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面战争的第二年（一九三八），日本军部曾经派员到长江流域来视察，召集下级军官谈话，席间某少尉提出“为什么战争”的问题；其人答复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我们不应该研究或讨论这样的问题。”日本军人对于“战争”，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把人当作定命论的玩具，好像希腊人把人当作神王茹斯（zeus）的玩具一样。根据这种说法，日本于一八九四年（甲午）与中国作战，是完全出于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这种力在希腊人叫做“必需”（anangke），中国人和日本人叫做“面子”。他们认为第一步既经发动，以后相继而来的步骤就避免不了，除非接受“失面子”这个不可思议的条件。“今日的事变，不是由日本人创造的，而是由日本人继承以前一连串事变而来的，他们的行事，很少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的。”这样神秘性的答案，固出之于日本军人之口，足以欺蒙一部分日本人，但真正的动机，并不神秘，我们可以从军事与经济的因素把他们的一串侵略行动解释明白的。
日本这个岛国，本来有其天然的国防线，即是“海”；“海”曾经保护这个“神之国”，逃开了被蒙古人征服的命运。但由明治天皇复活了的“丰臣秀吉之梦”，一开头便要征服朝鲜，开始大陆政策的第一步。甲午战争，实现了征服朝鲜的梦想；春帆楼中订立的《马关条约》，第一次修正了他们的国防线。当时，战事在朝鲜境内及渤海沿岸进行，而议和条款中便要求割让盛京省南部、台湾及澎湖列岛。从日本的立场看，这是巩固他们的内防线，把日本海变成他们的内湖。从太平洋全局看，这是南进政策的初步，日本既伸脚到台、澎列岛，东边和菲律宾相望，西南和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呼吸相通了。从北进的大陆政策看，日本既进入朝鲜，势必和帝俄为邻，于是辽东半岛成为国防上的“必需”了（三国干涉退还辽东半岛，亦有军事上的动机）。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证明了朝鲜、台湾在国防上的价值，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在朝鲜海峡全军覆没，以致一蹶不振，非求和不可。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的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割让了库页岛的南部，并取得帝俄在南满的既得权利，第五条约定：“俄国以中国政府之承认，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地领海之租借权与关联租借权及组成一部之一切权利特权及让与，均让与日本。”“将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同地方附属之一切权利特权及财产，与其所经营之一切煤矿，无条件让与日本。”后来与中国订立中日《满洲善后协约》，其附约第六条，约定“中国政府，允将安东奉天间军用铁路，仍由日本政府接续经营，改为专运各国商工货物。”他们得了此种特权，便在满洲设立南满铁路公司（仿东印度公司），更于关东州（旅大）置都督府（仿俄人关东省总督制度），更设五个领事，以总领事驻沈阳，当一切外交之责任，俨然把满洲当作殖民地来统治了。从军事观点说，日本已把国防线推入我们的东三省（日人所谓满蒙），迫近帝俄的西伯利亚，北进大陆政策又跨上一步。又以库页岛来屏蔽千岛群岛，一面对着海参威，一面和阿留申群岛相望，在外防线上有了很重大的作用。（一九一〇年，日本实行并吞朝鲜，归入版图。）
日本军阀在中国插足试步，更大的幻想便开始了。德国政治地理学家浩思霍菲（k．haushofer）在《大日本》一书中说：日本侵略行动有两大趋势：一是大陆的，一是海洋的。海洋发展的趋势是日本民族“南进”要求的表现，而大陆发展的趋势，则为日本军阀，官僚、铁道工业资本家及金融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要求。苏联的观察家约罕和塔宁曾作进一步的分析，说：“这两种趋势并非互相抵触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中，日本统治阶级各营垒里面，有的人主张这样，有的人主张那样罢了。日本侵略主义的本身性质及发展的外在条件，就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海陆并进的必要性。日本的独占资本家垂涎于苏联远东和满洲华北的煤铁，同他们垂涎婆罗洲的石油橡皮，华中的棉花，以及南洋群岛的非铁质金属，是一样的。日本目前在满洲、华北的投资（铁道、铁、钢、煤）和它在华南的投资（轮运、纺织、矿产）是相等重要的。就市场言，南部亚洲对于日本工业比人口较稀的北部亚洲所具的潜在价值，远为庞大。但是日本若要确保其太平洋中南部的市场，非用武力将其他染指该地的国家都排挤出去不可，完成这个目的的一个条件，就是坚固地占领着满洲和华北，否则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击败其一切对手是毫无把握的。”（一九三一年日本《时报》“社论”中，明白地说：“满洲诚然是日本的生命线，但是日本的原料来源和它的工业品的市场，却远在南方，就是南部亚洲、马来、荷属东印度、南洋群岛等。满洲的发展当然可以增加日满间的贸易，但日本仍然要为以满洲原料制成的货物，另找其他的市场。日本的养育线在南部亚洲，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出产在等待着日本的国民。南洋的伟大自然富源，是要养育日本国民的，南洋足有养育五万万人民的余地。”都足为后来侵略进攻的注解。）在“南进”或“北进”政策中，中国只是他们的桥梁，其真正的敌人，北为苏联，南为英美。
日俄战争未起时，日本已着手侵入华北，和帝俄作军事上的角逐；日俄战后，日本已更作积极进攻华北的准备。辛亥革命初起，日本希望中国分裂为南北二国，保留残留势力于华北，以便他们的蚕食。这个阴谋，虽未成功，而民国以来每一次内乱，都有日人从中策动的痕迹，其意无非在延长中国之分裂局面。一九一四（民国三年）世界大战发生，这一阵“神风”，助长了日本的实力与野心。（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战，消除了一切欧洲人加于日本的限制。除了美国的外交压力，它在中国完全可以自由行动。它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工业，欧洲各国的战时定货单，助了它的重工业建设，它增加商船，并入占欧洲交战国所放弃的国外市场。）那年八月间，日本加入协约国参战，即攻夺青岛，强取德国在胶州湾之一切旧有权利，并继续占领我山东省之大部分。他们要把侵略军事重点放在胶州半岛上，使日本海的国防圈更加巩固，同时对华北正如利刃刺胸为进攻冀豫晋的张本。（日本攻占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也有国防上的价值，伸展了外防线的触须，为南进政策的张本。）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件”，并于五月七日向我政府送达最后通牒，胁我政府依限答复。我政府鉴于国际情势之恶劣，不得已接受日方要求，并被迫签订《中日条约》及换文。该约内容大致规定：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及让与，日本日后附有条件将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并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与南满、安奉两铁路之让与期限延展至九十九年。一面准许日人得在南满之内地居住与经营商务与农业。此外，又开放东部内蒙古某某商埠，以便外人贸易。另有换文多件，分别说明该约某条款之意义，并给予日本某项矿权以及筑建满蒙新路之优先权，并规定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各顾问等事。后来大战终了，国际情形大变，华府会议中，列强对日本加强压力，重新处理山东问题。日本对于“二十一条”若干条款，表示可以让步修改，而于旅大及南满与安奉铁路问题，便绝对不肯让步，可见日阀以旅、大、南满为根据，借以侵略满、蒙、华北之企图，一直不肯放弃的！
日本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以民国十四年打击郭松林将军之东北改革运动为最显著；到了民国十六年，公然出兵山东，更趋于表面化了，其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民国十五年），从华南进至华中，日方尚抱观望态度，第二年，即民国十六年春天，攻克了南京，沿津浦路向北推进；日阀猛觉军阀即将崩溃，国民革命军将统一中国，便采取直接行动以阻碍北伐军之前进。五月二十七日，日田中内阁主张对华积极政策，发表声言，谓日本政府将派兵二千名前往青岛，保护山东日侨之生命财产，并于同月三十日以此声言之内容，照会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当即向日方提出抗议，而南京国民政府亦于六月一日向日本政府严重抗议，声称：国民政府既屡次宣言保证日侨之安全，日本殊无派兵保护在华日侨之理由，日本此举，显系专与开往山东之国民革命军为难，似此干涉中国内政，有伤渴望统一成功之中国人民之感情，应请将日本军队立即退出山东云云。对于上述抗议，日方不但不加考虑，且又增派日兵四千名前往青岛；一面令驻扎青岛之日军开往济南，另以大批军火供给北洋军阀，嗾使联合对抗国民革命军。其破坏我国之统一，行动更为毒辣了。十七年四月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节节胜利，兵临济南近郊。日方即增调部队，驰集济南，凡三千余人，并派福田司令前往指挥。我军前进迅速，于日军司令到达济南之先一日，即五月一日，业已进驻济南。福田到了济南，立即执行武力干涉计划，于五月三日首先攻击我军，炮轰全城，我军民殉难者千余人。我当局极力避免与日军开战，由外交途径以缓和双方之情势，美、德、英三国领事出面调停，也无效果。日军之敌对行为，变本加厉，我济南交涉员蔡公时及职员数人均被戕害，肢体横被割裂。五月六日，日援军臻至，福田司令向我蒋总司令致最后通牒，限我军退出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旁二十华里以外。我军本既定方针，力避与其冲突，分遣精兵渡河推进北伐，一部分则沿津浦线南退。日军当即猛攻济垣，卒于五月十一日以武力占领全城。我军既绕道渡河北进，日军见势不可侮，即增派援军名古屋第三师团来青岛，另派五大队开往天津，日本战舰则游弋长江。继而我军进迫北京，日方又分向我政府递送“觉书”，略谓：“战事如进展至平、津方面，其祸害将及于满洲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有效之处置”云云。我政府当即严词驳斥，谓：“日方所采干涉中国内政之行为，中国断难容忍”云云。这场恶化的局势，几乎无法转圜；幸而北京政府的中心人物，张作霖将军，决意退往关外，才使紧张情势松弛下来。这一段经过，使我们明白日本军阀视华北为其禁脔，而山东这一踏脚石，乃必争之地，威胁不遂，便诉之于武力。五卅惨案，为蒋总司令身受最惨痛的打击，当时以坚忍精神克服困难，为后来决志抗战的张本。
日本干涉我国内政之阴谋，又于炸死张作霖将军及威胁其子张学良不得服从中央，奉令易帜二事见之。十七年五月间，张将军既决意率队退往关外（事前，日本驻北京公使曾函告张氏，谓战事如延及东三省，日本将采取视为必要之有效处置，并予以口头警告，请张氏勿回关外），日军立即作军事布置，冈村司令立即调兵守备沈阳，并在锦州、山海关布防。六月二日夜半，张氏自北京启程返沈，日军即于南满、北宁两路交叉地区皇姑屯驿，于其严密警备下，安置烈性炸药；六月四日，张氏专车通过该地，即被炸重伤，随即殒命。张氏既殁，日阀预期关外大混乱之局势并未酿成；其子学良继承军政事权，秩序又告恢复。学良心切父仇，又对于国民政府领导统一，极表赞同，因向中央输诚，愿于七月二十二日易帜。日方即威胁其不得有此举动，又以吊丧为名，派林权助为特使，再三警告，万勿改悬青天白日旗，如张方违反日方意旨，竟然易帜，则日本对东三省将采取自由行动。张氏为避免外交上之纠葛，不得已再三展延易帜，而其服从中央之决心，不以日方胁诱而中止，卒于十七年年底实行易帜了。于是日本军阀以武力进攻我东北之企图更为积极，“九·一八”的火药线，就在那时候开始燃烧着了。
这一段阴谋，日本前首相冈田启介曾在远东国际法庭作如此的供证：“一九二七年时，陆军方面颇欲进窥亚洲大陆。当时，首相田中大将对大陆持有最后计划，为此曾派代表赴东北，谋取得重要铁路之建设权。田中当时谋利用东北之实际统治者张作霖。张氏当时对日本之要求，多加反对，田中乃对张表示日本或能助其维持东北之首领地位。又曾劝张氏返东北，专心于东北问题。一九二八年，张之军队为国民革命军击破时，田中再度劝张及早将军队撤回‘满洲’。此时，张氏考虑其困难立场，勉强相从。此时，设司令部于沈阳之本庄繁之部下，对关于日本权益与张氏协力从事交涉之田中内阁政策颇抱不满，欲伺机占领东北。此等将校设法使本庄繁与军务中心隔绝之后，计划于张氏归东北时加以狙击。六月四日，张氏自北平回沈阳途中，火车于沈阳境内被彼等预留之炸药炸毁，张氏亦遂遭惨死。”这些事实，后来日本人士都已公开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