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大选结束后，世界各国舆论普遍认为，人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在巴基斯坦开创了一个民主的新纪元。它结束了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开始了议会民主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巴基斯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8年12月2日，贝娜齐尔·布托总理在伊斯兰堡首次向全国发表广播和电视讲话，阐述了巴基斯坦的内外政策。
贝·布托说，巴基斯坦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政府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诸如贫穷、文盲、宗教纠纷、人口膨胀、难民群、与邻国不和谐的关系、还有一支花费很大的庞大军队等等。而这些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一些问题而已。
贝·布托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十分清楚。在对全国的演讲中，她的语气坚定而略带黯淡的色彩。她说：“你们把崇高的荣誉赠与你们的一个姐妹，也把沉重的责任搁在她的肩头。我们此刻站在灾难的边缘，然而整整一代人正准备尽最大力量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结束饥饿、腐败的现象，我们要让无家可归的人重返家园！”
贝·布托在大选中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候选人，现在她需要用政绩来证明，她更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与决策者。多出任总理后，贝·布托的首要任务是为巴基斯坦制定一个稳键的、和谐的、条理分明的外交政策。因为巴基斯坦在地缘政治和超级大国的角逐中陷得很深。在竞选中，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贝·布托压低了人民党长期反美的调子。在就职后的演说中，贝·布托重申要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关系。声明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反政府的阿富汗游击队争取独立的斗争。贝·布托坚定地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国传统的友好关系。贝·布托还表示，要突破重重障碍与印度改善关系。
贝·布托总理还谈到核武器这个敏感问题。国际社会正密切注意巴基斯坦的核研究计划，并怀疑巴基斯坦已经制造了原子弹。这种可能性曾一度使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疏远，印度也对此“深表关切”。在12月3日举行的就职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贝·布托总理向全世界保证：“我们的核子研究旨在和平利用，与使用原子弹是两码事。”
除了外交政策，国内积重难返的麻烦同样需要贝·布托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果断地处理。首要的问题是在军方独吞国民预算60%的困境中，人民党政府如何实现改善教育、向人民提供医疗保险与住房等诺言。这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涉及到与军方关系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处理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贝·布托政府的命运。贝·布托还要遇到人口爆炸的难题，需要拿出锦囊妙计来控制3.1％的人口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世界最高的。控制不住人口的迅猛增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新政府是否敢于不顾宗教领袖的反对而执行当前孟加拉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对其政治信心的直接考验。另外，宗教派别斗争问题也将使贝·布托煞费苦心，宗教问题已经给国家带来了灾难。1988年全国有数百人死于宗教冲突。
尤其是在经济上，巴基斯坦已接近破产的边缘。前政府为获得外国贷款，与不少国家订立了各种协定，债务累累。因此，贝·布托的政府从一成立时起，就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贝·布托必须加快巴基斯坦国民经济的发展，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引进外资。
尽管贝·布托政府上台伊始，巴基斯坦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非常严重的，政府面对着严峻的挑战，但贝·布托坚定地表示“不害怕任何挑战”。既然历史和人民把她推到巴基斯坦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她绝不会辜负人民对她的殷切期望。
1988年12月4日，贝·布托总理主持了第一次内阁会议，研究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国家预算，讨论了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措施。
贝·布托上台后面临的经济困难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财政赤字巨大，内外债务累累，国库空空如也。人民党政府在经济上面临严峻的考验。
首先是经济发展速度大滑坡。从1977-1988年度齐亚·哈克总统当政的11年，前期巴基斯坦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6％。但是从1986一1987年度开始，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比上一年增长5.7％，1987—1988年度为5.8％。贝·布托执政初期，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又降为5.1％，比原定指标69％低1.8个百分点。
其次，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率上升是巴基斯坦经济困难的突出特点。近十年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预算赤字从1981一1982年度的171.74亿卢比增至1987-1988年度的577.18亿卢比，增长了2.3倍。同期，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3％上升到8.6％。
为填补巨额财政赤字，齐亚·哈克政府不得不大举内、外债，使债务负担加重。巴基斯坦政府的内债从1980一1981年度的580.87亿卢比增至1987－1988年度的2901.46亿卢比，增加了4倍。同期，内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20.9％上升到42.3％。政府还本付息的数额逐年增大，每年仅内债的利息额就从1980-1981年的33.37亿卢比增至1987—1988年度的210.96亿卢比。
而财政赤字的增长，必然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1988年6月以前，物价相对稳定，年通货膨胀率大约在5％左右。此后，物价开始上涨，而且上涨幅度越来越大。1988年6月到10月，批发价格指数上升10.34％，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10.50％，46种敏感商品价格指数上升了近16％。并且，这种上涨趋势仍有所加强。通货膨胀颇似笼中猛虎，一旦失控，便难以驾驭。这是令贝·布托总理最头痛的事。
再次是外债负担加重，国际收支赤字增大。巴基斯坦政府从50年代初开始接受外援，1952-1953年度欠外债100万美元。其后，随着外援数量的增加和外援结构的变化，外债负担逐年加重，从1954－1955年度的3.37亿美元，增至佐·阿·布托执政后期的72亿美元。齐亚·哈克将军当政后，1981年为90亿美元，到1988年6月底为126.13亿美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0.9％。据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材料，巴基斯坦外债虽然数额不算巨大，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高达35.9％；而巴西只占31.9％，尽管它的外债总额高达825亿美元；印度只占14％，而它的外债总额为319亿美元。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侨汇收入继续下降。在国外工作的巴基斯坦入汇回国内的侨汇是巴基斯坦重要的外汇来源，对平衡巴基斯坦的国际收支具有重要意义。1972-1973年度巴基斯坦侨汇收入为1.36亿美元，约占当年商品出口收入的18％。1982—1983年度侨汇收入高达28.87亿美元，比当年的商品出口收入还高出10％。但自此以后，侨汇收入连年下降。况且巴基斯坦侨汇收入绝大多数来自中东等阿拉伯产油国家，由于近年石油价格下跌，中东产油国家压缩建设规模，大批巴基斯坦工人被迫回国，因而影响到巴基斯坦侨汇收入大幅度下降。
侨汇收入的锐减，外贸赤字的增加，必然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外汇储备大幅减少。1988-1989年度巴基斯坦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为19.8亿美元，比预定指标12.5亿美元高出58.4％。在贝·布托上台前，巴基斯坦外汇储备已经下降为4.57亿美元。
巴基斯坦经济困难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人口增长过快，同时，失业问题相当严重。
巴基斯坦人口1988年时是1.04亿，是世界上第9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为3.1％，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下去，到本世纪末，巴基斯坦人口将达到1.8亿。
一般说来，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巴基斯坦经济能力有限，难以全部吸收新增劳动力，因而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就相当严重。1987－1988年度巴基斯坦失业人口达400万，失业问题相当严重。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贝·布托没有忘记自己在1988年11月大选宣言中的许诺：要向每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提供粮食、布匹、住房、教育、卫生设施、安全和健康的环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巴基斯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因此，贝·布托总理认为，为了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和实现对人民的许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既要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又要实现平等、社会公正和消除贫困，使这两者之间平衡协调发展。为此，人民党政府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调整和结构改革，以保证经济能在国内外稳定的财政金融环境中健康发展。同时要特别重视扩大经济发展利益和机会，改善和提高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水平以及增加就业，从而实现消除贫困的重要目标。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贝·布托政府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调整、改革经济结构，推行经济改益。其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何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克服财政金融结构失衡，保证经济正常发展。
鉴于巴基斯坦财政赤字逐年增大，债台高筑、差不多占去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0％，人民党政府把克服财政金融结构失衡，削减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作为首要的经济目标。
贝·布托。总理清楚地记得，早在居内久政府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要改革财政制度，把赤字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以内的要求。否则，将不向巴基斯坦提供贷款援助。当时的周内久政府和后来的齐亚·哈克看守政府部拟定了增加税收减少赤字的预算，但都因遭到反对而未能真正厉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革。贝·布托上台伊始就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双方同意将赤字限定在占国民生产总值6％的比例内。
如何减少赤字，摆在贝·布托总理面前的有三条道路：
其一是增大税收。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办法，但居内久政府新增税收180亿卢比和齐亚·哈克看守政府新增税收130亿卢比的预算均遭到国民议会的反对而未能通过。因此，贝·布托政府不能重蹈覆辙，否则只能引火烧身。
其二是大量举措内外债务。但这必然会耗尽国库中已少得可怜的外汇，而且还将危及巴基斯坦同国际金融界的关系，降低巴基斯坦的信誉等级，使巴基斯坦接受附带苛刻条件的紧急援助。这种办法非但不能解决内外债务负担已相当沉重的问题。而且只会使之更加严重，险情增大。
其三是适当增税，同时紧缩开支。
经过理性的思索，审慎地抉择，贝·布托总理把目光盯在了第三条道路。第一条、第二条道路荆棘丛生，风险极大，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只有走“适当增税，紧缩开支”的道路，才能有效解决政府面临的财政结构失衡问题；同时，这也是在巴基斯坦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
1988-1989年度新增税额，贝·布托政府原定为210亿卢比，后来减至100亿卢比。之后又考虑到各种因素，贝·布托决定再次大额删减，最后确定为70亿卢比，只相当于当初设想的1／3。这是在巴基斯坦国内各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的，因而是可行的。
此外，为了动员更多的国内资金投入经济建设，贝·布托还设法动员“黑钱”“弃暗投明”，投入工业生产。据巴基斯坦国家税收委员会估计，1986年巴基斯坦地下经济或未经注册的资金或黑钱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贝·布托上台前夕，“黑钱”已与巴基斯坦当年的外债总额相当。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冲击正常的经济秩序，助长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如不加以控制或积极引导，它的破坏作用将与日俱增。因此，贝·布托政府明确规定：凡“黑钱”投入工业生产者，只需缴纳少量所得额即成“白钱”，政府有关当局不再追究其偷漏税收的责任。如此一来，大量的“黑钱”被引向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也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财政金融结构的失衡。
在适当增税和引“黑钱”于生产的同时，贝·布托政府还大力消减非发展费用。她要求“各省政府也削减其非发展费用，要勒紧裤带过日子，而不能向穷人征收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贝·布托总理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决定将其总理府按规定应得的修缮费用削减一大半，将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投入国民经济积极健康稳定发展上。贝·布托自信地认为，她的紧缩政策肯定会收到良好效果。
第二，大力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增强公营企业活力。
70年代，人民党执政期间，贝·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总理，大力推行国有化。这项政策在当时促进了巴基斯坦经济的稳步增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项政策已经不能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了。贝·布托在1988年大选中明确宣布，执政后不再推行国有化。人民党还针对人们对其国有化政策的疑虑，在竞选宣言中也宣
布：“人民党将鼓励私营部门积极承担国家工业发展的责任并在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贝·布托总理还决定，吸收私营企业家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府一道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贝·布托政府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其一，政府放宽投资设厂的限制。政府规定，凡投资在10亿卢比以下的中小企业，不需政府批准。而且如在政府指导下的工业发展区和落后地区投资办厂，政府将保证优先提供各种重要服务。另外，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电力、公路等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二，出售公营企业股份，加强同私营部门的经济联系。这是贝·布托政府在鼓励私营部门发展方面作出的一个重大突破。贝·布托相信，此举不仅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可以加强公、私营部门的经济联系，发展资本市场。为使出售股票顺利进行，同时也加强私营部门在资本市场上的活动，贝·布托总理还决定在首都伊斯兰堡设立股票交易所。
其三，加强私营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引进外资。为筹集更多的国内资金，促进经济发展，贝·布托政府决定允许一部分私营公司成立投资金融银行。这样，不仅可以缓和私营部门工业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而且还将促进货币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贝·布托政府公开邀请外国私人投资者通过财政援助、技术转让、合资企业等各种方式在巴基斯坦投资。贝·布托总理宣布成立以她为首的国家投资委员会，迅速、及时地审批外国资本进入巴基斯坦，重申不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这些措施使得国内外资金大量投入到巴基斯坦国民经济发展之中。
在鼓励私营邮电发展的同时，贝·布托总理要求加强村现有公营企业的管理，清除公营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地发展并达到较高的发展速度，贝·布托政府在鼓励私营部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公营部门的投资。
第三，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始终是巴基斯坦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1987一1988年农业产值占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的1／4，农业提供了全国就业机会的一半，而且，全国人口的70％以上生活在农村。因此，贝·布托的人民党政府对发展农业和农村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首先，政府向小农无偿分配土地。巴基斯坦虽经过三次土地改革，但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仍高度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广大下中农、小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依附于大地主，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增加农业生产。为了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贝·布托一上台就决定向小农无偿分配近40万英亩耕地。
其次，大力增加农业投入，继续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自60年代中后期巴基斯坦实行绿色革命以来，历届政府都增加了对化肥、水利、高产品种等的投入。贝·布托上台后，决定大力增加对农业现代化的资金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继续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以使农业投入和农产品价格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既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又不损害城乡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另外，贝·布托政府开展“人民发展计划”，改善穷苦农民的生活。这项计划主要是动员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组织贫苦农民参加为满足本地需要的农村经济建设，为贫苦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利于逐步消除农村中的贫困现象。人民党政府十分重视这一计划，认为这是实现向人民许诺的一项重要计划。贝·布托总理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信德省和西北边境省开展“人民发展计划”的集会。贝·布托认为，即使要压缩财政开支，也只能压缩其他的财政支出项目，而必须保证“人民发展计划”项目的费用。1988年12月8日，贝·布托总理主持召开修改上届政府预算的内阁会议时，决定拨款20亿卢比用于开展“人民发展计划”。在当时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中，拿出20亿卢比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足见贝·布托政府对“人民发展计划”的重视。
第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社会福利设施。
贝·布托在竞选宣言中宣布，人民党把就业政策列为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人民党将在上台后在就业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贝·布托认为，随着工业化政策特别是小型工业和乡村工业政策的实施，随着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工业，将会在城市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随着“人民发展计划”的实施，也会在农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和缓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贝·布托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首先，将工业投资同增加就业联系起来，大力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鼓励在农村的中小城镇发展以农业原料为基础的加工工业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其次，扶助自我就业。人民金融公司将向受过一定教育的失业人员提供开业贷款，鼓励他们自我就业，如自办学校、诊所、律师事务所等。人民党政府还将增加在人民金融公司中的股份，以便向更多的自谋职业人员提供开业贷款。
此外，继续在国外为巴基斯坦人寻找工作。1978—1982年。巴基斯坦有70万人在中东地区工作；而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这批人纷纷回国。贝·布托政府利用两伊停火、恢复各自的经济建设的机会，继续努力在国外为巴基斯坦人寻找工作。
在增加就业的同时，贝·布托政府还增加了对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槁刮事业的投资。
第五，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国家的义明程度和科技水平。
贝·布托政府在克服财政金融结构失衡，鼓励发展私营部门。重视发展农业，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教育和科技。
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和总理贝·布托都强调要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伊沙克·汗总统说；“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科学技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发展，甚至不可能维护其主权独立和国家完整”。他特别强调指出，对科学技术教育持冷漠、忽视或无所谓态度，将必然造成长久地依赖于他人，而长久地依赖他人又必定会损害主权、荣誉和尊严。
贝·布托总理也多次强调，人民党政府要最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贝·布托认为。鉴于过去长期对教育的忽视，必须把发展基础教育作为国家最根本的一项任务，并从资金上予以保证。同时，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贝·布托成立了以其父、前总理住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名字命名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所，并从资金上保证该研究所的正常运转。
如果说贝·布托上台后在国内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是经济问题，那么，她在国外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自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困扰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巴印关系问题。因此、在对国内推出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的同时，贝·布托在外交上也迅速把精力集中到改善巴印关系上。
1988年12月28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国际机场。
一个晴朗的夜晚。
人头攒动，灯火辉煌，整个机场如同白昼。此时的贝·布托总理仁立机场，心情略有起伏，等待着……
一架银机除除降落在机场上，机舱门缓缓启动，舷梯口出现了精神奕奕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他面带微笑，健步走下弦梯，与早已等候在此的贝·布托总理互致问候。印巴和解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
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将于12月29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作为东道主的贝·布托总理盛请邀请印度总理拉·甘地等南亚国家政府首脑来巴基斯坦共商南亚经济发展大计。
作为28年来第一位飞赴巴基斯坦的印度总理，拉·甘地一踏上巴基斯坦这片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土，便感到了印巴和风拂面，心潮亦难以平静……
贝·布托总理也感到所有这一切来之不易啊！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在独立前原为一个国家。两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和地缘联系，两国的总面积占南亚地区总面积的90％，两国的人口之和占世界的1／5。两国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军事实力等因素决定了两国的关系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然而自两国独立以来，由于宗教和领土等原因，两国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1947年6月3日，英国统治者公布了“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按宗教信仰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正式宣布成立。在印巴分治过程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情绪达到了顶峰，导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宗教冲突和仇杀。在冲突最剧烈的旁遮普和信德等地，许多城市和村庄变成废墟。几个月之内，50多万人被杀，1000多万人无家可归，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这种用血和泪凝成的种族和宗教仇恨，造成了印巴两国人民之间极大的思想隔阂和心理障碍，严重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加之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分治过程中故意制造的新的矛盾纠纷——悬而未绝的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问题，宣布分治后不到三个月，印巴两国就发生了武装冲突。迄今为止，两国已在克什米尔地区三次兵戎相见，各自都把对方作为自己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使两国长期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
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由于克什米尔对印巴两国都利益攸关，故长期得不到解决，成为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痼疾之一。
在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1972年6月28日-7月2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巴基斯坦总统位·阿·布托曾在印度的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举行首脑会谈。年仅19岁的哈佛大学学生贝娜齐尔·布托也随父亲佐·阿·布托总统参加了那次历史性会谈，并有幸与印度著名的政治家、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女总理英迪拉·甘地相识并合影留念。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3日，印巴两国签署了《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双边关系协定》，即著名的《西姆拉协定》协定申明“两国决心用和平方法通过双边协商或使用其他相互同意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从而确立了两国之间和平解决争端的“西姆拉精神”。在最棘手的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巴双方搁置争议，规定两国各自保持战后的实际控制线，“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
自1972年印巴双方签定《西姆拉协定》之后，印巴两国关系基本上保持稳定，虽然有时曾出现紧张，但两国未再发生战争。在克什米尔，印巴两国军队虽在实际控制线不时发生枪战，但并未出现大的武装冲突。
进入80年代以来，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的争端又出现了新的热点。双方在星峡冰川地区发生了冲突，出现了军事对抗。
星峡冰川（又名“锡亚琴冰川”）位于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北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三国交界地区，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在4000-6000米，周围全是比冰川更高的雪山冰峰。从经济角度看，没有任何价值，但印巴双方却对这块不毛之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用印度人的话说，星峡冰川是巴基斯坦打开查摸·克什米尔防御之门的钥匙。控制了星峡冰川，巴基斯坦就可以与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接壤，在未来的对印作战中，巴基斯坦就可以与中国在军事上“遥相呼应”，并能够“将印度与拉达克之间的公路撒得粉碎”。再加上印巴边界已明确划分，无可争议，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实际控制线两侧双方已有重兵把守，难以争夺，只有星峡冰川有隙可乘。
从1981年开始，印巴双方分别派出巡逻队抵星峡冰川地区进行侦察和适应性训练，同时到欧洲国家采购高海拔作战的专用设备，为部队长期驻守进行物质准备。1984年，印军抢占了冰川西侧3个山口中的两个（比拉方德山口和希阿拉山口），巴军随之也占领了另一个山口（吉扬山口）双方形成军事对峙后，便不断发生交火事件。5年来，双方在该地区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工事，频繁交火，同时也不断会晤，但终无结果。
除了克什米尔问题外，宗教纷争也是影响印巴两国关系的主要矛盾之一。
印度的教派冲突是国内的一大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旁遮普问题”又称“锡克人问题”。印度境内的锡克人集中居住在旁遮普省，信奉锡克教。锡克人不断掀起维护其民族权利的斗争，要求成立锡克人的国家——卡利斯坦国、1984年6月，印度总理英·甘地调动军队攻占锡克人的圣地——阿姆利则金庙，严重伤害了锡克人的宗教情感，招来了1984年10月31日的杀身之祸。拉·甘地上台后，采取措施，平息了锡克人的旁遮普叛乱。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插手旁遮普问题，威胁了印度的安全和稳定。而巴基斯坦则指责印度在其西部的拉贾斯坦邦训练骚乱分子，并派他们到巴基斯坦信德省制造动乱。
另外，激烈的军备竞赛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之一。印度以“对付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为借口，从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军事强国。80年代印度着手实施一项为期20年的国防现代化计划。目前，印度陆军总兵力居世界第四位，海军、空军兵力也位居世界前列。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印巴两国竞相制定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并且取得突破性进展。印度于1974年爆炸了一个核装置后，于1988年2月成功地发射了一枚射程为240公里的中短程导弹，并声称，印度已具备生产15一30枚原子弹的能力。巴基斯坦也不甘示弱，努力研制核武器。在核能力上，巴基斯坦处于弱势，但印度却指责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并威胁印度安全。巴基斯坦多次宣布它发展核技术是用于和平目的，并主动建议停止核竞赛，宣布南亚为无核区，但印度却不同意，而提出双方签定“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议”。
在整个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大背景下，印巴关系稍有解冻。特别是1988年12月贝·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以后，印巴两国的敌对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
贝·布托组建人民党政府以来，一直把改善同印度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布托深知，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印巴关系紧张给巴基斯坦造成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印巴关系缓解，即使一时解决不了悬而未决的双边关系问题，但对巴基斯坦解决国内问题还是有利的。另外，印度毕竟是南亚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占一定地位。贝·布托也希望印巴改善关系对南亚区域合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35岁的贝·布托同44岁的拉·甘地都是独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均没有经历过1947年的流血冲突，残酷的印巴分治没有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创伤。因此，他们不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对两国之间的宿怨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使他们能够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这次拉·甘地总理飞赴巴基斯坦，利用参加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的机会，与贝·布托总理实现会晤，这对老一辈领导人来说近乎于“天方夜谭”。
对于印度来说，贝·布托是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的，较齐亚·哈克的军人政权对印度更有利；拉·甘地与贝·布托一样，也想在南亚地区树立起新一代领导人的形象。
拉·甘地在1989年也将面临大选，国大党的对巴政策是一个争论焦点。印度有大量的穆斯林选民，他们的选票对拉·甘地的国大党能否连续执政至关重要。占全国人口1／8的穆斯林强烈要求改善印巴关系，印度政府不能不正视这种现实，顺乎民心，赢得选票。
另外，南亚形势的变化也促进了印度对巴政策不得不有所改变。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美苏在南亚地区的抗衡已有所缓解，从而改变了巴基斯坦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增强了它与印度抗衡的能力，使南亚格局发生了不利于印度的变化。
南亚其他邻国也同印度发生了争执。尼泊尔与印度在续签贸易条约和过境条约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对抗；斯里兰卡在印度维持和平部队撤军问题上与印度反目成仇；不丹和孟加拉国积极寻求与其它国家发展关系，加强了争取主权独立的斗争。
在以前历次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上，南亚各国普遍强调应加强相互间的信任和谅解，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从政治上对印度的“老大哥”位提出了不满。印度认为，在本次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上，这种不满情绪将会更加强烈。因此，拉·甘地意识到，缓和与各国之间的千盾，巴基斯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印巴合解，就可以瓦解其他小国的斗志。可以说，印巴改善关系是被“逼”出来的，是南亚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贝·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以后，拉·甘地在给贝·布托的贺电中首先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并主动取消了每年在印巴边境地区举行的例行军事演习。印度新闻媒介对巴基斯坦新政府的友好言论开始增多。与此同时，贝·布托总理也向新闻界表示：巴基斯坦愿为改善巴印关系做出最大的努力。所以，拉·甘地趁这次参加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的机会，将与贝·布托总理进行首脑会晤。这标志着南亚两个大国之间改善关系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
1988年12月29日，贝·布托总理作为东道主在伊斯兰堡主持召开了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不丹国王旺楚克和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等七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外交部长。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三百余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贝·布托总理当选为该届首脑会议主席。
贝·布托总理在致开幕词时，首先回顾了自1985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以来，南亚七国克服种种天灾人祸的阻碍，在区域合作和自力更生方面所取得的可喜的成就。
贝·布托说，将要结束的1988年是许多地区冲突出现和平解决曙光的一年，南亚地区也是如此。这对南亚国家在和平建设方面进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作为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我们的人民，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政策和目标。我们应该致力于消灭我们这一地区共同的敌人：贫困、疾病、落后和文盲，而不应把有限的资金花费在扩充军事力量上。
贝·布托总理还呼吁制定一个直至2000年的南亚区域合作计划。
会议决定，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内11个合作领域中，将首先在农业、卫生保健、气象学等重要领域进行合作。
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年会的两个半小时的开幕式上，坐在讲台上的贝·布托总理不时地同拉吉夫·甘地总理进行交谈，后来又多次私下会晤，成为最令人瞩目的新闻。
16年前，当贝·布托还只有19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佐·阿·布托总理到邻国印度参加印巴西姆拉首脑会谈。当时，佐·阿·布托总理指着他的“掌上明珠”贝·布托，对他的谈判对手英迪拉·甘地总理说：“我要把她培养成巴基斯坦出色的政治家。”
风云变幻，斗转星移，闪耀在南亚次大陆上的两颗政治巨星相继陨灭——佐·阿·布托1979年被政敌推上绞刑架；英·甘地1984年遇刺身亡。而今，英·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继承了母亲的事业；贝·布托则实现了父亲佐·阿·布托的预言，印巴次大陆上又升起了两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
贝·布托和拉·甘地，这两位年轻的南亚政治新星，审时度势，为改善两国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2月31日下午，印巴两国在友好的气氛中签定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避免两国贸易中的双重征税》和《加强双边文化交流》三个协定。这是两国领导入改善印巴关系的良好开端，也是献给两国人民乃至南亚地区人民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印巴《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定规定双方将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鼓励和参于旨在摧毁或破坏对方核设施的任何行动；双方有义务于每年的1月1日向对方通报核设施的座落位置及变化情况。协定中的“核设施”包括核动力与核研究反应堆、核燃料加工和处理设备、浓缩铀工厂或车间、同位素分离与加工设施以及任何形式的放射性核燃料和原料的储存设施。
《避免两国贸易中的双重征税》协定主要涉及了空中货物运输的过境征税问题，对征税的定义、程序、幅度作了明文规定。
《加强双边文化交流》协定旨在促进双方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内包括人员交流在内的各种合作。
两国签定三个协定后，贝·布托总理和拉·甘地总理在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都表示，要为改善印巴关系尽自己的努力。拉·甘地对贝·布托说：“自从你父亲和我母亲签订西姆拉协定之后，这次是印巴之间第一次签约。我希望我的来访有助于实现印巴关系正常化。”贝·布托也说：“我们举行的会谈非常重要，我们已为改善印巴关系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子。”
两位领导入没有回避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表示先从解决小的和不太敏感的问题入手。贝·布托认为，三个协定的签署象征着“和平的进程已经开始”。拉·甘地对此表示赞同。
两位年轻的总理对双边关系在1989年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充满了信心。
拉·甘地说：“巴基斯坦民主制度的恢复及民选政府的产生给次大陆和印巴两国带来了友好、合作的曙光。”
贝·布托说：“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建立起一代人的和平是两国新领导人的真诚愿望。”
经过磋商，印巴两国决定两国总理在1989年要进行互访，两国的内政、外交、国防、经贸等部门的部长级官员也将就双边关系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比以往更频繁的会晤，以谋求合理地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现存问题。
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称他们“已注意到”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潜力很大”，表示愿为促进和扩大经贸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
外国报刊纷纷评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在伊斯兰堡开幕。有的报道认为：“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今天（12月29日）晚上满怀信心地进入了国际舞台。”有的新闻分析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两位年轻的领导人充满高度乐观情绪的言词和16年前两国达成的协议，宣告巴印两国已迅速开始改善两国关系的新时代。”有的评论员写道：“在伊斯兰堡开幕的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会成为解决争端、缓和气氛、发展该地区富有成果的多边合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新年伊始，印巴两国的新闻媒介都在重要栏目中接连不断地以赞赏的口吻报道和评论了印巴首脑会晤，以往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彼此攻击之词看不到了。国际社会认为印巴两国关系在1989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称两国将以新的姿态走向未来。
两国总理会晤后，根据口头协定，印巴两国在1989年初又举行了内政、外交和国防秘书级会谈，分别达成了一些协议并开始付诸行动。两国在旁遮普等“敏感”的边境地区实行了联合巡逻，在反恐怖和反毒品走私等方面开始了合作，就全面解决星峡冰川争端开始了谈判。两国在工业、农业、科技和民间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也有了进展。
1989年7月16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继尼赫鲁之后近30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巴基斯坦的印度总理，从而把印巴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7月16日和17日，拉·甘地分别同贝·布托总理、伊沙克·汗总统举行了会谈。拉·甘地此行虽然短暂，但通过两国首脑的会谈，着重就改善双边关系、加强南亚地区合作以及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众所周知，边界问题长期影响着印巴两国关系。星峡冰川问题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一部分，两国军队在此严重对峙，时有冲突发生。在拉·甘地访问巴基斯坦前，两国已举行国防秘书和军事代表团会谈，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按照1972年西姆拉协定，调整双方在星峡冰川地区的军队，避免武装冲突。会谈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都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双方决定8月份再举行两国军事代表团会议，寻求解决办法。
在访问结束后发表的印巴联合公报中，两国强调将在“后撤军队以避免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全面解决星峡争端问题”。在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双方也都表示了积极态度。
为落实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在贝·布托和拉·甘地举行总理会谈后的当天，两国部长级联合委员会就建立了四个小组，分别就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和领事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阿富汗问题上，两国的立场较过去接近。贝·布托和拉·甘地两位总理都强调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希望在阿富汗尽快建立一个能为人民所接受的、基础广泛的政府。
在南亚区域合作问题上，由于斯里兰卡要求印度撤军未得到响应，斯里兰卡抵制了不久前在巴基斯坦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外长会议，并称还将抵制年底的首脑会议。印斯关系陷入僵局。在拉·甘地同贝·布托的会谈中，拉·甘地专门就印斯关系向巴基斯坦方面通报了有关情况。他希望巴基斯坦作为本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会议执行主席居间调停。贝·布托总理答应为此将访问斯里兰卡。
这次首脑会晤，对促进印巴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南亚地区局势的缓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两国积怨甚深，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会迅速消弥。
首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仍将妨碍印巴关系的改善进程。
拉·甘地在1989年3月对外国记者说；“印巴之间要改善关系，有三个难题必须解决：最大的难题是巴基斯坦的核计划问题：其次是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第三是星峡冰川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些问题我不认为很快就能解决。”贝·布托总理则强调：“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关系的核心，在该问题解决之前，印巴之间的持久和平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双方已举行了一系列谈判，并取得了一些一进展、最大的成果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定》。但是，在关键的星峡冰川问题上，双方分歧较大，至今未达成协议。至于旁遮疾的恐怖主义问题，由于巴基斯坦提出印度也在支持巴基斯坦信德省的骚乱活动，双方难以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连拉·甘地也承认“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这些最根本最敏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自然要影响到两国改善关系的进程，甚至还有可能在缓和过程中出现波折以致诱发新的对抗。
其次，军事上的对抗将是印巴关系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
印度、巴莱斯坦经过40名年的军备竞赛，都已建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边境地区一直保持着严重的军事对峙。两国之间相互指责，都说对方的军事力量超过了防御需要。双方仍在竞相采购先进武器、军备竞赛并未停止。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都未从根本上放弃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假想敌国。特别是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把印巴和解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以便争取时间发展综合国力，为下一世纪争当世界强国打下基础。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为了彻底缓和紧张关系，主动提出两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印度却一口拒绝。看来，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难以停止，军事对抗也无法消除。这必然要为印巴和解蒙上一层阴影，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潜在的破坏因素。
再次，政治上的限制因素将使印巴两国领导人对改善关系持谨慎态度。
目前，印巴两国国内都存在一股以军方为代表的反对印巴和解的势力。拉·甘地欲参加1989年大选，不得不照顾反巴势力的情绪，在改善印巴关系时采取国内各派都容易接受的立场。贝·布托在上台后并未取得议会绝对多数的信任票，为了谋求军方支持也不得不对军方作出让步，在处理印巴关系问题时谨慎从事。
既然印巴两国的矛盾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要融化三尺厚冰，也非瞬间可解。印巴关系将由长期对立向既合作又对抗的方向发展。即使走到这一步，对于年轻的贝·布托和拉·甘地来说，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至于完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