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战争迫近；犹太人问题
1927年7月，在下面描述的维也纳大屠杀后，我开始料想到最坏的情况：中欧的民主堡垒要垮台了，极权主义的德国将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约在1929年，我认识到在西方政治家中间只有英国的丘吉尔理解德国的威胁，而丘吉尔当时是一个谁也不认真对待他的局外人。那时我想战争在几年中就会来到。但我错了，事情的发展比我根据形势的逻辑而认为可能的要慢得多。
显然，我是一个危言耸听者。但是我对形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识到社会民主党人（留下来的惟一具有强烈民主因素的政党）是无力抵抗奥地利和德国的极权主义政党的。从1929年起，我料想希特勒会崛起；我料想希特勒会以某种形式奴役奥地利；并且我料想会发生反对西方的战争。（《反对西方的战争》是奥雷尔·科尔内伊所写的一本好书的标题。）我对犹太人问题的评价在这些料想中起很大作用。
我的父母都出身于信仰犹太教的家庭，但在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前，却受新教（路德教）的洗礼。在深思熟虑之后，我的父亲判定生活在基督教徒占压倒优势的社会中就是有义务去尽可能不得罪人——接受同化。然而，这意味着得罪有组织的犹太教；这也意味着被谴责为一个胆小鬼，一个害怕反犹主义的人。所有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但答案是：反犹主义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畏惧的一种恶行，一切犹太裔的人的任务是尽力不去惹它：而且许多犹太人已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即已被同化了。因种族出身而受到鄙视的人会作出反应说：他们为自己的种族出身而感到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种族上的自豪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也是错误的，即使由种族仇恨所引起。一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是一种邪恶，犹太民族主义也不例外。
我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地利甚至德国对待犹太人是很好的。他们几乎有一切权利，虽然有传统设置的一些障碍，尤其是在军队中。无疑，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他们理应在一切方面受到平等对待。但像所有社会一样，这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犹太人和犹太裔的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它们并不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平等对待。然而我认为犹太人受到的待遇同人们可以合理预期的一样好。犹太家庭中改宗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成员甚至已成为一名大主教（奥尔缪茨的大主教科恩）；但由于一起利用民众中反犹主义情绪的阴谋，他不得不于1903年辞职。犹太人或犹太裔的人在大学教授、医生和律师中的比例很高，这种情况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引起公开的忿恨。受洗礼的犹太人在文职人员中可升任最高职位。
新闻业是吸引许多犹太人的一种职业，确实他们中间极少数人不去提高专业水准。由这样一些人提供的耸人听闻的报刊许多年来受到——主要是受到其他犹太人的强烈批评，例如卡尔·克劳斯，他们极力维护文明的标准。这些争论引起的混乱并没有使争执者受到公众的欢迎。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也有一些杰出的犹太人，由于他们作为领导人是恶意攻击的靶子，也加剧了紧张形势。
显然，这里有一个问题。许多犹太人看起来就和“本地”人有明显区别。犹太穷人比犹太富人多得多，但是某些犹太富人是典型的新贵。
顺便说一句，虽然在英国反犹主义与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犹太人是（或曾经是）“放债人”——正如在《威尼斯商人》或狄更斯和特罗洛普笔下描写的那样——但是我从未听说奥地利有这种看法，至少在纳粹兴起以前没有听到过。有很少几个犹太银行家，如奥地利人罗特希尔德，但我从未听到有人说他们曾像人们在英国小说中读到的那样放债给私人。
在奥地利，反犹主义基本上表现为敌视被认为是异族人的那些人：这种感情不仅被奥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党利用，而且也被罗马天主教党利用。特别是对异族人的这种应受指责的抵制（似乎这是一种几乎普遍存在的态度），许多犹太裔的家庭也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难民从曾被俄国侵占的原奥地利帝国流入维也纳。他们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这些人是直接从真正的犹太人区来的，而已经定居在维也纳的那些犹太人、同化主义者、许多正统的犹太人，甚至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表示不满，对认他们为自己的穷亲戚感到羞耻。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地利帝国的瓦解，在法律上形势有所好转。但是正如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能预测到的，在社会上形势恶化了：许多犹太人感到自由和完全平等现在已变成现实，因此可以理解地但又是不明智地进入了政界和新闻界。大多数人认为很好，但犹太人进入左翼政党促进了这些政党的垮台。十分明显的是，由于潜伏的反犹主义到处流行，一个犹太裔的好的社会党人对他的党所能做的最好服务是不要试图在党内起作用。十分奇怪的是，很少人想到这条显而易见的规则。
结果，一开始就几乎是左右两派的一场冷酷内战，由越来越高举反犹主义的右派打起来了。在大学中经常发生反犹太人的暴乱，不断进行反对教授中犹太人数目过多的抗议。任何犹太裔人成为大学教师已是不可能了。相互竞争的右翼政党在他们敌视犹太人上互相抬高价钱。
在《开放社会》的一此脚注中可以找到我预期社会民主党至少在1929年后会被击败的其他理由。他们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尤其是与（恩格斯表述的）使用暴力的政策（至少作为一种威胁）有联系。暴力的威胁给警察一个借口，1927年7月在维也纳枪杀了大量和平的、手无寸铁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旁观者。我的妻子和我（我们尚未结婚）抱着怀疑的态度目击当时的情景。我越发清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政策，虽然有良好的意图，但却是不负责任的和自取灭亡的。（顺便说一句，1927年7月在大屠杀以后几天我遇见弗里茨·阿德勒——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优秀领导人之子、爱因斯坦的朋友、杜恒著作的翻译者——我发现他持同样的意见）。然而又过了六年多，社会民主党的最后自杀带来了民主在奥地利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