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一直焦急地在等待撤宁远的命令。他先得到赐封的喜讯，当然感到高兴。他以33岁之盛年得封平西伯，这在他的仕途上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刻，他确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然而，在他短暂的兴奋之后，不能不想到，崇祯这次破格优赏意味着什么，他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崇祯慷慨加封必有用自己之处。再深入一层想一想，他感到形势变得严重起来，已到了十分危机的程度，否则，崇祯怎么会突然把“平西伯”的赐封加到自己身上？他身居辽东，封号不加“平辽”、“征辽”字样，却加了“平西”两字，这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准备打西边的农民军吗？果然，崇祯特使太监谢文举星夜驰至宁远，向他下达了征召“勤王”的旨意。三桂当即拜诏，感激皇恩浩荡，不敢怠慢，立刻部署撤离事宜。与此同时，王永吉奉命出关，督率关外宁远军民入关。

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徐鼐：《小腆纪年》，卷4，45页。】。如果仅是撤军，自然容易，但还要撤走当地百姓，就麻烦多了。三桂生长于辽东，他的部属也多系辽东人。由于长期同清兵仇杀，一旦失去辽兵和三桂的保护，处境可想而知。所以，辽民和士兵家属不愿留在宁远。三桂也不能不为他的部属着想，便决定把宁远及其附近的兵民全部迁入关内。尽管形势紧急，刻不容缓，他“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为准备撤退仍耽搁了数日【佚名：《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载《荆驼逸史》。撤离诸事完毕，约在三月初十日或稍后，三桂率军民五十万众明清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多记为百姓50万，此数显然夸大。《国榷》，卷100，6040页载：“三桂徙二十万众。”此说近似。又，撤离宁远时间，史无记载，以三月六日下达撤宁远令计之，可知正式撤离时间当在十日稍后。】，遗弃明朝苦心经营近两百年的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百姓离家乡随军逃难，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

此时，三桂如急国家所急，本来可以选出精锐，亲率他们兼程疾驰，就像当年袁崇焕驰赴北京解后金兵之围那样，是能够早日抵达北京的。可是，他仅以部分步骑兵先入关，他自率精兵殿后【《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随百姓缓缓行进，看来他并不急于进兵。如为护卫百姓安全，免遭清兵袭击，不能疾行，也不无道理。事实并非如此。清兵破了中后所等三城，很快撤军，没有占领。因为中后所三城处于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清朝担心腹背受敌，宁可弃城而不守，仅对宁远施加军事压力，时加侦探。这次宁远军民撤离，一路上没有受到清军的阻击或拦截，任其离去。

事后才得知，防守锦州的清将艾度礼等从“逃人”口中获悉：“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至三月十六日才将这一消息传达到沈阳，当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清世祖实录》，卷3，21页。】，可见清朝在得知吴军撤离宁远后，并没有追击或拦截他进关的企图，也没有立即夺取宁远的企图，而是作为准备，等到四月时再进兵。因此，可以认为，三桂颇有意拖延时间，不愿意捷足先登，他宁愿让其他各镇兵先行北京与农民军一战，而后坐收渔人之利，既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不受大损失，又得与各镇总兵分享“勤王”之功。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骑兵日行可达一百余里，如日夜兼程，一日夜便可到达山海关。

三桂并没有这样做，在路上行了五天左右，迟至十六日才入关，而农民军先头部队已过昌平，进入北京郊外。三桂还是不急于进京，特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各史书均载吴三桂率宁远军民于3月16日入关，但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2“关宁调援纪事”，记为三月十三日，又指出三桂要求“安歇家口五日”，救京师“遂无及矣”。】。救兵如救火，崇祯虽心急如焚，又有何办法！

吴三桂与宁远军民进了山海关，总兵高第接应，将百姓分驻在山海关附近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各州县。他“犹豫不进”，又迫于君命难违，只得率所部继续向北京进兵。【《明史·流贼》，卷309，8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恰与李自成派来攻滦州的降将唐通、白广恩遭遇。三桂挥军将他们击败，收降八千人。【《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

北京已于前一天即十九日被农民军攻破，崇祯走投无路，登煤山，吊死于寿皇亭下。

这的确是历史上一大悲剧。倘若及时把吴三桂及各边镇劲卒悍将调到北京，至少会延缓悲剧的发生。事情就坏在那些掌实权的阁臣一再贻误时机，崇祯优柔寡断，刚愎自用，重用太监指挥守城，自取灭亡。崇祯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有失误，还发出“文臣人人可杀”的切齿痛恨。这遗恨不过换来后人的几声叹息罢了。

北京失陷的消息，很快传来。吴三桂在震惊之余，感到进京“勤王”已无实际意义，便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明季北略》，卷20，368页。】至此，三桂“勤王”无功而终。何去何从，三桂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九、徘徊关上

吴三桂入卫京师不成，返回山海关屯驻。他焦灼、苦闷；往事、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自投身行伍以来，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农民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昨天，他还是堂堂的总兵官、平西伯，而今天，君王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臣。他又想到自己的家，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生死未明，吉凶未卜。一阵阵悬念而产生的隐忧撕扯着他的心。他这时才感到自己真成了一个无国无家之人。他想到这里，不禁茫然，悲从中来。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想到死，不会以身殉国。要知道，他才33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他还是一军的统帅，掌握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其中有三千余人还是他吴氏的子弟兵，凭借这个资本，他自信还会有作为的。

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投农民军吗？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三桂正处在明清政权换代的十字路口，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两条路，他必须做出选择，寻找出路。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三桂估量了各方面的力量，权衡利害得失，还是采取了静观形势变化的态度。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他觉得此着不失为万全而保险之计。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暂不采取任何行动，重要的是，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