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7日是泰戈尔诞生百年纪念。早在半年前，新德里已经成立一个“泰戈尔诞生百年纪念委员会”，由尼赫鲁总理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准备出版一部纪念集，分上下两册。上册叙述泰戈尔的生平和著作，下册讨论泰戈尔和印度的文化。执笔的人包括总理尼赫鲁、副总统拉达屈里斯南、科学院院长凯柏博士、美国名作家赛珍珠、英国名诗人爱里奥、法国名作家安德烈·摩洛等人。

今年元旦那天，尼赫鲁总理在孟买主持这个委员会。他强调诗人泰戈尔的伟大的遗产，以及他的生平和著作所给人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异中求同”（unity in diversity）。泰戈尔以身作则地指出印度文化的统一性，但他绝对不想运用狭窄的排外的民族主义。他的眼光是以整个人类为对象。他生前虽然替孟加拉省和印度服务，其实，这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精神，正是他替整个人类服务的一套办法。

尼赫鲁公开承认，他是泰戈尔和甘地的精神上的儿子。最近他还说：

因为时常跟甘地在一起，我大受他的影响，但是我应该很谦逊地说明，我的思想和泰戈尔更协调，虽然我的一切活动受着甘地的支配。

在思想上和泰戈尔更协调，在活动上却受甘地的支配，这两句话充分说明尼赫鲁很有资格做泰戈尔和甘地的继承人，这是说，做他们二人的精神上的儿子。

因为尼赫鲁对泰戈尔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的一举一动，要符合泰戈尔的意旨。他深知泰戈尔最关怀的不外两件大事，一件是他的创造生活，一件是国际大学。因此“泰戈尔诞生百年纪念委员会”要履行两种艰巨的任务：一面要使他的教训、他的诗篇、戏剧、音乐、文学、艺术普及于全国；一面要筹备一千万卢比，作为国际大学的基金，使这间宗旨纯正的学术机构永远发展下去。

在尼赫鲁编著的《旧信一束》（a bunch of old letters）里，他曾把泰戈尔和他来往的信札发表出来。该书收集泰戈尔的信札八封，每封信都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他对于尼赫鲁的女儿的关怀，比较一般人对于自己的孙女还亲切。他悼念尼赫鲁夫人卡玛拉女士的演讲词，真是文情并茂。他趁尼赫鲁意志最消沉的时机，给他以积极的精神上的鼓励。他说尼赫鲁是：

具备百折不挠的决心，誓死不屈的勇气，但是他比较他的同志高出一筹的地方，却在他毫不动摇地坚守道德上的完整，知识上的忠实。在政治纠纷的场合里，到处都是种种欺骗的行为，连自己也包括在内，但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光风霁月的襟怀。当真理陷于危险的境地，他从来不规避，当虚伪占尽便宜的时候，他从来不和虚伪发生关系，他的绝顶聪明的才智，使他很坦白地拒绝采用不荣誉的政策，虽然那种政策对他是易如反掌。这种光明磊落的真理的理想，是贾瓦哈拉尔在为自由而奋斗上的最大的贡献。（参阅附录：《泰戈尔与尼赫鲁的信札》）

的确，生离死别是人生最难堪的事情。凡是有悼亡的经验的人都领略到那种苦杯实在不大好受。只因泰戈尔爱护尼赫鲁及其家属，所以他才运用他的生花的妙笔，百般劝慰，使他再度鼓起拯救祖国、爱护人类的热情。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是21年。1957年，国际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尼赫鲁被邀去主持。他即席发表一篇演讲词，情辞恳挚。我前后读过好几遍，越读越体会出无穷的韵味。

尼赫鲁演讲的题目是“从生活中找到信仰”。（a faith through life）他首先表示他有机会吸收这机构的精神，重温周遭的校舍、校园及一般环境，是个非常快乐的事情。美中不足的是毕业典礼不再在芒果林下举行，这恐怕就是“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罢。

过去他参加好几次毕业典礼，每次都朗诵吠陀经，高唱国际大学的校歌，低徊想念国际大学的宗旨和理想。因为这些东西具备重要的真理，所以他每次参加典礼的时候，总觉得很新鲜，一点也不会觉得单调。

尼赫鲁认为，在这纷纷扰扰的时期，一般人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应该抓住一点东西来衡量问题，而泰戈尔所定的理想以及国际大学所抱的宗旨，刚好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假如我们坚守这些理想的宗旨，我们至多仅犯着小过，不会有什么大错误。老实说，小过谁也免不了；我们应该当心的，就是不要铸成大错。

尼赫鲁说，他每次到国际大学都有这种感觉。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对大家有帮忙，但是，他可以很诚恳地指出，国际大学和泰戈尔，对他们有莫大的助力，尤其是在处理每天所发生的问题上。当他个人过着什么疑问和困难的时候，他一想起国际大学和泰戈尔，心里便得到鼓励。虽然这种记忆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至少这会使他的心理处于比较正常的状态，以便解决问题。

在尼赫鲁的心目中，泰戈尔是个先知。因此，他很诚恳地说道：

我越想大师的智慧，我越觉得惊奇，虽然我不应该惊奇。好久以前，当他所说的许多东西在本国还不大流行的时候，他对病状——假如我可以把它叫做病状——的分析，是衰弱的印度，同时，他所找出的治疗的方法，对于未来的事情，等于特出的预言。

他临死三个月前，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文明的危机》，马哈拉诺毕教授曾引用该文的节录。我记得我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的过程中，曾读过这文章，我也记得我受了多么大的影响。后来我很惊奇——现在重听这论调时，还是这样——大师在那篇论文里所写的东西，应用于今天，还是多么亲密，多么正确，说不定比较他写作的当时更亲密，更正确。因为他是个先知，所以他能够预见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泰戈尔酷爱和平，痛恨强权政治。可是目前强权政治横行天下，强者时常整军经武，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弱者天天在忧愁畏惧中过活。它们恐怕自己站不住，于是开放基地，让那些强有力的国家来保护。俗语说得好：“疑心生暗鬼。”当怀疑和猜忌的念头交织于胸中，一有机会，谁也想采取暴力行动了。因此，尼赫鲁说：

恐惧、仇恨、暴力是个人或国家最坏的侣伴。然而今天这些心理是支配着许多国家和许多人民的情感。我不知道个人或国家怎样才能够抵抗或面对这种威胁。经过最后的分析，一个人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具备每种基本的信心，而这事情大师会时常提到。假如对人类没有基本的信心，我们就很难拯救这个世界，免受无可避免的灾祸。

圣经教人：“信心得救。”孔子也教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目前世界问题的症结，就是谁也不信任谁；杯弓蛇影，自起怀疑，结果，弄到啼笑皆非。

一般人以为我们这时代是最危险的时代。其实，这种忧虑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历史上曾经过多少次惊涛骇浪，最后，他们不但没有灭绝，而且生存得很好。因此，尼赫鲁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具备那种信心，应该有个停泊处，免得漂泊无依”。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接受泰戈尔的教训，对他表示无限的信任。

谈到大学，最难得的是优美的环境及光荣的传统。这些东西不是金钱所能够买得到的，它们可以说是历史的巧合罢了。尼赫鲁说：

我们能够创办一间伟大的大学——所谓伟大，是指伟大的建筑物、设备，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我们很难创造传统，创造周遭环境的气氛，创造值得记忆的东西来指导和影响我们的心灵。这儿你们有不可估计的便利，这些便利不能够从书本里得到的，虽然书本无疑地应该研读。我希望你们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不可估计的遗产，因为我觉得，在各方面，印度需要这东西，多过其他任何东西。

印度有许多大学，产生优秀的人才。虽然有人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不满，但尼赫鲁却满不在乎。他所最关心的就是这些大学生是否达到某种深度，而这事情比较考试及格重要得多。他特别提醒在座同学，论泰戈尔一向重视创造、生产、诚恳、深刻这几个条件，而这些条件其他大学却不大注意。泰戈尔要准备广大的文化背景，以便消除狭窄的思想。这事情说说倒没有什么，干起来相当困难，甚至一个伟大的老师给我们耳提面命也不见得会成功。但是，假如我们时常记住他具备广大的胸襟，这多少对我们有帮助。国际大学，顾名思义，是指它有国际性、普遍性。

国际大学得到泰戈尔来做创办人，这是它的光荣；但是，盛极难为继，大师和伟人不能够常得，我们仅能从他的嘉言懿行所遗留下来的传统里，找到应有的教训和鼓励。

目前印度面对种种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不过大家都有无比的决心，坚强的意志，想法解决一切问题。只要大家立定脚跟，先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再了解国家和国际的关系，不慌不忙地来研究问题，那么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当尼赫鲁还没有演讲之前，国际大学副校长鲍斯教授（prof. s. n. bose）在他的欢迎词里曾提到国际大学今后须注意自然科学。因此，尼赫鲁在他的长篇演讲的结论里就很坦白地答道：“我们要训练学生，使他们有健全的身心，以便从事有效的工作。我们应该有善意，我们应该有热诚，但我们更重要的须有训练，而手工艺或其他工作不能够单靠热诚。”

话又说回来，目前技术已经发展到那么高度，一般人都把文化置诸脑后了。假如个个人训练得眼明手快，成为专家，可是人格却发生问题，这对于社会仍没有用处。因此，人格是最重要的。

“莫为之前，虽善而不扬；莫为之后，虽美而不彰。”泰戈尔和甘地得到尼赫鲁作精神上、文化上、政治上的继承人，薪尽火传，这是他两人的幸运，同时，也是整个印度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