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朝 统一国家的再建

一　南北统一前后的新局面

减轻赋役和检括户口 　隋王朝建立后，北边有强大的突厥，南边有陈和后梁。在隋的统治区内，由于北齐、北周末年，赋重役勤，刑罚苛刻，山东地区农民诈老诈小、隐漏户口、避役逃亡、投依豪室的情况十分普遍。由于制度规定没有娶妻的只交纳半床租调，阳翟一郡，官府登记的户籍上虽有户数万，但籍多无妻。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并进一步统一全国，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减轻了赋税和徭役。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颁布了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 [1] 。新令规定的党（族）、里（闾）、保组织，丁、中、老、小年限，丁男、妇人受田数额都与魏、齐、周的制度相近。新令又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或布一端，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部曲、客女，依照半床交纳；丁男每年给政府服役一月。

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下令：成丁年龄由18岁提高为21岁，每年服役期限由1月减为20天，调绢由1匹改为2丈，并且规定不役者收庸 [2] 。开皇十年又规定，丁年50，免役收庸。成丁年龄提高了，但是原先18岁受田的规定并没有改变。这样，农民在达到受田年龄以后，就可以有3年不纳租 调，不服徭役 [3] 。纳庸代役的规定和租调徭役的减轻，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直接控制更多的农民，隋王朝建立之初就开始在山东地区检括户口。开皇三年，又令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大索貌阅：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的体貌核对，检验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查出户口不实，保长、里正、党正等 [4] 都要发配远方。隋王朝还鼓励百姓互相检举，规定亲属关系在堂兄弟以下的，一律分居，各自立户，以防止以后再发生户口不实的情况。通过这次检括，户籍簿上有40万人查实为壮丁，有160多万人新编入户籍。

紧接着，隋王朝又根据宰相高颍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高颍认为，政府虽然每年按定额征收租调，但军事的调发，徭役、差役的征用，附加税的收取和授田的先后，都和户等有关，因此，长吏肆情，户等划分不实，还是搜括户口的一大障碍。为了使农民感到“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 [5] ，从而愿意离开豪强，做国家的编民，高颍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颁布到各州县，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到乡村去，以300家到500家组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这就叫“输籍之法”。输籍之法实行后，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成为国家的编户。

三省体制的建立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废除了北周按《周礼》设立的六官制度。用纳言（侍中）和中书令知政事，与尚书左右仆射共同担任外朝的宰相。同时把门下省和中书省迁出禁中，与尚书省共同组成国家机关，建立了三省体制。皇帝于是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门下省和中书省由内廷走出来时，也把原来属于皇帝的一部分决策和发令的权力带到外朝，成为已是国家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权力。南北朝时期作为宰相机构的尚书上省的决策权也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门下省和中书省从皇帝的秘书、咨询、侍御机关变成了国家权力机关。隋文帝还按照类别，把主管行政的二十几个曹分门别类归到六部，六部统归尚书省掌管；同时把寺、监定位为事务机关。隋炀帝时，又成立了侍御机关——殿中省，把所有 侍御事务从中书省、门下省完全分离出来，从而实现了国家事务与皇家事务的最后分离。

接着，又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北周灭北齐后，废了许多州郡。但是到大象二年（580年），还有211州，508郡，1124县。平均每州管辖不到三郡，每郡只有两县。开皇三年，隋王朝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炀帝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地方行政机构的简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和废郡相联系，开皇三年又规定：凡是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不再由地方长官辟署，一律由中央任免，每年年终并要由吏部进行考核。开皇十四年又规定，州县佐史三年一换，不得重任。隋朝时候，吏部选用地方官，又尽用外地人。至此，大族豪强地主通过担任州县佐官垄断地方实际权力的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以废除郡县佐官由长官辟署之制为起点，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尚书省六部的工作内容随之发生了变化，文案工作量大为增加。原来由低级官吏负责的文案工作改由令史、府史等没有官品的吏担任。在官员系统之外产生了一个协助官员处理文书的吏的系统。

隋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取消了官吏任用的门第限制。开皇七年，隋文帝命诸州每年举送三人到中央参加秀才、明经两科考试，正式设立了每年举行的常贡之科。隋炀帝时又添设了进士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要求各异，由国家法令规定的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开科考试制度。

开皇十年，隋文帝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令“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6] ，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从事生产，一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诏令还决定罢去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设置的军府。这样，军府就集中在关中，也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隋王朝的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削弱了正在衰落中的大族豪强地主的力量，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

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不论是侨姓士族还是吴姓士族，在进入南朝后都已经衰落。但到梁陈时，南方的地方豪强势力兴起。灭陈以后，江南的地方官由隋王朝派出。隋王朝又要把在北方实行的政治、经济措施向江南推行， 江南地方豪强势力受到打击。特别是要依内州检责户籍，更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590年），江南发生迁徙豪强入关的流言，各地豪强纷纷发动变乱，几乎整个陈的旧境都骚动了。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沈玄 都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许多州县被攻破，隋官被杀死。隋王朝派杨素等带重兵到江南作战，很快就把变乱压服下去。这次事变以后，隋王朝虽然不再强行在江南检责户籍，但由于隋军深入到江南岭南的各个角落，隋王朝对江南的控制加强了。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王朝减轻徭赋的措施，和随之出现的社会安定局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索貌阅、输籍之法实行后，逃亡的农民回到了土地，荫户摆脱了豪强的控制。到开皇九年，隋王朝控制的户口迅速由隋初的四五百万户增加到700万户左右 [7] ，根据隋政府的统计，大业二年（606年）全国户数为900万，较开皇九年（589年）多出200万户。

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中外仓库，无不盈积” [8] 。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所储存的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府库所储存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储积，可供隋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

户口的增长，强宗富室和国家仓储的丰实，反映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继续发展。河南、河北诸郡和蜀郡一带，是当时重要的丝织品产地。在河南巩县和河北磁县都发现了隋代的青瓷窑址。磁县贾壁村窑出产的青瓷，胎厚重，釉透明，是北方重要的青瓷产地之一 [9] 。造船技术也有提高，能够制造4层，高45尺，长200尺的龙舟。长安和洛阳的官手工业作坊，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大业三年，河北诸郡工艺户三千余家被迁到洛阳 [10] 。

开皇元年，隋王朝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重五铢，解决了周齐以来货币名品甚众，轻重不等的问题，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运河开凿后，“商旅往还，船乘不绝” [11] ，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长安和洛阳是最大的商业城市。长安有2市，为国内外商旅荟萃之所。洛阳有3市，其中丰都市有120行，3000余肆，市的四壁有邸店400余，“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 积” [12] 。丹阳（今南京）的市廛列肆，可与两京相埒。蜀郡（今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为巴蜀一都之会。江都（今江苏扬州）和京口（今江苏镇江）夹江对峙，当大运河与长江会合点，商业也很繁荣。

营建东京和大运河的开凿 　隋炀帝杨广继承隋文帝统治以后，竭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最重要的是营建洛阳和开通大运河。

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下令营建洛阳，指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便利各地运送贡赋；又指出，“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13] ，以洛阳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第二年，他命令宰相杨素和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丁男200万人修建，10个月修成。新的洛阳城位于旧城之西，规模宏壮，周围55里。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徙到那里居住。为了贮藏各地运来的粮食，供应洛阳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官僚机关及军队，隋炀帝又下令在巩县置洛口仓，穿3000窖，每窖可容8000石；在洛阳北置回洛仓，穿300窖。隋炀帝时候，京城虽然还在长安，但是他常住洛阳。洛阳成了政治、军事和漕运的中心。

隋炀帝为了便利漕运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何。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由洛阳通到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开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人江。渠广40步，渠旁修筑御道，栽种柳树。大业四年（608年），征发河北一百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通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这条大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

二　隋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国家的关系

突厥 　隋文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对隋进行骚扰。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用重兵打败了突厥，促进了突厥贵族内部的分裂。此后，突厥形成了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 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这两个对立的势力。

为了防御突厥贵族的进犯，隋王朝几次征发大量农民整修长城，并于朔方（今陕西横山西北）以东沿边险要处筑数十城。

突厥贵族不断进行混战。到开皇十九年（599年），倾向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被东突厥的都蓝可汗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汗联合打败，带领部众南下降隋。隋文帝把夏、胜二州之间水草丰美的地带（河套一带）划为突厥的牧区，并建大利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境）为突厥汗庭。不久以后，突厥牧区出现了“人民羊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隋和突厥的互市非常频繁，双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很密切。

吐谷浑　西域 　隋初，突厥贵族占领了西域，吐谷浑贵族也经常带领部众向河西走廊进犯，隋和西域的交往受到阻绝。

突厥衰落后，隋与西域关系密切起来。西域的商人多至张掖交市，隋炀帝派裴矩往掌其事。裴矩用厚利吸引西域商人到内地贸易，使西域商人往来相继。

隋代通往西域的商道有三：北道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中道从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南道从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隋为了控制这三条商道，大业四年（608年），派军队逼降了伊吾，和高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大业五年，隋炀帝又以重兵击败吐谷浑，逼使其可汗慕容伏允南走。隋王朝以吐谷浑故地置西海（今青海都兰东）、河源（今青海东南部）、鄯善、且末（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南）四郡，发罪人前往戍守，并设立军镇，大开屯田，以保护通往西域的商道。

流求 　台湾在三国时代称夷洲，在隋唐时代称流求。高山族人很早就住在这里，他们的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台湾和澎湖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曾经发现过彩色陶器，其纹饰与福建地区的非常近似。台湾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和有肩石锛，也与福建地区的文化面貌完全相同。

隋大业三年（607年）和四年，炀帝两次派朱宽到流求。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稜、张镇周带万人前去。他们从义安（广东潮州）出发，经高华屿（澎湖花屿）、龟鳖屿（奎辟屿）到达流求。流求人看见船舰，以为他们是商人，都去做买卖，这说明台湾与大陆早就有联系 [14] 。

隋时，高山族人民已能种植多种谷物如稻、粱、禾、黍，饲养猪、鸡，织“斗镂树”皮、杂色纻和杂毛为衣，也能织罗文白布。他们的武器有刀、稍、剑和弓箭等。武器已经用铁，但刃皆薄小。生产工具完全是石器，石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 [15] ，是耕垦的主要工具。

高山族社会还没有显著的阶级分化。史载，在以波罗檀洞为中心的部落居民里，有一个大酋长，所属诸洞也各有酋长，大小酋长都由部落成员选举最善战的人担任。没有赋税，公共费用由部落成员平均负担；也没有法律，犯罪的人由部落成员共同议决制裁。大酋长“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琱（雕）刻禽兽”。大酋长出行时“乘木兽，令左右轝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

对高丽的战争 　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以水陆军30万人进攻高丽，因为水潦乏食，军中疾疫，失败而还，战士死者什八九。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进行了大举远侵高丽的准备工作，在河南和江淮制造戎车5万乘，在东莱海口造船300艘，全国的陆军，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

大业八年二月至七月，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陆军113万人，分24军从涿郡出发，指向辽东，由隋炀帝亲自节度；水军从东莱海口出发，由来护儿率领，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坚守，勇猛抵抗。隋军作战意志不旺盛，逃散的很多。隋炀帝督率的主力军攻辽东（今辽宁辽阳）不下。来护儿率领的水军，也在平壤城下被高丽军队打得大败。宇文述、于仲文率领军队30.5万人，进到距离平壤30里的地方，粮尽引还，受到高丽军的四面包抄。高丽军乘胜追击，在萨水（清川江）击溃隋军。隋的士兵战死逃散，30万余人中，回到辽东的只有2700人。

大业九年和十年，隋炀帝又两次进攻高丽，由于高丽军的抵抗和国内人民的反对，也没有取得胜利。

三　隋末农民战争

繁重的徭役和兵役 　隋文帝把大批浮逃、隐蔽的农民检括出来，转为国家的“编民”，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保证兵役力役征发的来源。隋文帝不愿意“减功臣之地以给民”，又赐给大官僚大片土地，因此，“户口滋多，民田不 赡”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16] 。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派人到各地均田。在狭乡，每丁只有20亩，不纳租调的老男和中男更少。这说明农民承受赋税徭役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令杨素等人负责营建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县西），工程浩大，由于役使严急，丁夫死者成万。

隋炀帝每年远出巡游，从行的有大批士兵、官吏和宫女，大业三年的一次达到50万人。沿途郡县长官要负责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品。为了隋炀帝的挥霍，很多郡县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

仁寿四年至大业六年（604—610年），隋炀帝不断征发农民掘长堑，筑西苑，营洛阳，缮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在修筑长城和开凿运河等国防、交通工程中，也役使了大量农民。每项工程，大的要经年常役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发一二十万人。同时，农民所负担的兵役和其他徭役也极为繁重，丁男不供，役及妇人。大规模的修建和远征，也经常在农忙的季节里进行。官吏强迫农民做过度的劳动，先后有上百万的壮丁死于徭役。为了躲避徭役兵役，农民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称作“福手福足”。

大业七年，为了准备远侵高丽，隋王朝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 [17] 。全国有几百万农民被征集去当兵服徭役。民间的车、牛、船只也被大量征用。在东莱海口造船的工匠，被迫昼夜赶工，水中站久了，自腰以下都生了蛆，死者十之三四。转运兵甲军粮的成百万民夫，往返于道，昼夜不绝，也大量死亡。农村里缺乏劳动力，缺乏耕畜，因此“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18] ，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

农民大起义 　隋炀帝修建了各项巨大工程，发动了对高丽的三次战争，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19] ，特别是山东、河北地区尤为严重。加以这一带又有不断的水旱灾荒，因此，农民起义首先从这里爆发。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起义，他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励农民反抗兵役。那时，在山东、河北一带，还有张金称、高士达等好几支义军，到大业九年上半年，它们每支都已经发展到几万人以至十几万人，常常主动出击，攻占郡县，夺取地主的粮食， 杀死贪官污吏和大族豪强地主。

在大业九年第二次远侵高丽的战争中，杨素子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军粮，他看到农民到处起义，就乘机起兵反隋。杨玄感军迅速发展到十万人，这支军队虽然很快就被隋军消灭了，但在江南地区又爆发了刘元进、朱燮等人领导的起义。新的起义军越来越多，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重要的起义军就有七八十支。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令郡县、驿亭、村坞修城筑堡，把农民迁入城堡里居住，想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扼杀农民起义。但是，新的起义军仍然不断出现。隋炀帝看到河北、山东一带的起义军陆续向南转移到江淮之间，就在十二年七月带领禁军坐镇江都。他还调回了进攻高丽的军队来镇压山东、河北一带的起义军。

几支历史最长的起义军都被隋军打败。淮南地区的起义军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受到挫折的各支起义军散而复集，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李密、窦建德、杜伏威三个强大的起义军集团。

翟让领导的瓦岗（在今河南滑县）军，是河南一带起义军里比较强大的一支。大业十二年，李密加入了这支起义军。李密出身关陇军事贵族，曾参与杨玄感起兵。他说服附近的许多小的起义军，团聚在瓦岗军的周围。十三年，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在今河南巩义境内），把粮食发给饥民。瓦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攻占了河南的很多郡县。李密成了北方起义军的盟主。

瓦岗军和隋军展开了争夺洛阳的大战。前后投入洛阳争夺战的隋军虽然有几十万人，但是瓦岗军始终处于优势。

窦建德是高鸡泊起义军的最初组织者之一。他收集了张金称、高士达的余部，转战河北中部，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大业十三年，隋炀帝令涿郡留守薛世雄带兵三万多人驰援洛阳，在河间附近被窦建德打败。河北大部分郡县，很快转入起义军手中。

杜伏威在大业九年参加长白山起义军，后来转战到淮南的六合，力量越来越强。大业十三年，杜伏威大败陈棱带领的隋朝禁军，乘胜攻破高邮，占领历阳（今安徽和县），控制淮南各县。

隋炀帝驻守的江都，陷入东、西、北三面的包围之中。在各路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隋王朝土崩瓦解了。

第二节　唐前期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一　唐王朝的建立和唐初三省政治体制的完善

唐王朝的建立和统一的完成 　大业十三年（617年），朔方（今陕西横山）鹰扬郎将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鹰扬府校尉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府校尉薛举、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梁室后裔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萧铣等相继打起反隋旗号，劫杀郡县长官，据守地方。

太原留守李渊，以防备刘武周为名，招募军队。他杀掉隋炀帝派来牵制他的两个副留守，在大业十三年夏天，带领三万人从太原南下，顺利地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得到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迅速地打下长安，控制了渭水流域。

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年），隋王朝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杀掉隋炀帝，胁迫隋炀帝在江都招募的江淮军队和关中禁军一同北上。

宇文化及带领的军队，被瓦岗军阻挡在成皋至洛口一线，不能西进，渡河北上。关中兵纷纷逃亡，江淮兵大部分投降瓦岗军，宇文化及的势力崩溃了。

瓦岗军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接受了大批隋军的投降。隋的降将大多成为李密的党羽，李密的势力发展了。大业十三年冬，他杀了翟让，引起瓦岗军将士的不满。十四年，李密打败了宇文化及的军队，但是自己损失也很重大。洛阳的王世充乘虚进攻，李密战败，投降李渊。

隋炀帝被杀以后，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军在李世民的指挥下，首先消灭了割据陇右的薛仁杲（薛举子）势力。武德二年（619年）唐又利用河西地区粟特商人，倾覆了李轨的政权。三年，李世民带领唐军，经过艰苦战斗以后，击溃了勾结突厥贵族的刘武周军队，占领了山西。四年，李世民带领唐军攻打洛阳，俘获了前来援救王世充的窦建德，压服了河北起义军，王世充被迫投降。黄河流域基本上成为唐王朝统治的地区。与此同时，前已归降唐朝的杜伏威平定了长江下游，唐将李靖也包围了江陵，迫使萧铣出降。五年，江西、岭南一带也陆续归入唐的掌握。

唐王朝杀害窦建德，在河北驻屯重兵进行威慑，又严厉绳治窦建德故将，要征集他们到长安。武德四年七月，窦建德旧部在刘黑闼领导下，从漳 南（今山东平原县恩城镇西北）发动了起义。各地纷纷响应，不到半年功夫，刘黑闼就完全恢复了窦建德故地，都于洺州（今河北永年），屡败唐军。武德五年三月，李世民采用决水灌敌的办法，才把刘黑闼军击溃。

不久以后，刘黑闼又尽复故地。唐高祖派太子李建成前往镇压。李建成采纳魏徵的建议，释放了全部的俘虏，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武德六年正月，刘黑闼战败被俘。

经过几年的战斗，唐高祖李渊削平群雄，统一了全国。

唐朝初年三省政治体制的完善 　唐朝初年，中央有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三监。地方有州、县。

唐朝宰相称为“知政事官”。唐高祖时宰相由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与尚书左右仆射组成。贞观时，唐太宗同时指定一些官员以本官加带知政事、参与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为知政事官。高宗以后这些名称逐渐固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从永徽二年起，仆射为知政事官，需加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再是当然的宰相。但此后七十余年中，仆射仍然几无例外地加带同中书门下为宰相。直至玄宗时，始有专为仆射而不兼宰相者。

唐朝知政事官的职掌，一是和皇帝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确定基本国策，制定方针政策，并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二是讨论和处理军国之务。知政事官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凡是重要政务和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都需要由政事堂会议讨论决定，再奏请皇帝裁决。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决策工作在外朝进行，这与传统的内廷决策，外朝执行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政务则由尚书省六部负责。这样，在贞观时期就形成了一个不同层次、各有分工的决策和政务处理系统。

中书省和门下省，唐太宗称之为机要之司，是国家政务处理的中心和发号施令的机关。尚书省统领六部，负责政令、行政和有关事务。三省严格按照政务处理程序分工，各有其特殊的职能。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副长官中书侍郎。中书省负责陈奏来自各方的表章，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武则天以后，中书省并负责整理臣下和诸司的议、表、状，并提出处理的初步意见。中书舍人是中书省主要的办事官员。

门下省长官侍中，副长官门下（黄门）。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制诏有不便施行的，封奏退还；门下省认为没有问题的，大事复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签署付外。奏抄有违失的，“依法驳正， 却牒省司” [20] 。这样，门下省就成为上行下达、政务处理的枢纽。侍中在知政事官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成为政事堂会议中执政事笔的首相。负责门下省日常工作的是给事中。

给事中与中书舍人还与御史组成三司，审查天下冤滞，并参与吏部对内外官吏的考课。

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其首脑部门是都省，尚部左、右丞协助仆射通判都省事。凡需要内外百司处理的文书，都要经过都省，由都省进行登记，注明发出的日期，规定处理的时间即程限，再依内容分发到有关部门处理。皇帝的诏、制、敕经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后，由尚书省下发施行。凡京师各部门的公文符、移、关、牒下发到各州的，先送交都省，由都省发出。尚书省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和管理各部门和百官按照法令和程式对诏敕和文案适时和正确的处理，是对以官文书运行为主要形式的政务运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而不是对官文书进行批准。尚书都省是上下行文书运转的枢纽。

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长官为尚书（正三品），副长官为侍郎（正四品上）。六部各设四司，长官为郎中（正五品上），副长官为员外郎（从六品上），一般均为二人。其中头司即司名与部名相同的，为各部“本司”，其他三司称为“子司”。头司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尚书、侍郎执掌政令，并负责本部的核心职能事务。各部四司设立的原则不完全相同。其中吏部四司都与官吏的任用考课和勋爵有关，户部四司则是按政务运行程序来划分，其他各部子司一般多为专门性、技术性、事务性工作。各司政务由郎官主判，案成后送都省检勾。经相关官员（郎中、侍郎、尚书、仆射）签署以后，送门下省审核。

尚书省各部、司所管的是全国性的政令和事务。各部和各司与诸州联系，必须通过都省。

御史台是国家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副长官为御史中丞。御史台设有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又称台院，弹劾百官的不法行为，奉制敕审讯罪犯，并参与其他案件的审讯。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上），又称殿院，主要是在殿廷、郊祀和巡幸时检察仪仗，巡察两京城内不法之事。监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又称监院，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监督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百官宴会、习射，也要进行监察。

台院、殿院、监院等三院，职责分工明确，不仅负责检察官吏的不法行 为，还加强了对礼仪的监察和对行政机关尚书都省及六部的监察，并逐步加强了对地方行政机关的监察。同时，对财政和钱谷的出纳以及对军队也都建立了监督机制。唐朝御史台对监察范围内的案件还可以进行审讯。御史台的主要职责就是弹劾中央和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参与重大案件的审讯，并且监督各政府部门的工作。

三省一台之外，还有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和国子、少府、将作等三监，掌管各项专门业务。

九寺、三监负责各项具体事务。

太常寺，“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下设八署，其中太乐署，掌管国家祭祀、宴会时的乐舞。大宴会时设十部伎，亦负责乐人及音声人的教习。太医署，掌医疗之法，设有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另有诸药医、针、按摩、咒禁博士、助教，教授诸生。光禄寺，掌宫廷宴会和郊庙贡品。卫尉寺，掌国家器械、文物之政令，掌管京师武器和大祭祀、大朝会时的羽仪、节钺、金鼓、帷帟、茵席等物。宗正寺，掌管皇族的属籍，开元二十五年后并领掌管京都道观和道士的崇玄署。太仆寺，掌管各地牧监和皇帝的车马。牧监监掌群牧养马。沙苑监则掌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供宴会、祭祀和尚食所用。大理寺，“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诸司百官犯罪，杖刑以下本部门处理，徒刑以上送大理寺审理；庶人犯流刑、死刑以上，要送大理寺审复，金吾抓获的罪犯，亦送大理寺审理。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之事”，负责接待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酋长，以及办理大臣的丧礼。唐初并掌管天下僧尼、道士。司农寺，“掌邦国仓储委积之政令”，主要掌管粮食和粮食的出纳。其属上林署、京都苑总监、京都苑四面监掌皇家苑囿园池之事；太仓署及太原、永丰、龙门诸仓掌仓窖储积之事。太府寺，“掌邦国财货之政令”，负责四方贡赋和百官俸禄的出纳。其属长安、洛阳四市市署，负责市场管理。左藏署掌邦国库藏，天下赋调经太府卿及御史监阅后，纳于库藏。右藏署则收藏四方所献金银、珠贝、玩好之物。常平署则通过贱籴贵粜，以平抑物价。

九寺长官为卿，除太常卿为正三品，余均为从三品。副长官为少卿，除太常少卿为正四品，余均为从四品上。各寺均有丞，掌判寺事。

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从四品下）二人，“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国子监既是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也是最高学府。

少府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总管各官手工业部门，设有监（从三品）和少监（从四品下）。将作监，“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下设署、监， 负责有关土木兴建的各项事宜，并总管全国工匠。长官将作大匠（从三品），副长官将作少匠（从四品下）。

就职掌范围而言，太常、光禄、卫尉、宗正等寺和将作监，都是掌管和皇帝、百官和京都有关的具体事务。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寺和国子监、少府监则掌管全国性的事务，有的同时也掌管和皇帝、京城有关的事务，如太仆寺和少府监。

就性质而言，太常、光禄、宗正、大理、鸿胪等寺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机关。而卫尉、太仆、司农、太府等寺以及国子、少府、将作三监都“掌政令”，是掌管某一类具体事务的行政机关。

就寺监与尚书省六部的关系而言，尚书六部掌管的是全国性的政令和政务，而九寺三监掌管的则是各种专门业务和具体事务。寺监对六部没有隶属关系，但在业务上，寺、监要接受六部政令，按照政令的要求行事，有关情况要申报六部有关的司。例如，户口、籍账、粮食、钱帛的储运、出纳的指挥归户部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而粮食的仓储、出纳归司农寺。司农寺各仓凭户部仓部司所发符牒和木契支给粮食。钱帛归太府寺，太府寺则凭户部金部司所发符牒和木契支给钱物。土木兴建归工部掌管，而具体负责组织施工的则是将作监。总之，尚书六部是根据令、式或奉行制敕以掌政令，寺、监则是根据政令以掌诸事。卫尉、少府等寺监亦通过政令对其下属机构进行具体指挥。

地方行政机关仍为州、县二级。州设刺史，上州（四万户以上）刺史，正三品；中州（二万户以上）刺史，正四品上；下州（二万户以下）刺史，正四品下。刺史下设别驾、长史、司马，称为上佐，协助刺史工作。上州和中州设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曹，下州设司仓、司户、司法三曹。各曹设参军事一人。司功掌官吏考课、选举、学校等事；司仓掌租赋征收、仓库保管等事；司户掌户籍、计账、婚姻、田亩等事；司兵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烽候传驿等事；司法掌刑狱的审讯；司士掌建筑和工匠的管理等事。各州均有录事参军事一人，负责往来文书的收发和审核；经学博士一人，掌《五经》教授诸生；医药博士一人，以百药救民疾病，并教授医学生。

县设县令。上县令从六品上，中县令从七品上，下县令从七品下。下设县丞（上、中县从八品下，中、下县正九品上，下县正九品下）、主簿（上县正九品下，中、下县从九品上）、县尉（上县从九品上，中、下县从九品下）。县令掌导扬风化，察冤屈，听狱讼，注定籍账，给授田地。传驿、仓库、盗贼、道路虽有专门官负责，县令也要兼知。县丞为县令之副手。主簿负责勾检。县尉 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此外，还有司户佐、史，司法佐、史等吏员，分别负责各项事务的处理；经学博士，以经学教授诸生。

州县各项政务都必须向上级申报，一些比较重大的政务，须经上级行政机关直至皇帝审查批示，才能执行。

县以下设乡，乡下设里。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百户为里，设里正一人，选勋官六品以下或富户白丁充当，负责户口的查核及赋役的征发催督。

在边疆地区，则设有都护府和都督府、州，都督、刺史由各少数民族的贵族、酋长担任，皆得世袭，称为羁縻府州。

为了培养官僚，隋唐政府设立了学校。唐朝中央的国子监统管的六学均设有博士、助教。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律学“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书学“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兼习之。”算学“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十五人，习《缀术》、《缉古》十五人。其《纪遗》、《三等数》亦兼习之”。都是学习专门学问。生徒入学有等级的限制。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官僚及国公子孙，二品以上曾孙；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及一部分庶民子弟。律、书、算学招收八品以下及庶民子。国子、太学、四门诸学学生有能通两经以上的，由祭酒、司业考试合格，保送参加常举考试。

州县有州学、县学。各州均设有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诸生。州学学生，可补为国子监学生。县亦设博士，以经术教授诸生。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选官制度，确立了严密的铨选制度。唐朝选官制度的核心就是做官必须通过考试。官员任用和提升都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不论是什么人，做官首先必须通过各种出身考试，获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到吏部参加铨选，通过身、言、书、判的考试。武官则要到兵部参加铨选，通过试能、较异，审其功能，而定其留放。

唐获得出身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以门荫入仕。三品以上亲贵，四、五品高级官吏和勋官上柱国、柱国的子或孙，根据父祖官爵的高低，都可根据法令的规定，获得不同品阶的官职。但在授予职事官之前，需先入学校学习，或先充当五至八年皇帝或太子的宿卫官（三卫）。期满考试合格，才能参加铨选。铨选考试合格，才能授予官职。在唐朝前期，门荫入仕是高级官吏的重要来源。

二是杂色入流。中央各官府及其直属机构的胥吏升到一定级别后，品子（六品以下官及三至五品勋官子）、勋官按规定服役或纳资期满，考试合格后，均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即获得做官的资格，并委派官职，这叫做入流。中央各官府的胥吏是经考试加以任用的，称为流外官。他们获得官职，叫做流外入流。杂色入流，特别是流外入流，在整个唐代，都是低级官吏，乃至中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三是科举。作为一种完全按照才学标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在唐代确立下来。科举在唐代称为贡举，有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秀才科很快废除。应考的有国子监的生徒，也有不在学自己向州、县报名的乡贡。地方的贡士须经州考试合格，才举送中央。应考者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试儒家经典。唐初50年间，是按经的章疏试策。调露二年（680年）加试帖经，儒家经典的背诵程度逐步成为明经录取的主要标准。进士唐初止试策，考时务策五道，其中包括经、史、时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调露二年，加试帖经。永隆二年又加试杂文。杂文最初是指箴、铭、论、表之类，至天宝时开始专用诗赋，并成为进士录取的主要标准。后来，重要的官员大多出身于进士，考上进士的被视为“登龙门”。常举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以后，还要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才能委派官职。

制举是由皇帝临时定立名目，下令考选的。制举名目很多，有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等近百种。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给以官职。

贡举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阶）负责，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阶）或临时指定的官员负责，称为知贡举。

唐前期沿用隋朝的府兵制。中央的左、右卫等12卫各领40到60个折冲府（即军府或兵府）。每一府统领卫士千人左右。折冲府设在州县，但分布极不平衡。关中一带因是京城长安所在地，拥有40%左右的折冲府，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接近关中的河东和河南，也有很多折冲府。这样，中央政府就能够随时调集重兵。

折冲府设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卫士挑选壮丁充当，从21岁入军，到60岁免役。他们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轮番到京城宿卫，谓之番上。遇有战事发生，卫士要应征作战；战事结束，即解甲归农。卫士不服徭役，不纳租调，但是要番上、出征，并自备兵甲 衣粮。征发兵士的规定极其严格，只有在军情紧急，不及奏闻的情况下，方许灵活征调。这是一种极为周密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军事制度。遇有战争，临时委派将领率兵出征，战事结束，将归于朝，兵归于农。由于大将很少与兵士联系，他们不能专兵干政。

唐初政府规定，拣点卫士，“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 [21] 。这种征发制度使府兵中保有相当数量的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府兵就能更有力地执行其对内镇压对外防御和征服的职能。

遇有大的战事，唐政府则不仅征调府兵，而且临时招募士兵，令其出征。这些非卫士，临时募行者，称为“征人”。这种招募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拣点，其拣点标准与卫士同。征发时巧诈以避征役者，要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府兵以外，唐朝又有禁军，其任务是守卫皇宫。唐高祖留太原从兵三万人充宿卫，称为“元从禁军”（又称“屯营兵”），守卫宫城北门。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其兵名飞骑。又于飞骑中选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为百骑，作为皇帝的侍卫。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时，百骑扩大为千骑，中宗时扩大为万骑。左右万骑与左右飞骑均隶属左右羽林军，开元以后称为“北门四军”。

十二卫所领卫士驻屯于皇城南门朱雀门内，称为“南衙”，禁军守卫宫城北门，称为“北衙”。通过北门，可以进入皇帝居住之所，唐前期历次宫廷政变，其成败均与北衙禁军的向背有关。

尚书兵部是军事行政机关，只负责武官任免及地图、军卫、兵器等军事行政事务，不参与战争的指挥。唐朝初年没有专门的作战指挥机关。战争的决策由政事堂和皇帝作出。遇有战事，由皇帝临时遣将发兵。领兵出征的亲王称“元帅”，而文武官统帅则称“大总管”、“总管”。

为了鼓励将士英勇作战，唐朝设置了勋官，授予作战有功人员。勋官共分十二转，十二转上柱国，比正二品；十一转柱国，比从二品；七转轻车都尉，比从四品；五转骑都尉，比从五品；三转飞骑尉，比从六品；一转武骑尉，比从七品。勋官有勋田。勋官的笏和服饰以及犯罪后的减、赎与同品的职事官、散官相同。上柱国、柱国并享有门荫的特权。勋官在兵部或地方服役期满，由兵部送吏部或留在兵部应选，铨试合格还可以获得官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户籍簿、差科簿中不少人即具有上柱国、柱国等勋官身份。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永淳元年汜德达飞骑尉告身》、《武周延载元年汜德达轻车都 尉告身》 [22] ，具体记载了汜德达参加战争获得勋级的情况。勋官制度在唐朝前期对吸引百姓从军，提高军队战斗力起了有力的作用。

唐朝的法，有律、令、格、式四类。“律以正刑定罪” [23] ，就是刑法典。唐律在太宗时修订完成，高宗时又制定了疏议，以解释律文的内容。《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

《唐律》篇目及其次序源自隋《开皇律》，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律条共有502 [24] 。刑名有五：笞、杖、徒、流、死。在量刑定罪上，唐律比隋律又有减轻。贞观元年（627年），把绞刑50条改为加役流，贞观十一年颁行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92条，减流入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的还很多。

这样的安排，把总则《名例》列为首篇，把维护皇权和保证政府机构正常有效地运转放到了首要地位，把对百姓的控制放到了突出地位，然后再涉及到民事和刑事的各个方面，完全突破了李悝《法经》以来贼盗为首的格局。这在以往各朝的律中是从来没有的。唐律的基本精神是保护专制主义的统治，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因此，在《名例》中，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定为十恶，“特标篇首”。罪入十恶，刑等虽有不同，但大多不能减、赎，有的且为常赦所不原。保护公私财产，保持社会稳定等原则，也都贯彻在唐律的各篇律条之中。

唐律对于隐匿户口、诳报年龄、私度入道以及不按期纳租调、服徭役的人，定出轻重不等的刑罚。唐律对于谋反、大逆和逃亡山泽，抗拒追捕者，都要处以死刑，他们的家属也要分别处死、流放和没为官奴隶。

贵族、官僚、良人、部曲、奴婢的不同身份在唐律中也有反映。贵族、官僚犯罪可以减、赎、官当。平民侵犯贵族官僚，要加等处罪。主人有随意殴打部曲的权力；部曲有愆犯，主人殴之致死，也不算犯罪。奴婢“律比畜产”，主人只要报请官府，就可以杀死他们。

律以外有令。“令以设范立制” [25] ，其内容是对于各种制度所作的规定。如《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户令》、《田令》等，共30卷。唐令早已散佚，日 本学者曾努力进行了复原工作，其成果体现在《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两部书中，最近，一部明抄本北宋《天圣令》附唐令在天一阁被发现，为我们了解甚至复原唐令原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唐朝的法，又别有格、式二种。“格以禁违正邪”，是律的补充和各种具体禁令。“式以轨物程事” [26] ，是各项行政法规和办事细则，是对令的补充。唐王朝不断以制敕的形式，对律、令加以某些补充和修改。这些制敕经过整理、删订，按其性质，分别编为格、式。垂拱元年在删改格式的同时，又以武德以来、垂拱以前诏敕便于时者，编为新格2卷，其律令惟改24条，又有不便者，大抵依旧。这说明唐朝政府已经开始放弃对律、令的修订。制敕和新格成为最便于时用的法律文件。格也开始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即《新唐书·刑法志》所云“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神龙元年，又删定垂拱格及格后敕，把制敕对律令、式的补充和修改，另编为新格和格后敕，把格的内容加以扩大。唐代的格、式都已不复存在，我们今天可以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看到其中的一些片断 [27] 。

唐朝初年运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程序和办事的天数限制，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官员来负责督促和检查。还按照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把官吏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四等，即四等官。对官吏失职、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等，从法律上规定了具体的处分办法。

二　唐初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　贞观之治

均田租庸调法 　唐朝初年，社会经济凋敝。武德晚年，户不满300万，约当隋盛时900万户的1/3弱。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 [28] 。直到贞观时期，当地户籍簿上登记的户数还不到70万，约为隋大业初年470余万户的1/7 [29] 。

面临着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生产恢复，以保证租税的收入。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新律令，其中包括田令、 赋役令和户令，即《资治通鉴》所谓的均田租庸调法。

唐的田令规定：

一、丁男和18岁以上的中男，给田一顷，其中永业田（世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老男、笃疾人、废疾人 [30] 各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30亩，他们或他们的丈夫原有的永业田，纳入户内口分田数额里计算。丁男和18岁以上中男以外的人，凡作户主的，则各给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

二、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田5顷至100顷。有战功受勋的人，可以依照勋级请受勋田60亩至30顷。

三、受田足的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口分田减半给授。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田亩。官人永业田和勋田只能在宽乡授给，但准许在狭乡买荫赐田充。

四、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还。

五、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的，并准许出卖口分田。官人永业田、勋田和赐田可以出卖。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狭乡的人买地，准许依照宽乡的限额。

六、在职官，依照内外、官品和职务性质的不同，有80亩至12顷的职分田，以其地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离职时，要把职分田移交下一任的官员。内外各官署还有多少不等的公廨田，其地租充办公费用。

田令上的“给田”、“授田”，不是由国家按每丁百亩或若干亩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也不是由国家主动把荒地分给农民。田令中所规定的“给田”、“授田”数量，指的是户籍上的“应授田”，是百姓可以占有或请垦田的最高限额。官员和百姓可以根据这个限额向国家请受荒地、无主田以及绝户田、没官田和还公田。还可以在限额以内购买土地。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令：“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唐令规定：“所给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即买荫赐田充者，虽狭乡亦听）。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唐的田令还规定：“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 [31] 在狭乡，占田是禁止过限的，但在宽乡有剩田之处，只需经过申牒 立案的手续，“所占虽多，律不与罪” [32] 。

户籍簿上的“已受田”，则是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国家根据农民申报的手实，将这些土地登记在户籍上，承认该户对这些土地的产权。唐的田令规定：“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户籍簿和文献记载，已受田远远不足应授田之数，且与应授田没有任何对应关系，也说明给田并不是实授。因此，给田、授田的基本含义就是限田和公田，包括荒地的请受，以及对官人和百姓实际占有土地的产权的认定。

至于还田，唐田令规定，身死“口分田则收入官”。《唐律·户婚律》也规定里正“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在敦煌、吐鲁番民户占地不足的情况下，一般都传给子孙。在中原，唐初尽管荒地很多，且宽乡占田不限，但农民都是按自己的实际耕种能力去占有土地的，一般是每丁30亩。唐朝前期一个六口之家的自耕农，平均占地六七十亩，均不足受田数。一般土地都传给子孙。同时，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卖，因此只有在绝户、逃死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还田问题。在吐鲁番退田、给田文书中，官府从农民那里收回的土地，主要有还公、逃死、户绝三大类。 [33] 因此单纯口分田收入官，一般不会发生。

所以，永业田、口分田的区分，只是在户籍登记上才有意义，而实际上没有区别。在《唐律·户婚律》中，永业田、口分田、墓田的占有者都称为“本主”“地主”，一律视为私田而加以保护。对于“盗耕种公私田”、妄认盗卖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盗耕人墓田”者，都要视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就产权而言，法律上强调的是公田和私田，而不是永业与口分。公田在唐代大体包括政府经营的官田（职田、公廨田、屯田、驿田）、还公田（绝户、逃死、罪没、自动退还）、荒地。对此，国家拥有最高主权，可以直接进行处分。私田即民间所有的土地，包括永业、口分和宽乡的籍外田。

唐的田令取消了奴婢、部曲和耕牛的受田，降低了农户的受田限额 [34] ，并且禁止在狭乡“占田过限”。这些都反映了自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经济在唐初占据着优势地位。

唐的田令规定狭乡买地听依宽制和宽乡田地可以限外更占的规定，以 及勋官可以占有勋田和勋级给授的广泛，给新地主合法地多占田地提供了可能。在隋末唐初长达十几年的战乱中，人口死亡逃散的很多，土地大量荒废。唐朝初年，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已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农民根据田令和户令，向国家呈报户口和田地。国家通过户籍，承认农民对这些田地的占有。唐田令也使那些回到本乡本土的农民可以依令向国家请受荒田，进行耕种。因此，田令和户令的颁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的赋役令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2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缴纳绢（或绫、 ）2丈，绵3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2丈5尺，麻3斤。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20日，闰月加2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叫做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30天。这也就是租庸调法。

正役之外，还有杂徭，由地方政府临时征发丁男和中男充夫，一般不超过39天，超过时折免其他赋役。赋役令还规定出依照灾情轻重，减收或免收租庸调的具体办法。灾情一般分为水灾、旱灾、虫灾和霜灾，根据灾情严重程度决定蠲免多少。4/10以上受损，免租；6/10以上受损，免租、调；7/10以上受损，课、役俱免。

唐的赋役令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庸代役的办法也逐渐成为通常的制度，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但是，皇帝可以随时下令“别差科” [35] ，从而使这种规定有时失去实际意义。

租庸调是唐前期国家的主要税源。这种据丁征收同样数额的税制，只有在自耕农大量存在，土地占有比较平均的条件下才能实行。

贞观之治 　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的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经常留居长安，协助唐高祖处理国事。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长年率领军队西征东讨。李世民在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实力和威望大大提高。他的一些行动也引起李渊的不快和疑虑。李世民不安心自己的秦王地位，在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辅佐下，积极谋取皇位继承权，和太子李建成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埋下伏兵。他射杀李建成，他的弟弟齐王李元吉也被杀掉。是为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李渊只 好立他做太子。不久，唐高祖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继承了唐高祖协调地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利益的办法，兼用关陇、关东和江南的贵族和士族。同时，他抛弃前嫌，大胆起用了李建成集团核心成员，曾经建议李建成及早搞掉自己的魏徵和王珪，并且陆续提拔和重用了一批主要是来自关东的普通地主，如戴胄、马周、李 等。这些人多数参加过隋末农民起义军，对关东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比较熟悉。他们在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唐太宗还用江南儒生为文学侍从之臣，以备顾问。

太宗即位之初，朝廷展开了一场怎样估计当时形势和如何进行统治的辩论。一些大臣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人心越变越坏，必须实行霸道，对百姓进行高压统治。魏徵等大臣则认为，大乱之后人心思安，应实行王道、帝道，对百姓进行教化。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意见。

唐太宗经常和大臣讨论治道政术。他们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农民反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起的，只有“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才能巩固统治。贞观君臣反复引用《荀子·王制篇》中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警励自己。太宗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36]

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以及如何处理边疆问题，乃至于处理一些突发情况，贞观君臣也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

贞观君臣不仅进行讨论，而且还努力学习。唐太宗命魏徵把历代文献按儒家经典、诸子和历代史书分类摘编为《群书治要》一书，以备学习。他还下令修撰史书，总结历代兴亡教训。贞观君臣讨论现实问题时，言必先王、诸子，语必历代兴亡教训。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基础上，以宏观的眼光，发展的观点，君臣之间进行平等的、深入的讨论。这是贞观君臣论治的重要特色，也是能够比较准确分析形势进行正确决策的前提。

唐太宗认识到皇帝一人不能遍知天下之事，因此也不能独断天下之务。贞观四年唐太宗与大臣谈到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时说过一段话：“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37] 。这是对贞观君臣治理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好总结。

唐太宗能够广泛听取官僚的意见，集思广益。他还认识到，自己的决断也是会出现错误的，要求臣下经常给自己提出意见，注意纳谏。魏徵长期任职于门下省，更敢于直谏，经常围绕怎样巩固统治，为太宗筹谋划策。他曾对太宗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太宗兼听广纳，使社会下情得以上通。到唐朝统治巩固的时候，魏徵仍然关心封建国家的命运，不断对太宗进谏，提醒太宗“居安思危”，“慎终如始”。而当时的大臣大多也能从关心国家命运出发，出于公心，没有保留的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贞观前期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最重要的条件。

对于广任贤良，贞观君臣认识到：“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38] “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亲故异情？” [39] 并提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40]

法令严肃，在贞观时期这是对君臣的共同要求。唐太宗曾经说过：“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十一年魏徵回顾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 [41]

从贞观元年到三年（627—629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关中饥馑尤甚，至有鬻男女者。唐太宗命令灾区开仓赈济，准许就食他州，还命令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非灾区的人民，也竭力帮助灾民度过灾荒。据史载，当时有的州做到了“逐粮户到，递相安养，回还之日，各有赢粮，乃别赍布帛，以申赠遗” [42] 。同时，唐太宗又并省了很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到六百余人，以紧缩国家开支。对于河南、河北、山东等战乱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唐王朝在相当一个时期内， 不在这里征发徭役。对于关中和其他地区，在征发徭役和兵役时也注意到不夺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

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大都返回乡里。以后又连年丰稔，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起来。

贞观后期，唐太宗不再能很好地纳谏，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他甚至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战争和徭役频繁起来。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唐东征高丽，西犯龟兹，西南征服了松外蛮，北边攻灭了薛延陀。同时，太宗又令营缮翠微宫（在今西安终南山）和玉华宫（在今陕西宜君境）为避暑之用；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以备远侵高丽。剑南一带，州县督迫严急，既役人力，复征船庸，“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官吏们还扩大征发范围，役及山僚，终于激起了雅、邛、眉三州僚人的反抗。

唐初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国家的关系 　唐朝初年，国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农民，向他们征取租税、徭役和兵役，国力比较强盛。同时，大量的富裕农民力图上升为地主，中小地主更有扩充土地和财富的贪欲。他们都希望从战争中掠夺财物，建立军功以取得占有勋田的权利。唐太宗、高宗父子为了发展国家的力量，并满足这般人的要求，继续隋王朝执行征战政策。军事征发使大量自耕农民贫困破产，有利于地主进行土地兼并。

唐王朝建立以后，东突厥贵族经常侵犯唐的边疆，蹂践禾稼，并把大批边疆居民掳去当奴隶。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初即位，颉利可汗带领十多万骑兵进到长安附近的渭水北岸。唐太宗亲自到渭水岸上与颉利可汗谈判，同时震耀军容，以示必战。颉利可汗跟太宗订盟约和而退。东突厥退兵后，唐太宗下诏修葺缘边障塞，进行反击的准备工作。

贞观元年、二年间，突厥内部矛盾重重，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后来，唐与摆脱东突厥统治的薛延陀建立了联系；统辖东突厥东部的突利可汗也降了唐。唐太宗派李 、李靖带领军队十几万人，分道出击。贞观四年，唐军击败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唐太宗把大批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东起幽州，西到灵州的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州，任用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

唐破突厥后，贞观四年三月，西北各族君长请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高兴地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和各族君长皆高呼万岁。“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 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 [43] 这样，唐就取代了突厥对西北各族的统治，唐太宗也以天可汗而成为西北各族的最高君长。

唐败东突厥以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归属唐朝，高昌王麴文泰亲来长安，焉耆王也遣使请开碛路以通往来。唐与西域的交通打开。这时，吐谷浑贵族多次犯边，威胁着河西走廊。唐太宗派李靖节度诸军，于贞观九年击溃吐谷浑军，吐谷浑降唐。

唐对东突厥和吐谷浑的战争，起初都具有防止骚扰，保障内地生产的意义。但唐太宗终于征服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并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唐朝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上民族隔阂不深。北周、隋和唐初的统治集团都是胡汉结合组成的。唐太宗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出自鲜卑贵族家庭。唐太宗本人并曾与处罗可汗之侄突利可汗结为兄弟。因此，唐太宗对各民族没有歧视的心理。在击败突厥、吐谷浑后，唐太宗没有惩处其首领，也没有将其男女没为奴婢，并继续让突厥、吐谷浑贵族统领其部落，进行羁縻统治。对于南下的突厥人和入朝的突厥贵族，也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唐太宗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比较开明的。

由于高昌王垄断东西交通的商道，阻断西域诸国使臣入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派侯君集率军击灭高昌。为了保护西域商道和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唐以高昌之地为西州，以高昌附近原为西突厥所据的可汗俘图城为庭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各置属县。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河故城），留兵镇守。后来，唐又击败龟兹，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7世纪初，吐蕃强大起来。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布，与吐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在稳定西南边疆以后，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军分陆海两路大举进攻高丽，唐太宗亲自到前线督战。高丽人据城坚守，唐军每夺取一城，都要付出很大代价。最后，唐太宗集中了全部兵力，使用了巨大的攻城撞车和飞300斤石于1里之外的抛车等最新武器，攻打安市城（今辽宁牛庄附近）。由于安市城高丽军队的坚守，唐军围攻了4个月，仍不能攻下，天寒粮尽，唐太宗只得下令班师。后来，唐太宗又两次派兵泛海远侵高丽。

当唐军和高丽作战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曾乘机进犯河套。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发兵分数道进击，破灭薛延陀，原来服属薛延陀的铁勒诸部降 唐。九月，唐太宗亲自到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 [44] 二十一年，唐于铁勒诸道之地设置了瀚海府等六府，皋兰州等七州，以铁勒诸部贵族为都督、刺史。应回纥等部请求，唐又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68驿，驿站备有马及酒肉，以供往来使人的食宿。

三　永徽到开元初年的政治发展

废王立武 　唐高宗继位后，朝廷大权掌握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手中。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他和依附于关陇贵族的江南侨姓士族后裔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托付后事的顾命大臣。他们把宰相换为清一色的关陇贵族。同时极力维护出自关陇贵族家族、北周大将王思政裔孙的王皇后的地位。连唐太宗生前特别关照，在他死后要安排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来自关东普通地主家庭的元老重臣李 ，也被迫辞去尚书左仆射，被剥夺了实权。贞观中后期名臣刘洎、马周的亲信，来自剑南的李义府，来自江南的太宗旧相许敬宗，也都受到排挤。

武则天是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送到感业寺为尼。高宗继位后，把她召入宫中，不久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高宗以王皇后无子而武昭仪有子为名，向宰相提出要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出面表示坚决反对。宰相韩瑗、来济也表示反对。褚遂良既是顾命大臣，背后又得到长孙无忌和一些宰相的支持，高宗也感到无可奈何。一天李 进见。高宗对他说：“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李 答道：“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 [45] 意思是皇后废立是皇帝个人的家事，不是国家大事，不必理会宰相和顾命大臣的意见。高宗听后立即决意立武则天为皇后。

这年十月，王皇后被废为庶人，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褚遂良、韩瑗、来济和王皇后的舅父柳奭先后被贬到边远州。显庆四年（659年）四月，长孙无忌也以谋反罪于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安置，不久被逼令自杀。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也因议废王皇后时中立不言，在这时被免官，不久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

关陇贵族本来人数就不多，经过朝代变迁和隋末动乱，所剩家族更少， 因此，在废王立武的斗争中，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经过这一段大规模的贬杀，只剩下了少数几个家族，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集团了。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集团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终于结束。

而在社会上，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士族虽然已经衰落，但旧望不减。新贵争相与之通婚，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山东旧族子孙也负其世望，“嫁娶必取多赀，故人谓之卖婚” [46] 。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曾下令修订《氏族志》，规定不论数代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企图建立一个以李唐皇室和外戚为核心的新门阀。但由于编撰者没有摆脱传统门阀观念的影响，故其内容仍是着意考辨士族的真伪，不叙新贵本望。因此，房玄龄、李 、魏徵等仍然与山东旧族通婚，还有一些新贵与之通谱，故其望不减。

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主使下，高宗命令重修《氏族志》，改称《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姓氏录》虽然受到士族和贵族的轻视，被目为“勋格”，但是它完全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的界限，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官员的地位。

显庆五年，高宗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或使武则天决之，武则天开始直接参与政事的处理。武则天“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的做法，以及李义府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都引起了高宗的不满。龙朔三年（663年）十月，“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麟德元年（664年）高宗更命上官仪草诏废武则天。虽然经过武则天的“自诉”，没有废成，上官仪也被杀掉，但《通鉴》所云，自是“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 [47] ，也并不尽然。高宗坚持实行三省制，军国大事均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决策必须通过宰相。而武则天自从李义府、许敬宗下台后，就没有掌握一个宰相。高宗用人，也并不以对武则天的态度为标准，曾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裴行俭，就受到高宗的一再提拔。因此，武则天在此后一段时间，即麟德至咸亨（664—674年）年间，在国家事务中，还起不了重大作用。

唐高宗时期的军事和政治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军击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的军队于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西。沙钵罗可汗逃往石国。次年，石国人擒沙钵罗可汗付唐军。唐分别 于碎叶川（今楚河）以东和以西的地方设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以西突厥的贵族为都护，统辖各部人民 [48] 。唐取代了西突厥对西域的统治，唐的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一带。

高丽和百济屡次联军攻新罗，显庆五年（660年），新罗向唐请援，唐企图乘机控制朝鲜半岛，就派苏定方率军自成山（今山东成山角）渡海，和新罗军合势打下百济都城泗沘（今韩国大田西）。龙朔三年（663年），唐军和新罗军合力进攻周留，水军在白江口（锦江口）战胜了援助百济的倭国水军，焚烧了倭船400艘。唐军占领百济全境。

乾封元年（666年），泉男生继为高丽莫离支，高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乱，泉男生走保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向唐求援。唐王朝乘机以李 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辖诸军侵入高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将薛仁贵攻下扶余城（在今吉林公主岭一带），李勋打下高丽的都城平壤。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唐高宗终于完成了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几代皇帝的大业。

唐的统治引起了高丽和百济人民的不断反抗，他们和新罗联合起来，沉重打击了前来镇压的唐军。吐蕃也强大起来，与唐展开了夺河湟、安西的战争。唐在周边地区，到处挨打，由攻势变成守势。继续实行战争的政策行不通了，国内广大老百姓从积极参加战争，求取勋赏富贵，转变为要求停止战争。

同时，由于土地集中的发展，农村贫富分化已日益发展，作为地主阶级中新兴阶层的一般地主的经济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他们对贵族子弟的借荫得官，垄断政权，对关东士族的高自标置，都深为不满。他们希望在政治上也得到相应的地位，没有做官的希望能够获得一官半职，已经做官的希望能够升到高位，以便通过政治权势来保护和发展他们的经济利益。形势的变化，要求唐朝政府改变国策。

上元元年八月，唐高宗和武则天称天皇、天后。十二月（675年1月），武则天上表建言十二事 [49] ，建议“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劝农桑，薄赋徭”，“省功费力役”，提出了停止战争，在边地由进攻转为防守，在内地实行无为而治这样一个基本国策转变的重大问题。提出“上元（674—676年）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承认上元以前前方军将所授勋宫；“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增加八品以上官吏的俸禄和迁 升久滞低位的有才能的官吏。唐高宗接受了武则天的建议，把建言十二事付诸实施。九年后，高宗临终前在《改元弘道诏》中还特别申明：“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而武则天也因此提高了威望。高宗末年，出现了“隆平日久，户口滋多”的局面。武则天在《改元光宅诏》中赞扬高宗“富贵宁人” [50] 是有所本的。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政治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太子李显立。第二年，武则天废李显，改立豫王李旦，自己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年），她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称制后，受到许多贵族、官僚和一些在政治上失意的人的反对。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骆宾王等人以拥戴李显为号召，从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垂拱四年（683年），唐宗室诸王又在博州（今山东聊城）、豫州（今河南汝南）等地发动变乱。这两次变乱都迅速归于失败。

从徐敬业起兵以后，武则天“任威刑以禁异议”，任用酷吏，奖励告密，对抱有反抗意图的唐宗室、贵族和官僚施以严厉的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武则天诛杀的范围相当宽泛，但其中也包括了一批关陇军事贵族。经过武则天的严重打击，他们在政治上就不起很大作用了。

为了收揽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在称制称帝期间，大力求访人才，广开入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不倦”。她大开制科，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除了经常督令朝臣推荐才能以外，还允许官吏和一般人自举其才。有一次，她对十道存抚使所举送的一百三十多人，一律用为三省的官员，正额安置不下，就给予“试官”的名义。臣下举荐的人才和自举其才者，只要考试合格，立即加以任用。她虽然常常破格用人，但同时进行严格的考核，对于有些不称职的官员，一旦发现，立即罢免，甚至诛杀；有才能的则迅速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去。

武则天能够做到明察善断，务取真才实学，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能把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如李昭德、狄仁杰、娄师德、李峤、徐有功等。武则天还为开元之治储备了人才。开元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都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上来的。

武则天在朝堂设置铜匦，奖励臣民上书言事，对于“人（民）间善恶事，多所知悉”。在武则天统治的50年中，户口增加得很快。在她握权前夕的永 徽三年（652年），全国有380万户，到她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增加到615万户。

武则天在巩固国家的边疆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咸亨元年（670年），吐蕃贵族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此后，唐军又连为吐蕃军所败。为了对吐蕃军作战的需要，唐在鄯州（今青海乐都）、甘州、凉州一带兴置了大量的屯田。永隆（680年）前后，鄯州河源军的屯田达五千多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武则天时，甘州、凉州的屯田连岁丰收，所积军粮可支数十年。垂拱二年（686年），吐蕃占领安西四镇。长寿元年（692年），唐军在王孝杰的指挥下，击败吐蕃军，夺回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等安西四镇 [51] 。唐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从内地发兵前往驻守，长期保证了西域地区的稳定。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军事贵族率领部众进入河北，圣历元年（698年）突厥的军队深入定、赵，也先后被唐打败。

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关中漕运不继，高宗后期，常常带领百官就粮于东都洛阳。武则天称制称帝期间，更经常住在洛阳。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很多宫殿。武则天还在洛阳修造明堂、天堂，铸造天枢，规模都极宏壮。铸造天枢时，因为买铜铁不能足，竟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此外，她还到处大修佛寺、佛像，使百姓劳弊。

武则天晚年，河北地区人民先后遭受契丹军事贵族和东突厥军的骚扰杀掠，损失极为惨重，而唐王朝却在这里大量调发军事供应，使他们“家道悉破”，“四壁皆空”，以至“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州县官吏又威逼他们“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徭役的苦重，更甚于军事的调发。对于被契丹和突厥贵族驱掠的人民，还要处以反罪，这就逼使他们“露宿草行，潜窜山泽” [52] 。与此同时，在蜀中诸州，也由于防御吐蕃军，大量征发壮丁运输军粮，有三万多户逃亡在山林之中，结成武装力量。他们攻城破县，势力发展得很大 [53] 。这两度紧张形势都以武则天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缓和下来。

中宗复辟和韦后专权 　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杀掉武则天身边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戴李显复位，是 为中宗。武则天被迫徙居上阳宫。

中宗时，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则天之侄武三思勾结，操纵朝政，把政治弄得混乱不堪。

韦后等人竞起宅第，恣情奢纵，以侈丽相高，使“帑藏为之空竭” [54] 。纳贿卖官，只要纳钱30万，他们就以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称为斜封官。于是，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达到数千人，造成了员外置官数倍正员的现象。

权贵们还盛造佛寺。纳钱三万，便可度为僧尼。针对当时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的情况，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指出：“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 [55]

唐初，开国功臣有封爵兼得食实封的，只有二三十家。中宗景龙（707—710年）中，食封家总数达到140以上。食封的人多指射富实地区的高赀多丁户充封户，封户遍及54州，包括60万以上的封丁。食封的人派遣官吏或奴仆直接向封户征索租调，督迫严急，甚于战时。收租人还要多索“裹头”“中物”。有的更用租调作买卖，放高利贷，制造事端，进行讹诈。水旱之年，食封家还要阻挠政府减免灾区人民的租税。在这种情况下，封户往往流散逃亡。

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夺取皇位，互相倾轧。涌进朝廷的大批官吏分别依附他们，并协助他们从事秘密攫取皇位的勾当，政变就频繁起来了。中宗太子重俊非韦后所生，受到安乐公主凌逼，于景龙元年（707年）发羽林军杀武三思，以未能攻下玄武门败死。景云元年（710年）安乐公主谋为皇太女，怂恿韦后毒杀了中宗。中宗子重茂为帝，韦后临朝称制。接着，李旦子李隆基、妹太平公主合谋，利用万骑兵杀掉韦后和安乐公主，拥李旦即位，是为睿宗。睿宗立李隆基为太子。不久，中宗子谯王重福谋从东都起兵，自立为帝，事败投水死。太平公主企图动摇李隆基的太子位，睿宗怕再度发生政变，于先天元年（712年）传位给李隆基，是为玄宗。太平公主仍不甘心，于先天二年谋以羽林军发动政变，事为玄宗获悉，捕杀了与她同谋的宰相和 羽林军将领，太平公主被迫自杀。从神龙元年张柬之推翻武则天起，到开元元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玄宗止，前后不过八年半的时间，政变就发生了七次，皇帝就更换四次，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开元初年的政治经济措施 　唐玄宗杀掉太平公主以后，立即起用姚崇做宰相，他们在稳定统治秩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玄宗认为，协助他夺取皇位和压平太平公主叛乱的功臣郭元振、刘幽求、张说、王琚等人，是一些阴谋家，“可与履危，不可得志” [56] 。因此，他利用种种借口，把他们相继贬逐到远方。玄宗觉得他的几个兄弟可能危及他的皇位，就从开元二年起，先后任命他们作外州刺史，不让他们长期留居长安，又规定他们把州中政务委于长史、司马，这样就堵塞了从京城或地方发动政变的道路。

为了安定地方，玄宗对于地方官吏的人选，给予了比较多的重视。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为了强调地方官的重要，纠正重京官，轻地方官的风气，开元三年六月诏，县令、州刺史有业绩者可调任京官，“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 [57] 。在科举日益成为高级官员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强调台省官员要有州县基层工作的经历，是有深远意义的。

同时，对地方官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开始提出更高的要求。开元四年，唐玄宗在宣政殿召见全体新授县令，问以治人之策，把其中全不合格的45人斥退，放归学问。

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为僧以避徭役的事实，开元二年，玄宗命令沙汰天下僧尼。这次以伪妄被勒令还俗的，有一万二千余人。玄宗又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了，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

睿宗时，曾经罢黜斜封官数千人，但在太平公主等人的影响下，不久又命令：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开元二年，玄宗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规定此后非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和兵部不得注拟这三项宫。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长期以来官员冗滥的现象。

开元三年，唐廷作出规定：封户的租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征收未完时，封主不得派人到出封州直接向封户催索，也不得出放高利贷；而只能等 到征收完毕后，到京城或州治领取。于是封户严重受害的问题，也多少得到了解决。

开元三年和四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在姚崇的主持下，朝廷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官吏大力捕蝗，并规定他们把各州县捕蝗勤惰的情况上报。这才使“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在姚崇的辅佐下，经过数年的努力，稳定了政局，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开元四年，姚崇罢相，继任的宰相宋璟坚守姚崇所制订的政策，并在防止边将贪功生事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开元八年、九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家给人足，人无苦寙，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

四　唐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

农业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唐代的犁有了改进。犁铧上部加宽，装有犁壁。耕田时，犁壁可以推开犁铧翻起的土块，便于深耕。犁辕不论曲直，都较前减短很多，短辕犁没有“回转相妨” [58] 的缺点，因而提高了耕作的速度。这种改进了的犁比较省力，一般是用单牛曳引的。

有齿的耙和砺礋，有觚棱的磟碡，在唐代已经普遍使用。耕后使用这些农具来松土碎土，平整田面，对于抗旱保墒，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作用。唐代的镰刀，两头窄，中间宽，较之前代前窄后宽的镰刀，更便于收割。

唐代除了桔槔、辘轳以外，在北方，“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 [59] ，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在长江流域，还出现了筒车。筒车的形状类似纺车，四周缚以竹筒，随水流自行旋转，由竹筒将水汲至高处。

唐朝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国家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规。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对沿途的水利灌溉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唐代的水利工程70%兴筑于前期，比较大的工程大多分布在北方。唐初，在关内的同州、华州，殽函的虢州、陕州，河东的蒲州、晋州、并州等地，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此后，在河南道的汴水、睢水、颍水、汝水、淮水、泗水流域和青州、兖州、沂州一带，在河北的永济渠及其他河流附近，又陆续修建 了许多渠道、陂塘。河北道，不仅在靠近太行山区的恒、赵、相等州，建置了一些地方性的灌溉系统，而且还在近海的沧州，筑堤捍海，引水灌溉，开渠排涝。

唐代前期，南方各地也都开凿湖塘，蓄水灌溉。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的水利事业，已经推广到福州和泉州境内。

经过农民一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了，史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60] 。人户增加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唐王朝所控制的户口达到906万户，5288万口。而据杜佑估计，当时实有人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户。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垦田的扩大，出现了许多新的居民区，唐政府在福建、四川、江南等地新增设了一批州县。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大大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史称“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 [61] 。政府仓储的粮食，天宝八年（749年）约有一万万石 [62] 。物价长期稳定，从开元十三年到天宝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米价始终保持在每斗15文到20文上下，最贱时达13文；青、齐米1斗5文，最贱时3文。绢价也一直保持在200文左右。

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私人手工业、商业、城市有了巨大发展。

私手工业 　纺织是唐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 [63] 。丝织业的中心仍在河南、河北地区，那里人民向政府缴纳的庸调，一般都是绫、绢、绝。宋州（今河南商丘）和亳州（今安徽亳州）民间织的绢，质量居全国之首。定州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达到一千五百多匹，较之其他的州，高出百倍左右，是一个重要的丝织工艺品的产地。剑南诸州，普遍出产丝织品。益州的锦，尤负盛誉。山南、淮南和江南的一些州县，丝织业也比较发达。扬州的锦袍，最为驰名。但这三个地区和关内、河东、陇右一样，一般民间织品仍以火麻、赀布和苎布等麻织品为主。此外，岭南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和西北的西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则出产棉织品。

镂版印染的夹缬法已经发明，由宫廷而“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 [64] 。涂蜡印染的蜡缬法，这时也已流行。

冶铁业在南北朝时期冲破了官府的控制，在民间普及。唐朝政府允许采矿、冶铁由私人经营，官收其税。唐代铁冶分布很广，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统计，在山东、河北、河东和剑南，铁矿有四十余处。兖州莱芜县西北的韶山，自汉至唐，鼓铸不绝，是一个重要的铁产地。江南铁冶有二十余处，产量也有很大增加。这对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在一些地区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对农业生产发生了重大影响。唐政府还对铁农具采取免税政策。

铜矿主要分布在河东、淮南、江南和剑南，蔚州的飞狐（今河北涞源）和润州的句容，产量最大。

瓷器的制作技术在唐代有很大进步。越州的青瓷类玉类冰，邢州的白瓷类银类雪。洪州的名瓷酒器和茶具，也深得人们的喜爱 [65] 。《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南府开元贡白瓷，现在巩县窑址中就发现了唐代的白瓷。杜甫曾说邛州大邑的白瓷碗胜过霜雪，现在在大邑也发现了唐代窑址。饶州浮梁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从唐初以来，相传有假玉器之称。据考古发现，早期景德镇的瓷器是青白兼有的。特别是在胜梅亭发现的唐代白瓷，经化验后得知，瓷胎白度已达到70%，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平 [66] 。

铜器的主要产地有扬州、并州、越州、桂州等。扬州的铜镜尤为著名，有百炼镜之称。在两京和中原唐墓出土的器物中，铜镜是最常见的。花纹装饰的种类很多，构图自由奔放，线条刻画流畅。同时，还有螺铀镶嵌的铜镜 [67] 。

益州的麻纸，杭、婺（今浙江金华）、衢、越、信（今江西上饶）等州的藤纸，蒲州（今山西永济）的薄白纸，最为驰名。其他如宣州（今安徽宣城）、常州、均州（今湖北丹江口）等地，也都盛产纸张。名墨的产地有绛州、潞州、易州等。虢州（今河南灵宝）出产名砚。宣州溧水出的兔毫笔，最称精妙 [68] 。

天宝末年（754年），唐政府管口总约5300万，所收庸调绢、布和回造纳 布总约1.1亿丈 [69] ，诸色资课和勾剥还不在其内，平均每人每年向政府缴纳的绢、布在二丈以上，可见作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绢、布产量之大。

一般民间的手工业者，通常还是同土地牢固地联系着。唐的田令和赋役令规定，以工商为业的人，在宽乡的，永业、口分田依照农民减半给授，只有在狭乡的不给。凡受田的，也要向政府缴纳租调。那时候，甚至从诸州挑选出来的“材力强壮，技能工巧”的短番匠，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耕 [70] 。

在城市，特别是在较大的城市里，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不同种类的手工业作坊，如纸坊、毡坊、酒坊、铜坊、染坊、绫锦坊等。作坊的主人有的是师傅，他们与家属、学徒在一起劳动；有的则为地主、官僚和大商人。在作坊劳动的，有不少是短期的雇工和按件领取报酬的工匠。此外，也还有一些依靠自己的简单工具以求取衣食的个体劳动者。他们大抵还与农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个别的作坊规模很大，如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500张，即为一例。

官手工业 　少府监和将作监是掌管官手工业的机构。监下有署，是直接管理生产的。诸署所属的作坊，规模很大，内部分工也很细。官手工业所用原料，一部分来自地方贡品，另一部分则由自己生产。少府监掌管百工技巧，主要是制造精致手工艺品和贵族官僚的器用服饰。将作监掌修建宫殿、坛庙、官署和陵寝等土木工程。它所领的甄官署，除打石烧砖以外，还制作供贵族、官僚丧葬之用的明器。唐墓出土的三彩陶俑，大多是甄官署里烧造出来的。少府监和将作监诸作坊生产的手工业品，不在市场出售。

兵器的制作，在唐前期一般归少府监的左尚署掌铸，有时专设军器监司其事。唐代还在铜、铁、木料的产地设置铸钱监、冶监和就谷（在陕西周至）监等。这些官手工业的规模都很大。

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有官奴婢、官户杂户、刑徒和工匠四类。

官奴婢长役无番，经过一次赦宥，改为官户，二次改为杂户，三次改为良人。官户每年上番三次，杂户每二年上番五次，每番的期限皆为一月。如不上番，可以纳资课代替。

每年十月，刑部都官司在官奴婢和官户中挑选一部分人为工户，送到少府监学习细镂、车辂、乐器制造等精细手艺。业成以后，依照官户例分番上下 [71] 。

被判徒刑的男子，在京城的送将作监服劳役，女子送少府监缝作；在外州的，供当处官役。被判流刑的，在配所居作一年，加役流居作三年。在州县设置的手工业作坊中，也有不少刑徒在里面劳动，如扬州的钱坊，就包括囚徒和工匠两类劳动者 [72] 。刑徒居作，都带钳或盘枷，做的是苦重的劳动。在官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中，他们占的比例也较大。

工匠可分为杂匠、短番匠、明资匠和长上匠四种，他们的身份是良人。杂匠是民间的各种工匠，他们与均田农民相同，每年须服役20天，不役则收其庸。唐初，杂匠还需要到官手工业作坊中服役，以后，一般都纳庸代替。短番匠是由官府挑选杂匠中“材力强壮，技能工巧” [73] 的人，让他们到官府作坊去做工，免除他们的课役和杂徭，但延长其番期为每年一月。明资匠和长上匠都是官府“和雇”的工匠。明资匠轮流上番，通常每年做工三个月。长上匠则经常在官手工业作坊中劳动 [74] 。武则天时，少府监内的绫锦坊巧儿、内作使绫匠、掖庭绫匠、内作巧儿等，就是明资匠或长上匠。

城市、商业和交通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的要冲，成为较大的商业城市。唐代最著名的城市有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广州、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凉州等，其中最大的是长安和洛阳。

当时的长安城规模很大，周围70里。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为宫殿区，皇城为中央衙署区，这是长安城的核心。在外郭城中，列置着108坊，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 [75] 。坊主要是住宅区，四周围以高墙，其中遍布王侯勋贵和大小官员的宅第。外郭城内还有一百多座寺观，最大的寺观，占据一坊之地。坊以外有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场所，两市共占有四坊大小的面积。

在市内，出售同类货物的店肆，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里，叫做行。堆放商货的货栈，叫做邸。邸招徕外地的商客，并替他们代办大宗批发的交易。 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76] 。西市较东市更为繁华。

各州治和多数的县治，都设有市。市有市令，“主执钥”，按时启闭市门。唐的关市令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人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77] 市令掌管市内交易之事。市的各行都有行头，负责一行的事务，主持对官府纳税和交涉其他事项。行头与官府有联系，官府通过他们控制各个行户 [78] 。

当时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主要为贵族、官僚和地主服务。城市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如铜镜、毡毯、绫锦、锦袍、乐器、金银器、酒类和其他手工艺品等，也大多供应本城和其他城市，而与农民的需要很少关联。当时最大的商人是经营珠宝珍玩的。

市场上商品品种的变化和行业的增多，是唐代商业发展的显著特征。市上商品过去除了生产和生活必需的盐、铁之外，主要是满足贵族高官奢侈生活需要的珠宝和高级工艺品。唐代城市里一般地主官僚增多，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日用物品多取给于市场。市里出现了生产铜镜、毡毯、绫锦、锦袍、靴帽、乐器、金银器、酒类、车辆和文具纸张等的私营手工作坊，以及许多饭馆、酒店和小食铺。长安、扬州等大城市还有胡人开设的酒店。各地的名产、特产乃至外国货物也充满了市场。《唐国史补》记载开元至元和（713—820年）时的情况：“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器，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这样，在城市中就出现了众多的行业。据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唐幽州、涿州有绢行、彩帛行、布行、染行、幞头行、靴行、大米行、粳米行、油行、果子行、肉行、炭行、生铁行、杂货行等。

唐代的富商大贾有的富可敌国，有的“邸店园宅，遍满海内” [79] 。他们与贵族、官僚和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洲各国人来中国经商的很多，尤以昭武诸国人、波斯人和大食人为最，几乎在所有的较大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足迹，最集中的则为长安、洛阳、扬州和广州。

随着商业的繁荣，铸钱数量不断增加。唐初废隋五铢钱，铸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每十钱重一两，钱上不记重量。此后钱成为两以下的重量单位。钱币从此改称通宝、元宝或重宝，不再以重量命名。天宝时，全国有99铸钱炉，每年用铜200万斤，铸钱32万贯。

运输货物的道路贯通全国。在宽广的驿道上，每隔30里有一所驿站。驿道交通情况是，以长安为中心，“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80] 。

水路运输也很发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南方，更有许多河流、湖泊构成巨大的水道网，把各个城市联结起来。唐前期水路运输的情况是：“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81]

五　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

土地兼并的发展 　唐初，在生产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自耕农民每丁约可营种30亩地上下 [82] ，就全国说，一个六口之家的自耕农户，平均占田约为六七十亩 [83] 。唐代亩产，平均约为五斗到一石 [84] 。农民收获以后，除去赋税、口粮、籽种和其他生产费用，所剩还不足以应付天灾人祸和政府突然的征发。因此，自耕农民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贫富分化日益迅速。

高宗以后，战争频繁，兴建日多。地主不愿当兵出赋，史载当时“征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货则富强获免” [85] ，繁急的赋役差科大多转嫁到农民身上。

咸亨、垂拱（670—688年）以后，地方吏治日益败坏。各地地主和官吏勾结起来，对于人民的土地、财物，肆意取夺 [86] 。在财产诉讼中，官吏们受请 托，纳贿赂，使贫苦农民“有理者不申”，“合得者被夺” [87] 。

高宗末年，西有吐蕃军犯边，北有突厥贵族反唐，唐先后调动了几十万军队作战。紧接着，关东和关中又都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灾区的人民死亡流散，十有四五 [88] 。武则天晚年，河北地区人民先后遭受契丹军事贵族和东突厥军的骚扰杀掠，唐王朝的大量军事调发，使他们“家道悉破”，“四壁皆空”，以至“剔屋卖田，人不为售”。由于防御吐蕃军，大量征发壮丁运输军粮，蜀中“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 [89] 。大足元年（701年），李峤概括当时的情况说，“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 [90] 。农民不得不典田卖地，佃种、佣耕地主的土地。还有大量的农民“弃其井邑，逋窜外州”，他们有的逃入山林之中，辟地营种，有的转入城市，“专事末游” [91] ，更多的“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 [92] ，转成被地主隐匿起来的佃户和佣保。

开元年间，在赋税繁苛，兵役日重的情况下，农民更加贫困，有的农民“虽有垅亩，或无牛力”，耕种十分困难；有的“农桑之际，多阙粮种，咸求倍息” [93] ，落入地主富户高利贷的罗网。地主、官僚乘机大肆兼并，有的用借荒的名义侵夺熟田，有的以置牧为借口占据山谷；还有的用私改籍书或典贴等方式向农民掠买土地。唐玄宗在天宝十一载（752年）诏中也不得不承认，“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 [94] 。史称“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踰于汉成哀之间” [95] 。地主隐蔽的佃户以及流落他乡不在籍的农民达到四五百万户以上 [96] 。半自耕农、佃户和佣保在总人口中所占的分量，大大增加。

地主集中在一个地方的田产，称为庄、庄田、或庄园。庄有小到几亩的，也有大到数十顷的。唐代的庄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生产单位。唐代地主一般是把庄田租给农民耕种，“坐食租税”，即收取地租。不少庄居的地主经常督责佣保，城居的地主在农时也常下乡监视生产 [97] 。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的庄则或派专人管理，或定期派人巡视收租。

租种地主庄田的农民，一般被称为“庄客”、“田客”。地主对佃户的人身控制比豪强大族对佃客要松弛一些，没有世袭的人身依附关系。地租一般称作“庄租”“租课”。庄客除了要把收获的粮食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还要交纳油、柴等其他生产物，以满足地主的需要。此外，还要为地主服一些临时性的劳役，如修房、打墙、护院等。庄客除了租种地主的土地外，往往还要向地主租借种子、粮食、农具和房屋，陷入地主高利贷的罗网。除了佃客以外，在庄田上劳动的，特别是在庄舍毗连的园中劳动的，多半是奴婢和佣保。园中种植蔬菜，多用于自给，有余也在市上出售，以换取其他日用品。

开元中年的政治、经济措施 　唐玄宗在开元之治形成以后，进行了检括户口，改变地税、户税征收办法和改革兵制等工作，以求符合政治经济方面发生的新情况。

一、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唐初的三省体制，谋议决策和行政明确分离，尚书省六部，机构简单，职掌固定，少有弹性，主要是处理日常政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疆形势的紧张，出现了有些事情无部门负责，无令式可循的情况，只能奏请皇帝定夺。皇帝需要亲自处理的奏章越来越多。唐高宗后期，把一些文士招到禁中，帮助阅读处理这些奏章。这些文士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则天时期，开始把奏章交给中书省来处理。

为了解决新出现的军事、财政等各种问题，武则天以后往往派遣官吏出使，处理各种新出现的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临时差遣。与此同时，朝廷也不断颁发解决具体问题的制敕。制敕中多为临时处置办法，而指明“以为永式”的部分则成为令式的一部分。作为临时差遣的使职则逐渐发展为固定的使职，包括节度使等常设的使职。使职的广泛设立，在原来尚书省六部之外又出现了一些行政机构。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中书省开始直接参与政务的处理。宰相不仅参与政事堂的讨论决策，而且负责具体政务的运行。为了从制度上把决策与行 政合一肯定下来，同时把尚书省六部和使职这两个系统统一起来，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掌庶政。中书门下正式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开元后期，宰相人数减少，并且往往兼任尚书仆射或六部首长职务。

二、检括户口。武则天以来农民大量逃亡，有的成为地主潜停的客户，有的则在外乡开垦荒地。进入开元以后，尽管土地不断开垦，人口不断增加，但由于大量逃户的存在，政府控制的户口却不见增加，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唐朝前期，在正役和杂徭之外，不同身份、年龄和具有各种技能的也要服各种不同的役。其中最主要的是勋官番上、杂匠、白丁供官府和各级官吏驱使。开元时统称为色役。他们定期到官府和官手工业作坊服役。不服役时，纳资代役，称为资课。开元时期，由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巨大发展，官僚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官府作坊也普遍使用和雇的工匠。白丁担任的，主要供各级官吏役使的各种色役普遍改为纳资课，工匠也由不役时输庸改为纳资代役。在开元六年以后的制敕中，已不断把资课与庸调或租庸并提。资课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由于充当色役可免征行，色役大部分转化为资课后，只需纳资，连上番服役也免了。不少人便采取假冒勋官或其他办法冒充色役，以逃避征行。色役伪滥也成为影响国家收入的一个因素。

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建议检察色役伪滥，搜括逃户。玄宗命融充使推勾。根据唐的《户令》和《唐律·户婚律》，京畿附近和有军府州的农民是不能迁往京畿以外和无军府州的。农民逃亡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开始时唐朝政府只是宣布不追究逃亡之罪，只有符合条件的才能就地落籍，其余的都要送回原籍。结果收效甚微。宇文融只是检出“伪勋及诸色役甚众” [98] 。开元十一年，唐政府作了新的规定：逃户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且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才收到实效。到开元十二年结束时，检括出逃户八十余万户和相应的籍外田。

三、改变地税和户税的征收办法。地税、户税在太宗、高宗时就已开始征收，但户税尚非定制，地税起初只是作为义仓用，亩收二升。后来又改为按户等征收，上上户仅收5石，相当于亩收2升时250亩的地税。地税、户税在当时国家收入中，都不占重要地位。

由于土地日益集中，贫富升降、户口转徙日甚，原来按丁口征收租庸调 的办法，越来越不适用了。为了调整租税负担，减少农民逃亡，增加财政收入，开元中唐王朝把地税从按户等征收改为按亩征收，亩收二升。宽乡根据实际垦田数，狭乡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田亩征收。户税也成为定制，按户税钱，三年一大税，每年一小税，以供军国传驿和邮递之用，每年别税，以充州县官吏月料 [99] 。同时每乡开始量放若干丁租调 [100] 。天宝时，每年地税约得1240余万石，约为粟米收入的1/2，户税平均约200万贯，折算约当绢布收入的1/3 [101] 。地税、户税在财政收入中份额的增加，成为向两税法过渡的先声。

四、改革兵制。高宗以后，战争频繁，不仅勋赏不行，甚至还要夺赐破勋。地主富户开始逃避兵役，最初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官吏，伪度为僧，以逃避点拣 [102] 。兵役全部落到贫下户身上。贫下户失去土地，无力自备衣粮，出征时往往“多无衣食，皆带饥寒” [103] ，番役更代也多不以时，其家人又不免征徭，因此，卫士在班休之后，“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 [104] 。开元十一年（723年），唐政府废弃了府兵番上宿卫的制度，招募强壮男丁12万人，免其征镇赋役，号长从宿卫。十三年，改称彍骑，分隶十二卫。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政府又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兵，府兵征行，也从此停止。此后，卫士不再简补，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招募而来的雇佣兵组成。府兵制度完全破坏。

高宗、武则天以后，边疆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与吐蕃的战事日益胶着，原有镇戍制和临时发兵遣将已不足以应付。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开始在边地设立军、镇，驻扎重兵，一方面屯田，一方面防守。镇戍和行军制度为屯防制度所代替，最后发展为节度使制度。开元初年，唐王朝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各自总管一个地区的军事。

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军队的进犯，节度使的兵员不断扩大，天宝元年边镇兵达到49万人。而中央禁卫军只有八九万人，且缺乏训练。一般州 县则没有军队。军事布局上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开元二十二年，唐王朝在国内诸道设采访处置使，管理州县事务。天宝中，边地各道的采访使由节度使兼领 [105] ，节度使获得了专制一道的军政大权。

此外，玄宗还解决了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情况下，长安的人口不断增加。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开元二十二年，宰相裴耀卿兼江南、淮南转运使，对漕运制度加以改善，于黄河、运河和黄河渭水交会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使江南之船不入黄河，黄河之船不入渭水，三门峡一段改为陆运。这样，就缩短了舟行的日期，提高了运输的效率，减少了覆溺的损失。在3年之内，运米700万石，省陆运费30万贯。

关中粮储充足以后，唐政府从开元二十五年起，实行了回造纳布与和籴制度，江南郡县的租粟和脚钱一律折价纳布，运往关中，用来向当地人民和籴米粟，作为漕运的补充。当年得粟数百万石，天宝时，各地和籴米粟运到长安的，每年约有百余万石。

天宝年间社会矛盾的发展 　开元末，边镇兵的衣粮逐渐改由政府供给，唐王朝军费开支大为增加。天宝以后，每年要用粮食190万石，绢布1000万匹段，所用绢布，约为政府每年绢布收入的一半。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106] ，政府库藏支出经常感到不足。因此，“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 [107] 。杨慎矜掌管太府出纳，诸州所输布帛，凡有渍污穿破的，皆令州县征收折估钱，转买轻货。天宝时，王 为户口色役使，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的租庸，有并征30年者。

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进行战争。开元末年，宗室宰相李林甫排挤了宰相张九龄和其他大臣，开始独掌大权。东突厥灭亡后，唐王朝在西北大举用兵。天宝六年，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拒攻吐蕃石堡城，李林甫乘机倾陷，王忠嗣被贬逐。此后诸道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安禄山等受到唐王朝的特别重视，成为唐王朝进行战争的工具。这时候，皇帝的禁卫军已经腐化，羽林、龙武四军和诸卫彍骑多是“市人白徒，富者贩（服）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 斗，有事乃股慄不能授甲” [108] ，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哥舒翰等担任节度使后，屡立战功，权位渐高。诸节度使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朝廷大臣之间的矛盾大了起来：哥舒翰与安思顺、安禄山不协，杨国忠与安禄山也有矛盾。

天宝十一年，杨国忠继李林甫独专大权。他一人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决于私家”，事务“责成胥吏，贿赂公行” [109] 。杨国忠一人所受中外贿赂，积缣达3000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各种矛盾迅速向前发展。

开元、天宝时期唐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国家的关系 　开元四年（716年），契丹摆脱了突厥贵族的控制，倾向于唐。次年，唐把营州都督府从幽州境内迁回柳城。后来，契丹由于内部的发展，势力强大起来，与唐时战时和，互有胜负。唐一方面通过和亲笼络契丹军事贵族，一方面在营州设平卢节度使，用重兵防守。

突厥在默啜晚年逐渐衰落。开元四年，默啜为回纥所杀，继立的毗伽可汗与唐基本上和好，但也不时犯边，唐设朔方、河东节度使，进行防御。天宝四载（745年），东突厥覆灭。代兴的回纥还不够强大，对唐和好。唐把力量集中到西北边疆，去对付吐蕃的军队。

由于唐在河西、陇右建立了坚强的防务，开元时，唐和吐蕃的相持线推到青海境内石堡城一带。吐蕃在东线不能占据优势，向西侵入了小勃律，企图从西线攻占唐的安西四镇。天宝六载唐将高仙芝将万骑远袭小勃律，俘其王及吐蕃公主，留兵戍守。天宝八载，哥舒翰攻拔石堡城。

唐王朝的军事活动进一步转向中亚，与大食展开了争夺昭武诸国控制权的斗争。天宝九载，高仙芝攻入石国，大肆杀掠，引起中亚各国的愤怒，他们“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 [110] 。天宝十载，高仙芝将蕃汉兵三万越过碎叶水，在怛罗斯城下与大食遭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临阵背叛，与大食夹攻唐军，唐军大败，被俘者二万人。怛罗斯战役以后，唐丧失了对昭武诸国的控制能力，大食也未继续东进。

8世纪初，吐蕃贵族的势力已进入云南，征服了洱河诸部，控制了六诏。唐支持南诏统一六诏以抵御吐蕃。南诏贵族的势力强大起来，向东征服西 爨、东爨。唐王朝和南诏统治者为了争夺对东爨、西爨的统治 [111] ，从天宝十载到十三载发生了战争。唐的士兵由强迫而来，又不能适应南方的气候水土，因而遭到大败，唐军死者前后近20万人。

六　唐前期的边疆各族

突厥 　隋唐之际，东突厥复强，拥有战士一百多万人。隋朝末年，突厥支持北方各支武装力量反隋，并授予他们可汗称号。唐朝建立后，突厥贵族支持北边的刘武周等跟唐军作战。唐朝消灭北边各武装集团以后，他们经常直接进犯唐的边疆。武德八年（625年），唐跟突厥恢复互市，从突厥交换很多牲畜，有助于解决耕牛不足的问题 [112] 。

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加紧剥削各族人民，回纥和薛延陀等部相继反抗，摆脱了东突厥的统治，东方的奚、霫、契丹也先后脱离东突厥，投向唐朝。贞观二年（628年），突利可汗降唐。颉利可汗信任粟特（昭武九姓国）商人，引起了突厥贵族的不满。突厥牧民对贵族展开了猛烈的斗争 [113] 。被俘的唐人也都“自相啸聚，保据山险” [114] 。在这种情况下，东突厥于贞观四年（630年）为唐所灭。大批突厥人迁到大漠以南。

调露元年（679年），东突厥的贵族阿史德温傅和奉职为了恢复东突厥贵族对本族牧民的最高统治权力，率部起来反对唐王朝的控制，漠南诸州的东突厥贵族纷纷响应。这次反唐事件经过一年多，被唐压服下去。不久以后，骨咄禄建牙于乌德犍山，以黑沙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北）为南牙。默啜时，突厥东西拓地万余里，拥有战士40万人，恢复了以前的强盛局面。在南迁的五十多年中，东突厥受唐的影响很大，农业已经有一定的发展。武则天曾经接受默啜的请求，归还了突厥降户数千帐，同时还送给突厥谷种4万斛，杂采5万段，农器3000件，铁4万斤。

由于突厥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缺乏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再建的东突厥政权仍然很不巩固。默啜经常带兵在唐的边疆大事骚扰，圣历元年（698年），突厥军深入到河北定州、赵州境内，所过残杀，不可胜纪，并俘走大批唐人。 默啜又不断进攻周围各族。他还“自恃兵威，虐用其众”，终至“部落渐多逃散” [115] 。他死后，突厥的内部矛盾重重，毗伽可汗（716—734年在位）采取了对唐和好的政策。在他统治的20年中，唐和突厥之间很少战争 [116] ，唐人和突厥人“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未作”，并互相交易 [117] 。双方的互市规模很大，唐每年用帛数十万匹换取突厥的马 [118] 。

东突厥贵族内部不断纷争，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东突厥力量日益削弱。天宝四载（745年）东突厥为回鹘所灭，突厥人大部分入回鹘，一部分西迁中亚，一部分南迁丰州、灵州之间，也有一部分转入河北。

回鹘 [119] 　回鹘人是铁勒的一支，住于娑陵水（色楞格河）和嗢昆水（鄂尔浑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住在天山一带。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 [120] 。

从6世纪中叶起，回鹘人服属于突厥。突厥统治者经常征发回鹘人打仗，又向他们索取很重的贡赋，引起了回鹃人的不断反抗。隋炀帝初年，回鹘和其他铁勒部落屡次打败西突厥的军队。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他们又以少胜众，击败东突厥的骑兵十万人于马鬣山（当在今甘肃境内），并逐北至于天山。

东突厥灭亡以后，回鹘和另一个铁勒部落薛延陀并为北方强大的势力。贞观二十年（646年），回鹘的军事贵族乘薛延陀内乱的机会，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占领了薛延陀的大部分土地。

武则天时，东突厥占领了铁勒故地，一部分回鹘人被东突厥所破，徙居甘、凉间 [121] ，大部分役属于东突厥贵族。开元中，东突厥衰乱，回鹘逐渐强大。天宝三载（744年），唐玄宗封回鹘首领为怀仁可汗。次年，怀仁可汗灭了东突厥。

回鹘政权组织“皆如突厥故事” [122] 。回鹘统治各族人民的办法也采用突厥旧制，派回鹘监使驻在被征服各族境内，索取贡赋，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天山南北各族 　隋唐时期，天山以北、金山西南地带是西突厥人、一部分铁勒人和黠戛斯人生活的地区。天山以南是操印欧语系不同语言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人和粟特移民。

西突厥人游牧于乌孙故地（约当今伊犁河流域）。隋时，射匮可汗在龟兹以北的三弥山建牙（即鹰娑，在裕勒都斯河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 [123] 。后来，西突厥贵族北并铁勒，西南侵入吐火罗。唐初，西突厥分裂，各部互争雄长，力量在混战中削弱。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了庭州（今吉木萨尔）。显庆三年（658年），唐灭西突厥后，在西突厥旧境设置了很多府、州，其中很多在天山以北，金山西南地带 [124] 。唐以各部贵族为都督、刺史。考古学者在今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及巴里坤一带，发现了7世纪左右的突厥人为纪念死者而树立的石雕像。这些石像都是利用天然的长形石块，以简单线条刻成 [125] 。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南的高昌设立西州。从吐鲁番一带发现的唐代残户籍、残状、残牒等文书来看，唐政府在西州推行了均田制，农民受田、纳租调、服徭役。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订有契约，要依约交纳地租，比较通行的是定额租制 [126] 。

唐王朝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为四镇，在这里修建许多戍守城堡，并大兴屯田。焉耆的唐王城是一座屯戍城堡，考古学者在城中的窖藏里发现有小米、高粱、麦粉和胡麻，还有石碾、铁犁和铁镰等生产工具。铁犁铧头较长，套进犁底的部分凹入，比较进步。在龟兹故地还发现了长达100里的干渠遗迹和管理水渠的“掏拓所”的文书。这些说明唐在天山以南的屯垦活动，带来了中原的先进农业技术，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 [127] 。

在吐鲁番和库木吐拉等地发现了唐代抄写的《论语》、《汉书》、《史记》、《针经》、《神农本草》和阴阳杂书等残纸。这说明汉族的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在这里得到传播。

天山以南地区的各族文化，对内地有不小影响。龟兹乐在隋时，分为“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 [128] ，为汉人所爱好。唐朝坐、立部伎中，也有采用龟兹乐舞的。在唐太宗时的十部伎中，出自天山以南的就有三部，即龟兹伎、疏勒伎、高昌伎 [129] 。隋唐时候，天山以南地区有不少画师和乐工也进入内地，带来新的声乐和新的画风。画师如于阗人尉迟跋质那和乙僧父子，乐工如龟兹人白明达和疏勒人裴神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

吐蕃 　吐蕃人很早就生活在西藏高原一带。到六七世纪之交，他们有的过定居农业生活，种植青稞麦、小麦、荞麦和豌豆。有的过游牧生活，“逐水草，无常所” [130] 。家畜有牛、马、狗、羊、猪和单峰驼。吐蕃人能够制造金器、银器和铜器，也能用铁制造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还能捻毛线、织布、织毡。

吐蕃人信奉鬼神巫术，敬奉大角羊为大神。人死以后，子女要截发、黛面、黑衣以志哀，赞普死后，更要以人殉葬。吐蕃人还有用赭红色涂饰面部的习俗。

在六七世纪之交，吐蕃已经建立了政权。王称作赞普，由赤脱赞 [131] 的子孙世袭。最高政权机关叫尚论掣逋突瞿，由论苣（大论，大相）、论茝扈奔 [132] （小论，副相）等大臣组成，这些大臣都由王族和外戚担任。吐蕃的军队由藏如、右如、中如、左如组成，每如又分为几个千户所。同一千户所的战士都是同部的人，统将由该部贵族担任 [133] 。吐蕃人重战死，世代战死的家庭被尊为高门。吐蕃的刑罚非常残酷，犯小罪的人，也要受挖眼、剁足、劓鼻、鞭打等惨刑。罪囚被关在几丈深的地牢里。吐蕃还没有成文法，量刑轻重取决于贵族的喜怒。

6世纪时，在西藏高原上有三个强大的势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为 业 [134] 业；中部和北部是苏毗，以射猎和畜牧为生，年楚河和拉萨河流域的苏毗部人，则多经营农业；西南部是吐蕃，赞普居于跋布川（西藏泽当西南的琼结县）。那里的农业已甚发达，“牧地与农田合为一片，湖泊星列，沟渠相通。坡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使用” [135] 。7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他的儿子松赞干布（629—650年在位）又击灭了羊同，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事业。

在松赞干布统治的时期，吐蕃人创制了文字，制订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松赞干布几次向唐请婚，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在柏海（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唐蕃通婚以后，吐蕃贵族子弟被派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许多唐人被聘请到吐蕃掌管文书，综合唐蕃式样建筑的城堡和宫殿，也在新都逻些城（拉萨）出现了 [136] 。

文成公主到吐蕃的时候，把蔬菜的种子，精致的手工艺品、药物和一些有关生产技术的书籍等带到吐蕃。唐高宗又依照松赞干布的请求，给吐蕃送去蚕种，并派遣许多擅长养蚕、酿酒、制碾硙和制纸、墨、笔的工匠到吐蕃传授技艺。唐人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的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安西四镇。长期的战争使吐蕃人疲于徭役，发生了人民起义，被征服的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 [137] 。长安二年（702年）吐蕃赞普遣使跟唐修好。景云元年（710年），唐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金城公主带去了锦缯几万匹，杂伎诸工多人和一个龟兹乐队。吐蕃又从唐取得精工书写的《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

吐谷浑 　隋唐之际，吐谷浑可汗伏允悉收河湟故地。唐高祖时内地民乏耕牛，吐谷浑以牛和杂畜与唐互市。贞观九年，唐军击败吐谷浑，伏允为左右所杀，国人立伏允子慕容顺为可汗，太宗封他作西平郡王。慕容顺子诺曷钵继立，太宗又封他作河源郡王，并且把弘化公主嫁给他。

唐高宗时，吐蕃贵族的势力伸展到青海高原，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战败，牧地逐渐为吐蕃所吞并。咸亨三年（672年），唐把吐谷浑人迁到灵 州的鸣沙县（今宁夏中卫东），于其地设安乐州 [138] ，以诺曷钵为刺史，世袭其职。武则天晚年，又有一部分青海的吐谷浑人脱离了吐蕃贵族的统治，迁徙到凉、甘、肃、瓜、沙等州。

西南各族 　唐朝时候，云南东部、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居住着东爨乌蛮。这里“邑落相望，牛马被野” [139] ，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在云南西北的铁桥（今巨甸北）一带，还有乌蛮的一些部落，也从事畜牧。

从石城（今曲靖）西至洱河（洱海）一带，居住着白蛮，有西爨、洱河诸部。这里“村邑连甍，沟塍弥望” [140] ，居民种植稻、麦和麻、豆、黍、稷。他们已普遍实行牛耕，还开辟了许多“山田”。柘蚕的饲养很盛，出产绢、锦。冶铁铸剑和盐井煮盐技术也相当发达。

在云南的西南部还散居着许多部落。他们不饲蚕，大多用木棉絮捻线织布。茫部人用象耕田，寻传部人则以射猎为生，得豪猪生食其肉。

洱海一带的居民除白蛮外，也有很多乌蛮。7世纪后期，乌蛮贵族建立了六诏。这就是蒙舍（今巍山）、蒙隽（在蒙舍西）、越析（今宾川）、浪穹、施浪（并在今洱源）、邆川（今邓川）。其中蒙舍诏居地最南，又称南诏，王为蒙氏。南诏跟唐的关系非常密切。武则天时，南诏的首领逻盛曾经来唐。唐玄宗时，五诏衰微，南诏首领皮逻阁（728—748年在位）打败了洱河部，合并了其他五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皮逻阁迁都于太和城（大理南十五里）。他派孙子凤迦异到长安，唐玄宗送给凤迦异许多文物和胡部、龟兹两个大乐队。皮逻阁子阁逻凤（748—779年在位）时，唐王朝和南诏贵族为了争夺对东西两爨部的控制，发生冲突。天宝十年（751年）、十三年，唐两度发兵攻南诏，结果都是全军覆没。此后，南诏臣属于吐蕃赞普。

奚　契丹 　奚人住在濡水（滦河）上游，主要从事畜牧，也种植一些耐寒的作物如穄等。在六七世纪，奚人的内部已有贫富的分化，但阶级划分还不很显著。契丹居住在潢河（西拉木伦）和土河（老哈河）之间，过着畜牧射猎生活。

契丹由八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由部落酋长议事会选举，照例由大贺氏的氏族贵族担任。在部落联盟长之外，还有一个军事首领，叫做“夷 离堇” [141] ，这就是氏族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度下的二头首长。畜牧渔猎，由各部落单独进行，若遇有军事行动，征发丁壮作战时，则由各部落酋长共同商决，一部落不得独举 [142] 。

突厥兴起以后，奚和契丹长期受东突厥的控制。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奚和契丹归唐，唐太宗于奚地置饶乐府，以奚人首领可度者为都督；于契丹地置松漠府，以契丹首领窟哥为都督。这两个府都受营州都督府的节制。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的军事贵族率部攻陷营州、冀州和幽州的许多城邑，所到之处，焚杀掳掠。一年以后，唐王朝得到东突厥和奚的助力，才把契丹打败。

唐玄宗开元年间，契丹贵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纷争。结果大贺氏失败，一部分契丹人依附于奚。夷离堇耶律雅里定立遥辇氏的迪辇俎里为阻午可汗。自此联盟长例由遥辇氏选出，而夷离堇则例由耶律氏选出 [143] 。阻午可汗时，契丹始立制度，置官属 [144] ，刻木为契，穴地为牢，又将旧有的8部划为20部 [145] 。

第三节　唐后期的政治经济

一　安史之乱和安史乱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安史之乱和安史乱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安禄山在对东北各族的战争中，立下军功，受到唐玄宗的重视，以一身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控制了经济文化素称发达的河北和河东地区。他不断招兵养马，积聚财富，奏请提升许多胡族将领做大将，引用不得志的汉族地主做幕僚。天宝十二年（753年），他诱降了被回纥攻破的突厥西叶护阿布思的残部，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个人矛盾激化，于是利用唐中央兵力空虚的机会，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冬，以诛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带领所部及由同罗、奚、契丹和室韦人组成的军队共 15万人南下，准备夺取中央政权。

唐的内地多年没有发生战争，河南、河北的州县没有军事准备，甲仗库里的兵器全朽坏了。安禄山的军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渡过黄河，进到洛阳附近。唐玄宗急派封常清前往洛阳募兵抵御，又在长安募集一些市井子弟和白徒游手，与原有的飞骑、彍骑及在长安的边兵共五万人，交由高仙芝带领东下，屯驻陕州。

封常清在洛阳募集的六万人多是白徒，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虎牢关和洛阳城下接连被叛军打败。安禄山占据洛阳，高仙芝退守潼关。唐玄宗杀掉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原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统帅，率领从河西、陇右、朔方抽调回来的汉族士兵和奴剌等13部落，连同高仙芝旧卒，号称20万，镇守潼关。

天宝十五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

唐军在潼关一带与叛军相持了将近半年以后，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带兵东出潼关，收复陕洛。叛军败唐军，乘胜攻入潼关，长安大震。唐玄宗和杨国忠等匆忙向成都逃走，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从行军士哗变，杀掉杨国忠，并迫使唐玄宗缢死杨贵妃。长安落人叛军手中。

叛军到处烧杀抢掠，河北一带的人民纷纷结成一两万人的队伍，同叛军对抗。关中一带的人民也到处杀死安禄山委派的官吏，使叛军不敢远离长安。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强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睢阳（今商丘南）一线，遏阻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在人民的抗击下，叛军遭受到挫折，内部矛盾加深。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

唐太子李亨从马嵬驿回军北上，在灵武（今宁夏吴忠）即位，是为肃宗。他用李光弼、郭子仪为统将，集合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西域的军队，又得到回纥的援助，于至德二年（757年）夺回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

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以李光弼、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之兵攻邺，不设统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唐方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以致围攻数月而不能下。次年三月，降唐复叛的史思明自范阳引兵救邺，大破九节度使之兵，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史思明杀安庆绪，即帝位于范阳。这年秋天，他又领兵南下，再度占据洛阳。后来，史思明又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死。

宝应元年（762年），新即位的唐代宗借回纥兵收复洛阳。接着，叛军的 几个主要将领相继降唐。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穷蹙自杀。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由于唐廷已无力消灭安史残余势力，继续任用投降的安史部将为节度使，在河北、山东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和岭南，甚至京畿之内，也时常发生节度使或军将的叛变。

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把河西、陇右的军队大批征调入援，吐蕃贵族乘西北边防空虚的机会，攻占了陇右诸州土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军攻入长安，代宗东奔陕州，郭子仪临时招募数千人在关中抵御。吐蕃军不久退出长安，但陇右十余州仍被吐蕃贵族控制着，长安经常处在吐蕃军的威胁之下，剑南西川也不断受到吐蕃和南诏联军侵犯的威胁。

淮浙地区的农民起义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人民的大量流亡和地主大量隐匿人口，国家掌握的户口大大减少了。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向唐中央政府申报户口的有169州，总户数293万余，总人口1699万余，其中课户175万余，课口237万余，只约当天宝末年的1/3 [146] 。那时，河北握在叛军和割据自为的节度使手里，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等地，都驻有重兵，租赋也不上解到中央，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淮南和江南。

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唐朝政府征收种种苛捐杂税。科敛之名，凡有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 [147] 。官吏有免除课役的特权。地主富户“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 [148] ，来逃避课役。由于土户和客户户税征收标准大不相同，客户又不应徭役、差科，豪绅仕宦之家就纷纷以“寄住户”或“寄庄户”的名义，取得轻税和免役的待遇 [149] 。这样，一切赋役就都落在农民身上，加以“权臣猾吏，因缘为奸”，农民只得“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 [150] ，甚至背井离乡，荡为浮人。地方官吏把逃亡丁口的课役，加在他们的邻里身上。邻里负担不起，也相继逃亡。

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唐政府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宝末年以来积欠的八年租调，不问民户有无欠负，也不管资产高下，见到有粟帛的，就强取其半，甚或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的，更用严刑威逼。于是江淮人民大量逃向山林薮泽，进行反抗，州县不能制服。史称上元、宝应间（760— 763)，“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 [151] 。袁晁在浙东台州、衢州一带，吸收了大批疲于赋敛的农民，很快发展到20万人。方清聚集饥馑流亡的农民几万人，占据黟歙山区。陈庄则在宣州秋浦（今安徽贵池）一带与方清相呼应。此外，在苏州、常州和越州，也都发生过规模较小的农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起义，前后持续了十多年 [152] 。

二　两税法的实行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财赋制度的整理和两税法的实行 　面临着安史之乱以来的财政匮乏和严重的社会矛盾，唐朝政府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先后实行了榷盐制度和两税法。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唐王朝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于产盐区设立监院，统购亭户所煮的盐，把每斗盐价由10文提高到110文，在州县设盐官专卖。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专卖收入总额很大，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刘晏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对财政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整顿：

一、改变盐法：撤销原来非产盐区州县的盐官，只在出盐之乡置盐官，收购亭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后又取消州县加收的榷盐钱，禁止堰埭征取通过税，以保持盐价的平稳，便利盐的转运。盐法初行时，唐政府的盐利岁入60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

二、整顿漕运：刘晏疏浚了运河，建造了坚牢的运船。他不再征发沿河郡县的壮丁为役夫，而以盐利雇募船工挽漕，又继续行用裴耀卿的分段转输法。过去因河流湍险，漕粮往往损耗2/10以上，经整顿后，据史载：“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

三、行常平法：刘晏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让他们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情况，官府遇贵则卖，遇贱则买；同时，要知院官每旬月向使司申报州县雨雪丰歉之状，丰则以高于市价的价格籴粮，歉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粜粮。唐政府获得了大利，各地物价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平稳。

此外，刘晏还先期筹划各地的蠲免和赈济工作，减少了人民的逃亡。

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 [153] ，大量的自耕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寄庄户、寄住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与大量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存在相适应的租庸调制，已不再适用。两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两税法的基本精神是：“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论是土著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土地财产为主。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是：（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而这个总税额实际上是按照大历中各种税额加起来最多的一年确定的。这就是“量出以制入”。各州、县也根据旧征税数确定税额，向当地人户征收；（二）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赀财）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四）租庸调、杂徭和各种杂税全都取消，但丁额不废；（五）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1/30的税 [154]

两税法以土地、财产的多少为征税的主要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多少改变了课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情况。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在此后30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 [155] ，到处都可以看到“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156] 的现象。

两税法在以后的实行中，逐渐成为人民苛重的负担。始立两税法，户钱多折绫绢，初时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其后货币紧缩，钱重物轻，到贞元十年（794年）左右，纳绢一匹，只当钱一千五六百文，赋税实际上提高了一倍 [157]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绢价落到初定两税时的1/3，纳税户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 [158] 。穆宗即位，令各地依照元和十五年征纳布帛的折 价，改配布帛为税额 [159] 。这与40年前相较，已增加了几倍。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载自崤函东到成皋，只剩下千余编户。郑汴徐怀，也都“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160] 。唐邓一带，同样是“荒草千里”“万室空虚” [161] 。就连没有直接遭到破坏的江东地区，也出现了大片的“闲田荒壤” [162] 。

安史之乱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农民又回到土地，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耜，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 [163] ，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南方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唐朝后期，在旧江南东西道采访使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五十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润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 县（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 [164] 。中小型陂塘广泛修凿，如宪宗（806—820年在位）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了陂塘598，得田1.2万顷 [165] 穆宗时，元稹为浙东观察使，“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亩” [166] 。江南农民还修建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成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167]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增长。江淮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 [168] ，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 [169] 。

南方很多地方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东 川、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时每年税茶达十五余万贯 [170] ，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歙州的祁门县“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晚唐时，那一带的人民，有十分之七八以茶为业 [171] 。湖州的长城县（今浙江长兴），“贞元（785—805年）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172] 。元和时，雅州的严道县（今四川雅安西），“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173] ，德宗后，茶税开始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

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辇越而衣” [174] 。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胜过了唐前期居全国之冠的宋、亳 [175] 。代宗时薛兼训为浙东观察使，选军士未娶者，厚给货币，密令到北方娶织妇以归，每年得百余人。此后越州绫纱竞添花样，妙称江左。贞元以后，越州贡品中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 [176] 。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而无其短。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 [177] 。

江南和岭南的矿藏，在唐后期也有更多的开采。江西、鄂岳、桂管、岭南诸道境内，都盛产铜、锡。宣州和郴州在元和时每岁各铸钱五万贯。饶州余干县有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郴州义章县（今湖南宜章）的银坑，所出银至精好，别处莫及。五岭以南的连州出白铜，贺州的临贺县（今广西贺州）和冯乘县（今湖南江华西南），都有较大的锡冶。当时的农民，为了补充生活的不足，往往深入山林之中，采冶金属矿物 [178] 。

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销售范围很广 [179] 。据近来的考古发现和调查，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 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这证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经应用 [180] 。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大量运往国外，在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古代遗址以及在印尼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中，都发现了长沙窑生产的瓷器。

纸张文具的制作，更为发达。益州、越州等地出产的纸张，品种更为繁富，扬州的六合笺，韶州的竹笺，临川的滑薄纸都是著名的新产品。北方的宋、亳一带还有织成界道的绢素，称作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端州（令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 [181] 。

在唐代长安城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七枚大中十四年（860年）的鎏金茶托子。托作莲花形，极为美观。西安韩森寨发现的鎏金莲瓣鸾凤纹银盘，西安洪庆村所出的鎏金花草人物纹小银盘，制作极为工细 [182]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金银器121件套，其中有直径达40厘米的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鎏金银龟盒、迎真身金银花12环锡杖、包括茶槽、茶碾、茶罗、茶匙在内的金银茶具等，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规格之高，工艺之精，都是少见的。

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长江与运河交会处，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 [183] 之说。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 [184] 。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苏州在繁剧的浙西最为大县，户口较前期有所增加 [185] 。杭州“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 [186] ，其城“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 [187] 。在沿海地区，除广州外，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

扬州因为发展迅速，“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 [188] ，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扬州、汴州和长安都出现了夜市 [189] 。在水陆要道或津渡 之所，又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一般称作草市。这些定期集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 [190] ，其中还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 [191]

盐、茶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部门，刘禹锡《贾客词引》：“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 [192] 往来于长江下游的“西江大商客” [193] ，屡见于唐人的诗歌。《南楚新闻》所记江陵郭七郎，资产殷富，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贸易往来 [194] 。唐后期的商人多与官府有联系，而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的活动。

除了珠宝商和转运南北各地土特产品的贩运商，又出现了许多经营茶叶、大米和木材的商人。在江淮一带，每逢茶熟之际，四处商人就带着茶区所需的丝织品和金银饰物入山交易。小商小贩把茶叶转运到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寿州（今安徽寿县）等集散中心，再由富商巨贾贩往各地。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化也有所发展。南方一些商人以贩运粮食为业。江淮贾人，往往积米以待踊贵。皖南宣、歙一带耕地面积少，粮食全靠商人用船从四方运去。江西出产木材，商人运到扬州，获利数倍。

适应交易频繁，贸易额扩大的需要，为了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在唐后期的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或称“僦柜”。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交纳一定的保管费用。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支付，商人之间买卖商品时免除了现钱交易的麻烦。唐朝后期，钱币铸造不敷需要，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为了解决远地携带钱币不便，以及物价下落引起的钱荒，各地来长安的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取得文券，轻装以赴四方，或回到本地，到指定地点合券取钱。这种文券就叫做飞钱或便换。

三　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唐王朝对藩镇的战争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承认了安史降将在河北的势力，任命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统恒赵等州），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他们与山东淄青节度使李正 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紧密联结，凭恃河北“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 [195] 的经济条件，乘唐朝政府平定京畿叛乱和西御吐蕃无力东顾的时机，治兵缮邑，建立了以牙兵 [196] 为核心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田承嗣父子在魏博拥兵十万，繁刑暴赋，发丁壮从征役，以“老弱事耕稼”。李正己在山东“赋徭均纳，为政严酷，所在不敢偶语”。割据一方的节度使父死子袭，官爵自为，甲兵自擅，刑赏自专，户籍不报中央，赋税不入朝廷。

两税法施行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每年税钱有三千余万贯，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 [197] 。在此前后，唐军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在西川边境击退了吐蕃和南诏军队的联合进攻，唐王朝又派使臣到吐蕃，改善了双方的关系，边疆形势得到缓和。唐德宗乘此机会，开始裁抑藩镇的活动。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请求继任，为德宗所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淄青、山南东道等节度使连兵叛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反唐，出现了五镇连兵的局面。

建中四年，唐军被淮西军围困于襄城，唐王朝调泾原兵前往援救。泾原兵在长安叛变，拥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年），德宗在奉天诏赦李希烈等五镇节度使，专讨朱泚。不久，自河北前线入援奉天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与朱泚联合起来，于是德宗又逃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种大纷乱的局面，直到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才告结束。唐王朝与河北、河南强藩妥协，藩镇割据的局面，继续存在。

贞元二年起，吐蕃贵族又对唐发动了进攻，一度占领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境）、夏（今陕西横山西）诸州，并于贞元六、七年攻占北庭和西州。唐在沿边修复城塞，开置屯田，加强了备御；北和回纥，南与南诏正式恢复和好关系，削弱了吐蕃贵族的力量。唐并在西川进行了对吐蕃军的反击。

在边疆形势逐渐缓和的情况下，唐德宗一面加强中央禁军神策军对京畿附近各地的控制，一面极力向人民搜刮财富，以充实国库。到宪宗初年，国家财力比较丰厚，又展开了裁抑藩镇的斗争。

宪宗首先压平了剑南西川和镇海浙西节度使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举六州之地归附唐朝，河北形势发生了变化。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拒纳唐朝吊祭使者，发兵四出焚掠。元和十年（815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次年，宪宗暂停进攻王承宗，专讨吴元济。宰相裴度亲赴淮西督战。唐将李愬乘雪夜攻下蔡州城（今河南汝南），擒吴元济，淮西平定。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也转归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朝又消灭了淄青李师道的势力。

战争期间，军运不息，牛驴死者什四五，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为了进奉供军，各地官吏在两税外横加赋敛，“惟思竭泽，不虑无鱼”，迫使农民大量逃亡。李渤根据所闻记载，渭南长源乡原有400户，到元和十四年，只剩下百余户；阌乡县旧有3000户，也只剩下1000户 [198] 。

长期战争使天下厌苦，帑藏虚竭。唐王朝无力进一步消除河北藩镇的牙兵集团，只有以高官厚赏来换取骄兵悍将的暂时服从。穆宗即位以后，调换了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在河北实行了榷盐法和两税法 [199] ；又实行销兵，下令天下军镇每年减除8%的兵员。这就引起了各镇兵将的不满，形成了河朔再叛的局面。

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拘囚了唐朝委派的节度使，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将领王庭凑也杀掉唐朝委派的节度使，发动叛乱。由于销兵而落籍的兵士纷纷投入他们的军中，二镇叛军众至万余人。唐王朝发诸道兵15万人征讨，由于宦官监军，节将太多，指挥不能统一，诸将又多观望不前，结果屯守踰年，财尽力竭，终不能取胜。长庆二年，魏博也发生变乱。唐王朝无力压平叛乱，只好任命叛将做节度使。河北藩镇的势力更加巩固。

宦官的专权 　唐朝宦官的擅权，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高力士得到玄宗的宠幸，四方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断决，但是，他并不掌握军权。宦官掌握军权是从肃宗时李辅国开始的。

肃宗以李辅国有拥立之功，用他作判元帅府司马，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回到长安后，又让他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需经他押署。这样，军政大权就全落在他手里了。

肃宗死后，李辅国拥立代宗，恣横更甚，曾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 事听老奴处置。” [200] 后来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掉了李辅国，典掌禁军的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又相继专权。大历五年（770年）代宗又诛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兵。

朱泚、李怀光叛乱后，德宗疏忌宿将，又用宦官典禁兵。贞元十二年（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出镇。神策军待遇优厚，北边诸镇也多请遥隶神策军，神策军增加到15万人。穆宗以后还有枢密使二员，以宦官充任，得知机密。他们与两中尉合称四贵。

为了争夺朝廷的大权，宦官中分成党派，互相攻杀，废立皇帝。宪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在各道和出征军中，都有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节度使。监军又常干预军事指挥，使军令不能统一，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禁军大将常向巨室富商借贷巨款，贿赂中尉，求为节度使。到镇之后，他们就搜括民财，用来偿债，时人谓之“债帅”。文武群臣也多重赂宦官，以求升迁。

宦官领宫市使，派“白望”数百人于长安东西市和要闹坊强买货物，讹诈勒索。禁军将士也倚仗宦官的庇护，在京畿横行不法，欺压人民。宦官和禁军将士还在渭水平原一带夺取了大量的良田美地。

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斗争 　宦官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贞元二十年（805年）顺宗即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的势力。他们革除了宫市等弊政，又用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这个计划为宦官所阻，未能实现。在宦官的压力下，顺宗被迫让位宪宗，改元永贞。王叔文、王伍等人都被贬逐到南方。

文宗深患宦官专横，大和五年（831年），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为宦官所知。宋申锡被贬逐。大和八年（834年）和九年，文宗擢用李训和郑注，贬逐了与宦官有连结的宰相李德裕和李宗闵，铲除了一些有势力的宦官。九年十一月，李训等布置兵力，诈言大明宫左金吾厅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大宦官观看，企图一举消灭他们。事被发觉，宦官带禁兵在 皇城和外郭城大事搜捕杀掠，李训和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人都被杀害，亲属皆死。这就是所谓甘露之变。此后70年间，宦官一直掌握军政大权，直到唐末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才被朱温的军队消灭。

官僚集团之间的党争 　穆宗时期，边疆形势已经缓和，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形成了均衡的局面，社会矛盾也还没有达到激化的程度，而唐朝官僚集团之间却发生了长达40年之久的党争。

元和年间（806—820年），宰相和仆射、尚书等高级官吏中，进士出身者稳定地占居多数。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士族的含义也开始发生变化，或指读书应举的布衣之家，或指进士出身的家族，或指公卿百官。

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等在制举对策时批评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久久不得授官。考官杨于陵也被贬官。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子婿苏巢进士及第，翰林学士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深怨李宗闵讥切其父，与翰林同僚元稹、李绅附和段文昌，举发考官取士不公。考官钱徽和李宗闵都因事涉请托而被贬官。这样，就揭开了党争的序幕。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都与宦官有勾结。文宗时内廷宦官分为两派，势均力敌。牛党、李党各自依靠一派，相持不下，每逢朝廷议政，双方总是争吵不休。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指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201] 武宗时，与李德裕有连的宦官杨钦义为枢密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相。牛党的主要人物全被贬逐到岭南。武宗死，与李党有连的一派宦官失败，得胜的一派拥立宣宗，李德裕贬死崖州（今海南三亚）。党争基本结束。

牛李党争是官僚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李党的重要人物多为李德裕任翰林学士和宰相时的同僚。牛党则以科举为纽带，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 [202] 。个人的权力地位和恩怨得失在党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党的重要人物李德裕、郑覃是以门荫出身，并且都是山东士族的后裔，但李党其他成员亦多为进士出身。就两党的多数成员而言，他们的家世和出身没有显著的差别。

在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主要来源的情况下，两党对进士科都非常重视。 李德裕虽然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但同时从“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出发，强调进士科应注意录取公卿子弟 [203] 。牛党的重要人物李珏、杨嗣复同样主张用人要以地胄词采者居先，要把进士出身的公卿子弟放在优先的地位。郑覃请求废除进士科，只是一种个人的主张，与党争无涉。

两党成员在他们执政时，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都无心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

四　唐朝晚期的农民战争

唐朝晚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河朔再叛以后，唐王朝与河北藩镇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边疆上也没有大的冲突。社会表面安定，实际上社会矛盾渐趋激化。

两税法把租庸杂徭并入两税，但两税法刚一施行，地方上就“变征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 [204] ，不久，就以杂徭、差役等名目正式恢复了徭役。徭役成为人民越来越繁重的负担。武宗以后，差科也成为百姓一项与两税、徭役并列的正式负担。地主阶级用大量隐匿田亩和降低户等的办法逃避两税。有的“十分田地，才税二三” [205] 。他们还用假托为僧，隶名仓场盐院，在诸州、诸军假职等办法逃避差役。很多地主竭力营求一官半职，官满即移住他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 [206] 。没有得到官位的富豪，就交纳一定的财物给衣冠户，用典贴的名义，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系在衣冠户的名下，以减轻两税，并全免差役 [207] 。于是，唐朝晚年繁重的两税，特别是差役，就都转嫁到少数贫苦的农民头上了。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晚唐官禄尤滥，当时人刘允章曾说：食禄之家凡有八入，即节度使奏改，用钱买官，诸色功优，从武入文，虚衔入仕，改伪为真，媚道求进，无功受赏 [208] 。随着这些人大批拥入官府，官僚机构膨胀，财政支出增多。吏治也越来越腐败，贪赃枉法成为通常的现象，从上到下，“递相 蒙蔽，不肯发明” [209] 。在朝廷“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 [210] 。节度、观察和刺史上任或调动时的资送钱物，刺史上府或县令上州的费用，也要向百姓征取 [211] 。下级胥吏更直接对农民进行敲剥，“所由入乡村，是为政之大弊，一吏到门，百家纳货” [212] ，所以人民对官吏都“畏之如豺狼，恶之如雠敌” [213] 。

唐王朝以户口增减和督赋完成情况作为进退地方官吏的标准 [214] ，刺史、县令为求取上考，就“招携逃户，侵夺已成产业”，等到定税征科之时，穷苦农民“依前逃散”。税钱因为已经申报省、使，便摊配到见在户身上 [215] 。对于受灾田亩，地方官吏也不上报，而把应出税额摊配给不受灾的农户 [216] 。朝廷因为经费支绌，甚至要求地方预征两三年的租税 [217] 。

在繁重的赋敛、差役下，从穆宗前后起，地主在土地兼并中采用了两种苛刻的形式。一种是地主以低价典进农民的土地，但不申报官府，在私契里言明地主所纳两税，在农民收赎时，需要全部偿还。如果农民无力偿还，他们就可以长期占有农民的田地 [218] 。另一种是地主乘农民危急买进土地，逼迫农民和他们“私勒契书”，不申报官府办理移户手续，并在私契里规定两税和差役仍由农民负担 [219] 。这样，即使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也不能免掉赋税和征徭。他们除了逃亡山海，或武装反抗，没有别的出路。

唐王朝实行榷盐、税茶以后，不断提高茶盐价格，因此，在河南、淮北地区，出现了一些到淮南、宣歙、荆襄一带私贩茶盐的人。唐王朝设立监院巡卒来搜检，并用严刑峻罚来压制，宪宗时，还采用了连坐之法。茶盐私贩就结成群体，对唐王朝实行武装斗争。他们与沿途人民有一定联系，到文宗、武宗时，其势力已遍及江湖淮海一带 [220] 。

宣宗时，在剑南蓬果山区出现了一支影响及于剑南东西川和山南东道 的起义力量。在湖南，也发生了邓裴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开始激化。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领导的起义军攻下象山。裘甫以剡县（今浙江嵊州）为根据地，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铸印日天平。浙东是唐王朝财赋所出的主要地区之一，又是唐王朝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三万人，连续打败浙东观察使的军队，先后攻占了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县，并分兵攻打衢州和婺州（今浙江金华）。唐王朝急派王式做浙东观察使，带领河南和淮南的军队前往镇压。

王式把浙东地主武装“土团子弟”配备到各路军中作向导；同时令各县“开仓廪以赈贫乏”，以孤立起义军。起义军迎战失利，咸通元年（860年）六月失败。

大中十三年（859年）以后，唐和南诏在西川、黔中、邕管一线发生了战争。唐王朝在山东、河南、山南和江南各地征募士兵到岭南戍守。

咸通四年（863年），徐泗士兵800人戍守桂州（今广西桂林），约定三年一代。但是，直到咸通九年（868年），徐泗观察使崔彦曾还不肯发兵更代，调他们回乡。这就激起了戍兵们的愤怒。他们杀死都将，推粮料判官庞勋作首领，结队北还。这支北还的士兵在徐州附近受到崔彦曾的截击后，南取宿州（今安徽宿州）。他们在宿州开仓库赈济贫民，得到农民的拥护。许多农民参加到庞勋的队伍里。

起义军纪律良好，无所侵扰。他们在运河线上打败官军，接着包围了徐州。徐州城外的人民都争着运送柴草，纵火焚烧城门，协助起义军作战。起义军攻破徐州城后，附近农民“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 首而锐之，执以应募”，参加起义军。原来散处在河南、山东、淮南一带的许多小支农民军，也陆续归附庞勋，起义军发展到20万人。

起义军占领了淮南、淮北的广大地区，切断了从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线。他们收夺富商巨室的财产，镇压匿财的豪富数百家。

唐王朝派义成、魏博等十镇兵，合沙陀、吐谷浑、达靼、契苾等部落兵，共十万人前来镇压。咸通十年（869年），庞勋与起义军近万人战死。起义军余部散到衮、郓、青、齐各地，继续进行斗争。

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懿宗和僖宗时，最高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达到极点，唐对南诏的战争也愈演愈烈，从而对人民的赋敛和征发日益加重。关东一带，连年水旱。咸通十四年（873年），灾情特大，自潼关东至海滨，麦收只有一半，秋收几乎全无，农民以蓬实当粮，槐叶为菜。但是官吏还照旧催逼人民纳税，农民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也只能供催税吏人的酒食之费，税钱 还是无法交足。在这种情况下，终于爆发了震撼唐王朝的全国性农民战争。

乾符元年（874年），濮州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起义。他以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传檄诸道，痛斥唐朝官吏贪暴，赋敛繁苛，赏罚不平。

乾符二年，王仙芝率军打下了濮州（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东）和曹州（今山东曹县北）的州城，冤句（在唐曹州城北）人黄巢聚集数千人响应。散在青、齐、兖、郓一带的庞勋余部也归附到他们的旗帜下。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王仙芝和黄巢都贩过私盐。他们熟悉交通路线和各地情况，具有与官军斗争的经验。乾符三年，他们第一次出山东作战。他们在过去“茶盐私贩”最为活跃的淮南和荆襄一带，迂回打击敌人，攻克汝、郢、复、蕲等州。

唐王朝派宦官与王仙芝联系，企图用授予官职的办法诱他投降。王仙芝为所诱骗，派人到唐军中磋商。黄巢极力反对，带领一部分起义军返回山东。这样，起义军就分裂为两支。

王仙芝派遣的使人被唐廷杀害。他看清了骗局，于乾符五年（878年）初攻破江陵罗城。但接着他就连为唐军所败。最后在黄梅战死。他的部下一部分北上投依黄巢，一部分南下进到江西、湖南、宣歙和浙西活动。

王仙芝死后，黄巢成为起义军统帅，称冲天大将军。黄巢在山东、河南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为了避开唐朝重兵的攻击，带领起义军渡过长江，突入江西，打下虔（今赣州）、吉（今吉安）、饶（今鄱阳）、信（今上饶）诸州，经宣歙抵达浙东，修整了自衢州至建州（今福建建瓯）的700里山路，进入福建境内。

乾符六年（879年），起义军的主力出现在岭南，占领了广州。黄巢在广州发布文告，指斥唐朝宦官专权，纲纪败坏，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 [221] 的主张。他并且宣布就要北上攻打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取道桂州（今广西桂林）北上，顺湘江进入湖南。从荆南、鄂岳转战到江西、宣歙和浙西。广明元年（880年），起义军突破唐军的长江防线，从采石渡江，不久渡过淮水，顺利地攻入洛阳。

起义军攻破潼关，唐僖宗和掌权的宦官田令孜南逃。起义军进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涂”。长安居民夹道欢迎。黄巢部将尚让向聚观的居民宣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起义军 常常把钱帛赠给穷人，杀掉人民最痛恨的官吏 [222] 。

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建元金统。他任命了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吏，规定唐官三品以上的皆停任，四品以下的进行登记留居原位。

起义军流动作战，占领了新的地区，就把原有的地区放弃了。他们虽然取得长安，却没有控制住广大地区。

唐的凤翔节度使郑畋用伪降的办法延缓了起义军的西进。他暗中把残留在关中的禁军纠集到自己周围，又密约邻近藩镇共同抗拒起义军。北方各地的藩镇，也暂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冲突，把矛头指向起义军。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朱温，在同州（今陕西大荔）投降了唐朝。唐王朝又重赂沙陀贵族李克用，让他从代州率兵南下，镇压农民军。

起义军被包围在长安及其附近，兵源、粮源几乎断绝，将士们甚至剥树皮吃。中和三年（883年）起义军撤离长安，东向河南。李克用的沙陀军进入长安，唐的诸道兵也相继到长安，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

起义军围攻陈州，近300日不能下。朱温、李克用的军队追逼而至。中和四年（884年）黄巢军退到泰山下的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境内），黄巢自杀。各地区的起义农民，也先后被各地的唐军和地方武装——土团镇压下去。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瓦解了腐朽的唐王朝，使新的统一得以在公开的大破裂中孕育、成长起来。

五　边疆各族

回鹘 安史之乱期间，回鹘贵族曾两度派兵协助唐政府军作战。从此，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吐蕃占领了陇右，唐和西域、中亚的交通必须假道回鹘。回鹘从东西贸易中得到很大利益，回鹘人常以马数万匹向唐换取数十万匹绢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回鹘人还把绢帛运往中亚牟取厚利。为了和吐蕃贵族争夺西域，回鹘贵族极力支持唐在北庭、安西的驻屯军。贞元六年（790年），吐蕃败回鹘，占领北庭，次年，又占领安西。此后，唐与回鹘继续以丝马互市，回鹘人留居长安的，数以千计。唐还先后把崇徽、咸安、太和公主嫁给回鹘可汗。

在唐的先进文化影响下，回鹘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考古材料证明，回鹘人已经从事农耕，他们使用的铁犁铧头较长，有了犁壁。回鹘人建 筑用的莲花纹瓦当，与中原出土的唐代瓦当完全一样。

中亚粟特地区受大食侵逼，许多昭武九姓人东迁到回鹘境内，留居下来经商传教。在昭武诸国人的影响下，回鹘人放弃了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改信摩尼教并把它定为国教。回鹘人起初采用突厥文字，后来根据粟特字母创制了古回鹘文。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古回鹘文、汉文和粟特文三种文字刻写而成的。

开成五年（840年），回鹘西北的黠戛斯人攻占回鹘都城，迫使回鹘人大部分向西迁徙。迁到天山东部地区的是主要的一支，后来以西州为中心建立了政权，称作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另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带，后来以张掖为中心建立政权，称作甘州回鹘。此外，可能还有一支迁到葱岭及其以西的地方。

吐蕃 　在安史之乱后的三十多年里，吐蕃贵族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和剑南西川边界的大片土地，采用封建剥削方式来统治这里的人民。吐蕃又把大批汉人迁到吐蕃本部，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吐蕃生产技术的改进 [223] 。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继续向前发展，汉族地区的茶传入吐蕃，逐渐成为吐蕃人民不可缺少的饮料 [224] 。唐蕃双方还举行了几次会盟，唐穆宗时，唐和吐蕃订立了盟约。长庆三年（823年）建立的会盟碑文说：“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 [225] 这个碑现在还屹立在拉萨大昭寺的门口。从这次会盟以后，直到唐末，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吐蕃贵族在长期对唐、对回鹘和对大食的战争中，力量削弱。8世纪末，羌人诸部和南诏都摆脱了吐蕃贵族的统治。

八九世纪之交，佛教在吐蕃普遍流行。在吐蕃贵族之间，贵族和僧侣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226] ，西藏高原逐渐分裂成许多割据势力，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吐蕃统治的河湟一带人民相继起义归唐，西域也逐渐转到回鹘手里。

吐蕃贵族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害，从咸通十年（869年）到乾符四年（877年），爆发了从康区开始发展为全境性的农牧人民的大起义 [227] 。

南诏 　安史之乱前后，阁罗凤东向吞并了东爨和西爨，西向征服了寻传和裸形诸部，并且派兵攻进西川，打下清溪关（今四川越西、汉源间），力量更 加壮大。

唐朝后期，南诏的政权组织已趋完备。最高统治者称为诏，即王，下有清平官和大军将，与王共同参决大政。执行政务的机关有九爽，每三爽有一督爽管辖。在原六诏地区置 ，相当于州，在被征服各族的地区置节度 [228] 。

南诏的土地归王所有。王把大片土地分给官吏，勃弄川（弥渡坝子）东西20余里，南北百余里的地带，全是官吏的分田 [229] 。六诏地区，平民可以分得土地，上户30双（150亩），中户下户各有差降 [230] 。他们每人每年交给国家2斗米 [231] 。所有的壮丁都是战士，要自备武器，出征时还要自带粮食。王常常大规模地迁徙被征服的各族。迁到滇池一带及其以西的各族人民，在官吏鞭杖的监督下从事农业劳动，收获以后，官吏只留给他们少量的口粮，其余全部输官 [232] 。

阁罗凤爱慕汉人的文化，让儿孙拜被俘的唐西泸令郑回为师。天宝十载唐进攻南诏时，阁罗风向吐蕃称臣。此后，吐蕃统治者常常征发南诏人远征，赋敛也很繁重，南诏人很想摆脱吐蕃贵族的束缚。由于唐的积极争取和郑回的竭力推动，南诏的王异牟寻（779—808年在位）与西川节度使韦皋取得联系。贞元十年（794年），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双方恢复和好。南诏不断派遣学生到成都学习书算，前后达到千人。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南诏军队一度攻人成都外郭，掳去男女工匠几万人，这些工匠进入南诏，对南诏手工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南诏人学会了织绫罗的技术，精妙与西川媲美。南诏城邑的修建，大多模拟唐制 [233] 。现存的大理崇圣寺塔，是由汉人工匠设计建成的。

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诏王世隆（859—877年在位）称帝，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唐战争。此后十多年中，南诏的军队两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 [234] 。世隆把15岁以上的男子全数征发从军，田事只能由妇女担任。这一长期的掠夺战争，不仅给唐的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而且也使南诏的劳动人民 蒙受严重损害。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南诏的统治者舜化贞（897—902年在位）死，郑回的后裔郑买嗣夺取了蒙氏政权，改国号为大长和。

奚　契丹 　唐后期，奚和契丹不断与唐贸易，有时一年分两三批来唐，每批往往各来几百人。他们到达幽州后，选派三五十人到长安，其余的留在幽州，就近交易 [235] 。

9世纪时，契丹的生产获得很大的进展。在耶律氏所领的迭剌部里，已经务稼穑，善畜牧，种桑麻，习织组，并且学会了冶铁的技术 [236] 。

唐天复元年（901年），耶律阿保机被立为夷离堇，以后他代替遥辇氏为首领，并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称帝，建立契丹国。阿保机统率契丹军马连年展开对周围各族的大掳掠，先后吞并了室韦、奚和渤海。他把掳掠和征服的渔猎游牧部落如奚人、室韦人等，分编为隶属于契丹八部的新八部，由契丹八部的贵族分别进行统治。对于避乱迁入契丹和从河北俘掠来的汉人，阿保机采取了汉人的州县制度进行统治。他在契丹境内设置一些与河北地区同名的州县以居汉人，使他们受契丹贵族的统治和奴役，但仍然保存汉人习俗，从事农业生产。对于俘虏来的渤海人，则让他们与汉人杂居，也像对待汉人那样，设置州县统治 [237] 。

渤海 　靺鞨人住在粟末水（松花江）和黑水（黑龙江）流域。他们依山负水，掘地为穴，架木覆土，群聚而居。他们用耦耕法耕田，种植粟、麦、穄等耐旱的作物。也饲养家畜，最多的是猪，用猪皮做衣服。他们还射猎貂鼠、白鹰等。

靺鞨人分为数十部，居地最南的是粟末部。高宗时，一部分粟末靺鞨人和高丽人徙居营州。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反唐，粟末部首领乞乞仲象带领靺鞨人和高丽人东走。其子大祚荣以靺鞨、高丽之众击败唐军，回到靺鞨故地。大祚荣在奥娄河（牡丹江）畔的东牟山修筑城堡（吉林敦化敖东城），并于圣历元年（698年）建立政权，称震国王。开元元年（713年），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从此，这个政权就以渤海为号 [238] 。天宝末年，渤海以忽汗河（牡丹江）东的上京龙泉府（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为都城。

在渤海旧都敖东城以南十里的六顶山，考古学者发现渤海王族的墓地，发掘了渤海宝历七年（780年）贞惠公主的墓葬。墓道里发现的一对石狮， 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作风。汉文墓碑，也完全模仿唐代碑志文体。墓顶是用大石块抹角砌成，与集安地区高句丽的大型石墓的构造形式相同 [239] 。

渤海年年遣使到唐，派遣许多学生到唐留学，大量汲取了唐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渤海人在卢城（在显州之东。显州在今吉林桦甸东北之苏密城）一带开辟了大片的稻田。渤海人用铁来铸造器物，还以多余的铜对外交换。渤海有高度发展的金银器工业 [240] ，还能烧造瓷器 [241] 。显州之布，龙州（即上京龙泉府）之紬也很有名。

渤海的政权组织相当完备。在中央设有政堂、宣诏、中台三省和中正台，也有寺、监、院、局等机构。地方政权则有节度使、州刺史、县丞等官。

926年，渤海为契丹所吞并。

室韦 　契丹、靺鞨之北，在俱轮泊（呼伦湖）、望建河（额尔古纳河）、那河（嫩江）、啜河（绰尔河）、峱越河（嫩江支流）一带，散居着为数众多的室韦部落，有岭西室韦、蒙兀室韦、黄头室韦、山北室韦等。室韦诸部的族系大多与奚、契丹相近，语言也相近或相同。

隋唐时期，室韦诸部还不会冶炼 [242] 。有些部落有简单的农业，他们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知用牛。他们饲养猪牛，无羊少马。有的部落以渔猎为生，他们捕貂，猎取獐、鹿，凿冰捕鱼。

室韦诸部的社会处于氏族公社的父权制阶段。在婚姻习惯方面，有的部落是“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 [243] 。有的部落是男子先在女家劳动三年，期满之后，女家分与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 [244] 。室韦诸部已经有了贫富分化，但还很少窃盗，“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 [245] 。部落联盟还未形成，无君长，无赋敛。部落酋长叫余莫弗瞒咄或乞引莫贺咄，开始由固定的家族担任。

室韦诸部曾受东突厥控制。到九、十世纪之交，逐渐为契丹所吞并。

第四节　隋唐文化

一　思想和宗教

佛教 　从南北朝末年至隋唐之际，中国佛教开始出现了宗派。每个宗派不仅有自己的教义，而且有自己的寺院。隋唐时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

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建立宗派的是天台宗，智顗（531—597年）是天台宗的创始者。他汇合了北方的禅学和南方的义学，提出止（坐禅）、观（宗教理论）并重或定慧双修的修养准则。它所崇奉的经典是《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天台宗是隋唐时期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

唐朝初年，玄奘（596—664年）为了解决“纷纭争论，凡数百年” [246] 的佛性问题，毅然西行求法。回国以后，他和他的弟子窥基把印度后期佛教大乘有宗的佛学体系介绍过来，建立了法相宗。这一宗派的经典是玄奘综合印度十大论师的著作糅译而成的《成唯识论》，所以，又称唯识宗。法相宗教义烦琐，不易为一般人接受，虽然在唐初曾风靡两京，但前后不过三四十年，就逐渐衰落下去。

华严宗和禅宗是在武则天时期兴起的。武则天改唐为周，利用《大云经》作为女主受命的符谶，并将佛教的地位提升到道教之上。她一再宣称，她做皇帝是符合佛教预言的 [247] 。

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463—712年），武则天给予国师的礼遇，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首宗。它强调宗教灵异，又以“性相通融，无障无碍” [248] 的理论说明人人都能进入宗教幻想的幸福世界。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最高经典。由于经中提到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从唐开始成为佛教的圣地。

禅宗在唐代分为两派。弘忍（602—675年）弟子慧能在岭南一带提倡顿悟见性，宣传诵《金刚经》，即以见性。他的另一弟子神秀则在北方活动，信 奉《楞伽经》，主张不断修行，逐渐觉悟。这样，禅宗就分为南北两宗。神秀受到武则天的礼遇，在两京影响很大。至天宝初，慧能的弟子神会入洛大行禅法，神秀渐修之教开始衰落。

密宗，又称真言宗，完成于盛唐时期。创建人物有来唐传法译经的中印度摩揭陀国人善无畏（637—735年），南天竺摩赖耶国人金刚智（671—741年）和狮子国人不空（705—774年），并称“开元三大士”。一行和新罗僧慧超均为他们的弟子。密宗重视念诵咒语（陀罗尼），宗教仪轨复杂、严格，带有神秘色彩；主要经典是《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

人人都有佛性，顿悟即可成佛，这是唐代佛教各宗理论的共同特点。禅宗的慧能（638—713年）宣称：佛性即在心中，心外本无一物，只要认识到这一点，不需要累进修行，也不需要大量布施财物，就可以“顿悟成佛”。天台宗的湛然（711—782年），提出“无情有性” [249] 之说，宣扬连没有生命的东西也都有佛性，都能进入天国。华严宗的宗密（780—841年），将华严宗与禅宗合流，也提出“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心。……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即得现前” [250] 。这些理论的形成是因为现实世界等级界限森严的门阀制度已经崩溃，社会上存在着大量暴贫暴富的现象。佛教各宗就竞相利用这种新现象，创立自己的理论，以达到大量吸收信徒的目的。

净土信仰在南北朝时就已开始流行，大别有二，一为弥勒净土，一为阿弥陀净土。弥勒净土信奉弥勒佛，有弥勒下生的信仰。南北朝以来民间常以弥勒佛出世来组织反抗，曾受到统治者的禁止。唐初因玄奘信弥勒净土，曾盛行一时。武则天时，薛怀义据《大云经》女主出世之说，“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 [251] 。弥勒信仰继续流行。这个时期的大佛，其中就有弥勒的造像。

唐朝时候，阿弥陀净土影响很大。唐初的道绰竭力提倡口念佛号，宣传“若一念称阿弥陀佛，即能除却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252] 。他的弟子善导更倡言念佛的人，现生即得“延年转寿，长命安乐”，可以“行住坐卧，常得安稳；长命富乐，永无病痛” [253] 。因为法简易行，阿弥陀净土教遂成为民间最流行的宗教信仰。

唐代还开展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在政府的支持下，组织译场。除他本人口译，还有证义12人，缀文9人，字学证梵语、梵文各1人，笔授、书手若干人，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内容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等。其后义净译出61部，261卷，着重于律典。不空译出61部，260卷，都是密宗经典。从贞观三年（629）到元和六年（811)，共译出佛经372部，2159卷。

隋唐统治者一贯大力提倡佛教。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于是“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254] 。中宗时，“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 [255] 。玄宗时沙汰僧尼，整顿寺院，全国仍有寺5358，僧尼共13万人。安史之乱后，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教 [256] ，而人人都可顿悟成佛的思想和唱念佛号即得现世善报的信仰，把幸福的幻想悬得更近，因此，信奉佛教，度为僧尼的越来越多。不少人借此规避赋役，寺院的土地也日益增多。文宗、武宗时，“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 [257] ，一座寺院的土地，最多的达数十顷。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因此，武宗下令灭佛，毁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放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15万人。宣宗即位后，面临更加紧张的阶级形势，特别注意提倡佛教。当时的李节说：“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故贤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 [258] 。

道教 　唐朝皇室追尊老子李耳为其祖先，道教的地位提到了佛教之上。唐太宗诏：“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259] 高宗时，又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规定佛教居道教之上。睿宗又下令：“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 [260] 玄宗时编订了《开元道藏》。天宝八载，将其颁于天下，由诸道采访使负责，令各州转写。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亲注《老子》，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令两京和诸州各置玄元 皇帝庙和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 [261] ，每年依明经例考试。长安的玄元皇帝庙后改称“太清宫”，它具有道观和皇家宗庙的双重性质，在盛唐之后的国家祭祀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遍布全国的宫观网络，则会定期举办各种仪式，为国祈福。

就道教自身而言，随着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南北朝以来分化发展的道教也走向进一步的融合。上清派（又称茅山宗）是唐代道教的主流，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上清宗师相继为皇帝所重，且与士大夫交往密切，影响深远。不过，唐代道教各派的界限在逐步淡化，正一、灵宝、三皇等，虽然在唐代依旧有活动，但随着相互融合的深入，道教各派本身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法位阶梯，正一箓是最低一级法箓，其次是灵宝，最后是授上清箓，这也是道教徒所能获得的最高法箓。在科仪的整理方面，唐代道教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盛唐时期的张万福与晚唐五代的杜光庭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经由他们整理之后的斋醮科仪成为后世道教仪式的正统模式。

炼丹术是道教重要方术之一，唐代金丹黄白术一类的书颇多。此后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等，均饵服道士金丹。

在统治者大力扶持下，唐代的道教也很盛行。事实上，除了上清一系外，唐代还活跃着其他一些具有不同面貌的道士，比如以法术著称的叶法善、张果等。道教对于文学的影响颇大，李白、贺知章、施肩吾等文学家都信仰道教。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社会上层流行。

祆教　景教　摩尼教　伊斯兰教 　唐朝统治者深知宗教是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对外来的宗教也一概欢迎。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在唐时相继传入。

祆教又称火祆教或拜火教，为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流行于波斯和中亚诸国。其教义是宇宙间有光明的善神和黑暗的恶神互相斗争，以火代表善神而加以崇拜，也拜日月星辰及天。十六国时，祆教传入中国。唐时，在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亚商人建立了祆祠。唐王朝还承齐、隋之旧，置萨宝主祀祆神并管理祆教徒。近年来，随着太原、西安地区虞弘、安伽、康业、史君等墓葬的相继发掘，一批具有浓厚祆教色彩的文物、图像等呈现在我们面前，使得主要经由粟特人带入中国的祆教文化在隋唐时期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景教是基督教的别支，为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斯所创，流行于波斯。其特 点是不拜圣母。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自波斯来长安，十二年，唐太宗令在长安置波斯寺一所，高宗时又令诸州置寺。景教徒夸耀其时景教的盛况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玄宗天宝四载（745年），令两京及诸府、郡波斯寺改名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盩厔（一说出土于长安）。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

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一称明教，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其教义是：宇宙间有明和暗二宗的斗争，初际天地未分，明暗各殊，势均力敌；中际暗来侵明；后际明暗各复本位。现时处于中际，人应助明斗暗。教徒应制欲，不茹荤，不饮酒，不祭祖，白衣白冠，死则裸葬。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把摩尼教的《二宗经》传入中国。安史之乱后，摩尼师与回鹘使者同来长安。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敕许回鹘奉摩尼者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以后，又许于荆、扬、洪、越等州和洛阳、太原二地置摩尼寺。祆教和景教后来衰落下去，而摩尼教则仍在江淮、福建一带流传。

伊斯兰教为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唐代，广州等地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留居，相传穆罕默德舅父赛得·伊本·阿比瓦加的墓就在广州。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留居十年，他在返国后所著的《经行记》中，记述了伊斯兰教的情况。这是我国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记录。

思想和学术 　唐初的傅奕虽究阴阳术数之学，但却一概不信。他屡次上疏请罢佛教，对佛教施加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 [262] 而僧徒却宣传一切由佛，这完全是谎言。他还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

唐初的思想家还有吕才。吕才认为，世界的根源是浑然一元之气。他从历史事实揭穿了禄命论的无稽，指出人的寿夭、祸福、贫富、贵贱都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和禄命无关。他又说，卜葬本为“备于慎终之礼”，亦与吉凶无涉 [263] 。他还抨击了巫师倡导风水迷信、诈骗人民的行为。

唐太宗以儒学多端，注释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和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复加考证，永徽四年颁布天下。南北朝时期，对于儒家经典“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统一后，各地学者集中京师，研核异同，其间出现了“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集南北儒学大成的刘炫和刘焯。他们 “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 [264] 。《五经正义》即在此基础上，对汉儒的注文加以诠释。南北儒学最终以官方的形式加以统一。《五经正义》除了三礼和《诗经》用南北通用的郑玄的笺注，其他都用南方通行的注。《易》用王弼注，《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实际上是南方儒学统一了北方儒学。

唐代经学不仅是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总结和对南北朝经学的交融，而且是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历史，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而加以运用和发挥。唐初贞观君臣对五经，特别是《周易》、《尚书》和《周礼》中的辩证观点、民本思想和政治管理理论非常重视，并加以发挥。贞观君臣论治中引用《尚书》的内容，大部分来自《虞书》、《夏书》，重点是帝道和王道，主要是统治理论和治国方略；引用《周易》的主要来自《系辞》，内容涉及发展、变通的观点，君臣关系等。而唐代的政治制度则与《周礼》有着相通之处。这些新的成果也反映在《五经正义》的注疏中。

佛教和道教在上层社会和民间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佛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在思想界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唐朝统治者所提倡的三教论衡，也促进了佛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对儒学的渗透。韩愈尽管对佛、道采取批判的立场，但还是吸收了许多佛学思想。柳宗元更是认为，佛教经典中的一些内容是和儒家经典相通的。正是利用了这些思想材料，唐朝后期的思想家作出了许多新的创造，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贞元、元和之际，政治、经济形势好转。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一方面鼓吹革新政治，同时也注意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方面来巩固统治。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提出：“博爱之谓仁，仁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力斥佛、道，陈言佛道的弊害，并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说，他的道是传先王之教。这个道，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后，儒家道统不得其传。他把道之传授止于孟轲，而把汉朝以来的儒学全抛在一边，表明了他建立新的儒学体系的意图。韩愈还援引了《大戴礼记·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并特别强调“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韩愈吸取了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利 用《大学》来阐明其说，把抽象之心性与具体的政治社会组织加以融会贯通， [265] 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韩愈在这里不是抽象地谈心性、修身，而是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是要“将以有为也”。这样就把自己的观点与禅宗的心性之说区别开来。

到唐朝中后期，传统经学衰落。建立新儒学已经不能以《五经》为主要依托，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思想材料来加以发挥。韩愈首先引用《大学》来阐明其说；把儒家道统止于孟子，突出孟子地位，为《大学》独立成书和《孟子》入经铺平了道路，是由传统的突出《五经》到宋代突出《四书》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些都是韩愈在新儒学建立过程中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原性》等文中，韩愈认为，人的性与生俱生，构成性的要素是仁、礼、信、义、智。性有上、中、下三品。性上品者善，就学而愈明，性下品者恶，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其品终不可移，中品则可导而上下 [266] 。在韩愈的思想体系里，统治者是一种“人性”，而被统治者又是一种“人性”。他说，君主是发号施令的，官吏是奉行君主命令并以之施加于人民的，人民则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267] 。

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又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他的著作一方面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佛学内容。他说，凡人之性与圣人之性没有差别，都是善的。人性本静，当动感外物，有了情时，才分出善恶来。圣人得性而不惑，不为情所累；凡人则溺于情，而不能知其本。凡人只有不断祛除生活的情欲，弗思弗虑，最后达到“寂然不动”“情性两忘”的境界，才算复性。

在韩愈的世界观中，天命论占着统治的地位。他认为，天是有威灵的，贵与贱，祸与福，都决定于天的意志，人对于天只应随顺敬畏。

韩愈的天命论观点受到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批评。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人，生长于长安。他的有关思想和哲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天说》、《与韩愈论史官书》、《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贞符》、《封建论》、《非国语》等篇。柳宗元认为，宇宙无极，元气浑 然而处其中。阴阳二气“吁炎吹冷，交错而动” [268] ，呈现出各种状态。天地、元气、阴阳，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而罚祸。向天呼号，希望它有赏罚，希望得到它的怜悯，是极其谬误的。柳宗元的思想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和无神论的精神。

柳宗元还认为，人类最初与万物俱生，不能搏噬，又无毛羽，故必须假物以为用，架巢、空穴以居，用草木、皮革遮体，噬禽兽，咀果实，合偶而居。假物必争，争而不已，就有了断曲直的人，这样就产生了“君长刑政”。自天子至于里胥，其有德者，死后，人必求其嗣而奉之。所以，柳宗元认为，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269] 。历史的发展，“非圣人意也，势也” [270] 。柳宗元提出“势”这个范畴，力图寻求历史进化趋势的答案。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彭城人。他写了《天论》三篇，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所能在生万物，人之所能在治万物。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 [271] 。

在《天论》里，刘禹锡还提出了他对有神论的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指出“天”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

二　史学和地理学

史学 　隋文帝下令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 [272] 。唐太宗置史馆，修撰本朝的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从此，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

唐太宗还下诏修前代史，编成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 书》、《周书》、《隋书》等六部。高宗时又编成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里的志。此外，李延寿还独自删补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八代史书，写成《南史》和《北史》。

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共20卷。这部书完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著作。

刘知几在《史通》中对于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价以及史事叙述各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在答郑惟忠问史才时，刘知几指出，史才必须兼备才、学、识三长。他把才比作生产的技能，学比作材料和工具。他对于识，尤加重视。他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273] 他认为才、学、识三者必须结合。在《史通》里，他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 [274] 他反对史家阿世取容，挟私受贿，任意歪曲历史，主张“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275] 。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博采史料而善加选择，必须兼取各家所长而不拘于一家之见，需要“探赜素（索）隐，致远钩深” [276] ，深入到事物内部去探索。

刘知几在《疑古篇》里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来反对传统的对古代圣贤的偶像崇拜；在《惑经篇》和《疑古篇》里指出了儒家经典《尚书》、《论语》等对统治者丑恶面貌的讳饰和虚美。

开元中，玄宗下令编纂《唐六典》，要求“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朝” [277] 。《唐六典》模仿周礼六官来叙述开元时，主要是开元二十五年正在行用的制度，将令式按内容分类系在有关职官之下。《唐六典》保存了大量唐朝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考选、礼、乐、军防、驿传、刑法、营缮、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资料。《唐六典》的注文有的是叙述职官本身的沿革，有的是解释正文。还有一些注文是叙述当时实际行用的新的制度。

杜佑于德宗贞元七年写成《通典》。这部书是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加以扩充，并重新编次整理而成的。全书共200卷。杜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 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 [278] 。以下依次是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各门再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上起先秦，下迄天宝，都详其本末，并征引了很多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论议。对于天宝以后的事，则选择重要的加以记述。

地志和地图 　裴矩在隋代撰成《西域图记》3卷，绘制了西域44国的山川形势的地图和帝王庶人仪形服饰的图像。

唐高宗时修成的《隋书·地理志》，记载了梁、陈、齐、周、隋五代郡县设置和户数。还继承《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传统，借用《禹贡》等书九州的概念，把全国分为九个大的区域，分别论述它们的地理特征，经济发展和风俗、文化等情况。

唐代各州普遍修纂图经。诸州每三年还要把州图送兵部职方司。有的县也纂修图经。在这个基础上，先后出现了十几种全国地理总志。流传下来的只有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40卷，分10道47镇，记述了各州的户口、物产、州县的沿革、山川险易、古迹史事等。每镇篇首皆有图，图已散佚，文大部尚存。这部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

德宗时宰相贾耽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和《皇华四达记》10卷。两书均佚。《新唐书·地理志》引用了《皇华四达记》中唐朝入四夷之路：“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所引《皇华四达记》还记载了唐朝周边各民族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山川聚落、交通路线和远近距离。其中“广州人海夷道”是岭南到波斯湾和非洲航海路线的最早记录，是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文献。

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3丈3尺，宽3丈，规模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图上的1寸表示实际的100里 [279] ，相当于1比1500000。这个图虽然早已亡失，但刘豫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刻石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近，这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懿宗时，曾任安南经略使幕僚的樊绰，以其在安南搜集的关于云南地区 的史料，写成《蛮书》十卷。《蛮书》又称《云南志》，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当时云南地区的途程道里、山川城镇、六诏历史、民族分布、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土宜物产以及南诏的经济、政治制度等，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

三　文　学

唐诗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的诗歌。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代诗歌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代正处于中国中古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整个社会正处在上升发展的时期。从社会各阶层中间涌现出的大量诗人，以向上的精神进行创作，冲决了旧的形式主义文学的藩篱，使唐代诗歌具有豪迈雄浑、丰富多彩的特点。唐代的进士考试着重文学辞章，也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六朝以来，诗歌的艺术形式逐渐趋向成熟，这是唐诗发展的前提条件。唐代疆土广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种艺术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的眼界开阔，并为诗歌提供了新的素材，成为诗歌繁荣昌盛的客观条件。

隋和唐初的诗人，大多是达官贵族。他们的作品承袭了齐、梁宫体诗的遗风，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的社会内容。

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诗坛开始活跃。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当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堆砌辞藻的诗风，但是开始来写城市和边塞的生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抱负，梓州射洪人陈子昂（661—702年）力斥“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 [280] ，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的诗，刚健素朴，一扫齐、梁以来绮靡、颓废的遗风。他为以后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开元、天宝时期是文学史家羡称的盛唐时期，这时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的各种体裁和形式，流派众多，风格各异，蔚为万紫千红、缤纷灿烂的壮观。盛唐的诗人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等，善于以简短的绝句表达复杂的感情。他 们的边塞诗既写出了征人思妇的抑郁情怀，又充满着乐观豪放的精神。

盛唐的另一部分诗人李颀和岑参（715—770年），擅长古体诗，特别是七言歌行。他们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特征，加以刻画和铺陈，以取得具体而生动的效果。李颀在描写音乐声响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新的创造。岑参长期在边疆生活，是最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以高亢的韵调，峭丽的风格，写出了许多壮丽的边塞诗。但是他对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边将的横暴贪残，却很少揭露和批判。

孟浩然（689—740年）和王维（701—761年），他们的诗歌描绘了恬静的田园和幽寂的山水，在写作技巧上，有很高成就，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社会矛盾更加深刻，高适（702—765年）首先写出了反映农民疾苦的诗篇 [281] ，成为诗人杜甫的先驱者。他的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盛唐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把诗歌艺术推到了高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双峰并峙的两大诗人，也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两个流派最杰出的代表。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出生于碎叶，成长于四川的江油。他继承了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了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学习民歌语言而采撷其精华，加以他敢于革新创造，这就使得他能在创作实践中作出很大的贡献。豪迈奔放的热情，宏阔磅礴的气势，大胆的想像和夸张的手法，生动、轻快的语言，构成了他的艺术特色。

李白在古风59首和大量的乐府诗中，揭发了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谴责了他们穷兵黩武和无视人民疾苦的行为。“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蔑视王侯富贵和封建礼教的精神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时时在他的诗篇中闪烁着光芒。李白还写了许多游历名山大川的诗歌，庐山飞瀑，长江远帆，奔腾汹涌的黄河，崎岖峻险的蜀道，都写进了他的诗篇。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抽象的，他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所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当他感到理想不能实现时，就以求仙、饮酒来排遣忧闷，因此，在他的诗中，也常常流露出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今巩义）人。他以“不薄今人爱古 人”，“转益多师是汝师” [282] 的态度，从《诗经》、《楚辞》直至同时代的优秀文学成果中撷取精英，进行革新创造，故其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283] 。真挚细腻的感情，沉郁雄浑的基调和洗炼的语言，构成了他的艺术特色。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忧伤和痛苦中度过的。由于生活的艰难，他逐渐体察到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以前，他已经写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现实主义作品。安史之乱后，他又经历了逃难的生活。在安史之乱期间，杜甫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杰出诗篇。他的很多诗篇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被称为诗史。

杜甫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揭发了当时尖锐的贫富对立，并且指出，“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284] 。他从自己的苦难联想到人民的苦难，当他看见自己的“幼子饥已卒”时，他的悲痛并不停留在个人的遭遇上。他“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才觉得“忧端齐终南，濒洞不可掇”。

杜甫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支配，把伦理纲常，特别是忠君视作立身的最高准则。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肃、代之世，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些诗人，与杜甫走着同样的道路，以质朴无华的风格，写出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钱起、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他们着力于山水田园、自然景物的描写。他们的诗歌有一定的艺术成就，但思想内容却很贫乏。

贞元、元和之际，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唐王朝的经济、军事力量也在加强。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看到唐朝“中兴”有望，就要求改良政治。他们以学习陈子昂和杜甫为号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772—846年）和元稹（779—831年）是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写了很多讽喻诗，白居易的《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是这些诗的代表作品。犀利的观察力，平易通俗的风格，强烈对比的手法和“一吟悲一事” [285] 的结构是《秦中吟》和《新乐府》的特色。

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思想结构和艺术手法都和讽喻诗有相通之处。元稹的艳体诗和白居易的杂律诗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也开辟了晚唐纤丽的诗风。

白居易晚年的闲适诗，寄情佛道，追求闲适，这说明在唐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情势下，诗人的意志消沉了。

中唐时期，还形成了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这派诗人重视艺术的技巧，险僻奇奥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韩愈以文入诗，笔力刚健，气势雄浑。

李贺（790—816年）以奇异的想像和艳丽的辞藻进行创作，具有特殊的风格。但由于他过分追求奇谲险怪，某些诗内容比较空虚，而且不免流于晦涩。

晚唐的杜牧（803—853年）和李商隐（813—858年），生活在社会表面平静、繁荣而实际危机四伏的时代，处于党争激烈的环境中，这种时代因素和个人遭遇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他们一方面忧国忧时，写了一些借古讽今、感怀伤世的作品，另一方面却莫可奈何，写了更多的放浪冶游或幽期密约之作。杜牧的诗风比较明朗、俊爽。李商隐的诗谐和婉转，清丽含蓄，但是骨力纤弱，情调哀伤。

在唐末动乱的年代里，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传统，写出揭露统治的罪恶，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韦庄、韩偓、司空图为代表的诗人，有的逃避现实，着意创作香艳诗或山水诗。

古文运动和古文 　齐梁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日益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自北周至隋，屡有人倡议改革。武则天时，陈子昂也要求改变文体。他撰写表疏，议论时事，都采用明朗而素朴的文字。但是当时朝廷考试进士，颁行制诏都采用骈体，骈体文的势力很强大。同时，由骈文改为散文，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

开元、天宝以后，很多文学家提倡古文。古文就是散文，因为散文是周秦两汉通行的文体，唐人称之为古文。当时以写作古文著称的有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贞元、元和之际，适应当时政治思想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古文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词。” [286] 柳宗元说：“文者以明道。” [287] 韩、柳所说的道，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强调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反对六朝骈文中的形 式主义文风。所以，古文运动是一个改革文风的运动。韩愈主张，作文要“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即要求语言新颖，文字通畅。他还认为文章言语，要与事相侔 [288] 。所以，古文运动又是一个改革文学语言的运动。古文运动在恢复古体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适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体，这种文体迅速获得广泛的流传。

韩愈和柳宗元都是杰出的散文家。他们的散文都有丰富的内容，成熟的技巧，语言简练，逻辑性强。韩愈的作品气势雄健，奔放流畅。柳宗元的作品峭拔俊秀，含蓄精深。他们对散文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传奇小说 　隋和唐初的传奇小说，流传下来的只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和张 的《游仙窟》等寥寥几篇。

中唐时期，内容丰富的城市生活向文学提出了新的主题；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民间说话（市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提供了创作经验；古文运动的开展，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较强的文体；唐代诗歌的繁荣也在语言、意境等方面，给了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因此，在贞元、元和间，传奇小说的写作繁盛起来。

这一时期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品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这些小说都以精炼、优美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

晚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创作依然很盛，出现了不少的传奇集，著名的有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裴铏的《传奇》、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有的今天虽然已经散佚，但还可以从《太平广记》中窥见其大概。这些传奇小说，多是文人猎奇记怪的作品。

俗讲和变文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的流传，印度传经的梵呗和唱导也传入了。梵呗是运用佛曲和中国民间曲调歌唱赞偈，唱导是用通俗的语言，夹叙夹唱，来宣传佛教教义。到唐代，梵呗和唱导的方法发展为俗讲和僧讲，俗讲的听众限于普通人，僧讲的听众限于僧侣 [289] 。唐朝后期，俗讲曾盛极一时。元和至会昌间，俗讲僧文淑以“其声宛畅” [290] 而享有盛名， “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291] 。

俗讲的话本叫变文，唐末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 [292] 。随着俗讲的流行，变文已经推广用来讲唱非佛经故事，说唱变文的已不限于僧侣。

现在流传下来的变文，是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其中除了演绎佛经故事的《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以外，还有《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多种。这些都是以古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当代人物传作为题材的。

变文对于传奇小说以及后来的民间说唱文学有很大影响。

四　艺术

雕塑 　隋、唐的雕塑主要包括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和墓葬中的俑器，其他还有碑碣、经幢上的浮雕等。

隋唐时期的石窟艺术是为宗教服务的，主要有敦煌莫高窟、洛阳的龙门、天水的麦积山，太原的天龙山和重庆大足的北山等。

洛阳龙门奉先寺的雕像造于唐高宗时，是唐代最大最著名的。这里原有大像9躯，现存6躯。中央是卢舍那佛坐像，高12米66厘米。佛的两旁依次为比丘立像、胁侍菩萨立像、天王和力士像，造像的巨大，它们顶线的波浪起伏以及它们之间距离的远近疏密，使得这一组造像不仅显出宏伟的气势，而且能够突出主像。

天龙山第14窟两壁的菩萨雕像神态动人，肌肤饱满，是我国唐代最精美的雕像之一。

重庆大足北山的石窟从唐朝末年开凿，那里的第245号龛洞的深浮雕，雕出了内容纷繁、层次重叠的净土变。这一布局严密的创作，在古代雕刻史上是罕见的。

除了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唐代各地也出现了一批大佛。敦煌莫高窟的北大佛高33米，南大佛高26米，均为弥勒坐像，分别塑于武则天和玄宗开元年间。四川乐山大佛，高71米，也是弥勒坐像，系由整体山岩雕凿而成，气势雄伟，具有独特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昭陵六骏浮雕，是为夸耀唐太宗战功而雕造的。浮雕简练有力，神态各 异，摆脱了宗教和象征意味。

隋唐陶俑以唐代的彩绘陶俑和三彩陶俑最为精美。人物俑有单像，有群像，塑工们利用手势、动作、面部表情以至服饰等，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动物俑以马和骆驼为最多，形态逼真，制作也很精美。

唐代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塑像家，盛唐的杨惠之最为杰出。据说他曾经在长安为名优留盃亭塑像，长安人看到它的背，就能辨识出来是谁 [293] 。

绘画 　宫殿、陵墓、寺庙和石窟的壁画以及屏风画仍然是隋唐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物、山水、花鸟卷轴画也在盛唐时期发展成熟。

在1960年出土的永泰公主墓、1971年出土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和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发现了大量壁画。近年来在洛阳等地又发现了一批壁画墓。其中懿德太子墓的壁画，面积达400平方米，保存比较完整的有40余幅。这些壁画色彩鲜艳，布局谨严，内容丰富，有王子、客使、侍女、陪臣、宦官等人物形象，以及出行、马毯、歌舞、游戏等宫廷活动的场景，还有宫阙、器物等画面。

初唐，人物故实画越来越发达，佛道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阎立德和立本兄弟，都是初唐著名的人物故实画家，现存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和《步辇图》笔力刚健，线条有如屈铁盘丝，他能以简练的笔法传达出人物的性格。

盛唐时期人物、山水卷轴画兴起，绘画已经从宫廷、寺庙中走出来，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写意的工具。画家也开始摆脱画匠的身份，成为士大夫的一个组成部分。

吴道子年轻时做过画工，玄宗招为内教博士，最擅长人物和写意山水，被称为画圣。他敢于大胆革新创造，在传统画法和从西域传来的铁线描之外，别创出一种圆润的莼菜条（兰叶描）。他又吸取了梁代张僧繇和西域画派的晕染法（凹凸法），而加以发展变化，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浅深，使他的画特别富有立体感。吴道子作画不但求其形似，且进而求其神似。他画人物则“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 [294] ；画仙女则“窃眸欲语” [295] 。他先后在寺观图画墙壁三百多间，其经变画中的人物，奇形异状，无 一相同 [296] 。

盛唐、中唐之际的张萱和周昉都以画仕女著名，他们通过描写一些生活琐事表现了当时贵族妇人优越、逸乐的寄生生活 [297] 。张萱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现有宋徽宗摹本。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是他现存作品中的代表作品。

山水画在隋唐时期有了发展。在现存的隋展子虔《游春图》中，人马和山石树木比例匀称，近大远小，合乎透视原则。

初唐、盛唐之际的李思训以善画金碧山水著称，开工笔山水先声。他的画贵族气息很浓厚，艺术特点是描绘工细，设色绚丽，景物逼真。他的儿子李昭道也善画山水，“变父之势，妙又过之” [298] 。

吴道子对山水画也有贡献，他画的怪石崩滩，“若可扪酌” [299] 。玄宗遣他在大同殿画嘉陵江300里山水，一日而就。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以破墨法画山水田园画，宋人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300]

唐代还有很多特具专长的画家，如边鸾善画花鸟，曹霸、韩干善画马，韩滉、戴嵩长于画牛 [301] 。

莫高窟艺术 　在敦煌莫高窟现存的480窟当中，隋窟95，唐窟213，几乎占了全部的2/3。唐代洞窟的规模很宏壮，石窟艺术的成就也很辉煌。

在洞窟的塑像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佛像，也有菩萨像和天王、力士像。洞窟的四壁布满了经变、佛传或本生故事的辉煌绚丽的图画。其中画得最多的是西方净土变，其次是东方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变和法华经变等。在西方净土变的画面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这是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和地主奢华生活的反映。

经变画画面的巨大，内容的纷繁和构图的紧密，充分显示出画工们高超的设计才能，他们创作态度认真严肃，技巧手法也很纯熟。在描绘飞天时，他们只用一个飞舞的姿势和一条飘拂的长带，就叫它们很自如地霞举飞升 在空中了。从唐代的各种经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乐舞和建筑，还可以看到中华帝王和西域各族君长的形象。在经变画的周围，还有许多故事画。里面有耕地、收获、饲养牲畜、伐木、射猎、拉纤等生产活动，也有角觝、百戏等艺术活动。画工们画出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也生动地描绘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面貌，并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痛苦。

在甬道两壁或经变下方，画着供养人像。这些像都尽态极妍，生意宛然，达到了我国古代人物画的高度水平。

在藻井、龛顶、莲座等处，都有丰富多彩、色彩绚丽的图案画。隋代藻井上的图案多由莲花、飞天、小千佛等构成。唐代图案中应用得最广泛的是卷草纹。

书法 　隋代的书法家汇合前代碑版体的方严遒劲的风骨和书简体的疏放妍妙的气韵，创造出新的风格。

唐太宗喜好王羲之书法，他在为《晋书•王羲之传》所写的赞中从书法史角度指出：“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302] 他极力搜求王羲之墨迹，共得王羲之真迹行草290纸，草书240纸。他命拓书人冯承素等四人各拓《兰亭序》数本。

欧阳询（557—641年）和虞世南（558—638年）同是由陈入隋而终于唐初的大书法家。欧阳询以骨气劲峭、法度严整为特色，代表作品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的书法“内含刚柔”，“姿荣秀出” [303] ，孔子庙堂碑是他的代表作品。褚遂良（596—658年），综合各家所长，又微参以隶书的笔法，别创一格，他的代表作品有三藏圣教序等。

盛唐的颜真卿（708—784年），把篆书的中锋和隶书的侧锋结合起来，运用到楷书上，使书法起了很大的变化。用笔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画如棉裹铁。字的曲折处圆而有力，如折钗股。他的书法气势雄浑，形体敦厚。他的传世作品较多，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多宝塔碑等都是极著名的。

柳公权（778—865年）的书法与颜真卿齐名。他吸取了欧、颜二家之长，写的字谨严而又有开阔疏朗的神致，代表作品有李晟碑、玄秘塔等。

唐代草书也有很高成就。孙过庭、张旭和怀素等都很著名。

乐舞 　隋和唐初，宫廷乐舞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享时演奏的燕乐。燕乐是宫廷宴会时演奏的，是宫廷礼乐的一部分。隋炀帝定九部乐，唐太宗改为十部乐，有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和康国乐。其中燕乐和清乐是汉族的传统音乐。西凉乐是十六国时期在凉州一带形成的，它融合了中原旧乐和龟兹乐，乐器有中原的钟、磬、笙、箫，南方的法螺（贝）和西域的竖箜篌、横笛等。龟兹乐传入内地后，其声亦多变易。它的15种乐器中有6种是鼓。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

高宗以后，艺术家根据民族传统，吸取了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乐舞的精华，创作了许多新的乐舞，逐渐形成了坐立二部伎，十部乐逐渐废亡。坐部伎舞队规模较小，只有3—12人，乐队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伎舞队规模很大，有60—180人，乐队站着演奏。

玄宗时，出现了以清乐为主，“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304] ，演奏新声的法曲。玄宗选坐部伎子弟和宫女数百人于梨园教习法曲，称皇帝梨园弟子。

不仅是宫廷乐舞，民间乐舞也有了很大发展 [305] ，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还有沿街卖唱的歌者。人们手牵着手，踏地为节，边歌边舞。这种民间自娱形式的踏歌更是节庆活动乃至送别时不可缺少的节目。

隋唐舞蹈有软舞和健舞之分。软舞有鸟夜啼、凉州、回波乐等；健舞有剑器、胡旋、胡腾等。柘枝舞来自中亚的石国，本是健舞，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接近软舞。

唐代的乐曲，长的叫大曲，短的叫杂曲。五七言诗都可以配在乐曲里唱，新发展起来的词就是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制的。唐代的大曲都是舞曲，每曲分12大段，结构很复杂。

参军戏、踏摇娘、兰陵王等具有故事情节的戏，在唐代仍旧流行，内容不断丰富。木偶戏也很流行，叫做窟礓子。

隋唐的杂技也很发达，除了在宫廷、城市表演，杂技艺人还巡村演出。从唐人的壁画中，我们可看到当时杂技表演的片断。

五　科学技术

天文历算 　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第一次运用了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来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是一部比较高深的数学著作。高宗时，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十部算经。十部算经由唐朝政府规定作为算学的教本。

隋代刘焯造皇极历，吸取北齐张子信关于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的成果而加以损益，他发明了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来推算每天的太阳视运动速度。高宗时，李淳风造麟德历，抛弃了以每月29日和30日相间排列的“平朔”，而采用按照太阳和月亮位置真正相合的时刻来定朔日的“定朔”。

唐玄宗命僧一行（683—727年）主持改历。一行与梁令瓒合作，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用它测量了28宿距天球北极的度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

一行根据南北各地实测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日影短长的结果，推翻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证明影差和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他又根据在河南浚仪、扶沟、上蔡三地实际测量的结果，得出大率351里80步（唐度，合现在的123. 7公里）而极差一度的结论，与现代值相对误差11. 8%。这个数字虽不准确，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地面实测子午线的长度。

一行的大衍历在开元十五年作成。一行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在每两个节气之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间距则不同。由此，他还发明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

此外，在开元十三年，一行与梁令瓒合作，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铜仪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也能运行。仪体29转有余而日月会为1月，365转而日周天为1年。铜仪又有两个木人，一个每刻一击鼓，一个每辰一撞钟。这种既能表示天体运动，又能指示时间的仪器是后来天文钟的前身。

医学隋唐医学在分科治疗方面有新的发展。当时已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科，还有针科和按摩科等。

有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写出了很有价值的著作。

隋代巢元方等人撰写的《诸病源候论》，共50卷，分67门，1720论，是一 部研究病因、疾病分类、鉴别和诊断的巨著，对后代医学影响很大。

隋代和唐初的孙思邈（581—682年）以毕生精力贡献于医药学。他特别注意发扬我国古代医师的优良传统。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 [306] 他撰成《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内容丰富。他还重视特效药物的研究和药物的采集方法，后人称他为药王。

玄宗时的王焘撰《外台秘要》40卷，分1104门，记录单方6900多个，对前人成果“并采精英，铨其要妙” [307] 。

唐高宗时，苏敬等人受命重修《本草》，共53卷，称《唐本草》。《唐本草》记录药物844种，其中改正了陶宏景《本草经集注》里错误记述的药物400多种；在新增加的114种药物中，有不少是从波斯和南海传来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

建筑 　赵州安济桥是现存世界最古的跨大弧平的单孔石拱桥。这座桥由隋代匠师李春设计造成，全长约54米，跨距37.02米，券高7.23米。在主券两端的上方，各有两个空腔小券，用以减轻桥身和桥基负重，增加过水面积。这种造桥方法，在世界上是首创的。

隋、唐都城长安是经过隋代建筑家宇文恺、高龙义和唐代建筑家阎立德等设计建筑的。长安城建制严密，规模宏伟。根据考古勘测结果，城东西长9550米，南北8470米，周围约70里 [308] 。在分区、坊市、街道、绿化和水道等方面都有完整的规划。东西对称的布局，棋盘式的街道，宫殿、衙署与坊市的分置，封闭式的里坊和集中的市场，构成了长安和这一时期重要城市布局的特色。

长安宫城、兴庆宫和外郭城北的大明宫，称为三大内。大明宫在唐高宗时建成。它的正殿含元殿面阔11间，进深三间（59. 2×16米），阶基高出平地40余尺 [309] 。宫内的麟德殿分为前、中、后三殿，高低错落，用重廊把大殿和左右的楼、亭连结在一起，结构复杂，规模宏壮，可以适应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宫廷活动。

唐代的木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建于建中三年（782年），佛光寺建于大中十一年（857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 构建筑物。

唐中叶以来，砖瓦建筑在南方各城市逐渐推广。广州、苏州、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的竹木建筑开始为瓦房所代替 [310] 。成都、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的城墙开始包砖 [311] 。

印刷术 　隋唐时候，文化繁荣，读书识字的人增多，单靠抄写书本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因此，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在隋末唐初已经发明，唐初玄奘曾用来印刷佛像，但使用还很不普遍。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 [312] 雕印的历书，在晚唐已广泛流传。

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年）王阶印造的《金刚经》。经券高约30厘米，长约5米，由7个印页粘结而成。卷首是一幅扉画，后面是《金刚经》正文，画和文字都刻得很精美。刀法的纯熟和印刷的清晰，足证当时的刻印技术已经很成熟。现存的唐代印刷品实物还有乾符四年（877年）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年）历书等。1953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龙池坊卞家印卖《陀罗尼经》，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印本。

唐朝末年，印刷术已流行于东川、西川、淮南、江南、浙东、江西和东都等地。出版的书有字书（如《玉篇》）、韵书（如《唐韵》）、历书、佛经、咒本和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术数书。成都是当时印刷业的一大中心，一些书肆大量出售雕版印刷的书籍 [313] 。

印刷术发明以后，从我国逐渐传播到全世界。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第五节　唐代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中国和亚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进一步频繁起来。亚洲各国的商人、僧侣和学者不断来到中国，聚集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大城市中。当时中国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当时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通比较发达。陆路由今天的河西走廊经新疆至中亚、西亚和巴基斯坦、印度；由四川经西藏至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印度；由云南至缅甸和印度；由河北经辽东至朝鲜。

海上交通的主要路线是从广州通向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伊朗和阿拉伯。唐朝中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314] 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四千余艘。唐朝末年，泉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唐的商船也远航马来半岛、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唐朝后期，由于中国水手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发达。中国商船可以直航日本，新罗的船只也时时往来于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

唐代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交往 　隋唐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9世纪中叶，在今山东、苏北沿海诸县，有许多新罗坊，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侨居中国的新罗人民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力作，他们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新罗商人的船只来往于今山东、江苏沿海之间，并常常航行到日本 [315] 。

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前，新罗贵族就开始派遣他们的子弟来唐留学。统一以后，更有大批留学生来唐。开成五年（840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回国的就有105人。有的新罗人在唐应科举，考试及第。其中如崔致远12岁入唐，18岁中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流传到现在。新罗国学里，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项目。新罗的士大夫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唐玄宗派使臣到新罗时，考虑到“新罗号君子国，知诗书”，特别挑选了经学家邢 前去。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

新罗人民在唐以前就已经利用汉字作为记事的工具。到7世纪中叶，他们又创造出了“吏读”，利用汉字字形作为音符，表示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使用，以帮助阅读汉文。

唐朝时期中国的天文、历法和医书传入新罗，新罗的绘画、雕塑和音乐也受到中国的影响。现存庆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萨像，与唐的石刻造像，风格十分相近。

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两次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来中国，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直接来隋学习中国文化。唐朝初年，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和学问僧僧旻先后回国。他们大力介绍中国文化，对于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日本的养老令源出唐令，日本的平城京也是仿照长安城的设计修建的。

在唐代，日本前后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都挑选博通经史、娴习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最近，在西安发现了一方《井真成墓志》，这是首次发现的在唐日本留学生的墓志。

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带来彩帛、香药、珍宝等，带回乐器、书籍、经卷、佛像等。留学生吉备真备把中国在科学上取得的新成就介绍到日本。学问僧空海带回大批真言宗（密宗）的经典，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空海编写的《文镜秘府论》和《篆隶万象名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对中日文化交流很有贡献。唐人的文集，在9世纪后大量输入日本，白居易的诗歌尤其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这种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

日本正仓院现存的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唐代文物，是唐代中国和日本广泛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

去日本的唐朝僧人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也有很大贡献。鉴真（688—763年），姓淳于，扬州人。他在十多年中，经过六次努力，才实现渡海的愿望，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到达日本。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年近七旬了。鉴真把戒律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佛像雕塑的艺术介绍过去。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及卢舍那佛，就是鉴真及其弟子在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创建的。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学，他以鼻嗅辨正日本药物的真伪，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唐代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往 　隋唐时期，中国和尼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骠国（今缅甸卑谬一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国建立了联系。许多中国僧人到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求经礼佛，其中玄奘和义净对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文化的沟通，贡献最为突出。

玄奘（596—664年）姓陈，河南缑氏（今偃师南）人。贞观初年，他从长安 出发西行，抱着“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316] 的决心，在高昌王麴文泰的帮助下，战胜了沿途流沙雪山、严寒酷暑等种种障碍，经过现在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终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北部游学了三年，随后来到当时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伽雅城西北），学习《瑜伽师地论》。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了五年以后，玄奘继续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巡礼求学。经过五六个年头，又回到那烂陀寺，在那里主讲《摄大乘论》，发表了重要的论文《会宗论》，并在辩论中驳倒了他的论敌。642年，戒日王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诺吉城）举行了一次佛教经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和各派僧人数千人参加。在大会上玄奘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玄奘从印度取回佛教经典657部，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长安。他在长安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佛经。根据他在旅行中的丰富见闻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我国新疆以及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境内的138个古国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和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7世纪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

玄奘启程返国后不久，戒日王的使臣就来到了长安。唐太宗与戒日王互通使节。太宗、高宗时期，唐使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天竺和尼婆罗，访问了许多地方。

义净（635—713年）姓张，范阳人。他于高宗咸亨二年（671年）从广州乘船出国，在那烂陀寺学习了十年，又到室利佛誓、末罗瑜（均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继续搜求和抄写佛经。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到洛阳，取回的经、律、论约有400部。义净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介绍了当时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和生活、文化方面的情况，记载了当时去印度的中国僧人的经历。

印度来唐参加译经的僧人，见于记载的先后有二十余人。有一些僧人通医学、善治眼病。印度的天文学者在长安司天台中担任职务，参加历书的制订工作，并翻译了印度九执历。他们对中印文化交流，也起了促进作用。

印度梵文传入中国后，促进了汉语音韵的研究。隋代出现了《切韵》，唐代也有许多研究音韵的书。僧守温还仿拟梵文字母的体系，择定了汉语的 30个字母 [317] 。

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的王子率领乐队来到长安，《新唐书•骠国传》详细地记载了骠国乐的曲名和所用的乐器。

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北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与中亚的康国、石国、安国等昭武诸国和西亚的波斯交往频繁，不断互通使节。永徽二年（651年）唐与大食建立了联系。拂菻（东罗马帝国）的使臣也曾几次来唐。

许多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商人在中国定居下来，有的经营珠宝、香药，买卖丝绸，放高利贷，也有的开店出售胡饼、毕罗和波斯名酒三勒浆。还有许多商人来往于中国和亚洲各国之间，贩运商品，进行贸易。据开元时慧超记载，当时波斯人泛海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 [318] 。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开罗附近，发现了唐代的青白瓷器。近年在新疆还发现了公元7世纪的商人窖藏，有波斯和阿拉伯银币947枚，金条13根。

751年怛逻斯战役中，高仙芝军为大食所败，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此后，造纸术又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传入阿拉伯国家，大食首都就有中国的纺织工匠 [319] 。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炼丹术和硝，也在唐代传去。

中亚石国和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传到长安，中亚的音乐在长安也很流行。

* * *

[1] 　《册府元龟》卷四八七《赋税》:“（开皇）二年，颁新令。”

[2] 　《北史》卷一一《隋本纪》。

[3] 　据唐制，18岁以上的中男，须服杂徭，杂徭有时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4] 　《隋书》卷六八〇：“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

[5] 　《通典》卷七《丁中》。

[6] 　《隋书》卷二《高祖纪》。

[7]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8]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9]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101页。

[10] 　《大业杂记》，《指海》本，下同。

[11] 　《旧唐书》卷六七《李 传》。

[12] 　《大业杂记》。

[13] 　《隋书》卷三《炀帝纪》。

[14] 　到唐朝的时候，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继续发展，韩愈和柳宗元在列举海外贸易时，都提到流求。诗人施肩吾有诗叙述澎湖人民的生活。台湾还发现了唐宋时代的瓦瓶和古钱等器物。

[15] 　《隋书》卷八一《流求传》。

[16] 　《隋书》卷四○《王谊传》。

[17]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8]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

[19]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20] 　《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四》。

[21] 　《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律》拣点卫士、征人条。

[22]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阿斯塔那100号墓文书》，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21—227页。

[23]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

[24] 　根据历史记载，唐律共500条，此处系根据现存唐律律条计算。

[25]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

[26]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

[27]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

[28] 　《贞观政要》卷二《直谏篇》。

[29] 　以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为准。据《隋书》及《旧唐书·地理志》有关材料统计。

[30] 　唐天宝三年以前的制度，男年16岁为中男，21岁为丁男，60岁为老男。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等为废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为笃疾。

[31] 　《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

[32] 　《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占田过限条。

[33] 　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八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34] 　隋炀帝除妇人、部曲、奴婢之课，大约同时也废除了他们受田的制度。在隋炀帝以前，一夫一妇的应受田为140亩，隋炀帝废除妇人受田的制度，自后改为一丁受田百亩。

[35] 　《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差科赋役违法条。

[36]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十月。《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论政体》，卷四《论教戒太子诸王》等。

[37]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38]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39]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40]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41]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42]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陈君宾传》。

[43] 　《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

[44]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年九月。

[45]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 传》。

[46] 　《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

[47]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显庆四年；卷二〇一，龙朔三年、麟德元年。

[48] 　据《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资治通鉴》误系于显庆二年。

[49] 　《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

[50] 　《唐大诏令集》卷三《改元光宅诏》。

[51] 　调露元年（679年）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后，唐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以西托克玛克城附近）筑城设镇，取代焉耆。

[52] 　《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

[53] 　《陈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

[54]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55]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56]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琚传》。

[57] 　《新唐书•选举志下》，《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一》。

[58] 　《齐民要术》卷一《耕田》。

[59] 　《太平广记》卷二五〇《邓玄挺》。

[60]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61] 　同上。

[62] 　《通典》卷一二《轻重》。

[63] 　《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太府卿条，《通典》卷六《赋税下》。

[64] 　《唐语林》卷四《贤媛篇》明皇柳婕妤条。

[65] 　陆羽《茶经》卷中《盌》，《陶说》卷二《古窑考》，《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

[66]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101页。

[67]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9页。

[68] 　本段据《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右藏署令条，《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元和郡县志》相关卷，《通典》卷六《赋税下》。

[69] 　据《通典》卷六《赋税下》天宝计账计算。

[70]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条，《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停修大明宫诏》。

[71] 　《唐六典》卷六《都官郎中员外郎》条，参《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监条。

[72]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光宅元年九月。

[73]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条。

[74] 　《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凡诸州匠人长上条，《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少府监》和《将作监》，《鸣沙石室古佚书初编·水部式》。

[75] 　《长安志》卷七唐京城条所记“郭中南北十四街”，意思是从南数到北，共有十四条大街。这些街就是今天说的东西大街。同条所记“东西十一街”意同，也就是今天说的南北大街。

[76] 　《长安志》卷八《东市》。

[77] 　《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越州镇戍等城垣条，《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两京诸市署》。

[78] 　《周礼注疏》卷一五《肆长》条贾公彦疏：“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者也。”

[79]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条。

[80]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81] 　《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

[82] 　隋开皇中均田，狭乡每丁只有20亩；唐贞观时，灵口每丁有田30亩。唐储光羲诗：“种黍三十亩。”这是当时地狭人稠地区的一般情况。

[83] 　据《通典》卷六《天宝计账》中地税数，可知当时唐政府所掌握的实际垦田数为620万顷。当时唐政府所掌握的户数为890余万，平均每户约得70亩。

[84]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李翱《李文公集》卷三《平赋书》。

[85]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申理冤屈制》。

[86] 　《旧唐书》卷一〇〇《毕构传》。

[87]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申理冤屈制》。

[88] 　《陈子昂集》卷八《上军国利害事·人机》，参《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垂拱元年。

[89] 　《陈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

[90] 　《唐会要》卷四十九《像》。

[91]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诫励风俗敕》。

[92]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

[93]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四《处分朝集使敕之五》，《册府元龟》卷一〇五《惠民》开元二十年二月辛卯制。

[94] 　《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天宝十一载诏。

[95] 　《通典》卷二《田制下》原注。

[96] 　据杜佑估计。见《通典》卷七《丁中》及原注。

[97]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陈子昂集》卷五《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

[98]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99]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条。

[100] 　《通典》卷六《赋税下》，《全唐文》卷二五玄宗《安养百姓及诸改革制》。

[101] 　据《通典》卷六《赋税下》天宝计账计算。

[102] 　《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

[103]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104] 　《唐会要》卷七二《府兵》，《新唐书》卷五〇《兵志》。

[105] 　《通典》卷三二《都督》原注：“初，节度与采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

[106]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年二月。

[107] 　《通典》卷六《赋税下》。

[108] 　《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

[109]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

[110]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年。

[111] 　《南诏德化碑》。

[112] 　《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

[113] 　突厥文《阙特勤碑》，见《突厥集史》卷一六，第880页。

[114] 　《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

[115] 　《通典》卷一九八《突厥中》。

[116] 　《张曲江文集》卷一一《敕突厥苾伽可汗书》、《敕突厥可汗书》。

[117] 　《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门》。

[118]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

[119] 　回鹘即回纥，贞元五年(789年)更名回鹘。回鹘盛时辖地甚广，有一部分在我国境内。回鹘人又是后来我国天山以南地区的维吾尔族的主要祖源。

[120]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121]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参《唐会要》卷九八《回纥》。

[122]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123]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

[124] 　唐在西突厥旧境设置的府州，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有匐延都督府（以处木昆部置，在塔城一带）、盐泊州都督府（以胡禄屋阙部置，在乌苏一带）、双河都督府（以摄舍提暾部置，在博尔塔拉河流域）、鹰娑都督府（以鼠尼施处半部置，在裕勒都斯河流域）、轮台州都督府（乌鲁木齐一带）、金满州都督府（以处月部置，在吉木萨尔一带）、凭洛州都督府（乌鲁木齐东北）、沙陀州都督府（巴里坤一带）以及金附、阴山、大漠、玄池四州都督府（俱以葛逻禄部置，在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流域）等。

[125]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3页。

[126]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36页，第45—46页。

[127] 　参考《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2页。

[128]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

[129] 　《新唐书》卷二一、二二《礼乐志》。

[130]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131]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8页。

[132] 　同上书，第4页。

[133] 　同上书，第7—8页。

[134] 　《通典》卷一九〇《大羊同》。

[135]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0、19—20页。

[136] 　《文物》1960年第六期，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

[137]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55、59页，《资治通鉴》卷二○五，万岁通天元年。

[138] 　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攻下了安乐州，吐谷浑的残部再度迁徙到朔方、河东一带。

[139] 　樊绰《蛮书》卷四《名类》。

[140] 　《蛮书》卷四《名类》，卷五《六脸》。

[141] 　《辽史》卷二《太祖纪赞》。

[142]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143] 　《辽史》卷二《太祖纪赞》。

[144] 　《辽史》卷七三《萧敌鲁传》。自萧敌鲁五世祖胡母里起，世为决狱官，其时约当八九世纪之交。决狱官即阻午可汗或略后所置。

[145]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上》，卷三四《兵卫志》。

[146]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按《通典》原文有误，此处是核算后改正的数字。

[147] 　《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148] 　《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149]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大历四年敕。

[150] 　《旧唐书》卷一一八，《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151]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152] 　同上。

[153] 　《唐会要》卷八五《逃户》宝应元年敕。

[154] 　《新唐书》卷一四五及《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建中元年正月赦文，参《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条》“每至定户之际”下数语。

[155] 　李翱《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

[156]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157]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

[158] 　《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

[159] 　《唐会要》卷八四，元和十五年。

[160]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卷一二三《刘晏传》。

[161] 　《元次山集》卷十《请省官状》。

[162] 　《全唐文》卷四三〇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

[163] 　《全唐文》卷六八九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

[164]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165] 　《韩昌黎集》卷二五《韦公墓志铭》。

[166] 　《白香山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铭》。

[167] 　《全唐文》卷三一四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李翱《李文公集》卷十二《东川节度使卢公传》。

[168] 　《权载之文集》卷四七《论江淮水灾上疏》。

[169]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南郊赦》。

[170] 　《元和郡县志》卷二八《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七百万驮，其数过大，疑有讹误。浮梁茶业最盛，参白居易《琵琶行》及李肇《唐国史补》。

[171] 　《全唐文》卷八〇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172] 　《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湖州长城县》。

[173] 　《元和郡县志》卷三二《雅州严道县》，《唐国史补》下。

[174] 　《吕和叔文集》卷六《京兆韦府君神道碑》。

[175] 　《全唐文》卷五三〇顾况《韩公行状》。亳州治谯。

[176] 　《元和郡县志》卷二六《越州》，参白居易《新乐府•缭绫》。

[177] 　《元和郡县志》卷二八《宣州》，参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

[178] 　《刘梦得文集》卷一四《答饶州元使君》。

[179] 　《唐国史补》下。

[180]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0页。

[181] 　《唐国史补》下。

[182]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1页。

[183] 　《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参《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记序》。

[184]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185] 　《元和郡县志》，《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186]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187] 　《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188] 　《旧唐书》卷一四六《杜亚传》。

[189] 　《全唐诗》王建四《寄汴州令狐相公》，五《夜看扬州市》；《唐会要》卷八六《市》开成五年。

[190]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191] 　《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河北道德州归化县》。开元乃贞元之误。

[192] 　《刘梦得文集》卷二。

[193] 　白居易《新乐府•盐商妇》；《刘梦得文集》卷二《贾客词》，《外集》卷八《夜闻船中筝》。

[194] 　《太平广记》卷四九九《郭使君》。

[195] 　《樊川文集》卷五《战论》。

[196] 　牙兵即衙兵，是节度使的亲兵，初，河北各镇节度使选军中强健者，丰给厚赐，以自卫；后来，他们父子相袭，亲党磐结，便形成为一个特殊的军人集团，节度使的废立，往往由他们决定。

[197] 　《通典》卷六《赋税下》。

[198]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199] 　《唐会要》卷八八《盐铁》元和十五年九月条，长庆元年三月敕条；《唐大诏令集》卷七〇《长庆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

[200]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唐宫中习称皇帝为大家。

[201] 　《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202] 　《旧唐书》卷一七六《杨虞卿传》。

[203] 　《旧唐书》卷一八《武宗纪》。

[204]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205] 　《元氏长庆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

[206]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赦文》、《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两税法原定“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但不久寄住衣冠户就又可以享收输税全轻和免除差役的权利。

[207] 　《全唐文》卷八六六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208] 　《全唐文》卷八〇四刘允章《直谏书》。

[209] 　《全唐文》卷八二宣宗《受尊号赦文》。

[210] 　《旧唐书》卷一六七《宋申锡传》。

[211] 　《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大中五年。《全唐文》卷八三懿宗《勾并年终赋租委御史郎官论奏制》。

[212] 　《全唐文》卷七一五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

[213]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刘 传》。

[214] 　《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会昌六年；《唐孙樵集》卷三《书何易于》。

[215]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216]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赦文》，卷八一宣宗《禁加徵熟田敕》。

[217]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218] 　《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大诏令集》卷七〇《宝历元年正月南郊赦》。

[219] 　《唐会要》卷八四《租税下》大中四年正月制，《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220] 　《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221] 　《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

[222]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十二月。

[223]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88页、第116页。

[224] 　《唐国史补》下。

[225] 　《文物》1959年第七期《跋唐蕃会盟碑》。

[226]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46—149页。

[227]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57页。

[228] 　《蛮书》卷五《六 》，卷六《城镇》。

[229] 　《蛮书》卷五《六 》。

[230] 　《蛮书》卷九《南蛮条教》。

[231]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

[232] 　《蛮书》卷六《城镇》，卷七《云南管内物产》。新传“人岁输米二斗”系六 即六诏本部征税之制；《蛮书》所载“其余悉输官”，明言“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守催促”，乃城镇即节度使管下对被征服民族剥削之制。

[233] 　《蛮书》卷六《城镇》云南城条，参卷五《六 》阳苴 城条，白崖城条。

[234]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

[235]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236] 　《辽史》卷二《太祖纪赞》，卷五九《食货志》。

[237] 　参看《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238]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唐人习称渤海国为渤海靺鞨，《册府元龟·外臣部》各卷均以渤海靺鞨为称，《旧唐书》卷一九九下亦以渤海靺鞨为传题。

[239]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2页。

[240]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门》，《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门》。

[241] 　《杜阳杂编》下。

[242] 　《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有“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的记载，但史学工作者多认为室韦指室韦山，即今鞍山之千山，实不在室韦诸部境内，详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42页。

[243] 　《隋书》卷八四《室韦传》。

[244]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

[245] 　《魏书》卷一百《室韦传》。

[246] 　《全唐文》卷九〇七玄奘《谢高昌王送沙弥及国书绫绢等启》。

[24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释教在道教之上制》，《全唐文》卷九七《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

[248] 　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

[249] 　湛然《金刚錍》。

[250] 　宗密《原人论》。

[251] 　《旧唐书》卷一八三《薛怀义传》；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252] 　道绰《安乐集》卷上。

[253] 　善导集记《观念阿弥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门》。

[254]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三年。

[255]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参《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

[256]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二年六月丁卯条。

[25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拆寺制》。唐朝寺院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

[258] 　《全唐文》卷七八八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

[259]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

[260] 　《唐会要》卷四九《僧道立位》。

[261]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作文中子，误。

[262] 　《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

[263] 　《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

[264]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265] 　陈寅恪《论韩愈》，见《金明稿丛稿初编》。

[266] 　《韩昌黎集》卷十一《原性》。

[267] 　《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268] 　《柳河东集》卷十四《天对》。

[269] 　《柳河东集》卷一《贞符》。

[270] 　《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

[271] 　《刘梦得文集》卷十二《天论》。

[272] 　《隋书》卷二《高祖纪》开皇十三年。

[273] 　《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

[274] 　《史通》卷十八《杂说下》。

[275] 　《史通》卷七《直书》。

[276] 　《史通》卷五《采撰》，卷十《杂述》，卷十八《杂说下》。《史通》卷七《鉴识》，参《探赜》。

[277] 　《旧唐书》卷二十六《礼仪志六》大和六年太常博士顾德章议中所引《定开元六典敕》。

[278] 　杜佑《通典》卷一。

[279] 　《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280] 　《全唐诗》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

[281] 　《全唐诗》高适《苦雨寄房四昆季》，《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

[282] 　《全唐诗》杜甫十二《戏为六绝句》。

[283] 　《元氏长庆集》五六《杜子美墓志铭》。

[284] 　《全唐诗》杜甫七《写怀二首》之一。

[285] 　《全唐诗》白居易《伤唐衢二首》之二。

[286] 　《韩昌黎集》卷十六《答陈生书》。

[287] 　《柳河东集》卷三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288] 　《韩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翊书》，《韩昌黎集》卷三四《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集》卷十五《上襄阳于相公书》。

[289] 　《新建设》1961年第六期汤用彤《康复札记》四则之三《何谓俗讲》。

[290] 　段安节《乐府杂录》文叙子条。文叙，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作文淑。

[291] 　赵璘《因话录》四。

[292] 　《才调集》八。

[293] 　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

[294] 　《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

[295] 　段成式《寺塔记》卷上常乐坊赵景公寺条。

[296]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297] 　《宣和画谱》卷五《人物》张萱条，卷六《人物》周昉条。

[298] 　《历代名画记》卷九李思训子昭道条。

[299] 　《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

[300] 　《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301] 　《历代名画记》卷九曹霸条，韩干条；卷十边鸾条，韩混条，戴嵩条。参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302]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303] 　《张氏法书要录》卷八张怀瑾《书断》。

[304] 　《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

[305] 　参见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06] 　《千金要方序》。

[307] 　《外台秘要序》。

[308]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5页。

[309]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7页，《唐长安大明宫》三（一）。

[310] 　《新唐书》卷一二四《宋璟传》，卷一六一《王仲舒传》，《韩昌黎集》二五《韦公墓志铭》。

[311] 　《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新唐书》卷一七四《牛僧孺传》。

[312] 　《全唐文》卷六二四。参《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及卷一六八《冯宿传》。

[313] 　《爱日斋丛钞》卷一。

[314] 　《唐大和尚东征传》。这里的波斯，一般认为是苏门答腊岛北岸的pasé。

[315]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卷二。

[31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317] 　守温制定30字母，其后经宋人修订为36字母。参《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十四期，罗常培《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

[318]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319] 　《通典》卷一九三《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