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的讲题是中国先哲的宇宙观。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诸位只消回忆上篇所述的故事，便可知道。那位牧羊人假使说不出宇宙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周游世界究竟需要多少时间，便连教主和牧羊人自身的性命都保不了。
诸位听了这话，不要笑我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它实在严重，并不是我要小题大做，故意夸张。比方说，现在诸位正安坐家中读书，似觉周围的环境与你们的生活渺然无关，地球里面起什么化学变化，天空中间有什么物理现象流行，别的国家作什么野心打算，好像都和你们绝不相干。这种想法是对的吗？不对！
从最浅显的一方面说，假使现在太阳系中忽然来了一个怪星，本着极大的速度，与地球相遇，把地球撞得粉碎；假使现在地层底下忽起一种变动，迸出极热的火力，冲破地壳，把地面的房屋烧成灰烬；假使现在某个国家忽作军事动员，拿着极猛的武器侵略过来，把我们疆土的人口蹂躏、残杀不堪，你们仍旧可以茫然无动于衷，镇定地生活吗？
我们平时寄托在正常的环境里，只觉得自身生活重要，外面环境不甚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稳定、安静，没有遇着危机和严重关头，所以只注重生命的内相，忽略了生命的外缘。其实，脱离了环境，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继续生存，不但正常的生活不可能，就连做梦也做不成！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假使梦中没有世界，再假使梦里的世界没有花园、草地、春光、清气，庄周梦为蝴蝶，又怎能栩栩飞动，自得其乐？拿通俗的话来讲，宇宙就是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宇宙观就是人类对生命环境所下的合理解释。
宇宙本来指着空间和时间，上下四方叫作“宇”，往来古今叫作“宙”，宇和宙连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系统。这在近代科学上是作如此解释，所以一切物体的动静变化，都落在空间和时间里。
这种说法本无大错，但由中国先哲看来，却不甚圆满，因为空间和时间只是机械物体存在的场合，拿来当作全体生命的环境，一部分虽确实如此，另一部分却不恰当。生命除掉物质条件之外，更兼有精神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先哲所谓宇宙，其实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方面，并需使之浑然化为一体，不像西洋哲学往往把它们截作两个片断来看。《易经·系辞传》上虽说“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后来宋儒如张载、朱熹等虽亦有“虚”“气”或“理”“气”分别的主张，但是仍然于“道”“器”“虚”“气”及“理”“气”之间，求得其一贯处。这些说法却不能拿来与西洋精神和物质二元论混为一谈，更不能矫揉削弱，使之倾向于偏狭的精神或物质一元论。
中国人的宇宙是精神和物质浩然同流的境界。这浩然同流的原委都是生命。说明这一点后，现在我想把中国先哲的宇宙观分为下列三层讨论，为便于了解起见，有时会拿中国的思想和西洋的学说对照比较。
（一）中国人的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且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这种说法可叫作“万物有生论”。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现象里边都藏着生命。诸位如果读过《镜花缘》这部小说，便可想象这一层。
当三月三日，昆仑山上王母做寿，连北斗宫中魁星夫人、空中风姨、天上月姊、蓬莱山上的百花仙子和百兽大仙、百鸟大仙、百介大仙、百鳞大仙、木公、金童、玉女，齐来献寿。这种文学的幻想，把世界上冥顽不灵的东西都看作活的现象。哲学虽不能像文学这般具体描写世界的生态，但也不妨假定有一种盎然生气，贯彻宇宙全境。古代希腊若干哲学家、中国历代大哲学家，多作此种想法。
唯有近代大多数西洋哲学家，因为受了物质科学的影响，才认定宇宙是冥顽的物质系统。宇宙只是由质与能的单位，依机械方式，在那儿离合变化。这个说法确实给予科学研究以种种方便，引起许多抽象精密的思想系统，但若根据这科学唯物论来解释人生，反极困难，所以近代西洋哲学家要说明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却非另起炉灶不可。他们总是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画着一道鸿沟，然后再慢慢地设法求联络，也许终久得不着妥当的联络。
中国先哲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则十分圆通。宇宙根本是普遍生命之变化流转，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而毫无隔绝。因此，我们生在世界上，不难以精神寄色相，以色相染精神，物质表现精神的意义，精神贯注物质的核心，精神与物质合在一起，如水乳交融，共同维持宇宙和人类的生命。
中国人和希腊人的宇宙大部分可以拿万物有生论去解释，近代西洋人的宇宙则不能，因为他们往往把宇宙当作物质的机械系统，内中不表现生命。有时遇着生命现象，也还要化为物质条件来研究。这种说法不妨叫作“万物无生论”。
中国先哲不常用“宇宙”这个名词，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宇宙看作机械的空间和时间系统。我们在经书、子书上，常遇到天、天地、乾坤、道、自然、阴阳、五行、虚、理、气、心一类的观念。至于其他形容宇宙属性的名词更多。这些观念和名词含义虽各不同，其实都是说明宇宙的理体和秩序的。
我们如果执着这些差异的名词，不求会通，那么，中国先哲的宇宙观几乎是纷乱如麻的。但是，我想这种种不同的说法，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点上去。这便是：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无一刻不发育、创造，无一地不流动、贯通。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篇）
《易传》的作者更以大生之乾，广生之坤，合而言之，称颂天地之大德曰生。
老庄列子所谓道，显然是生天生地，衣养万物的母体（参考老子《道德经》上篇，《庄子·大宗师》，《列子·天瑞》篇）。
墨子尝说：“天欲其生而恶其死。”（《墨子·天志》）
孟子有知性（性古训生）知天之说，汉儒赵岐注《孟子》，亦曰：“天道荡荡乎大无私，生万物而不知所由来。”
秦、汉儒生多笃信阴阳五行之说，不免拘泥于形气以谈天，似近乎唯物论，但仍旧把积气之天，与积形之地，看作“万物苍苍然生”（《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尔雅》郭注）。于是有“天地含情，万物化生”（《易乾凿度义》，与《列子·天瑞》篇同），“万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载”（伏生《尚书大传》），“天地有合，则生气有精矣”（韩婴《韩诗外传》），“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许慎《说文解字》），“天者施生”“地者元气之所生”（班固《白虎通》），“天之为言陈也，……施生为本，转运精神”（《尔雅·释文》引《礼统》），一类的万物有生论。
后来，宋、明儒者更是发挥了这种主张。朱子“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一语，可以总括汉、宋儒家的说法。张载所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正蒙·太和》篇）也是贯通众说，以形容宇宙间神化的生命。至于程（伊川）朱、黄勉斋、薛敬轩同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朱熹《仁说》），更是透澈。程伊川、王阳明说心说仁到精微处，也是体察天地人物的“生道”或“生意”（《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张绎录程伊川语；《传习录》及《大学问》）。
后来，戴震更说：“气化之于品物，可以一言尽也，生生之谓欤！”（《原善》）大抵中国先哲观察宇宙，不肯像近代西洋思想家固执无生边见，总是要统观“天地生物气象”（《近思录》卷一引程明道语）。
（二）中国人的宇宙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其形质虽属有限，而功用却是无穷。我尝说，这是体质的有限观，功用的无穷观。关于此层，也可以引西洋学说以相比较。
希腊人好把宇宙看作具体的东西，故从空间上想，上下四方是有限制的，从时间上想，古往今来也是有始终的。至于近代西洋则不然，各种抽象的几何，分析空间的构造，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天文学家运用大望远镜，观察太阳系统、恒星世界和星云世界，觉诸天之外，更有诸天，于是推论宇宙之范围，广漠无涯。假使拿数字来计算空间的直径，简直大得骇人听闻。
再就时间说，则现在之前有过去，过去之前更有过去，一直推到无穷的过去，现在之后有将来，将来之后还有将来，一直推到无穷的将来。
中国人多就“云盖”之下，“四海”之内，设想宇宙，故空间的范围并不很大。再就时间而言，由远古数到将来，倘若依邵康节的“世、运、会、元”（三十年为世，十二世为运，三十运计一万八百年为会，十二会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元）来推算，至多也不过数十万年。
这样说来，中国人的宇宙，就其形体而言，可算是有限大，然而这有限大的形体，只是中国宇宙观的一方面。另外，反倒表现功用的无穷观。这却怎么可能呢？中国人一向具有一种天分：凡是遇着有障碍、有形迹的东西，并不沾滞，总是把它们化作极空灵、极冷虚的现象，掩其实体，显其虚灵。这真是我们中国人在哲学思想上所表现的特别本领。
《易经·象传·大有》说：“大车以载，积中不败。”老子也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世界上许多东西的功用都不在实体，而在空虚。茶壶所以能装茶，汽车所以能乘客，房屋之所以能住，都是因为茶壶、汽车、房屋里面是虚而不实。一着实了，即生障碍，功用便甚有限。
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他又说：“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朱子也极明白这种道理，他说：“盖自本体而言，如镜之未有所照，则虚而已矣，……至语其用，则以其至虚而好丑无所遁其形。”（《朱文公文集·舜典象刑说》）老子说“大方无隅”，墨子说“方不障”，都是实者虚之的道理。
宇宙虽有形体，却不生障碍，我们之所以能使有限宇宙的形体，表现无穷空灵的作用，其秘诀就是在损其体、去其障、致其虚。
再有一层，近代西洋几何学上有一种有趣的理论，亦还请诸位注意。诸位可在笔记簿上画一个点，然后以这一个点为中心，再画一个圆圈。假使我们把这圆圈当作一个球体，它显然是有限大的，是不是？现在，让我们假定这球体上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它们只有长、有阔而无厚，辗转往来在球体上游行。不管向前跑到什么地方，总是周而复始，毫无止境。有限体可以生无穷用，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庄子最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说：“执其环中，以应无穷。”《中庸》上面也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大道理。不偏为中，相应为和，中国人之所以能将有限的宇宙形体化作无穷的微妙作用，就是因为我们放眼观察宇宙，处处都中正不偏，所以能够使万物感应以相与，生出无穷的和悦之气来。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我们能守中和美德，绝无偏倚，毫不狭隘，保持大本，遵循达道。在宇宙的广场上，不但无止境，在生命的前途中，更有无穷时，真所谓“无入而不自得”了。
（三）中国人的宇宙，穷其根底，多带有道德性和艺术性，故为价值之领域。这一层也与西方哲学思想迥然不同，希腊哲学家诚然也有人把宇宙当作价值的境界，但是他们的宇宙大半分两层，在宇宙低层——物质境界——只有罪恶，而无至善，只有伪美，而无纯美。所以，希腊人讲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总是要超脱物质世界，而归趋神境。
近代西洋人，从科学的立场上看，宇宙纯是自然现象，转运不已的历程，无善恶美丑可言，假使提到价值观念，便也要像宗教哲学家或艺术家，先超脱物质世界，再来说话。他们必须化除物质世界，创设一个超自然的境界，或艺术幻想的境界，然后，价值的观念才有所凭借。
我在前面已说过，中国先哲把宇宙看作普遍生命的表现，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至于浑然一体而毫无隔绝。一切至善尽美的价值理想，尽可以随生命之流行而得以实现。我们的宇宙是道德的园地，亦是艺术的意境，《易·系辞传》一则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再则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之善配至德。”三则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老子虽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感叹，后起的道家于是化宇宙为自然之常行，而弃绝善恶观念，但是老子的本意，并不反对宇宙之有道德性，只说宇宙尊道而生，贵德而成，“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下篇，第五十一章），煦煦为仁的天志，孳孳为善的天意或许没有，然而道与德却是宇宙的真性实相。
至于艺术价值，在宇宙中则极普遍，所以庄子常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汉儒虽多主阴阳五行以形容自然之气化行相，近似自然主义，但以五行配五德的学说，则所在皆有，尤以董仲舒、班固、郑康成、赵岐等最为显著。宋儒继承《周易》《论语》《中庸》《孟子》之说，发挥“天理流行无间，为仁之体”（陈北溪语）。“天体物不遗，……无一物而非仁也”（张载《正蒙·天道》篇）。“善者，天地之性也”（张南轩语）。“元亨利贞仁义礼智八个字，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充塞天地，贯彻古今”（薛敬轩语，见《广近思录》卷一）。“天地之间，理一而已”“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子语，见《续近思录》卷一）。
如此说来，宇宙一切的现象都含道德之价值，故可说中国人的宇宙乃是道德的宇宙。清儒戴震对于此层更说得极透彻，他在《原善》中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条理之秩然，礼至著也，条理之截然，义至著也，以是见天地之常。”由此可知中国先哲处处要从价值的根源，说明宇宙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