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原是按期刊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的，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他的文艺创作和杂感文，也就从《北晨》副刊作多方面的发展；后来，才有《语丝》和《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原由孙伏园主编，到1921年10月12日起，扩充篇幅，每日增出半张，改成横幅。这便是新型副刊的开头。（那时，上海《民国日报》有《觉悟》，《时事新报》有《学灯》，也是这一型的副刊。）据鲁迅自述：他是孙伏园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可是，如他所说的好景不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晨报》馆原是研究系的政论机构。）

后来，孙伏园的离开《北晨》副刊以及创办《语丝》周刊，和转入《京报》副刊，依照鲁迅自述和孙伏园的追记，都说和鲁迅的一首小诗《我的失恋》有关的。（孙伏园曾于《从〈晨报〉副刊到〈京报〉副刊》详详细细说到这件事。）据鲁迅说：“‘我辞职了，可恶！’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刘勉已）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 （这首诗的讽刺意味，孙伏园有一大段解释的文字；还有，他为了这首诗的被抽，和刘勉已大闹一场，也是很热闹的。）

以下，便是鲁迅说到《语丝》的产生了，他说：“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书本，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即此已可知道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语丝》周刊在中国新文学进程上，的确是一方纪程碑；《语丝》所无意中形成的文体，也给新文学以清新的风格。周氏兄弟，的确是《语丝》的支柱，（实际上，周作人在编稿。）不过，当时攻击周氏兄弟的，称之为“语丝派”，称之为青年思想导师，所以鲁迅故意把自己写得不足轻重似的。他说：“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thustra》（苏鲁支语录）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 在五四文化运动低潮之际，《语丝》是填上了《新青年》的地位了。（鲁迅的《野草》中文字，大都在这周刊刊载的。）

从1918年到1926年，这八年间可说是鲁迅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呐喊》《彷徨》中的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那时期，他在《北晨》副刊、《京报》副刊、《语丝》《莽原》这些报刊上所发表的散文小品，也是他一生的力作，虽不像他晚年所作杂文那样尖锐，却是十分圆熟，晶莹可爱。他晚年所投掷的是匕首，那时期，却是孙大娘所舞的长剑。

《语丝》这小小刊物，它是那一时代的标志，也创造了时代。有人说他是青年导师，他是讨厌这顶纸糊帽子的。他曾经这么说过：“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这可以说是鲁迅在《语丝》时期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语丝》的共同态度。他们并无意于做青年的导师，和后来有人俨然要做青年导师，要改造别人的思想，那是大不相同的。

鲁迅的思想，以及文章风格，受尼采的影响那么深切，这也是我所说过的。也许各人对于鲁迅的作品，各有所好，我的选择，却要举出《野草》和《朝花夕拾》来。前者便是刊在《语丝》上的散文（近于诗的散文），后者则在《莽原》上连载的；而他的《野草》，可说是最近于尼采的，也正是和《苏鲁支语录》相比并的哲理杂感文。

鲁迅只是一个凡人，他怎么能够预言？他是抓住了一个时代的气氛，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也就成为时代的启示。这一点，也是在《野草》中最可以体味到。那篇《好的故事》，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而《淡淡的血痕中》则是时代的漫画，他说：

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这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还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了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空虚，各各自称为“天之僇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新的，这就使他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

鲁迅在那一时期，有这么一个“预见”与“期待”：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物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这是道道地地的尼采精神，我们用不着曲解为社会战士的！

那时，《新青年》的一部分战士，就在这一旗帜下集合拢来。鲁迅在追记《语丝》社的始末，就说：“《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盈余。于是（李）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一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鲁迅的话，笔者以为不要呆看，他那时和周作人的情感不很好，所以故意避开说他的弟弟主持编务的话。）那时，刘复（半农）有一信写给周作人，就说：“《语丝》毕竟把诸位老友的真吐属，送到我面前；虽然其中也有几位是从前不相识的，但将来总是很好的朋友。”“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垂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他们当时的想法的确如此。

我说鲁迅当时还是一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至少是《语丝》社那一群人有这么一种趋向。）我们且从钱玄同回答刘半农的信中可以看到所引用易卜生的一段话：“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底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我们不要以为个人主义的战士，就比社会主义战士逊色些。鲁迅所叹息的，乃是战士们不够强韧，他对于《语丝》社的朋友也有同样的感想。他说：“《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当时林语堂对于《语丝》，也有过评语，他说：“半农想念启明之温文尔雅，先生——即玄同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考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独立评论》也。”《语丝》原是温文尔雅一路。那时，《语丝》已经开始提倡“幽默”，尚未成为林语堂的专卖品。此所以他于《语丝》以外，帮着青年们创办更激进一点的《莽原》半月刊了。那时林语堂的主张：（1）非中庸，（2）非乐天知命，（3）不让主义，（4）不悲观，（5）不怕洋习气，（6）必读政治，并未提倡闲适情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