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警察

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做买卖起，一直做到光绪三十三年，总算做了八年多的商人。可是在这八年之中，除做生意外，也兼办了不少别的事情，也没有忘掉求点学问。在出国之前，附带着述说几件小事，与我都有关系，且颇有趣。

自外国兵进城后，皇帝是跑了，不但没有一个办公的机构，连个私塾念书的地方都没有，彼时我们的本家亲友的子弟都来京，因此自己花钱成了一个很大的书房，除学中文外，算学、地理、洋文等都学，请了几个外国兵：有美国人两人，法国人两人，德国人三人，各教本国文字。这些教员都不要钱，只送些烟卷啤酒便足，也有以教他中国话，作为互换条件的。这个书房存在了两三年，因为北京大学及译学馆等成立，所有子弟都入了那几个大学，此书房才慢慢停办了，这个书房我得益处确不少。我除接续学点洋文外，我是偏重问他们国内社会中的零碎情形，可巧遇到一位德国管财政的官员，他是专门研究社会情形的，他知道的德国社会情形很多，于我自然是有极大的益处。他也极想知道中国社会情形及礼节，他问得很复杂，我不知的，还得替他各处去问，如此一来，我所不知道的，也多知道了许多，因此我们二人约定，每日谈一个钟头，此事于我益处更大，古人云“教学相长”，诚然。因为他问我的，我固然要他问，慢慢地他没有问的，我也要问，后来因为我认识的工商各界三百六十行的人很多，各处去问，更多知道了许多事情，到现在我知道的北京零碎事情较多，就是在这个时期也收获得很多。

这里还有一段很小的事情，也可以算我一生可纪念的事情，就是日本军队办警察。中国从前没有警察，全国的警察，始自北京，北京的警察，是由日本人创始的。北京在前清时代，外城归五城巡城御史管辖，办事处名曰城上，再下为坊上。内城归步军统领管辖，办事处名曰厅上，最下层为堆子上，每一个胡同中，必有一个堆子，其中驻一二兵丁，专管本胡同中的水火斗殴等事情，总算是也管些巡逻侦查的事，但离警察的制度相当远。那么警察是怎么兴起的呢？始自庚子日本的军队。记得是辛丑年的春天，我的一位同学在日本军营中办事，他忽来找我闲谈云，日本人想招一班人做警察的训练，将来即做巡街的巡警，但是怕招不到人。我说：“不会招不到人，且容易得很，因为日本人所占的地区是北城，北城住户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着每月的钱粮，他们自去年夏天，就没有得到钱粮，旗人如此，汉人也是很难生活。洋兵进城时，虽然大家抢了不少，但已经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了。大家正在生活有问题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一定都愿来的。而且旗人之兵丁，文字都有限，他们所当的差使及学问的程度，是正合于巡警的身份，有这种种原因，我想人来得一定很多。”我们二人这不过是闲聊天，随便谈谈，没想到他回去把我这一套话完全告诉了日本人了，不久招考，应考的非常之多。日本人以为我知道北京的情形很清楚，约我前去谈一谈。我到顺天府（日本民事机构在此），一位日本军官对我很客气，他说想办一班警察，应募的人很多，现在自然须日本人管理，将来各国撤兵后，自然就由中国人接办，管理者需知识较高之人，但也须稍知警察法，言外是也得训练。我听罢想，他居然想到他们撤兵以后的事情，其实他们走后，这些警察果能存在否尚是问题。但我又想，从前在同文馆时，曾听说德国警察办得最好，日本效法德国，而比德国也差不了多少。我虽然如此说，但彼时我尚不知警察的详情，于是我便答应他，你们讲功课时，我一定来听听，果然感兴趣，也许可以接续听下去，日本人应允。这件事情，我的同学他为什么不做，让我做呢？原来他知道，这是中下阶级的职位，但我不知道，总算上了一个大当，去了几天，以后就不去了。我为什么说这是于我可纪念的事情呢？请想全中国的警察，始自北京，北京的警察，创始自日本人，日本人办警察，第一日第一堂上课就有我，我不可以做纪念吗？

谈考试

现在才接着前段谈下去。到光绪末年，我总觉着做一辈子生意，是毫无意思的，当然还应该求点学问，要想着求学问，是非往欧洲不可。因为彼时虽经了那样大的变乱，国家吃了那样大的亏，丢了那样大的人，而国民还毫未能觉悟，外国人要求不许再考，此款列在《辛丑条约》之中，按外国人的意思，固然是给中国人面子不好看，但也是帮助中国维新的意思，而且，此于中国实有大益，毫无伤损。可是中国人不懂，尤其是政界学界，醉生梦死，他们以为这是毁掉中国的文化，所以洋人一撤兵，他们就设法想考试。在北京考试这一层，虽然经过几次讨论，但碍于《辛丑条约》，未敢实行，乃设法提议，在定州乡试，因彼处有较宽敞之考棚也。刚一提出，即被各使馆质问，未敢实行，又商议偷偷地借河南开封考棚，为直隶省（今之河北省）乡试之所。外国使馆最初本想依据条约的规定，仍要阻止。后经大家商议说，中国人既这样糊涂，此番乡试，又不在直隶省，条约中又没有极详明的规定，现在他们既这样地喜欢考，于我们既毫无伤损，我们就睁一个眼，合一个眼，佯为不知道，任凭他们去吧。以上这段话，闻系荷兰公使所说，但记不清了，彼时荷兰公使为领袖公使，或者是他的建议。各国既未阻拦，大家欢欢喜喜，都偷着往河南应试。于是政学界的人得意极了，自己认为这个法子想得太高，以致洋人都没能干涉。中了举人的，尤为高兴，仍然是到各亲戚朋友家，鸣炮报喜，祭祖庆贺。大家一想，乡试外国人没有干涉，则会试当然也可以举行了，于是半明半暗地大着胆，也举行了一次会试，当然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等等，也都中出来了，大家更是得意洋洋。有些洋人问我，为什么不去乡试呢？我说我没有会试的资格，乡试倒还可以。他问什么人才可以乡试，什么人才可以会试。我说是秀才都可以乡试，捐一个监生，也可以乡试。所以谁想乡试，捐个监生就可以乡试，乡试中了举人，才可以会考。他又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乡试呢？我说这话说来太长，现在世界各国已经进化到了什么程度，中国赶紧维新，学各种科学及各种真实的学问，急起直追，已经不容易赶上人家，倘再作几十年八股，考几次，那中国就非亡不可了。他又问，那么这许多人，又为什么非去考不可呢？我说这话就难说了：第一是不知世界大势，以为作八股仍然还可以生活；第二是羡慕虚荣，中国千八百年以来，最崇拜的是状元进士，至今犹是旧思想。他又问，大家为什么这样崇拜它呢？总是有大学问，有治国的本领。我大乐，说这话说来更长了，许多年前就有一个类于此事的笑话，我可以说给你听，由此你就可以知道其中大概的情形了。许多年前，有一位外国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以为自己的知识不够，听说东方有一个中国，一切文化政治都比西洋各国高得多，特别到中国访求学问。到了中国，问中国人：“中国人中最受人崇拜，且有学问能治国的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说，以状元为最，全国三年才出一个。外国人问怎么着才可以中状元呢？大家说他做的文章，名字叫作状元策，策之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都有。外国人大高兴，买了几本状元策，研究其中治国平天下的法子，研究了好多天，也没有找到强国之法。他还不甘心，以为是自己的脑思不够，不足研究这样深奥的学问，又买了几十本，寄回本国，请本国国内的博士们共同研究，没想到憋死了许多博士，也没有研究出状元策中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法子来。这话固然是讥讽的笑话，但状元策中，也实在找不出什么治国安邦的道理来。我又对外国人说，按严格来说，此次的进士，还不能叫作进士。按国家的规定，考试取中之后，名字只能叫作贡试，待朝考殿试后，才有特旨为赐进士出身，所以才叫进士。朝考者，在朝中考试也，殿试者，在保和殿中皇上亲身再试一次也，此次不敢在北京考，安有朝考殿试？只派了几位大臣，在河南马马虎虎地考了一考，也就是对付着称个“进士”而已。

往欧洲

光绪末年，我正想到欧洲去留学，忽巴黎豆腐公司需要工人，求我给送去。豆腐公司虽为李君石曾所创，但主其事者实为家兄竺山，他们在中国招了二十几名工人，求我给送到巴黎，我来回的盘川都归公司担任外，在巴黎即住在公司中，所有费用，亦由公司供给。这于我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自初谈到起程，不过十天就上了火车，好在我从前学过一些俄语，走西伯利亚，在火车上尚能说懂了两三成。尤其是彼时到处自由，行路更自由，无论到哪一国，说去就去，说走就走，哪一国也不要护照，也不用办出入境证的手续。只有俄国需要护照，但我们是过境，不是入境，较为容易，且彼时办护照的手续也简单得很，比方：豆腐公司常招工人到法，每次须用护照，俄国使馆为手续便利起见，一次给了五十张护照，几时有人走，便填上姓名，随时可上火车，不过上火车后，把该次所去之人名，抄给他一份，以备存查便妥。请看这有多么省事，现在是万不会有的事情了。彼时由北京到巴黎、伦敦等处，经过西伯利亚，可以由卧车公司买通票，但只限于头二等，至三等票，则须由哈尔滨买起。三等车是慢车，没有饭车，然也很方便，各大站都有饭厅，各列车中都有行车时刻表，表中都列有在某站可吃饭等语。这种吃饭之站，最少停三四十分钟，且各站台上都有开水，任人取用，不花一文；沿路稍大之站，都有卖面包零食之所，肠子、火腿、烤鸡、烤鱼等等，都很便宜，尤其贝加尔湖之鱼，味美而价廉。我到法国，前后去过三次，都是去送工人或学生，最便宜之一次，由北京到巴黎，连车票饮食，一切都算在其内，每人才合银洋一百四十五元，可以说便宜至极，现在是绝对没有的了。到巴黎请人补习法文，以备正式入学校，其奈学了不过半年，北京家中有事，不得已回国。宣统三年，又替豆腐公司送工人出去，这两次在巴黎，除到其他国游历外，看各国的戏颇多，尤其在巴黎之时，各戏园因豆腐公司为外国机关，常常送票以广招徕。不过各戏园所送之票，有的完全白看，有的须花半价或四分之一的戏价，因此，我看的外国戏很多。方思在欧洲多留几年，求些新的知识，没想到辛亥革命起来了。

助革命

武昌起义之电报到达欧洲，大家兴奋极了，正值蔡孑民、张静江、张溥泉、李石曾等君都在法国，吴稚晖先生在英国，都纷纷回国。舍弟寿山，虽未入同盟会革命党等组织，但非常起劲，他们约他一同回国。他们前后都走了，只有褚民谊留在法国。李石曾到北京，适汪精卫已放出来，无处可住，由石曾介绍，即住在舍下东院西屋中，盖恐在外边住仍有危险也。慢慢地，民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清政府对革命党已有畏心，不敢随便谋害，精卫乃起身回南方。

此时家兄竺山正在北京，我此次所以留巴黎者，乃替代家兄也，忽来一长函云，其意大致如下：

李石曾君来云民军声势已很大，有几省已可站住，唯北京尚无办公的机构，现在上海造的炸弹，亦可运京，存于比国公使馆，唯使馆中有许多中国人出入，太为人注意，太不方便，拟借用义兴局设一办公处所。

我接到家兄这封信，我知道石曾的意思有六种：

一是义兴局自庚子成立后，只是同外国军队交买卖，连各国使馆的文人都不交，因为他们的下人都要花销，而我们不会说这种生意话，且不屑跟他们同事，故不交。所交者都是德、美、法、奥、比、荷、俄等国，所不变者只英国、日本，来往的都是军队中的人员，大门口出入的都是外国兵，近于东交民巷之警察局，虽常与外国有交涉，尤其外国兵常因醉惹事，这当然都是警察局的事情，可是他们最初没有翻译人员，都是我们帮他们的忙。有以上这两种情形，警察局对义兴局极有面子，倘民军在里边做事，不大容易受干涉。

二是义兴局自光绪三十年搬到崇文门内镇江胡同一所房，约五六十间，共六七个大院，一切居住都极方便。

三是我们朋友较多，所以义兴局来往的客特别多，凡天津、保定等处之友人到北京，多住在此，如此则民军机构人员来往虽多，亦不容易使人注意。

四是石曾与我家为至亲，论亲戚他比我长一辈，可是他又是先君得意的门生，有这种种关系，他知道我们绝不会告密卖革命党。

五是吾族自先九世祖林玉公，在明朝末年，与王余佑、颜习斋、李恕谷、窦大东、窦二东兄弟（二东即戏中《连环套》之窦尔敦）诸人与前清打过仗，后来虽未得志，但族中之人（林玉公后人），多有反对清朝的遗传性，此事先君恒与石曾谈之，彼知之颇悉，故彼关于此事，绝对不避讳余弟兄。

六是镇江胡同离东交民巷极近，倘有意外，党员很容易躲入公使馆，较为安全。

有以上这种种情形来讲，民军的机关设在义兴局里边，是再好没有的了，家兄当然也乐意答应，但家兄所以特来信问我者，也有两种原因：一因家兄从前虽也在义兴局做事几年，但因帮石曾之豆腐公司，离开义兴局已六七年，他对于义兴局所用的人员，有的不知其底细，对于民军事是否可以保密，他不能十分清楚；二因我虽远在法国，但义兴局之人，都是我所约用，而且我离开义兴局，不过几个月。有以上这两种原因，所以家兄特来问我。我接到此信，高兴极了，也兴奋极了，赶紧写一回信说，民军果借用义兴局，乃义兴局可庆幸之事，焉有不应允之理？其实我知道，就是没有我的回信，他们也是一样的借用，所以给我信者，不过是打个知字而已。果然我的信来到之前，他们早已工作起来了。

他们在此工作的本意，不过想着侦察清室要人的行动，借以报告南京，且该时民军已得了上海，在上海工厂中可以自由制造炸弹，凡要紧物件及炸弹等，运到北京，先存在外国使馆内，再慢慢取到义兴局应用。其原来的性质，是一个暗中动作的机关，没想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大明光众的交涉机关了，这也有个原因。

义兴局向来闲住着的客人很多，前边已经说过，该时正有几位保定府莲池书院的学生住着，他们也都是先君的学生。他们因在保定住久，与吴钱孙（号彭秋）为朋友，这群人又多是袁世凯的党员，非党员者也是赞成袁的人，而且这群人与李石曾也相熟，吴亦久住保定，与袁世凯为至亲，斯时正做北京巡警厅丞，他对于民军的机构，当然极端注意，所以以找朋友为名，常到义兴局来，侦察民军的动作。照这种情形说，似乎吴彭秋应该把这个机构给抄喽，人员也逮捕喽才是。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固然义兴局暨所有朋友面子也有关系，但有重要原因，就是看外表似乎是袁世凯凭借清皇室来摧毁民军，其实他是两面打主意，一面借着皇室压迫民军，一面是借民军挟制皇室。所以他很想同民军拉拢，适民军的机构在此，而他的党员也在同院中，有这样凑巧的事情，焉得不利用呢？所以不但是吴彭秋常来，连袁克定也来过两三次。因为这种情形，民军人员以为义兴局相当可靠，越放心胆大，把整箱的炸弹也存在义兴局。这里边还有一段插曲：一次大家斟酌，怕上海新造的炸弹不一定保险准响，倘若临时不响，不但误事，派出之人，岂不是白被逮捕吗？大家商量先试验一枚，但北京绝对没有试验炸弹之处，幸我们在南苑买了一块田地，经种者为余表兄段筱轩，请他拿了一枚往彼去试验，虽然很响，但地僻人稀，没人注意，给大家坚强了信心才敢使用。由此两造不断地有所接洽。兹只说一件事情，一次交涉，民军所索条件，袁不答应，可是他说，并非他不应允，他一样也是汉人，为什么倒偏爱清室呢？不过这里头有人作梗，此人官虽不高，但满洲大员都信他的话，所以权势很大，问为谁？他指出良弼。按良弼字赉臣，系黄带子，与我为同学，他学日本文，在同文馆时，同我最说得来，确是一个有作为有志之士，留学日本军官学校，回国后任军谘府政务厅长（好像此官名，记不清了）。载涛、铁良他们都听他的话，所以很有权，而且人个性极强，与袁最不对付，袁确有点怕他，故特别把他指出来。民军闻知此事，次日即派彭烈士及王君二人假扮主仆，往拜良弼，适良弼由衙门归家，遇于门口，彭君掷弹，自己捐躯，乃炸掉良弼一腿，旋即毙命。不要以为这只是小小一个炸弹，它的影响力异常之大：第一是反对革命最有力的良弼死了；第二是旗人以及宫中由此丧胆；第三是袁世凯指出良弼之时，不过是借以推脱，减少自己的责任，他没有想到刚说出口来，不过两三天就真被炸死，由此他已知道民军真有人，且真干，他自己也有些害怕了。自此炸弹之后，不但所有交涉较前容易，而且慢慢地移到南边去了。以前几个月的工夫，义兴局可以说是时时有被抄的可能，但大家谁也不大怕，就连柜上做生意的人，也满不在乎。不但此也，民军人员来义兴局的很多，且大多数就在柜上吃饭，几个月工夫，只说吃一项，已经耗去八九千元乃至万余元，而义兴局没有跟民军人员提过一个字。石曾说这笔款，应该由民国政府偿还，但义兴局绝对不会要，义兴局何以能如此呢？这也可以说是我的功劳了，因为光绪庚子以后，做几年好买卖，赚钱相当多，有盈余，所以到宣统辛亥年，还有这点力量，后来生意渐劣，自然就差了。

然还有值得补述的一二小事。

我因在巴黎接到先君于辛亥十一月去世的噩耗，于是赶紧往回返，到民国元年正月十日才回到北京。见到石曾，知该机关早已撤销，唯见尚有新制炸弹空壳、炸药、导火线等。与石曾商议，这些物品，得赶紧消灭了它，于是我们共同去埋。石曾云：这些炸药须多与土混合方妥，否则日久可燃烧，成一地雷。因炸弹壳制得很精，平常很难得，有人想留存，作为纪念品，我说收藏这些东西，没事还好，倘一有事，便是惹祸，石曾亦云然，遂都毁灭。我说我没赶上给民国出点力，这也算是我给民国做了点事情，大家大乐。

看兵变

我到北京，就听说南京政府派蔡孑民先生为正使，汪精卫、魏注东二人为副使，来欢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因为都是熟人，欲约同石曾去看他们，因他们太忙未果。晚上就兵变了，我整整看了一夜的热闹，因我刚由法国回来，穿的西装，彼时北京穿西装者尚难遇到，这群变乱之兵都以为我是日本人，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所以我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走动。按国家兵丁变乱，固然是给国家丢人，是极可耻可恨的事情，但也有许多笑话，那一夜我在崇文门大街上站立了足有五六个钟头，看着大家抢，而且还烧。奇怪，有时候他们还跟我来说话。

大街东有一铁铺，匾额是德隆永老铁铺，有两个兵进去，打着掌柜的要钱，掌柜的央告说：“穷铁铺哪里有钱哪？”一个兵又出来看了看匾，大声说：“老铁铺，走吧！”又到别处抢去了。我心中很乐，幸而他认识字，否则掌柜的还得多受些打。再一想他认字还不够真切，倘未进去之前，看清是铁字，他也就不进去了。本来铁字也极像钱字，这也难怪他。

有几个兵都抱着一包衣服，来问我：“这是绸子吗？”我一看是冥衣铺里的寿衣，还有陀罗经被，我一想这东西本不值钱，但若实告诉他，他必又另抢，不如就让他留下这个吧，赶紧告诉他是绸子，他们很欢喜地走了。

又有几人抢了一堆小碗，问我是什么。我告诉他，这是银楼中用以化银子的小碗，名字就叫银碗，乃缸砂所制，不值钱，他扔下就走了。这种小碗，现在已不易见到，径约二寸，形似蚌壳，而正圆，其原料与此地之砂锅差不了多少。

又有几人抢了一堆挽联，问我是什么。我给他讲解。他说：“是办丧事的对子吗？”我说：“对啦。”他们大呼倒霉而去。

又有二人抢的衣服中有一件貂褂，问我是什么。我说：“是貂皮。”他说：“老雕是长翅膀的，怎么长毛呢？”我说：“那是鸟，这是走兽，这种皮出自东北，是皮子中最贵的东西。”他们高兴极了，欢天喜地地说没有白出来。

此次各营本是奉命兵变，这是人人知道的，抢了东西，还可回营照旧当差，有许多人虽出来抢，但仍是很自然的，不似真兵变之紧张，所以他们抢了东西，还肯随便问问人。这本是一种怪现象，于我仿佛很有趣味，但我又一想，类似这一晚的情形，我岂不成了变兵的顾问了吗？想罢赶紧回家。家兄因各处有火警，也一夜未睡，谈了谈，天就亮了。因惦记着蔡孑民先生他们，也没有吃早点，擦了一把脸就出门了。我住东单牌楼裱褙胡同，一出西口，远远就望见石曾同他们三位由北边来了，看样子很狼狈。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怕戕害他们，一听外边枪响，他们就跳墙出去，在墙根蹲了一夜，很冷的天，当然很狼狈。我问他们往什么地方，他们说上六国饭店，我让他们先到我家休息休息。他们说：“还是到饭店吧，饮食沐浴都较方便。”石曾问我：“身旁有钱否？”我说只有二百元，他要过去，我说倘不够我再取去，他说：“到饭店再说吧。”我就同他们一齐到饭店。在街上走着，我对孑民先生说：“我们分别不到几个月，时局变到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居然变成民国了。孑民先生说：“这一夜的工夫又大变了，变得更快。”大家慨叹者久之。孑民先生又说：“一切计划，都成过去了。”到了饭店，袁已派人来慰问。以后的事情，自然应该载在民国开国史之中，不必我再饶舌了。过了些天，张静江、褚民谊二君到北京，即住在舍下。又过些日，中山先生也到北京，静江带我去见，给我指引，只说了四个字“豆腐公司”。中山先生与我握手后，静江又说：“他也是义兴局的经理。”中山先生对静江说：“花他们不少钱。”静江说：“是的。”中山先生对我说：“很打搅。”我说：“是大家都应做的事情。”静江又说我不但与李石曾好，同张继、王法勤他们都是老朋友。中山先生说：“哦！”很高兴。

彼时袁世凯他们，正与各国进行一笔借款，使各国公使共同商量，某国负担多少，他们把数凑好后，我们成总借入，以免借款时他们彼此竞争。这件事情，凡留心政治、留心经济的学者，大概还都记得有这么回事情，这本是古今中外各国借款没有的现象，各国不能瓜分中国者是因他势力不能均也。如此一来各国势均力敌，瓜分的手续，岂不是进了一步呢？我们在家中谈起来，静江就有气而大骂，及至见到中山先生，便以此意请教。中山先生说，他们不懂。随即大发议论，指饬袁等之无知。这回事情，我并一言未发，与我并没什么关系，我所以特记此事者，因为我亲耳听到中山先生议论政治，只此一次，故志之引以为荣也。

办俭学会

我此次回国，本系奔丧，原想大事办完，仍回法国。后吴稚晖先生也来北京，蔡孑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张溥泉诸位商量，决定发起办一留法俭学会，在北京先设一预备学校，请我主持其事。我的意思，仍然往欧洲去留学，并且说豆腐公司现在也无人管理，我还是先回法国。大家商议请家兄先回去，我留在北京，俟把头一批学生训练出来，我送他们去法，如此则时间不过只晚半年，最多一年。因为预备学校的宗旨，只是学点眼前应用的法国话及在欧洲生活或旅行的习惯，以免到法国到处出丑及无法行动，有余暇再补算学等，有法文资格深的学生，当然另教，所以需时不必太久。于是我也只好应允，后该校办得很好，一切饮食都在校中，借以讲究西洋生活的规矩，招的学生也很多，民国二年都送往法国。因路间车票关系，倘一次人数太多，则购票甚难，因须特别添挂车辆也，于是乃分三班前往，我也送去一班。所有学生到法国后，多数都很用功，出来的人才也很多，如李君书华、汪君申、郑君毓秀等，都是该会的学员。

此次送学员出去，可就比前者送工人省事多了。因为前者送工人，我受累受罪都非常之多，所以在学校中，对于旅行饮食的情形，给他们讲得很详细，路上就省事了。从前都是受的什么样儿的累呢？兹在下边大略说几句，诸君看看，也或者以为有趣。所有工人，都是由乡村招来的青年，仅仅在乡村小学念过几年书，对于世界上的知识，当然一点也没有。沿路我就不敢带他们到车站饭店去吃饭，我也曾带过一二人去，作为试验，倘能吃再陆续多带。他们一吃饭，是“特儿喽、特儿喽”的山响，刀叉也响得更凶。这还不要紧，任何一种食品，他们不但没有吃过，且没有见过，都不会吃，我可以教给他们吃法，吃是会吃了，可是因为黄油味道的关系，大多数的东西都还不能吃，所以后来我就买了东西，都让他们在车上吃了。北方人向来吃得多，乡间人吃得更多，青年人吃得尤多，这帮都是北方乡间青年人，吃得特别多，每人每顿约吃五个两头尖的俄国面包。共二十余人，每天一顿点心两顿饭，约需买二百多个面包，一次买这许多，固然不容易，且也怕人看着可笑，于是设法零买，每站买若干。然而同车的乘客无不笑者，问我：“你们怎么吃这么多？”

这还不要紧，最伤脑筋的是大便。北方乡间，绝对不会坐着大便，尤其没见过外国的抽水马桶，都是蹲在上头，火车又摇动，拉得各处都是屎，还得替他们擦洗，便桶里的水，只能洗里边，且水亦无多，每到大站，总要打水，好在自己有大水壶。一次，我告诉大家必须留神，以免贻笑于人。一工人曰：“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你这句话，你自以为很有理，可是由此更可知道，你对世界上的事情是一毫不知。西洋人大便，有坐着的习惯，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把大便拉到外边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而有这种毛病，你说他们不知道，其实果能知道是谁拉的还好，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干的，那是你一个人丢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要说是中国人拉的，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得跟着你丢人。再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说是中国人，那就要全国都跟着我们丢人。”这类事情还多，不必尽举，此次与学生讲得很详，且学生的知识总比工人高得多，所以此次旅行没有这种笑话。

我此次送他们到法国后，本想安心学点什么，不幸又有重要事情，非回国不可。回北京后，附带着也把俭学会预备学校办下去，还要招些工人。原定民国三年，仍可回欧洲，不意第一次欧战起来，我回不去了，所有友人有的回南方，有的去欧洲，因为欧战，俭学会也不能再办，我一个人独自无事，乃研究起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