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上所述，人们仍可以断言：有确定的、独立的和原始的本能存在，这些本能以一一相应的方式在特定的行为中表现了它们自身。有人会说，恐惧是一种实在，因而愤怒、对抗、喜欢支配别人、自卑、母爱、性欲、群居性和妒忌都是实在，而且各自都具有适合自己的行为作为结果。当然，它们都是实在。吸力（suction）、金属生锈、打雷、闪电和比空气轻的飞行器也都是实在。但是，只要人们沉迷于运用特殊力量的观念来解释这类现象，科学与发明就不会取得进步。人们尝试走那条路径，但它只会把人们引入有学识的无知之中。人们说过自然厌恶真空，说过有一种燃烧的力，说过趋于这或那的内在冲力，说过作为力量的重与轻。结果发现，这些“力量”不过都是现象，从一种特定而具体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们至少是实存的）转变为一种普遍的形式；而在这一形式中，它们仅仅是口头上的东西。他们把一个难题转化为一种提供假装满足的解决办法。

只有当心灵完完全全地发生转变时，洞察力和控制才会获得进展。在研究者们逐渐开始明白他们所说的因果性力量不过是把各种复杂的现象压缩于一种完全相同的形式中的名称以后，他们把现象分解为细微的细节，并寻找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即寻找在其他也是变化多端的诸多现象中的要素。各种不同要素之间的一一相应，取代了巨大而给人强烈印象的力量。行为心理学只不过刚刚开始进行相似的处理。感觉心理学的流行可能就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它似乎允诺以一种同样详细的处理方式来对待个人现象。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倾向于把性欲、饥饿、恐惧，甚至是更为复杂的积极兴趣，都看作好像是整块力量，就像旧式自然科学中的燃烧或重力一样。

我们不难看出，在诸如饥饿与性欲这种比较简单的行为事例中，一个单一的、分离的倾向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动力的发泄或释放的途径比较少，而且是相当明确地确定的。这很明显涉及特定的躯体器官。因此，这就暗示着相应地有一个单独的心灵力量或心灵冲动的观念存在。在这一假定中包含着两种错误。第一个错误在于忽视如下事实，即没有任何活动（甚至是被常规性习惯所限制的活动）被限制在最明显地包括在其执行中的渠道上。从某种程度上或某种方式上来说，整个有机体在每一行为中所涉及的，不仅有内部器官和肌肉器官，而且有循环的器官和分泌的器官等等。既然有机体的总体状态绝不可能两次完全相同，那么，饥饿和性欲的现象实际上绝不可能两次完全相同。为了某些目的，这种区别可以不被考虑；但是，为了心理分析将以正确的价值判断而结束，这种区别却提供了钥匙。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那种与饥饿或性欲行为相伴随的机体变化的背景，也对正常现象与病态现象进行了区分。

第二个错误在于，行为发生的环境绝对不是两次都相同的。即使有机体公开的冲动从实质上来说是相同的，这些行为所接触的环境也是不同的，因而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后果。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客观结果的区别看作与这些行为的性质无关。如果这些区别没有被清楚地看到，那么，它们也会立即被感觉到；而且，它们是这一行为的意义的唯一组成部分。当先前居于灵魂中的情感被认为是行为的原因时，人们自然就会假定每一种心灵要素都有其自己可以通过内省而直接了解的固有性质。但是，当我们放弃这种观念时，那么，很明显，能够告诉我们一种机体行为是什么样子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它所引起的被感觉到的或知觉到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是机体内的，而且（正如所表明的）它们将随着每一种行为而变化；其他的变化则是外在于有机体的，而且这些后果对于确定行为的性质比机体内的后果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是和其他后果有关的后果，不但引起一种更间接的合作性活动与抵抗性活动，而且引起有利与不利的反应。

大多数人所谓的自我欺骗，是由于用有机体当下的状态作为一种行为的价值标准所致。说感觉不错或者产生出直接的满足感，就是说它引起了一种舒适的内在状态。以这种经验为基础的判断，也许完全不同于其他人以它的客观后果或社会后果为基础所作出的判断。因此，甚至就最基础的防备而言，所有个人都学会意识到一种行为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它在其他人的行为中所产生的各种后果为基础的。但是，即使没有这种判断，一种行为所产生的外在变化也即刻会被感觉到，而且与这一行为联系起来，成为它性质中的一部分。甚至当一个幼儿看到由于他的愤怒偶然捣毁的事物时，这种捣毁作为一种价值的指针，也可以与他因释放精力而得以满足的情感相媲美。

大体而言，儿童是控制不住我们称之为愤怒的东西的。首先，愤怒被感觉到或意识到的性质取决于他的有机体的当时条件，而这种条件绝对不可能两次都相同。其次，这一行为立刻被它接触到的环境所修改，以至于各种不同的后果马上就反馈给行动者。比如，在一种情况下，愤怒针对的是年龄较大且较强壮的玩伴们，他们立即对冒犯他们的人进行报复，也许是非常残忍的报复；在另一种情况下，愤怒影响的是较弱而无力的孩子们，被反映出来和被意识到的后果则是一种成就、胜利、权力，是一种对为所欲为的手段的认知。认为愤怒仍然是一种单一的力量，这种观念是一种无力的神话学。即使就饥饿和性欲而言，行动的渠道完全被先前的条件（或本性）所限定，但饥饿与性欲的实际内容与感受会因其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完全相异。只有当一个人正处于饥饿中时，饥饿才是一种无限制的自然冲动；当饥饿接近这一限度时，它就容易失去其心理特性，成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不祥之物。

精神分析学者对性欲的探讨是最富有启发性的，因为它既明显地展示了人为简单化所造成的后果，又展示了社会结果到心灵原因这种转变。有一些作家，常常是男性作家，大谈女性心理学，仿佛他们正在讨论的是柏拉图式的一般性实体，尽管他们习惯于把人看作是随着结构和环境而变化的个体。他们把目前是西方文明的特殊征候的那些现象，看作好像是人性中固定的天生冲动的必然结果。当前存在着的浪漫主义之爱，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一切不同的心神不宁，就像带有涡轮机、内燃机和电力发动机的大型战舰一样，肯定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一种印迹。把后者看作是单一的心灵原因所引起的结果，就像把与现在的性关系相伴随的混乱与冲突归因于一种最初的、单一的心灵力量或利比多（libido）的表现一样，是不明智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式的简单化至少要比荣格式的简单化更接近于真理。

再有，我们通常还假定有一个单一的恐惧本能，或者顶多有一些界定明确的恐惧亚种。实际上，当人们害怕时，他的整个人都会有反应，这一整体反应的有机体绝对不可能两次都相同。事实上，任何反应都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它的意义绝不可能两次都相同，因为环境的不同导致了后果的不同。只有神话学才会设定一种单一的、同一的心灵力量“引起”了所有恐惧的反应，那是一种始于自身并终于自身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辨认出某些或多或少有独立特征的行为——肌肉的收紧、退缩、逃避、隐藏，这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在后面这几个词汇里，我们已经引进了一个环境，诸如退缩和隐藏这样的术语除非是作为对待物体的态度，否则就没有意义。没有诸如一般性的环境这样的事物，有的只是特定的、变化的物体和事件。因此，这种逃避、逃跑或退缩的发生就直接与特定的环境条件相关联。没有一种具有各种不同表现的恐惧；从性质上来说，有许多种不同的恐惧，就像有许多需要作出反应的物体以及有许多感知到并观察到的不同后果一样。

对黑暗的恐惧不同于对公开场合的恐惧，对牙医的恐惧不同于对幽灵的恐惧，对引人注目的成功的恐惧不同于对蒙羞的恐惧，对蝙蝠的恐惧也不同于对熊的恐惧。怯懦、困窘、谨慎和敬畏都可以被看作是恐惧的形式。它们都具有某些共同的身体器官的动作——那些器官收缩的动作，以及犹豫和退避的手势动作。但是，从性质上来说，每一种恐惧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种恐惧都是由于它同其他行为、环境媒介、后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或相关联之总和所致。高能炸药和飞机已经在行为中注入了某种新东西，把它称为恐惧没有错。但是，即使从有限的、客观的观点来看，如果允许具有分类作用的名称抹煞对从空中投掷下来的炸弹的恐惧与先前就已经存在的恐惧之间的区别，就是错误的。这种新的恐惧，就像一个儿童对陌生人的恐惧一样，其原始和天生的程度不多也不少。

任何活动当它第一次发生时，都是原初的（original）。随着条件不断地变化，崭新而原始的活动就不断地发生着。传统的本能心理学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它设定了一个包括特定行为的严格而预定的种类，以至于这些行为自己的性质和独特之处（originality）都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家和戏剧家在行为问题上比图式化的心理学家更有启发性和更吸引人的原因。艺术家使个别的反应能够被人们所知觉，因而他展示出一种由新情形所引发的人性的新方面。艺术家通过以戏剧的方式和可见的方式来言说这一情况，从而揭示出富有生命力的现实性。而科学的体系化者（scientific systematizer）却把每一种行为看作只是某一古老原则的另一个实例，或看作是从一个现成的清单中取出的各种要素的机械结合。

当我们意识到天生活动的多样性，以及这些活动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以适应不同状况的不同方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一些道德现象，否则它们会令人困惑。一般来说，在任何冲动性活动的过程中，都有三种可能性。它可以找到一种汹涌澎湃的、爆炸性的释放途径——盲目而缺乏理智；也可以被升华——即在连续行动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理智地与其他因素相协调的一个因素。于是，一股愤怒由于它动态地融入倾向中而转变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即深信社会的不公正将被救治；而且，它也为把这种信念付诸实践提供了动力。或者，一种性吸引力所带来的兴奋也可以再现于艺术之中，或再现于宁静的家庭依恋或家务之中。这样一种结果，表示出冲动的正常的或值得欲求的功能；在这种功能中，用我们前面的话来说，冲动起到的是枢纽的作用，或重新组织习惯的作用。或者，一种被释放出来的冲动性活动也许既没有直接表现在孤立的、时断时续的行动中，又没有间接地运用到一种持久的兴趣中去。它也许受到了“压抑”。

压抑不是彻底消灭。“心灵的”能量和我们看作自然形式的能量一样，都不能被消除。如果它既不爆发，又不被转化，就会转而去过一种秘密的地下生活。一种孤立的、时断时续的表现，是一种不成熟、粗鲁和野蛮的标记；一种被压抑的活动，是所有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反常（pathology）之原因。由此所致的反常的一种形式，构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反动（reaction）意义上的“反作用力”（reaction）。传统上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斯图亚特在清教式的禁欲之后的放纵。一个著名的现代例子，是由于强制经济和艰辛的战争而引起的挥霍无度的狂欢，在十分敏感而高尚的理想主义之后的道德滑坡，以及在高度集中的注意之后的故意疏忽。许多正常活动的外部表现都曾经受到压抑；但是，活动并没有受到压抑，它们只是由于受到了阻碍而在等待时机而已。

现在，这样的“反作用力”不但是连续的，而且是同时发生的。求助于人为的刺激、嗜酒、性放纵、鸦片和麻醉剂都是例证。在通常有益的活动或休闲娱乐过程中没有被表现出来的冲动和兴趣，都要求并确保一种特殊的表现。十分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有两种对立的形式。一些现象是忙于日常单调的、并伴随以疲劳与苦难的乏味生活的人们所具有的特征，而其他现象则在那些有理智的和执行能力的人们身上找到，这些人的活动决不是单调乏味的，但因为过度的专门化而变得狭隘。这类人总是想很多，即按照一种特定的思路想很多。他们负载着如此沉重的责任，即其他人没有充分地分担他们的服务职责。他们逃入一个更友善而随和的世界，以寻求解脱；在正常活动中得不到满足的对同伴之谊的必要需求，通过沉迷于宴饮交际而得到满足。另一类人则求助于无节制（excess），因为它的成员们在日常职业中几乎没有想象的机会。他们尝试进入一个富有色彩的世界中，以代替正常的发现、计划和判断活动。由于没有常规的责任，他们寻求通过人为地高扬他们低下而屈辱的自我来恢复一种关于潜能和社会认可的幻觉。

因此，道德学家们已经提出如此之多的警告来抵制对快乐的热爱。热爱快乐本身没有任何道德败坏之处。热爱精神愉快与同伴之谊的快乐，是行为中一种稳定的影响。但是，快乐常常等同于特殊的震颤、激动、感官的愉悦，以及为了表达享受与结果无关的直接刺激这一明确目的的意欲的骚动。从字面意义来看，这样的快乐就是放荡、荒淫的标志。一种被剥夺了常规刺激与正常功能的活动，成为孤立的活动，而结果就是分裂与分离。一种常规的生活与一种按非常规性的方式过度专门化的生活都在寻找机会，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来引起一种无任何客观实现伴随的满足感。因此，就像道德学家们已经指出的，这样的意欲具有贪得无厌的特征。各种活动没有获得真正的满足，而满足只有在物体中才会实现。它们继续在更强烈的刺激中寻求满足，结果就产生出从纵情狂欢到温和狂欢的各种寻求快乐的放荡方式。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推导出，获得满足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客观上有用的行动，即引起环境的有益改变的行动。有一种关于自然的乐观理论，认为只要有自然规律，就会有自然和谐。既然人和世界都被包括在自然规律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推断：在人的活动与环境之间存在着自然和谐；只有当人沉湎于“人为地”偏离自然时，这种和谐才会被扰乱。根据这种观点，所有人必须做的就是在他们的工作与环境的能量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因而将是幸福而有效率的。在有益的工作形式的恰当转变中，他们能找到休息、休养和减轻痛苦的途径。如果做环境表明需要做的事情，那么，权力的成功、满足和恢复就将满足他们。

这种关于自然的仁慈观点，赞同一种为了工作自身之故而工作的清教徒式的虔诚，并导致对娱乐、游戏和消遣的不信任。它们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而更糟糕的是，被认为是从有益的行动之途同时也是义务之途的危险偏离。社会条件当然影响了各种职业，这些条件现在成了一种疲劳、疲惫和辛苦而令人讨厌的不适宜的要素。因此，有益的职业是如此具有社会秩序，以至于吸引了思想，满足了想象，补偿了压力的影响；这些职业必定会引入一种现在正缺乏的安静和消遣。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便在最好的条件下，在环境的必然性与人“天生的”活动之间也有非常多的失调之处，以至于限制与疲劳总是与活动相伴随，并且需要特殊的行动形式——即被意味深长地称为消遣娱乐的形式。

因此，游戏、精美的或虚假的艺术——即从有益的艺术观点来看是虚假的活动的重大道德意义，被环境的需求所强化。当道德学家们没有用吹毛求疵的眼光来审视游戏和艺术时，他们常常因承认这些游戏和艺术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或清白无辜的，从而认为自己对它们达到了宽容的顶点。但实际上，它们是道德的必然性。它们被要求去处理存在于所有需要发泄的冲动和在常规行动中消耗的冲动之间的差额。它们保持着工作所不能无限维持的平衡。它们被要求把变化、灵活性和敏感性引入倾向之中。然而，从整体上看，在戏剧、小说、音乐、诗歌和报纸等各种形式中，这种关于游戏（sport）的人性化能力一直受到忽视。它们被置于一种道德真空之中。它们已经实现了它们的部分功能，但还没有做它们能够做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就像那些已经提到的人为的、孤立的刺激一样，仅仅作为反作用力而起作用。

游戏和艺术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德功能，它们应该受到一种如今被否定了的关注，这种看法引起了直接而强烈的抗议。我们没有提到那种源于职业道德学家们的观点，对他们来说，艺术、乐趣和游戏习惯性地受到质疑。对于那些对艺术感兴趣的职业美学家来说，他们甚至将更为卖力地抗议。他们认为，可以想到的某一有组织的监督如果不是对游戏、戏剧和小说的审查，这一监督就将把它们转变为道德教化的手段。如果他们在这种所谓的公共道德兴趣中没有想到康斯托克式[1]的干预，那么，他们至少也会想到，目的就是通过清教徒式的、缺乏艺术性情的个人来清除所有被认为不是非常严肃而高尚的事物，其目的不是为了艺术而培养艺术，而是作为通过某物有益于某人的手段来培养艺术。人们对在艺术中注入一种严肃的振奋精神和使艺术服从改革者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但是，这也意味着某种与此完全不同之物。从连续的道德活动——在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活动——中解脱出来，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必然。艺术和游戏的作用，是以那些完全不同于在日常活动中运用和占有它们的方式来吸引并释放冲动。它们的功能是预先阻止和矫正通常对活动甚至是“道德”活动的夸大与贬低，而且防止注意力定型。说社会完全忽视了艺术的道德价值，并不等于说忽视有益的职业对艺术是不必要的。相反，任何事物如果剥夺了游戏与艺术本身无忧无虑的狂喜，就会因此剥夺它们的道德功能。于是，作为艺术的艺术，自然就会变得十分贫乏，在相关的道德职责方面同样会变得不太奏效。它努力去做其他能够做得更好的事，而没有去做那些唯有它本身才能做的适于人性、缓解僵化、消除疲惫、减轻痛苦、驱除抑郁、摧毁由专门化所导致的狭隘等此类事情。

即便以这种否定的方式来叙述这一问题，艺术的道德价值也不能够被贬低。艺术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功能。游戏与艺术为生命的活动增添了新鲜和更深刻的意义。与把艺术庸俗地贬低为从严肃角度来看是一种无价值的附属物相比，更正确的说法是：目前在严肃职业中发现的大多数意义，并不是源自直接有用的活动，而是逐渐在这些活动转变为客观的有益的运用中，找到了它的表达途径。因为它们的自发性以及从外在必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它们增加并激发了意义，而这在全神贯注于当下的需要时是不可能达到的。稍后，这种意义被转化为各种有用的活动，并成为日常活动中的一部分。因而，当说艺术与游戏有一种没有被充分利用的道德职责时，我们就是在断言，它们对生命、对丰富和释放生命的意义负有责任；而不是在断言，它们对一种道德规范、戒律或特殊的任务负有责任。

从粗俗的观点来看——而且，声称的道德高尚常常是从粗俗的观点来看的——不仅在求助于非正常的人为的兴奋与刺激中，而且在对无用的游戏与艺术的兴趣中，有着某种粗鄙之物。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两种事物有着相似的特征。它们都源于各种常规职业不能以一种灵活而平衡的方式来吸引所有的冲动与本能。它们都表现出一种高于事实的想象力的过剩；在想象的活动中，需要一种在公开活动中被否定的发泄方式。它们的目标都是要减低无聊的支配性，都是反对降低与日常职业相伴随的意义。结果是不能制定规则，以通过直接检查的方式来区分不健康的刺激与提升生命价值的珍贵涉猎。它们的区别就是它们起作用的方式，就是它们使我们去从事的各种职业。

艺术释放了精力，聚焦于精力并使其变得安静。它以建构的形式释放了精力。像艺术一样的空中楼阁之根源，在于冲动厌恶有用的生产。它们都是由于在人的构造的某一部分中不能确保以日常的方式得到实现而引起的。但是，在一种情况下，把当下的精力转变为想象力，这是一种塑造质料的活动之起点；想象以一种生命材料为养料，这一生命在其影响下，采取一种返老还童、泰然自若、不断增强的形式。在另一种情况下，想象仍然是一个目的本身，它沉溺于导致逃避一切现实的幻想之中，尽管各种在行动中无力的希望建构了一个产生出暂时兴奋的世界。任何想象都是一种冲动受到阻碍并正在寻求发泄途径的标志。有时候，结果是一种焕然一新的有用的习惯；有时候，它是创造性艺术中的一种精巧构思；有时候，它是一种无用的虚构，这种虚构之于一些本性，就像自怜之于其他本性一样。在一种没有表达出来的幻想中所消耗的潜在的、重新建构的精力之数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公正的衡量方法，以衡量当前的职业组织阻碍并扭曲冲动所达到的程度；同样，也提供了衡量这种还没有被利用的艺术功能之法则。

达到了需要临床观察地步的心理病理学的发展，最近强化了对被压制的冲动产生出来的恶果的普遍意识。精神病学家们的各种研究已经表明，被驱赶入口袋的各种冲动滴出毒液，并引起了溃烂的脓疮。把冲动组织成一种有效的习惯，就形成了一种兴趣。那种不是在公开表达中详细阐明的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组织，便形成了一种“情结”。当前的临床心理学无疑过度强调了性冲动在这种关系中的影响，并且在一些作家那里拒绝承认任何其他形式的扰乱作用。人们对这种片面性有各种解释。性本能的强度以及它的有机衍生物（organic ramification）产生出许多病例，它们是如此显著以至于需要医生们给予关注。社会禁忌与保守秘密的传统，已经给这种冲动施加了比其他冲动更大的压力。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对食物的冲动被否认，以至于它被迫过一种非法的、暗地里生活的话，那么，精神病医师们就会得到许多与饥饿相关的心理失调与道德失调的病例。

源于性本能的病理学，为一种普遍性原则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所有冲动就现状而言，都是力量与紧迫之事。它要么必定被用于某种直接或升华了的功能上，要么必定被驱入一种潜伏而隐秘的活动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基于经验认为压抑和奴役导致了堕落与倒错。最终，我们发现了这一事实的原因。学术自由、公开敌对和公共宣传之有益的拯救性力量，现在都具有了科学许可的印记。阻碍冲动的害处，并不是这些冲动受到了阻碍。如果没有禁止，就没有想象力的产生，就不会重新导向更有辨别力的和更广泛的活动。错误在于没有给予直接关注，这样就迫使冲动伪装和隐蔽起来，直到它可以实施自己没有公开承认的、不安的秘密生活而不受任何检查和控制。

反叛的倾向也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形式。至少反叛者是作为浪漫主义者，或者用流行的用语来说，是作为理想主义者而开始的。没有比意识到无能更痛苦的事情了，那是一种令人完全窒息的压抑感。对于没有希望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毫无希望的。完全绝望所导致的愤怒，是一种向着盲目破坏的徒劳努力。部分压抑在一些本性中勾画了一幅完全自由的图画，尽管它引起把现存制度视为妨碍自由的敌人那样一种毁灭性抗议。与求助于人为的刺激和下意识地护理溃烂的伤口相比，反叛至少有一个优点：它忙于行动之中，而且与现实相关联；它包含着了解某物的可能性。然而，通过这种方法去了解是非常浪费的，其代价是极大的。正如拿破仑所说，每一次革命都是以一种恶性循环的方式来进行的，它的开始和结束都是没有节制的。

把制度看作自由的敌人，把一切社会习俗看作奴役，是对能够确保行动的积极自由的唯一手段之否定。冲动的普遍解放也许会使一直停滞不前的事物活动起来，但是，如果被释放出来的力量处于通往任何事物的途中，它们就既不知道路径，也不知道去往何处。确实，它们必定会相互矛盾，因而是破坏性的——不仅对它们希望摧毁的习惯，而且对它们自己、对它们自己的效能，也都是破坏性的。社会习俗与风俗对促使冲动达到任何幸福的结果来说，都是必要的。浪漫地转向本性，以及不考虑现存的环境而在个体中寻找自由，这些都会以混乱而结束。相反，每一信念都把关于现实的悲观主义观点，与一种甚至更乐观地信仰这一或那一自然和谐的信念——这种信念是某些声称要被清除的传统形而上学与神学的残存物——结合起来。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习俗，而是愚蠢而僵化的社会习俗。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只有通过某种其他的风俗对冲动施加影响，社会习俗才能被重新改组并使之活动起来。

然而，建构性行动优于毁灭性行动这种老生常谈，是很容易说的。无论如何，自称为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与古典主义者都在寻找便宜的方式来战胜反叛。因为，反叛者不是自己产生的。起初，没有人仅仅为了革命的乐趣而成为一名革命家，尽管在破坏性的力量所造成的骚乱开始之后，他们可能会如此。反叛是极端固执和不明智的静止的产物。只有通过更新，生活才能变得不朽。如果条件不允许连续不断地进行更新，它就将以爆发的方式来进行。革命的代价必须由那些为了自身的目的限制风俗而不是重新调整风俗的人来负担。唯一有权利批判“激进分子”——暂时采取那种把激进分子和破坏性的反叛者等同起来的误解性语言——的人，就是那些像反叛者竭力去破坏一样，努力重新建构的人。对革命者的首要指控，必须是直接反对那些有权力但拒绝将权力用于改良的人。他们是一些积聚愤怒的人，而这种愤怒以一种不加区别的风暴涤荡了各种风俗与制度。一个应该对制度进行批判的人，常常把他的精力花费在批判那些改革制度的人身上。他真正反对的，是他自己既得的安全、舒适和特权受到任何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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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1844—1915），美国道德改良运动的领导者，他成立了纽约不道德行为查禁会，倡导反对伤风败俗的文艺作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