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蓝图中，进攻满蒙原是进攻中国的踏步；因之，追叙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便触到日本人所常说的满蒙问题。（满蒙问题，一般习用之名词，而非学术之用语。严格言之，满蒙问题实为满洲问题；满洲又非我国固有之名称，正名定义，应该称为东三省问题。）关于满洲问题，无论是历史的、地理的、外交的，都得用很多篇幅来记述；这儿却只能概括地说一说。
在数百年前，“满洲”的中央大平原曾是骏马的出产地，也是一族勇敢善战的游牧武士的教练场。他们于一六四四年冲入关内，征服了当时文化程度很高的明朝。“满洲人”为了战争，曾经充分利用他们关外的资源之一——草原。但对其他资源，他们却毫不重视，甚至中止了新兴煤矿的开采以及高丽人输入的陶器制造。征服已消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入关以后，他们变得富足、腐败而怠于精进。同时他们的本地又进入了另一次长眠。其后这长眠被人惊醒了，第一个来的是俄国，第二个是日本；而最近又受到中国内地与欧美新生力之激荡。当满洲重复苏醒时，在它周围已是一个新世界了。骑兵在战争中已不复受重视，人类已了解机械力的优越，用蒸汽与水力来代替了牲畜与人类的劳力。二十世纪的潮浪，已把一批新的冒险家冲到了“满洲”。这批人找到了“满洲人”以往所未注意的丰富资源与良好机会。真的，即使“满洲人”当初注意到了，也不懂得怎样加以利用的。
从北方来的俄国人，想为他们的帝国寻求一个出口，扩展其领土，并掠取近代工业的原料。“满洲”人口稀少，因为以前这里是皇室猎场，下令禁止关内人民移入。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改变了一切，此后八十年中，便有大批移民迁入了满洲，其中大多数来自华北各省，但也有来自日本、朝鲜、俄国西伯利亚与其他国家的。
在地理上，“满洲”所处的位置，足能在东亚问题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满洲”气候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季节变化又极能刺激人类活动。它是各地人民的一个天然会合地。在西南面是汉人，在西面是蒙古人，北面是俄国人，东面是朝鲜人（更东是日本人），南面有海港，可借此与世界各地保持接触。“满洲”可说是世界的一个十字街头。但其居中地位，却并未使贸易通畅，反而成为冲突的中心，大家都知道“满洲”是个“火药库”，而非和平的工业中心。
“满洲”是一片广大的土地，面积与德法二国相加之幅员相等，它的中心区是一块倾向东北方的大草原。在那样坚硬的泥土上，农夫仅用锄头，还是无法耕种，必得等待“火犁”时代的到来。因此，“满洲”的土地，大部分尚未亩分成小块的田地，仍可适用现代化的机械耕种。在环境改变的刺激下，尤其因为铁道与公路的增加，“满洲”已成为剩余食物的生产及输出地。在这类产物中，尤以大豆为最出名，俄国与日本之所以在血战后，便订立了铁道运输协定，日本之所以从德国购进开矿机械，来开发“满洲”的矿藏，都因为这大豆。而且大豆榨油之后，所剩余下来的豆饼，供给了日本所亟需的肥料，成为“满洲”主要输出品之一。这中央的大平原，将来可能成为世界一大粮库；要改良农业，有很多现代新方法可资应用，例如增植新农作物，选择种子，控制虫害等。
这块中央大平原，愈往南愈狭，与黄海相接；愈往北也愈狭，被边界上的山岭团团围住。至于河流，向南宣泄的有辽河，向北的有松花江经由黑龙江而入海。这些河道都有很多支流，“满洲”的本身便大部分被河流围住。在这些河流与中央大平原之间，是一圈似带的高山：西北方是蒙古高原的边缘，属于大兴安岭，东北方是小兴安岭，沿东南是长白山脉。在山与海之间，留出一个空缺，成为“满洲”与华北的通道，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便集中在这块平原上，尤其是在南部。至于山地便全是矿区与森林，其中采木场是东北亚洲主要采木场之一。“满洲”的主要矿产是煤、铁、白云石和菱镁矿、铝母页岩、油母页岩、建筑和化学原料，金和少量的银、铜、铅锌钨和其他较不重要金属。现代工业最基本的两种矿产，煤和铁都有巨量的蕴藏。日军侵占“满洲”以后，曾对地质作广泛调查，确知“满洲”蕴藏着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主要矿产。（“满洲”的地下存煤，在沦陷以前，中央地质研究所估计为三十万万吨，李顿调查团又加以研究，估计为四十万万吨，经日人广泛勘测后，估计为九十万万吨，较之日、比二国的煤床来得更厚。铁矿发现在横越的南满，中央地质调查所估计藏有矿砂七百五十万吨。日人于原来矿区发现了更多上级矿砂，于公主岭一带估计蕴藏有上级矿砂二千四百万吨。由于新发现的矿砂与新式炼制法，“满洲”成为世界钢铁生产中心之一。以上关于“满洲”的地文地理，摘自培英（h．f．bain）的《中国复兴基地——东北》。）
（注）满清以前，东三省地区，时或入中国版图，然往往以藩属视之。其间或有置州县者，亦不过限于辽河流域；那时卢龙、碣石一带，中国尚且以边塞视之。汉唐极盛时代，疆域亦不过辽源以北，汉之辽东真番郡，唐之安东都护府，皆在今辽东一带，未出奉天省界。五代以后，燕云十六州沦于异域，辽东乃与中国悬绝。明于辽东设治，归山东省属，而蒙古部落侵入辽河套，满洲部落崛起长白山，明室乃退保山海关。满清入关，满洲与中国始为一体。吉林、盛京两省，清室视为根本重地，而以盛京为陪都。清初，严防满汉种界，下谕禁止流民至吉林一带，而柳条边之兴筑，亦即所以防汉人之阑入。十九世纪末期，俄人兴筑中东路，有每年移民六十万至满洲之计划；于是清廷惊惧，许国人移往关外。嗣以中东南满二路修筑需用大批工人，直鲁移民，群趋满洲。据尼可莱夫（a．m．nikolaieff）调查，北满人口尚不过百五十万人（南满人口共三百万人左右），以后逐年增加，一九〇八年至五百七十万人，一九一九年九百万人，一九二六年一千三百万人，到了最近十年，增至三千万人。
日俄战后，日人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继承俄人在“满洲”之既得权利，并劫持中国，强以承认，反客为主，予取予求，积极经营“满洲”，已如上述。他们向世界各国声言：“满洲因与日本国土紧相毗连，凡关于日本经济生活及民族安全之范围内，日本有生死关头的利害关系在焉。”“日本之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日本本身解决，亦不在太平洋上解决，只在‘满洲’解决。”日本正着手在“满洲求‘生命之源泉’与民族之安全。因日本所有各种困难中，有两种非常严重：缺乏食料与缺乏根本的原料。而‘满洲’则似为求解决此问题最适宜之地。”在召集华盛顿会议前数年，日本力求各国，尤其英美以及中国，承认其在“满洲”所造成之“利益范围”。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间日俄各条约。至一九一七年日本在《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中，又得美国国务卿之承认：“接壤国家有特殊之关系，因之，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尤以与日本领地毗连之部分为然。”“特殊利益”一语，一直掩护着他们的侵略行动。
日本对“满洲”之侵略，以南满铁路会社为最重要的工具。日本对南满铁路投资，初为二万万元，后增至四万万元，其中日本政府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个名义上是股份公司，实际便是日本政府的附属机关，前后主持社务的社长，都是陆军的将领，因之满铁会社，乃是日本帝国的建筑者，也就是一个军事机关。马穆勒（v．a．macmurray）（美前驻华公使）说得好：“日本以一铁路，将原始农民，与外界工业联络，而演成政治上及经济上之优势。日人视南满路之组织为其在满地位之基础，于各条约中，凡有利于该路者，无不扩张之。视此权利，直如日本自己领土。每寸土地，恒以精兵驻扎巡防。关于派领及与中国当局交涉之权，常以政府之切实权能，赋予满铁会社。”（李顿《报告书》称：关于日本特殊地位之观念，并不为中日间或日本与列国间，各种条约及协定上法律规定者所限制。日人因日俄战争而发生之情感及历史的联想，与夫因最近二十五年来日本在满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要求“特殊地位”之成分。）
日本的侵略，既以铁路为其动脉，乘中国内政上之混乱，利诱威胁，多所挟制。中日之间，关于铁路的协定先后共二十一次。其由日本管理者，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及其支线外，尚有安奉铁路。其由日本借款筑成者，有新奉、吉长、四洮及其支线等路，由日本垫款建筑者有吉会、开海、洮长、吉海、吉敦等路，由日本让渡与新银行团的有洮热铁路，此外尚有中日合办的天图铁路，并未经中央承认。这些铁路，无不混入“满铁会社”的资金，实际成为“满铁”的附庸，“满铁”王国，一直就做了军事进攻的急先锋。日人有此雄图，对我国尤多疑忌，他们有了铁路计划，就不许我国兴筑铁路。据日本方面声称：关于一九〇五年《中日条约》，中国曾于秘密议定书中，允于“满洲”境内，不建筑与南满铁路平行或邻近或与其竞争之铁路。以此为借口，对于我国所自筑的洮齐、呼海、奉海、打通、锦朝、洮通、吉海等路视同“眼中钉”，破坏之不遗余力。等到我国自筑的铁路线，调整得有点头绪，已经临到“九·一八”的前夜了。
日俄在满洲的角逐，从铁路的系统上也表现得非常显著。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各自用其吸收货物之政策竞相争夺；各自繁荣其终端之海港，海参威与大连港。（当时，日人心目中，认为“天下四分”，以满洲之中心长春为起点，四方放射其铁路线，各有其势力范围；或由于天然，或由于人为，形成划然之分野。这“天下四分”的形势，有四港口为其主宰，即大连、连山湾（葫芦岛）、海参威与北朝鲜之东海岸之清津或罗津是也。）海参威属俄，大连归日，连山湾为我国在渤海上与大连匹敌之港口，清津或罗津，为吉会路之终点，吐纳北满之物产，和海参威相竞争。当年大连港经俄人经营，发展得非常迅速；后来日人转租旅大，更亟亟进行其所谓“大连集中主义”，大连更为蒸蒸日上；设备之完美，面积之广大，为东洋各港之冠。可是大连距北满远，不若海参威立于有利地位，于是积极经营罗津以相竞争。连山湾筑港，足以开发朝阳、赤峰一带东蒙古地区之富源，以锦朝路及朝阳、赤峰间新路线，输出羊毛，矿物及甘草，一方面由京奉、奉海打通等线吸收辽河流域及北满方面之农产物。日方便感到了威胁，不待我方筑港完成，已准备用武力来劫取了。至于海参威，正当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铁路的终点，既是俄国的东方大军港，又是东方的最大商港，日人既以俄国为假想敌，海参威对日本本土的威胁，时时存在着；从打击中国背后的真正敌人的观点出发，对满洲的军事进攻，又认为必要的措施了。
日人借以掩护侵略的另一手段，便是利用所谓“商租权”。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从《二十一条》要求，到同年五月《中日条约》的订立，乃有商租权的要求：“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之借租权或所有权。”（第二号第二条）“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来往，并经营商工等项生意。”（二号三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条约第四条）有了这些借口，日人便可以任意侵占土地，散布便衣军人及间碟作军事进攻的伏线了。此外，日人还利用了所谓“南满护路军”与领馆警察来做进攻的准备。所谓南满护路军，本无条约上的根据；依据一九〇五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之条约》，我国虽承认日方继承俄国各种的权利，并未承认所谓“护路军”，日方也允于北满铁路的俄国护路军撤退后，日军也同时撤退。后来俄军已撤退，日军仍强留未撤，此种护路军，实为日本之正规军队，其人数在“九·一八”以前，约自一万二千名至一万四千人不等，分驻于沿路各要站，如长春、公主岭、沈阳、海城及辽阳等地，其活动范围常轶出于南满铁路沿线以外。至于领馆警察，始自间岛。自一九〇九年中日《图们江界约》订立以后，沿边延吉、珲春各区所设领事馆，均以保护领事馆为名，设立警察队。其后南满之牛庄、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安东等地日领馆内均设有警察。北满各地领馆增设便衣警察。南满铁路沿线又增城市警察。于是最庞大最完整的间谍网便这么布起来。所以“九·一八”前，进攻未开始，行动已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