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秦始皇的统一，分裂而为六国贵族子孙的割据；这可以说是封建势力的反动。中间经过楚汉战争，由割据而又转到西汉的统一，这又表明了封建的残余力量毕竟脆弱，而统一的要求，才是当时的主潮。

刘邦也许把握住了这个要点，所以他终于战胜项羽。项羽在作风上，始终不曾离开分封诸侯的做法：他广封诸侯，自为霸王，努力恢复秦始皇统一以前的局面，所做的只能称为是开历史倒车。

刘邦呢，是起自平民，对于平民的要求，了解得较为深切。所以，后来对于诸侯王的子孙，也不像项羽对他们那样的尊重；他占领了一块新的地方，也不急于封赠给一个旧贵族，或创造一个新贵族。说他自私，当然是可以的，但他这种自私，恰好代表了反封建的平民要求，倒是天下之至公了。

参加秦二世元年七月的革命运动的，可说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所谓戍卒、流氓及一般的平民；第二种是六国宗室与六国的将相遗臣。属于第一种的有陈涉、吴广、刘邦、张耳、陈余；属于第二种的，有田儋、田荣、田横、魏咎、魏豹、韩王信、张良、项梁、项羽。在号召的能力上，贵族应占优势；但时代所宠遇的，却是平民。平民不但在数量上较为众多，在方法上较为彻底，而且他们是眼光向着未来，要创造新的天下，不像贵族们仅仅留恋于割据封建的过去。在平民的领袖之中，无疑的，刘邦是意识最清楚的一个。

我们为了知道楚汉战争的背景，必先充分明了秦始皇统一的实际。我们必须清楚：秦始皇所铲除的封建，在本身上实已到了必须铲除的时候。是封建制度已经于事先崩溃了吗？“崩溃”，这字眼并不适当。我们应该说，春秋时代的典型封建，到了战国末期，已经充分“发展”而“转换”了。远在春秋的时候，采邑便已开始集中，产生了著名的“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现象，小诸侯的采邑逐渐沦为大诸侯的郡县，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期统一趋势。其结果，是造成了七个大国于当时中国的领土之上。所有的中国人，也开始有了民族的自觉，觉得无论燕齐秦楚任何一国的人，总之都是中国人，属于一个血统，一个文化。超于七国之上的是天下；这天下，应该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统一，这七个大国的公子王孙与知识分子，不再觉得必须忠于他们的小区域、小国君；只应忠于他们的民族统一的理想，可以随意选择一个诸侯如秦孝公，或一个公子如孟尝君，作为实现理想的凭借；于是产生客卿，产生食客、辩士、游侠、亡命等等。经过相当的时期，秦国由于地理的优越及历代君主的英明，很明显地成为中国大一统的希望，犹如意大利民族的皮埃蒙，德意志民族的普鲁士。各侯国的志士都纷纷入秦，秦国也一贯的采取延揽客卿的政策，以吸收天下的人才，招引天下的属望。贵族们，也许要努力反抗那发动于秦的统一运动；平民们，至少在起初，是拥护这个运动的。

为什么终于在二世元年，平民要揭竿而起呢？原因是，秦始皇不该将专制与统一同时并行。既然铲除了诸侯贵族的政权，拿郡县代替封建，不该同时又用暴虐的手段来对付那刚从诸侯政权解放出来的平民。平民武装的普遍没收，大量的移民戍边，使得刚有喘息希望的天下人民，感觉到这新的局面较之旧的更难忍受，于是怀疑统一，追念封建，即使对于拥护旧贵族不感兴趣的人，也想自为新的贵族，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一夫发难，百夫响应，陈涉自称楚王，刘邦自称沛公……

等到平民既经发难以后，贵族的残余分子才跟着起来，各就本人的势力所及，为复国的运动。但这些贵族分子，很少六国诸侯的嫡系，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比较接近于宗室的是魏咎，在亡国以前为宁陵君，配得上称为公子。其次是田儋，为齐国宗室的远族。

楚汉的战争，虽只经过五年，但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却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春秋的时代，所谓战争，差不多只是一两天的交锋；其后规模扩大，有“围城”之类的举动，也至多是几个月或十几个月的事。到了秦始皇消灭六国，时间是延长了，但交战的双方，在力量上并不是对等的。只有楚汉，才是两雄相对，而且战场扩充到当时中国幅员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