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文學史》這個題目，是我一篇沒有做完的文章。我很早就想著手來做；但是因為材料的缺乏，竟使我不願快些把他做出。

在此時研究中國的文學史，是很有趣的。因為這是一篇未完的文章，很需要我們去研究，去盡我們的工夫，因為有許多材料都等著我們來發現，這好像是科學家預備要發明一種科學一樣的有趣。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學，還沒有人做一部文學史，為歷史的研究的。近十幾年日本人研究中國文學的，才有幾部關於東方文學的薯作。此外另有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出來，我們不問他的內容的好壞，但於此我們總可以看出總算有人注意文學史的研究了。白話的文學，中國的知識階級向來不重視他，所以有許多重要的材料都被埋沒了。最近在日本發現了一部《唐三藏詩話》，繼續又發現了幾部宋版的小說。

在我國又有安徽某君刻版小說七種。但這是一種秘密流傳的東西，能夠見到的人很少。宋朝的小說是很重要的，但到如今才有人印刻出來，而善本又很難得到，所以在研究的時候，材料的難收集是一個最大的難關。我們現在的工作，正是要努力於材料的收集和材料的發現。北京大學方面對於材料的收集很是注意，但收集了多年，所得到的非常有限。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對這件工作注意一下。這是我在杭州一個小書店裡發現的一部書，名叫《花影集》。這是一部宋朝的曲子。內容很好，確能在國語文學中占重要的位子。但發現的時間是在一星期前，所以還來不及介紹給人們知道。明宋的文學書很多都失散了，我們知道江浙兩省的人在明朝時很出了些文學家，在調曲文學上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因為沒有人注意，所以很多的材料都已埋沒。收集材料雖然十分困難，但大家不要因此灰心，停止了這種偉大的工作。要知道如果大家都注意這種工作，自然可以互相幫忙，共同努力去發現，那時豈不就比較容易了嗎！我們現在要出版一部文學史，不過是一個起端，總不會是很完善的。所以我編的《國語文學史》，想慢慢的出版，現在先設法多收集材料。

我很武斷的說，我承認《國語文學史》，就是中國的文學史。除了國語文學之外，便是貴族的文學。這種貴族的文學，都是死的，沒有價值的文學。這種專重模仿的古典文學，不能代表二千五百年的文學變遷。他們走著一條很直的路，所以表現的幾乎完全相同，一點沒有變化。而真正的文學卻在民間，一般的民眾都覺得照這樣一條很直的線演進，不能發揮我們的感情，而在無論那個時代，都是一方面因襲著前一代一條直線的演進，同時一方面又有一個不同的曲線的進化。於是由古樂府變為詞為曲，又因曲太短不能發揮深長的情感，遂又產出套數。由套數變為戲曲，南曲，北曲。再進而有宋元明的小說。所謂真正的文學，卻是要拿這條岔路來代表的。我們以前認定那死的直線的演進所表現的是文學的變遷，實在是大錯了。其實照進化論來說，進化不是由一條直線通到底的，卻是這條路走不通了，在旁邊另開出一條道路來，在這條另開的道上走的，才是真正的進化。所以歷史是多方面的發展，絕不是走一條路的，這一點我們不要看錯。所以唐朝的白話文學，南北朝的詞曲，以及唐宋元明各代的小說，才是真正的文學。這便是我所以敢武斷中國國語文學史便是中國文學史的原因，在事實上大家也不能否認的。

還有一點，我們在歷史上可以找出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白話文學的作家，和古文學的作家，很多都是同代的。現在有許多新詩人，如康白情、徐志摩等，但同時也有許多舊詩人，如陳伯嚴等。在文章方面，有胡適之，陳獨秀一般新文學家，同時也有林琴南等一般古文學家。如果我們做起民國十二年的文學史來，還是以胡適之、陳獨秀、康白情、徐志摩這一個新派來代表呢，還是以陳伯嚴、林琴南這一個舊派來代表呢？歷史上的現象，總是一部分是老死不變的。

而能在文學史上成功一個時代的，一定是在當時有一種特別的表現，最近北京大學的教授錢玄同先生曾寫給浙江教育廳長張宗祥一封信，是用很古的古文寫的。但他要給我寫信，一定用白話文，寫給你們的校長黎錦暉先生，一定用拼音文字，我們要給錢玄同作傳的時候，一定不能拿他的文言文來做標準，因為他這種文言文，只是一種含有惡意的文章，而他的思想的正統卻是在白話文上的貢獻。又如黃庭堅（山谷），他在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詩都是古典的，但他做的小詞，不但完全用白話，而且常用土話。我們現在用分身法來看黃山谷，把他的古典文學江西派拉去，剩下的完全是高興的時候，寫出來的白話作品，或是做給妓女唱歌的小詞小曲，那才是真正的黃山谷的文學哩。由此看來，不但一個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就是一個人也有許多的不同啊！我們要做文學史的，卻應當拿這種不同的，特別的表現為標準。

上面許多話，都是本篇的緒論，在說明要研究文學史的，第一要注意材料的收集；第二說明中國國語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第三就是說明做文學史時要曉得的標準。下面我們再來談文學史的本身。

我們要問一問白話文學是怎樣起來的？文學和文字是沒有什麼區別的。語言文字是拿來表情達意的，文學也是用來表達情緒的。這兩種東西仔細比較起來，卻有一個分別，就是文學是語言文字的最好的部分。文學的表情達意要看表得好否，達到妙否；至於普通的語言文字，只要能夠表情能夠達意就好了，用不著再追問表達得美妙與否。

白話的文學，完全是平民情感自然流露的描寫，絕沒有去模仿什麼古人。記這種平民文學的古書，第一部當然是《詩經》。這部書裡面所收集的，都是真能代表匹夫匹婦的情緒的歌謠，如《鄭風》、《泰風》等。後來南方又出一部《楚辭》，這一部書裡如《九歌》等篇，都能夠代表當時民眾的真正情感。到漢朝的時候，又覺得“楚辭”不能發表真正情感，而“楚辭”在當時便成了古典文學。而代替“楚辭”的卻是五字一句的民眾文學的詩，同時又將五字一句的詩變成三字，五字，八字不等的歌謠似的詩。這種類似歌謠的詩，當時一般文人都瞧不起來，但在他們瞧不起來的文學中，的確有很多是極好的作品，如《孔雀東南飛》等。這些東西總起來說，就是古樂府的文學。漢末，有曹操父子和他的朋友在北方提倡新文學，這就是賦的出現，他們的作品，都是模仿歌謠和古樂府的。到了此時，忽然有五胡的亂華。南北分裂起來，北方的野蠻民族帶來許多特殊的文學，成功北方的樂府。南方的人好文，性情是文縐縐地。他們描寫的是些戀愛的事，創了許多格式，這種文學都是匹婦匹夫所能懂的，南北朝的文學的精彩，就是五言的作品。直到唐朝的時候，一般人才大著膽子很誠實的模仿起匹夫匹婦的情緒，當時的文學，如《全唐詩》開首便是模仿古樂府的，所以處處都有些平民化了。總起在唐以前的文學，要以樂府為最重要，但當時散文的作品卻很少。這就是因為小百姓們，平時用不著散文，有什麼情感隨口便唱成詩歌等的韻文了，此時的散文，在《漢書》裡《趙皇后傳》上可以找出很好的一問一答的散文。此外《文選》中也可找出來。

上面是第一個時代，第二個時代便是由唐朝到北宋。唐朝的時候，國語文學的作品很多。唐詩大部分都是用白話做的，如大詩人杜工部，李太白等人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白話的。這時一般人不但偶然做白話詩，而且還有人非白話不做的，如白香山的作品，都是先讀給老太婆聽過，來定去取及好壞。所以中唐晚唐以下的作品，也都是趨向白話的。但材料太多，不便舉例，在此時的文學，就拿白香山來代表好了。此時又發覺五字一句七字一句的詩，不適合用白話來寫。於是又發生了一大革命，而有詞曲出來！詩【詞？】的字數沒有詩那樣嚴格，長短句比較和語言近些。這個把字數限制打破的工作，確實是一大革命。這時散文方面，亦有不得不革命之勢。駢體文到了中葉將對仗的文章打倒，同時還有一派對於白話文學是很盡力的。就是禪宗，這一派人痛恨文字不能完全打破，便用白話著書講學，產生出語錄等很好的散文。這一期散文文學就可拿禪宗的語錄來做代表。

第三時代是南宋到金元。這個時代在文學史上很是重要。此時中國北部，又被野蠻民族占去，南北的文學又分了幾百年，雙方都有很好的白話文學作品，如陸放翁、楊萬里等都是白話文學家。還有特別的表現，就是白話散文的興起。因此時的和尚都用白話講道，而一般文人又用語錄的體裁著書。因各大文學家用他，所以成功白話散文文學。第二是白話小說的成立。宋期的白話小說，最好的是《宣和遺事》，《五代史平話》，《唐三藏詩話》（是在日本一個廟裡發現出來的）。我們看看這些小說，便知道在宋朝便有了很完美的白話小說了。但可惜的是很難得到善本。但此時代還有個缺點，如詞是有一定的格式和平仄聲，不能改變。所以到元朝時便漸漸變成曲，小令了。如《太平樂府》等都是這種文學的代表。由小令又變為套數，格式更比較的放寬了。但還覺得還【不？】滿意，因為仍要守著韻文的格式，所以後來又加上了說白。宋朝的詞和元朝的曲，都是先有調子譜上去的。他們做這些東西，很多都是拿給妓女去唱的。那末，他們做的時候一定都用白話，好使妓女們懂得。由這看來，當時的妓女和白話文學也是很有關係的。

第四個時期，是由明朝到清末。這時的文學，是繼續前代發展下去的，散文方面則多向小說發展，韻文則向白話曲子發展。明朝的曲子很多，可以拿南宮詞記和北宮詞記來代表。因當時所謂才子，都過著放浪生活，所描寫的多屬於什麼才子佳人的情事，所以文學的意境很低。如《牡丹亭》中“遊園驚夢”一段，很可以代表當時文學的意境。但描寫的技術卻大有進步。小說方面有演義體，但這種體裁很是呆板，沒有趣味。從元代野蠻民族侵入以至於明，此種無味的演義體小說一變而為歷史小說，再變而為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小說，代表的作品如《水滸傳》等書，後來又有《金瓶梅》出來，專門用自然主義的方法描寫性欲的生活。中國的白話小說到此才完全成立。自然主義的文學，也於此時成立。清朝的白話小說最重要的要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儒林外史》是描寫當時文人社會的實際生活。《紅樓夢》是先有一段悲哀的故事，然後才寫出來的。再進便是白話詩的發生。總之，白話文學並不是突然發生的，完全是由於歷史上必然的趨勢。有些人誤認是幾個人提倡起來的，實在是大錯了。因為白話文學如果沒有這樣一千多年的歷史，憑我們幾個人拼命去提倡，結果還是等於零。這一點大家不能弄錯。

（趙並懽、呂一鳴記，演講時間、地點不詳。原載1924年9月20日《國語月刊》2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