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在一星期内所经历的事情，所阅读的书籍，很可能比普通人在一年内所得的还多。前者的生活十分充实，后者的生活无限空虚。本来生命是时间的累积，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有价值，只须看他的日常生活是否过得有意义。

泰戈尔于漫游旧大陆，访问新大陆，观光中国和日本之后，特于1927年7月至8月间，到马来亚来游览。他曾在新加坡、马六甲、吉隆坡、芙蓉、巴生、瓜拉江沙、太平、槟城等地稍事逗留，足迹到处，老是万人空巷地来欢迎。在各地欢迎会里，他一再发表演讲。听众虽然不同，演讲的主题却没有两样。这是说，亚洲人须彼此互相了解。言简意赅，这对于亚洲各国的觉醒，甚至每个国家都要起来争取独立的运动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时新加坡的印度协会所出版的《印度人》杂志，还特地出了一册《泰戈尔博士专号》（dr. tagore number），很详细地记载泰戈尔在马来亚的行踪。现在事隔三十多年，当时欢迎会的人，年轻的已经变成白头老翁，年老的早已化为尘土。就是这份杂志，现在仅留下一份，由新加坡星·卓达医生（dr. chotta singh）保存，很可能成为海内孤本。

为着加强印度和马来亚的联系，为着增进一般人对泰戈尔的了解，印度驻马来亚新闻官达尔先生（mr. somnar dhar）特地把这册《泰戈尔博士专号》重印出来，同时，他还到图书馆参考当时出版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经过互校和整理的一番手续后，泰戈尔在马来亚逗留期间的一切活动，我们不难了如指掌。

那册专号是由汤玛斯（t. g. thomas）主编的。编者在社论里指出：“这位诗人、哲学家、教育家的受马来亚人民的尊敬，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从新加坡到槟城，泰戈尔博士得到一切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荣衔如敝屣”那一章里，我曾说过，泰戈尔因为看不惯旁遮普事件，所以把爵士的荣衔，双手奉还英廷。谁料吉隆坡有一位先生太过天真，在欢迎会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问泰戈尔是否仍效忠英王。好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一会儿就被人挡开，所以不至触着他的伤痕。

泰戈尔接受新加坡各民族人士所组织的委员会的诚恳邀请，于7月20日上午安抵新加坡，同行者有伦敦大学文学博士查德济教授（prof. s. k. chaterjee）、艺术家卡尔教授（prof. s. kar）及华玛教授（prof. d. k. dr. varmar）。

他们所坐的安布罗斯邮船（ambroise）停泊于海港局的第12号货仓前面，欢迎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及一般群众，早就赶到码头，给他们以热烈的欢迎。

新加坡市政府委员会主席花勒（r. j. farrer）及欢迎委员会主席联袂上船，他们由泰戈尔的秘书威廉斯（a. williams），一一介绍和泰戈尔相识。接着，印度的妇女们一面奏乐，一面引吭高歌，表示她们对诗人的欢迎。

泰戈尔由花勒、拿玛茜、威廉斯三人的陪伴，驱车直诣总督府，作克里福特总督（sir hugh clifford）的贵宾。他在总督府小住三天，然后前往拿玛茜（m. a. namazie）的别墅作客。

7月21日，海峡华人协会在中华俱乐部（garden club）设宴欢迎。到会人士非常踊跃，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名士，就是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在这次宴会里，泰戈尔提到两年前赴华观光。他很高兴，在新加坡又能够见到那么多华人。

提到国际大学，他说那儿的学生在一种优良的环境里工作，而这种环境对他们有极大的影响。

7月22日的晚上，泰戈尔到维多利亚剧院演讲。新加坡总督克里福特爵士致辞。他说：泰戈尔已经被各国认为东方所产生的最伟大的诗人，所以要他来介绍泰戈尔，这工作简直是多余。

在维多利亚剧院里，他反复阐明人类的统一性。他指出，集体的自私的行为，不但在政治上或商业上发生冲突，而且在宗教领域里也发生冲突。

23日和24日，算是周末，他曾先后赴印度人协会和华校总会，每次都有很多人参加。就在24日那天晚上，他又发表了一篇演讲，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有如下述：

我的工作也是你的工作，我要求你想一想研究所有文化的中心区的重要性，尤其是研究那些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有关的文化。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你们是印度的儿女，你们是伟大的遗产的继承人，这是说，你们要实现真理，敬爱人类，为人类服务。无论你们用什么语文，信仰什么宗教，我劝导你们在那种意义下仍保留印度人的资格。我祝福你们，这种祝福是来自你们的一个风烛残年的同胞。他敬爱你们，而且通过他的诗篇和著作，表达你们及其文化上最优秀的东西。

7月25日，大家挤满维多利亚剧院，静听泰戈尔演讲。辅政司吴尔夫（c. h. woolfe）担任主席。吴尔夫说泰戈尔在国际上享有诗人、哲学家、教育家的声誉。

在掌声雷动的场合里，泰戈尔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自然而然地介绍他一手创办的国际大学。他告诉他们说，在国际大学，他特地在露天的环境里，亲自教导三班学生。他指出，学生们必须与周遭的活生生的景物做伴侣，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自然的环境。我们须把学生带到自然的环境里；在那儿，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乐趣；具备那种乐趣，他们才有心情玩味知识。事实上，只要学生懂得玩味知识，享受知识，这才能够谈到吸收与同化。

谈到国际大学，泰戈尔又说：

我们也想创造活动的气氛，我们把整个环境充满着新奇的东西，给学生认识。因为经常有新奇的东西，他们的脑筋变成更活泼。我们把这些学生和那些在同一机构里用正统的方法来教导的其他学生作个比较，我们觉得这些学生进步得更快，脑筋更敏捷……

他又叙述有些资质迟钝的学生，有做手工的能力，他们逐渐聪明活泼起来，变成另一种人。

他又说：“最好的教育儿童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旅行，在旅途中，他们会得到教训。”

我的学校最好的部分，即主要的特点，在于环境。这是个很大的文化环境，不但有利于教和学，而且有很多文化。

诗人是大人物。“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泰戈尔自述他最喜欢跟儿童做朋友。他的年纪虽大，但是，他雄心万丈，不受时间的限制。因为他懂得运用文字和音节，他能够把最平凡的东西变成最美妙的东西。最后他下了一个结论，说：“在我的内心里，我还是个小孩。”（i have the child with me）。

泰戈尔在新加坡住了一星期，便匆匆搭船前往马六甲。马六甲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给他以热烈的欢迎。他们一行人住在曾江水先生的海滨别墅（升按：曾先生即何葆仁博士的岳父），同日，到圣芳济学院演讲，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这样：

我们彼此不相识，但是我们应该彼此相识，这样才能够避免最大的毁灭。我们没有充分训练自己，以便达到彼此互相了解的地步。我的使命不但要教育学生，使他们知道生活和科学的事实，而且要训练他们的思想的态度。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够认识冥冥在上有“一个心灵”，同时，让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特点。

泰戈尔在马六甲逗留三天，便搭火车前往吉隆坡。那儿的欢迎委员会由陆周泰主持，每次演讲，老是挤得水泄不通。他说：

我相信会得到你们的欢迎，自我到这地方以后，我也并不失望。你们对我的招待以及你们答应给我的运动以支持，我敬致谢意。这种运动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你的，因为它不但属于印度，而且我希望也属于世界其他各地。……

我曾经到过世界各国，东方和西方，我实在很幸运，能够得到我的同胞的敬爱。他们也许会从我的人格上和我的著作上找到一些东西，这才使你们认识我是真正属于他们，我算是他们的朋友。我只希望得到你们的友谊。

那时，他已经达到66高龄，可是他的心还是像青年那样炽烈。他希望能够给青年朋友唱出青春之歌，恋爱之歌。

离开吉隆坡后，他曾到巴生、瓜拉江沙、安顺、太平。他以悠闲的心情，到处宣扬天下一家的大道理。最后，他在8月13日抵达东方花园的槟城。

槟城欢迎会的主席连裕祥在辅友社设宴招待。席间，他对于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同时，他还提到他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他坦白地指出：亚洲各国间不能深刻地了解自己的一个理由，就在于他们不能够认识它们的邻邦。尤其是印度，当印度人不知道印度和伟大的中国的历史关系之前，他们就不能够认识他们本国的历史。

8月14日槟城各华校的董事、校长、教员、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聚集于钟灵中学的礼堂，静听泰戈尔的训词。他一看见青年，便心花怒放。他教青年们，一面要效忠当地政府，一面要尊重中国的历史，因为那种光荣的传统是属于他们的。

第二天，在戏院（empire theatre）演讲，时间是下午五时，因为听众太多，主持人只好提出新办法，凭票入门。在演讲里，他特地报告一些事实。他说，当地受邀请赴美的时候，他曾路过日本。在东京时，他看见日本人把他们从中国抢到的战利品拿出来展览，不禁十分惊讶。他认为一个国家侥幸在战场上把邻邦打败，居然恬不知耻地把邻邦认为奇耻大辱的东西拿出来展览，这未免做得过火。他主张，诸如此类的东西应该埋藏起来，这才是道理。可是在“民族主义”的怂恿下，人们有意发扬唯我独尊的心理。而且进一步告诉他们的儿女们，他们曾经怎样侮辱邻邦。这种精神上的盲从和武断的作风，实在不足为训。他的结论说：“在一切真理中，各民族的统一，才是最大的真理。”

从这些演讲中，我们对于上文所述的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更有深一层的认识。

8月16日，他环游槟城全岛，到了夕阳无限好的黄昏，他就在广大的群众的欢呼中，挥手和马来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