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公室里，当着博士、硕士30多人，导师说：我觉得你们这批人当中可能就小周还有点儿出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是平常人。这里面小周最怪，做事情的方式跟常人不一样，总是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要么输得很惨，要么就应该能获得成功。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研究生阶段，周鸿祎开始逃课了。考试对他来说比较容易，他就是要找别人替他写作业。不过他逃课并不是为了去花天酒地，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受《硅谷热》的启发，他开始意识到国外译著的重要性。英语虽然不行，但他几乎把管理学院图书馆管理方面的译著都看了个遍。《高科技管理》、《高科技理论》、《 z理论》、最早版本的《追求卓越》和《寻求优势》等，他都生吞活剥看了，并将这些书里的管理理论用来分析、指导实践。

周鸿祎天天既要忙着卖卡、售后服务，又要读这么多书，就没有时间编程了，所以反病毒卡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反病毒卡不能及时升级，就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而更重要的一件事，则是他看到了一个新方向：平面创意系统。说到平面创意系统，就不能不提西安交大另外一家公司：山脉。

1994年，山脉公司推出一款产品，叫平面创意系统。这个系统是给校外那些广告公司做的，可以进行照片编辑、广告制作、版面设计等。那时候广告公司基本上还没有电脑可用，靠的是剪刀、胶水、胶卷底片、报纸、杂志……

山脉公司的平面创意系统一出来就广受青睐，卖得很好。当时有个广告公司的朋友找到周鸿祎，问他能不能做同样的东西。他研究了一下，脑袋“轰”的一下被雷到了——原来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市场！对于广告公司来说，这就是鸟枪换炮的重大颠覆啊！

周鸿祎冒充广告公司的职员去山脉公司洽谈业务，听对方的讲解时又被雷到：原来这个东西就是coreldraw、photoshop软件的汉化！别人不知道，但他是知道的。原来这公司做的这个系统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改的。

周鸿祎一开始很兴奋，因为他的计算机和软件版本比广告公司的还高，唯一比不过的是：山脉的宣传材料非常棒。系统要卖给广告公司，说明书当然要很精美很完整。这给他也带来了一些冲击：宣传的重要性。他之前去卖反病毒卡都是靠嘴说的。

加上反病毒卡的项目发生了变化，他想立即启动这个新项目。原来他们做病毒卡是一种硬件思路，基本没想升级的事。一锤子买卖肯定是不长久的，因为不能跟上病毒变化。再者，反病毒卡项目团队分裂了。石晓虹还比较信任他，毕竟产品卖出去挣了点儿钱。但是另一位对他很不满，认为应该把钱分了，但周鸿祎受《硅谷热》的影响，认为那钱应该拿来扩大再生产。他拿钱买了电脑、图书，拷了很多软件，但是那位合作者对此毫无兴趣。不得已，他给那位合作者分了些钱，团队散伙了。

1994年，人们对知识产权实际上还没有多少认知。能把国外的软件汉化是非常受追捧的。如果他们能汉化，我为什么不能？周鸿祎当时也这么想。

周鸿祎做了什么？

二次创业刚开始就被挤到郑州

第一件事就是重组团队。周鸿祎把一个名叫王航的初中同学叫了来。王航是学医的，本科就要学5年，毕业的时候是1994年。另外一个叫冀凯的同学搞设计。他认为应该把电脑和美术结合在一起。加上石晓虹，4个人的小团队开始行动了。

资源编辑器没有问题，但他们缺一套字库。那套软件的汉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字库。事实上，中国的南、北方都有很多公司在搞汉化，周鸿祎的同学李钊他们也在做。他们破解了山脉的字库后发现，山脉公司实际上连字库也是用别人的。

当时李钊也在念研究生，高周鸿祎一届。他找到李钊要那个字库，李钊说必须花钱买，3000元。他一口应下，当晚就付了钱。

1994年那会儿3000元不是小钱，普通家庭的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两三百，这相当于他们一年的花销了。不可思议的是，周鸿祎那年偶然参加了陕西一个大学生创意大赛，乱想了几个主意，竟然得了一等奖。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得了奖，估摸着可能是别人的创意更差吧。但是奖励的那台幸福250摩托车可帮了他大忙。

幸福250摩托车当时的市场价大概是5000元左右，周鸿祎把它以2500元处理掉了，自己又补了500元钱进去，拿下了那套字库。

拿到字库后，周鸿祎的团队就在学校的招待所里租了一个房间，后来又加了一个同学，几个人夜以继日地开始干活儿了。他们做了套宣传材料，给公司取了一个名字叫“信心”，因为当时公司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信心。

山脉公司当然很快就知道他们在模仿，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考虑到自己在西安没有什么关系，周鸿祎一行人杀回了河南郑州。一方面，王航、冀凯都是郑州人，周鸿祎也是在郑州长大的；另一方面，他觉得那里应该还是个空白市场。

二次创业彻底失败

回到郑州后，他们与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合作成立了“郑州信息软件公司”，专门卖平面创意系统。

实际上，很多事一旦做起来就可能走样。新加入的那几个朋友都是广告公司的老板，但他们不懂电脑。他们觉得电脑这玩意儿很神秘，周鸿祎就先培训他们。经过培训，大家都觉得这玩意儿的确挺好的，可他们不会马上买，因为当时计算机贵，软件更贵。

受山脉公司的启发，他们把扫描仪、打印机捆绑在一起，开机就自动进入了功能界面。这样一套系统根据配置不同，多则10万，少则5万。这也是参考山脉公司的价格。看着这个价格，周鸿祎自己也肉疼。

他一张反病毒卡才卖几百块钱，这得卖多少张卡才够啊！

办公司出问题再平常不过了。做着做着，这群人开始内讧，到最后朋友也做不成了。本来说好合伙的，但他们走时把电脑也抢走了。问题是他们抢了去也不会卖，最后周鸿祎请人居间调停，他们又把电脑还回来了。

内部分裂，外部市场却如铁板一块，根本撬不动。任凭他们说得口干舌燥，最后就是一无所获，一次次失败，他们的信心动摇了。明明是很有市场的产品，怎么就卖不动呢？周鸿祎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有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老板跟周鸿祎差不多年纪，不懂电脑也没有销售高科技产品的经验，但是崇拜高科技，于是提议由他出资、出办公室，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干成。这算是周鸿祎的第一笔天使投资。

1994年，几万块钱加上办公场所，这投资也不算小了。可是坚持了不到半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失败了。转眼就到了1995年——在外面漂泊了这么久，周鸿祎不得不回去拿硕士学位。

受《硅谷热》里那些辍学创业成功者的影响，他对学位没有什么兴趣，但命运好像安排他必须回去。

先是石晓虹回学校了。他的导师通知了他家里人，家里人逼他回去念博士。在当时，硕博连读对一个学生来说诱惑力还是很大的，更何况他们的二次创业也失败了（反病毒卡算第一次）。

周鸿祎如果愿意接着念，他也可以硕博连读。但他当时一门心思开公司，连硕士文凭都不想要了，哪里还想回去读死书。家里人被他气得要命。要不是公司失败，他可能根本不会去思考自己是否需要这个文凭。

决定找个平台补补课

回学校前，他们离开了投资人提供的办公室，裁员、收缩，在济南和青岛踏踏实实地卖，薄利多销，卖多少算多少。虽然现在看来，天使投资再要回去有点儿没面子，但他们最后还是把赚来的钱还给了投资人。

回到西安，周鸿祎给导师认了错，写了检查，得到了导师的谅解。

在办公室里，当着博士、硕士30多人，导师说：我觉得你们这批人当中可能就小周有点儿出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是平常人。这里面小周最怪，做事情的方式跟常人不一样，总是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要么输得很惨，要么就应该能获得成功。

导师的话在场的学生都很不乐意听，周鸿祎也很惭愧，惭愧的不是导师对他的评语，而是导师对他的宽容，“病毒门”后如此，现在也如此。

回到学校已经是1995年的春节了。周鸿祎大年初二就回了学校。一方面是因为他欠了一屁股债。出去折腾了一年，把原来做反病毒卡赚的钱都赔进去不算，甚至变成了“负翁”，前后两次与人合伙都以失败告终，不欢而散，那感觉真是令人沮丧至极。

痛定思痛，周鸿祎回学校后正在赶论文，很凑巧又碰到了李钊。李钊当时已经毕业了，是回学校看女朋友的，他女朋友与周鸿祎是同学。有一^天早上两人碰到了，李钊告诉他自己去了北大方正王选那里，给他讲了北大方正的情况。北大方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比联想、四通还要牛，在学生中很受推崇。毕竟，大家用的照排系统、wps汉卡和常见的打字系统都是方正的。

北大方正当时还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在社会上也很有名气。李钊说方正不错，很自由，可以写软件，能学到东西，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周鸿祎的性格会不适合，因为那里的人不能乱说乱动。

其实周鸿祎也参加了很多招聘和面试，当时有一家深圳的公司愿意要他。广东有一家银行也想要他，因为他的简历很不错，得过很多奖。

最后促使他去方正的原因，一是二次创业虽然惨败了，但是他的理想没变。经历过惨败的人知道应该去学习了。二是当年他跟晓军电脑接触过，晓军电脑也做汉卡。当时那么多汉卡，为什么方正的wps汉卡做得最成功？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求伯君牛，但周鸿祎有另外的看法：他觉得是求伯君找对了平台。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李钊当年就破解了求伯君的汉卡。求伯君的汉卡固然不错，但是因为他投奔了方正，而方正做激光照排系统在印刷系统很有名气，在全国还有那么多分公司，他才能成功。

既然求伯君能到方正去，周鸿祎为什么不能也借助这个平台获得成功呢？不久，方正即将迎来一个不同寻常的员工。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教训一：做产品和做公司差别太大了

如果当时他们扎扎实实在河南深耕细作，实现盈利是没问题的。可他们犯了两个错误，结果就不同了。

第一个原因，是这套平面创意系统还没做好，就出现了新的想法。那年暑假，周鸿祎找了几个师弟把其他软件汉化了，什么家庭装修，给装修公司做效果图，实际上就不专注。

同时，那个投资的朋友为了把郑州市场做好，在报纸上狂打广告，还以3000元的高薪招销售人员，公司迅速膨胀到了五六十人。可是这些高薪招来的销售人员并没经过什么培训，进行简单分组后就被派往青岛、济南各地。

如此浮躁显然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在做反病毒卡时虽然有很多教训，但周鸿祎当时只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合作伙伴的问题。在郑州一开始与社会上的广告公司合作就经历了波折，他没意识到自己真正存在的问题：书生气。

跟同学比起来，周鸿祎有些江湖气，但跟真正江湖中的那些公司比，他还只是一介书生。这书生气在后来跟投资人的合作中再度浮出。人家让他们搬过去，他们一想能省办公室的钱，也就喜滋滋搬过去了，但实际上却被控制了。他们免费用了人家一个月办公室，代价却是白赔了一台电脑和一套系统。

第二个原因，公司员工缺乏合力，各地销售打不开，周鸿祎和另外一个合伙人不得不亲赴各地。他们当时没有找代理商，全是自己卖。他们住廉价招待所，跑广告公司，跑报社，这几十号人人吃马喂地慢慢就失控了。

留在郑州的研发人员刚开始不懂，但后来发现老板干的不就是汉化的photoshop、coreldraw吗？他们自己也可以汉化。后来他们甚至不汉化，直接从公司拷走软件，改个名字就在外头悄悄卖了。

公司内部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各地的销售人员也背叛了。投资人之前许诺的所谓3000元高薪其实是忽悠他们的，实际底薪很低，也就600元左右，其他的全靠提成。员工进了公司才发现被骗了，人心自然浮动，队伍当然就不好带了，就散了。

再者，公司本来做的、卖的就是盗版。销售人员就和总部的研发人员合起来，私下里卖，卖得比公司价格更便宜。后来，那几个人一分工，干脆从北京配装系统，不挣公司的钱了。

如此一来，投资人那十来万块钱哪禁得住折腾。一方面内部人革命；另一方面，竞争对手山脉公司当时也派了人到郑州来做销售。来的是个女孩子，不懂技术，但是她踏踏实实一家一家谈，最后把郑州市场给拿下了。

教训二：你能投机，别人就能取巧

那是周鸿祎比较灰暗的时期，一个人在无锡和济南之间来回跑，这里要技术支持，那里要收拾烂摊子，其间他认识了一些朋友。他在江西南昌待了很长时间，接触了很多做广告公司的人。.但印象最深的是在山东。公司的内鬼和几个山东人一起合伙做黑单，周鸿祎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经历了这些事，周鸿祎发誓以后再也不能投机取巧了。投机取巧看似聪明，但他此时已明白一个道理：你能投机，别人就能取巧，如果一点儿技术壁垒都没有，做什么都是无法长久的。

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无意中却带来一个结果：郑州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公司，后来发现不好赚钱又纷纷成立“输出中心”。这些公司做平面印刷、接设计，买了一些高档的扫描仪扫描图片，帮人分色。后来因为投资太密集了，这些输出中心没有几个做得很成功的，倒是培养了一批人。

这么乱七八糟地折腾了有一年，周鸿祎发现，现实与《硅谷热》里描写的情况相去甚远，心想再这样做下去，自己只怕有一天会变成一个混混儿，好点儿也就是个个体户，每天做着投机取巧的事，与自己当初的理想完全不是一回事。

思来想去，周鸿祎决定停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去看看正规的大企业是怎么做产品和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