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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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上边，跳下了对半英雄，

浪花深处，钻出了三条好汉。

谁敢说打鱼的儿郎好欺负，

只要“他”喝口水儿，

不用请“他”吃板刀面！

阮氏三雄，是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兄弟三人居住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日靠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他们虽然不通文墨，但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深识水性，是有名的水上英雄。晁盖等义劫生辰纲时，吴用想到了他们，亲去请他们撞筹。事成之后，晁盖等躲进他们村里，济州府尹派了观察何涛前往捉拿，被三阮引进了水港深处断头沟中，倒撞下水里，并用火烧了大船上的官兵。何涛被他们割去了耳朵，放了回去，乃一同到了旱地忽律朱贵酒店，由他引进，与晁盖等一同上山入伙。在梁山泊中，他们是四寨水军头领。

梁山泊上，除了陆地英雄之外，识得水性，能在水里施展身手，守住水寨的，颇不乏人；像李俊、张横、张顺、童威、童猛，哪一个都有擒龙捉蛟的本领，哪一个都是旱地上不和你较量，水底下与你死约会的朋友。然而，开始参与梁山创业的，与晁盖、吴用等七星聚义，而成就了义劫生辰纲大举的，到底还得属着阮氏三雄哩！

按说起来，打鱼郎应该有打鱼郎的逍遥，愉快，靠山崖，傍水湾，撒开渔网，放下钓竿，捉住几条几尾河鲜，卖了出去，也可以一壶浊酒，其乐陶陶地过着神仙般的生活。这种骚人画士笔底的趣景，可是一和现实对照，却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阮氏三兄弟，本来都是守本安分的人儿，虽然也曾做点私商勾当，可并不曾大槌大擂地做着走私黄鱼的买卖，只因为他家住在梁山泊边石碣村中，使他生活上便不能不受着波动了。旧戏中的《打渔杀家》据说萧恩就是《征四寇》、《宋公明神聚蓼儿洼》之后阮小七的化名，也就是陈忱《后水浒传》中开宗明义第一回《阮统制感旧梁山泊》演变而来的。那都是后话，讲说水浒本来不应该谈到的。可是，河里只要有打鱼的，“朝廷”里就会有包税的丁员外，收税的教师爷，以及手底下那许多的类于今日之较场口、劝工大楼[1]的打手们。因此打鱼就不是乐事，这背后就有着无限惨淡悲伤的苦痛，到头来不但“打渔”，还要“杀家”哩。这是很平常的事，并没有什么出奇。

可是，有一点是基本上和梁山上气息相通的，阮小五说得好：“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来倒先把百姓家的猪羊鸡鸭都吃光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若是上司官员缉捕他们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看他。”这段话，是活绘出官家的苛虐，小民的不满，更写尽了梁山泊的壮大，北宋朝廷官员已经不是山泊敌手，而良善人民正有两条路好走，不是怯懦地受官家欺压，就是大起胆子上梁山，反而倒会使官家望之生畏的哩。

阮小二说得更好：“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许多科差。”就是惯于替官家立言的金圣叹读到这里，也不能不大书特书批道：“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据我看这还不只幽怨而已，已经明显地阐明了梁山泊是比赵官家对老百姓好得多，可惜自己没勇气，还只能沾沾光而已。底下他又紧接着说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我们兄弟三人，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这话幸而是对吴用说的，在大宋天子的统治底下，腹诽者族，隅言弃市的暴戾情势中，凭这几句话，就可以压上“贼”帽子，就可以下监牢，问重罪，斫脑袋的。我读《水浒》至此，真也替他们捏了一把冷汗哩，可是也凭这几句话，就可看到梁山泊即在王伦时代也已是平等的世界，而况后来宋公明执权之时呢？他两个的话，是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的了，这正是以后上梁山的伏根。

所以，如果说“吴学究说三阮撞筹”，不如说他们早已心向往之，他们心目中早已受了梁山精神的感召了。不然的话，三阮如果是儒者，如果是没有骨头的瘫汉，如果不受着官家的鸟气，纵让智多星的嘴巴再会说些，再能掉三寸不烂之舌，怕也没法说得动软泥巴的，那么，三阮最初没有胆子和梁山泊接近，还以为自己空有本事，怎学得他们；然而，结果做出来的，比王伦时代的梁山泊还要厉害，更能不怕贪官污吏赵官儿家，他胆大包天劫夺生辰纲，不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也就正因为他是良善的百姓，有忍不住地义愤的，这就比一个怯生生的读书人所领导的梁山彻底得多了。

由这里发展下去，活捉何涛，水上大破官兵，这又是更高度的发挥了。话说回来，阮氏三兄弟，正因其有善良的老百姓的心，善良的老百姓的胆，所以才称得起英雄，做得出义劫生辰纲、上得梁山……种种大事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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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5年、1947年在重庆较场口、上海劝工大楼国民党特务对集会群众行凶，制造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