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君

道家之学，与神仙家之言，相去亦远矣，而后世并为一谈，何也？曰：道家之学，托诸黄帝，而老子传之，世遂以黄、老并称，方士崇奉黄帝，耳熟黄、老之名，遂自附于老子耳。

曷言乎道家之学，托诸黄帝，而老子传之也？按《老子书》辞义最古；全书皆三四言均语，一也（间有散句，乃后来所加）。书中但有牝牡雌雄字，无男女字，称名特异，二也。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三也。此必非东周后人所能为，盖自古相传之辞，至老子乃著之竹帛者耳。其辞出于谁某不可知，然必托之黄帝，故汉人恒以黄老并称。今《列子书·天瑞篇》引《黄帝书》二条，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亦引《黄帝书》一条。《天瑞篇》所引，有一条与《老子书》同，其余亦极相类。《列子》虽伪物，亦多采摭古籍而成，非尽伪造也。故知道家言必自古即托之黄帝者也。

曷言乎方士耳熟黄、老之名，遂自附于老子也？《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谓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夫张修之道，与老子何涉？此诚令人大惑不解者也。读《后汉书》之《灵帝纪》，乃恍然矣。《纪》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九年七月，祠黄、老于濯龙宫。《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鼓琴，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者乎（前史，谓《东观记》也）？《襄楷传》：“楷上疏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又《楚王英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齐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各三十匹诣国相，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然则是时，黄、老、浮屠，葛不清旧矣。然《续汉书·祭祀志》曰：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为坛饰淳金钼器，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此与《后书》所纪同，而濯龙之祠《纪》言黄、老，《志》但言老子，则除苦县为老子乡里，故特祠之之外（《三国·魏志·仓慈传》《注》曰：按《孔氏谱》：孔乂，字元隽、孔子之后。曾祖畴，字元矩，陈相。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畴为陈相，立孔子碑于像前。今见存。疑老子庙成于延熹八年，故特祠之也），其余皆当兼祠黄、老。八年一年之中：而遣祠老子者再，则其祠黄帝必甚数，必不止九年一祭。史特记九年之祭者，以其礼独隆耳。《东观记》考濯龙与祠老子对举，则濯龙之祠，所重当在黄帝。其因黄帝而牵及老子之迹，犹隐然可见也（《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王崩于洛阳。”《注》引《世语》曰：“大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曹瞒传》曰：“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则濯龙实为妖妄之府，至汉末，犹有此等妖言也）。黄帝无书，而老子有五千文，故张修使其下习之耳。其取五千文，盖特取其为老子之书，而非取其书中之义。抑其所取者，亦方士神巫之所谓老子，非道术之士之所谓老子也。《后书·逸民传》曰：“矫慎，少学黄、老，隐遁山谷，仰慕松、乔道引之术。汝南吴苍遗书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此道术之士，隐遁之流，神仙之家，并自托于老子之证（仲长统《卜居论》曰：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亦以老子与神仙家并称）。汉世方士，虽多以飞升遐举为言，然其道实杂而多端。言登山绝迹者可以自托于老子，固不能禁祠祭巫鬼者不之托。抑言他道者可自黄帝而及老子，又不能禁祠祭巫鬼者不因此而及彼也。此黄、老所由以道术之名，一变而为神巫方士之祖也。

《后书·陈愍王宠传》：景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与宠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槛车传送、迁北寺诏狱。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刘攽《刊误》曰：黄老君不成文，当云黄帝、老君。《刊误补遗》曰：《真诰》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经。昔中央黄老君秘此经，世不知也。则道家又自有黄老君。《真诰》未必可信，中央黄老君似指天神言之，正合迁之所奏。然迁以诬告获罪，足征与愍王所祭，实非《真诰》所云。云求长生福，所祀者盖亦方士所谓黄、老也。黄老君固不成文，增一帝字，黄帝二字，则成文矣，老君何人乎？盖方士之谫陋者，初不问黄、老为谁，贸然于其下加一君字耳。史言黄、老道者甚多，乍观之固似成文，然果以黄为黄帝，老为老子，其道又岂可奉祀者邪？

《后汉书·循吏传》云：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惟特诏密县存故大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又《栾巴传》云：好道。迁豫章大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尝破资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诸房祀，翦理奸诬。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言大祖击黄巾时，黄巾移之书曰：昔在济南，毁壤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大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后汉书·皇甫嵩传》言张角奉事黄、老道，则角与桓帝，所事正同，即栾巴之所好，恐亦不外乎此也。《三国志·张鲁传》言：鲁以鬼道教民，大都与黄巾相似。鲁之治，颇留意于人民生计，岂唱此道者以淫祀无福，妄耗民财，思有以革除之，乃为是以毒攻毒之计与？然桓帝则必非能知此义者也。

观于桓帝、栾巴、楚王、陈王、张角、张鲁等所奉，而后汉之世所谓黄、老者可知已。然窃疑其犹不始此。《史记·儒林列传》曰：“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魏其武安侯列传》言：“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窦太后多与政事，助梁王以谋继嗣，绝非知足知止之人。《儒林列传》又曰：“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太后所问，果为今老子书，固虽不好道，岂得目为家人言？疑太后所问老子书，亦有巫鬼之辞，羼杂其中矣。怒而使之刺豕，理亦殊不可解。岂其所谓家人言者，有刺豕之戒，而固不之信，乃以是困之与？然则《老子书》之为人所附会也旧矣。

《后汉书·独行传》云：向诩，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着绛绡头。征拜侍中。会张角作乱，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按《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言策欲杀于吉，诸将连名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注》考桓王前亡，张津后死，谓策以此晓譬诸将，自不可信。然特托之于策为诬，述张津事必非虚语。诩好着绛绡头，津则著绛帕头；诩欲读《孝经》以灭贼，津则读道书以助化：其所为亦颇相类。抑张角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无论从相生相胜之说，黄皆不得代苍，盖本言赤天已死，汉人奏报讳之，乃改赤为苍。《灵帝纪》曰：角自称黄天。其部帅三十六万，皆着黄巾。《续汉书·五行志》注引《物理论》曰：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夫其着黄巾者，以黄天既立也。然则向诩着绛绡头，张津着绛帕头者，汉行犹未改也。角之起也，杀人以祠天，此东夷用人之旧，而被发亦东夷之俗。然则张让疑向诩与角同心，不为无因。谓其欲为角内应固诬，而诩所好之道，是否即张角所事之黄、老道，则殊难断其不然矣。又《三国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曰：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门徒数千，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至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不治产业，不畜妻孥，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此人所信何道，亦殊可疑，而与向诩皆常读《老子》，此又老子为邪教牵引之一证矣。

《论衡·道虚篇》曰：世或以老子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夫人以精神为寿命，精神不伤，则寿命长而不死。老子行之，逾百，度世为真人矣。此亦神仙家附会老子之一证。

于吉神书

《后汉书·襄楷传》：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有云：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十余日，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传》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大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此文颇相矛盾。楷前疏明言自上，何后疏又云宫崇献神书而顺帝不行邪？疏云其文参同经典，而传谓其多巫觋杂语，亦又不雠。楷前疏臣前上云云十六字，语意未完；且与上下文皆不衔接。后疏前者宫崇云云五十二字，尽删之，于文义亦无所阙。盖作史者于成文每多删并。当时必有伪为楷文，称扬于吉神书者，范氏不察，误合之于楷疏也。

于吉为孙策所杀，见《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后汉书·襄楷传》《注》亦引之，而其文不全）。《注》又引《志林》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指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大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记于吉事与《后汉书》略同，而卷数互异。似是书卷帙，后来又有增加。自称百岁，乃方士诬罔之辞，吉安能授宫崇于五六十岁之前，又惑吴人于五、六十岁之后？古书卷帙率少；又缣帛价贵，无论其为百余卷，抑百七十卷，皆不易造作。然则谓吉以是书授崇，崇以是书上顺帝，恐皆子虚乌有之谈也。《后汉书》《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大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恐即造作是书者，妄托之于宫崇、于吉，并附会之于襄楷耳。于吉之死，《三国志》《注》又引《搜神记》，与《江表传》大相径庭。又《江表传》记策语：谓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而《志林》推考桓王前亡，张津后死。裴氏按大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春秋》，亦谓建安六年，张津犹为交州牧（孙策死于建安五年）。足见此等记载之不足凭矣。范氏书杂采之，又安可信邪？

襄楷事迹，亦见《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云：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当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许攸等结谋，欲因灵帝北巡行废立。据其所记，则楷仍《后汉书》所称善天文阴阳之术者耳。楷两疏皆端人正士之言；陈蕃举其方正，乡里宗之；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岂信于吉神书者耶？

楷传言：楷疏上，即召，诏尚书问状。楷曰：臣闻古者，本无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于顺帝，遂益繁炽。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无继嗣者，岂独好之而使之然乎？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奏楷罪法，收送洛阳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按《汉书·成帝纪》：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官。《注》引臣瓒曰：汉初中人有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至成帝，乃罢其官。《百官公卿表》记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而不记武帝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之事，然《萧望之传》言：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则赞言确有所据。武帝所用，乃中书宦官，而非宦官始自武帝，宦官实自古所有，楷不应并此不知。且宫崇之书，顺帝时有司既奏其妖妄不经矣，楷果尝上其书，岂得云所言皆天文恒象之数邪？楷《传》之不足信，愈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