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袁应笑
图 | 网络
清华人看到这个标题，一定会回答西门向西一百米。而北大人回答“清华距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一定会回答“东门向东一百米”。
中国人默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无过乎牛剑哈耶。这个标题实际上有些误导，仿佛我的论点，是牛剑哈耶即标杆，而北大清华比之哈佛耶鲁有多么多么不济。不是这样的。我要为北大清华并不显著的世界排名说话。
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世界大学排名，如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新闻周刊》排名一类，很大程度上看的是一所学校发了多少论文，在哪里发的论文，以及论文被引用几次——用中文发论文是没有用的，因为除了美国学校里学中文的那些笨蛋，没人会来看中文论文。即使是如上海交大这样的本土学术排名机构，仍只看英文论文，因为它的存在目的，在于找出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加快“中国一流大学”建设进程。这个排行出炉后，立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开启了一个给大学排名的时代。
可是，“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里的“国际社会”，简直是一个跟“人民群众”一样意义蹊跷的神奇概念。国际社会，谁是国际社会？如果说是除中国以外的人们，那么，非洲的食人族同学撰文认可这个排名了吗？南极打豆豆的企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可了这个排名吗？水深火热中的伊拉克人民认可了这个排名吗？表示认可的，不过美国的几个杂志编辑和澳大利亚教授——那么，所谓的国际社会，就是指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白人男同学吗？
一样东西，基本上只要得到欧洲与美国的认可，日韩新澳加等等追随者就会一应认可。我简直能听到一群白种老男人在那儿嘿嘿直笑：这帮不安分的中国人，终于渐渐听话了。
排名中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一个大学的校友和教授获了多少奖。上海交大的排名把30%的比重给了诺贝尔奖与菲尔兹奖获奖人数。
可是，诺贝尔奖究竟是个什么奖？让我们闭着眼睛来yy一下。假设中国正当盛唐，经济发达，军事强大，四夷宾服，万众归心，白种人黑种人和印度人都想把脸涂黄，迫不及待地从世界各地赶来学习大唐文化，妄想毕业后拿到唐朝绿卡，又或通过嫁给长安人拿得国籍，又或挺着肚子来长安生孩子。此时道教的地位崇高，老子被奉为神，“道”被奉为真理，而文学则像后世的科学一样地位不可动摇。这时唐高祖李渊刚翘辫子，留下巨额遗产交给国有钱庄，创立了著名的“老子奖”，分发给在律诗、古风、骈文、散文等各领域具有建树的创作者。
“老子奖”首先颁发给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但是光发给本国人显然不够，总要赏一些给外国人，才能体现大唐的开放包容与“老子奖”的国际性。于是次年的“老子奖”颁发给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李白，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的中文实在修得太好了。接下来的“老子奖”又颁发给了日本僧侣空海，因为他虽然信佛教，却为帮助日本人民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做出杰出贡献。此后又陆续赏给新罗和吐蕃的使臣，虽然他们的律诗写得很一般，但是他们年年给唐朝上贡，总要发个“老子奖”以示赞许。
最后问题来了，给不给西突厥人发呢？他们不但不好好学习大唐文化，还对无知民众进行洗脑，在丝绸路上发动暴力恐怖案件，破坏国际社会和谐稳定。“老子奖”委员会经过激烈讨论，决定第一年先发给反对西突厥的东突厥人，次年又发给从西突厥逃出来的叛徒——此举引起西突厥民众的愤怒抗议。这正在“老子奖”委员会的意料之中，委员们便欣欣然对西突厥表示安抚，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老子奖”颁发给了一位会写中文的、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西突厥意见领袖。西突厥虽然在武力上暴动，在心理上却十分含羞地向往大唐文化，于是拿了“老子奖”后，举国同庆，之前对大唐的怨念也烟消云散了。
莫言获诺贝尔奖，并不简单只是中国文学被承认，而是中国本身，正在被以欧美主导、而排除非洲土著、伊拉克反对派和南极企鹅的国际社会所接纳。诺奖刚发给反华人士，转而又发给被中国官方所认可的文化代表——这完全是打一个巴掌又给果子吃的有意诱导。就像美国大学课堂怎么着也要弄一两个有色人种坐进教室一样，一个全是白人的课堂不足够体现它的民主、公正和包容。但是，仅仅把有色人种弄进来并不够，还要培养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每天早上照镜子时都自残形秽，怨恨他妈为什么没把他生成白人。
我对科学工学知之甚浅，但仅就人文社科而言，在知识生产的学术领域，存在这样一种等级。有人生产理论，有人应用理论。就好比纽约的时装设计师提供图纸，而中国的工人拿图纸加工；又好比硅谷负责生产创意，而中国的电子厂商忙不迭地开始山寨。从18世纪起，欧洲开始生产现代理论，并逐渐向世界输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战火从欧洲一直轰轰烈烈地蔓延到中国，也彻底烧毁了中国本土的旧有信仰与秩序。无论是亲英亲美还是亲苏，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传统的立场是一致的。于是开始大革命，一革就是一百年。
一个处在理论生产链末端的加工者，想要跟理论的生产者叫板，就好比福建血汗工厂的工人想要跟纽约的时装设计师叫板，好比深圳的富士康要跟硅谷的苹果总部叫板。北大与“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有差距，那就是富士康与苹果的差距，应用者与设计者的差距，规则遵循者与规则创造者的差距，选手与评委的差距——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所以，错不在北大。
北大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的那一天，是中文成为学科语言，中国文化成为风尚，而中国成为规则制定者的那一天。恕我悲观，这一天不可能到来。如果说在文革结束之前，是西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彻底革命了中国旧有知识的传承方式，那么到今天，以英语为基础的学科语言已经彻底重塑了中国的学科构成。
文学、哲学、法律、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这些在西方世界被确立的学科分野，在中国，被毫无批判地接受过来。我们接受了社会进化论，将历史切割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我们接受了马克思阶级理论，以此解读《红楼梦》的主旨在于反映走向没落的封建历史；我们拼了命地拿弗洛伊德套陶渊明，拿尼采套庄子，拿苏格拉底套孔子，拿诞生不过两百的马克思，套华夏五千年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从此我们接受一连串浑身长毛的白人男子为我们确立的世界观，从“愚昧”走向“现代”，并称之为“启蒙”。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理性，相信自由民主。我们不再相信天圆地方，不再相信祸福因果，不信佛也不信道，不信有上苍。
这种重塑，抑或革命，不独是在学术领域，而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进入信息时代后，这个同化的进程从被动走向主动。一样新事物在西方被生产，到在中国被接受，速度已经快到令人发指。
百度复制谷歌，百度百科复制维基百科，人人复制facebook，淘宝复制amazon，优酷复制youtube，58复制craiglist，中国好声音复制荷兰好声音，爸爸去哪儿复制爸爸我们去哪儿——在一个从学术，到文学，到网络，到娱乐，到工业生产，这所有的领域，都以复制为其全部创造的国家，你怎么能指责北大清华超不过哈佛耶鲁呢？
伯克利是一个理论的生产者。我在伯克利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被告知，所有理论，黑格尔也好马克思也好，现代主义也好后现代主义也好，都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有它的度量，有它的客体，有它的媒介——有它的局限。没有什么理论或观点可以被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学之所以能够确认自己是科学，必然要先指责对方是迷信——先有迷信，然后才有科学。你又怎么能颠倒过来，以科学而去否定“迷信”？
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我要一个白人的教导，才知道不能无条件接受白人男性为我们设立的世界秩序。有一天，当数学、物理、马克思哲学和进化论不再以真理的姿态出现在课本里的时候，当儒道释的著作被温习，而曾被鄙夷和践踏的信仰死而复生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重新拾回盛唐的荣光。中国是世界一流，中国的大学，也就是世界一流。
文章来自豆瓣阅读专栏，《一直走直到我遇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