袁世凯了若指掌，同步更新。久之，深得太后欢心。
为了维系宫中奥援，大头无所不用其极。
老部下张勋率领一营守卫颐和园时，同太监马宾廷交好。马太监经常给慈禧说书，是太后跟前的红人。
大头得此信息，通过张勋认识了马宾廷，结为兄弟。
一次，袁世凯和张勋同至颐和园。张走在前面，马宾廷出迎，招手示意他进其厢房。
张勋道：“宫保还在后头呢！”
于是，马宾廷站在院子里继续等。
袁世凯远远瞧见马，赶紧趋前。走近后，居然单膝跪下向马宾廷请安。
文官给太监行此大礼，有清一代，难寻先例。马宾廷受宠若惊，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稳住内廷的袁世凯继续发力，在李鸿章出殡时送上挽联：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
“郭令”是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萧规”则化用了“萧规曹随”的典故。
不久，天津的李鸿章祠落成，袁世凯又撰联曰：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阳（郭子仪），敢诩临淮壁垒（李鸿章曾在临淮立下战功）；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鸿章栽培是实情，希望继承衣钵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图恐怕还是想借机收拢人心，将淮军旧将、合肥门生统统聚集到自己身边，拧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绳。
万事俱备后，袁世凯叫来周学熙，对他说了一句话：放手去干吧。
第一件事是稳定金融。
大战之后多通胀。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协助下，周学熙以组合拳的形式，采取各种金融手段平抑了物价，一时间阖津拜服。
袁世凯乘胜追击，创立银元局，以周学熙为总办，铸造铜元，取代已经贬值的银币，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源（铜元比价高）。
手头有粮，办事不慌。周学熙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指挥部，袁世凯立刻批准。
和盛宣怀不同，袁、周二人的商业思想更为开明，唯知提倡劝导，绝不越俎代庖，将创业的风气宣传开后便任其自由发展。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周学熙则主抓厂办学校，力求工学一体，开通观念。
1903年，国际银价波动，被辛丑赔款掏空了的中国雪上加霜，刚刚步入正轨的天津遭遇了凶猛的金融危机，民营企业哀鸿一片。
袁世凯紧急开办官方银号，贷发官银七十万两，铜元数百万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
《大公报》为此特发社论，称赞说：“保商之道，从来为官府所未有，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
经此一役，袁世凯深感未雨绸缪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陈现代银行的重要性。不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身）在天津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进一步盘活了津京地区的经济。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凯又仿照天津租界设立了“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
和后世的改革家不同，袁世凯不仅重视经济基础，更关心上层建筑。最早提出义务教育的他曾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
又对人道：“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我自任之，办学的事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
严先生指严修（1860—1929），南开大学创始人。早年和徐世昌为翰林院同僚，后迁贵州学政，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状元。
戊戌年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守旧派，愤而辞官。赴小站拜访徐世昌时得遇大头，畅谈变法，为其折服，遂订为知己。
把严修挖过来搞教育可谓挖到了宝。此人常年钻研西学，对数学、化学、医学皆有涉猎。
大头心花怒放，宣布振兴教育乃“经国要图”，并特意在布政司和按察司之外设置了学校司，将普及教育和一省之民政、司法并驾齐驱，推重之心，可见一斑。
严修没有辜负袁世凯的信任，助其缔造了北洋大学一所，专科学校二十多所，师范学校九十多所，小学四千余所，使天津真正成为近代国人走向世界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袁世凯，结束了几千年来女人不能上学的历史。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其任内剪彩开学。
随着大头的事业风生水起，甲午战争后仕途失意的北洋海军旧部也纷纷前来报到，如叶祖圭、程壁光和蔡廷干。
20世纪初的天津，有轨电车把城区和租界连成一片，大街小巷一律改筑碎石马路，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使现代文明流进千家万户。总督衙门外，运河两岸边，由比利时电厂供电的街灯彻夜通明，酒吧和剧院通宵营业……
人心不足蛇吞象。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欲望的魔盒，华洋杂处的天津，治安愈发堪忧。
对那些为害一方的地痞流氓、犯罪团伙，袁世凯统统指为“拳匪余孽”，以朝廷的名义痛加铲除，使得天津成为张一麐笔下“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贼者，西人亦为之叹服”的文明城市，却也招致“民屠”的称号，引来种种非议。
慈禧将参奏袁世凯的折子寄给他观赏，遥示警告。他立刻上疏辩解，阐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观点，说“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则害民者在所必除”。
慈禧考虑到义和团殷鉴不远，便不再深究。原本要以“肆意滥杀”之罪查办的巡警道（省公安厅厅长）赵秉钧等人，反而在大头的保奏下加官晋爵。
为了将天津建设成北洋集团遥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营，袁世凯又打起了铁路的主意。
当时，北京向东和往南已有外国人修筑的铁路，唯独北方门户张家口，作为连通内蒙古的枢纽，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却还停留在马拉车的原始状态。
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铺轨凿山，架桥购车，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独立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
通车之日，举世震惊，袁世凯却早已远离繁华，垂钓于洹水之畔。
詹天佑时刻惦记着老领导对铁路的支持和对自己的信任，特意将工程竣工时拍摄的一整套照片遣人送往洹上村。
抚今追昔，大头感慨万端，在回信中动情道：“目想神游，至深倾服。”
对此，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之路上做了很多实事，比孙文做得多”确属不刊之论——孙大炮号称要修20万里铁路，最后修了几里？
在天津的示范下，朝廷的改革逐步给力。
首先一扫重农抑商的传统，专门成立了商部，颁布《公司律》和《破产律》，鼓励各地商人组织建立商会。
由于手头没“米”，只好利用官本位的民族心理，大送帽子，在《奖励公司章程》中明码标价：
集股五千万元者，授一品顶戴；两千万者，封子爵；一千万者，封男爵；五百万以上、八百万以下者，赐四品顶戴。
其次，裁汰冗官，通政司和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的巡抚被撤销。同时，谕令内务府，今后宫中用款，量入为出，不准再向户部要钱。
最后，慈禧借大寿的名义，赦免了所有政治犯——孙文和康有为除外。
一个反政府，一个反她。而受到前者的启发，后者也开始玩儿暗杀，热衷于收买“侠士”，谋刺慈禧。由于投入过大，使负责筹募资金的梁启超叫苦连连。
1905年，康有为派老友梁铁君返回北京，勾结太监，择机行刺慈禧，梁因遭人告发而被捕，毒死于囚室。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仗着天高太后远，成天举着伪造的衣带诏坑蒙拐骗，招摇过市，以勤王救驾为名组织保皇会，忽悠无知的华侨捐款捐物。
每次开会前，会众都要起立恭祝皇上万岁，并喝彩三声。再祝康有为事事平安，又喝彩如前。
而到了光绪诞辰，康有为总要率保皇会成员公演自编自导的话剧。
舞台中央是光绪的圣像，两旁烛设辉煌。笙箫齐鸣中，康有为带一众弟子翩然入场，对着画像拳跪起伏，九叩首。
肃穆的气氛中，康南海叩着叩着便号啕起来。一些围观看热闹的外国人议论纷纷，康有为以为他们深受感动，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
更二的是，会后还不忘给外务部发越洋电报，问“圣躬安否？祝皇上早日归政以保中国”。
空谈误己，实干亡清
孙文同该组织之间的纠葛，渊源已久。
早在康有为于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时，同一条街上挂牌行医的孙行者（康党对孙文的蔑称）就曾托人转达仰慕之情，表示愿与他结交。
康有为的回应只有六个字：想订交？先拜师！
后来证明，这种毁人三观的老师，的确不能拜。
一次，康有为给学生讲韩愈的《马说》，首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提都不提，上来就大发无名之慨：“昔日戊戌变法，我劝皇上把新疆全省辟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以扩充骑兵。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
一直吹到下课，《马说》只字未谈。
世易时移，同是天涯亡命徒，日本政府又暗中撮合，两派的合并，似乎前景乐观。
康有为却不这么看。他的敌人是慈禧，不是清政府。而孙文的兴中会，说好听点叫职业革命家，在他眼里，其实就是一帮流寇。
寇首之一陈少白听说康有为抵日，立即前往拜访。当天在场的还有梁启超、王照以及康最钟爱的弟子徐勤。
陈少白力言清政府已无可救药，劝康有为改弦易辙。
康表示除了解救“今上”，不知其他。然后滔滔不绝地夸赞光绪，整个一“比肩尧舜，力扛汤武”，好到不可思议，冠绝古今。
陈少白无奈道：“先生要是个没出息的，我倒不说了。如果您自命为救世之才，便不能因今上待你的好，就连中国都不要了。”
正辩驳间，王照忽然毫无征兆地说了一句：“我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书信亦被拆阅，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
康有为大怒，唤人将王照强行拉走，对陈少白道：“此人精神不正常，让你见笑了。”
下来后，陈少白越想越觉古怪，便趁康、梁外出之机，将王照偷了出来，带到孙文密友、后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家。
脱困的王照哭天抢地，大诉苦水，说自己一到日本就被康党非法囚禁，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还饱受凌侮，痛不欲生。
然后开始揭发康有为伪造衣带诏、蛊惑人心，从中国一路骗到日本的前世今生。
陈少白如获至宝，将猛料悉数曝光。恰逢日本政府换届，原先支持康党的大隈重信下台，新内阁不齿康的为人，令其限期离境。
走之前，毕永年前来探访。
康有为听说他已在日本入了兴中会，闭门不见。
结果又得罪一个。
老毕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康有为在国内如何忽悠良家少男替其卖命、如何假传圣旨策划政变等光荣事迹悉数抖出，一时间阖岛震惊。
康有为恨不能将其啖肉寝皮，都跑到了新加坡，还放话说：“有能刺杀毕永年者，以五千元酬之。”
老大一走，康党立刻分化为两派。徐勤坚持认为，老师与孙文的区别是钦差和钦犯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会客室里贴了一张“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不巧被孙文看见，当面质问，却又支吾其词，不敢承认。
倒是梁启超，一度同孙文过从甚密。
以其思如泉涌、一向多变的特点来看，并不奇怪。毕竟日本能读到大量第一手的外国文献，使早就说过“中国万事不进步，独防民之术超越各国，诚可痛哭”的梁启超更加客观地反思起老师的政治主张来。
一往深了想，发现康有为就是一出悲剧——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实施、不否定专制皇权的变法，依旧被现实中的专制者视为死敌。
梁启超幻灭地意识到，即便有朝一日光绪上位，召康党归而用之，面对“满朝尽是仇敌，百事腐坏已久”的局面，最终还是免不了无所作为的结局。
渐趋革命的他开始同兴中会打得火热，孙文的哥哥甚至让儿子阿昌拜梁启超为师。徐勤在向康有为密报梁启超动向时也称其“渐入行者圈套，当设法解救”。
谁能料到，这只是梁启超千变万化的心路历程上一段小小的插曲。
很快，当他受邀访美之后，思想又发生了剧变。
纽约的繁华让梁启超目不暇接、心悦诚服。但同时他也看到，美国的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团结有序的社会，反而内耗严重、械斗频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都激烈。
联想到国内文化素质更低的草民，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如果强行照搬共和政体，国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面临乱亡；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专制。
结论：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的土壤。
回到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阐述其改良思想。
孙文对其转变甚是恼火。不久，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发行机关报《民报》，第三期便下了战书。
一场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笔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党：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党：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余欧洲诸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党：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革命党一方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倾巢而出、轮番上阵，立宪派则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
当然，以他酣畅淋漓、纵横古今的文笔，以一敌百并非难事。毕竟连诗坛领袖黄遵宪都对梁启超的文采推崇备至，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心肠，亦应感动”。
加之其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来，经常引用日语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久而久之，梁启超成为立宪派一面迎风招展、应者云集的旗帜。
然而，锦绣文章难掩污浊现实。梁启超所言及的，都是未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而革命党所宣传的，则是清廷当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兑现的预言，后者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媒体，中国式高危行业
早在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已经预示了人心的向背。
这张日发行量不过一千份的上海小报摘录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一咏三叹地为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做广告。
章太炎就不用说了，给《时务报》当主笔时就被康党海扁过，积怨已久。在这篇歌颂排满革命的文章里，随处可见过滤词，满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读者大跌眼镜、让康有为捶胸顿足的是，章太炎竟敢指着皇帝的鼻子骂“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已经打好了棺材。
《革命军》更是一副“老子投错胎，干脆不活了”的架势，斥历代清帝为“独夫民贼”，骂慈禧是“卖淫妇”，号召国人一起推翻满夷。
上海道台袁树勋拿到《苏报》时的第一反应是敌对势力又在暗中捣鬼。
袁道台想多了。
上海的传媒如此发达，《苏报》作为一份亏损严重时要靠发桃色新闻来渡过难关的屌丝报，暂且还入不了反华势力的法眼。
不过，越是亟须打开市场、扩大影响的报纸，越容易以出格的言论博取关注。
当一个叫陈范的举人将惨淡经营的《苏报》买断后，便再一次诠释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陈范原是江西铅山县的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官。
心怀不满的他跑到上海，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学界名流。买下《苏报》后，又经常找他们约稿，并邀请章士钊担任主笔。
这帮人日后不是光复会的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就是同盟会的骨干（吴稚晖、章士钊），一个个蠢蠢欲动、摩拳擦掌，让他们写稿，出事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苏报》的小众读者们愤怒地发现，原本连载了一半的成人小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杀尽胡儿方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等血光四射的文字。
同时，章士钊抛出一个创造性的观点：革命党的党魁其实是清政府。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说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永动机。
案发导火索是章士钊的一篇书评：《读革命军》。
文中，他盛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之词。
当然你会问，怎么这帮人一个比一个嚣张，难不成都是美籍华人？
原来，《苏报》是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注册的，企业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办公地点又在租界内，属于外资企业，若非忍无可忍，韬光养晦的天朝本不会痛下杀手。
当袁树勋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国派员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时，对方答应帮助其封馆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须在租界内审判和服刑。
毫无契约精神的袁树勋当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后玩儿赖。
章士钊等人提前听到风声，相继走避。章太炎和邹容躲闪不及，先后下狱。
袁树勋没沉住气，过早地暴露了欲将章、邹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审的意图。工部局得知后，断然拒绝移交人犯。
若将此举解读为“帮中国人伸张人权”，就纯属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确：把此案做成确立其治外法权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本来这个套通过外交手段并不难解，各国驻沪领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对引渡案犯的问题，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边。
结果天朝自己不争气，身处风口浪尖，还紧赶着拍了一部《杖毙沈荩》的血浆片，顿时人心尽失。
该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国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西线免除了后顾之忧。硬起来的沙皇又开始耍流氓，指示在东北刚撤了一半的俄军停止撤退，提出蛮横无理的“新七条”。
没有李鸿章，深感外交难办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签约求安之意。
沈荩作为一个活动能力堪比柴静的媒体人，买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约草稿，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扇了慈禧一个响亮的耳光。
然而，代价极其惨重——杖毙。
当时，刑部已多年没有实施这项古老的酷刑，以至于要为沈荩特制一块大木板，八个狱卒轮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于技术失传过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未能死。痛苦万分的他声若游丝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绳绞我”，一直折腾到夜幕降临，不成人形的身体方才停止颤动。
沈荩生前人脉广泛，同《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关系极好。《字林西报》披露其死状后，引起中外舆论的共振，纷纷指责清政府野蛮残暴。
在一篇名为《真实的慈禧太后》的英文报道中，记者尖锐地写道：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只对选民负责的西方政客开始介入《苏报》案，以防止沈荩的惨剧再次重演。
日俄战争，中国打响
引渡已无可能，清廷只好屈辱地聘请律师，以原告的身份在租界法院同邹容、章太炎打官司。
当法官问章太炎是否有功名时，被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什么功名？”（邹容也一样，从小便对热衷科举的父亲说：“衰世科名，得之何用？”）
最终，二人只被象征性地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和三年。天朝颜面扫地。
俄国却只要你割地，以实现其将旅顺开辟为太平洋出海口的“黄俄罗斯计划”。
日本担心中国顶不住压力，自己跳出来跟北极熊谈。
其动议是：朝鲜归日本，满洲归俄国，互不干涉。
甲午之后，日本满以为能独吞朝鲜，谁知闵妃搞起了亲俄，专心同日人作对。
日本一不做二不休，以闵妃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将其杀害，组建亲日政府。
俄国当即反击，把朝鲜国王李熙骗入使馆控制起来，组成亲俄政府，与其对峙。
日本用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俄国不费吹灰之力便抢走一半，其内心之愤恨，不难想象。
而此番俄国得寸进尺，竟一口回绝了日本的提议，明确道：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方无权享用。
日本被彻底激怒，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交。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
作为两国争夺的焦点，清廷只负责提供战场，并承诺“两不相帮”，这成为近代中国最耻辱的标签。
事实上在开战前，从官场到民间，“联日拒俄”的呼声一直很高。
贵州巡抚李经羲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
的确，日本依附英美，承认门户开放政策，打赢了也不会跟你要地。而俄国，便全然不同了。
真正深谋远虑的是袁世凯。
他致电外务部，要求朝廷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恪守中立。唯其如此，方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大头分析说：一旦中国参战，战场将不再局限于之前划定的辽东半岛，逼急了的俄国可能会侵犯新疆。而那一块跟列强毫无利益瓜葛，占就占了，最后无论谁胜，根本收不回来，到时你们哭都没地方哭。
庚子之后，慈禧一直神经衰弱，看了袁世凯的风险评估，吓得不轻，赶紧让外务部发表“局外中立”的声明，强调：“（东）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均归中国，不得侵占。”
大头笑了。
此举一石二鸟，既替中国保住了东北，又把清廷逼到了舆论的死角。试问“满洲政府”却无力保卫“满洲”，不排满更待何为？
日俄在东北共计投入了两百多万兵力，皆视此战为攸关存亡的死战。
俄军出动令人闻风丧胆的哥萨克骑兵和吨位一万二的装甲巡洋舰，可谓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日军祭出需要三百人才能拉动的巨型火炮，又利用热气球侦察地形，力求弹无遗发，堪称科学作战的典范。
清政府名为中立，实则暗地里给日军送情报、供粮草，后来叱咤风云的吴佩孚和段芝贵也曾多次被袁世凯派到东北搞谍报工作，斩获颇丰。
其实，袁世凯的关注点根本不在日俄战争，而在战争带来的契机上。
关外炮声隆隆，震得慈禧寝食难安。她经常梦到俄军打进山海关，自己被迫再次流亡的恐怖场景。不久，袁世凯收到一封紧张不安的朝旨，要他严防直隶各处边隘。
大头心下窃喜，趁机诉苦说“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逼朝廷加大催饷力度。
一年前，荣禄去世，奕劻接任军机领班。
大头立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用银子把奕劻砸成了自己的传声筒，为北洋扩军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东北吃紧后，慈禧两次召见袁世凯，磋商对策。
大头觉得火候已到，力劝慈禧在中央设立练兵处，整军备武。
他的计划是：以武卫右军为模版，练兵处指挥各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合计数十万人。
为使如此庞大的蓝图顺利启动，袁世凯以退为进，奏请奕劻出任总理练兵大臣，打消皇族的疑虑。
慈禧病急乱投医，准其所请，练兵处正式成立。
会办大臣（常务副职）袁世凯，襄办大臣（副职）铁良，再往下各司的正副使几乎全是小站班底。
铁良整个一刚毅转世，在保守排汉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惜，被夹在袁世凯和北洋系中间，除了当摆设，什么也做不了。
奕劻更是唯大头马首是瞻，不久便以“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二人悉心经营，自己“但总其成”。
袁世凯放开手脚，编练属于直隶的“北洋六镇”。
新军无论装备还是训练皆耗资巨大，张之洞给朝廷算过笔账：每万人每年至少需要四十四万两白银。
因此，决不肯在官兵身上打折扣的大头开始想方设法地要钱。
仅1905年，各省上交给练兵处的九百万两练饷中就有六百万两用于北洋，如此“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袁世凯尤嫌不足，趁日俄打得正酣，自己有守土之责，坐地起价，柔中带刚地向朝廷大倒苦水：
倘若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只好尽现有之兵布防。假若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然不能推卸责任，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
潜台词是：你看着办吧。
苦心经营的成果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的两次汇报演出中得到了完美展现，尤其是“彰德秋操”。作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邀请了中外嘉宾五百人，一起观摩这场总兵力三万多人的野外pk。
北军指挥是第三镇镇统段祺瑞，南军则是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指挥张彪。
由于集中向西方展示了中国军事改革的成就，大头的威望臻于极点。就像当年不习惯没有李鸿章一样，慈禧已经离不开里外都是一把好手的袁世凯。
抽心一剑
日俄战争以俄国的落败而告终。
此事对国人的刺激非常严重。如果说甲午之败多少还有些让人不服气，那连强大的老牌帝国沙俄也败下阵来，不禁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思索。
最后得出两条结论：立宪优于专制；黄种人未必劣于白种人。
其实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就向朝廷提出过一套涉及官制、宪政和地方自治的改革方案，目标便是立宪。
但那次试水让他发现，利益集团一如既往鹦鹉学舌地重复着那句还要再重复一百年的口头禅：民智未开、民智未开、民智未开……
好吧，先开民智。
不破不立。不把培养“奴才诚惶诚恐”的科举给废了，就无法造就新式的宪政人才。在由袁世凯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专注学校折》中，他大声疾呼：
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于反掌。
慈禧并不反对，但要十年之后才废。
袁世凯又掏心掏肺道：
就是立即废除，也要十年后方能人才辈出。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
再等不及也要解决实际问题，当年康有为废个八股被国人视为神奸巨蠹。给那些成天想着怎么靠子曰诗云混进体制内的老学究小学究们找出路，是比停止科考更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早就看透了这帮闻风而动，喊着“国将不国”、“圣人已死”，跑到翰林院门口绝食、国子监对面上吊的腐儒。
说白了都是利益驱动。只要赎买得当，再迂阔的人也会从故纸堆中抬眼看看日新月异的世界。
出路很有中国特色：
大学堂（大学）毕业的，给进士功名，授翰林院编修、各部主事等官；
高等学堂（高中）毕业的，给举人功名，授知州、知县等官；
中等学堂（初中）毕业的，给秀才功名，授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
小学堂（小学）毕业的，努力参加考试，争取升入中等学堂。
同时，加大公派留学的力度。
虽说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备，但为了开一时之风气，袁世凯还是号召“近学日本”，从直隶的军事学堂中大量选拔学生赴日留学。
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基本都受到重用，比如孙传芳、徐树铮、傅良佐以及蒋介石。
疏堵结合，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终于在袁世凯的连哄带骗下顺利完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指出：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废除科举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重要的转折点。
袁世凯以恢弘无匹之势，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朝廷的最后一丝眷恋，把精英阶层从科举的酱缸中散溢出去，衍变成一股无从把控的力量。
一个可堪比照的事实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政府的首项举措便是恢复高考。
一废一复间，耐人寻味。
伴随科举灭亡的，是两个鲜活的生命。
邹容在监狱里染病身亡，同盟会《民报》编辑陈天华为了敲醒国人，写下《警世钟》后跳海自杀。
从报上读到这两则消息时，袁世凯耳边隐隐传来东海之东那铿然有力的呼声：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他叹了口气，愣愣地望向窗外。
理想和爱情一样，表白得越早，死得越快。
懂得呵护理想的人，绝不会将它大声喊出来，而是埋在一个只有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埋得太深，以免将之遗忘。
这是一个吊诡的国度，比较擅长摧毁美好的事物。
所有人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嬗变，就像《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跪在父亲的坟前亲手烧掉他传给自己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然后挥别理想、告别良知，一头扎进现实的洪流，在人潮涌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死扛的，这在天朝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因为，习惯了说假话的环境，说真话有时像在说笑话。天天说笑话，就会被视为疯子，像电影《杀生》里的牛结实，引来杀身之祸。
恶，是一种顽固的存在，不会因你的口诛笔伐而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在现实中日拱一卒地与之缠斗，方能窥伺其破绽，一击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