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鬼吗？”马丁斯问我。

“那你呢？”

“我现在信了。”

“我还相信喝多了的人会产生幻觉——有时候看见老鼠，有时候看见的更糟糕。”

他没有马上就跑来跟我讲他遇到的事——只是因为安娜·施密特面临的危险才把他抛回到我的办公室。走进门的时候他活像是被大海冲上岸的一样，头发蓬乱、满脸胡茬，被他无法理解的经历闹得心神不宁。他说：“如果不是因为那张脸的话，我根本就不会为之烦恼。我整天脑子里想着哈利，因此很容易便会把个陌生人错当成他。知道吗？那盏灯马上就又关上了。我只瞥到了一眼，然后那人就匆匆顺着大街跑掉了——如果那是个男人的话。那条街有很长一段都没有可以拐进去的地方，可我一时有点蒙，所以又让他多跑了三十码。他来到一个那种贴满广告的小亭子，然后片刻间就跑出了我的视线。我在后面跑着追他，只花了十秒钟就来到了小亭子跟前。他肯定听到我在跑了，可事情就是那么奇怪，他就那么再也没有影儿了。我来到小亭子边，那儿什么人都没有。整条街都是空的。要是他进了哪个门，我不可能看不见的。他就那样凭空消失了。”

“如果是鬼魂那就没什么好奇怪的——要么就是幻觉。”

“可我不相信自己醉到了那个地步。”

“那你当时怎么做的？”

“我只能再去喝上一杯，我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

“喝完之后你再见到过他吗？”

“没有，但一杯酒又把我给送回了安娜家。”

我想，若不是那件发生在安娜·施密特身上的未遂事件，他原本是不好意思带着那么荒唐的故事跑到我这里来的。在他跟我讲了他的故事后我的推测是，在他身后一直有个监视者——虽然酒精和歇斯底里把哈利·莱姆的面目贴到了那个人的脸上。那位监视者注意到了他对安娜的拜访，并通过电话向那个圈子——盘尼西林圈子——的成员发出了警告。那天晚上的事情进展得非常迅速。你们还记得，库尔茨是住在俄管区的——确切说来是在第二区一条宽阔、空旷、荒凉、直通普拉特游乐场的大街上，像他那样的人或许已经有了颇具影响力的人脉。一个俄国人要是被人看见跟美国人或英国人言谈甚欢那他就完了，可是奥地利人是潜在的盟友——而且再怎么说，被毁灭、被打败的人所具有的影响力是不足为虑的。

你们必须要明白，在这一时期，西方联盟和俄国人之间的合作已经几乎破裂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断。

同盟国之间最初在维也纳的警察协定是把宪兵(他们也必须处理涉及同盟国人员的罪行)局限在他们各自的管区中，只有在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入另一个大国的管区。这个协定在三个西方大国之间执行得很顺畅。我只要拿起电话打给美国管区和法国管区中与我职务对应的官员，就可以派我的人去逮捕或讯问了。在刚占领维也纳的头六个月里，这一套在俄国人那里也还算行得通：也许在过了四十八小时后我会得到许可，而实际上也很少有需要比这更快的情况。即便是在英国本土，要想从上级那里得到搜查令或是拘留嫌犯的许可，也并不总是一直有可能比这更快。后来四十八小时变成了一周或两周，我记得在我的美国同事突然想起查看一下记录的时候，发现有四十桩案子已经拖过了三个月，而他甚至连对方获悉他请求的表示都没有收到过。接下来麻烦开始了。我们开始拒绝，或者不回答俄国人提出的请求，有时候他们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也会派警察进入，于是就有了冲突。……在这个故事发生的这段日子，西方的三个大国已经基本不再向俄国人提出请求，也不再对俄国人的请求给予答复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逮捕库尔茨，我就只能在俄管区外面抓他，尽管当然也总会有那样的可能：他的活动也许会得罪俄国人，然后受到比我们所能施加的更突然、更严厉的惩罚。安娜·施密特的案子就是这样的冲突之一：罗洛·马丁斯于凌晨四点醉醺醺地回去，想告诉安娜他见到了哈利的鬼魂，却被一个惊魂未定、尚未能重回梦乡的搬运工告知，她已经被国际巡逻队给抓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还记得，在内城管理一事上，当时正是俄国人担任轮值主席，而在俄国人主事的时候，定会有不合常规的事发生。在这回这件事上，俄国警察在巡逻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对同事捣了些鬼，把车开到了安娜·施密特住的那条街。那晚当值的英国宪兵是个新手，直到他的同事们告诉他之后，他才意识到他们进入了英国区。他会说一点德语但不会说法语，而同行的法国宪兵是一个爱挖苦人的顽固的巴黎人，三两句说不清之后便不再试图跟他解释了。美国宪兵接过了解释的活儿。“这事儿对我倒是无所谓，”他说，“但对你也无所谓吗？”英国宪兵拍了拍俄国宪兵的肩膀，俄国人转过他那张蒙古人的脸来，朝他甩出一长串他听不懂的斯拉夫语来。于是汽车继续前行。

在安娜·施密特的街区外，美国宪兵插手了游戏，用德语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国宪兵头靠在车边上，点燃了一根臭烘烘的卡帕罗粗烟丝卷成的香烟。法国与此事无关，而任何事只要不牵涉到法国，在他看来就是无足轻重的。俄国宪兵好不容易抠出几个德语词来，又挥动一下几页文件。就他们所能理解的来看，一个在俄国遭到警方全国通缉的罪犯就住在这里，身上没有合法文件。他们走上楼去，俄国宪兵试了试安娜家的门，门关得死死的。他不等里面的人有机会开门让他进去，就用肩膀撞开了门。安娜正躺在床上，虽说我并不觉得经过马丁斯的来访后她是睡着的。

如果你不是跟此事直接相关的话，那么还是能从这些场景中看出不少喜剧成分来的。你得在中欧经历过恐怖，得有一个属于失败者的父亲，得经历过破门搜查和家人失踪，得具备了这些背景，恐惧才会超出你感受到的喜感。那个俄国人，你懂的，在安娜穿衣服的时候拒绝离开房间；英国人拒绝留在房间里；美国人不想让一个女孩子跟一个俄国士兵待在一起没人保护；而法国人——哈，我想法国人肯定觉得这很有趣。你们能想象出这一幕场景吗？俄国人在尽着自己的职责，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那姑娘，心里没有一丝邪念；美国人很有骑士风度地背过身去站着，但我肯定他注意着房间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法国人一边抽着烟，一边事不关己但饶有兴趣地从衣橱镜子里看着姑娘穿衣服；而走道里的英国人则在想着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不想让你们觉得这位英国宪兵在这件事上表现糟糕，无所作为。在过道上，由于没有被骑士风度这类东西分心，他得以有时间思考，而考虑的结果让他跑到隔壁公寓去打了电话。他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公寓，把我从最深的中段睡眠中吵醒了过来。这就是为什么马丁斯一个小时以后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已然知道了是什么令他如此激动。他觉得我非常有效率，这印象虽说不是我应得的，却对我很是有用。那天晚上我再没从他嘴里听到一句关于警察或警官的刻薄话。

关于警方程序我还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如果国际巡逻队逮捕了某人，他们必须将案犯在宪兵司令部收容二十四小时。在此期间决定哪一国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得到被扣押人。俄国人最想打破的就是这条规矩，因为我们之中没有几个人能说俄语，于是俄国人几乎就被剥夺了阐述观点的权利(你们不妨试着用自己不怎么会说的语言来就任何题目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这可不像用那种语言点餐那么容易)，我们往往会把俄国人对协定的任何违反都看作是故意且恶意的。我想他们很有可能知道，这条协议只针对存在争议的被扣押人。尽管事实的确是几乎他们每抓一个人都会有争议，但在他们的脑子里却是毫无争议的，而且没有谁比俄罗斯人更自以为正确。俄罗斯人就算在供词里都是自以为正确的——他们会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一五一十都倒出来，但他们从不为自己申辩，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借口。这一切势必会在人们做决定时施加影响。我于是向斯达林下士给出了指示。

待他返回安娜的房间时，一场争议正在不断升级。安娜告诉美国人她有奥地利的身份文件(这是真的)，而且这些文件都很正常(这话就有点多余了)。美国人用拙劣的德语对俄国人说他们没有权利逮捕一名奥地利公民。他要求安娜出示那些文件，等她一拿出来，俄国人一把从她手上抢了过去。

“匈牙利人，”他指着安娜说道，“匈牙利人，”然后又挥动着手中的文件说，“坏，坏。”

那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奥布莱恩，开口说道：“把文件还给那个姑娘。”俄国人当然听不懂这话。美国人把手放到了枪上，而斯达林下士温和地劝道：“别激动，帕特。”

“如果那些文件有什么不对，我们有权利看一下。”

“别激动，我们可以到了司令部再看。”

“那也得能到得了司令部。你不能相信这些俄国司机，他很有可能会把车开到他们自己的管区里去。”

“再说吧。”斯达林说。

“你们英国人的问题，就是从来不知道何时该表明立场。”

“好吧。”斯达林说。他去过敦刻尔克，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安静。

他们带着安娜一起回到车上，她坐在前排两个俄国人中间，已经吓傻了。在开出一小段之后，美国人碰了碰俄国人的肩膀：“走错路了，宪兵司令部是那个方向。”俄国人叽里呱啦回了他一串俄语，做出一个安抚的手势，车子却还在继续开。“看看，我早就说过的。”奥布莱恩对斯达林说。

“他们要带她去俄管区。”安娜恐惧地睁大了眼睛望着挡风玻璃外面。“别担心，小姑娘，我会把他们都搞定的。”奥布莱恩说，他的手又在自己的手枪周围摆弄起来。斯达林说：“听我说，帕特，这是一件英国的案子，你没必要卷进来。”

“这种游戏你是新手，你不了解这些坏蛋。”

“不值得为此引发一桩事件。”

“基督啊，”奥布莱恩说，“不值得……那个姑娘必须得有人保护。”在我看来，美国人的骑士精神总是会得到小心翼翼的引导——人们仍然在等待美国圣徒亲吻麻风病人的伤口。

司机突然踩下了刹车：前面有个路障。知道吗？我其实早就知道，如果他们不朝内城的宪兵司令部开的话，就只能经过这个哨卡。我把脑袋探进窗子，用他的母语吞吞吐吐地问那个俄国人：“你们在英管区干什么？”

他咕哝了一句“执行命令”。

“谁的命令？让我看看。”我注意到了签名——这是个有用的信息，我说，“这上面叫你们去抓一个匈牙利国民，此人是战犯，住在英国管区，携带着假的身份文件。让我看看那些文件。”

俄国人开始了长长的解释，但我看到那些文件就杵在他口袋里，便一把拽了过来。他伸手去拿枪，我冲着他脸上就是一拳——我真的觉得这么做有点儿不地道，可这就是他们能指望一个愤怒的警官干出来的事，而这一招也让他恢复了理智——这一拳，外加让三个看到的英国士兵朝他的车头灯走来。我说：“这些文件在我看来没什么毛病，不过我会加以调查并将结果送一份报告给你们上校的。当然，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对这位女士的引渡请求，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有关她犯罪活动的证据。恐怕我们并不把匈牙利人等同于俄国人。”他对着我干瞪眼(我的俄语可能有一半让他听不懂)，我接下来对安娜说：“下车。”有俄国人堵着她没法下来，所以我只能先把他拽了下来。然后我把一包香烟塞到他手里，对他说了句“拿去好好抽吧”，随即对其他人挥了挥手，长出了一口气，这事儿就这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