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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哲学

第四章 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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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二章里面,已经说明了中国宇宙论的精义,在第三章里面,则提到了中国人性论的要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世界如舞台,人生如戏剧”,这不只是门面话而已,《剧场艺术》一书的作者柯瑞格(gorden craig)说得好:“剧场,是整个生命之美展现的地方,它不只代表世界的外在美,也蕴含着内在美与生命意义。”(注一)

宇宙好比一个剧场,美轮美奂,背景华丽。剧场中的色彩配合线条,线条配合剧情,在在都为了加强效果、拓展美感,促使一切栩栩如生,令人顿兴神思,产生种种优雅、庄严或雄奇的情绪。人类好比这剧场里面高贵的演员,人性则好比可歌可泣的剧情,透过诗词一般丰富的感情、散文一般考究的美姿,或歌唱一般丰富的感情,而得以淋漓尽致地表露无遗。换句话说,剧情必须适应舞台,而舞台也必须配合剧情。一出戏剧若要表演精彩,剧情与舞台便必须搭配得当、相互辉映,同样的情形,宇宙与人生也应如此——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否则人类将会与他们的住所扞格不入,倍感疏离。

关于这一层,我愿再以中国的学说与西方思想对照比较。我认为人和宇宙的关系可以分成下列几种看法:

(一)从希腊人看,人和宇宙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和谐,譬如在主调和谐中迭合各小和谐,形成“三相迭现”的和谐。

(二)从近代欧洲人看来,人和宇宙的关系则是二分法所产生的敌对系统,有时是二元对立,有时是多元分立。

(三)从中国人看来,人与宇宙的关系则是彼此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中道。

上面的讲法可能看似抽象,那就让我们再用具体的比喻。假定有一个圆心系统,其中包括九个同心圆,外面的三个分别代表:(1)神性的超绝领域;(2)特定的星球系统;(3)包括地球在内的星球系统。这三个圆圈合起来的次序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宇宙”(注二)。而中间的三个圆圈合起来则代表社会的整体。据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所说,这整体又由三个分明的阶层形成,里面的三个小圈则代表人性的三分法“知”“情”“意”,共同在公正的原则下和谐搭配。

柏拉图对此说得很清楚:“我们教导各城邦要公正,促使城邦的三大阶层都能各尽其责。”“个人亦然,我们可以假定在人类灵魂中也有与城邦相同的三大原理。”(注三)“因为他的心已经安顿在真实的万有上,所以不会轻视地球上的事务,也不会怨天尤人、与人为敌;他的眼睛望着永恒不变的理型界,在那上面他既不会看到彼此斫丧,也不会看到相互残害,而是所有事体都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根据理性而井然有序地运转;所以他也奋然效法,正己尽性,据此以肯定他自己。”“哲学家驰神入幻,怡然与太虚次序相合,所以自己也能秩然有序,浃化神性。”(注四)

所以,希腊人视宇宙为含三为一的和谐,天包其外,人居环中,国家、社会则连系其间,形成“一体三相”的和谐。也就是说,宇宙里面有三个圆圈,分别代表社会三阶层,再里面还有三个圆圈,代表人性三要素。如此宇宙包括社会,社会又笼罩个人,大圈套中圈,中圈套小圈,相互连环,恰像一曲优美的音乐旋律。三相贞夫一体,这就是部分与全体互相配合的和谐。在这种情形之下,诸位可以看出,用这三层连环套来图解希腊的宇宙论可说相当贴切。

但对近代欧洲人来说,自然与人性之间却永远有一条鸿沟。在他们的思想习惯中,看不到宇宙和人生还能彼此融通的道理,在科学与哲学中更是如此。我在第一章中已经充分地指出了这点,唯一的例外倒是有些诗人因为天才式的灵机,才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合一:

我恳切地确认,

在伟大的自然力量中——

不论它有生命或无生命,

是部分或全体,

都能与我血脉相连,一体互通。(注五)

然而,即使是诗人,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不是一种客观的发现。柯勒律治(coleridge)在一七九七年写给塞沃尔(thelwall)的信中便曾说道:“宇宙的本身,只是一些小事物的累积……但我心中的感觉,却认为宇宙是伟大的,仿佛是浑然一体、不能分割的。”雪莱虽然说过:“道德的伟大之处在爱,在奉献忘我,在浃化至美,但这种至美只存在于冥思、懿行或高洁的人格,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所本有。”但即使是这一点客观倾向,也在《失利安和马达洛》(julian and maddalo)一诗中荡然无存了:

除了在我们的心灵中,哪里还能找到真理、纯爱与至美呢?

所以我曾指出,“对立感”乃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特性,影响所及,促使他们的生命虽然充满起伏之趣,但更充满紧张与苦恼(注六)。本文并不打算在此深入讨论,然而我们却可以拿孩童的跷跷板比喻这种对立感,虽然跷跷板中间的厚板在维持平衡,但孩童的乐趣却在使它不平衡。当孩子们坐在跷跷板的两端,跷跷板的两头便会忽高忽低、忽上忽下,起落不已。固然,在这种对立状态也可以感受到某种一体性,正如下面这首歌所唱的——

看那自然界大化流行,无穷无尽,

促使万物阴阳对称,

再看那生命之流,

最小的单位,也成对偶性。(注七)

只不过,在上述跷跷板的游戏中,这种对偶之爱又能持续多久?它可以永久保持对立而不相互冲突吗?当一对孩童玩腻跷跷板后,任何一位都有可能不耐烦而去,那时将会如何?随便哪一端都会突然上冲或下跌,可想而知,那时留下来的将是哭闹、争吵,甚至打架。

我们不妨再举个例子。当人们围桌聊天时,若是知己谈心,自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但若走入乒乓球的比赛场,就会觉得气氛完全不同了。一旦开球之后,两个朋友或两个选手登时展开拉锯战,此时他们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互相攻击。双方都是剑拔弩张、钩心斗角,为了求胜而要打败对方。这时,不只比赛的双方是“死敌”,要拼个你死我活,即使参加的啦啦队,也都是壁垒分明、抗争不休。

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向具这种“二分法”的本能,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彼此敌对。所以,整全的人格被划出“身”“心”之分,便很难再贯通,像近代知识论的理论即然。另外,完整的国家也被分化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仿佛两者永远在对立与互斗,试看西方近代史即知。全体宇宙又被割裂成表象与实体、现象与本体,或者自然与超自然,不论名目如何,都是先一分为二,然后便很难再和谐沟通。这种思想,一旦执而不化,便会使西方人与自然格格不入。

然而,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人与宇宙的观念,却是充满圆融、和谐的。人的小我生命一旦融入宇宙的大我生命,两者同情交感一体俱化,便浑然同体、浩然同流,绝无敌对与矛盾,这种广大的同情很难言传。所以,我愿以一首情词来作比喻,这首情词是元代才女管仲姬送给她丈夫名画家赵孟頫的:

尔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

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试看上面所说的情侣,是何等浓情蜜意、如漆似胶!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人和宇宙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浓郁亲密、毫无隔阂。诸位在中国哲学几乎处处可看到这种想法。为了证明这点,我下面愿先引述一些原典作为例证,然后再阐述其中的通性: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注八)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注九)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注十)

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注十一)

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注十二)

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注十三)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注十四)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注十五)

天大、地大、人亦大。(注十六)

君原于德而成于天。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注十七)

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知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注十八)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注十九)

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及上类。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注二十)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注二一)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注二二)

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形也,故曰达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盖亦莫非此理之全。……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注二三)

人盖未始离乎天,而天亦未始离乎人也。(注二四)

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为人自小了,若能自处以天地之心为心,便是与天地同体。(注二五)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注二六)

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则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注二七)

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注二八)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注二九)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注三十)

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注三一)

“尔只在感应之几上看……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心……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注三二)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注三三)

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注三四)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条理之秩序,礼至着也;条理之截然,义至着也,以是见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继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则与天地继承不隔者也。……明乎天地之顺者可与语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与语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与语。”“天地之德可以一言尽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尽也,仁而已矣!”(注三五)

上面引述了许多的原典,足以证明在中国哲学家的心目中,人与宇宙处处融通一致,形成了一个广大和谐的系统,这个和谐关系正是传统中所说的“天人合一”。若进一步分析,则又可看到不少类型。在张采田先生的《史微·内篇》中,他曾指出中国思想的发展,在汉代是个很大的分水岭:在那以前是纯正、伟大的哲学思想,对“人”的看法并没有妄自菲薄,人与天地一般大、没有自小;但从汉代以降,异论杂陈,樊然殽乱,哲学慧命不复纯正、清澈,才开始有阳儒阴杂的思想贬抑人性。这些史实对我们讨论的主题很有意义。

一般而言,在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天人和谐的关系可分成六类,其中一半属于早期儒、道、墨三家伟大的系统,另一半则是汉代以后所次第完成,仍以儒家为主,而涵摄其他各种和而不同的思想。

前者与后者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其和谐关系都建筑在天人合德、生生不息之上,这个天人合德的关系可称为“参赞化育”之道。简单地说,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道之生命力翕含辟弘,妙契宇宙创进的历程,所以两者足以合德并进、圆融无间。为求简明,我将以一系列的图例来说明这些关系。

图示一

(一)原始儒家:人类参赞化育,浃化宇宙生命,共同创进不已。

图示二

上图代表广大和谐的宇宙,人(m)不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创造中心,以宇宙之心为其心,作为创造的原动力,然后沿着cm线,向前创进不已。上面的半圆代表“天”的领域,由天之道挟其无穷生意以贯注万物,一切物质与精神乃能在此生机弥漫之中浩然同流。上面小圆的中心h,代表无穷的原动力,沿ch线表现其原始的生命冲动,也就是万物资始的“大生之德”,然后沿着he线渐次贯注地面,使之渐渍感应,继承不绝。而地面在不断承受天的创造力量后,在e——地球——所代表的孕育力量,一方面沿eh来绵延持养原始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沿ce表现其化育万物的“广生之德”。如此合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盎然充满生机。而he与eh中间所包容之处,就是人的伟大存在,受天地之中以立,兼天地之创造性与顺承性,故能效天法地、自强不息,化为积健为雄的伟大行动。从c点开始向前运转,则代表着天、地、人三才并进,在宇宙生命的创进历程中,共同发散至大至刚的创造力,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上面这些看法正可说明在儒家中人及宇宙的和谐关系。

(二)道家:环绕道枢,促使自然平衡,各适所适,冥同大道而臻和谐。

图示三

在上页图中,中心的小圆代表宇宙的核心,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众妙之门”,庄子所说的“道枢”。整个宇宙,用现代的话来讲,一切万有——a、b、c、d……都是互相涵摄交织而成的和谐系统,犹如罗素在“六度空间论”所说的“一切视我”(perspective of all perspectives)(注三六)。从本体论来说,“道枢”乃是一切万物归根复命的“上胜理体”(the perspective being),而一切万物如a、b、c、d……等又各自形成“小天地”,各依本性,相待而有。且因其本质具有社会性与相对性,所以不只是自适其适、熙怡独化,除了至德内充之外,还能智照放旷、冥同大道。所以一方面,在任何空间、时间与时空的透视之下,每一个体都能两两相待、彼是相需,故能冥齐物我,更而物物均调、互摄交融,形成一体周匝,了无障碍;另一方面,一切万有又都契入大化之流行,深悟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故能以大道为枢纽,而怡然与化同体。要之,一切大化流行,莫非妙道之行,足以包举万有,涵盖一切,广大悉备,了无遗蕴。因此,大道乃能曲全万物,无所不在。自物观之,一切万有皆沐浴大道之中各适其性、各得其所,所以在本质及尊严上皆系一往平等,而自道枢观之,则一切万物并作,乃因其各依本性,相待而有,大道自身只是致虚极、守静笃,从而无为观复而已,所以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宇宙与人,乃至与一切万物万有,都是广大和谐的关系。

(三)墨子:人与宇宙在兼爱之下和谐无间。

图示四

上面这图的意义是很显豁的,中间的小圆代表“天志”,也就是大天好生之志、兼爱之志,周围的小圆则分别代表不同的个人。这有两层不同的解释,一方面,如果他们彼此兼爱互利,以此尚同天志,就会被许为“兼士”,和原来的造物者一样;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扭曲了生命目的,为了私利而彼此残害,那就会被斥为“别士”,只有迈向死亡与破坏。

(四)汉儒:天人合一,或人与自然合一的缩型说。

在汉代,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但并不是站在同等的地位。人之所以莫不原出于天,因天而生,所以天与自然要胜于人,而人要受抑于天。在附图中,上面部分可以代表是天,以天为首,而底下部分才是人。

图示五

(五)宋儒:人与宇宙对“天理”的一致认同。

在上图中,o代表“天理”所在,oc代表人应走的廓然正道,oa与ob则代表因为人欲所驱,走入偏锋,而与oc的正途背道而驰,ab的曲线代表“人欲”背离中道之处,而oabo的面积则表示“人欲”在“天理”节制下的范围。

上面所说的,如宋儒与部分明代儒家正是如此看法。在某些宋儒中,已有趋势将宇宙二分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物”,并将人性二分为内善外恶。所以,他们的天人合一说多少已掺有形上学的二元论与伦理学的二元论。为了克服这类难题,他们强调在人性上有超越性的天理,这种趋势已在贬抑人性本有的重要性,与原始儒家的风格已不相同。

再说,他们所强调的天理,与人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像周敦颐、张载、程颢与邵雍,是试以“人性“与“天理”同体。人性,是指生命的完成,天理,则指人心昧于私欲时的谴责。再像程颐与朱熹,则是以人性本质的仁心与天理同体,到陆象山绝对唯心论才坚决反对将天理与人欲二分。他将知识、存在与价值一概视作心灵真相的展现,而完成其心灵与宇宙同体的唯心论。王阳明及明朝王学即承此唯心论,而发展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哲学,认为广大同情之心照烛万有,晖丽一切,备天地而兼万物,其胸中一体之仁与良知当下即可证验无遗。所以依此论据,而自觉身、心、意、知及其对境皆能相互连贯,两端消融而顿成一体。

图示六

(六)清儒:在自然力量相反相成、协然中律下的和谐。

早期中国哲学的雄健思想,是以人与宇宙的一体创进为基础,但到了汉代,不少思想家只强调阴阳五行谶纬之说,而对“道”在宇宙间普遍贯注的生机不知发扬。如果这一阴一阳的运转创进,能以阳刚的原创力引发阴柔的孕育力,则生命气象必能恢宏雍容,德业深远。但是,如果阴阳只成了相互干扰的敌对力量,则生命力必将萎靡不振,相互抵消。他们以为“人性”并不完全是善,所以人类必须先自我调养自然中仁与美的部分(如汉代董仲舒)(注三七),到宋代思想家则很少就天或道的本身立论,他们的注意力多在对比天理之善与形下之恶(也就是导致道德堕落的人欲)。

上述看法颇为纷纭,莫衷一是,到了清代哲学家的反应,也多是自成体系,大约可要述如下:

(1)大宇长宙与实际人生都是赓续不绝的变化历程,一如在汪洋大海中,后浪推前浪,绵延而不尽。

(2)不论宇宙还是人类,其生命进化都是自然力量的表现,若用专门术语来说,就是在流衍的韵律中“运转无穷”。它们的波浪是由不同的许多层次所形成,不只是沿着一条曲线伸展,而是前后相续、往来交接,在起伏互荡的波澜壮阔之中运转其生命动能。

(3)在这些流衍的韵律中,从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分清不同的生命价值。

(4)这些更迭运转的大化流衍,正是大道运行之相,因此形上学的各种二分法乃得消弭于无形。

(5)当“道”贯注于大化生命之中,直透宇宙或人生时,不但毫无隔阂,而且足以旁通统贯,促使一切万有本质具有赓续性,能够浃洽价值据以升中进德,创造不息,终而臻于理想精神。要之,一切万物皆在宣畅“参赞化育之道”,这是此派生命论与价值论的特色。清代很多哲学家具有这些特色,如王船山、颜元、戴震、焦循,以及其他相同气质的儒家皆然。

总之,天人合一的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极重要的结果,这些影响是好是坏,难以定论。但如果从道德生命的立场来看,是极好的,这学说的优点若对照西方思想便更易看出。

古希腊人虽然也体认出某种天人和谐说,但他们认为,人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而宇宙又被二分成理想界与现实界,后者且因是物质境界而一直被看低。人寄生于宇宙中,便自不能浃万化而生善行,所以希腊人要想趋向至善之境,非脱离现实的物质世界不行,特别从苏格拉底以降的超绝思想更是如此。

再就近代欧洲人而论,在惯常的二分法之下,天与人抗衡,无有已时:天的势力大时,便要压制人类,使之屈辱,人的地位高时,便要征服天行,求为人用。这种天人对敌的形势,几乎支配着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引起许多严重的后果。单就道德一层来看,这些效果已证明对人生伤害极大。

换言之,上述西方的病因在于天人交战,难得和谐,天之美德,人不能共有,人之善行,天不能同情。于是,人生于天地之间,其善不能与天地继承不绝,所以西洋人的道德,只靠个人主观的特立独行,不能在宇宙间有根深蒂固的客观基础。况且,天人对敌的思想习惯一旦养成,很容易转到人生上来,而引起许多无谓的抗衡,滋生纷争,破坏同情。

其中必然的后果之一,便是引起许多“霸权”的道德观,近代历史已经证明“欧洲人”(当然也有例外)往往好行不义,强以为仁(注三八),这种“道德”算是什么道德?尼采曾经语重心长地慨乎言之:

善的存在条件是错误的。

这是道德的定义:“道德是颓废的癖性,由于想对生命自我报复才起”,这定义(对近代西方的写照)真是入木三分。

“道德即吸血”,这是(近代西方的)一个新显示!(注三九)

道德正如地球其他事物一样不道德。道德,在其中就有不道德的形式。(注四十)

然而,中国哲学的看法却不同,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为大生,万物资始,地为广生,万物咸亨。合此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其中生气盎然充满,旁通统贯,毫无窒碍。我们立足宇宙之中,与天地广大和谐,与人人同情感应,与物物均调浃合,所以无一处不能顺此普遍生命,而与之全体同流。

我们所安身的宇宙,就如前面再三所说,乃是生生不已、新新相续的创造领域,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任何生命的冲劲,都无挫败的危险,任何生命的希望,都有满足的可能,任何生命的理想,更有实现的必要。所谓“保合大和,各正性命”(性训生),才是我们宇宙全体应有的生命气象。

正因中国民族慧命寄托在此伟大而美满的宇宙,所以才能效法宇宙的伟大、美满,顶天立地,奋进不已,而趋于至善。纵然民族生命间或遭受外来的胁迫,险象环生,但我们更能取法天地万物之心,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所谓危机,危机,危中有机,正是天地生物之心的最佳写照。

要之,拿我们的学说来和古希腊和近代欧洲来比较,我们可以确切地肯定:我们所了解的宇宙,是可能的宇宙中最好的一个,我们所体会的生命,是一直上进、向善的生命;没有任何宗教思想,可以使我们看低宇宙的价值——即使是其现实部分亦然,也没有任何科学推论,可以使我们否定人生的意义。我们自觉已经充分地把握住了宇宙的人生之美与伟大,所以在宇宙中,我们脚跟站立得非常稳定,而我们人生哲学的基础,也确立得非常坚实。

中国人的做人,不是只为生活而已——二足而无毛,我们的哲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做人贵乎遵循道本,追溯天命,以领略宇宙间创造精神的伟大气象,得其大慈、至仁、兼爱之心,袪除偏私、固蔽、偏执之见。然后,才能博大恢宏、晖丽万有,显出博厚、高明的真性来。

中国的大人、圣人,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同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如果宇宙间的普遍生命有任何斫丧、任何堕落,或任何缺憾,便足以阻碍人道之止于至善。中国道德人格的同情心是博施普及,旁通统贯的,若有一人伤其生、有一物损其性,即是我们做人未尽其善。这确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伟大所在,我们生为中国人,为了救人救世,便绝不能丧失这种伟大的精神。

中国人做人,绝不是枝枝节节的只做人的这一边,做人的那一边,或只做一个完人的几分之几,而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完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最看不起“小人”——自甘堕落的人。这小人只是一个完人的小数点,瞬即萎缩消逝,只有真正的人——真人、至人、完人、圣人,才是道德人格中最值珍贵的理想。他们共同追求的,正是要摄取宇宙的生命来充实自我的生命,更而推广其自我的生命活力,去增进宇宙的生命。在这样的生命之流中,宇宙与人生才能交相和谐、共同创进,然后直指无穷、止于至善!这就是中国民族最可贵的生命精神!

【原注】

注一:引自arthur symons, studies in seven arts,页二三一。

注二:柏拉图:《蒂迈欧篇》(timaeus),30,36-37, f. m. conford's tr.

注三:柏拉图:《理想国iv》,435, jowett's tr.

注四:同前:vi,500.

注五:r. browning,prince hohenstiel-schwangau.

注六:请参考方先生著《哲学三慧》。

注七:帕物穆尔(coventry patmore),《家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 bk2. prelude 2.

注八:《易经·文言传》。

注九:《礼记·礼运》。

注十:《礼记·中庸》。

注十一:《孟子·滕文公上》。

注十二:《孟子·尽心上》。

注十三:《墨子·天志》。

注十四:《荀子·性恶》篇,卷十七,第二十三章。

注十五:《管子·五行》篇,卷十四,第四十一章。

注十六:《老子》,第二十五章,许慎《说文》更引申之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天象人性。

注十七:《庄子·天地》篇,卷五,第十二章。

注十八:《庄子·天道》篇,卷五,第十三章。

注十九:《庄子·大宗师》,卷三,第六章。

注二十: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人副天数》篇说明天人合一更是详尽而具体,其他汉儒如毛公注《诗》、班固释礼乐,郑康成注《中庸》,赵岐注《孟子》,也可看出同样思想。

注二一:张载,《西铭》。

注二二:朱子,《仁说》。

注二三:朱子,《中庸》首章说。

注二四:朱子,《太极说》。

注二五:尹和靖,《论张子西铭》。

注二六:程明道语。

注二七:饶双峰,《论西铭》。

注二八:陆象山,《与朱济道书》。

注二九:《陆象山文集》,卷二十二,《杂说》。

注三十:《阳明集要·理学篇》,卷二,《语录》。

注三一:同上。

注三二:同上。

注三三:《阳明集要》,《大学问》,又答季明德聂文蔚两书亦意同。

注三四:同上,《与黄勉之第二书》,又《答顾东桥书》亦意同。

注三五:戴震:《原善》上。

注三六:罗素,《哲学家的科学方法》,pp.88ff,111ff.

注三七: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一章,页四四,四六,四九,五六,七七至七八,八〇。

注三八:cf. r. tagore, creative unity, pp. 96-99; b. russell, sceptical essays. chs. 8-9; p. tillich,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t. 2. ch. 1.

注三九:nietzsche, werks, bd. 5, ecce home,alfred kroener verlag. leipzig, sn. 402, 408.

注四十:nietzsche, werke, bd. 6, der wille zur macht, 308 s.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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