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目光从临潼转移过来，转到事变当天的另一条战线，即西安市和张、杨部队的整个防区。而其中象被扣后的蒋介石情况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是怎样被扣押的？还有据说在张、杨军队内部也有对事变有异议、甚至公开叛变的，这又是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制止了没有等，也许更是人们密切注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当中的激烈、复杂而又离奇的斗争，并不比临潼扣蒋逊色。

关于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他由惊恐到终于安定下来，并在停止内战和抗日问题上开始有所转变，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节，过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专论、专著和详尽确凿的文史资料却并不多，比较起来，当年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的回忆文章倒还算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而是任何歪曲、粉饰诸如《西安半月记》之类的文章所无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写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重在记实，所写全是实实在在的事，不夸大，不缩小，不随便添枝加叶，但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是很难得的。他写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握手后即询问蒋介石的状况。我陪同他到蒋的房间里。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将军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仍不答。张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将军说完之后，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将军继续说：

“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

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将军辞出。

到了中午，蒋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谈话。我经过请示许可后，便把邵领来。蒋见邵后，神态已较为平静，我让邵坐在对面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邵答：“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蒋问：“钱幕尹（钱大钧）在何处？”邵答：“钱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谈到这里，两人都不再说话。我当时是站在旁边的。过了一会儿，蒋要我出去。我出去后将房门打开，蒋见我这样，竟拍桌子斥责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他立即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我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

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我刚说到这里，邵力子便对蒋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对我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蒋介石估量我不会离开，便只好开始同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邵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

“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蒋对邵谈的语，始终未置一词，中间首长长叹气数次……

邵去后，蒋即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会，便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文。……写好后交给我，并问：“是否可以发出？”我答：“让我请示一下。”该电原文如下：

“南京蒋夫人：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1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蒋介石这不是在写遗嘱吗？有这个必要吗？因为西安事变的目的，并不是要杀蒋，而是逼蒋抗日。当然，蒋氏此举，自有其难言之隐，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过去积怨甚多，特别是十年内战，他与共产党誓不两立，这次被捕，落入与红军有一定联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手里，总觉得凶多吉少，所以便写起了遗嘱，这也是不奇怪的。当然，对遗嘱的内容，在文字上说法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还谈到，他不光是给宋美龄写了，还给两个儿子也写了遗嘱式的电文，内云：“经国、纬国吾儿：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蒋中正。”

这是一点补充。几种（也许还有别的说法）电文俱在，蒋氏何意，读者可以分析判断，笔者无需多议。

下面，我们继续引录有关蒋氏在新城大楼的记述：

我把这电文交给张学良将军，张答应于当日发出。这时，蒋已极其疲乏，我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我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蒋不答也不吃。我再劝他：“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预备麦片粥，蒋才吃了些。

当我和蒋说话时，南京派来的三十六架飞机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飞进行示威。掠过新城大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卧床静听，问我是哪儿来的飞机。我看了以后告诉他，是洛阳飞来的。蒋听了后，面露得意之色，说：

“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

……黄昏时，张学良将军来过一次，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时，孙铭九营长奉张命，来让蒋迁至亥风桥高桂滋宅。

我便转告蒋，蒋怀疑对他不利，不愿迁出。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孙商量，现已夜深，蒋又不肯，还是明天再说吧。孙同意了，便回去复命。蒋由于过度惊恐而彻夜失眠。……2

这里所反映的有关蒋氏被扣初期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就说双十二事变之夜劝蒋移居之事吧，的确曾有争执。本来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丝毫恶意，可是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个危险的信号，不仅不肯走，还声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3事后还以所谓“古来忠烈，刀钜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4等豪言壮语相标榜，当初被从临潼押来时“腰弯着，脚跛着，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不断地口出长气，噗噗有声”5的模样不见了，而今俨然成了千古忠烈、大智大勇的英雄豪杰。这气质，这品德，这形象高则高矣，只是与历史实际不尽相符，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当然，随后蒋的情绪还是有所缓和，也同意搬迁了，并移至高桂滋公馆。但若说这时已完全平静下来，那也不对，他最初仍然常常顶牛，叫喊心烦意乱。张沛汉（张将军副官）回忆说：“第二天（搬迁次日），我和几个副官去了高公馆，从门缝往里一看，见蒋介石躺在床上，神情沮丧，十分狼狈，不停地哼哼着，往日威风一点也没有了。这时，谭海副官长进了蒋介石的屋，向他敬了个礼：‘请问委员长您要吃什么？’蒋介石一看有人来了，暴跳如雷，大声喊道：‘我什么也不吃，你把张学良给我叫来，我跟他有话谈。’谭海说：‘委员长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去给你找去。’他又喊道：‘我不吃！我是军人，我要以身许国，不成功便成仁，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不管谭海怎么劝，他也不吃饭，差不多过了两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才吃饭。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他知道张不会杀他，只是要求他答应抗日，他的心情也平和了……一次，谭海给他倒茶，他对谭海说：‘这是什么茶？你先喝一口。’他知道东北军将士对他恨得不得了，怕张将军的部下，背着张将军暗害他。”（孙震、王维佐、郑连芳；《西安事变前后——访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张沛汉先生》）

有关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这里所说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其余与张学良关系不大的从略；后期有些情况，容后再叙。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在西京招待所的那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被扣押的现场实况吧。

原来，在临潼枪战方兴未艾之时，以宋文梅为指挥官的特务营的一部分官兵，就直扑西京招待所了。这次突袭，干脆利落，除了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不明真相，企图越墙逃走，被流弹击中，不治身死外，其余人员均被扣押，无一漏脱。

宋文梅是这一军事行动的组织者和目击者之一，据他说，那天“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特务营一连长——引者）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蒋伯诚、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经过一再查点，没有找到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等三人。我们分头在所内进行严密搜索，后由我营的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份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里的橱柜中。至于邵元冲，他原来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卧室，在枪声大作时，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走，又不听士兵的制止，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医院不久，便死亡了。”6

宋文梅的回忆，使我们对五十多年前发生在西京招待所这场小小的事变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就说邵元冲之死吧，那时宋文梅他们对招待所的控制和包围虽不能说密不透风，却也是层层设防的，可已有相当年纪的邵元冲，怎么竟能那么快就上了招待所的墙头？陈诚也并不是个行动很敏捷的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到了餐厅门口，并迅速藏进了一个木箱当中？对这些，世人并不都是很清楚的。但最近由于发现了西安事变时的西京招待所住宿单，这个长期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据安危在《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文章谈：“不久前，笔者通过海沦·斯诺夫人，得到了一张珍贵的历史证件——西安事变期间‘西京招待所逐日报告单’（即住房一览表）。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随行共四十八名，于十二月十日下榻该所。原来。在一楼陈诚住一百一十四号房间，位于楼房南部，距餐厅盥洗间较近；邵元冲住的一百一十三号房间，位于楼房东部的顶端，紧靠着围墙。蒋鼎文、朱绍良、蒋光堂、胡若愚、张冲、万耀煌、马占山、陈调元等人之所以束手就擒，无一漏网，原来他们都住在楼上。当晚在该所住宿的，还有三个外国人：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二百○三号房间）、张学良将军的德籍顾问（三百○一号房间）和一位美国商人（一百二十一号房间）。”7这，确实是个很好的证据，陈、邵失踪之谜，终于水落石出了。

与西京招待所军事行动的同时，在西安的宪兵一团、省保安处、省会警察局、警察大队和其他零散部队与武装特务也都被解除了武装。警察局长、军统小头目马志超，在双十二事变之夜，未在警察局内（他白天到处活动，向下属反复交代委座在此，形势紧张，警局各官佐必须日夜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可是他自己夜间却溜回家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化装成人力车夫逃跑了。总之，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在上午八点钟以前就全部结束了。

驻兰州方面的东北军在接到西安举义的密令后，也在兰州采取了必要的军事行动，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然而，也有拒不执行命令的，这便是当时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和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黄永安拒不执行阻止中央军西进的指示，向国民党巩洛军事当局告密，表示听从南京指挥。冯钦哉则不听杨虎城调遣，公开通电反对发动西安事变。由于他们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潼关，进驻二华（华阴、华县），迫进渭南，西安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这里，值得一提，也使人惊讶的是冯钦哉的行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张、杨二将军为防走漏风声，没有通知远在同州府（今大荔县）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但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开始，即事变爆发当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他，向他传达兵谏蒋氏的决定，并下达作战命令。可是他却拒绝了。原来，在西安事变前，他对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已有所觉察，而他对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8因此，当杨虎城要他率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以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时，他竟“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我的意图，也就没和我多说什么了。”9但杨将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这位老部下的争取教育，他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许海仙等在十七路军中有些名气的人前往劝说，均无结果。后来甚至还发生了枪杀来使的事件，这就是张逸中（也有说是叫张依忠）之死。这件事冯钦哉虽然强调张是前来策动他的部下弃暗投明，是来瓦解他的部队的，使他很反感；另外，张也未说明他是杨将军派来的等。但他这样做，毕竟是错误的。对此，赵亚宣有一篇记述详尽、而且也是过去历史资料不曾涉及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文章，向读者展现了一桩不大为人所知的历史公案。作者说：

张逸忠（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后为十七路军军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引者）骑在马上，瘦削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双眼睛轻蔑地注视着前方萧瑟的景物……他心里正想象着冯钦哉迎接时，对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却是猝然间修筑起来的坟墓。

张逸忠此行意在谒见冯钦哉，令其揭竿而起。不料张却出人意料地先到冯钦哉的部属武勉之的司令部去了，他将西安发生的事情向武勉之作了简单介绍，最后对目瞪口呆的武勉之说：

“你部的任务，就是要在同州府一带就地摆开，狙击随时前来寻衅闹事的武装力量，还要联合友邻部队，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候主任调遣。”

武勉之心头一震。兵谏蒋介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心想要是一个师那就好了，行动方便，可我仅仅只有一个旅，上有冯钦哉，邻有柳吕（有的说是“彦”）彪，稍有疏忽，后悔莫及，何不先听听柳吕（彦）彪的意见呢？于是笑着说：“处长，还是先到柳吕（彦）彪那里去一下，然后决定不迟。”柳吕（彦）彪也内心惶惶地拿不准主意。在踌躇万分之时，柳吕（彦）彪就摇动电话机，将此情况向冯钦哉作了汇报。

不想柳吕（彦）彪的话音未落，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震怒：

“把他押过来！”

简直和爆炸的声音没有两样，柳吕（彦）彪刹那间头皮发麻，稍一回神，才知道师长的命令违抗不得，便放下电话，沉下脸来，大喝一声：

“来人，给我拿下！”

风云突变，事前未曾预料，张逸忠愤怒咆哮着：“我是奉杨主任的命令来的。”“我是堂堂的军法处处长。”

“我要把你们军法处理。”整个儿司令部回荡着他怒吼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拥上前来的警卫人员捆了个结结实实。

武柳二人押着张逸忠来到冯钦哉住处时，冯钦哉早就杀气腾腾地等在那里，刚等到张逸忠站稳，便恶狠狠地扑上去，在张逸忠的身上咬了两口。

两口咬得好狠，使从来未曾受过皮肉之若的张逸忠大声嘶叫起来：“冯钦哉，有朝一日，我要剥下你的皮！”

可是，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了。

冯钦哉为何咬张逸忠两口？原来张逸忠和冯钦哉早就因为争买一片空地而结下了冤仇……他咬张逸忠的第一口，是还报买空地时的羞辱。这块冯想购买的在西安城内的地皮，因张逸忠的不合作态度，使他的愿望落了空。他咬张逸忠第二口，是还报离间部属之仇。杀张的原因，还不在反对张杨兵谏蒋介石的义举。

张逸忠还在破口大骂，冯钦哉“啪”地一掌击在桌子上，大吼一声：“拉出去，枪毙！”

一群警卫人员，抱着拼命挣扎的张逸忠出去了。冯钦哉还不解恨，一直尾随其后，亲自听到执行的枪声，看到张逸忠的脑浆迸裂，才回转身来，心满意足地走了。10突然，就象在12月12日清晨其它突然出现的事件一样，这起枪杀来使的事，也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的。这也难怪，一场石破天惊的壮举，尽管作了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伤亡有时又常常是难免的。只是情况不同，有的是由于不明真相和顽抗造成的。如在华清池交火中的伤亡者；有的是预料不到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邵元冲之死；有的是不该发生的，如后来王以哲将军的遇害；有的则显然是“在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面前，见私仇而忘大义，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如张逸忠的被枪杀。人们谴责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而对于为国为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那些义无反顾的志士仁人，则将永志不忘，并且始终对他们怀着深切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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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对于这个电文该书编者还有一个按语，指出：据《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蒋12月15日给宋美龄的遗嘱之有关内容应是“余决为国牺牲。……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

26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34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出版。

5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7　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原载1986年12月2日《西安晚报》。

89　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10　赵亚宣口述，杜鹏霄整理：《西安事变中一起枪杀“特使”案件》，原载《当代青年》1986年第9期。此系摘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