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7年冬十月，刘邦在霸上接受秦孺子婴的投降。汉朝的纪年即从此开始1。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是为汉高祖。至汉十二年，刘邦卒。这十二年，是西汉皇朝创立的时期。此后，吕后当政十五年（前195—前180年）2，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前180—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前157—前141年）。在这约五十五年中汉家皇朝得到了巩固。
1汉初沿用秦《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故公元前207年冬十月起即为汉元年。而元年的大部分月份都在公元前206年。
2公元前195年至188年名义上是惠帝刘盈（刘邦之子）在位，但实权由吕后所掌握，故《史记》以《吕太后本纪》接《高祖本纪》。
第一节 对楚战争的胜利
刘项入关后的分歧
秦皇朝以后，农民军反秦的斗争转化为农民军领袖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主要是刘邦和项羽这两大反秦主力之间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战争。
当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函谷关，就可在其地封王。刘邦入关后，就以掌握关中权力的人自居，派军扼守函谷关。项羽在巨鹿大战取胜后，听说刘邦已到关中，便连夜带领大军西进。项羽被挡在函谷关前，大怒，督军破关。于是刘、项两大主力都进入关中，双方在政治上策略上表现出根本性的歧异。
刘邦进关之后，很注意对居民和降将的安抚，实行宽厚政治。汉元年（公元前207年）冬十一月，刘邦召集关中父老宣告：天下苦秦法久矣，我入关就是为废除秦朝苛法，实行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派使者周行各县乡邑，以此告谕百姓。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1。刘邦在约法三章中提出来的“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人身生存权的要求，是政治上很重要的大事。刘邦的作法获得关中民众的欢迎。项羽的做法恰好相反，他到处大肆杀戮。他率大军西进时，路过新安（河南今县），听说章邯降卒因受楚军士侮辱而有怨言，便连夜阬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城南。
汉元年冬十二月，项羽驻军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准备向刘邦进攻。当时，项羽有大军四十万，号称百万，而刘邦的兵力只有十万。刘邦被迫求和，听从张良谏议，亲至鸿门项羽大营中卑辞言好。范增劝项羽在宴席上杀死刘邦，项羽没有答应，刘邦借故退席回去。数日后，项羽率兵至秦都咸阳大肆屠杀，杀了秦子婴，放火烧掉秦朝宫殿，大火燃烧三月不熄。他还掳掠了大批财宝、妇女，“秦民大失望”1。
刘邦志在夺得天下，有政治眼光。刘邦军队入咸阳后，萧何独先入秦丞相府收集天下图籍收藏起来，因而刘邦得以具体掌握各地险要、户口多少、强弱形势。刘邦见秦宫殿华美，有住下享受之意。樊哙、张良劝阻说：这些奢丽的宫殿是秦朝无道而灭亡的物证，若住下去，等于助纣为虐。沛公若欲有天下，就不能在宫中停留。于是刘邦退出咸阳，还军霸上。这些都表明刘邦及其部下已开始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新政权作准备。项羽的手下也有人劝说项羽，关中形势险要，且又富庶，可以凭此称霸天下。但项羽则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2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春，项羽在各支反秦势力自封为王的既成局面下，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他调整诸王土地，把自己的亲信分封于各王国的善地为王，而徒置诸故王于其原据地的边缘3。他名1《史记·高祖本纪》。
1《史记·项羽本纪》。
2《史记·项羽本纪》。
3如立司马卬为殷王，据河内；张耳为常山王，据有赵地；立臧荼为燕王，都蓟。徙赵王歇为代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
义上尊楚怀王为义帝，却把他由彭城迁郴（今属湖南省），并在半途中把他杀了。项羽完全背弃当初怀王与诸将的约定，改封刘邦为汉王，让他僻处于汉中、巴、蜀的一隅。又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利用他们堵死刘邦的出路。项羽立了十八个王，并自立为西楚霸王。项羽这一措施不但不能收拾割据局面，反而加剧了割据。四月，项羽及各诸侯王罢兵各就国。但不久，田荣就在齐地起兵，自立为王，又有彭越起兵于梁，陈余起兵于赵，出现了诸侯王混战的局面。
对于项羽违约和排挤刘邦的行为，刘邦手下众将是不服气的，他们主张与项羽硬拼。在此关键时刻，萧何警告刘邦保持清醒头脑，若要硬拼，无异送死。他劝刘邦看得长远，接受封号，到汉中去安抚百姓，积蓄力量，最终定能拥有天下。于是刘邦率军至汉中，诸侯吏士民众慕从者有数万人。韩信也在此时背楚归汉。刘邦采用张良计策，烧绝所过栈道，向项羽表示无意东归。八月，刘邦采纳韩信建议，部署还兵关中。他引兵从故道出，连续击破章邯、司马欣、董翳军，夺取了函谷关及其以西地区。
汉楚在荥阳、成皋间的相持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自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渡黄河，又经洛阳，向东进军。这时，项羽正率军北上山东作战，北至北海，“烧夷城郭、宫室，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多所残灭。齐民相聚叛之”1。刘邦利用彭城空虚，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人大举东伐，又得彭越率兵三万余人来归，遂攻入彭城。项羽闻讯，率三万精兵回师反击。睢水一战，刘邦大败，仅剩数十骑逃到砀（今安徽砀山南）。刘邦收集逃散的士卒，退至荥阳。诸败军至此会合，又得镇守关中的萧何征集补充兵员送来，汉军复振。刘邦策动九江王英布举兵叛楚，牵制项羽兵力。随后派韩信等攻占魏、赵两地。汉、楚双方在荥阳、成皋一带相持，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项羽大军曾把刘邦包围在荥阳，刘邦用计得脱，退入关中，留少数兵力固守荥阳。此后，改从武关出军宛、叶（今河南南阳市及叶县南）。项羽引兵南下，汉军坚壁拒战。当时，彭越常在项羽后方断其粮道，又在下邳（今江苏邳县）大破楚军。项羽背后受到威胁，只得移兵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上，再次进军成皋。项羽打败彭越后，回兵攻拔荥阳，再夺成皋。刘邦派卢绾等率师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北）南下，与彭越会合，夹击项羽后方，烧毁其粮食积聚。与此同时，韩信也平定了齐地。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项羽不得不再次东征彭越，而留大将曹咎守卫成皋。汉军进攻成皋，楚军坚守不出。汉军故意在阵前辱骂，激怒曹咎，待楚军出动半渡氾水时，大破楚军，曹咎自杀。项羽引兵西还，楚汉双方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相持不下。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项羽既多方面受敌，后方供给又不断受到袭击，楚军缺粮而士气疲惫，汉军则粮多而士气高涨，汉军居于优势。刘邦趁机跟项羽讲和，双方约定以鸿沟（在中牟县）为界，“以西为汉，以东为楚”1。
楚汉战争共五年时间，而两军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争夺即有三年，刘邦的军事力量在相持中逐步由劣势变为优势。最后项羽陷入“兵疲食尽”1《史记·项羽本纪》。
1《汉书·高帝纪》。
的困境，他被迫同意划鸿沟为界，表示了他已不与刘邦争天下了。
垓下之围和项羽之死汉四年（公元前203年）秋九月，项羽引兵东归。刘邦采纳张良、陈平的计策，毁约乘胜追击。汉五年冬十月，刘邦追项羽至固陵（河南淮阳县西北），韩信、彭越却未应约联合击楚，汉军又被项羽打得大败。刘邦为了取得韩信、彭越全力支持对楚作战，划分睢阳（今河南商丘）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南）之地归彭越所有，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至于海滨之地归齐王韩信所有。至此，刘邦部署了对项羽军队的包围，汉军及韩信、彭越、英布的军队一齐指向项羽。决定刘项胜败的最后一役来到了。十二月，项羽至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被围数重。入夜，汉军四面唱起楚歌，动摇了项羽军心。项羽半夜惊起，以为楚军尽为汉所虏，饮酒帐中，悲歌慷慨。他连夜带领壮士八百余人骑马突围南走。天明后渡过淮河，从骑只剩百余人。项羽至阴陵（今安徽凤阳南）迷路，向路旁一位老农问路。老农故意指给他错误的方向，于是陷入大泽之中，被汉军快骑追上。
项羽引兵向东，跟随的只剩下二十八骑，追击他的汉军骑兵却有数千人。项羽陷入重重包围，无法逃脱，对随从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时他还要显示他“溃围，斩将，刈旗”的勇气，大呼驰下，汉军披靡。汉郎中将杨喜追项羽，项羽瞋目叱咤，杨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1。项羽果然三次溃围，斩杀汉将数人。左右皆慑服。
项羽来到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边上，乌江亭长要用船载他过江。项羽不肯，说：“我带领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与随从下马步行，与汉军短兵接战。项羽杀汉军数百人，自己也负伤十余处，最后自刎而死。
汉初君臣说刘项成败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定陶（山东今县）即皇帝位，建立了西汉皇朝。
楚汉战争经过五年的较量，最后以刘胜项败而告结束，这是历史的一大变局。不可一世的项羽为什么最后失败？出身低微、原来处于劣势地位的刘邦为什么最后胜利？汉初政治人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刘邦君臣在汉朝建立不久的一次庆功宴上曾作过评说。史载：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饻，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1《史记·项羽本纪》。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刘邦富有谋略、知人善任、善于采纳部下谏议，项羽则妬贤嫉能，刚愎自用，确是造成刘胜项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刘邦还十分中肯地评价了“汉初三杰”为创建西汉皇朝所立下的卓著功勋。汉初群臣除张良是韩相的公子外，其余大都出身微贱。萧何、曹参是沛县吏、掾，韩信是无业游民，陈平、王陵、陆贾、夏侯婴都出身平民。郦食其是乡里守门者。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娄敬是挽车的戍卒1。由于他们各自显示出才能，受到刘邦的任用，成为有名的重臣、谋士、武将。项羽则堵塞言路，任人唯亲，最后众叛亲离。谋士范增因一再提出计策不被采用，愤而离开，半路上因气极而死。韩信、英布原先都在项羽军中，终因不受重用而改投刘邦。刘邦周围的文臣武将不仅帮助他战胜了项羽，而且在汉朝开国后为创设制度、治理国家作出卓越的建树。
1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第二节 汉皇朝规模的树立
律令法仪的制定
汉初，朝廷适时地制定律令法仪，定都长安，颁行一系列安定社会的诏令，树立了西汉立国的规模。
所谓律令法仪的制定是指：“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2原先刘邦入关中，废除秦朝苛法，颁布“约法三章”取代它。汉朝初建，丞相萧何“攈摭秦法，权宜于时者，作律九章。”1这有名的《九章律》，比秦朝苛严的律令远为宽缓和简明，成为汉朝制定法律的基础，韩信删定军法，将原来芜杂的一百八十二家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为三十五家2。张苍为章程，包括制定历法和规定汉代度量衡两项3。历法对于确定封建王朝的正朔、安排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当时规定仍用秦朝的《颛顼历》（十月为岁首），被称为“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4叔孙通定礼仪，同是汉初大事。叔孙通原是秦待诏博士，在彭城归降刘邦，拜为博士。刘邦初登帝位，尚未建立起朝廷的礼仪，“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为此感到头痛。叔孙通据古礼及秦仪加以取舍和变通，制定适合汉朝的比较简易的朝仪，经刘邦试观之后，又让朝臣作了一番练习。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长安举行长乐宫落成大典，按照叔孙通所定仪式，文武官员严格按尊卑次序分别列队拜见皇帝，不合仪法者当场被带走，“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5叔孙通被拜为太常。汉初朝仪、宗庙仪法等都由他制定。
定都长安刘邦初都洛阳，不久即定都长安。在定都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主张。群臣原籍在山东，希望都城邻近家乡。他们认为：秦都关中二世而亡，周都洛阳则延续了几百年。洛阳东西有成皋、殽山之险，南北靠着黄河、洛河，可以据险而守。另一种看法是：天下尚未太平，关中三面有险可以固守，一旦有急难，可以动员百万之众东制诸侯。经济上，关中腹地广阔、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因此，建都关中就等于“扼天下之亢而附其背”。“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而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1提出后一种主张的是娄敬2和张良。娄敬当时是挽车的戍卒，从齐到关东服徭役，穿着粗布短衣求见，向刘邦提出这一建议。2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又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1《汉书·刑法志》。
2《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3《史记集解》引如淳曰：“章，历数之章术也。程者，权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4《汉书·律历志》。
5《史记·叔孙通列传》。
1以上见《史记·刘敬列传》和《留侯世家》。
2娄敬建议被采纳，拜为郎中，赐姓刘，故以后称刘敬。
刘邦认为娄敬、张良的主张有远见，予以采纳，随即定都长安。多年来刘邦委任萧何在关中镇守，汉在关中地区统治稳固。不久后，臧荼、陈豨、英布等叛乱，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都是在山东地区发生，汉都长安处在西方，凭借其险要形势控制全国，有利于保持大局的稳定。
汉承秦制与除秦苛法西汉是封建专制的王朝。它在政治机构和政区体制上承续了秦朝的制度。西汉皇朝又是在反秦农民起义大风暴之后建立的，刘邦及其大臣们吸取了暴秦迅速灭亡的教训，在统治思想和政策上又有重大的改变。
“汉承秦制”，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职官制度采用了秦制。皇帝掌握最高权力，实行专制统治。在皇帝以下又同样设置了十二个主要朝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郎中令（武帝时更名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景帝时更名大行令，武帝时又更名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景帝时更名大农令，武帝时又更名大司农）、少府。这些朝臣的职掌也与秦制相同。二是同样实行郡县制，作为全国基本的政区体制。以对居民实行编制为基础，郡辖县，县辖乡、里，而最基层的组织则是编户齐民的什伍。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实行上计制度，上报户口、垦田、赋税的统计数字，作为对郡县长官成绩的考核。郡县制保证了朝廷政策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在汉初，还有势力很大的封国。
汉初政治与秦又有根本性的不同。刘邦把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作为施政的指导方针，这是刘邦进关后所执行的宽厚政治的继续1，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状况所迫切需要的。经历了秦朝十五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战争、楚汉战争长达八年的战乱，汉初社会残破不堪，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2。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社会财富极端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3。面对这种情况，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与民休息，是十分急迫的任务。
刘邦在汉初开国短短七年间，为稳定政权和恢复社会生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政令。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罢兵并遣送回家。同年又连续下诏奖励从事农业生产，规定：一，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二，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回到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以从事农业生产，不准官吏虐待。三，规定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的身份。四，规定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是无爵者一律进爵为大夫，原先是大夫的进1据《汉书·高帝纪》载：当时曾对艰苦支持战争的蜀、汉民众免租税二年。对关中从军作战者，全家免服徭役一年。选用“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授为乡三老、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协助当地教化，稳定基层政权。
2《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3《史记·平准书》。
爵一等，这些人并且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
七年（公元前200年）春，因人户稀少而鼓励生育，规定对增添丁口者给以免服徭役二年的优待。
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二月，连续下两道重要诏令。一是布告天下，朝廷立意要减少赋敛，指出由于对各郡国向朝廷贡献未有作出规定，所以造成献礼过多，向民众征收赋敛过重。命令诸侯王等每年于十月朝献，并规定数额。一是诏令各郡国荐举贤能之士，要求各郡守、诸侯相国若发现有德行、有才能的士人，立即上报，并负责护送到京师。这两道诏令，体现了汉初轻徭薄赋的方针，并成为汉代重视荐举人才的先导。
刘邦实行十五税一，更是汉初轻徭薄赋政策的重要内容。
对历代兴亡的鉴戒汉代能有效地实行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政策的一个深刻原因，是汉初君臣重视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史载：陆生（陆贾）时时前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1。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天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2陆贾指出秦施暴政而致灭亡，继起的汉朝要立稳根基，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用暴力手段夺得天下后，要用宽缓的手段治理天下。刘邦醒悟之后对此十分重视，郑重要求陆贾总结秦亡汉兴以至历代兴衰的教训。《新语》十二篇可以说是汉初君臣共同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体现出汉初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受到刘邦及其群臣的赞赏。
汉初君臣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推动了国家的治理，同时也影响此后汉代政治人物重视评论历史问题。文帝时有贾谊著《过秦论》、《治安策》，贾山著《至言》，都对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正是汉初风气的继续。
1《史记·集解》：“赵氏，秦姓也。”
2《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节 汉家皇权的强化
异姓王的消除
刘邦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国家采取断然手段，逐一消灭掉拥有重兵、专制一方对皇家有威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
西汉初年，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王”。他们据有关东广大区域，朝廷指挥不灵，是国家统一的隐患。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便据北部边境反，刘邦亲自率兵征讨。九月，虏臧荼，立长安侯卢绾为燕王。
六年（公元前201年）冬，有人上书言楚王韩信反。刘邦用陈平计，伪游云梦，与诸侯相会于陈（今河南淮阳）。韩信见征召令，疑惧不知所为，自度无罪，遂见刘邦，被武士所执，载至洛阳。被废去王号，封为淮阴侯。于是韩信常怏怏不快，称病不朝，也不愿与绛（绛侯周勃）、灌（灌婴）同列。
韩王信原先封地在颍川（今河南禹县），处于中原险要地带。刘邦对他不放心，徙他都太原，以御匈奴。高祖六年，匈奴军在马邑将韩王信包围。信投降匈奴，反以兵攻太原。七年十月，刘邦亲自带兵击信。信亡走匈奴，而令其旧将曼丘臣、王黄立赵利为王，与匈奴联合拒汉。刘邦率军北攻，结果在平城被匈奴大军包围七日，用陈平计方得解脱。八年冬，刘邦过赵，发现赵相贯高、赵午等有反谋，遂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
十年（公元前197年）秋至十一年冬、春，有人说韩信与陈豨谋反。陈豨于刘邦自平城还长安时，由郎中封为阳夏侯，任代相国，负责监赵、代边境，边兵尽归他指挥。有人说，陈豨临行，与韩信密谋反汉，韩信为内应，陈豨拜将守边，私人宾客数以千计。赵相周昌请求入见高祖，即言陈豨拥兵在外，又宾客众多，须谨防有变。此年秋，高祖以“太上皇崩”为理由召陈豨，豨称病不至，遂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到邯郸指挥平定。当时形势相当严重，刘邦以羽檄征集彭越、英布等，竟无至者。而陈豨部将侯敞、王黄、张春则分别将兵四处活动攻击，范围几乎波及华北全境。幸得刘邦以重金收买陈豨手下将领，将领多降。汉朝又派遣郭蒙与齐国将领击张春，太尉周勃从太原攻入代地，才得平定叛乱。至十二年，周勃斩陈豨于当城（今河北蔚县）。
当刘邦亲自将兵讨伐陈豨时，韩信称病不从。旧史称，韩信与陈豨勾结谋反，吕后阴与萧何设计将韩信处死，并将其剁成肉酱，遍赐群臣。刘邦听说韩信死了，且惊且喜。但谋反之说不一定可信。后世史家多疑其为诬陷之词。
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由于彭越不应征从刘邦击陈豨，刘邦派人责备，彭越疑惧。部将扈辄劝彭越反叛，彭越不听。后被人上告。刘邦派人至定陶，乘彭越不防备，将他绑赴洛阳。刘邦把他废为庶人，流放蜀青衣（今四川雅安）。在半路上遇吕后从长安东来，欲到洛阳。吕后用计把他载到洛阳，向刘邦报告说，像彭越这样的勇将，流放到蜀，将留下后患。遂找了个借口，将他全族处斩。
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英布先后获知韩信、彭越被处死，即暗中部署兵力，刺探周围各郡动静。后被人告发。刘邦与相国萧何商议，遣使者到淮南国查验。英布闻讯，举兵反叛。当是时，刘邦已经有病，手下诸将领都不是英布敌手，只好带病亲征。此举颇出乎英布意料之外。英布叛军先攻吴，吴王刘贾败走而死。英布渡淮击楚，得胜，继续引兵西进。十二年十月，刘邦率领的汉军与英布军相遇于蕲西（今安徽宿县北）。英布兵败，逃至江南，被当地人杀死于乡民田舍。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又有燕王卢绾反。原先，卢绾曾助汉击陈豨，攻其东北。卢绾派张胜到匈奴，阻止匈奴援救陈豨。张胜却听了臧荼之子臧衍的计谋，反令匈奴助陈豨攻燕，联络陈豨，与汉对抗。卢绾知实情后，又把张胜包庇下来，让他逃匿至匈奴，为燕王秘密联系。又暗中派范齐去找陈豨密谋。谋泄，刘邦两次派人召卢绾，绾称病不行。二月，刘邦派樊哙击卢绾，令皇子刘建为燕王。卢绾带领数千人在塞下观望形势。至四月，闻刘邦卒，遂亡入匈奴。
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先后被消灭。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偏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当时无事，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刘邦在他生前逐一击败异姓王，消灭了威胁西汉朝廷的隐患。但刘邦又在异姓王的旧土上，分封自己子弟为王，以为这是“天下一家”，是维护朝廷的可靠保证。他还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1吕后掌权和诸吕的诛灭刘邦在临终之前嘱咐吕后，身后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人相继任丞相。
公元前195年四月，刘邦卒。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刘盈时年十六岁，尚未成年，生性懦弱，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吕后妒忌心很强，性格残忍，毒死赵王如意，又残害如意之母、刘邦宠姬戚夫人。惠帝无子，吕后取宫内美人之子佯装为惠帝王后所生，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害死。太子立为少帝以后，又被吕后幽禁和害死。赵王刘友也被吕后暗中害死。此后吕后玩弄权术，大封吕姓亲属为王为侯。
从政治大局说，吕后掌握朝政大权的十五年间1，执行的是刘邦确定的休养生息、恢复民力的政策。萧何任丞相，治事省约宽缓。他一生以谨慎细致、善于镇守后方著名。刘邦带兵征讨陈豨、英布等人，萧何都勉力镇抚关中。萧何还曾为长安民众请求刘邦，准许民众利用上林苑空余田地耕种。史称，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2。这充分地肯定了他奉行“与民休息”的为政方针。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卒，曹参代之为丞相。曹参好黄老学说，先任东方大国齐国（当时齐国有七十城）的丞相，他寻找安辑百姓的办法，听说胶西有位善治黄老言的盖公，便派人用重礼请他。盖公告诉他：“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尊敬地安排盖公住在正堂上，治理政事即以清静无为为指针。“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继任汉朝相国后，“举事无所更改，一遵萧何约束”。他任用丞相府的办事人员，标1惠帝纪年七年。惠帝之后，吕后直接称制八年。
2《史记·萧相国世家》。
准是性格宽厚、口舌笨拙者，把贪图功利、玩弄心计者赶走。当时人用歌谣赞颂萧、曹二人治国：“载其清静，民以宁壹。”1意思是两位相国都实行清静无为的方针，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废除一人犯罪诛灭三族的残酷刑律，又宣布取消秦始皇时颁布的百姓家中私藏图书有罪的旧法令。吕后还避免了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当政的十五年中，社会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史称：“孝惠皇帝、高祖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惠帝时，吕后利用权术，胁迫大臣请封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皇宫内外，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吕氏权由此起”。此后，“号召一出太后”3。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因当场反对，冒犯了吕后，立即被夺了相权，让他做个毫无实权的“帝太傅”，王陵称病辞职。于是吕后先后封吕台、吕产、吕禄、吕通为王，吕姓亲属封侯的更难尽数，宫内和朝政大权都掌握在诸吕手中，形成了吕姓外戚势力。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令吕禄、吕产将南北军。临卒之前，又任吕产为相国，吕禄独掌军权，诸吕谋乱进入紧张阶段。
在刘姓天下处于危殆的情况下，刘邦旧臣陆贾出面调和陈平、周勃之间的嫌隙，联合对付诸吕。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发兵西向，欲诛诸吕。灌婴此时拥重兵屯守荥阳，遂与齐王相约，一旦有变，立即合诛诸吕。他们的举动对吕产等人具有威慑作用。在京城，陈平、周勃集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王刘襄之弟）、平阳侯曹窋（曹参之子）商议，先用计夺吕禄兵权，周勃指挥北军，然后堵杀吕产于宫中。诸吕被荡平，齐王获讯后罢兵。经大臣计议，迎立代王刘恒（高祖子）为帝，是为汉文帝。
外戚擅权，这是封建政治下，皇帝拥有专制权力所派生的现象，可以引起宫廷残杀惨剧，以至改朝易代，权移他姓。诸吕虽因吕后的卵翼，一度掌握了军政大权，最后却阴谋失败，悉被剪灭，其根本原因是，刘邦建立西汉皇朝，废除了秦的暴政，使人民得以休息，社会出现了安定局面，因此在民众以及军队中大得人心。周勃进入北军军门，下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1霎时军中一律左袒，表示要捍卫刘家天下。再者，当时大臣中陈平、王陵、陆贾、周勃、灌婴、曹窋等，都是刘邦亲手提拔的功臣或功臣子弟，他们遵从刘邦立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挺身而出，保卫刘家政权。刘姓子弟中还有刘章、刘襄兄弟这样有勇气胆识的人物，他们都能配合得很好。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皇权在它与外戚的斗争中，以胜利而告终。
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好像是封国的政治体制就扫除得一干二净了。
1《史记·曹相国世家》。
2《史记·吕太后本纪》赞。
3《史记·吕太后本纪》。
1《史记·吕太后本纪》。
实际上，并不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郡县制和封国制保持了两存的局面。不少人认为，封国制反映了朝廷的对抗势力而郡县制反映了朝廷的统一势力。实际上，也并不如此。封国制的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时是朝廷的对抗力量，有时是朝廷的依靠力量。郡县制的单位，有时也可以是朝廷的反叛势力。郡县制单位中的上下级官吏间的关系，有时表现为君臣间的关系，而封国制单位中的官吏有时则代表朝廷的权力。以上的种种，在汉初以至其后的历史中，都是可以有所见到的，而又各有其具体的情况。
汉初，郡县制是基本行政体制，但又先后分封异姓王、同姓王，所以又是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局面。封国有王、侯两级。诸侯王国名义上受朝廷节制，但它们有割据之实，专制皇权不能施行于王国所属的郡县。汉初七个异姓王国的封域占去汉疆域的一半1。侯国是列侯的封地，建制与县相当，直属朝廷，而不受所在郡的管辖。
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又大建同姓王国，作为朝廷的屏藩。在高祖晚年，“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嶷，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1九个同姓王国占据地三十五郡2，与异姓王长沙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总封域占汉朝疆域一半以上。朝廷直接管辖为十五郡3，比高祖初年更形缩小。吕后当政时，执行打击同姓王国的政策，废梁、赵，割齐、楚，分封外戚诸吕等共八个王国，高祖末年所封同姓王国尚余五国，加上长沙国，因此在吕后末年与汉朝诸郡并存的王国共有十四国。
文帝初年，恢复了齐、楚、赵同姓王国故地。由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了诸吕，立有殊功，以后力量更为膨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长。他们仍然是威胁皇朝的力量。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反，发兵欲西击荥阳4。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5。所以，文景之时，削去藩国封地，扩大朝廷直接控制的郡县，就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汉初郡县与封国消长的过程，反映出统一皇权与王国割据两种倾向反复1大的封国，燕据有六郡，楚有五郡，淮南四郡。韩国、梁国最小，各据一郡。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引论第二节，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2齐国最大，据有七郡。赵、燕各据有六郡。梁最小，据有二郡。
3这十五郡是：内史、上郡、北地、陇西、汉中、巴郡、蜀郡、广汉、云中、上党、河东、河内、河南、南阳、东郡。
4刘兴居原为东牟侯，与诛诸吕有功。文帝前元二年封为济北王，封地小，兴居恃功不满。此年文帝至太原，兴居以为有机可乘，发兵反，随即兵败自杀。
5原先，淮南王刘长是刘邦姬赵美人所生，以后赵美人因受牵连被囚禁，愤恨自杀。当时受到高祖及吕后宠信的辟阳侯审食其知情而未尽力相救。二十一年后，刘长长大成人，入朝袖铁椎椎杀辟阳侯，文帝赧而不治其罪，刘长更加骄恣。六年，计谋使人反谷口（今陕西醴泉县境）。事觉，被处流放蜀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刘长在路上不食饿死。
进行着斗争。刘邦消灭了异姓王，是皇权统一取得的一次胜利。以同姓王代替的结果，却又造成新的对抗皇权的潜在势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即是皇权与封国割据势力矛盾的又一次尖锐爆发。这场大规模叛乱被迅速平息，统一倾向再次取胜并且得到巩固。历史就是这样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
第四节 “文景之治”
簿税劝农，与民休息文帝和景帝在位共四十一年，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是西汉社会经济上升的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原为代王。代，地处北方边境，自然条件较差。他居代十七年，也经受了一些磨练。他即皇帝位后，重视农业生产，实行减轻赋税和刑罚，提倡节俭。
文帝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并连续下诏令减轻民众负担。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诏令群臣对百姓鳏寡孤独穷乏之人举行赈贷，又下诏规定各地存问老年人，发给布帛酒肉之物，地方官吏应当亲自阅视或送到。六月，令郡国无来献。
文帝前元二年十一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指摘施政的弊病；敕官吏务省经费以便民；减少守卫京师的士卒；减少太仆用马，用以补充邮驿的需要。正月，下诏亲耕籍田，并赦免因被论罪充当官府役作为奴者回乡务农。
文帝多次下诏提倡重视农业的社会风气。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诏派遣使者到各地慰问孝悌、力田、三老等乡官和廉吏。贾谊向文帝上疏，指出天下“背本而趋末”的情况很严重，致使国家或民户的粮食积贮都少得可怜。同时社会上奢靡成风，大量浪费财富。他认为，朝廷应极其重视积贮粮食，吸引农民回到本业：“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1贾谊的上奏引起文帝的重视，当即在春耕时节到京城的“籍田”上举行亲耕仪式，向天下表示皇帝奖励力农。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2。文帝十二年，取消出入关卡用传的制度，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食的降价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提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3认为应该把吸引民众重视农业作为当今首要任务。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提高粮食的价格，对于能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可以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号令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能运到六百石的赐二等爵，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第九等爵（五大夫），运到万二千石的赐十八等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边塞粮食充足了，可以储备在郡县；郡县储足一年所需的粮食，即可免收田租。贾谊、晁错的主张，对于文帝奖励农业生产，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1贾谊这篇言论即著名的《贵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上。
2《史记·律书》。
3《汉书·食货志》上。
文帝十二年，宣布免去当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十三年。这说明官府掌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农民的处境也暂时得到改善。
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1景帝继续实行薄赋劝农的政策。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正月，下诏准许民户由耕地缺少的地方迁到耕地有余、水利条件好的地方。五月，下令民半出田租，实行三十而税一，从此成为汉朝定制，因而汉代农民的负担比前代明显减轻。七月，禁止官吏贪受财物，贱买贵卖。
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四月，下诏不受郡国贡献锦绣等奢侈物品，以省徭赋，“欲天下务农桑，谷有蓄积，以备灾害。”1对官吏贪污渎罪者，治其罪。
后元三年正月，诏令郡国务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文景时期，在法律上也有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用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此后数年中，又诏除诽谤妖言法，令列侯、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废除肉刑。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又规定被判处犯罪而不服者可以申诉核实定案，即使申诉不当也不为过失。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1之说。
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对农民也不无好处。因而户口繁息迅速。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2。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上升。旧史所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增殖”3，可说并非十分夸大之词。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大大增强了西汉的国力，为西汉鼎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时期得到最多的是地主和商人。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大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的扩展，加剧阶级矛盾。
汉与匈奴、南越的修好文景时期，边境的民族关系比较好，这对促进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上升，都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汉与匈奴的关系。汉初，冒顿单于新立，恃其强盛，攻灭东胡，又西击走月氏。他利用中原兵革连年的局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控弦之士三十万”1，威服诸国。高祖1《史记·孝文本纪》。
1《汉书·刑法志》。
2《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序。
3《汉书·刑法志》。
1此段有关匈奴的引文，见《汉书·匈奴传》。
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匈奴军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汉兵追击，冒顿用计诱汉军，致使高祖受困七日。九年冬，高祖派刘敬与匈奴和亲。这是西汉和亲的开始。
吕后时，冒顿单于自恃武力强盛，蔑视汉朝军事实力，写信给吕后，措词甚为不恭。在群臣中，樊哙提出，派他将十万军可以横行匈奴境内。中郎将季布坚决主张国家正在医治战争创伤，派大军作战是动摇天下，斥责樊哙是当面欺骗。吕后采纳了季布的意见，派官员送国书，表示继续与匈奴修好。冒顿单于得书后，也派使者表示道歉，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双方互以车马赠送，同意和亲。
文帝时，匈奴更强大。单于致文帝信中，自诩“吏卒良，马力强”，夷灭月氏、楼兰等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时老上单于初立，文帝遣宗室女公主嫁给老上，宦者中行说被派护送公主，竟投降匈奴，破坏汉与匈奴和好趋势，唆使匈奴对汉作战。文帝与匈奴单于虽有书信往来，互相表示约束诚信，但历年间匈奴仍数为边患。匈奴问题引起朝野关注，晁错先后上《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书》、《教民习战守书》，建议募民徙居边塞，兵屯合一，高城深堑，构筑城邑，使互相救助。对边塞居民实行以伍、里、连、邑编制，教射法及应战之法，劝以厚赏，威以重罚。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宁夏固原南），候骑至雍（陕西凤翔境）、甘泉（陕西旬邑南），单于留塞内月余方去。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匈奴连岁入边，为害甚剧。因而，文帝在继续实行和亲政策的同时，极其重视加强边境防卫、报警制度。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两路各三万骑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文帝令将军令免、苏意分守飞狐（河北蔚县南）、句注（山西代县境）等军事要地，防备极严。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依靠这种以防御为后盾，同时通使和亲的修好的政策，使此数十年间汉与匈奴一直保持往来，战争破坏尚未至惨剧的程度。
景帝年间，又连续三次与匈奴和亲通好，时间是元年（公元前156年）
夏、二年秋、五年。故虽有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匈奴入雁门、武源、上郡，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匈奴再入雁门，但未引起大规模作战。这就使得中原地区经济生产的上升趋势继续得以保持。
其次是汉对南方边境的安抚。南粤（“粤”通“越”）王赵佗原籍真定人（今河北正定），秦时任龙川（今广东龙川）令。反秦起义爆发，南海（今广州市）尉任嚣在病危之际急召赵佗，称中原大乱，让他代己自立。秦亡，赵佗自立为南粤武王。高祖已定天下，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通使南粤，立赵佗为南粤王，负责和辑南粤，与长沙王国接壤。吕后秉政时，因官吏建议，禁止中原铁器过关运入南粤。赵佗认为必是长沙王从中捣鬼，于是自立为南粤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县。吕后派侯竃率军进击，士卒因南方暑湿而流行疾疫，兵不能越南岭。于是赵佗控制闽粤、西瓯，东西万余里，黄屋称制，与汉朝相抗礼。文帝登帝位，即遣使告知诸侯及四方边境，示通好之意。为了避免南粤的对抗，文帝在派太中大夫陆贾再次出使时，特意写了一篇态度诚恳、措辞谦和的信。文帝不以皇帝之尊压人，而是先谦恭地作自我介绍，表示平等待人的诚意。然后告知赵佗，朝廷对他还留在河北老家的兄弟作了照顾，对赵佗所关心的祖宗坟墓已派人修葺。文帝语重心长他说明战争只会给汉和南粤造成祸害，“得一亡十”1，所能得到的极小而危害极大，从希望国家安宁的目的出发，要求赵佗与汉通使如故。文帝的诚意，换得赵佗的真心归向。他重新盟誓永远当西汉朝廷的藩属。赵佗向文帝解释，他的称帝是因误会引起，一是闻说祖宗坟墓被破坏，二是疑心长沙王从中谗毁，于是派兵进攻长沙国边境，并“称帝号自娱”2，并非真心与汉对抗。文帝与赵佗还互赠礼物。文帝所赠是当时很贵重的丝棉衣一百件，赵佗所赠是南粤特产白璧、翠鸟、犀角等物。陆贾回报，文帝大悦。至景帝时，南粤仍称臣，遣使朝见。终文景之世，南粤一直是汉的藩属，南方边境长期保持安宁。
削藩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文帝时，贾谊认为济北王、淮南王先后谋反是严重的信号。他看到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已构成对封建国家的威胁，于是向文帝上《治安策》，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一，异姓王幸被战胜了，同姓王以后将成为严重问题。目前已有征兆，皇帝必须警惕。他说：“其异姓负强而反，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二，现今，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无法制服。“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手脚肿大，指挥不动。“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同姓相残相杀。“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亲兄之子西乡而击。”目前，朝廷尚能控制诸侯，因诸侯王年幼，设置傅、相，握有权力。以后若皇帝威权减轻，将出现“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三，同是诸侯王，规律是强者先反。他举出，长沙王不反，不是因他天生最忠诚善良，而是因他势力最小，仅有二万五千户，结果“功少而最宽，势疏而最忠”。他又以樊哙、周勃等与韩信相比，也正说明不强者得保其忠臣地位和生命。因此，贾谊明确得出处理诸侯王的结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皇帝广泛地推恩，把大国分成小国，“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1贾谊所主张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后即成为西汉朝廷处理和最后解决藩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当时文帝并未立即实行。在贾谊死后，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追思贾谊前言，分齐地为六国2，分淮南王地为三国3，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议的实现。
藩国割据势力与统一国家权力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终于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于高祖十二年受封，至此在诸王国中最强。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又收买人心，庇护罪人，为其卖命。“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许。”处心积虑经营达四十年，故敢于与朝廷对抗。文帝时，1《汉书·南粤传》。
2《汉书·南粤传》。
1《汉书·贾谊传》。
2齐文王卒，无子嗣，文帝分齐为六国：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3淮南厉王之子刘安嗣立为淮南王，再分出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即借故不朝。晁错继贾谊之后，在他任太子家令时，也一再建议对吴国实行削地，文帝未予采纳。
由于吴王跋扈，景帝时，晁错又上《削藩策》，认为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用晁错之策，削楚王戊东海郡，削赵常山郡，削胶西六县。依次将削吴。于是吴王刘濞联合楚、胶西等国谋反。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起兵，诛杀汉朝派出的二千石官员。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一齐反叛。吴首先发兵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吴王下令军中：“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举全国士卒共二十余万人，又南使闽、南越，亦发兵随吴。吴兵西渡淮河，并合楚兵，发使致书各诸侯国，称他夜以继日准备三十余年，他的财物“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1，若各诸侯需赏赐部下，吴可尽量提供。并提出，重赏能捕斩汉诸将大臣及率军或城邑投降者。以诛晁错而清君侧为名，合兵向西。吴、楚共同进攻忠于汉朝的梁国，破棘壁（今河南柘城县境），杀数万人。
七国反，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东进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策应前方。亚夫至洛阳，询问父周勃的宾客邓尉，接受他的建议，不与吴、楚兵争锋，坚壁昌邑南（今山东金乡县境），派轻兵切断淮、泗要道，截断吴军粮食供应线。梁国独当吴、楚大军前锋正面，向亚夫求援。亚夫坚守，不派援兵。梁孝王乃命韩安国、张羽率军与吴军作战，得小胜。吴大军欲西进，梁孝王坚守不下。吴军转攻昌邑，亚夫亦坚壁不肯战。吴兵远离后方，给养断绝。吴粮绝卒饥，多叛散，乃引兵退走。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吴王濞弃军逃至丹徒（今江苏丹徒），最后死于东越。楚王戊军败自杀。从乱起三个月即被迅速平定。当吴、楚发兵情势紧急时，景帝因听袁盎1进计，误杀了晁错。
吴、楚七国反叛的爆发和平定，是西汉藩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最后溃败。反叛平定后，吴、胶东、菑川、济南、赵等国除。朝廷乘平乱的余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改称王国的丞相为相。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汉朝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梁孝王刘武是文帝少子，景帝之弟，极受宠爱，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地，拥财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城。他广招四方豪杰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蜀人司马相如等，都是梁国宾客。这次在平定反叛中全力阻挡叛军西进，以至亲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于是更加骄纵，在梁国内出入都用天子仪节，随从者千乘万骑。窦太后曾出言，要景帝身后传位给弟孝王。以后，梁孝王闻说袁盎对景帝进谏，不能改变立子而立弟，孝王竟与宠臣羊胜、公孙诡商议，派刺客十几批到长安，刺杀袁盎及其他朝臣十余人。计谋被查觉之后，景帝对他疏远。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梁孝王卒，朝廷分梁国为五1。
封国问题是西汉前期的严重问题。尽管同姓王国曾起过拱卫皇室的作1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1袁盎原为吴相，因私受吴王金，被御史大夫晁错查处治罪，免为庶人。他向景帝进计：若诛杀晁错，吴、楚可立即退兵。晁错被诛，吴楚军却仍大举向西进攻。
1景帝立孝王子五人为王，分别为梁、济川，济东、山阳和济阴五国。
用，在平定七国之乱时，与皇室关系亲近的梁国也曾为捍卫京师立了大功，但因诸侯王国带有割据性质，往往发展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消除这些割据势力，是巩固统一国家的要求。经过平定七国之乱，后来武帝时期才有进一步解决封国问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