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长平之战，是发生在秦国与赵国之间的一场大战。这是战国晚期规模空前的历史性的决战。秦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歼灭赵军主力，确定了在兼并战争中的胜局。

秦昭襄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

我们这里所说的英雄时代，是指社会竞争比较激烈，生活节奏比较急迅，杰出人才比较集中，文化风格比较豪放，从而历史进步比较显著，文明创获也比较丰富的历史时期。

在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民族精神的特质一般都表现出积极奋进的风格。

对于秦昭襄王时代的历史特征以及秦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表现，历史学家曾经用有力的笔调予以记述，比如，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所谓“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贾谊《过秦论》所谓“追亡逐北”，“宰割天下”等等，都突出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急进风格和秦国的强大威势。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又有所谓“昭襄业帝”的评价，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秦人的历史成就对于实现“大一统”的意义。

人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的风格，表现出推崇勇力，比竞智思，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特征。

历史在当时为焕发人们的才智，为催化社会的演进，为激活文化的生机，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这二百二十五年间，前后一共有九十二位君主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表演，其中享国四十年以上的有八人，享国五十年以上的，有赵简子六十年，楚惠王五十七年，齐宣公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

战国晚期在位的两位老年君主，就是周赧王姬延和秦昭襄王嬴稷。

前者所统治的是当时最弱小的国家，后者所统治的，则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前者的国家，恰恰又是败亡在后者的国家手中。

在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去世，第二年，秦昭襄王就正式出兵灭掉了西周。七年之后，秦又灭东周，周王朝于是灭亡。

秦昭襄王又是秦国历史上在位年代最长的君主。

在他所处的时代，秦国已经成为实力压倒列强的，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的大国了。

也正是在秦昭襄王时代，秦国表现出了能够实现统一的国力。当时，只有秦国有充沛的实力能够实现统一，已经成为比较明显的历史趋向。

秦昭襄王时代，是秦人东向扩张的全盛时代。不过。按照秦昭襄王既定的东征战略，可能秦军本来是并不急于和在军事上相当强大的赵人直接交锋的，而是应当先征服魏国和韩国，控制中原地区的大部。

根据民间广泛流传的远古时代的传说，秦人和赵人其实原本同出一源。而赵国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文化改革，已经成为雄镇北方的军事强国。赵国又多山地，出产贫薄，因而秦国东征军之兵锋所向，起初可能并没有以赵国为主要目标。

秦国和赵国的这次大规模的直接的军事交锋，是由于韩国上党郡的归属而偶然引发的。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军猛攻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守军被迫投降，于是韩国上党郡与国都郑（今河南新郑）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成为事实上的飞地。

上党郡太守冯亭于是与百姓商议：我们和郑地的交通联系已经断绝，显然没法子得到韩国的保护和援救了，秦军逼近，韩国无力抗拒，我们不如以上党之地归赵。赵国如果接受上党，秦人愤怒，一定会进攻赵国的。赵国受到攻击，就一定会亲近韩国。韩赵合力为一，那么就可以抵御秦人了。

大家同意冯亭的意见。冯亭于是派人报告赵王，表示归附之意。赵孝成王和平阳君、平原君商议。平阳君说，不能接受，如果接受的话，祸患将会大于收益。平原君则说：平白无故得到一郡之地，当然应当接受了。赵国于是接收了上党之地，封冯亭为华阳君。

秦昭襄王四十六年（公元前261年），秦军连续攻克韩国的缑氏（今河南登封西北）、蔺（今山西离石西）两县。第二年，秦国派左庶长王龁进一步加紧对韩国的攻势，秦军夺取了上党（今山西屯留南）。上党的民众纷纷流亡，逃奔到赵国。赵国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屯据重兵，以护卫上党流民。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四月，王龁所部秦军进攻长平。秦赵长平之战爆发了。

在最初的交战中，秦军斩杀赵军一名都尉。赵孝成王与平阳君赵豹商议与秦人媾和，派贵族郑朱作为使者入秦。秦昭襄王接待了郑朱，却并不肯与赵国和谈。

在长平战场上，秦军初获小胜，但是不久就因赵军名将廉颇“固壁不战”，避其锐气的战术而受到阻滞。秦军多次挑战，廉颇都不应战。廉颇准备以这样的方式首先挫杀秦军的锐势，然后等待有利时机再出击。而两军长期相持，对于远征千里的秦军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走向失败。秦军历来善于突进急击，只有速战才能成就大功，而攻势一旦受挫，往往就会导致士气的凋败和进攻实力的摧折。秦军主将王龁长期求战不得，秦军所面临的高山夜寒，粮草不继，士卒病伤等不利条件，都使他为久困长平而深深忧虑。

为了战胜赵国名将廉颇，秦昭襄王决意派战功累累的将军白起出任长平秦军的统帅。

白起，眉县人，行伍出身，勇于拼战，善于用兵。秦昭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他已经以军功累进，升到秦国二十级军功爵制的第十级“左庶长”，统率大军进攻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第二年，白起军功爵升至第十二级“左更”，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与韩魏联军会战，斩首二十四万，俘虏其主将公孙喜，攻克五城。于是白起升任秦国国君之下的最高军事长官“国尉”。白起又率军渡过黄河，攻占了韩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东的大片土地，一举将秦国的疆域扩展到河汾平原。秦昭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92年），白起军功爵已经升到第十六级“大良造”，与当年商鞅地位最高时相当。同年，白起又率军进攻魏国，占领了大小六十一城。第二年，白起的部队又攻占了王屋山下的战略要地垣城（今山西垣曲东南）。

白起作为主将第一次和赵军直接作战，是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他率军攻赵，占领了太行山区的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

白起将军最为显赫的战功，是秦昭襄王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公元前279年至前278年）进攻楚国时所取得的。当时，秦军兵锋凌厉，起初即一举攻克楚国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北）等五城，第二年又出其不意，以神奇的跃进速度，插入楚国腹地，竟然攻陷了楚国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火烧夷陵（今湖北宜昌）。秦军的前锋甚至一直推进到临近汉江和长江交汇处的竟陵（今湖北潜江西）。楚顷襄王被迫出逃，后来不得不把国都迁移到陈地。秦国在郢城设立了南郡。于是，秦的疆土第一次扩张到江汉平原的富庶地区。将军白起因此再次得以升迁，被封为“武安君”。武安君白起又继续挥师渡江南下，控制了巫郡和黔中郡的广大地区。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武安君白起又率军进攻魏国，攻克华阳城（今河南郑州南），威胁韩国国都郑（今河南新郑），歼灭三晋联军十三万人，又击败赵将贾偃部，沉杀其部卒二万人于黄河中。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以进攻韩国陉城（今山西曲沃西北）为起点，连续拔五城，斩首五万人。第二年，他率领的秦军又完成了切断南阳太行交通道路的战略任务。光狼城争夺战和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是在太行山地进行的。

白起被任命为“上将军”。“上将军”，是秦国自此首次设置的最显赫的军职。

秦军和赵军都集聚了全力，准备在这里作拼死的一搏。两军的将领内心都非常清楚，此次决战对于秦、赵两国，不仅关系到军势之盛衰，也关系到国运之兴亡，关系到民气之生死。白起和廉颇作为一代名将，想来都切望在战场上能够直接交手，一试高低。不过，他们虽然在长平曾经亲率两军对垒，历史却终究没有给他们面对面直接进行较量的机会。

长平战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称作“米山”。明末人李雪山曾经作《咏米山》诗，由米山胜迹追念名将廉颇，其中写道：“积雪如山夜唱筹，廉颇为赵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将军之胜谋，却最终没有条件能够得以实践，名将廉颇无故被赵王解职，使战局急转。

赵孝成王命令由赵括取代廉颇，任长平赵军的最高统帅。赵括是曾经于阏与（今山西和顺）之战战胜秦军的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被看作“将门出将”的典范。赵括的母亲马服君夫人上书反对任命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长平军主将，却并没有能改变赵孝成王的决定。

赵括开始在长平前线行使指挥权之后，两军相持的形势果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即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九月，在长平山地，秦军与赵军的大决战开始了。经过激战，上将军白起指挥的秦军完成了对赵括属下四十余万赵军的分割包围。被围困的长平赵军，军粮补给已经完全断绝。

出于对长平之战特殊的战略意义的重视，秦昭襄王风尘仆仆，亲自前往河内。这是秦国的国君巡幸秦国的国土，所至于最东端的空前的历史纪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闻听赵国粮运道路已经切断，亲自来到河内地方，赐民爵各一级，调发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参军，集结于长平，阻断赵国援兵的通路。秦昭襄王的河内之行，对于调动兵员，督察粮运，全力加强长平前线的作战能力，有非常大的意义。秦军对赵军远方来援的堵截，也因此具备了成功的条件。

长平被秦军牢牢围定的赵军士卒，绝粮长达四十六天。数十万人经历了空前严峻的生存能力的考验。

在赵军主力被秦军分割，并且陷入秦军包围之后，赵括将军只能把摆脱困境，反败为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围外来援上。但是他没有想到秦昭襄王竟然会亲临河内，亲自督察长平战事，阻断各国援赵的通路；也没有想到秦军主将白起竟然会有全歼数十万赵军的魄力。

按照兵法的常规，白起如果确实试图全歼长平赵军主力，那么，在比较双方军势时，应当看到，秦军其实并不占据优胜于赵军的地位。第一，赵军先至长平，而秦军则后至。《孙子·虚实》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至于人。”第二，秦军的数量对于赵军也没有形成压倒的优势。《孙子·谋攻》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秦军绝对没有十倍于赵军的兵力，却竟然要实行包围赵军的战略。

在选择基本战术时，白起似乎也违背了兵法的基本原则：比如，秦军严密包围赵军而不留出路。而《孙子·军争》说，“围师遗阙”。另外，秦军围定赵军后，尽管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然而却迟迟不发动进攻。而《孙子·九地》说：“兵之情主速。”主张用兵利于速胜，不利于持久。《孙子·作战》还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白起显然也违背了兵法的这一原则。

白起看起来处处都违背了兵法的原则，然而在战役中，秦军实际上却并没有因此遭受到什么挫败，而且从战局的总趋势看，恰恰相反，秦军越来越占有优势，而赵军的劣势也越来越明显。

在已经找寻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心傲而志高的赵括发起了拼死的最后一搏。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至于九月，赵军士兵绝粮四十六日，于是自相残杀，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又出兵攻击秦军营垒，其将军赵括亲自率领精锐士出击，秦军射杀赵括。赵军大败，四十万战士向武安君投降。

如何妥善地处置这些赵军降卒，成为上将军白起面临的难题。

他再三思索，最终确定了一种彻底解决的方式。长平，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悲苦记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武安君白起考虑到，此前秦军已经占领上党，上党民众不愿意归顺秦人而归于赵国。赵军士卒也必有反覆之心。如果不尽行处死，恐怕以后不免发生变乱。于是将降卒全部坑杀，只留下年少者二百四十人遣返归赵。

白起率领的秦军前后杀死赵军四十五万人。

长平坑杀赵国降卒事件发生后，赵国人心大受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