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机场去武汉市区的大巴车上，身旁坐着一个面容有些苍老的青年。他看上去最多只有30岁，但面色黝黑、深重，我猜他应该是一个从小就出门打工的少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坐在他身边。不是我恐惧他的面貌，是恐惧他在打电话的表情和声音。“我们总要见一见面。”他反复地说。我担心他情绪激动。无法控制自己。但还是诱惑战胜了恐惧，我坐在他身边。
“我们总要见上一面，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他反复地说，“你不能不见我，你要告诉我你在哪里。”电话那头的电话显然有随时挂掉的危险。但他并没有激动，他克制着自己，用哀伤的、哀求的、绝望的。然而又不放弃的声音，一遍遍地说：“你不能不见我，我们总要想个法子，我们俩商量商量，我们总会想出个法子的，你不能不见我，你不能……”他没有说求求你了，他的绝望中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他自己都不会察觉到的尊严。
电话那头的电话似乎有所松动。他们开始谈论地点。“我不想让你们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说，“要么在武汉，要么在红安，我到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们总要见个面。我们总要想个法子。”他的普通话当然不标准，但是比很多学过普通话的人说的都要让人更容易接受。他的普通话肯定是五师自通的那种。
他似乎获得了某种保证，电话挂了。他似乎就要停在武汉，或者去红安了。他靠在了椅子背上。但是，这种沉默没有超过两分钟，他又突然拨电话，但是，电话没有接通。应该是电话那头的电话在这一分多钟里关机了。刚刚看到希望的男人忽然又坠入绝望之中。他靠在椅子背上，不再说话，麻木地不看手机地拨着电话。
我用眼睛的余光搜寻了他多次。我看到，我确认，他眼里噙着了泪水，但是，他没有抽泣。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正在流眼泪：
我下车的时候，听到他焦急地问司机，从这里下车可不可以找到去红安的车子。
队少年时代远离家乡之后，我就经常在各种火车上。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少年。到一个懒洋洋的中年人。我在火车上、汽车上，在车站、在公路边上，见到过很多眼泪。车站仿佛是储存眼泪的地方。这些眼泪不会惊天动地，不会让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甚至不会留下清晰的记忆。就在去年七月，同样的大巴车上，我的儿子在隔座上和我说话，竟然引起了座位中一个女孩的眼泪。它那么突然，让我不知所措，而我的儿子浑然不觉。
这些眼泪对我们不过是过客——甚至谈不上是过客——那些永远的陌生人的眼泪，和我们无关。但是，那些车站的眼泪，平凡的眼泪、卑微的眼泪、挣扎的眼泪、绝望的眼泪。却是那些陌生人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或者在成长的道路中最终也把它们忘记，或者，那些眼泪像梦魇一样，陪伴他们终生。而这些，我们却永不知晓，永不在乎。
6天后，我坐火车回武汉。生平第一次途经红安。一个动车离武汉不过半小时路程的车站。以前，在我模糊的认知中，那是个将军县。但从此以后，在我的记忆里，它将永远是一个承载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底层青年人最后的绝望和最后的希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