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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钩者“寇”，窃国者侯。

郅治之世，鸡，何须偷！

时迁，祖籍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蓟州，只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因为身体敏捷，灵便机警，人都叫他做鼓上蚤。曾在蓟州吃过官司，却是杨雄救了。后来随了杨雄投奔梁山，路经郓州地面，过香林洼，宿在客店，因为偷鸡，被捉去祝家庄，便勾起三打祝家庄的情事。后来呼延灼“征”梁山时，汤隆计赚徐宁，他又施展身手，盗了雁翎砌就圈金甲。攻打大名府时，他又火烧过翠云楼。宋江夜打曾头市时，他曾二次打探，并且探听路径，记下陷坑等处。这些都是他特殊的功绩。他在山寨之中是军中报机密步军头领。

时迁不过一穿穴凿墙之徒耳，虽然身体敏捷，灵便机警，能以飞檐走壁，看起来倒像是神偷名窃，此道中的专家。但要说世界上真有天生的妙手空空，可未必是实有其事。有的吃，有的穿，生活过得去，绝没有一个人甘居“下流”，而愿意作偷作窃的道理。其所以出于此者，还是因为他无食无衣，无职业，然而他还得活在人世上，你要他不偷，又如何能行呢？所以惯窃也者，也不过偷的久了，摸索出盗亦有道罢了，这其间，实在说并没有什么奥妙可言的。

当赵官家之治天下也，朝廷之内，如道君皇帝，如蔡京、王黼、童贯、高俅之辈，都是荒淫苛虐，聚敛剥削的好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类推，每个地方每个角落的地方官儿，地方绅衿富豪，大约没有人不刮地皮，重盘剥的了。这样，天下之民，既无以安其业，无以乐其生，其没有勇气做江洋大盗，没有本领上山落草的，只好偷鸡摸狗，也算十分可悯了。而且，还会受着世人的卑视，受着世人的嗤笑。如时迁者流，他无论如何不会有人巴结捧奉，作为钻营之路，如对蔡京王黼之辈。也不会有人羡慕豪侠，标榜英雄崇拜，称他一声山大王，如晁盖、宋江似的。那么即使勉强称他做英雄，充其量也不过鸡鸣狗盗之雄耳，又何足登大雅之堂呢？

不过，古有常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时迁也不过偷偷摸摸而已，受其损失者亦不过一人一家，所偷窃者也不过鸡儿狗儿。然而，便冠上了“小偷”这样一个不很光荣的头衔，一经失手还难免落案，吃官司，受着官家的刑罚治罪。谁说时迁是名偷，蓟州城不是也曾被捉过，虽然得到了杨雄之救，这行业到底没有保了险的。相反的，我们试看赵官家和他的贪官污吏们，对于百姓，又何止是背人窃取，简直明抢明夺。道君皇帝给李师师姑娘的花粉费，梁中书送蔡太师的生辰纲，哪一件又不是明目张胆地夺取民间以供私人之淫乐呢？然而，他们还不自认为贼为寇，反而高踞黄堂金殿，以皇帝自居，以官吏自居；倒过头对于时迁之类的毛贼加以嘲笑捉捕，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大盗不操戈矛”，小偷却只有倒霉的份儿的道理了。

所以，时迁仅仅偷了一只鸡而已，就好似犯了“国家”的重法，连店小二也会说出了：“客人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只我店里不比别处，拿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这明显地看出了店是有祝家庄做靠背，祝家庄有官府衙门做靠背，官府衙门又有赵官家朝廷做靠背，反过来也就看出了这种公开的官强盗的罗网密布，专于仗势欺人，仗势吓诈了。当梁山泊的旗帜高扬之时，“梁山泊贼寇”这顶帽子正式成了最好罗织的口实，帽子满天飞，小民无噍类，店小二可以借此到祝家庄请功，祝家庄可以向衙门“朝廷”请功。透过时迁偷鸡一事，就可以知道伪造罪名，殃害百姓之事，固不自今日始也，不过如今为烈而已。

果然，一鸡之微，引出了祝家庄与梁山泊之争，祝家庄把小偷当“大盗”加帽报功，梁山泊的好汉们又何尝能沉压住这口鸟气呢？不过，当石秀、杨雄真果到了梁山求救之时，连晁天王都瞧不起偷鸡摸狗的小毛贼，还认为他们伤了梁山泊声名，要斩要杀哩。更足见小偷小窃，实在干不得，官家虽然把你扩大来看，但梁山好汉却认为太没出息了！所以受不了，活不下去，小偷小窃，虽然可悯，到底不是正路，要干只有梁山入伙，只有打起造反的旗号，才是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路哩！

时迁实在应该感谢祝家庄的豪霸们，没有祝家兄弟这一罗织，终其生他也不过小偷而已。如今的结果，等到打破祝家庄之后，便能真正上得了梁山，坐了交椅，做了头领，小偷转变而为好汉，也就是时迁是更彻底了，更走上了真正反抗的大路了。那么，梁上君子，又何能为偷鸡摸狗所限制得住，而不能为梁山君子呢？

不过，话得说回来，如果不是在“大宋”赵官儿统治之下，没有道君皇帝，没有蔡京王黼之辈，没有祝家庄豪霸之徒，老百姓熙熙和和各安其生，梁山泊的众好汉固然不会造反，而时迁也何必偷鸡呢？归根到底一句话，时迁之流还是这社会制造出来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