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明朝的勃兴正证明了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但是到神宗后期，他已经是暮气沉沉了，接下来是一个驽弱无能、自行斫丧的光宗和一字不识、不知国事的熹宗，明朝的结束是指日可数了。
杨镐四路大军的失败，是明王朝和建州王朝胜败的关键。我们对于当时的情况，做出具体了解以后，不能说神宗对于国家大事没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完全掉以轻心的。无论他在万历十年以后对于张居正曾经进行过怎样的污蔑和迫害，他从十岁到二十岁的十年时间，受过居正的教育；上面有慈圣李太后的督察，下面有太监冯保的监护，他对于国家的前途不可能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国家一经失败，皇帝一族，无论亲王、郡王甚至远房的什么将军、中尉、郡马、仪宾这一大套的人物都要受到杀戮和贬窜的处分，这一切他都应当明了，而且他也明了。万历四十七年的搏斗，是生和死的搏斗，是他的骨肉血亲和崛起的部族的搏斗，这一点神宗是应当清楚的，也是必然清楚的。
那么为什么会失败呢？
当时的将军们，无论他们是怎样勇敢善战，他们究竟是粗犷的斗将，不是智勇的将军。杜松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将，但是他的大功都是在西南区域和落后的少数民族血战得来的。这只能助长他的骄傲之气，并不足以增加他的战略。“现在老了，还不知道铁甲的分量。”这句雄赳赳的语言对于一位把总、守备，不失为富于胆略的语言；对于大将，那就是不可为训了。国家的大将，十万军队的司令，赤膊上阵，这是哪一路的兵法？刘的头脑是清楚一些了，他还记得和杜松是以号炮为约，但是在奸细们的一番诡谲之辞以后，他把这个密约忘了，只顾得抢头功，却没有防备敌人的诡诈。刘又败死了。
还有两路呢。一路是三十六岁的马林，没有经过大战。他的部下听到杜松败死的消息，全军哗变，马林也在乱军中丧了性命。三位大将都死了，经略杨镐只剩得李如松这一名部下。如松是成桂的儿子，虽然是纨绔出身，且喜保全了性命，没有给四路大军造成全军覆没的噩耗。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大失败呢？明朝中期以后，出军的时候，经常是以文人统帅大军。文人是从八股出身的，破承转合，尽管做得怎样的文从字顺、抑扬顿挫，其实与作战的驱驰进退毫不相关。当然，即使是从八股中求人才，也不一定没有将才，因为人才决不甘心于老死岩壑，以起承转合求人才，必然也有豪杰之士，不可一世的人才，即以起承转合应之。待到战事旁午，他仍然可以他那纵横捭阖的方法破敌立功，成为一时的名将。但是同时还有一个掣手拖拉的方法使他无法成功，坐视国家的丧败而不救，这就是所谓“红旗报捷”。在一位大将出征的时候，照例有大群的文官跟着，他们既不用打仗，也谈不到参谋。他们有的是红旗。凭着这一面红旗到处督战。应当开战的他们督战，胜利了，他们派着飞马到北京去报功，称为红旗大捷。失败了，他们凭着这一面红旗调动比较得力的军队掩护他们逃跑。当然，那时他还可以向皇上奏明，把一切罪过推给别人。向上，他们可以推给经略；向下，他们可以推给战将。他们是无罪的，而且还可以有功，因为在找到替罪羊的时候，不但替了他们的罪，而且也保证他们的干练。
可怜的是经略，因为最后的罪责都会落到他们头上。有了功也许可以加一条什么头衔，赏赐若干永不兑现的大明宝钞；可是失败了呢，那时一切的罪名都会搁到他们的头上，最后只有把颈子里冒出的热血偿还这些不一定应当由他偿还的血债。为什么会落到他们偿付呢？主要还是由于他们会做几篇八股文章，平时再说一些忧国忧民的话头，最后就由他们偿还这笔血债。历史是这样写了，不过国中还是有人的。杨镐以后有熊廷弼，熊廷弼以后有卢象昇，卢象昇以后有史可法、黄道周，黄道周以后有陈子龙。为了国家，甘心献出自己的头颅，中国是有人的。有了人固然是不免失败，但是有了人中国也可以复兴。中国是几万万人的大国，尽管有的人会失败、会杀头，但是中国的复兴，由衰落而强大，终于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是必然的，没有疑问的。
杨镐的失败，引起了建州的一系列的胜利，以后他们夺抚顺、夺开原，再进而夺辽阳，夺沈阳，截断明朝和朝鲜的通道，甚至强迫朝鲜在万分不愿的情况下为他们供应粮草马匹，反对一向友好的明王朝。仅仅经过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终于夺获了整个中原，把他们的奴隶社会带进关内，以后再逐步地和汉人的封建社会结合起来，成为半奴隶半封建的社会。
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四路大败，是明王朝向满洲王朝转变的关键。从这一年以后，满洲王朝向东西南北四个方面扩张，明朝的统治权逐步地退到辽河以西，朝鲜因为和明朝的联络截断，不得不向清王朝靠拢。神宗这位统治了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也终于衰老了。那时他只有五十八岁，可是从定陵发掘所得的遗骸看来，他已经衰老，脊椎已经伛偻了。做皇帝确实很辛苦，他要担负国家的大事，同时也要担负国家的小事，对外的和平战争，对内的油盐柴米。宫殿以内，他有一大群的后妃嫔嫱；宫殿以外，他有更大的一群文武百官。一切都要由他负责。在顺利的时候，他固然可以一呼百诺，歌舞升平；在失败的时候，那就是君臣相顾，不知所归。干皇帝这一行，实在是三百六十行里最辛苦的一行。但是到了万历四十八年这一年，神宗皇帝终于不干了。由一位三十九岁的太子出来当上皇帝，历史上称为光宗皇帝。
这位皇帝是一位宫女的孩子，虽然是长子，但是一直到十三岁还是个文盲，以后不知道究竟认识几个字，充其量不会超过半文盲。妈妈久已去世了，还得伺候父亲和那个对他不顺心的郑娘娘。在有人奉命将他打死，不幸被获的时候，他还要替这个人解释，替他辩护，终于不了了之。千辛万苦，活到三十九岁真不容易。现在父皇死了，要他出来当皇帝，这份工作就很不简单。在舞台上，要当皇帝，还要经过师父的传授，老板的棍棒，才能够一腔一板，称孤道寡，那时胡子一抹，装腔作势，在大臣们三呼“万岁”以后，喊一声“诸卿平身”。可是光宗皇帝连这一些准备也没有。做皇帝是怎么个做法，这位三十九岁的半文盲，真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有办法。妈妈虽然没有了，郑娘娘也差不多是个妈妈了，平时她不总是在父亲左右伺候的吗？总懂得一些干皇帝的手法。只要郑娘娘肯指教，想来多少总有办法。
这位郑娘娘是同神宗皇帝对天立誓，要把自己的儿子常洵立为太子的，可是那些朝臣百官不答应，他们抱定立嫡立长的老规矩，嫡子虽然没有出世，长子是有的，为什么不立为太子？他们从小就会使用笔尖的，加上南纸店现成的纸张，一而再、千而万地要求立太子。神宗皇帝总还没有忘却割臂沥血的盟誓吧，怎能把常洵抛开呢？何况这小子长得十分好，雪白粉嫩，坐在朝廷上也还像个样子，不像常洛那样面黄肌瘦战战兢兢的寒酸相。但是官儿们的笔尖是凶的，有的甚至传出谣言，说是郑妃是怎样调唆，郑家又是怎样的暗算，甚至是要买人闯进皇宫，打死小爷了。话越说越凶，神宗皇帝再要装聋作哑、半死半糊涂也装不成了。最后他下定决心，常洛立为太子，常洵封为福王，可是首先必须御赐皇庄，待凑足四百万亩的皇庄以后，常洵才能出宫，到河南做他的王爷。
是四百万亩啊！河南这地方本来不错，离北京不远，虽然皇子一经出封，没有随时入朝的祖例，可是离北京很近，这就是好处。河南已经封过好几位王爷：周王、唐王、伊王等一共五六位，都不是不要皇庄的，现在再来一个福王，而且声势更大，是皇上的宠妃的皇子，皇庄的田亩，差一点也不行，到哪里挤出这四百万亩呢？难道百姓也不要，由大家放手去抢？没有百姓，有了皇庄谁来耕种呢？河南省的大官小官都是给皇帝办事的，万一连百姓也挤完了，这些官儿要他们做什么用？难道由他们戴着乌纱帽去替皇子皇孙这些王爷们耕田吗？总算神宗皇帝还通一点人情，没有等到凑满四万顷之数，竟让福王去河南了。
神宗皇帝死了，按从前的说法，是宾天了，那是说到上帝面前当客人了，福王也早去河南，太子常洛是可以当皇帝了。这一位半文盲的老好人能做什么呢？照例说他要呼天抢地，跪在大行皇帝——初去世的皇帝称为大行皇帝——的神座面前守夜，最多只能席藁枕块。席藁是躺在草荐上，枕块是把泥巴当作枕头。他还要好几天不吃饭，只喝一口稀汤。这都是说给那些耍笔尖的文人听的，究竟是不是这样真干，我没有赶上那个礼教昌明的盛世，没有看见过。估计起来，这位太子常洛，后来称为光宗，因为他是半文盲，大约是不会做的，也不懂得要这样做的。
半文盲虽然是半文盲，人总还是一个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老子死了，七情六欲并没有死，所以在神宗皇帝上天到上帝面前做客的时候，光宗首先去郑娘娘面前请教。郑娘娘是懂得礼数的，特别是皇宫里那一套做得说不得的礼数。她自己是衰老了，可是她的左右却有不少的美女。她立即向新皇帝进贡三十位美貌佳人。
可怜的光宗皇帝，从他出生那天起，一直到父亲去世那天为止，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次好脸色。神宗皇帝在他的眼里简直是一尊天神，老是金光满面，端端正正，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爱怜的温旨，更谈不上抚摩和提携。现在好了，天神是归天了，光宗也是皇帝了，又是一朝天子。眼前的三十位美女哪一位不是粉妆玉琢，冰肌雪肤，平时看也不敢偷看一看，现在——光宗皇帝说——都是我的了。他顾不上席藁枕块，只要摸一摸，已经够他销魂的了，何况是三十位。半文盲说给自己听：“这些美人儿都是我的了。”
神宗皇帝由他自己躺在那灵柩里吧，免不了的是这一位和那一位皇娘的痛哭，这一位和那一位大臣的碰头，可是光宗皇帝却耽在那三十位天仙般的怀抱里，一日十二时，他真要劈成二十四时来过。是三十位天仙呢，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更甜蜜、更亲爱些，只觉得都是好，都是绝世的佳人，想不到自己活到三十九岁，还没有看过这样甜蜜的女子。女人是天生的，专门为苦恼的人们来消磨时日的。父皇在位的时候，自己轮不上，现在父皇去世了，郑贵妃又送来，那怎能怪我呢？一切的席藁枕块、水浆不沾的礼节，翰林院的官儿们总会写上的，自己且同这三十位美人们厮混。
可怜的光宗皇帝，他实在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坏事。经过三十九年的折磨，自从出胎的日期起，人家就没有把他当过小主儿看，只算是都人们带的一笔私账，十三岁还没有识字，以后即使再学，也学不了几个方块块，现在算是皇帝了，那怎么办？除了这一点男欢女爱、不学而能的本领以外，他要学也来不及了。
于是一边由大学士方从哲一再提出什么什么的主张，一边由光宗皇帝吩咐秉笔太监照批，一切都还有一个模样。礼部侍郎孙如游请立太子，老皇帝死了才不过几天，新皇帝即位也不久，立太子不免太早了一点，秉笔太监说等到孝服满了再说，光宗皇帝点点头。
御史张泼请开言路。本来神宗皇帝到了晚年，什么话都听不进，一切都给它一个不闻不问，御史们都有怨言。现在要开言路，眼见得是非开不可了，就开吧，好在听不听还是由皇上做主，那就开吧。
可是那三十位美人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官儿们都知道了。御史郭如楚不便直接提出人数，他说：“起居必慎，嗜欲必啬，斧斤必远，则无耗损之渐。”文章写得很婉转，光宗皇帝不一定明白。秉笔太监由于是经过翰林先生教学过的，他们也不便明说，只说：“道理也说不清楚，不要答复吧。”这位郭如楚御史落得的答复是“不报”二字。
由于神宗去世不久，一时来不及为新皇帝立太子，只能称为皇长子，十六岁了。大学士方从哲请求为皇长子指定师傅。光宗皇帝宣谕：“且慢，皇长子才十六岁，小得很，身体也不好，今年且让过，到明年再看吧。”所以这位十六岁的文盲且让他盲下去。不久他还得当皇帝，好在皇帝尽管做，盲不盲没关系。
光宗皇帝高兴了二十天，到二十一天上，他竟不能上朝了。在这一段之中，努尔哈赤是一刻也不放松的。明朝皇帝高兴的是三十位美人朝夕侍侧，建州首领高兴的是向明朝进攻。抚顺、铁岭久已在他的掌握之内了，他的大军正在进逼沈阳，要是沈阳失守，东北的大局就再没有恢复的余地了。所幸这时还有熊廷弼这一位视死如归的经略撑持着。他督率着诸将策应，打了两天的硬仗，努尔哈赤的大军退却了。
八月三十日召见大学士方从哲，还有其他几位大臣和英国公张惟贤。明代是以武功立国的，所以遇到朝廷大事，武臣的领班照例是要参加的。这一天是光宗皇帝即位以后的第三十天。他指着那位不识字的皇长子，要从哲等好好辅导皇长子为尧舜之君。尧舜之君谁也没有看见过，究竟是什么样，谁也没有一个底。据我的看法，尧大约是位昏聩不堪的酋长，不然，他怎样容忍那穷凶极恶的四凶，等待舜王爷来扫除？舜大约是位技巧熟练的师傅，所以能盖仓廪，掘井道，得空还能玩弄乐器，可也不是主张一夫一妻的，把尧王爷的两位姑娘都骗到手。他的弟弟看不过，就想包过去。待到舜王爷百岁而后死在苍梧，这尧王爷的姑娘至少总该七八十了吧，还是翠羽明珰一直赶到湖南去，把两人的珠泪洒在湘江边的竹竿上，至今还传着那发人深思的湘妃竹。大约古书的大半都带点儿神话味，不能相信，不必相信。
光宗皇帝说过辅导皇长子的问题，接下就谈到寿宫。寿宫就是皇帝坟墓的别称，方从哲说是已经安排好了。光宗皇帝说：“不是说的神宗皇帝的寿宫，是说我自己的坟墓。”方从哲和几位大臣说：“皇上万岁万万岁，这事是一时谈不到的。”
光宗皇帝问鸿胪官：“我的药呢？”
方从哲说：“还是不要轻进的好。”
在方从哲退出时，鸿胪寺臣李可灼的药进上了，光宗很高兴，连说：“进药进药。”
方从哲是首辅，责任更大，和其余的几位御医谈谈。又一位大学士刘一燝说：“在我们乡间，两位乡亲都用过。一位立即痊愈了。看起来是有些道理。”
孙如游是另一位大官，他说：“不一定吧，还是慎重些好。”
这几位大臣在暖阁里一长一短地谈论，光宗皇帝喊嬷嬷进来，要她赶快调药，七手八脚，药调好了，光宗皇帝举起药杯，一饮而尽，高兴地喊道：“忠臣忠臣。”
李可灼正跪在门外等待颁赏。大臣们也放心了，正在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出宫门。过了一歇，只听得皇上很高兴，传呼御餐。情况一切好转，大臣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下午四五时后，可灼也出宫了，大臣问起情况，可灼说：“皇上怕药力不够，还要再吃一些。”
大臣们都不主张再进。
可是光宗皇帝还在催，因此重新把红丸用水调好，再进。光宗皇帝欣然地再进，头一晃，光宗皇帝不再是皇帝，成为先帝了。从光宗皇帝即位之初到他临终这一天，整整一个月。努尔哈赤这个建州的首领还在沈阳的四围打转，准备一个夺取辽东的打算，而这个地大物博的明朝皇帝，则在三十位妃嫔的围绕之中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是不是光宗竟是一位荒唐透顶的皇帝呢，其实不是如此。
中国古代荒唐透顶的皇帝，岂止光宗一个？不幸的是他在一月之中，竟把自己的一条性命白白地送去。
光宗既死，当然是由他那个文盲儿子由校即位，历史上称为熹宗。熹宗即位时，年十六岁，对于国家大事什么都不清楚，他了解的是木工手艺，要是由他好好发展，可能成为一个极灵巧的木工艺人，不幸的是他当了皇帝。这样不幸的皇帝，中国古代何止一个？李煜是第一流的文学家，赵佶是第一流的艺术家，然而不幸都当上了皇帝，皇帝这个任务，又不容许辞职，只有昏天黑地地当下去，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真是最大的不幸。
十六岁的孩子当上了皇帝，一位大臣也不认识。认识的只有光宗身边得宠的李选侍，算是阿姨吧。群臣们进了宫，特别是兵科都给事中杨涟，熹宗不认识，只看到他大捧的胡子，胡子伯伯的精力最足，声音也最洪亮。大家把这位十六岁的孩子拥上轿，一直抬上文华殿。皇帝上朝了，大臣、小臣们叩头再叩头，这算是维护法统。同时有人奏称李可灼进红丸，以致光宗皇帝崩驾。第一件是剥夺了他的月俸，以后再慢慢地治罪。
北京城里正在演出一幕一幕的文戏，关外的努尔哈赤却在攻打沈阳，也在演出一幕一幕的武戏。明朝虽然已经逐步地衰弱了，但是山海关以外辽宁这一带还是有着第一流的人才，应付着满洲的进攻。第一个是熊廷弼，他是进士出身，但是文武全才，是一位镇守边关的大将。他的缺点是认定自己是一位忠心耿耿、能谋善战的大将，其余的人他都瞧不上眼，有时甚至对他们加以谩骂。至于他的生命，他久已以身许国，活也可以，杀也不妨，什么都不放在他的眼里。这个当然是明代的风气。他初到辽宁的时候，命佥事韩原善去沈阳，韩原善不敢去。他再命阎鸣泰，阎鸣泰到了虎皮驿，痛哭一场，回来了。再派谁呢？熊廷弼自己去，从虎皮驿直抵沈阳，大雪飘飘，再从沈阳直赴抚顺。总兵官贺世贤说不能再去了。廷弼说：“怕什么？冰雪满地，敌人不会料到我会来的。”这时他大吹大擂地一直向前数百里，谁也没有看到，他祭奠了阵亡的部下，相度将士，召集流移、整顿甲仗，分置兵马，整个的辽宁全区，重新回到了明王朝。
熹宗即位，第二年改号天启。天启元年，命袁应泰为辽东经略，从才气论他不及廷弼；从忠鲠论，他和廷弼一样。受任的那天，他杀白马祭天，自称决心与辽宁共存亡。他上疏言：“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终始。有托故谢事者罪无赦。”熹宗优诏褒答，赐尚方宝剑，应泰随即杀去贪将何光先，汰去贪将李光阳以下十六人，建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人，对付努尔哈赤。
应泰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大员，但是将略非其所长。蒙古大饥，向应泰索食，应泰认为如果不加救济，蒙古军队势必拆入建州，对明王朝更不利。这一下沈阳、辽阳的蒙古难民更多了，他们的行为也不用检点，因为蒙古民族和汉民族的习惯不一样，一边是习为当然，一边是认为事出不经，矛盾更多，解决也更困难了。应泰正在自鸣得意，准备用蒙古兵抵抗建州。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建州出兵进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奋力一战，大败而还，次日降人内应，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董仲揆赴援，也同时败死。应泰撤退各路兵马，退守辽阳。十九日建州兵进攻辽阳，应泰身率总兵官出城接战，大军再败，诸将多死。这一晚袁应泰宿在营中。第二天建州兵来了，应泰入城，力督诸总兵守城。战事不利，建州兵由小西门入。袁应泰看清楚这一次的事情结束了，他和巡按御史张铨说：“你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去吧。责任是我的。我只有一死。”袁应泰死了，建州兵破了沈阳以后，又破辽阳，关外的两座重城都失守了。
但是北京城里好像没有这件事似的，他们依然是在争执。争执的是什么？光宗皇帝最后的宠妃是李选侍，应当怎样安排？是不是可以给她一个皇太后的名号？她连皇后都不是，怎么能当上皇太后呢？选侍有一个女儿，是皇八妹，一时又说皇八妹投井了，那还了得！是谁逼死的？总算还好，没有出人命案子。但是李选侍还住在乾清宫，现在光宗皇帝久已算是在天之灵了，要李选侍干什么。于是就要移宫，李选侍一去，熹宗皇帝人住乾清宫，总算是名正言顺。在这次移宫之中，太监们搬搬挪挪，又算发了一笔小财。本来明末的太监，最盛的时候号称十万人。明故宫我是没有机会看到过，清故宫是看到的，就把太监们一字儿排开，也排不下十万人。后来才知道明朝亡国以后，房子剩下的不过十分之一。既然还有十分之九，那就多安排若干人也不是难事。
说起太监，本来也是惨无人道的事，为什么好端端一个人，要把他的生男育女之道切断呢？何况多半是他的父母动手的！事实上一家生活没有出路，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他的生命，至于他的后代，好在还没有影子，不出世也省了许多麻烦。
从古代起，君主们都相信太监是好得多。寺人孟子，寺人披不都是见于古书吗？他们既然没有家室，当然不会贪图私利；既然没有子女，当然不会谋及子孙。其实这些想法都是天真得过分了。不为子孙谋利益，他不会为自己谋享受吗？不为子孙立基业，他没有侄儿吗？侄儿做了皇帝，他不是同样是太上皇吗？岂但是子侄，就是内侄，一样可以推戴。周世宗继位以后，谁说郭威不是周太祖呢？所以做皇帝的总要为子孙谋万代之计，虽是枉费心机，但是还得做下去。
北京城里正在争权夺利的时候，努尔哈赤一心一意在想夺取中原。这时建州卫的势力久已超出沈阳、辽阳这两座最大的城市了。他们的野心是向西发展。目的地是广宁，后世称为北镇。建州的军队据有沈阳、辽阳、广宁这三座大城，形势已成鼎足，是不可动摇的了。特别是广宁，因为这里西通蒙古，建州、蒙古的军队合而为一，更可以举足轻重，明朝的军队要向东开拔，不能不仔细考虑。
在破辽阳的时候，明王朝的御史张铨被擒。明代的御史，官虽不大，身份却是高的。张铨说：“我受朝廷深恩厚禄，战而被擒，唯有一死而已。倘若投降苟活，必为后世所唾骂。你们虽然给我一条生路，在我只有一死。”张铨是不肯投降的，当这句话传到努尔哈赤的时候，努尔哈赤说：“他若知天命来归，当然是要从优款待。现在既然是战而被擒，擒后又不愿生。以一个愿死的人，我们再去养他，不如由他去死。”张铨是被杀了，明朝的御史愿死不愿降，这件事对于明朝的臣民，是一种鼓励。
关东的形势失败了，明朝改取守势，山海关成为重镇。天启元年（1621）五月敕召熊廷弼。上谕说：“朕唯尔经略辽东，一战威慑夷酋，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斥下部议，听令回籍，朕寻悔之。适辽阳陷落，隳尔前功，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御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熊廷弼是来了，但是现在的熊廷弼，已经不是当日的熊廷弼。当日力保沈阳、辽阳，北援抚顺，踏雪耀兵，是一位叱咤一世的大将。现在只能驻扎山海关，挂上一个经略辽东事务的虚衔，山海关以外的形势，虽然还不能说为努尔哈赤所占有，已经成为缓冲地带，建州的军队可以唾手可得了。不过熊廷弼是一条硬汉子，他的气势赫赫犹在。“气吞万里如虎”，熊廷弼依然是熊廷弼。辽东巡抚王化贞不能不算是忠臣，但是他究竟是一位书生，他的策略，首先是联络海岛上的毛文龙。毛文龙，挂着参将的头衔，一边联络朝鲜，一边盘踞海岛，做他的生意买卖，同时结交得势的将领，保举升官，一直做到副总兵。官也升了，生意也做了，和朝鲜是联络有素，和建州则偶然交锋，在大东湾、渤海湾一带，成为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打仗是偶然的，垄断北方水陆交通的形势则是必然的。
北京城里，主要的政务又是一样，无论东方的情势如何紧急，这位十六岁的文盲皇帝第一件是认为保姆客氏保护出力，赐香火田二千亩。太监魏忠贤侍卫有功，交工部叙录。同时在四川、贵州的边界上，朝廷正和土司开战，这一仗主要依靠四川的朱燮元调遣有方，大功告成，但是国力的虚耗是必不可免的，竟没有考虑到以全力应付山海关以外事关存亡的大战。
关外的情况是两位大将。熊廷弼是经略，驻山海关，但是兵事的大权都在巡抚王化贞手里。王化贞应当也算是一位得力的将帅，他主张开战，但是他的把握是不大的。当时的御史江秉谦有一番持平之论。他在奏章中说：
经抚不和，幸有明旨会议。议者曰：化贞欲战，廷弼欲守。夫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进战也。化贞锐意进战，岂战胜而可无事守也？万一不胜而又将何以守也？大学士叶向高言，经抚会议，汉史赵充国平西羌，虽主屯田，而辛武贤亦竟以力战取胜，今廷弼能为充国，且留化贞以为武贤，亦何不可？唯是廷弼之于化贞，作用既殊，而欲化贞受其节制，则举朝之人皆以为难行，同官皆争之，岂臣一人所敢独任？
对付努尔哈赤的两位大将不能合作，情形已经很明白了。平心而论，王化贞是一位肯干的大臣，但是将略非其所长；熊廷弼是一位才具优长的主帅，但是气量不免褊隘。以这两位负责的大员，同时应付边境，实在是用人不当，但是当时明王朝的亡国形势已具，历史的潮流，是不能逆转的了。岂但是熹宗，上而不问国事的神宗、糊涂驽弱的光宗，下而喜怒无常的思宗，哪一个不是亡国之君？明朝的三十年苟延残喘，不能不算是万幸的了。
天启二年（1622），努尔哈赤的军队逼近广宁，驻扎清河堡，但还没有出动。王化贞的军队也出动，直驻沙岭，两军又成了相持的形势。这时候谣言来了，说是建州军队已经进到城边，投降的免罪，怕死的都扎了香亭去迎接了。总兵、监军阻挡也阻挡不了。化贞正关着衙门呢，由总兵江朝栋扶着他出走了。行不多时，熊廷弼听到建州的消息，正在骤马赶来。不料才到前屯，就遇到王化贞。化贞看到廷弼，只有痛哭流涕。廷弼对于事情的原委是早已料到的，有什么可说的呢？
本来廷弼以经略的头衔出山海关的时候，化贞唯恐他以经略的身份，夺取自己的兵权，表面上做出把军权让给廷弼的形式。廷弼推回说：“我的责任是扼守山海关，管不到广宁，广宁也用不到诿过于我。”经过一段时间，化贞有了一些布置，自称一举可以荡平建州。廷弼自请免职，一任化贞以专责成。到了现在，广宁失守了，化贞正领着一部分可靠的部队，决心退守关内。两位大将在大凌河见了面。化贞大哭。廷弼冷笑道：“王巡抚准备六万大军，一举荡平建州，现在怎样了？”化贞羞颜满面，他说：“不谈了。现在唯有收拾军队据守宁远和前屯。”廷弼说：“太迟了，来不及了。现在唯有护送难民入关，把关外的粮草全部烧却以免建州的利用。”化贞出了宁远，建州兵随即出现，一部分的叛军欢迎建州兵入境。努尔哈赤听说王巡抚走了，急命大军去追。这里正看出熊廷弼的将略，一路的粮草已经烧光，追也无从去追。从此广宁和山海关又成了相持之势。
沈阳、辽阳相继失守以后，现在又奉送一个广宁，山海关外，几于全部失守了。在努尔哈赤初起的时候，建州只是辽宁东北长白山下的一个部落，现在已经肯定地成为明朝的一个敌对力量了。当然这两方的国力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一个是初升的朝阳，一个是残余的夕照，虽然从形势上是无可比拟，但是初升的不断地升起，残余的终久只有没落。
熹宗初年，明朝和建州的争端是辽阳、沈阳、广宁这三个据点，明朝掌握着这三个据点，建州是没有崛起的希望的。可是这三个据点一旦丧失，明朝无形地就给了建州一个强大的根基。当时的形势，是明朝和朝鲜维持坚强的友好关系。和蒙古的关系，远远不如朝鲜。在明朝强大的时候，散漫的蒙古各部族和明朝是友好的，可是一旦明朝控制的力量不足，蒙古族是随时可以倒向建州而与明朝为敌的，从山海关直到陕西三边，他们不断地向明朝进攻，造成明朝的北顾之忧。
在辽阳和沈阳尚在明朝掌握之中的时候，杨镐曾经发动四路大军向建州进攻，朝鲜也派遣姜弘立元帅率兵一万三千人，接受刘的指挥。及至四路大军败了，姜弘立向建州投降，明朝和朝鲜的联系断了，建州也迁都沈阳，从此明王朝和建州王朝对立的形势形成了，所仗的是义宁一线。在明朝保持广宁的时候，蒙古族在西，虽然仍是不断地要挟和骚扰，总算还站在明朝的一边，可是广宁一失，他们和建州接上了。本来明朝久已进入封建社会，建州和蒙古都还在奴隶社会，血是比水更浓的，一经冲破广宁这一线，他们的互相联系是切不断的，从此以后，明朝除了东北之忧以外，更添上了一个北顾之忧，而且这个北顾之忧更不限于山海关一片石这一带，而是漫长漫长、没完没了的一大片地面。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明朝的勃兴正证明了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但是到神宗后期，他已经是暮气沉沉了，接下来是一个驽弱无能、自行斫丧的光宗和一字不识、不知国事的熹宗，明朝的结束是指日可数了。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是一个不能灭亡的国家，无论国家怎样危急，总有人站出来，无论怎样生死攸关，总有不怕死的英雄准备一腔热血为国家浇灌独立之花。熊廷弼不曾冒了生命危险从雪深没膝的当中，巡视边徼，为辽宁保障吗？现在又出来一个孙承宗。
天启二年（1622）努尔哈赤进略广宁，接下来就是广宁的失败，王象乾为兵部尚书，王在晋为辽东经略。象乾一向是做蓟辽总督的，老了，也没有多大才具，但是因为他一向是在蓟州的，所以和边外的蒙古关系较好。他的计划是要用一百二十万两白银收买蒙古，对付建州，只要一天不出大的事故，他就可以安然无事，告老而去。这些人正代表中华民族消极的一面。是人类的渣滓，每个民族都有的。在这个民族向下的时候，一切渣滓都泛滥上来，初看好像是一个渣滓的世界；但是到了这个民族向上的时候，渣滓会沉下去，只见到一派兴隆的气象，这个民族的光荣是不可抹杀的。
即使在这沉渣泛滥的时候，光荣伟大不怕死的人还是不少的，是要挺身而出的。头颅不过是七斤半的一个骷髅，杀去了也无损于人的光荣。在广宁挫败之余，负责的大臣既然以苟且偷安为得策，以放弃全辽为大略，以收买蒙古为壮猷，当时的孙承宗就提出他的主张。承宗也是从八股出身的，不过明朝的八股还准许作者有自己的见地，所以明代有不少的骨鲠之士能从八股出身；清朝从开国起，八股就以清真雅正为正宗，所以没有人能提出自己的见解，朝考、会考更讲究个黑大方圆，一切都以书法的死搬硬套为宗，所以明王朝还有人才，清王朝则以造就奴才为主，这是明、清两个朝代的区别。
明王朝的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是一意以苟延岁月为事了。恰巧孙承宗以东阁大学士入直，主持兵事。他的奏章是值得全录的。他上的《敬陈目前切要疏》说：
年来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战而以文官指发；以武为备边而日增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其一种因循诞谩之象，徒相与咨嗟而不能返。故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敛天下之兵于边，而既坏一隅，兼坏天下。臣以为今天下急务在收拾人心，而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气。其纲纪大要在皇上敕后臣工，共奉祖宗之法度，而先选精敏有为之材。昔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时。方今百吏因循，庶政丛脞，宜令吏部细加体察，凡宽博近迂，文藻近弱，迟暮近衰，急为量移。务得精敏有干局者，布列兵马钱粮之司，抚道俱极一时之选，大破常格、勿拘资叙，又不得借破例以徇情分。郡邑之长，务择廉干，盖郡邑尚可搜括储偫，而廉乃不私，干乃有用，遂可积饷养兵，以应征求，以办城守。凡地皆然，而畿内为急。至于武吏，不拘曾在战阵，曾为大将，亦不拘文武，兵部调诸将有才望者遍核之，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钺，俾开府专辟置，偏裨而下，得自择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听其自择意气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兵，多不过十万，或有见兵若调募来者，仍令自为简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纵其抚赏之费，而任属专，听信明。文吏得与谋议，供军实，不得制其师。盖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窥，粗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泥拗，好用小见解，沾沾将吏之上，能令将吏羁絷而不得展。以文统武，自是敝法。以极不知武之文，统极怕文之武，更属极敝之法。故臣谓今天下当重武吏之权，而重武之权亦唯是去文吏之扰。但得无多设文官，则武吏不轻。如向者刘、杜松，近者罗一贵之勇烈，假令得专制之权，何至于败？惜也。大将既得其人，便当以辽事付之，小胜小衄皆勿问，要于守关无阑入，俟兵力之厚为恢复。城堡有所复，即以畀其人，略法黔国。使其人之精力全用于辽，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以干家之智干国，必无遗力，而朝廷特资兵饷，明赏罚，以防跋扈之渐，如周、宋之初可法也。国家京营兵十万，日添文添武以为兵害，而不少添其饷。营兵上等之饷不当募兵下等之饷，何能为练？当如募兵之法，列饷为三等，而以递升递降之法简拔清汰。环城为营，每城建三营，营可八千有奇。建营之法，即以阵法为之，令什什伍伍，在营如阵，在阵如营，升其伉健者为亲军，而老弱拊营，姑任之为老家，如宋初升籍之法，不变常，不动众，而阴夺其势，不忧其徒众而易哗也。其大要在先简营将，无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主之费。尤在总协大臣，挈持纲领，勿循格套，以提掇营将之精神，则京兵可强，募兵可省，而外兵屯聚之祸可销也。永平为陵京重镇，为山海后劲，不可再设巡抚，却不可不设总兵，与山海、蓟镇为铛脚之势，为皇上护此雄关。卢龙、蓟门诸州县宜略仿各边之法，城各设守将一员，添兵防戍，筑垒于必争之地，使镇戍连接，墩营相望，关西州县处处设兵，虽为各城防守，其实于东则若以山海之兵分布于各城，以为老营；于西则若以京师之兵分布于各城，以为突骑。每城择健令及佐贰，团结义民，安插流佣，兵即于本州县招募，器甲粮饷给以本地钱粮。近畿三百里内，发数万金，储米豆为备，备而不用，可平粜以振民而官饶其息。一片石而西，戚继光故垒在焉，可按其踪而加修葺。畿南涿、易以及通州，当清理额兵，兼募新兵。抚臣张凤翔议招兵五万，臣谓有一兵当得一兵之实用，无哆口几千几万，不得一兵之用也。天津、北平若京东，皆可屯田，以屯拨辽人，以渠限胡马，以租给军饷，此三便也。臣之所言，非有迂远难行，然唯法乃定，唯断乃成。臣非欲弃老成、奖新进也，又非欲遗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诞谩，姑务偷安，大厦之不支而苦守门户，要领之不问而牢护面皮。臣诚不忍见皇上之法凌夷蛊坏而不可收拾，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修朝廷之公法。自古法之利国家者大，而奉法之害，其中于身者亦大。若言必逊皇上之心，动必谐众人之意，老成长虑，却顾身名，不为皇上主持，今天下岂少此人，而皇上亦何取于臣哉。
钱谦益《初学集》作于明代，其是非得失亦多当于人心，他和孙承宗的关系，是师生的关系，因此对于承宗的认识以及议论都是翔实可靠，其可取者在此。
明代在政治措制上的大错在于成祖的定都北平，其后称为北京。他的本意是唯恐南京的民心还是倾向失败的建文帝，因此在没有得到建文确耗以前，一边虚张声势，以为建文自焚，一边则派出各项亲信，包括三宝太监在内，漫山遍海地搜访，及至毫无踪迹以后，他还是死守北京。当然，当时的北京还不是全无依据，特别是在俺答和三娘子安心做北京的屏藩以后。但是东边呢？东边的策略是把女真遗民分为三百八十四卫，使他们互相牵掣。这样北京的东北是稍许安定了。但是在建州卫的努尔哈赤崛起以后，自号满洲，朝鲜切断了，北边的蒙古随时可以跟着努尔哈赤的大旗向南侵略，沈阳、辽阳、广宁，一经丧失，东边的铁骑可以一夜直叩山海关。到了这个时候，全国的宝库，安在大门的门槛上，战事一胜，固然可以安然无恙，战事一败，全国的心脏便立即暴露，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布局。
明王朝的布置怎样呢？是在山海关外布置下若干的兵营。有兵就要吃粮，有马就得吃草吃豆。粮饷草豆的来路，全仗山海关外的一线。这条线一断，建州的士兵就可以叩关而入，离北京城不过二三百里。那怎么办呢？明王朝的官制和清王朝不同。清王朝到了后期，督抚有一定的定额，河北（清代称为直隶）有总督一人，山东、山西各有巡抚一人，这是定额，轻易不会变的。明代是按照需要，随时随地都可以设总督或巡抚。总督的军权有时节制三省或两省，有时仅总督三、两个大城，一切都有临时的布置。巡抚便更多了，有时一城会有两个巡抚，名为操持军政大权，其实只管了半个县城，在营兵不听指挥的时候，连这半个县城也管不上。
广宁失守以后，全辽的形势变了，“戎马不如归马逸”，鞭子一摇，排山倒海的败兵，便直奔山海关。王在晋这时正以兵部尚书的崇衔，代熊廷弼经略辽东，欲用蒙古以制广宁。北京的兵部尚书王象乾说：“不行，得了广宁，也守不住，那时皇上震怒，罪罚更大，不如退守山海关。”这就定下了放弃辽东，再放弃辽西的毒计。好在百姓总归是百姓，大明也好，建州也好，种田的只要纳粮，当奴才不过多根绳索，关两位王尚书什么事！他们的大计定了，请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重关，铺工四千余丈，用费一百二十万，至于营房、僚佐的宿所一切尚不在内。官大的好说话，僚佐袁崇焕、沈綮、孙元化都据理力争。可是总督是不听的，一切都上奏了，只等那一百二十万。
首辅叶向高是拟旨的，他还算有担当。他说：“这件事凭笔墨是说不清楚的，且让我去看一看。”孙承宗已经入阁了，他说：“事情多得很，首辅且慢一步，容我先去看看。”在他们同心之下，孙承宗立即出发。
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到山海关，他看到王在晋，就问起：“新城成立以后，是不是就以旧城的四万兵来守关？”
这一问很出乎王在晋的意料，用旧兵守新城，那筑城的一百二十万是干什么的？
王在晋说：“当然要另外设兵。”
孙承宗说：“照王尚书说，那是要用八万兵守这个八里地面了。山海关的北面有一片石，还有更远的所在，是不是也要守？是用守兵来作战，还是再用战兵来助守？王尚书是怎样考虑的？八里之内已有旧城，又筑新城，旧城城址的坑坑洼洼，是为我们自己设的，还是为敌人设的？新城如若可守，那要旧城干什么？如不可守，那时新兵四万，在旧城之下倒戈，王尚书是不是让他们进城，或是由敌人处理？倒要请教。”
王在晋说：“关外本来设有三条道，他们可以随时入关。”
孙承宗“嘻嘻”一笑说：“这是说敌人来了，我们可以随时逃回，那么关外再筑一重关，有什么意义？”
王在晋说：“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是在山上另建三寨以待逃兵。”
孙承宗说：“兵还没有溃，我们先筑好寨子等候，是不是替他们准备一条退路？那不是教他们溃走？要筑新城是什么用意？这是一层。还有一层，人心一溃，那不是再走上全辽崩溃的道路？”
王在晋说：“在八里之内，南边是山，北边是海，中间掘沟二十里，胡马是不能过来的。”
中间掘沟是中山王徐达的遗策，这一顶大帽子，王在晋拿在手里，是准有把握了。
孙承宗一些也不让步，他说：“中山王在这里经营的时候，左边是山，右边是海，沙少泥多，所以定下山海关这天下第一关的形势。现在形势变了，是不是要划砂凿石，火烧水激？那怎样办得通呢？成祖的时候，放弃了三卫，独守辽东，是因为大宁以南，有蓟门的天险；可是成祖独守辽东，正是因为没有辽东，辽西就无可守之险。当今大计，只有设法恢复，倘使不作恢复大计，切切然尽撤藩篱，到那时敌人一直打进了堂奥，我们还有什么可守之险呢？”
孙承宗这一席话，在座的都无言可答，在晋屡次向他们示意，但是孙承宗这一番忧国忧民深入肌理的言论，凭什么来驳回呢？
在讨论防守时，阎鸣泰主张守觉华岛，这是海中的岛屿，对于敌人，起了牵制作用的。袁崇焕主张守宁远（现代称为兴城县），这是从广宁入关的要道。去辽阳、沈阳已经很远，但是要想出关收复二城，不能不取道宁远；要想保守山海关，更不能不先守宁远。袁崇焕的用意在此。王在晋的主张是用银五十六万两安抚蒙古，牵掣建州。这是不是一个方法呢？承宗认为这是一种浪费。他指出：“且此五十六万者，以今岁进兵而一用之乎？将岁仍为额乎？岁百二万已不能继，而又终不能去兵，二百万之饷更繁，而百二万之额岁益，天下其堪之乎？且此之款也与宣云异。宣云之款即作恶之虏，既款则恶息，而调发之费省。今作款一虏，作恶又一虏，借此之款以息彼之恶，即款者不能，而款之者何可必。望皇上敕经、督二臣力修内备，勿倚此为实著而忽臣之所疑也。”在这一条里，承宗的议论更细致更清楚。在高拱、张居正等应付俺答的时候，他们是不能不有所费的，但是他们所收到的结果是俺答的归顺。现在王象乾、王在晋的主张是收买西边的蒙古而应付东边的建州。应付了俺答而俺答屈服，是高拱、张居正大功的告成，实效在人。应付了蒙古而建州继续进攻，是岁费二百余万而国家依然不得安枕，当时的明王朝能出几个二百万而百姓尚能啼饥号寒，安坐待毙？所以王象乾、王在晋的主张是一种坐以待毙的主张，这是孙承宗所不能容忍的。
至于在努尔哈赤压迫下，蜂拥入关的辽民，这正和东北沦陷以后我们面对的东北同胞一样。孙承宗在奏议中说：“有关内之辽人，玉田、丰润之间，拥犊车，载妇女，朝东暮西，而呼号子道路者是也。法当籍所聚辽人，分注其卫所，量州县大小，分拨乡堡，无令流移不定而事久变生也。有关上之辽人，环关城之外，而片席为窝者是也，法当籍其拳勇，尽募为兵，置之中前、前屯、渐及宁远；更择其有家口者为屯牧。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此大计也。又有关外十三站之辽人，义民十余万，因山为寨以待救者是也，法当如袁崇焕议，驻兵宁远、觉华，迎护以归，强者为兵，弱者屯牧，此复辽之资也。当事者恐其召兵，苦其归而无计安插，辗转踌躇，听其自为生死，乱贼既不能诛而忠义又不能援，十万之众，尽化为东西虏，何可缓也！”
这一着说得最沉痛而且也说得最切实。建州初起，只有甲十余副，其后遂以逐鹿中原，驻防十八行省。哪里来的这些建州官兵？说清楚了，其中正有无数的汉人，他们求为关内的义民而不可得，求为出关的义兵也不可得；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走化汉为满的一条虽可耻而唯一可以保全性命的道路，当时和以后的汉军八旗，其实正是走的这一条路。他们是汉军棒子，是二鬼子，到了清中叶以后，他们甚至抹去了汉姓，只称某名、某名，和满人一样。
明王朝对于辽东的存亡，不能说是完全不重视的。有了巡抚，其上又有经略，更上则有督师孙承宗，官是愈来愈多，愈多愈大，但是关只是一座山海关。经过孙承宗一整顿，山海关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是从山海关到北京城，虽然不到半省，但是官多如毛，有总督、有巡抚，这是大官；有监军道、有监军御史，这是中官；有知府、有知县，这是不太小的官，还是各式各样的官，都是官。又有各式各样的太监，这是皇帝家的奴隶，但是他们是很大的官，除了孙承宗的威望，他们不敢藐视以外，其余谁不要让他们三分？总督都不一定在他们眼里，何况其余。官多了，就得有拥前伺后的兵卒，作威作福的差役，从老百姓看来也都是官。这一切的官打建州没有多大用处，欺负老百姓则是威灵显赫的。这一些都造成山海关以内的一片大混乱。
明朝自神宗以后，经过光宗、熹宗，积累了三朝的荒唐昏乱，国家已经具备了亡国的形势，但是明朝不是没有能够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才。所苦的是有而不用，用而不专，专而不信，于是把一切因素集中，终于铸成亡国的大乱，而且不铸成大乱，决不甘心，这是读史者所同具的浩叹。即如天启三年（1623）孙承宗进驻山海关的时候，《行状》就说：
二月二十六日公朝诸将吏而问之曰：“公等数言按视宁远，何以屡更？”众曰：“请戒期。”公曰：“以明日往何如？”众皆愕。次日即出关。
赵率教以空粮（缺额之粮）买马置牛，烧土种秫，屯练修举，其容有墨。公大喜，以所乘舆舆之。召东厂校事者语之，令以上闻。
自前屯一日驰至中台，城中仅苫屋两楹，一破几及木灯檠，突兀丛骨中。
质明抵宁远，登首山，眺海，遂跨珑山，南望觉华山。三山连踞，若与首山相招邀，而灰山连珑，若与首山相为内护。南则大海从东来，以觉华湾环宁远，情地内向，重山叠海，天造之以拱卫中华，诚必争必据之地也。登其城喟然而叹曰：“好家居，为纤儿撞破，安得不致恨于焚城撤守者乎！”
由庐山横跨西南，车殆马烦，踯躅沙碛荒草间，夜三鼓，仍抵中台，乃还治所。
这只是记的孙承宗至宁远，远望觉华岛的一段旅程，其实在全辽只当八分之一而不足，其他诸地皆正沦入建州，再一迁延，建州即将一蹴山海关，直抵永平，明朝境内直属之两京十三省皆在建州眼底，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但是北京内部已经存有戒心了。他们戒惧的不是建州的兵威而是孙承宗的权势。孙承宗自信是仗钺老臣，出关御侮，他上奏熹宗：
中使关涉兵政，自古有戒。边人窃见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独遣治兵内臣，又不遣一人而四十余人，私相拟议。一谓皇上特重远人，劳亲近以慰劳疆场；一谓上或不信远人，遣亲近以体察情形。主兵之臣所以抗颜军中令行禁止者，唯仰恃皇上信任宠临，而体察之说一开，主兵者摇摇不敢自信。何以号令文武将吏而使之必信？闻诸内臣从北边来，令将吏罢边务而逢迎，亡马释戈甲而供应。臣欲诸将吏昂首而当贵人，则惧媒慢天使，无以仰对皇上慰劳之圣心；欲其俯首而事贵人，则向来扶养飞扬用壮之气，稍稍见于眉睫，一旦销铄于内外交结之仪文，又无以仰副皇上鼓舞之至意。兵不可玩，使不可常，典或以美而成骇，例或以暂而为久，天下不明皇上过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愿皇上严于兵事，毖饬使臣，令其宣布德意，无遽以此行为尝，无遽以观兵为威福。
当时孙承宗的威名极盛，守边至重，魏忠贤一时无可如何，便分遣诸阉人监督关内外，必待逐孙而后止。到这个时候，虽然辽东的大部分已经完全丧失，宁远、觉华所据亦仅仅一角，可据以为恢复辽东的前哨，而终不可当辽东的堡垒；但是目不识丁的皇上，事不关心的魏忠贤，久已置辽东于度外。明朝和建州对等的形势已经在逐步完成中。
但是孙承宗是不能忘却辽沈的。他的策略是一边保守宁远、觉华，一边恢复金、盖、旅顺。由金、盖、旅顺北向则可以进窥辽阳、沈阳，而明王朝的东边才能获得必要的保障。这一条路线是明太祖北征辽沈的路线，也是清朝灭亡前夕李鸿章经营旅顺、大连的遗策。江山犹在，地形未变，一切研读历史者都能窥见其中的大概。
孙承宗的计划最主要的一条是权不得两操，机不容并省。这是一切成功的要点，但是到了明代末年，一切都是为了官吏的安排。当然官吏之上还有魏忠贤。官愈多则忠贤之权愈大，利源愈开。所以一切措施不是为了抵抗建州的入侵，而是为了填满权力的欲壑。
在这里我们必须叙述一下山东登、莱的形势。我们经常的计算是从辽宁铁路计算的，从北京到沈阳一夕可达，但是在没有铁路以前不是这样的。从北京到通州，然后从遵化出山海关，再从宁远、锦州直至义宁、沈阳、辽阳，这是一条旱道，要走半年才能到达。假如每人每日食粗粮两斤，计算一百八十日要食三百六十斤，那么在他出征的时候，除了一切器械衣被之外还须运粮三百六十斤，这是任何人力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山东、辽宁之间的交通线，主要是依靠水路，不是陆路。当然古人对于成山港的风暴是有戒心的，古来所谓成山角的天险，以及胶莱运河的疏凿，鲁西“滴水归公，不许溉田”那些昏谬绝伦的规定，都是和当时的形势有关的。但是从远古时代的规划算起，营州的形势经常是和登莱连在一处而很少是和冀州相连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条规律。因此到了孙承宗经营关东的当时，他注目的完全在这里。他一边控扼山海关，一步不肯退却，他有袁崇焕为他死守宁远，然后再向锦州一步一步地进窥。同时我们又必须认清辽东湾这一个天然的有利形势。建州的兵力控扼了沈阳、辽阳这两个要地——广宁是满蒙出入之地，并不是天然保险的，因此已经放弃——可是这两个要地都在辽东湾的控制之下，东窥可取辽阳，北进可取沈阳，并不是什么金汤之固。待这两地一下，建州人只有退回铁岭以东的老巢，明朝和朝鲜的联系重新打通，便建成一个不败之地。以孙承宗的指挥之周，明朝全胜之势，捣败建州是有十分把握的。
但是明朝已经腐烂到不堪收拾了。上面是一个不识一丁的小青年，他的亲信是一个野心不断扩大的太监魏忠贤，内阁大学士是若干八股名家，他们正在互相斗争以博取魏忠贤的青眼。当然还有若干的大小官吏，他们也是从考八股出身的。这其中有不畏强御、不惧生死的名臣如杨涟以及和他们一起的黄尊素、左光斗、高攀龙、顾宪成、邹维斗等人，他们是一些把四书五经读通的人，但是却不是政党，没有人民的维护而是仗着一肚皮的孔孟之道来与权势搏斗的。他们对于国家的形势，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却装着满腹的“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见解。他们不一定要开边启衅，但是也不愿意奴颜婢膝，屈服称臣，成为万世唾骂的贰臣。这是一大群，但不是一个政党，没有党魁，没有党纲，没有能力提出一条能为人民所接受，因此也受到人民拥护的根本大计。
假如孙承宗要为国家做一番工作，出一番力量，他就必须团结这一股无法团结的人物而与只手遮天的魏忠贤和他的那一批时时准备拥护魏忠贤称王称帝的无耻之徒来一次既有外患又有内忧的斗争。这是一个当时的孔孟之徒所办不到的。
假如在天启最初的三四年作一个总结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起的建州奴隶主野心家，正在对着国势百倍的王朝进行作战，一切形势都有利于这个庞大的王朝，但是这个王朝正在以日长夜大的趋势腐烂下去。待到这个腐烂形势已经接近完成的时候，当然有人在这个新起的野心家面前拜倒，高呼万岁。历史正在以这样的姿势玩弄这亿万的人民。
孙承宗准备以全力逐步逐步地彻底消灭这些东北野心家的时候，明朝的北京城里也在急速地准备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阴谋。不改朝换代是不行的，因为接连三位皇帝，一位是横征暴敛，堆积满院的金银财宝；一位是朝歌暮舞，在三十日之内，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后这一位更妙了，学得一手的好手艺的少年巧匠，雕刻钻凿，无所不精，但是一字不识，什么都交给九千岁魏忠贤。皇帝本来是轮流坐的，不一定包给凤阳朱家。天下正大着呢，如今建州这一批人要来，那就看他们的本领吧！
天启四年（1624），孙承宗提出他的方略，除了水军以外，他有他的车营图说，内为车营，外有前锋后勍；合为骑步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内步兵四万一千八百五十六人，俱足；骑兵五万一千人，现少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九人，议催各镇兵，可得万人。其马宜六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匹，今少六千五百八十九匹，拟于京营量选三千五百，太仆寺量兑三千一百。其各营所需细大之数，约七十余万，乞发帑金二十四万。
当然，在军队要求发放帑金之时，皇上照例要扣除一些，这是惯例，一切且待战事决定以后计较，但是孙承宗自信以内阁大臣，出关督师，他必须做出成绩来，为国家争回一些地方，保障东北的边疆。承宗的规划是发动水师，到三岔河，约水将金冠、姚与贤等即日渡柳河，在二沟会合。可是问题的焦点出现了。督辅出师，必须会同兵部尚书，兵部尚书高第与孙承宗不合作，总兵马世龙奉高第的命令，停止出兵。这一下出现了矛盾，督师要出兵，尚书不要出兵。姚与贤接到的是尚书的命令，不出师。部将金启宗接到的是督师的命令，出师；可是他手下只有七条渔船，经营三天，陆军渡过了八百骑，都在水边的低洼地里，进退不得。敌人从芦苇间进逼。八百骑的骑兵成为他们的活靶子。李承先中箭先死，鲁之甲、钱应科溺死，水师丧失殆尽。只有陆军自上流直冲船城，船城人杀建州固山贝子一人，甲士数十人，俘获生口五百而归。这一次的出兵，以水陆会师为名，以水军不战告终，俘获建州兵五百。在这一次战役挫败以后，孙承宗的督师大学士罢免了，总兵马世龙罢免了。调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高第有高第的一套方略。在他到山海关以后，第一道命令是撤退锦右、宁前之兵四百里，把关东完全交给建州。明朝的地方大得很，捐弃四百里不足为患。但是这不是当时的形势。明代自成祖以后，是以北京为首都的。首都之东是蓟县，蓟县之东便是辽东，所以明人常以蓟辽总督为重镇，张居正重视戚继光、李成梁，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的。辽东一失，蓟镇孤立，北京首都便毫无障蔽了，这是小学生应有的常识，谁知道兵部尚书，尽管他的地位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长兼参谋总长，是不管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但是宁前四百里并没有放弃，这一次的得力在于宁前道袁崇焕。袁崇焕也是八股出身的，他初任县官，在考场中出题开考时，正遇到一位曾在关外当过兵的老兵，他们谈到边关的故事，谈到九边的形势，谈到和建州、鞑靼打仗的故事。
这时袁崇焕高兴极了，他忘记了他的职任是在本县预试时应当担负监临阅卷的事，只顾同这位老兵谈下去。他备了酒肴，越谈越高兴，谈到怎样地用刀用枪，怎样地着了胖袄抵御枪弹的故事。他听到鞑子不一定要从关口杀进来，他们会拆边墙。
“边墙不是用条石整整地砌上吗？怎么个拆法？”袁知县问。
“大老爷，你还不清楚？石头墙不是没有缝隙的，只要一处松动，向旁边一挪，还愁搬不开吗？想想看，从前人筑墙也不是处处都好，一处松动，锣声一敲，鞑子冲上来。人都是父母生的，能当得起几刀一搠？自然要跑啦。边墙拆去一段，他们冲上来，那就要比比看谁的腿长，谁的腿短了。”
袁知县越听越要听，越听越要问，索性喊着酒肴和老兵对酌起来。他拱拱手道：“老大哥，你真是经山历险，动刀动枪，为国家立过大功。可惜却落到这个知县衙门里，委屈了，委屈了。”
他们这一谈，从傍晚谈到天亮。考生们的卷子最初是三本、两本交上来，以后是一大叠，几十本，几百本。福建人最重视考试，认为这是一条入仕的门路，考上了便做官，做了官一边用不到再受差役衙吏的气，左邻右舍还要给个面子，说不定三次两次到知县老爷那里说个情，也有个二三十两银子的盘缠。
交卷的人等急了，只有挪动脚步回到下处；差役的人等急了，却想如何交差。袁大老爷是来监考和看卷子的，要是和这个烂腿缺胳膊的老兵谈个没完没了，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卷子呢？
官究竟是官，是老爷，差役们敢说话吗？弄不好翻了脸，打一顿屁股，那时去和谁说理？可巧也有精灵鬼，他们想法子搬泥神，和师爷们使一下好脸色，请师爷们和袁大老爷谈一下。师爷们也晓得看卷子的事情是无法搁下的，不能有一搭没一搭听凭大老爷讲《山海经》，说什么九边形势。
内中一位壮壮胆，向袁大老爷请了示：“袁公，你看是不是喊一点早饭，趁凉把这几本卷子过一过目吧？”
这才提醒了袁崇焕，谈了一夜，太阳已经照到西墙，卷子总还是卷子，难为这些子曰行的老童生百里迢迢地进县，不看也不成话。他说：“啊，老哥哥们，话是不错的，可是和这一位九边老伙计一谈，把时间都忘去了。再细看，也来不及，何况我和这位老伙计话还没说完呢？这样吧，谈还是由我们谈。至于卷子，你们几位谁高兴谁看。说起来，童生们都有祖宗保佑，县考的当中，顺眼的就多取两个，不顺眼的少取两个也不妨。真真委屈的充其量不过三年以后重考一次，那时总有一位大老爷逐字逐句细批密点，像我袁崇焕这样信口开河的人是不多的。”
经过这一番吩咐，幕僚们本来熟悉袁大老爷的脾气，他们就去细批细点起来，连排名次、挂县榜这一类的事，他们都直接地用袁崇焕的名义干了。
袁崇焕还是和这位老兵细谈、咀嚼、回味，直到他自己对于九边形势有一个大略的认识才肯罢手。所以天启五年（1625）高第经略辽东的时候，当他提出主张，要把山海关以东四百里地面全部放弃的时候，袁崇焕毅然地站出来力争。他慷慨地说出：“经略的主张是以山海关为主，关以外全部放弃。在经略当然有经略的筹划。可是崇焕是宁前道副使，这四百里是崇焕管辖的地面，没有这四百里，就没有袁崇焕，这四百里崇焕是守定了，生于斯，死于斯，宁可进前一尺，不可退后一寸。还要请经略大人好生考虑一番。”
就是这样，为明朝保存了关外这一条走廊的起点，为以后洪承畴、祖大寿等人出关进击建州的起点。
明朝末年是一个百孔千疮的时代。经过神宗、光宗、熹宗这三位宝贝皇帝的雕琢，明朝要想再偷存下去，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了。到了思宗，这是一个要想做好而不知道怎样做好的人，他知道太监是国家的大害，他有决心把这个大害去掉，但是大害是去掉了，他不理解这个毒菌已经布满全身，去掉太监不难，但是用什么人来代替太监，他却想不到一个办法，所以到末年还得起用太监。他知道文官几乎无人不贪，他去掉了一些文官，但是他不知道用哪些文官来代替他们。他知道武官贪生怕死，残害百姓，他也想去掉一些，但是他不知道用哪些武官来代替他们。他知道有些文官是可杀的，因为杀了以后，他的部下不会造反；但是有些武官尽管无恶不作，竟是不可杀的，因为杀了以后，他的部下就要造反，事情反而不可收拾。他尊重文官，有时请坐，称为“先生”，请他们赐教，但是他们一面说不敢当，实在也毫无办法。当时不是没有人望，如钱谦益、瞿式耜之流，但是他们在家也是垄断乡里，无恶不作。瞿式耜还好，总算到了桂林，支撑西南半壁。钱谦益就糟了，他早年辇金入京，希图拜相，到了晚年，顶着礼部尚书的头衔，迎接建州奴隶主入南京，还要假托以修明史为名，投身满洲。明朝的统治完了，无论思宗的苦心焦虑，隆武的发愤图强，永历的百折不回，这个朝代是完了。而这个朝代的人民，最初是过的可杀可死的生活，以后是过的差别待遇的日子。最后只有相顾而起，从死亡中挣扎起来。他们要打破奴隶主加于他们身上的锁链，还要为比建州奴隶主更凶狠的奴隶主所加于这批奴隶主和奴隶身上的锁链而奋斗，艰苦是艰苦的，然而他们毕竟站起来了。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也能打倒不把他们当作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