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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平议

孔子平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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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今學術之概括,有儒者之學,有九家之學,有域外之學。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各思以學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學,則印度之佛,皙人物質及精神之科學,所以發揮增益吾學術者。三者混成,是為國學。印度、歐洲,土宇雖遠,國人一治其學,螟蛉之子,祝其類我,佛教之發揚於中國,已有明征。西土文明,吾方萌動,未來之演進,豈有窮期!以東方之古文明,與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結婚禮,神州國學,規模愈宏。愚所祈禱,固不足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學術代表中國過去、未來之文明也。

以孔子統一古之文明,則老、莊、楊、墨、管、晏、申、韓、長沮、桀溺、許行、吳慮,必群起否認,開會反對。以孔子網羅今之文明,則印度、歐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風馬牛不相及。閉戶時代之董仲舒,用強權手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關時代之董仲舒,用牢籠手段,附會百家,歸宗孔氏。其悖於名實,摧沮學術之進化,則一而已矣。漢武帝以來,二千有余歲,治學術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數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萬能之思想。謂孔子稱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見《列子·仲尼篇》)乃與佛教精神相往來;《禮運》言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符於世界未來之文化。此種理論,是否合於事實,非愚所敢武斷。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發為預言,遂使遠方學術,一一納諸鄒魯薦紳先生之門,漢武帝復生,亦難從事於斯矣。聖哲之心理雖同,神明之嬗進無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國人正無須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題,以牽引傅會今日學術,徒失儒家之本義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創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諸仲尼之手。沮誦、倉頡,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學說)。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煥發,睿思幽渺,靈耀精光,非一時一人之力所能備;文字為一切文化之結晶,尤難專功於一人。故西方言希臘、羅馬文字者,不詳始作之人。中國文字,亦復如是。故學者言文字起原,其說不一:有謂始於庖犧者(許慎《說文解字》序);有謂始於容成氏、大庭氏者(《莊子》雲: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有謂始於無懷氏以前者(《管子·封禪篇》);有謂始於倉頡者(《鹖冠子》、《呂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則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此言古人作書者眾,不過倉頡集其大成,所以獨傳。人文孟晉,決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創造,歸美倉頡,猶且不可,況倉頡二千年後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周秦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於六書。試舉許氏《說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說證列於左:

王 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士 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

璠 孔子曰:美哉璠與,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學勝。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貉 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

烏 孔子曰:烏,於呼也。

幾 孔子曰:人在下,故詰詘。

犬 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

六書綱要,在形、聲、訓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謂尊孔子者,與其奉以創造文字之虛名,無寧揚其精深六書之實德。為政之道,先以正名。鄭氏註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文字為一國文明之符號,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於文字之學,知其關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國並起,文字錯亂,實以中國文字,本不統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國有各國之文,學者不便,莫甚於此。其後大儒李斯相秦,統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說。中國文字統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誠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賜矣。

古代學術,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僅創造文字不必歸功孔子,即各家之學,亦無須定尊於一人。孔子之學只能謂為儒家一家之學,必不可稱以中國一國之學。蓋孔學與國學絕然不同,非孔學之小,實國學範圍之大也。朕即國家之思想,不可施於政治,尤不可施於學術。三代文物,炳然大觀,豈一人所能統治?以列國之時言之,孔子之學與諸子之學,門戶迥異。讀周秦典籍者,類能知之。班固《藝文誌》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各家發源不同,學說主張因以絕異。儒家遊文於六經,幹說諸侯,以此為質;而道家則以六經為先王陳跡,不合當世采用;法家亦謂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必致削亡之禍;墨家則不遵孔子刪訂之六經,而別立六經。此異於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於仁義之際,而道家則曰: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又曰: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法家則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此異於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則以為伊尹無變殷,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管仲無易齊,郭偃無更晉,則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謂古者,皆嘗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貴同而貴治(道家以上古之世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說似相矛盾);保守主義終不能戰勝進化主義,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後王。此異於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終追遠,厚葬久喪,而墨家則主張三月之喪、三寸之槨;道家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賫送,螻蟻何親?烏鳶何疏?皆言薄葬短喪。此異於孔子者四也。儒家樂天順命,以法自然,此近於道家之無為,而悖於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勢;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與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異於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註重農圃。而道家、農家均貴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遙物外,保全廉恥,不為卿相之祿所誘;下可以仰事俯畜,免於饑寒,不為失業之遊民。許行且倡君臣並耕,禁倉廩府庫以自養,舒其平等偉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墾令,貴耕稼,惡談說智能。此異於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質,重視形而上之道,賤視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為攻戰守備之用;墨家長於制器,手不離規矩,刻木為鳶,飛三日而不集;斫三寸之木,以為車轄,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賴以不墜。此異於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僅舉其大者。各家學術,皆有統系,綱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點,何可勝道!莊子所謂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當時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塗,風猋雲疾,競爭紛起,應辯相持,故孔子不得稱為素王,只能謂之顯學。

證以事實,孔子固不得稱素王。若論孔子宏願,則不在素王,而在真王。蓋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規模宏遠,欲統一當代之學術,更思統一當代之政治。彼之學術,所以運用政治者,無乎不備。幾杖之間,以南面事業推許弟子。《說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鹽鐵論》曰:“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是孔子弟子,上可為天子諸侯,下可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又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此明以文王自任,誌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幹說七十二君,而不以為卑;應公山弗擾之召,而不嫌其叛。後人處專制時代,不敢公言南面之誌,或尊為素王,或許以王佐,豈非厚誣孔子?孔子以後,有二大儒:一曰孟子,一曰荀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荀子嘗自謂德若堯、禹,宜為帝王;遺言余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可見孟、荀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負。列國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鉤用。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誌,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見於此,遂沮書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諸空言,且行之事實。如田常篡齊,子貢、宰我頗涉謀亂之嫌疑。《史記·弟子列傳》:“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則田常之謀齊,宰我、子貢均為謀主。”《莊子·盜跖篇》言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胠篋篇》言:“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並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察莊子之言,是孔子亦與聞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俚亂乎衛,陽虎亂乎齊,胇肸以中牟叛,漆雕形殘。莊子又言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由諸家所說,子貢、宰我、陽虎、胇肸、漆雕開,皆欲據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學。此處於專制積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湯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稱道其仁。儒家用心,較湯武尤苦,而誅殘賊、救百姓之績,為湯武所不逮,以列國之君,罪浮於桀、紂也。墨翟、莊周不明此義,竟以亂黨之名詞誣孔門師弟,千載以後,遂無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義,湮沒不彰。愚誠冒昧,敢為闡發,使國人知獨夫民賊利用孔子。實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願,誠欲統一學術、統一政治,不料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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