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以上几部稿子，我受到了上海出版商的注意，他们约我到上海去订合同，预约我的小说出版。去沪以后，招待欢迎，走时欢送，稿费从优，但是我一般全是卖版税，书印若干万册或若干版，与我无干。记得在上海先看见了编《红玫瑰》杂志的赵苕狂，他又给我引见了世界书局经理沈知方，我一次预支了稿酬八千元，决定《春明外史》由他们第三次出书，《金粉世家》也由他们出版，再次就是正在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啼笑因缘》了。

这时我有了钱，就写信给郝耕仁，叫他到上海来玩玩。他来了，我分给他一些钱，又同路去逛西湖。郝耕仁这时还劝我节约一些，别把心血换来的钱全虚掷了。我回到北京以后，手上还有不少钱，虽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首先我把弟妹们婚嫁、教育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又租了一所房子，院子很大，植了不少花木，很幽静。这一切，在精神上，对我的写作是有益的。

这时我很忙，我算了一下，有六七处约稿，要先后或同时写起来，我因此闭门写作了一年。每天我大概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去吃晚饭，饭后稍稍休息，又继续写，直到晚上十二点钟。我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的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儿加油的工作不间断的缘故。否则我永远落在民国十年以前的文艺思想圈子里，就不能不如朱庆馀发问的话，“画眉深浅入时无”了。

这时，我读书有两个嗜好，一是考据，一是历史。为了这两个嗜好的混合，我像苦修和尚，发了个心愿，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要写这部书，不是光在北平几家大图书馆里可以把材料搜罗全的。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这要到民间野史和断简残编上去找。为此，也就得多转书摊子，于是我只要有工夫就揣些钱在身上，四处去逛旧书摊和旧书店。我居然找到了不少，单以《水浒》而论，我就找了七八种不同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胡适就曾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了。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可见民间蓄藏是很深厚的。由于不断发掘到很多材料，鼓励我作小说史的精神不少。可惜遭到“九一八”大祸，一切成了泡影。材料全部散失，以后再也没有精力和财力来办这件事。

那几年由于著作较多，稿费收入也就多些。这时因我四弟牧野是个画师，邀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办了个“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我不断帮助他一点儿经费，我算是该校董事之一，后来大家索性选我做校长。我虽然有时也画几笔，但幼稚的程度比小学生描红模高明无多。我虽担任校长，并不教画，只教几点钟的国文，另外就是跑路筹款。记得当时在“北华美专”任教的老师有于非闇、李苦禅、王梦白等先生。后来一些在艺术上有成就或在社会上知名的人如张仃、蓝马、张启仁等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