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一篇以《死》为题的杂感文，那是1936年9月5日写的，再过一个半月，他真的死去了。我还记得9月中旬，看见他，病后虽是消瘦得很；危机却已过去了。那篇文章，只能说是他由凯绥珂勒惠支的画题而引申出来的感想，并非真的要立遗嘱的。他自己也不相信，已经迫近死期了，虽说那位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宣告他五年前已经该死去了。他说：“我并不怎么样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说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他的遗嘱，恰如嵇康的遗嘱，满是讽刺的味儿，而最大的讽刺，他遗嘱中所说的话，对于他的亲属等于耳边风。鲁迅死了，就送上神龛去，大家拼命在做纪念他的事，并不曾忘记他，埋是埋掉的，并未“拉倒”。鲁迅一生讨厌戴纸糊帽子，他死了以后，只好让别人替他戴上纸糊帽子。

那一段时期鲁迅的病情起伏，我们可以看看许景宋的实录，她说：“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他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他梦后不久，病更减轻了。一切坏的症候逐渐消灭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还可以看看电影，生活生活。我们战胜‘死神’，在讴歌、在欢愉。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样。”那是他的垂死的回光返照，他自己不觉得，她们也并未想到呢！

那些日子，鲁迅还是照样写点文章，到了10月18日黎明，鲁迅写了一

张最后的字条给内山老板：

老版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草草顿首。l拜　十月十八日

这便是他的遗笔了。

鲁迅的病情，就在10月18日这一天剧变的。据须藤医生的诊断：“颜色苍白，呼吸短微，冷汗淋漓，热度35.7摄氏度，脉细实，时有停滞，腹部扁平，两肺时有喘鸣。”他认为病势突变，形势不佳，随即用酸素注射两针，都无效验。当时特请一位日籍看护田岛，他还深以为怪，问道：“我的病，如此严重了吗？”那天下午2时，续延松井、石井两医生会同诊治，又注射“酸素”，仍无效果，他们认为病情已至绝境了。当晚复加注强心针，胸内甚闷，心部感有压迫，终夜冷汗下流，不能入眠。19日晨4时，天犹未晓，苦闷益加，辗转反侧。但尚能以极微弱的声息，向其妻说“要茶”二字，这便是逝世前最后一语。以后即入弥留状态，至5时25分，心脏麻痹，呼吸停止，溘然长逝了。当时在侧的，仅许广平及胞弟建人、看护田岛三人。

我们赶去吊唁时，只见他遗体安详地躺在卧室靠左的一张床上，身上盖了一条粉红色棉质夹被，脸上也蒙着一方洁白的纱巾。他的口眼紧闭着，一头黑发也有几根白丝，浓浓的眉和须，面容虽然消瘦一点，却也并不怎样难看。我一眼看去，那房间的情形是这样，离床头靠窗就是一张半新的书桌，上面杂乱地堆着些书籍、原稿，两支金不换毛笔挺立在笔插里，旁边有一只有盖的瓷茶盅。房中这时显得很杂乱，桌子横头是他在那时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的藤躺椅。靠着一张方桌上满满堆着书，床头床脚各有架小小书柜。壁上挂着些木刻和油画，一张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一张则是油绘的婴孩油画，题着“海婴生后十六月肖像”字样。海婴是鲁迅先生唯一的爱儿，那时年七岁，这天真的孩子，似乎还不懂得人生的忧患，跳跳蹦蹦地。

先生的丧仪由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沈雁冰、萧三等八人组织治丧委员会，办理一切，当日发出讣告，“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人士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从21日早晨到22日下午，先后往瞻仰致祭的有一万多人。22日下午2时，自动参加送殡的行列，有六七千人，沿途唱着哀歌，这是大众的殡葬。先生的灵柩，安在沪西万国公墓。如内山完造所说的，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恨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

关于死了以后的事，鲁迅自己是谈过的。他说：“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大抵是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且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误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 他是在生前，看穿了一般人对于生命的执著，而有所启悟的，只不知他死了之后，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悟道呢！

鲁迅死了以后，当然不会埋掉拉倒的，正如一位法国大思想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所说的：“人生而为伟大的人物，实为大不幸事，他们生前备受痛苦，及其死后，又硬被别人作弄，变成与其自身毫不相同的方式。”反正他已经死了，谁爱怎样去解释他，他也只好让你去替他抹花脸了。仿佛有许多人要接鲁迅的道统，为了答复这一问题，他的妻子许广平是说冯雪峰可以认为是鲁迅文学遗产的“通人”的。而上海成为孤岛时期，唐弢、桑弧他们刊行了《鲁迅风》，桂林也有《野草社》的一群，都是以鲁迅的继承人自命的。依笔者看来，就没有一个有着鲁迅风格的作家，因为他们都不够广大，而且也缺乏鲁迅的胸襟与识力。

关于纪念鲁迅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极有趣的画面。当时，有人建议国民政府把绍兴改为鲁迅县，国民党的政权，本来十分颟顸的，也许是可能的，终于不可能，否则对于鲁迅自己也是一个讽刺。为了鲁迅县的搁浅，连改绩溪为胡适县，也作罢论。留下来的倒是那位官方发言人王平陵，在他的溧阳县，首先有了平陵路了。这也是一种讽刺。为了纪念鲁迅，中共就在延安来纪念，设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在那儿，训练了抗战时期的革命青年。……

笔者曾经看到过一张手令，上面写着“副刊文字中，以不见鲁迅的姓名为上，否则也要减至极少的限度”。这一手令大概是从张道藩那边来的。全国各地，也只有桂林、重庆、昆明这几处地方，可以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的，其他大小城市，也有着不成文的禁令，好似纪念鲁迅便是代表了革命。

以我所知，鲁迅和郭沫若之间并不怎样和谐的，所以他们在生前从未见过面。鲁迅死后，郭沫若才开始说鲁迅的好话（和《革命春秋》中所说的大不相同的话），他说：“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荣誉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郭氏也是当代的能文之士，这一段话，却是使我们看不明白，即非违心之论，必是敷衍了事的纪念文字，而鲁迅呢，平生却最讨厌韩愈，风格也相去得很远。

徐懋庸和斯诺（snow）都说鲁迅像法国的伏尔泰，“鲁迅以一支深刻冷酷的笔，冷嘲热讽地撕破了道学家的假面具，针砭了一切阻滞中国民族前进发展的封建余毒，像伏尔泰写他的‘憨第德’（candide）的动机，是为了打破了定命论者的谬说一永久的宽容，鲁迅也供着阿q的人生观来讽刺中国人的‘定命论’，对于穷苦、虐政，一切环境的不良，伏尔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宽容的，他燃烧了法国革命”。“伏尔泰的生前，尽凭怎样地遭放逐、下狱，几乎每出一册书都被政府和教会的谄媚之徒查禁。然而他毕竟替他的真理猛烈地打开一条道路。”其他，还有人将鲁迅比作俄国的普希金，也有人比之为高尔基，但他们却忘记了鲁迅思想是受着托尔斯泰和尼采的影响的，而刘复送给他的“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联语，则是鲁迅所首肯的。

有些天真的青年，似乎对于鲁迅这样富于战斗精神而并未参加共产党，乃引为恨事。许广平还特地对他们解释了一番；假如鲁迅在世的话，他会同意她的解释吗？我看未必如此。鲁迅对于政治生活，不一定十分感兴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