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以及现存的经济体制主要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缘故而被讨论。它们是存在于最初的冲动与后天获得的习惯这一关系之间的关键性事例。它们充满了各种邪恶的后果，以至于任何一个愿意去批判的人都能无休止地对它们进行批评。尽管如此，它们仍旧继续存在着。这种持存性就成了保守主义者主张这些制度根源于一种不变的人性之理由。一种更真实的心理学却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困难之所在。这种心理学表明，麻烦之处就是已经确立起来的习惯所具有的惰性。不管习惯所起源的环境是多么偶然和无理，不管现存的条件是多么不同于这种习惯形成时所处的那些条件，习惯都继续存在着，直到环境坚决地否认它为止。习惯一旦形成，就会通过不断地影响天生的各种活动而使其自身永存。习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激励、禁止、加强、削弱、选择、专注和组织这些天生活动。习惯按照自己的形象，从无形而空虚的冲动中创造出一个世界。人既不是理性的生物，也不是本能的生物，而是一种习惯的生物。

认识到这种正确的心理学，我们就找到了问题之所在，但却不能保证它的解决。确实，它初看起来似乎表明，所有解决这个问题和确保根本性的重新组织的尝试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天生活动的方向依赖于后天获得的习惯，因而后天获得的习惯只能通过改变冲动的方向而被更改。现存的各种制度都把它们的印迹和文字强加给冲动和本能，这些制度体现着本能和冲动所遭受的改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力量来改变这些制度呢？冲动将如何运用那种已经为它所拥有的重新调整的功能呢？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巨变和偶然而使风俗变得混乱，以便释放出冲动来使它作为新习惯的起点，难道这在将来会和在过去不一样吗？

例如，现存的关于产业工人的心理学是滞后的、不负责任的，它把最大量的机械性常规和最大量的易发作的、不可控制的冲动性结合起来。这些事物已经被现存的经济体制所培育。但是，它们的存在是社会变革的可怕障碍。我们不能在人们中培养那种欲望，即欲求尽可能不付出任何东西而得到某物。我们通过宣传生产力的魅力，通过责备人性中天生的自私性，通过敦促某种伟大的道德复兴与宗教复兴，就会很容易使我们自己满足。各种缺陷实际上指出了经济制度变化的必然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缺陷也为变化设置了重大的障碍。同时，现存的经济体制为了它自己永存，已经赢得了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的支持；如果劳动者要被解放，这些能力就必然成为劳动者劳动的原因。其他人在面对这些困难时，期望通过全面的内战和革命来寻求一种同样廉价的满足。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吗？首先，在对青年人的教育中有很多种尚未被利用的可能性。考虑到普遍教育在早期并不对群众开放，我们认为普遍教育的观念几乎还不到一个世纪，它仍然更多的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而且，迄今为止，学校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作一种为现存国家体制和经济体制服务的便捷工具。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任何一个现存的学校体制所具有的缺陷和歪曲。对于一位批评者来说，对已经成为例如是美国共和国特征的教育的宗教式虔诚进行嘲笑，这是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把它称作是无知的热情、缺乏理解力的狂热信仰。然而，这种冷酷的现实情形是：连续的、逐步的经济与社会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运用教育青年人的机会来更改流行的思想和欲望类型。

青年人还没有完全屈服于已经确立起来的风俗之影响。他们那种拥有冲动性活动的生命，是生动的、灵活易变的、实验性的和好奇的。相对来说，成年人已经形成和固定了他们的习惯。他们虽然说不上是一种环境的受害者，但却是它的服从者；他们只能通过大量的努力和干扰，才能直接改变这种环境。他们也许不能清楚地看到所必需的变化，或者不愿意付出代价去引起这些变化；然而，他们希望下一代人有不同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们也许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环境，而这种环境的主要功能就是教育。为使对青年人的教育在促进社会改良方面有效，对成年人来说，就没有必要对某种更好的状态有明确的、确定的理想。这种精神所指引的教育事业，可能仅仅会以一种僵化来代替另一种僵化而告终。所必需的是，将要养成的习惯比当前那些习惯更明智、更有敏锐的感知力、更有预见、更懂得它们在做什么、更直接率真、更有灵活的反应性。于是，这些习惯将解决它们自己所面对的难题并提出其改良方式。

尽管对年轻人的教育是使这种冲动的生命用作引起社会改善代价最小、最有序的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成人的环境不是铁板一块的。一种文化越复杂，它就越是包含着根据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模式所形成的习惯。每一种风俗本身也许是僵化的、迟钝的，但这种僵化可能导致风俗去折磨其他人，因而所导致的这种折磨也许会释放出进行新探险的冲动。很明显，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包含有这种内部冲突与解放的时代。社会生活似乎是混乱的、无序的，而不是非常固定地被控制着的。现在，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同支配着友谊交往、科学与艺术的习惯相矛盾。各种不同的制度培养了对立的冲动，并且也形成了相反的倾向。

如果我们不得不根据劝诫和无形的“理想”而等待引起社会变革，那么，我们确实将要等待很长时期。但是，彼此之间不一致的各种制度所包含的冲突模式正在产生出巨大的变化。重要的不在于改变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而在于这些改变是否应该以不安、不满和盲目敌对的斗争为特征，或者理智上的引导是否可以调节巨大的冲突，并把各种分裂的要素转变为一种建构性的综合。无论如何，“先进的”国家的这种社会情形，就好比给我们对僵化风俗的坚持赋予一种荒谬性气息。有许多人告诉我们，真正的麻烦在于习惯与原则缺乏确定性，在于与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永恒标准和结构背道而驰。我们被告知，我们正在遭受本能过剩之苦，正在遭受因作为一种生活规律的习惯屈服于冲动而导致的习惯松散之罪。治疗的方法据说是从当代的流动性返回到遵守规律和比例的古典时代的稳定而宽广的模式之中，因为古代反正总是古典的。当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无规律的变化传播到所有情形中时，为什么要强调固定习惯的邪恶之处，以及释放作为重新组织的发起者的冲动之必要性呢？为什么不去谴责冲动而赞扬遵从秩序和确定真理的习惯呢？

这一问题是自然的，但所提出的治疗方法是无用的。我们很难夸大现在从一种教育（nurture）转变到另一种教育的程度，就像夸大从商业转变到教会、从科学转变到报纸、从商业转变到艺术、从友谊转变到政治学、从家庭转变到学校的程度那样。一个个体现在服从于许多种相互冲突的教育计划。因此，各种习惯彼此被分隔开来，人格被扭曲，行为的计划也被弄得乱七八糟。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就是培养一种新的风气；而且，只有当释放出来的冲动被明智地用来塑造在一种新情形下彼此协调的习惯时，这种风气才能被获得。由于旧习惯的衰微而导致的松弛，不能通过敦促恢复旧习惯之前的严格性来纠正。尽管从抽象的角度来说，它是值得欲求的，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是值得欲求的，因为旧习惯的不灵活性就是它衰落与分裂的主要原因。哀伤地抱怨变化的流行，以及抽象地恳求恢复衰老的权威，这些都是个人脆弱、不能应对变化的征兆。它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应”（defense re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