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陵集》，吾年二十左右浏览及之而已。昨过西城沟沿，见有摊贩卖古书与小商家，中有《江陵集》，遂出价购归。展读一过，大有感摄。兹略述所触，为若干条，时有文不相贯、义各孤立者。心绪恶劣，不及为专著，闲居无事，聊以就正。
江陵杂着中，推尊吕政，谓其举周代之文制， 文制谓学术与制度等。 一切大刬除之，为混沌之一凿。且云扶苏如不死，必崇儒学以乱天下。此真偏见耳。自春秋以降，列强竞争日益剧烈。竞争甚则霸道兴。霸者图功利，尚诈力。其始兴也，犹未甚戾于仁义礼信。其渐炽也，则唯斗诈斗力，贪功攘利而已矣。斗诈斗力、贪功攘利之风愈趋愈下，必成乎穷凶极恶。申商韩非之徒出于战国，其创说皆毁道德、毁人性、毁学术、锢思想，荡灭文物，祸极于吕政，集申商韩之大成，而乾坤几乎熄矣。吕政之毁灭一切，是使宇宙归于混沌。混沌者，蒙闇冥昧也。而江陵乃谓其凿混沌，何其辞之淫且诐哉。秦政夷六国，仅十五年而亡。继之者汉，而能使天下得安息者，则崇儒之效也。使扶苏不死，则秦祚何由遽绝哉。
江陵又谓，宋之文明与先王之礼制，经元人一举荡灭，复为混沌之一凿。此尤谬论。自五胡惨祸，及唐而太宗始大振。太宗没后，遂为藩镇乱局。藩镇多凶人，五季昏扰，又胡尘也。两宋诸儒崛起，一方面从长期戎俗中使夏人自拔于浊乱凶残之习，而知人道之尊严与礼义之可贵；一方面排斥印度佛教，而阐述尧舜至孔孟之道术，始知中夏固有高尚文化，根底深厚，庶几独立不挠。两宋文明，何堪菲薄。宋人失在委靡，亦承五季颓流使然，未可曰宋之文明概不足尚也。元起漠北，震撼欧亚。神州正朔僻在杭州一隅，宜不足自存。然未及百年，明祖首据江浙，以光复旧物。其地则理学渐渍之地也，其人鲜不为理学之徒也。元人并未能摧毁宋代文化，江陵毋乃虚张太甚。昔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夫敦德礼仁义之化，而行刚明严肃之政，创制立法，顺人民之公欲，群俗于是太和，谓鲁变可以至道者此也。存宋代文明之长，而革其委靡之弊，庶乎为而不恃，作而不宰，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胡为不辨短长而以一切荡灭为快乎？
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融摄佛老及法，以成其一家之学。《五台大宝塔寺记》云：“乃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阴妙云，覆涅槃海，饶益群生，则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为宗，以慈为用，以一性圆明、空不空为如来藏。即其说不可知，然以神力总持法界，涝漉沉沦，阐幽理，资明功，亦神道设教者所不可废也。”又曰：“本其要归，惟于一心。心之为域，无有分界，无有际量。其所作功德，亦不住于有相，不可思议。故曰，洗劫有尽，而此心无尽；恒河沙有量，而此心无量。” 《慈寿寺碑文》。
详江陵此段文字，深得佛家大旨。今择要略释。以空为宗何耶？空之为言，对破有执。 执者，执着。佛家千言万语，归于破执。此执字含义甚深，兹不及详。然学者当反己理会。 云何名有？凡夫情见， 迷妄之见曰情见。 谓天是天，谓地是地，谓人是人，谓我是我，谓物是物。于一切法皆见为有， 法者，万有之通名。 即于此起执，曰有执。由执有故，不悟真理。易言之，即不识宇宙实相。 此言宇宙，即包括人生在内。不识宇宙实相即是不识人生真性。学者宜知。 诸佛菩萨愍众生迷妄，故说空理以破有执。天非实天，地非实地，人非实人，我非实我，物非实物。凡此万有，犹如梦幻，犹如泡影，如露如电，应作是观。《大般若经》宏阐空义，渊哉法海，无量无边。 法海之法谓佛氏所说空理。前注法字为万有之通名者，与此处不同。海者取喻海洋，形容理趣广大。 凡愚闻空，倘怖而不信，吾且就近处征诘。如汝现前桌子见是实有，科学家解析只是一堆原子电子，而桌子相其实皆空。又进而波动说出，原子电子都无实质。无实质故，亦即是空。质既空已，将复何有？归原于能。 能者能力。 然衡以佛法，于彼能力亦复不可作实有想，以此能力犹是意想，起玆假诠。 诠者诠释。所释不必符其实，故云假诠。 易言之，犹是主观对自然作如是图摹。此与宇宙实相决不相应，学者宜知。如意想火，火不烧意，意想所变火相与外实火相终不相应故。 此中实火相乃随世俗假说。若谈真理，火固非实。 是故宇宙万有皆本来空，非意之也。 言万有本来是空，并非故意作空想也。 凡情堕于有执，迷妄无边，如蚕作茧，如蛛造纲，即依自所造作计为无量世界，而自缚其中。哀此群愚，何由解脱。佛家浩浩三藏，毕竟明空。诸有智者应当超悟。然空者空迷妄相，非无实相。夫实相者，离心缘相， 缘者，思虑义，谓实相非吾心思虑所及也。 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一切相， 离吾人妄想所执一切相也。 有无相相， 无相相者，无彼妄相所执诸相，而有本来自相，恒自如故，是谓无相之相。此无相相乃真实有，故曰有无相相。 是为实相。穷理至此，夐然绝待，深矣微矣，无得而称矣。江陵殆有契于斯乎？
云何以慈为用？佛说法要惟在大慈大悲。其分析慈悲二相曰：大悲拔众生苦，大慈予众生乐。江陵独举慈为言，而悲在其中矣。凡情执有，于是分人我或物我相，因而起贪、起嗔、起痴，是谓三毒，为万恶本。佛氏愍众生颠倒，故说空义，除彼有执。 除者除去。 倘复误计一切皆空，将如此土庄生欲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栖神于莽荡空虚之域，以是为逍遥游，是大乘所谓恶取空。 取者，执着义。执着空故，便非正见，故云恶取。 舍离众生，无万物同体之爱，成大不仁。灭情毁性，生命绝矣。悲夫！悲夫！今夫圣人之心，不系而有寄； 不系者，无私欲故，无惑染故。有寄者，与万物同体故，与斯人同忧患故。 圣人之行，无作而有功。 无作者，不以私意宰物故。有功者，辅万物之自然故。 恶取空者，不仁失所寄矣，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 遗物丧其功矣。耽空之害，一至此极，可不戒欤？ 远西有虚无论者，亦是此流。 唯诸佛以大慈大悲摄众生为一体，誓愿度尽、断苦、得乐。众生无量，慈悲无量。众生无尽，慈悲无尽。有一众生不得度，则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雄无畏是慈悲力。譬如弱女一旦抱子，见火焚来，逾墙以避，一跃而过。慈故能勇，诸佛亦尔。夫空诸迷妄兴大慈悲者，是诸佛法髓也。慈悲犹儒之仁，证空即儒之智。观其会通，何儒何佛？孟轲故云：“道一而已。”
以一性圆明空不空为如来藏，何耶？宇宙实相， 宇宙者，万有之总称。实相犹云实体。详《成论记》等。他处用此词者准知。 就吾人分上言之，则名曰性。此性无对故云一。 一者，绝对义，非算数之一也。 明者，谓此性体灵明无碍，为一切知之原。圆者圆满，无有亏欠。《易》之《干》曰大明，犹此云圆明也。空者，谓性体本无迷妄，说之为空。不空者，谓性体备万德故，复说不空。如来有多义，举要而言，无所从来曰如来，谓此性体不可诘所从来故。藏者，含藏义。备万德，含万有，故曰藏也。即此圆明性体是吾人禀之以有生，故曰性；是吾身之主宰亦曰心。故如来藏亦得为本心之名。 此约《楞伽经》及宗门之旨而作解，取浅近易晓。
江陵谈佛法者，只五台慈寿两寺碑文中数语，别无所见。然此数语确总括佛氏大旨，甚为的当，既非抄袭陈言，亦非影响谈。吾故逐句为之演释如上。好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便已别是一般境地。
江陵于道家亦得其宗要，其献世宗《得道长生颂》有曰：“夫道，包络宇宙，涝漉群生，恢之弥形想之外，总之会太乙之先，是万物之始，经纬之纪也。圣人者，本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经纬之端。故虚愉恬靖，湛然守一，知常袭明，渊乎莫得而窥焉。以此养生，则抱一含虚，摄有归真，与天地同其悠久矣；以此治天下，则执简握机，因应随化，使知者效其画，材者毕其能，而明主不劳而功成矣。”以上可参看王弼《老子注》。又曰：“盖道宰数，而数难穷道。” 《万寿无疆颂》。 愚按，精于数理者，其于道之散着， 宇宙万象，皆是道之散着。 可以推析而得其则，然道体无形无象，唯可脱然证悟，要不可执数以推之也。江陵神解，可谓卓哉。
自昔称江陵为法家，谓其学出于申商韩，此不深考之过也。江陵之学毕竟归本儒家，融会于佛者较深，资于老者少，取于商韩者更少。
申商韩之徒惨酷寡恩，其所执持者，与儒家根本不相容。《商君》《韩非》书尚存，可考见也。诸葛武侯融通道、法而绝不非儒，观其戒甥书有曰：“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论语》：“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揭然有存，其会心于斯乎？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美齐宣王不忍杀牛之念，谓推此心足以保四海。恻然有感，不亦孟氏之心印欤？然则谓武侯深于儒可也。世第以道、法称之，岂为真知武侯者哉？夫江陵毁书院，禁理学，明代以来皆以法家目江陵。其实江陵服膺儒术，如置之《儒行篇》十五儒中，可谓博大君子哉。武侯而外，罕有其匹也。余尝谓汉以后号法家者，如武侯、江陵，皆古之大儒。武侯遗文少，无可详征。江陵《义命说》有曰：“昔者夫子盖罕言命，至于义则谆谆而不已也。何则？造化之数，阴阳之变，运之所遘，气之所遭，有不可以常理测者。”又曰“命不可必，可必者义也。命之所在，虽圣人有所不能违；义之所在，虽造物者有所不可夺”云云。此真纯儒之言。其《对策》有曰：“古瑰伟奇特之士，树鸿业于当时，垂鸿称于后世者，岂独其才之过人哉？盖尤系于养矣。养有浅深，则其才有纯驳。才有纯驳，则其建立有钜细。才得于天者也，养由于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隽，养欲微、欲深、欲精、欲奥。两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奥者，所以为恢宏奇隽也。故古之善养才者，不恃其得天之异，而勉其修己之纯。阚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惧其刚之易摧也。铦如镆邪，不敢以言利，惧其锋之易折也。神若蓍蔡，不敢以言智，惧其算之易穷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惧其趋之易踬也。炼之至精而敛之至密，韬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后其神凝，其气专，发之不可御，索之不可穷矣。” 中略。 “今夫两间清淑之气丽于形象，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在山石为宝玉，在飞走为麟凤，在人则为英雄豪杰。是英雄豪杰者，固均之二气之间钟，人伦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刘孔才云：‘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并异，则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过千人谓之豪，万人谓之杰。’此英雄豪杰之辨也。总之，皆以其智力绝殊，不可以寻常尺度论耳。自古迄今，所以树立人纪，纲维世运，决大疑，排大难，建大功，立大节，必此四人者为之。 四人，谓英、雄、豪、杰。 然而品格异焉，不可不察也。” 中略。 “上焉者，智周万物而不自用其明；勇盖万夫而不自任其力；随事而应，弗胶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牵于功利。朕兆未萌，法象未着，渊然独虑而百姓莫见其迹；不世之功，永世之泽，蓦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谓智者勇者，举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谓真正英雄豪杰而圣贤者也，品之上也。” 中略。 又曰：“细节多疏则不能无负俗之累，气质偏胜则不能无瑕类之行。” 中略。 又曰：“必也，其大禹乎！凿龙门，排伊阙，别九州，宅四隩，绩固伟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与争功，愚夫愚妇而凛若胜予；彼视地平天成，于吾身何有轻重也。其周公乎！除凶残，驱虎豹，立纲纪，陈礼乐，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发，下白屋之士，不骄不吝，履赤舄之安；彼视胜殷遏刘，于吾心何有加损也。 按刘者，杀也。殷纣残暴，周公助武王战胜之，而以礼导天下于太和，遏绝杀戮之萌。 其孔子乎！学殚累世而不以智闻，力抉门关而不以勇闻，在乡党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谨，固俨然儒者也，及其劫莱兵，反郓欢，堕三都，诛正卯，即慷慨奇节之士，决眦奋臂，极力而不能办者，乃不动声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无矜容，无盛气，此岂世之君子所可与量尺寸哉？盖此三圣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浑沦磅礴之气；修之于己，又皆懋夫沉潜纯粹之学。其所基者密而宥，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决大疑，排大难，建大功，立大节，纾徐委蛇而不见其作为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圣，其孰能与于此哉！故朱子谓真正英雄皆自战兢中来，而圣贤豪杰唯此三圣人足以当之，信不诬矣！然则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生，而有志于三圣人之事者，顾可不慎所养乎？养之之道，无欲其本也，慎动其要也。析义穷理，沉几察微，莹乎若夜光之内朗，洞乎若止水之独鉴，所以养智也。抑其强阳，销其客气，深乎若强弩之握机，韬乎若宝剑之敛锷，所以养勇也。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圣人之事也，即史册所载，瑰伟奇特之士，犹将姑舍是焉，而况其下者乎。” 下略。
如上所述，江陵养才之论宏廓深远，真儒家精神也！余推此篇之宏旨，略言以三，皆法家所不得而悟者。一曰，尊三大圣人以树修养之标的者，以其无己也。圣人之德用同乎天地。天地之于万物也，覆之载之，含之育之，而天地未尝自有其功，盖曰“万物与我为一”耳；万物亦复忘怀于天地，盖曰“天地与我并生”耳，此造化之极则也。圣人德用同天地，故万国群伦各得自遂。禹视地平天成之绩若于己无与也。周公视胜殷遏刘之烈若于己无与也。孔子学集大成，当世已有既圣之誉，而犹于己无与也。是非脱然忘己而无宰制群伦之私者，其能若是乎？夫有过人之才者，若养之以圣人无己之学，则万国咸宁之效可立致也。江陵上称圣人，可谓深得儒家精神。法家如商鞅、秦孝、吕政之徒，有如释氏所云，恃己高举，以刍狗万物，庄生所谓使天下皆游于羿之彀中是也，其自绝于圣人不待言。江陵根本宗儒而不偏任法，于此可得一证。二曰，法家不尚贤，使人失其依藉，则圣智可屈于愚不肖，而不见有异能；使人人块然，循法而动，则愚不肖皆与圣智同功。法家如《韩非》之书论此者不一。而江陵乃以树立人纪，纲翊世运，决大疑，排大难，建大功，立大节，必归之圣贤豪杰。此其宗儒之又一证。 儒者言群龙无首，是万物平等义，是物各自生自主义，而又尊圣人何耶，此一问题极广大，吾于此不暇论。 三曰，法家以人有争生存之欲也，而奖生产与战斗。商韩皆欲并民力于耕战， 耕即生产之事。 是利人之有欲而驱之也。今江陵论养才，则曰无欲其本也。盖昔者孔子有曰：“枨也欲，焉得刚？”孟子亦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江陵言人之自养其才必以无欲为本，其义实本之孔孟。夫欲之为物，阳明王子所谓“顺躯壳起念”者是也。顺躯壳起念，必将一切徇私而背公，纵情而害理。 情不必恶，纵乃成恶。 人如有成才之资，而不能克欲，则占有冲动过胜， 自饮食男女乃至地位与权力之争，皆属占有冲动。 而灵性生活受损害，甚至剥丧殆尽。满腔子秽恶，断无析义穷理之可能。如此，则中才之资坠而为不才，中才以上之资亦溺于流俗而无有成就。若夫商鞅吕政辈，在政治上有特殊天才，惜乎未能去欲，而恃其血气盛、意志强、野心大，运其黠慧阴谋，沉几以伺天下之变，藏谲以窥万物之情，利用随宜，操纵在我，适乘当世列强衰敝之运，故其力可以扫荡千古遗迹，其势可以鞭笞六合群黎。唐虞三代之局，至秦突变，虽曰天下大势之所趋，岂非人力哉？如此异才，倘以无欲正其本，充养纯粹，释私意以行于大道之公，去淫情而顺民彝之理， 淫谓情之偏激。 大仁大智大勇备于一心，则其一切大机大用必皆出之以正而造福于人天者，不可称量已。故江陵主无欲，确是儒家血脉。余观江陵此篇实是自述志事。其一生作人与建业根基，端在于此。其后《与吴尧山书》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此虽稍近释子语，然其根于孔门求仁之旨，确尔无疑也。江陵盖宗主儒家，兼综佛、道与法术。其学广博，未尝守一先生之言。唯其政治上本儒家公诚之精神，而运以法家严综核之作用。明世理学者流乃以法家诋毁之，后人又罕能究其学，是可惜也。
问曰：江陵病周代文胜之弊，而称快于吕政之大毁灭；病宋世儒风文弱，而称快于元人之大毁灭。夫以毁灭前代文化为快者，是商鞅、韩非、吕政、李斯之徒也，非儒者之志也。答曰：江陵忿嫉当时理学家不解事，遗物理，离民众，故欲匡正儒学末流而不惜为过激之言耳。夫秦以后二千数百年间，儒学名存而实亡久矣，诸子百家俱废绝矣。汉唐经师考据之业，于儒学精神不相涉也。宋儒振之以理学，严于治心而疏于格物，不悟心物非二片也。遗物而徒事于心，则心失其活泼流通之用，是死心者也。且养心之功，孟氏言之尽矣，曰必有事焉，曰勿忘勿助，曰养浩然之气，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曰好色与民同之，不使天下有怨女旷夫也，曰好货与民同之，必禁垄断也，必使天下人皆有恒产以养恒心也，曰与民同好恶也，是岂遗事物、远民群而孤事于心者乎？宋儒宗孟而变其质，杂于禅老而多得二氏之似，不必存儒之真也。虽其学不尽可非，究未免拘碍偏枯，末流更不胜其弊。至明中叶，阳明起而救其支离，大本虽立，规模虽具， 阳明活泼有用。 而后学不堪继述。谈本体者近狂禅，谈工夫者或未免乡愿一路。至其空疏无实，执意见而不通事理，则两派所同也。江陵当理学末流之弊，已觉生心害政，岌岌不可终日，常凛宋人亡国之惧，故对宋明文化有改造之思焉。其幽居深念而伤时人之莫喻，是以发愤而托词于元人之大毁灭也。
其称快于吕政之毁灭晚周文化者，则以宋学上继儒家之统，而周代文化其根底在儒学也。又以晚周委靡，亦是儒学流弊，故以吕政之大毁灭为快。盖由恶宋明儒学而波及之也。夫以文弱议周，本不自江陵始，汉人已有千岁衰周之叹。余以为，此等谬论，实缘秦以下只以帝室一姓代表国家民族，故论事不能无误。夫论周代盛衰者，当着眼于诸夏列国之社会、政治、学术与文化等方面，及四裔与诸夏之关系，然后可衡论中国当姬周之世为盛为衰，不可以东周徒存王号，遂以王朝文弱为尔时中国之文弱也。汉人生息于帝制下，许多奴习中于其思想。说古事多谬，此特其一端耳。江陵习而不察，可谓智者千虑之失也。周室东迁后，诸夏列强其政治与社会组织甚多良法美意，今虽难考，而就《周官经》与《管子》书观之，其为后世制法，极宏深精密，必有春秋时列国制度足供其参考与推演，此可断言者。即在《国语》《左传》等古籍亦间有可考。亭林《日知录》赞美古地方制度，极言治起于下，足征民治基础。春秋列强，盖树立甚早。迄入战国，群雄互谋兼并，强者并民力于耕战，务逞侵略，弱者则民贫国瘁，徒为鱼肉。读孟子之书，言民救死恐不赡，而知六国民力尽矣。读商君之书，束缚无不至，而知秦之民无自由，虽骤收控御之效，而民质亦自此耗矣。余尝言，中国民治之基立于春秋，坏于战国中叶，至商鞅、秦孝以及吕政，遂扫地以尽也。孟子所以恶霸，为其开人类毁灭之端也。
周代学术思想，儒家最古。自尧舜禹汤以迄文王周公，无间传来，久为正统，至孔子集大成。而七十子后学各分宗派。韩非八儒，但就三晋流行者言耳，其为韩非所未悉者，犹当不少。至于天才之彦、作者之英，承孔氏之流风卓然兴起、各自成宗者，则有墨、道、名、法、农诸子哲学及百科知识如天文、数学、地理、工程、医药、机械、音律各种学术，所谓百家之业是也。又指南针非明于电磁者不能作，古代对于物理已有研究。春秋战国之交，可谓十日竞耀于中天，万川奔流于大海。甚盛哉，晚周一大智炬时代也。自商鞅专并民力于耕战，始昌言弃道德、废学术，而见用于秦孝，韩非主张以吏为师，欲禁绝儒学及诸子百家，而吕政复用其说。自玆以后二千数百年间，中国遂无学术思想可言。余著《读经示要》第二卷曾论及斯，玆不复赘。吕政大毁灭，流毒将三千年而未已也，可不鉴哉？
西周王朝盛时，四裔归诚。幽厉而后，虽有夷狄之患，然诸夏列强卒能互相保固。麟经于秦楚，皆尝斥之以狄，则以其侵中原而狄之耳。真正边方诸夷，则未有能入据神州者。秦以后二千数百年，而中国之大，四裔入关，横行蹂躏者其常。自古有聪明而尚礼义之族乃日就戮辱，而趋于污贱、委靡、愚陋、苟且偷生。酷矣哉！吕政摧残之毒，历史昭昭可鉴，而胡忍以其大毁灭为快耶？周代自战国中叶以上，确是国史上辉煌鼎盛时期，未可以东周王室一姓式微，遂妄计当时诸夏文弱也。 古时诸夏列国，即今之整个中国。
总之，古今万国任何高深文化及伟大学派，其内容恒有不易、变易之两部分。不易者，谓其所得真常之理与其立国之优良精神。真常理者，超物而非遗物以存；虽不遗物以存，而实超物。此非深于化者，无可与语也。凡国有文化发展至高深程度，其哲学界必有大学派能于无穷无尽之真常理有所发见。譬如以管窥天，虽不窥天之全，而确已窥得天之一片，则与生盲终身不识天者，其明暗相去，奚止天壤？若智大者能悟管窥之天只是一片，而天之大必不止此，亦可默喻于天之无穷，而不以小知曲见自封，斯为有会于天者己。凡大学派之于真常理也，其能有所发见而非无知，犹复不恃小知以迷于大道，亦如善窥天者而已。大学派必含有不易之部分，即其有得于真常理是也。此理超时空无有改异。故大学派不可轻毁。至于文明悠久之国，必有其立国之优良精神。此等精神，即由其国人自先民以来，从日常实践中有所体会于真常理而成为其对自己、对团体之若干信念。易言之，即此若干信念便为其生活之源泉。一国之人以此互相影响，遂成立国精神。此等精神虽难称举，然在其国之哲学、文学与历史等方面最易理会。此精神界可以随时吸收新资粮，而有舍故生新与扩充不已。但舍故生新一语须善会。新必依故方生，非前不有故而后忽有新也。顿变还从渐变积久而后有此一顿。譬如酪相顿起，实从乳相经过无量刹那渐变，始顿现酪相。设以暴力将乳相毁灭尽净，无有少分余乳，后时得有酪相顿起否耶？立国精神有新生与扩充而不容斩绝，理亦犹是。总之，凡国有文化或学术思想，断无可容大毁灭之理。设不幸而至于大毁灭，则其国人虽幸存，而亦失其独立开创之胜能矣。中国秦以后久衰，可鉴也。
上来言不易之部分，次谈变易。凡一大学派之体系中，必含有许多可以变易之部分者。如在古代所认为人伦中当然之则者，后来随时多有变易。在古代观察事物而依据有限之经验以确定其所循之则律为如是如是者，后来经验日广，始发见错误而改定其则律。又有凭空想或臆想而虚妄安立之理论，后有智者视之，必以为当斩之葛藤。大凡人智日进，则古代大学派中可以变易之部分自然随时刬除，又不待以强力大事毁灭也。是故文化界与学术思想界之积累至可宝贵。其长处宜随时发挥光大，其短处可以供人随时参考修正。一旦大毁灭，是使人返于鄙暴无知之原人时代也。江陵称快于吕政、元人之荡灭文化，盖不满于宋明理学，乃不暇深思，遂为过激之论耳。然于此有大可注意者，江陵对宋明学术思想确有改造之思焉。此其神解卓绝，实旷代之英也。后来船山亭林力诋陆王，习斋上攻程朱，江陵实启之矣。
江陵盖有哲学天才，而未能多尽力于学术。其出入儒、佛、道及法术诸家，规模宏大极矣，惜乎皆未入细密。于佛法虽得大旨，而无上甚深微妙之蕴与条理万端处，则非仅通大旨者所与知也。譬如看山直窥高峰， 喻通大旨。 而于群峦众壑、万木繁花， 喻条理万端。 未曾博览遍识，则于此山所知终未免疏而不密矣。江陵治道家言，撷其精华，而不必穷其枝叶。其得失与治佛学均也。即以二氏 道佛。 大旨而论，江陵亦契入徒殷，平章盖阙。 平章犹云批评。 夫佛氏宗派繁多，而印以三法印究竟空寂；道家由南华而上探柱下，根极虚无。然格以儒学宗趣，上穷玄极， 玄者，谓其理无定在而无所不在。极者，至也。此理至极，更无有上，是万理之所会归。 则于乾元性海， 即上云玄极之理。 未尝不虚无空寂，亦未尝不生生化化而健动也。佛老终未免耽无而滞空矣。耽无滞空之宇宙观，无有发育； 《中庸》云，洋洋乎发育万物。儒家之宇宙观是发育的。佛家唯识以山河大地为妄识发现，期于断舍；他宗虽名言有异，而大意颇同。道家之宇宙观只是任其自然之运，无有《大易》健动之义，更无参赞化育意义。所以二氏之宇宙观均异于儒。 耽无滞空之人生观，缺乏创进； 《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曰富有日新，皆创进义。儒家之人生观如此。佛氏以大雄力趣向度脱而反人生。老氏柔退，其下流至于委靡。 乃至言群治则习守故常而惮改进。如先天弗违与裁成天地、开物成务种种大义，皆佛老所无有。盖二氏从本原上已未免耽无滞空之失，故向下无往不失。江陵于此都不深穷，故虽宗主在儒，而于儒学甚深无尽藏终未彻在。余著《新唯识论》，始明空故生生不息， 不空即有碍，有碍即成机械，不得生生。 无故神化无穷； 无者，无形无象而非无有之谓，是以大化不测，无有穷尽。神者，不测之称，形容大化之妙。 生而不息，化而无穷，健之至也。于是融二氏以归宗《大易》，始遗偏执而显真际，恨不得起江陵而质之也。
江陵，思想家也。其《义命说》有曰：“人生而有利害之情也，有利害之情则不能无推测之智，是以纷纷议论而卒无所归也，可胜叹哉！”此数语宏富极矣。推测之智缘于利害之情，此智已成杂染，原非本来明睿之智，何由见真理？哲学家理论虽多，大都逞戏论而无所归宿者，良由不自了其推测之智，乃一向从实际生活中即因所谓利害之情激引而起。此智开端便是杂染，向后无离染时，而恃之以探万化之原、人生之始，焉得免于惑乱。
江陵是思想家，而尤是一大政治家。彼于孔氏之仁、佛氏之慈，颇能反求自心而得之，故愿舍身救世，不肯作学问家。其遗文有曰：“余尝谓世有大人、有伟人。其志翩翩，其行岩岩，其处于世也，卓然如秋峰之耸峙，昂然如鸡群之野鹤，伟人也。其志渊渊，其行桓桓，其处于世也，巍然如泰华之蟠礴，浩然如沧冥之含纳，大人也。二人者，语其才美标格，则大人似不若伟人之奇俊。要以闳深奥衍，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归之，世以为众父、为蓍龟，则大人之与伟人大有迳庭矣。”据此可见江陵志在大人，不欲以伟人自见，而肯以书生终乎？使江陵专力学术一途，则于明代思想界必独辟一异境，可断言也。
江陵《答朱谨吾书》云：“平生学在师心。”此语在守文者闻之，必甚不满，而真知学者则信斯言无可易也。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人本心放失，即自舍严师。心不放，即师在。孟子语曹交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交自有师，惜乎其不知求也。阳明指出良知，直令学者当下自得师，犹孟氏之心印也。江陵自道师心，却承孟子阳明教法，俗士诚难悟耳。江陵才高气盛，虽未自承得力阳明，然识者则知其为善学阳明者也。江陵学于儒而脱尽考据家陋习，学于佛而脱尽法师家陋习，学于老而脱尽玄学家陋习，超然孤往，默与道契。其《与毛介川书》曰：“一时号为交游者，盖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可与之言矣，犹未可与之微言也；可与之微言矣，犹未可与之不言也。若夫目击而道存，无心而冥解者，若仆与翁，盖庶几焉。仆每一相见，即颓然嗒然，若游太虚而涉广漠。”又《与高元谷书》云：“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元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是由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着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恨不得与兄论之。”详上诸书，则知江陵师心而不待求师于外。其从入处虽不背孟子阳明，然只识得心体虚明，犹未彻在。心体固未尝不虚明，然含万德、备万理、肇万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虚而实，明而不匮，儒者故谓之诚。君子贵思诚， 思者，犹云常惺惺。 而存之于隐微之地，慎之于息息与天地万物感通之几，达之于事业。合内外，贯动静，莫非诚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实，唯诚而已。虚明者诚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虚明，去实相甚远哉。 实相谓本心，亦即目宇宙本体，所谓造化之原是也。 儒者不偏向虚明处认识本心，此从实践中体现得来。孟子学孔，反身而诚，上下与天地同流，所造已高。阳明不免杂禅，而犹不失为儒。江陵初时说悟，殊近禅，正恐犹是揣量。但彼为童子时，己举茂才，少时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涵养本原工夫，不无纷散。江陵天资高旷，脱然慕上达，故佛老易投其好。儒家藏幽深玄远于平淡中，非上而能下者不易喻也。然江陵复有《与罗近溪书》云：“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辨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详此所云，毕竟遵循儒家轨范，否则高谈澈悟，终不见实际，不得稳贴也。其书又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飙之中，未知故我何似。”此盖江陵自知甚明，惕然不胜危惧，非故示㧑谦也。近溪悟处，似较江陵为深。故江陵此书颇虚怀于相知之前，而自存惕若之意，然亦于近溪有交儆之义。 近溪颖悟虽高，其实用处未能相应，居官厚取于民，以养空谈之士，别无实政。江陵虽誉以不言民从，皇农再见，而又曰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是非，则辞婉而规之严也。 如此质直，正是学问得力处。又《与耿楚侗书》曰“但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云云。至此则所造已深矣。其于《中庸》涵养未发之中、合内外之道与渊泉时出之妙，已有会心也。
江陵之学融摄法家。汉人之所谓法家者，申商韩三家也。余著《读经示要》谓三家非法家止统，但正统派之思想，汉人已不传。故自汉以来言法家者，实即三家耳。三家之说，韩非为完备。申氏明于术，商君详于法，韩非兼法术而为一家言。江陵则学韩非，而善变通者也。先以法论韩非全取商君之告密与连坐。 所谓告坐法。 吕政用其说，其法网之密，至偶语者弃市。此真人道之大厄也。江陵于此等处绝不学韩非，而其自所力行者，不外尊主庇民四字。此四字者，实可总括江陵之法治思想。惜乎当否塞之世，江陵不便以其思想见之著述，此可惜也。但详玩江陵握政时之作法，则其思想不难推见。江陵固常揭尊主庇民四字，而当时之人固莫测其中之所存，后之人亦鲜有能喻者也。江陵所谓尊主一词之意义，实非尊帝权之谓。彼本未言废帝制，然其尊主之义，乃在宰相独裁，决不是尊帝权也。何以言之？江陵每以宋世宰相卑其君为恨。其云卑君者，正谓宰相不能独操政权，但不便直言之，而以卑君为说耳。夫尊主之说，若是就帝权而言，则宋之相权远不逮汉唐。且宰相坐论之礼，宋初便废，而可谓之卑君乎？江陵对皇帝抗颜以师自居。皇帝称以先生，非唯不敢名之，亦且不敢字之。然则卑君之罪，江陵首当自承，而妄诬宋之宰相可乎？详江陵执政时，以一手操天下大柄，一切皆执法而绳之，如悬衡而立，天下万有不齐之轻重，无得逃于衡之外者。其执法之平且严，自汉以还二千余年间，未有如是者也。自来谈江陵者，但知其严综核而已，而不知江陵行法，首严之于朝廷。彼采诸葛武侯师法《周官》宫府一体之意，自皇帝、皇太皇以及中贵皆绳之以法，不许遁于法外。如武清伯李伟，皇帝至亲也，且李太后尚在也。李伟请价自造坟茔，皇帝以其折价太薄，令从厚拟，而江陵乃援据世宗赏赐母亲家事例以严拒之。又皇帝欲修理武英殿，而江陵则疏称本殿自宣德正统以后久不临御，且观其藻饰颜色虽稍有剥落，而栋宇规制未尝少损，宜仍旧贯，暂停工作，以省劳费。又万历七年，皇帝谕户工二部，内库缺钱赏用，宜广铸造进用。 内库即皇帝出纳之处。 而江陵疏称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币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铸成后量进少许呈样，非以进供上用者也。又广铸新钱，则嘉靖等项旧钱必致阻滞不行，于小民不便。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云云。旋奉旨停铸。至于宫中之事，无大无小，咸裁之以法，中贵绝无敢干涉外政者。内外臣工任职，悉依法考绩，而核其有无成效，以定黜陟。盖江陵以为，法者本乎天下之公意而始立，皇帝与一切小民同受治于法，一味平等，无有差别。《洪范》所谓“无党无偏，王道平平”，齐之以法故也。从江陵行法之平与严，而推其关于政体之主张，彼盖欲置皇帝于纯粹无为之地，而以宰相总揽全国政权。盖由彼之法治思想而推之，如皇帝亲揽政权，则欲其勿坏法而不可得也。帝位世及贤明者少，不肖者多。不肖而有枭桀之才也，则大权在手，欲其一切循法而动，必不可几矣。不肖而为庸闇也，则左右群小与奸谲之臣皆得多方蛊惑，以夺其魁柄，卒至国本摇而夷狄盗贼起，社会元气损伤殆尽，民质日劣而国以式微。中国秦以后之局，长演此悲剧也。江陵以为，欲行法治，莫如使皇帝无为而宰相独裁，庶几天下之人人皆有法守，而祸乱可以不作。此江陵创见也。或曰，江陵之意果如此，则是尊相权而已，乃托词尊主何耶？答曰：皇帝无为而宰相有为，皇帝逸而宰相劳，皇帝高拱于上若天然，不谓之尊主得乎？且宰相奉法而为治，人民阜安，国家盛强，皇帝坐享成功而亿兆归敬，不谓之尊主得乎？宋世宰相势轻而权削，为相者以奴自居，不得有所断制与施为，庸主相继而大权常旁落于奸邪之手，遂至神州沦陷，皇帝奴役于胡廷，此非卑君而何？度江陵心事，必有一种新制度，蓄于衷而不敢发。盖承秦汉以来，二千余年思想界视帝制为天经地义不可易，而当时理学家方猜疑江陵有无君之心，凡奸邪之侥幸禄利而惮严法者又皆恨江陵如仇而思有以中之，故江陵只有乘权处势以实行其思想，而不敢衍为理论，着之简策，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乃仁人之所无可如何者。夫欲皇帝安于无为，愿授大权于宰相，此乃不可遇之事。江陵以雄才事冲主，又幸以忠悃受知李太后，故得躬任独裁，是所谓盲龟投浮木孔，千载而一遇者， 佛经言，有一浮动之木，常动不止，木有一小孔，而盲目之龟欲以盲动投入浮木之小孔，经千载乃得一遇，此譬相遇之难。 岂可望凡为宰相者皆效江陵乎？故如江陵之主张，必欲皇帝纯安于无为，则非以法规定之不可。江陵当已筹度及此，但不敢昌言以取祸耳。后来王船山有曰：“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此盖由江陵之行事而推知其衷之所存，否则未易有此创解也。江陵专政时，确是置天子于有无之外。而江陵一生最恨宋之宰相无权，致招亡国之祸，虽不敢斥言帝权之为害，而其有限制帝权之意却可于其言外得之。船山欲创定天子徒拥虚位、全无实权之法制，其受江陵之影响，决不容疑。
然复须知，江陵此等思想颇近于虚君共和，与商韩之法绝不类。余著《读经示要》，明《公羊春秋》由据乱进升平之治即虚君共和制。董子曰：“君人者，国之证也， 皇帝仅于内政外交诸大文件用玺印而已，此外无一毫作为，故曰证也。不可先唱，虚君之国，其君必不能有所唱导，唯任群众之所共趋，随群智之所唱而已。 感而后应。” 群智、群力开其先，君但随感而应之耳，不能反群众也。 又曰：“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据此，则皇帝诚如木偶，明明是虚君制也。又《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此乃孔子假尧舜以为虚君之象，其义别详于《春秋》者也。是故儒家虚君之制，置君于无为之地，而尊之同于天，则以天高而无为，象君德也。江陵尊主之意，原本儒家，于商君韩非无取焉。唯其严综核则采之商韩耳。问曰：宰相独裁，能必其称职乎？答曰：江陵尊重考绩法，百官无大无小，皆以考绩定黜陟。江陵居相位时，亦经考绩数次，赏功皆严辞不受，谓尽职乃辅相之本分，不足言功，盖以此风示大小臣工，息其贪冒之私，抑其躁进之妄也。考绩法行，则贤能尽职者皆可循资而进。其有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者，亦可有不次之擢。如此，则凡能自致于相位者，必无不称职之患。又既任宰相，犹按年考绩，则其惕励自有不容已者。江陵立法，可谓周密。又江陵杂着中记太祖开国时用人有数条，彼虽直记其事，未发议论，而观其特笔之意，似主张中枢大臣当由地方亲民之小官卓著功绩为人民所戴者，方可擢升。如此，则宰相必出自与民间共疾苦之人，是真能代表天下贫苦民众者。以此等宰相操政权，大有民主意味。此亦与商韩绝不同。据杂着，洪武八年十一月，以登州卫知事周斌为户部侍郎。十一年正月，以西安知府李焕文为户部侍郎。十二年，以莱州知府董俊为兵部尚书，明州知府余文升为工部尚书，常州知府张度为吏部尚书。十月，以儒士王本等为四辅官。江陵并附记曰“本等起布衣，即拜辅导”。此事与版筑莘野之用何异？自胡惟庸诛，虽罢丞相，分任六卿，而四辅实居论思之地，则虽无相名，实有相道也。是年十月，以教谕石璞为户部侍郎。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训导顾彧为户部侍郎。二十四年正月，以芜湖知县李行素有实政，擢刑部右侍郎。余尝言，明祖光复旧物，而当时塞外势力犹甚盛，倘明祖不能修明政治，安定民生，则不能保固神州而开一代之治，可断言也。观其特擢亲民之官以居中枢要地，最有深意，惜乎后嗣莫能踵行。江陵特记之，其有孟氏“民为贵”之思乎？
上来已考定江陵之尊主说，次言庇民。中国社会自昔以来，似无一定悬绝之阶级。但就秦以后二千数百年之局而论，不妨分为统治与贫民之两阶层。平民者，谓全国劳动而贫苦之民众，如农民、工人等是也。统治者，谓皇帝与王公大臣等家族。而凡依托统治力以侵欺贫民者，如所谓士大夫或缙绅之族，亦当附属于统治阶层。或谓皇帝可革命，不足言阶级。然革命只是改朝换帝，张去李来，是另一事。而皇帝之一种制度无有变革，则不论居帝位者为张为李，而皇帝之地位确是统治阶层。唯王公而下以至缙绅之家，废兴无常，不可说为一定阶级。但当其盛时，每藉统治之力以侵欺小民而兼并土地，私敛财货，不属之统治阶层不得也。明乎中国社会阶级之分，而后推详秦汉以后之政治，则见夫统治者能顾及小民之利害者甚少，而以小民为鱼肉者其常也。此所以二千数百年，治日寡，乱日长也。江陵为政，特提出庇民二字为治道之大本。易言之，即与最大多数勤苦民众同忧患，而一反乎过去统治者之所为。此亦与商韩之霸王主义极端相反。商韩霸王之术，并主竭民力以事侵略，而江陵不如是也。王船山顾亭林皆不免程朱锢习，并于江陵不乐道之，不悟江陵政事明与商韩反。王顾殆以褊衷而未之考也。江陵整理丁粮，为一条鞭法，本便于小民，而当时顾有极言不便者。江陵《答少宰杨二山书》云：“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之家而害于小民，是所以恤下厚民者乎？仆于天下事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兴革，顺天下之公而己。”又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之政有云：“孔子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礼义生于富足。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臣室日富，公家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仆窃以为贿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蔽难治也。何也？政之贿，惟惩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为私，下剥民，上侵国，而以肥己，惟官吏中饱，而国与民交困。故仆今约己敦素，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所以救贿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严治侵渔揽纳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 揽纳者，地方豪强与官府胥吏相结，而令乡里小民之粮税由彼代纳，因而上下其手，额外苛取。清世犹有此弊。 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家强。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也。 按当时豪家多不肯纳粮，故逋负多。而江陵清理之，不许匿。 国与民两足，上下俱益，所以壮根本之图，建安攘之策，倡节俭之风，兴礼义之教。假令仲尼为相，由求佐之，恐亦无以逾此矣。今议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凡此皆奸人鼓说以摇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欺明达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今为侵欺隐占者，权豪也，非细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闾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将尸而祝之，何以逃亡为？愿公坚持初意，毋惑流言。往时，宰相不为国家忠虑，徇情容私，甚者辇千金入其室，即为人穿鼻矣。 言得人之金，即为人牵之以同作贪事也。 今主上幼冲，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在，必不容贷。”愚按明世粮政之弊，全由豪强兼并太多，其抗匿粮税而以重负嫁害于小民者太甚。亡国于胡，非偶然也。近观民国主大政者，庇巨室以吞尽天下之财，供其私门营业。其营业也又恃官力，以偷免一切税。因此，天下之财集于数大豪门，而民国卒以是倾覆。明代自嘉靖时，政乱民穷，亡不终日。赖江陵当国，以庇民为本，而厉行法治，除贿政，去姑息，乃得延国命数十年，迄永明而后亡。功盛矣哉！江陵于万历二年，《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有云：“各地方有司官不能约己省事，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豪大户积猾侵欺者，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大急，不得安生。” 中略。 “今欲固国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养。各地方官朝觐考察在迩，吏部宜悉心访察其贤否，惟以牧爱宜民者为最。其催征钱粮有畏纵富豪奸猾、偏累小民致有流离失所者，悉依法论黜。”又《与耿楚侗书》云：“究观前代，孰不以百姓安乐而阜康、闾阎愁苦而危乱者？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其能幸免于危亡乎？仆唯以怀保小民一念对越上帝，尊安国本。故自受事以来，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为务。锄强戮凶，剔奸厘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于己，猥言时政苛猛，以摇惑众听。而迂阔虚谈之士，动引晚宋衰乱之政，徒欲惠奸宄、贼良民耳。世儒达治者鲜，可与言哉？”愚按，自秦一统以来将三千年，吾国常为夷狄盗贼迭起宰割之局，唯汉唐宋明四代盛时，颇近于开明，民得少苏。然四代季世之政，则江陵所谓惠奸宄、贼良民六字尽之矣。其所以成乎此者，则政之贿与姑息实为之耳。贿与姑息，不独四代季世为然，即四代盛时亦未全绝也。吾国民众长处于被宰割之地位，一向无参政能力与习惯。清季人士，骤期民主，宜乎欲速不达也。必法江陵明法以庇民，锄豪强之巨凶，佑勤苦之大众。法所宜加，决定不挠。全国之内，无贵无贱，无亲无疏，一切皆受治于法。小民得所庇佑，强梁不得侵欺。如此行之久，则人民合群，参政力量养成之无难矣。
是故江陵之法治思想以尊主庇民为两大基本观念。庇民即与大多数勤苦细民同忧患，而凡依托统治阶层之豪门皆在锄治之列。尊主则欲行虚君共和制，而以国之大权归宰相。又以宰相必由亲民之官经考绩而升，及居相位久，犹须考绩以定去留。江陵在位时虽治功卓越，而于任何赏锡皆固辞不受。如辽东大捷，兵部核叙宰相运筹之功，例宜升荫。上命即下，江陵累疏，固辞不受。其疏有云：“诚以摧锋陷坚，躬冒矢石，本诸将士之力，固非坐而指画者所可同也。” 中略。 “武夫力而获诸原，书生坐而享其利，不唯以功冒赏者不知劝，而旁观逖听之人亦将愤惋而不平矣。”又曰：“微臣之遇主也以道，而非由于要宠窃禄之私。”据此可见江陵所以能行法于将帅而收四夷归顺、九边无惊之效者，由其以身守法，不与将士争功故也。又万历四年十月，江陵以一品九年考绩，吏部题奉圣旨：“元辅先生辅朕冲年，今四海升平，四夷宾服，实赖先生匡弼之功，着加特进左柱国，升太傅，支伯爵俸。”江陵又三疏，固辞不受。盖江陵以考绩法关系于政治之隆污者为至大至要。若宰相轻于居功，则无以劝惩百执事。故宰相虽功宜受赏，而终不自居功，是宰相之责下以法也，固先以礼自持矣。江陵尝曰：“秉礼以持其势，循法以守其富。” 《答应天巡抚周雅斋》。 大哉斯言！夫持国之大柄者，负领导之责，挟极重之势，若不以礼自持，则心日肆而欲日纵，其将颠狂以骋而不知反，率一世以趋乎迷乱之凶无疑也。商鞅秦孝皆弃礼而任法，不数传而至吕政，秦以是亡，非明鉴欤？故以法治导民者，必以礼为本。此乃儒学之不可颠仆处。而江陵深有得乎此也。若乃江陵之法治主义，在乎夷阶级、去豪强，将使天下之人人各安其业，各遂其生，无有贵贱亲疏，一切受治于法，一律平等，故暴乱不作，而人人皆有优裕之生活，所谓循法以守富者是也。礼治、法治，本非不可融通。江陵早已作到，惜乎后人莫之继也。
商鞅、秦孝、韩非、吕政之徒皆持霸王主义，挟国以削民。而江陵则务为庇民之政以固国，盖根据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古训。其综核之严，虽采法家作用，而其创制立法本旨确是儒家精神，与法家无相似处。愚意治积衰之中国，非取法江陵不可。所以者何？唯儒家精神以仁与体涵育群生，可以扶殖衰微之族类而复其元气。唯法家作用综核名实，可以荡除二千数百年政治上之贪污与姑息，而小民始免侵欺之患，可以养成其参政能力。平生哀中夏沉沦，时有味乎江陵之思想与志事。暮境孤怀，惜乎无可共语也。
韩非承申氏子而崇术，其志未可非也，独惜其未知术耳。韩非盖慕苛察，而未闻君子之大道也。非之书中所采集用术者之故事，大都恃密探以苛察细务，而冀臣下惊其神明，莫予侮也。如此，则市井纤儿优为之。而恃此以为国，岂不愚哉？吕政喜其说而用之，卒以速亡。虽能侦得偶语者弃市，陈项刘一呼，而四海风起云涌，卒无可如何也。天下大矣，万类众矣，万变奇诡不测矣，而恃苛察，其有幸乎？江陵之说道曰“以此治天下，则执简握机，因应随化，使智者效其画，材者毕其能”云云， 引见前。 可谓知术之原矣。且非生长弱韩，愤秦之暴，颇思强韩以抗虎狼，其志可尚也。然观堂溪公戒非之辞，则知非之才短术疏。其于韩之重人，已成水火。韩王遣之使秦而死，盖因重人中之于王，而知李斯必不容非，故令非使秦以就戮也。江陵当衰乱之朝而跻相位，实行独裁。当时议者或谓其与中贵人相知，或曰因中贵人得用，或曰为新郑所进。南京台谏，狂吠尤甚。其实，江陵首因徐阶上言于世宗，自是受知于上。旋侍皇太子讲读，渐见大用。其于新郑，盖谦慎以处之，故初得和衷共济。观其代翰林及门生为新郑六十寿序，赞扬功烈，上拟公旦，此江陵苦心也。誉之不惜过高，所以消其险曲，释其妒忌。小人不足为善，而为恶有余。江陵诚欲行其志，而不善处新郑可乎？太监冯保在帝左右，江陵调御得宜，非独宫中无冗费，且无干涉外政之愆。又非独不干政也，更资之以调和两宫，赞辅君德。否则宰相与宫庭中贵激成水火，宰相必败，而国事不可为矣。江陵本领大，有术以御此辈，实由其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足相感召，决非徒恃巧伪之术者可能也。唯江陵能用术，则以其术之所从济者，正由术之不离其正耳。否则术有所穷，用术而反以术自困也。设无江陵之诚心与刚气，而以术御中贵，必为中贵所制无疑也。术不易言，而申韩昌言之，妄而已矣。江陵不言术，其与申韩相去奚止天壤乎？
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远见，灼然于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于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愿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明朝自嘉靖年间，君日习于昏骄，臣日习于无知无耻。商贾在朝，货财中饱。文臣泰侈，不知政事。武臣污贱，莫治兵备。社会上豪强兼并，小民困于苛征，难以存活。而海内知识之伦，所谓理学家者，则空疏负气，好以意见为天理，而公私不辨。王船山尝曰：“今则大河以北士大夫，十九而抱禽心矣。”愚按船山痛骂北人者，盖从东胡入关后，北方士大夫鲜不甘为顺奴，而南中遗老犹抱恨终天，以正义遗后嗣。故船山独詈北人也。其实，明朝嘉靖以后，王学固流于猖狂无实，而宗程朱者亦迂顽虚伪。南方之儒亦不必贤于北也。学风之坏，自嘉靖时已然，不待后来亡国始见其坏也。在朝无任事之臣，在野尽浮昏之议。士既失学，民散已久，国谁与立？当此之时，西北至东北诸胡狂狡思逞，犯塞无虚日。南粤群盗猖獗，早有广东非朝廷有也之叹。使当时无江陵，则西北至东北诸胡首窥中朝虚实，纵骑入关，复用内地奸人为之策画，则群胡在神州分土而帝者将不知多少。南粤诸盗或终被歼于胡，是时中国当有数十年为典午之局，而后统一于群胡之强者，此殆为势所必至也。当嘉、隆、万历间，如无江陵再造之功，亡国惨祸决无幸免。江陵力任艰危，扶中夏独立之气，解生民涂炭之厄，只手撑天，大雄无畏，卒致四海清晏，四夷率服。奇哉奇哉，江陵真天人也，大乘菩萨乘愿而来也。
江陵身处之世，政俗衰敝已极，国势危殆，不可终日。而当时举国上下皆狂昏罔觉。江陵独深忧之，《答曾确庵书》曰：“今武备废弛如此，不及今图之，则衰宋之祸殆将不远。仆于此事，颇弹心力。”又《答施恒斋》曰：“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详此，可见江陵前识远鉴，早忧明之将为宋。其献身于国，纯出于救亡一念，迫不容已，毅然以一身担天下之重。公诚之心，刚大之气，塞天地，动神明，德盛矣哉！其答《李中溪书》有曰“正少而学道，每怀出世之想。中为时所羁绁，遂料理人间事。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云云。呜乎，公真大菩萨种性也！谓偈有感，即便发愿。发已恒持，永不退失。证以公之一生行事，无有一时一事而非此愿之流行也。世之口诵经而心禄利者，自当永堕地狱，驴年出。若公者，可谓真学佛，亦善学佛者也。 驴年本禅家语。纪年以干支，无属驴者，驴年出犹云无年可出也。 余尝言，自昔未有身见未除、利害之私未尽而能公能诚、能刚能大者也。不能公诚刚大而以诈力乱天下，如秦孝、吕政之徒是矣。若夫转移造化，位育天地，其唯与万物平等而无一毫己私者乎？江陵其庶乎近之矣。世儒诋江陵以法家，何狂吠之甚乎？江陵《答王西石》有曰“学须到形不愧影，此圣门教人慎独之功。此工夫最难”云云。江陵固儒而佛者也。慎独故能不失本愿，否则弘愿乍兴于一念，而杂染潜滋于渊深之独，则愿力无根，乍兴而乍泯矣。夫独者，藏识海也。慎之于此，而绝杂染之萌，则愿力无障而扩充不息矣。真事功原本真学问。江陵植根在儒佛，徒法家而已乎？
江陵所以能革贿赂与姑息之亡政者，实在其本身作则，有伊尹非义非道一介不取予之操，故可以风示群臣百姓，挽累世之浇风也。《答两广刘凝斋书》曰：“监司抚按取受不严，交际太多，费用太泛，皆嘉隆以来积习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广中为甚。自不谷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止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类者，不取之民而孰办耶？夫以肉驱蝇，蝇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驱之也。司道之取予不严，欲有司之从令，不可得也。督府之取予不严，欲司道之从令，不可得矣。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谷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如，殆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抑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墐也。虽飧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谷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帅之之心也。早夜检点，唯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顽冥弗率，重惩勿贷。”又《答凌洋山》云：“承教，以孤辞禄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给，深荷厚情。但孤自念受事以来，四方馈遗，虽已概却，然于一二相知，间有量受者。今则虽至相知者，亦不敢领。非以自绝于长者也，念孤今日暂留，但以艰巨之托，不得不弃家捐躯，以图报称，非有利于天下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禄，下不受朋友之馈，唯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图国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庶于鄙心乃安耳。” 此江陵居父丧时事。 又《与河道江心源》云：“近访有棍徒张梅，称为不谷家人，于江南北一带贸易。闻公为所诳，给与牌票，悉免关税。又擅乘驿船，有所求索。昨小儿嗣修已拿获，付之于理矣。小儿居家，闭门读诵，即敝郡有司亦罕与接见，四方相知有惠，毫不敢领，岂复差人远事贸易乎？此后再有奸人假称不谷族姓家人者，不论真伪，即置之重法。仍乞通行贵属，严加缉访。有听其脱逃者，将官吏提究。往王敬所督漕，曾有诈称寒舍子弟者，即时捶杀。不谷至今感之。谅公爱我，又当厚于敬所也。”又《答巡抚张澽滨》曰：“盖荐贤本以为国，非欲市德于人也。乃今为仆所引拔者，往往用馈遗相报。却之，则自疑曰‘何疏我也’，及不能殚乃心，任乃事，被谴责，则又曰‘何不终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见，非大雅之物也。仆于天下贤者，非敢妄为知己也，而人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诚以仆为知己也，则古之义士所以酬知己者，盖必有道矣，岂在区区礼文之间哉？”综上诸书，可见江陵堂堂巍巍，壁立万仞气象，清操犹其余事耳。江陵整理驿传，无论若何大官，非公事不得私用公家夫马。江陵子弟谨守斯戒，后遂无敢犯者。清季迄民国，车船免票，专为势家亲眷与知交之用，公家损失甚钜。格以江陵之法，必不可容也。总之，凡负天下之重，居领导之地者，如无直方刚大纯白之德操，断无可执法以齐众庶。先圣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江陵拨乱致治，不偶然也。
江陵政治思想，在秦以后二三千年间，可谓创见。如前所说，尊主即虚君共和制，庇民即援助大多数勤苦民众而严惩依托统治阶级之豪门巨猾，破除封建锢习，为民主先导。信乎天纵之英哲也！虚君理想在今虽成过去，然其精神则重在民主也。江陵确是一大思想家，惜乎当否塞之世，非独不能实行，更不便发表理论。其答陆五台书曰：“仆今处多惧之地，当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又与李渐庵曰：“仆以草茅孤介，拥十龄幼主，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国威未振，人有侮心。”又曰：“庸众喜于委徇，奸宄惮其精核。又有一种腐儒，动引末季事，谓称道衰宋之政。以摇乱国是。” 中略。 “而宋之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宋之所谓贤相，皆上媚其主而不敢持权以图治，以顺为正，而取贤名。朝廷贤不肖混杂，而无法守，故奸人敢贪横，贤者亦委靡，以致小民无所托命。宰相不与小民同患，不能援助民众，有所改造，而全身避咎，反有美誉，是违道干誉也。又曰：“庸众之人，难与论寻常之外。”据此，则江陵不便发表其政治思想，可以概见。处危疑之地，昌非常之论，天下之变，将未知所底也。江陵既蓄其深远之思而不敢发，又忧亡国之祸将及，于是因机顺应，以取政权，冀得本其素怀，而斟酌时宜，用济当世。吾侪今日考史论世，应知江陵高深理想并未实现。其所得为者，只是济一时之急而已。海刚峰为县官时，令贫民夺富人田，盖亦明法以奖民治者。其巡抚应天时，江陵尝答以书曰：“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观此，则当时敝俗难移，江陵政策多遇阻而难行，亦可见矣。现行《江陵集》当非完本，如奏对及书牍，现存者似太少，决不止此数。今据仅存之奏议、书札以窥江陵当时政策，其可言者略如下：
一、以崇法为扶衰救弊之本。夫欲法之行也，必使上下同由于法度之中，不得逃于法外。此事最难者，首在上层守法，方可责臣民以必守。江陵虽能自守，而当时君权无限制，人民亦无反抗帝制之觉悟，宪法不能突尔产生，则皇帝与皇太后以及中贵随时可任意毁法。江陵无术可以责上守法，又何能以法驭臣民乎？于是修明祖宗法度，责皇帝以服膺勿失。上有过举，则持祖法以相戒谕。此其检束皇帝之力，亦不可侮也。如《请敷陈谟烈以裨圣学疏》云：“顷奉圣谕，责臣等以尽心辅导。臣等夙夜思惟，图所以仰承德意，启沃圣心者。窃以为远稽古圣，不若近事之可征；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谟作诰，撮其大旨，不过两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觐扬文武之光烈。至于唐宪宗读《贞观政要》，竦慕不能释卷，宋仁宗命侍臣读《三朝宝训》及祖宗圣政录，前史书之，皆为盛事。良以羹墙如见，自不忘继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为持循之地。守成业而致盛治，莫要于此。”“臣等谨属儒臣，将累朝宝训实录副本逐一检阅，分类编摩，总计四十款。” 中略。 “容臣等次第纂辑，陆续进呈，拟俟明岁开讲。如皇上偶有疑难，即望面赐咨询。或臣等窃有见闻，亦得随事献纳。其诸司章疏有紧要者，即于讲后面奏请裁。但使工夫接续，时日从容，自可以开发聪明，亦因以练习政事。伏望皇上留神听览，黾勉力行，视训录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诵法有常，缉熙无间，即燕息深宫之日，犹出御讲幄之时，则圣德愈进于高明，圣治日跻于光大矣。”江陵以祖宗家法约束皇上，而后可持法以齐一臣民，使不得逾于绳墨之外。此其法治主张所以能收实效也。辛亥革命，帝制已废，而总统、阁员皆首先毁法之人。民初如有江陵，吾国别是一局面，可断言也。
秦以后二三千年，中国仅免于夷狄盗贼之宰割者，仅汉唐宋明四世之盛时。及其衰也，皆以贿赂与姑息之政而复为夷与盗之局。夫政以贿成，则自枢府以至中外大小臣工皆括天下之财，以饱私囊。上夺国，下剥民，在位者各图其私而不知有公，群小比周为奸利，巨猾乘机蓄异图，未几天下土崩瓦解，而夷或盗乃肆其狂噬矣。江陵忧明之将为宋，盖数往知来，其几兆已见也。世已大乱，而人皆以私欲蔽其灵府，中无所主，欲其明于公利公害之所在，了于吉凶之征，必不可得也。 私利即在公利之中。公家受害，而私家亦必不利。昏乱之群无远见，故不悟此。 是故治乱国者，难以德化。智昏则不可理喻，神乱而失正义感，斯莫如之何也？唯立法公而无私，行法严而无纵，使国中之人人无上无下，无贵无贱，莫不由于法度之中。久之，人各尽其本分之所应尽，得其本分之所应得。其生舒，其志定，人始得复其本心之明，则法治成，而德化亦可修矣。江陵以崇法为起衰之本，其道百世无可易也。
隆庆二年，江陵《陈六事疏》，大纲已具，众目毕罗，而一贯以崇法之精神，此即其立政纲要也。后来一切施为悉本于此。疏文字字踏实，含蓄深广，既以对治嘉靖之弊，复远鉴乎衰宋之败。非有识者，鲜能喻其切要。
民国虚慕西洋法治，而实荡无法纪。论者或疑中国向为礼教之国。礼顺人情而法以防奸。秉礼之国，其民重体面而恶防检，习声容而忌操切，故绳之以法则拂其情，宜法治之难行于吾国也。此论直视礼治与法治极端相反，不知吾古圣人言治，皆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礼法固并行不悖也。如二者相反，何可并行乎？论者殆不究于公私之辨，未了顺情之义也。善乎江陵之言曰：“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也。 按顺情即公。 若殉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 按徇情即私。 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又曰：“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江陵此论，宏大深微，非精义者难与语此。夫礼顺人情之公，法亦然也。有背礼而反人情之所公欲者，于是有法。故礼行而人敦于和，法行而人罔不服，以其顺群情之公故耳。若夫严束重创，不因乎人情之所同欲者，则其法离于礼而成乎毒。离于礼而成乎毒者，实非法也，但名之为法而已。商鞅、秦孝、吕政、李斯之法则毒而已矣。汉宣所不为也，况江陵乎？
二、以保民为立国之本。战国时谈政理者，唯孟子笃守儒家民为邦本之正义而注重保民，使民皆有恒产而习于共同生活，所谓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云云是也，此外毫无束缚。故国人同有群体安富之乐，而无小己窘束之感。若乃商鞅、秦孝、吕政之徒，志在霸业，于是有以国家控制民力之雄图，实即挟国以抑民，而国始重，民始轻，适与儒者之道相反。汉以后政治皆承秦之弊，皇帝即国家，而大权属之，无论帝者为自操其权抑或旁落其权于奸邪之手，其为侵损小民则一也。四代之衰也， 谓汉唐宋明之季世。 庸主多而大权旁落者其常，则小民受祸乃益甚。江陵鉴暴秦以来积弊，上追孟氏保民之旨而力行之。尝《与王敬所书》曰：“仆今事幼主，务兢兢守法，爱养小民，与天下休息。”又《与殷石汀》曰：“为国之法似理身，元气欲固，神气欲扬。仆日斤斤焉以振纲纪、察吏治、安民生为事。”《陈六事疏》有曰：“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虽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窃以为天之生财在官在民，只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唯撙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来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唯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再来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诡抗赋役，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恣为侵欺。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察，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元气乎？”详上所述，江陵保民之政唯注意财用，必人主以节俭为天下先，凡在官者，一切侈靡贪污之习，必严核重惩。甚至不急工程，无益征办，皇帝犹须停免，而况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其敢妄事兴作乎？近观民国，贱商在位，穷奢极欲之甚，五千年历史所未有；侵国剥民之贪污计划与组织，皆利用科学技术，极为精巧，亦五千年历史所未有；而民国竟以是倾覆。江陵当日政策在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即严法以惩治官吏淫侈贪污，无苦小民，无耗国家元气。此种政策，不独在近世犹为切实有效，后之理国者尚不可忽也。问曰：江陵保民之政，只严惩在位者之侈与贪，使上之取民也减如干分，即民力宽如干分，其效如此而止，是仅知节流而未闻开源之道也。易曰裁成天地、曰开物成务、曰备物致用，《周官》生产之业务亦多矣，是皆以天然宝藏经人工创制，辟无穷富源。江陵若罔闻，何耶？答曰：《大易》《周官》之义，圣人为万世开太平而言也。若斯民智德力未大进，固不可遽几也。中夏久受夷与盗之摧残，百家学绝，生产工具无改造，民各偷生，而乏公营事业之习性，唯安于农业而已。中国大陆亦适于农业之国也。江陵在明世，亦唯有保护农业生产而已。如豪强兼并及诡免赋役以重苦小民等弊，皆其所严察重惩者。此外，又来行各省清丈以平均粮税，复修治水利以免灾害，畅富源。如万历七年河工成，徐淮之间延袤八百余里，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此其著者也。至于亲民之官，关系民生至为密切，故吏治尤江陵所急。其《与四川巡抚张澽滨书》曰：“导民以行不以言。孙子云：‘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过也。’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故能使乡人女子皆赴汤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条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则不问官职崇卑、出身资格，一体惩之，必罪无赦。如是，即欲今之为吏者皆龚黄卓鲁可也。”又《答庞惺庵》曰：“今人不达于治理，动以姑息疏纵为德，及罹于辟，然后从而罪之，是罔民也。仆秉政之初，人亦有以为严急少恩者；然今数年之间，吏斤斤奉法循职，庶务修举，贤者得以效其功能，不肖者亦免于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几何，安全者几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贼也。子产铸刑书，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称之曰‘惠人也’。然则圣贤之意，断可识矣。”又《与陆五台》曰：“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愚按，吏治败坏，则民之良者、弱者皆受摧残，甚至填沟壑。莠民奸悍揭竿为乱，极于生灵涂炭。地方有司即 郡县守令。 本亲民之官，能修其职则小民之导师也，贪污无能则小民之蟊贼也。故保民之政，莫急于稽察吏治；欲吏治修明，莫急于严法矣。江陵言治吏如治军，至论也。
汉初承秦乱，治尚简严。明初承元人屠毒，亦以简严致治。江陵承嘉靖衰乱，为治亦主简严。夫衰残之极，民患疲顽。疲者力竭而神昏，故有顽劣之象焉。疲顽之民，其教育不宜导之于浮泛驳杂，而贵以正知正见引归专凝，养其神智。其政令切忌懈弛，而当严绳墨以振其浮昏之气，纳于规矩之中。衰乱之余，治贵简严，必然之理也。民国承亡清之弊，国体、政体乃至一切法度变革纷纭，不知纪极。教育则自学校至社会，朝袭此家之皮毛，暮掠彼宗之外表，肤谈异说，不可究诘，可谓浮乱至极，难与语精简之义也。学校无严师，教授、生徒有以私利相结纳，无以学行相切劘。政以贿成，居上者怀私以庇巨室，任其毁法乱纪，覆国绝类而无悔。政令荡废，奚止懈弛，尚可期以谨严之度乎？近观民国而后知江陵简严之论宏深剀切。
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此当时六国普遍情形，不独齐梁如是也。孙卿称美秦政整肃，而复太息之曰：“秦其无儒耶？”无儒者，言其无礼也。夫秦政整肃，故可以并六国，然严法之弊，至于礼意尽丧，则人失其性，而国无与立。盖庄生有曰：“是恶知礼意。”此言卓矣！庄生诵法孔颜，其学实有得于儒也。夫礼意者，和而已矣。和者，仁也。仁者，于一己外知有民物，而视其痛痒若在己也。故圣人顺人情之所同欲者而为之制礼。与子言问安视膳之礼，则以凡为子者，莫不欲其父母之安饱，故顺凡为子者之情而制问视之礼焉。与父言慈而制易子而教之礼，则以凡为父者皆欲与其子终始全恩爱而不便教责之也，故制易子而教之礼焉。乃至于人群或万物相酬酢处莫不有礼，亦因人情皆欲人己相得、物我无间也，故称其情而各为之礼焉。是故礼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为之，非圣人以己意为之也。唯然，故礼顺人情之公，所以达和也。礼俗已成，而有不循礼者，于是乎制法以绳之，期无失礼而已。故法意本于礼意，其原于人性之和则一也。秦人严法而无礼，其法流于束缚与惨酷，则人性失而皆为动物矣。孙卿所以兴叹也。秦人能并六国，乃历年十五而秦亦继覆。孙卿之叹有以哉。江陵行法，原本礼意，上则裁抑帝权，下则严惩大小臣工之不法与失职者，而于地方豪强兼并等弊及贼民之害群者尤严刑无赦，使天下勤苦善良小民皆有自伸之几，而出水火之厄。唯然，故法之所加，必其罪有应得。如其行事，不至以一己之私欲而害于人情之所同欲者，断无触法网、罹刑辟之患。江陵未尝为一切束缚之法以刍狗万物，如商鞅秦孝韩非吕政之所为。 江陵至此为句。 故谓其法未离于礼也。且江陵功在天下，泽及群黎，而始终守辅臣本分，伯俸且固辞不受，其出任大政，纯由救世本愿，而无一毫权位之私。至其以师道自尊，则一变二千余年人臣之奴习。秦以后，宰相真能以礼自处者，江陵一人而已。江陵秉礼以正朝廷，故可执法以正百官，以正万民。此儒者之治，所以异乎暴秦也。
明代中叶以后，官吏畏葸溺职，不肯捕治贼民，此实酿乱之源。江陵当国时，严令地方官弹压奸宄，拊绥善良，其患渐息。
夫致世理平莫急于兴学。古者《大学》之教三纲八目，以明新立体，以格致起用，广大精微，万世不易之准也。理学家于立体工夫未尝无，而有欠缺。于致用更缺，以其不务推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上去，即无格物工夫，所以没有作用。夫用亏即体亦亏，故云立体工夫有欠缺也。江陵以理学家侈为空谈而不识事理引为深恨，《与南京司成屠平石书》有曰：“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万历三年《论学政疏》曰：“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谭废业。”愚按，江陵责理学家空谈之病，而思挽之于实践，其所持甚当，唯废书院一事未免失于过激，而失策矣。江陵本非反理学者，《与周友山书》曰：“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所容耳。”又《答谢道长》云：“阳明先生从祀事，好事者诋之，其言粗浅可哂，然何伤于日月乎。”据此可见江陵本无恶于理学，但当时谈理学者不了解江陵立法之意，妄生非议，遂激江陵之怒，故有毁书院禁讲学之令。江陵于此似少远虑，倘仍书院之规，许聚才讲学，但根据《大学》教法，上酌晚周群儒诸子以立学规，通内圣外王而一贯，树博文约礼之良模， 博文非读书之谓。古籍有天文、人文与鸟兽之文等词，博文即博察天地万物之理，广其知也。约之于礼，以笃其行。 或得创开一代学风，培养特殊人才，使群俗由玆大变，未可知也。惜乎江陵徒注意政事，而于学术思想未曾致开导之力，是其短也。江陵盖恶理学者流阻挠政令，故禁讲学。殊不知学术思想毕竟宜自由。当道者于学校之教，尽可虚怀博访海内睿智通识之儒，相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融会百家众派，以定教育宗旨，而端学者趋向。除有伤人道之邪说外，其诸殊途异宗之学各有所明，各有独到，听其互相观摩、互相绳纠、互相取舍、互相融贯。如此，则学术日进，真理日着，而群治日臻于至善矣。倘不务此而以禁止讲学，取快一时，绝生人之慧，塞大道之途，人类之患，未知所底也。江陵以儒者而佞佛，其所得于佛氏之宗教精神甚浓厚，此可由其勇于担任天下安危之愿力见之。宗教尚独断，故学术思想自由非其所注意也。
三、以整军为图强之本。中华立国数千年，而外患常在北部。 此云北部，包括东北、西北二隅而言。 秦以后，外夷蹂躏神州者，殆无不从北部人关。大凡外力内侵，恒由朝政昏乱、民心涣散所致。如国家励精图治，则任何强敌皆不足为患。此历史上铁案，不可移也。明代自嘉靖中年，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江陵早忧衰宋之祸将再见，故其以身许国，首以整理军备为急务。然军备充实，必由政治修明。易言之，必政府领导国人以自治，使国力强盛，庶几军备足而军威振也。江陵深见及此，故《陈六事疏》有曰：“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又曰：“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虽有兵食良将亦不能有为耳。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愚按，此疏上于隆庆二年。是时江陵初辅政，大权未属，不得不以自治之图、必为之志责望于皇上。皇上如无远图与定志，则无以作天下之志气，定臣民之趋向，而人心日习于玩憩，天下遂成自溃之势，寇乘其敝而国危矣。及万历初元，江陵受顾托之重，渐以元辅专国政，于是以自治之远图、必为之定志领导国人。虽天下相安于偷怠委靡之日久，骤若不胜其严厉，久之亦自趋事赴功，群情奋励，欣欣向荣，而修举废坠，粗定治强之基。盖自是乃有军备可言。此其操之有要，持之有本故也。至其整军之计，属于军气者有一，属于军费者亦有一，属于边防者有三。整饬军气一者，曰挽重文轻武之弊，以优礼将士。异时，将权不重，功罪赏罚不核。又或苛细，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当诘问，辄以武弁当之。人视将士易与，将士亦以此自轻，不复振耳。江陵首请于上，以定整军远谟。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数易置，时时出玺书、金绮相慰劳。有壮猷宿望屡立功破虏者，即赐召还，不欲尽竭其力。大将军进退予夺，皆取自上意。下至偏裨，亦皆假以重事权，罢监军使者，令文吏毋得摧沮。往时，司道牵制边将辄偾事。今制，因司道致败者，即司道与将士同罪不少贷。又赐将士养廉田，出帑金数十万劳军。谓建议者与受事者多意见不侔，往往诏建议者即经略其事，徐考其成。大将军有冲陷折关、多立奇功者，不爱通侯之赏。每来边吏，乘时修战守，持重安详；示虏闲暇，毋得张皇调遣，徒罢劳士卒。又亲理营兵，罢班军输作令。凡此，皆所以重将权、振士气，至今不可易也。其令建议者即自任其事，徐核其效，尤为良法。至于军队编制，则有禁兵、入卫兵、 自外省来入卫京师者。 蓟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顺军、山东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标兵、水兵，往往因地招募，即令自成军，使相保聚。且各种兵勇怯相较，亦有砥砺之效，此亦振作军气之微权也。
整饬军费一者，曰澄清政治，财用自足。往时禁纲疏阔，宰辅纳贿，朝廷昏乱。外省抚按及边帅尤而效之，贪侈日甚。地方有司献赂于上，而取盈于下，益无忌惮。自江陵当国，幸门尽塞，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张罗。文武百僚，凡有馈赠，不唯拒绝而已，且赐书告戒，示以修己奉国之道。于严厉之中，含肫诚之意，使人感激，不忍不自爱。唯其自修如是，故上可以谏诤皇室，凡宫中恩赏及不急工程，皆受制裁。皇太后作佛事过多，亦须省减。 凿上房山云梯二百八十级，纽以铁絙， 修建绀宇，工程浩大。治芗民国初游其地，考其年月，则江陵去位后事也。因此，乃可执法以治大下。向者朝廷议论多而鲜成事。中央以至地方各级机关，多填委簿书，不肯奏报天子。江陵始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功。若事不可猝举，须为久计者，必校量程功之繁简、难易、多寡、久近，以陈督府诸司。按期报成事，不许故缓其难者大者以遗后人，不许以琐屑之务苟应诏令。以故百官咸廪廪奉法，毋敢失职。诸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官吏唯以功效自见，无事结纳夤缘，无敢奢靡。贪侈既熄，则公家之事，无大无小，一切皆认真核实，克期举办。无浪费，无浮报。否者，则有刑罚随之。如万历七年治河工程，沿河十余大郡，地既辽远险阻，土堤石堤并作，路线太长，建闸又不一处，皆艰钜异常。朝野聚议，历年久而难决者。江陵起用潘季驯，仅逾年而告成事，计费不过五十余万，省羡金二十四万以归。此在昏乱政府为之，虽历数十年，费千百钜万，犹复无成，可断言也。向时驿递，诸有势者，其眷属或知交皆可私用车乘马匹。掌驿小吏莫敢谁何。今令文武大僚，非公事必须，不得擅用，违者严罚。 参考江陵书牍。 士大夫虽历郡国，无敢驰一轺传。上峰使令到县，不许淹宿，致耗食用。凡赋车籍马之费，岁省甚钜，即国帑所撙节甚多矣。向时各机关官属甚盛，出令者多，任事者鲜。今汰冗员什二三，用一事权，绝人观望之私，岁省虚糜之俸又甚钜。向时豪猾兼并，拥田甚多，而抗粮匿税。有司不敢问，徒苛索贫苦小民以补赋额。今法严惩豪强，又行清丈，按亩征粮，而豪猾不得抗匿，小民无重税之苦。又郡县岁入，皆钩稽其数，吏胥所干没若干，皆处以严刑，悉令缴还，无得逃匿。以故不加赋于民，而国家岁入甚足。向时款虏务顺其欲，劳民伤财，徒使虏益纵欲而轻上国。 民国时，遇外宾来，盛设供张，无所不至，且多毁民房，以盛饰于外宾经过之道。每岁之中，此类费用甚钜。不悟我修其政，而外人自敬畏，不当献媚。我不自立，媚之，徒自取亡而已。 今则驭外夷甚严，遇事必我自为主，万不可为外夷所制。我先自治，有备无患，万不可顺虏之欲，致损国体启戎心。 以上须详考书牍。 故款虏极简约。如蓟昌每岁所犒虏不过二万七千六百而已。蓟镇向时虏患最剧。今虏来效顺，而岁犒之不过如此，其他益可知。至于清理兵饷及减客兵不堪用者，又岁省数十万。向时皇室内府铺垫等费，常有侵耗。今则内库诸阉皆已清汰，库夫积猾者皆已枷毙。铺垫等费，率省十三。甚至应天府起解布匹来京时，官为亲验，不容奸徒揽解侵渔。 见《答应天巡抚胡雅斋书》。 综上所述，可见江陵当国时综核极严。以如此广博伟大之国家，而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无量机关，一切政事不论为大为小，一切用费不论为巨为细，无不钩校其数，责成当事之人核实以善其事，无有丝毫妄费。虽皇室内府铺垫之费，亦清除弊孔。库夫积猾，至施枷毙之刑。以此风示天下，其孰不凛凛奉法，而敢挟奸心哉？如此大国，政治如此整肃，政费如此精检，一丝一粟无有虚耗，国用焉得不足？嘉靖季年，太仓所储无一年之蓄。江陵执政后，公府庾廪所委积，至粟红贯朽，足支九年。仅以其赢余数十百钜万，征伐四夷有余矣。夫政治不良，军费无可足之理；政治修明，军费断无不足之理。江陵去今近五百年，而后嗣不知取法，诚可痛也。
整饬边防三者，一曰选择边吏。边地政治好坏，关系国家安危。故凡边区，上自抚按大吏，下至地方有司，必慎选人才而久任之。边吏不得其人，则政乱而民散，反以资敌。又或好事者轻与敌人启衅，致为巨患。清季迄于民国，吾边省同胞离心，实由边区长官以至下吏俱贪污无能者为之，侵苦群黎，不知绥抚，用使边民涣散，国势频危。识者不止为贾生长太息也。江陵于边省抚按及司道，皆简任贤能，地方有司亦必选材授职。衰老不堪任事者，不令就职边方。京朝官不得与外官通馈遗或请托，违者，有能告发，即厚赏告者，而违法者悉议处。暴官墨吏，下所司论罪，悉如法。然禁诽谤，理诖误，许所系治者得执奏。设告者失实，或有异同，必令推详得实。有赏罚疑误者，许觐吏得廷辨之。凡此皆全国大小官吏共同遵守之法令，而于边区则尤恐疏于稽核。江陵有“吾尝一日神游九塞”之语，不独虏情军务一一烛照而于边吏举措得失尤所注意。因此边方无失政，而边民无异心，内宁则外患自绝，故四夷咸服，九边安靖，实以政事为军事之本故耳。
二曰团练乡兵。内地有乡团教民习武，可御盗贼。骤有夷祸，亦足抵抗。边地乡团即汉时屯政是也。江陵《答蓟镇总督王鉴川书》有曰：“承示大疏八事，屯政最要。今之议者，皆患兵冗，按是时边患甫熄，故妄人有去兵之议。一切务为清汰节缩，窃以为过矣。天生五财，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区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愚按，江陵甫平虏患，而朝臣遽议去兵。自古以无知祸国者，可胜道哉！边区屯田制度，即内地之团练，倘得贤将吏认真举办，使边民于农牧等闲暇时讲求战守，真永世之利也。民国初，屯边之议甚嚣尘上，转瞬声响俱寂。近代吾国人好浮议而无实力，甚可痛也。
三曰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以伺虏，乘便击之。大抵墩堡之守，对西北番族、两粤瑶僮最为有利。盖西番粤瑶虽不必能为大寇，而破坏地方秩序，危害边民生活，其为患甚大。必择要地，多设墩堡，军民合力防守。又用熟番为哨备，方可阻其进犯。江陵《答三边总督论番情》云：“狐鼠鼪鼬，潜伏蚴林，穴居险阻，非可以力胜者也。制御之法，唯当选任谋勇将士修险阻，明烽燧。责成近边熟番远为哨备，厚其赏给。警务先觉、预备，奋勇追逐，必令挫折，则熟番畏威怀德，而生番自不敢犯。”又曰：“但一创之，以泄边人之愤足矣，固不能草剃而兽芟之也。”据此，则对番瑶甚为宽大。然墩堡不唯可御番瑶，即强虏犯塞，亦赖有此。从来大战役，皆须地方民众协力。如边地军民在平时对墩堡防御法讲求有素，一旦临大敌，则有助于国军者不少也。
上述边防三款，江陵在隆庆时上六事疏中已提及之，后来乃渐次实行。《答总督谭二华论任事筹边书》可见墩堡一事乃力排奸宄而后成，常时所称。幅员千万里，皆重垣密树，如长蛇逶迤，覆荫中路，行人可万里不持寸兵。又谓西自嘉峪，东至山海关，延袤万里，崇墉密雉，如天险不可升，虏无能躏入。 见《江陵行实》，其子张敬修等撰。 足见边区宁静，得力墩堡为多也。今后留心国防者，尚宜参考。
军事与外交联系最为紧密。故江陵外交政策不可无述。上考汉唐武帝太宗二主军力最盛，外交易办，而皆不废和亲之策，可谓拙劣至极。胡人杂居内地，自东汉始，遂为典午祸胎。汉人昧于外交，种斯恶果。宋人始联金伐辽而亡于金，继联元灭金而中夏始全没于元。论者归咎宋之外交失策。其实宋人根本无自治之实事，无自强之固志，其外交确无从着手。辽既不振，而宋亦不堪自树，虽联辽拒金，终不可能也。后来金人颓势，复如昔之衰辽，而宋之无以自树，又甚于其前，虽欲联金拒元，亦终不可得也。合多数垂毙之夫，不可抗一个壮者，此必然之势也。世言弱国有外交，往往不深考。本为弱国，而今发奋图强，以刚毅不挠之力、光明俊伟之度，内修其治而外示人以不可侮，外交守正义而不屈，人必无敢侮我者。弱国有外交，事实如此。若夫弱国而自安于弱，一切所为皆残民覆国之事，而欲讲外交之术以图幸存，此乃古今万国所必无之事也。宋人始终无自治自强之道，而欲倚外力以复仇雪耻，此其外交所以失败也。江陵学菩萨道度众生，必先爱国。同胞堕没，未能拯拔，空言普度，何忍于心？此江陵誓愿也。故其以身许国，处处取鉴于宋，政治则痛恨宋人姑息委靡、卑主残民，而矫之以法治；军事则痛恨宋人徒尚虚文、不修武备，而以全副精神注意军政；外交则痛恨宋人始终无自治自强之道，无可言外交。故《六事疏》首以急先自立之图、坚定必为之志陈明皇上，确然自信，绝无震惊，毫不疑怖。大地上圆颅方趾之类同此耳目，同此心思。我苟自立，有备无患，人谁敢侮？即有强寇，吾以力拒之而已。自古未有国不自伐而人能伐之者，江陵与孟轲同一明见。伟哉！伟哉！
考江陵执政时，外交与军事大计，悉默运于彼之一心。南北边区与外夷交涉，皆以当地将帅直接负责，而方略则一秉于元辅。 谓江陵。 虽亦许其随机因应，而庙谟既定之本图则不许有丝毫逾越。 古者人主大政告于庙。庙谟犹云朝廷于一切大计早有定谋也。 本图者，谓坚守自立而不受制于人也。如《答滇抚王凝斋书》云：“大抵修内治、饬武备，虽边圉无虞，亦不可懈，岂视外夷强弱以为缓急乎？”愚按，国家治强之计，尽其在己，持之以恒，不视外夷强弱为缓急，此立国之常道也。江陵常以此与诸将吏相告诫，不唯指授戎机而已。此其振偷起懦之本也。又《答宣大巡抚》曰：“大抵今日虏势，惟当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使虏为我制，不可受制于虏。近见鉴川措画东事，颇觉窘迫曲徇，恐将来不可收拾，则为虏制之道也。”按，此言鉴川于东虏未免窘迫曲徇，恐将来不可收拾，是为外交家不可须臾忘之明训。强虏之要索，必不可曲徇，更不可自形窘迫，唯当示以雄毅不屈。我若窘迫，则彼之要索将愈甚；我若曲徇之，则不至国覆种奴而不止。江陵卒量移王鉴川，不听其措画东事，又戒后任曰：“豺狼虎豹亦有豢养于苑囿之时，然毕竟笼槛之，锁系之，时给与肉食而已，非可效鸡豚犬马可扰而狎也。”愚按，外交之术莫如江陵此譬。夫给猛兽以肉食者，吾固有以利之也；无以利之，猛兽必不游于吾之苑囿也；毕竟笼槛之、锁系之者，知猛兽不可扰而狎也，吾乃有以制之也。若人不能制兽而制于兽，即遇噬矣，可不慎乎？夫两国之交也，互以利相啖，互以力与术相制，则两俱无伤也，而受制于人者必危。江陵真千古大外交家，取譬极妙，非上智神勇，其可与语此哉？
江陵似有四夷情报处之组织，虽史传不见明文，然其有此种办法而确尔无疑。余从其书牍推考，彼于此广博伟大之中国，由东北至西北皆狂狡逼处，复由西番迄西南群盗，称王称帝者所在多有，而粤闽浙之海盗、倭寇又纵横沿海数千里。环四周辽阔而极复杂之夷情，其强弱之势、狡变之奇、离合之诡、乘吾隙而图犯之几，诸边帅往往有探报未确，而江陵则一一烛照而数计之，不爽毫发发。虽复神智过人，然若无各方情报，彼将何所依据而可任胸臆以作判定乎？汉以来当国之英，知留心四夷情报者，吾必以江陵为第一人。余揣彼之措划，大概一方面责成诸边将吏培养熟悉夷务人才，一方面必于其左右亦多有此项人才。彼可以边方探报之资料与左右访察之资料互相推勘而得其实，是以安坐中枢而能明见万里外，总持大计，指挥边帅，算无遗策也。嘉靖季年，朔北虏患最深， 此中朔北包括东胡及西番而言。 常有动摇京师之惧。及江陵重创之，诸边始归顺，多有请封号、乞贡市者。然古者胡人贪残少信义，挞之则投诚，缓之又将图变。江陵谕诸边帅勿遽允虏之求，诸请封号者，必熟审其无异图，又缚还我叛人，始授以王号为藩属。但决不许虏人移居内地，以绝后患。贡市之求，不一概拒谢，亦必详察虏情而后许。至通市时，仍谕诸将严阵以待，有纵掠则击之。朔北万里无烽烟，猗欤盛哉！两粤群盗据险自王，屠毒百姓，历朝为患。江陵首先整饬吏治以遂民生，又访问地形、贼情、亲选良帅，授之方略，卒一举荡平，西南底定。海上之忧，则以闽粤二省将吏各自贪功，至于纵寇。江陵侦悉此情乃推诚心晓以公义，喻以公害，又严明赏罚，以劝有功，以惩有罪，于是海上肃清，东南高枕。是故江陵安边之效，将将之略，虽缘治国务本，雄才出类，而情报之助亦不可忽也。然复须知情报固可为外交、军事之参考，然立国若无正大可久之良规，仅恃情报以图人，则鲜有不败者。如日人利用所谓中国通者悍然谋兼并，卒以自覆，此亦不远之鉴也。夫为立国正大可久之规者，必眼光不拘于近，神智不蔽于私，大勇不屈于强。能此三者，始可以定国是，立国本，足为群生所托命也。江陵外交与军事政策，以制夷而不制于夷为主。其不制于夷者，所以自强自固也。其制夷者，未尝夺其上地、劫其资源、奴化其人也，但使之安于其所，不为吾害而已，亦所以自强自固也。如《答王鉴川论东虏》云：“把都、吉能一时俱殒，黄酋亦且病发。天之亡彼，于兹见矣。但在我处之，须以恩信。”据此可见江陵大公之度，方欲绥抚衰夷，助其自立。又《与山西崔巡抚》曰“今之虏情与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计处。今既为一家，凡事又当待之以信，谕之以理”云云。晚世强者待弱国有如江陵之以诚信待人者乎？夫自强自固而无侵人之私欲者，是吾古圣人以正大可久之良规而立国也。近世希魔及日本军阀如有见乎此，何至毒弥天下而终于自祸其国乎？江陵盖守古圣人之遗规，故其力虽足以鞭笞四夷，毕竟以御侮而止，终不谋人之国也。今世界虽大通，而全人类大同太平之运犹相去甚远。员舆众国，必取法吾古圣立国之规，弱小求自强，而强大者勿挟私以狂逞，共守国际信义，无有小大强弱，一切平等，毋相侵欺，久之则大同太平可期矣。或问：吾古圣人未免缺于进取。答曰：周之盛也，四裔遐荒皆沐中夏之文教。汉唐之盛也亦然。 汉明帝时，四夷多遣子弟入学。唐太宗时，外夷来学者尤盛。 明有阳明学派，而东邻新兴人物多出于是。此可谓之退而不进乎？吾未闻人类自残、返于鸟兽可云进取也。
今人称江陵外交者，谓以佛教诱蒙人，使之柔化。此乃以小术而测上哲之心，非笃论也。江陵《答宣大巡抚书》曰：“虏王求经、求僧，此悔恶归善之一机也。南北数百万生灵之命，皆系于此。天祐中华，故使虎狼枭獍皆知净修善业，皈依三宝。我圣祖谓佛氏之教阴翊全度，不虚哉。”又曰：“所求佛经，须有我圣祖御制序文者乃可与之。公可特作一书谕虏王，嘉其善念，曲为开导，示以三涂六道之苦，诱之以人天福果之说，俾益其向化之心，则亦调伏凶人一大机括也。”据此，江陵只欲化其凶暴，使中外相安于无事，此诸佛大悲心也，若谓以此陷蒙人于柔弱，即未免推求太过。江陵固佛氏之信徒也，岂以此自陷乎？日人受佛教于吾国，其民族之武士道精神，反以皈依三宝而益加强，则又何说？中国五族本同源，而满蒙回藏僻在塞外，文化向未发达，故常有兄弟阋墙之患。江陵对塞外交涉，于其内侵也，则以夷虏视之，以力与计挞之；于其归顺也，则亲之为一家，待之以信义，固未尝以敌意驭塞外兄弟之族也。
江陵晏坐中枢，而总领全国军旅，遥授方略，以平定四夷。其将将之本领，视汉高、唐太、明祖而无逊矣。江陵自谓“吾常一日神游九塞”，虽灵智天纵，而其学养亦未可几也。《与李中溪书》曰：“居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加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躁殊涂，其致一也。”又《与胡庐山》曰：“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相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易》曰，君子虚以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诚虚诚寂，何不可者。唯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虚寂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据此，则江陵确有静存工夫。 此中静字，非与动对之静。盖无事时固静，百务纷乘时亦是静也。惟中恒有主而不昏乱故也。 不舍事而求悟，故乃即事见理，亦知即理成事。故通于理者便善其事，事理如一。江陵得力于《大易》与华严者深也。然则江陵之圆照无碍、肆应无穷者，匪唯天授，其资于学养者深矣。汉以来二千数百年人物，有学养以为事功之本者，诸葛、阳明、江陵三人而已。葛公明翁俱醇，而江陵大有霸气。然本原透澈，霸气无伤也。江陵与《周友山书》曰：“不谷平生于学未有闻，唯是信心任真，求本原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将谓世莫我知矣。”此不欺之言也。夫本原未得而以霸气用事，则天下之凶猘耳，吕政是也。已澈本原则信心任真，同体万物，以大力掀翻天地，使万象昭苏，己无私也，动无妄也，谓之霸气亦何伤日月乎？方今全世界万变无极，惊涛骇浪，不足为喻。倘葛公明翁复生，虽于全人类不无济，要不如江陵旋岚倒岳手腕，荡凶除秽，早令生人得所耳。余生而孤穷，十岁始读父书，已有澄清天下之志。唯性情迂固，难与世为缘。久乃自省，吾之识足以知周万物而会其总、洞其微，吾才过短，不足以莅众而应变也。识者无为而鉴理，才者有为而开物，能兼之者罕矣，于是决志学术一途。衰年际获麟之运，缅想江陵，而向慕不容自已也。
附识： 向者梁任公盛称曾涤生，以为古来罕有其匹。此浅夫之论耳。涤生无神解，学术浅薄，其为人则有如傅青主所谓奴儒之行者乎？世称其幕府善养才，有长人之识度，然何尝有真才乎？涤生欲取法湘之先哲南宋吴猎，而终不似也。又近人言外交，或颂李鸿章。李氏固喜用术，而无经纶天下之大经，则其术不足尚也。李氏颇有气概，而其中未免累于俗，非真能不馁者，故其术每失之卑。闻沈葆桢氏抚江右，民众伤毙教士，西人逼令拘获肇事者，置之死。沈佯诺之，而仍听民间聚众反抗，卒使西人放弃原议。此虽一小案件，然当国者能不遏抑众志，则遇外人过分干涉，方可以民众为后盾与之力争。若民众失其自尊自信之志，则对外将毫无办法。若沈氏者，优于鸿章远矣。
江陵不唯善将将也，而其陶养人才之作用尤为伟大。余少阅《唐书》，见隋世亡国之臣入唐多为名佐，意太宗于文武臣僚必有熏陶含养之功，惜其详不可得而考矣。上稽诸葛公，常手敕属僚，公诚之心，形于文墨。百世下读之，犹有感焉，况与之并世而供事其间者乎？玆阅江陵书牍，每若电疗之起吾沉疴，不能言其所以感也。孤怀宏愿，至诚谋国，不知有身家，不知有权位， 江陵于勋爵一无所受。 唯欲措国家于磐石之安、使元元皆遂其生、外夷无内侵而已。此一根本精神横溢字句间。人非木石，谁则无感？至与文官论治理，与武官授方略，伐其私，开其壅，示之机宜，喻之理道，犹复奖以勋名，申以法纪，义严辞婉，意思深长。中材感奋，勉造乎上无难矣。略举数事，以见循循善诱。如《答陆五台》曰：“承盛仪，谨璧诸使者，幸惟原谅。 按此退还其馈赠也。 仆自受事以来，日夕兢惕。凡事关宗社生灵， 按古者国亡，则宗庙社稷俱废。故言宗社即指国家而言，生灵犹言人民。 必斋心默告于上帝二祖而后行，不敢告者，不敢为也。诚以人臣之义，靖恭匪懈。况仆今处多惧之地，当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又《与李渐庵》曰：“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使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议论蜂兴，实绩罔效。” 中略。按清季迄民国之弊，又不止于此矣。 “故仆自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家， 谓国家。 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 有言必考其事，任事必核其功。 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亦知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然审时度势，政固宜尔。”详上二书，与人相见以心，且自明新政旨趣，使人知所率由。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不务实学而好使气，竞尚浮昏之论。外省或边方要政，部臣每从中牵阻。江陵《答蓟镇总督》曰“近来会士大夫，未尝不一一为譬晓。但今人任事者少，识事者尤少。任事者真见其事理之当为，而置是非毁誉于不顾。不识事者未睹利害之所在，而喜为款言臆说以眩名。两者相与，宜其说之晓晓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叹可虑。大工垂成，不可终止，望勿生退悔”云云。考蓟镇修筑墩台，本边防重要工程，而兵科乃始终欲罢之。虽工已将竣，仍欲再下督抚议罢，却忘嘉隆间虏骑迫近京畿之惶恐。科臣无知至此。江陵力主于上，而函勖督抚勿生退悔。此其所以能坚任事者之心也。江陵虽严峻，而朝臣不晓事者太多，亦无从汰除，但毅然独断，不为若辈所挠而已。《答吴环州书》曰：“无识言官动即建白，及与之论边事，一似说梦。近有一科臣闻辽虚报，遂欲防守京城，浚壕堑，掘战坑，以御虏者。虏在何处？而张皇如是，使人闷闷。此疏若行，岂不远骇听闻，取笑夷虏。孤孑一身，无可与计事者。”又《答粤帅殷石汀》曰：“近来人心不古，好生异议，以其媢嫉之心，而持其庸众之见，惟欲偏徇己私，不顾国家便否。即如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 按赵全等叛而降虏，说虏大举入寇。如不索还戮之，后患甚不可测。 贵州之事，抚臣请兵请饷，众皆曰可许。仆曰此渠叔侄间争杀耳，不足以烦朝廷。古田密迩省会，蕞尔小丑，敢戮长吏，不容不讨。众皆曰剧贼据险，兵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数省之兵，费五六十万不可。仆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办此，诸君但观其必能破之。此三策者，皆大违众议，而仆独以身任其事。乃异议者犹欲搜求破绽，阻毁成功，以快私旨。嗟乎，人臣为国忠计，可如是乎？”按江陵在隆庆时虽参大政，而资地犹浅，不获专政，其时群盲在朝，欲与之为难者多矣。上来但略举数事，以见其概。实则明中叶后，士习浮虚，在朝少识事任事之人，在野亦皆不解事而树私党逞空谈之名流学者。王船山谓此辈不惜卖国，亦非苛论。江陵在如此运会之下，毅然欲有所为，虽不惜犯朝野群昏之积谤深怒，而其险阻艰难，可以想见。 后来熊襄愍便由党人与朝臣相结以置之死。清乾隆帝曰，明朝不杀熊廷弼，我家不得入关。明季士大夫气习浮昏，由来者久。江陵及身幸免，没后仍蒙祸。 天下大矣，而不识事理者过多，识事理者太少；怀私而无正义感者过多，心存乎公而恻然凛然抱正义感者太少。江陵以雄才善应，渐取政权，毅然镇压朝野群昏而为救亡之图、强国之业，此其强力超识，盖非一般英雄人物所堪企及矣。《答学院李君》曰：“秉公执法，乃不谷所望于执事者。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谷弃家忘躯，以殉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稍回，故得稍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答周友山》曰：“今世人臣，名位一极，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学者于此放舍得下，知一己享用以外，更有其远者大者，能确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非谫见謏闻所可窥也。佛氏立位圣果，以十信为初地，直至超登果位，不过圆满起初一信字。愿执事于此自信而已。”据上二书，可见江陵所以已立立人者，其求端用力之要，全在克除小己利害得失计较之私，方得卓尔有立处。 曾涤生便惴惴焉为一己享用计，未尝为国家前途虑，所以为奴儒也。 此工夫，须自信方堪作到。吾信吾自力。上不信天，下不信地，直内自信，则天地化育，待我参赞。而我不听命于天地，况其他乎？自者，自我。此大我也，非七尺形骸之小己也。拘小己，则灵性锢于七尺之形，而利害得失，种种系缚，如蚕作茧自困，如蛛造网自陷，一切无可动转，何有自力可信乎？唯超脱形骸而信吾内在灵府自有无穷德用， 灵府即谓灵性，以其含藏万有故谓之府。 成己成物，经天纬地，一切盛德大业，皆自灵府发用流行。此乃内府自觉自创， 内府者，灵府之别名。 力用无边。佛氏所云如来藏是也。于此信得及，诸有所作无不成办。夫内自足者无所怯畏，故自信为要。人未有失其自信力而能有立者也。江陵以此勖僚属，得其本矣。
关于兴起事功方面，江陵必责成各该主管之长官躬亲督率属吏克期实办。书牍中有《与总宪凌洋山》云：“辱教种树事，边臣搏美虚套，大率类此。” 中略。 “初时人建此议，仆即语同事者曰，种树设险亦守边要务也，但只如议者之言，决无成效。同事者颇不谓然。今已数年，迄未见有一株成者。即如台工一事， 按台工即墩堡处筑台为守备，虏不得入也。 当时若非仆力排众议、以身任之，三华与公殚力运思、躬亲督理，则今亦当为乌有矣。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国家欲兴起事功，非有重赏必罚，终不可振，如犹玩憩。则仆自请如先朝故事，杖钺巡边。人臣受国厚恩，坐享利禄，不思一报，非义也。何如？何如？”据此书，可见官场搏美虚套，中国人一向如此。边区种树事，尚延数年。江陵始决心杖钺巡边以督之，否则种树恐终托子虚耳。然以元辅之尊至为种树巡边，则其他大于种树之事万万倍者，决不至听其偷延荡废，可断言也。书中所云初时建议种树者，当是江陵尚未得专政时事，否则江陵决不任其延误数年也。今人盛称左宗棠在西北种树，而不知江陵早行之于明世。至万余里台工，西自嘉峪，东至山海关，崇墉密雉，如天险不可升者，左氏决无此气魄。考《书牍》中谈及墩台事者不止一二处。当时妒害其成功者甚多，几败于垂成矣。此书言仆力排众议云云，可见此事成之以独断与迅勇，否则必沮于悠悠之口。据《与总督谭二华书》云：“墩台可以远哨望，运矢石，有建瓴之便；士无露宿之虞，以逸待劳，为不可胜，乃策之最得者。”又云：“紧要墩台竣役，即可议减客兵一枝，则省军费亦不少矣。”江陵慰二华有云：“世间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好为异说，以淆乱国是。” 中略。 “公之忠赤劳勚，人虽不尽知，我祖宗在天之灵必阴鉴之。愿坚持此心，保无他虞。”二华亲身督工，故慰之如此切至。江陵感人以诚，其谁忍不自奋乎？又运河堤工，南自高邮，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余里，两堤峍崒，屹为钜防，此亦伟大之作也。至于整理丁粮，为一条鞭法， 今犹承用不易。 与清丈之政，为田赋上极大改革。然皆极不便于全国豪宗巨室，阻力横生。而政治与社会上偏私、姑息、委靡及虚文推脱，种种积久甚深恶习，又皆为豪强援助，一旦欲征服之，谈何容易！破外来寇易，破内伏积寇难。江陵刚毅不挠，执三尺法以荡定群魔。新政以行，小民获庇，功亦钜哉。秦以后二千数百年，政府兴起事功，能以雷霆猛烈之力领导天下臣民，勤勇迅疾实干而用不浪费、事不苟偷者，唯江陵当国时有此奇迹。其计划精密、气魄雄伟、作法严毅而朴实，此等人物在秦以后之中国确为仅见。而明代以来，毁之者曰权相、奸相，誉之者亦只服其才，究不知其为如何之才也。理学家排之最甚，盖出类拔萃，众人固不识也。 江陵将去位，清丈有未了者，则函该省大吏云：树“必急办完此事，吾方好去。”又恐其急促误事也，则又戒以慎重。其公诚感人如此。
国家政事万端，如任事者各怀私见，不顾公家，不求真是，则乱亡之祸无可免。江陵对僚属常以此相戒谕。《答台长萧兑山嵎》曰：“近见督府、察院论牧地事不相下，其言皆过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虚心观理，务求其当，奈何忿争如此？”又《与河督万两溪》云：“近有人言，公与督漕不协，两家宾客遂因而鼓煽其间。仆闻之，深以为忧，甚于忧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所轸念者也，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举，漕运乃通；漕运通，河功斯显，譬之左右手，皆以卫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风，橹师见帆之将坠，释其橹而为之正帆。帆者不以为侵官，橹师亦未尝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异此？唐虞人才，非独异于后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让之道倡于上，合九官十二牧为一人，以共熙帝载，故治功独隆。禹之功，地平天成，万世永赖，及将受摄，举天下之重而让之皋陶，叮咛反复，唯恐皋陶之不己先也。然禹以是而益圣，而颂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近世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不讲于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仆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仆愿二公之留意也。”又《答宣大王巡抚》曰：“抚镇协和，文武辑睦，边境之利也。”又《答总督方金湖》曰：“近来将官彼此相倾，甚于文职。此中隐情，亦宜徐察之也。”又《答徐太室》云：“仆平生游于宦途，但愿人解怨，不愿人结怨。况本无怨之可释乎？愿公之自信，而薄责于人也。”又《与吴道南》云：“二将之事，鄙怀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论也。此后愿益务以善养人，为国惜才，以充其与物一体之量，则目前道路自然开通。虎狼夷狄无不可处，何至龊龊疑虑，若无地自容耶？”又与贺澹庵曰：“君子履信思顺、平心率物而已。其于世有合与否，命也。若如执事追往虑来，冰炭满腹，宇宙虽大，何以自容？”又《与孙淮海》曰：“大厦之成，非一本之干。仆既已倡之矣，尚赖一时贤士同心和之，庶克有济。奈何人心玩憩已久，溺于故当，蔽于私意，虽心知其当然，而终不能踊跃以趋赴也。今唯积此真意，渐次薰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变。”详上诸书，江陵告诫文武百僚和衷共济，此乃致治之本。《与万两溪》言“唐虞九官十二牧共熙帝载”云云， 载者，事也。 言百官互相熙和，以共成天子所委任之事。此篇之义，至极深广。《答萧兑嵎》“虚心观理”云云，尤为根本。与吴道南言“以善养人，为国惜才，充其与物一体之量”，足以消凶人忮害之私矣。与贺澹庵言“履信思顺，平心率物”，“其与世有合与否，命也”，直使褊夫有宽休处。与方金湖言“将官相倾，亦宜徐察”，知其平日留意调和诸将。与孙淮海言“唯积真意，渐次薰蒸”。则江陵自尽其诚，使文武百僚观感而化，正是儒者本身率物之道。 圣人言：“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 其视法家相去奚止天坏乎？《答耿楚侗》云“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是其于作圣工夫确有得力处也。《与蓟辽督抚》曰“折节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实效，坦怀以合暌贰，正己以振威棱”。此四语者，尽为治之要。而合暌贰在乎坦怀，义蕴无穷，非反己功深者不识此意。
综上所述，江陵教百僚之语，要在去私意褊衷而复人性之通，归人情之公，情或有不公者，私意褊衷为之也。去其褊与私即公矣。故能和衷共济也。性情被凿， 此言凿者，伤损义。 则灵感不兴，正义感亦不起， 灵感最上。如最高的智慧，必富于灵感者乃得有。正义感亦必有灵性生活之人，能去私与褊，始可有之。否则其人只是顽物，不会有正义感。 欲其与人和衷共济，不可几也。近世学术与教育偏于追求知识，精熟计算，竞争功利。其于性情方面，盖无事于学，无事于养。此人道之大忧也。性情凿，则人与人失其大通大公之真几，只有各持知见，而以利害相团结。彼一团利害，此亦一团利害。彼一团知见，此亦一团知见。欲其契理于超知之地，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此意深远。非精于佛氏大般若者，不可与语此。 息机于利害解脱之场，不可几也。而人类乃永无宁日矣。夫儒道广大无边，而不妨综以三德，曰智，曰仁，曰勇。 一切恶非勇不去，一切善非勇不成。 佛法广大无边，亦不妨综以三德，曰般若， 般若即智慧义。 曰慈悲，曰大雄无畏。皆未尝偏重知能，而失其性情之养也。江陵之学，本于儒而融之以佛。故其教人，常在性情处启发，如去私与褊，皆培养性情之学也。善夫！戒贺澹庵之言曰：“追来虑往，冰炭满腹，宇宙虽大，何以自容。”此私与褊之害也。如此，则性情凿尽矣。追维唐虞之盛，只是性情交畅而已，大通大公而已。
附识一： 性者，言乎生生不息之理也。吾人禀此理以生，天地万物亦同禀此理以生，无二本也。故人若自拘于七尺之形，则与一己以外之人或物皆碍而不通。如能率性而行，即我以外之一切人或天地万物，皆我之情思所自然流通而无碍者。如见人之饥若己饥也，见草木之衰落即弗忍也，乃至游心万物，而可得其理。因吾与一切人乃至天地万物所以生者，无有二理，即无二性，故大通无碍也。《中庸》云，尽己性以尽人性、尽物性，义深远哉！
和衷共济者，决非徇俗情、避嫌怨可云和与济也。和者，以直方大而和，俗情不可徇也。济者，秉至公而济，嫌怨不可避也。俗情嫌怨皆私也，褊也，非通德也，非公道也。朋于褊夫而避私怨，则违万物之正性而失其通。溺于私情而合污俗，则背天下之正义而失其公。不公不通，其有能和济者乎？江陵《与按院林云源》曰：“利于公者，必不利于私。怨讟之兴，理所必有。顾悬衡以运天下，功罪赏罚，奉天而行。 此通也，公也。 虽有谤言，何足畏耶？孤数年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憸夫恶党，显排阴嗾，何尝一日忘于孤哉？念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以是能稍有建立。愿执事勉之。”据此，则江陵所以得百僚之和济而收治安之效者，唯其不顾俗情，不避私嫌私怨，以大通之道顺万物之正性，以大公之道遵天下之正义。此其所为能以真意薰蒸百僚而有和济之功也。昔四代之衰， 四代，汉唐宋明。 乘权处势者皆守其褊衷而不可求通，护其私意而不知有公，卒使和济道穷，万物暌违，天下崩溃。此亦图治者之殷鉴也。
江陵有言：“凡事之有益于国、有利于民者，虽极难举，必困勉而成之。凡事之出于过举而行之己有损于国、兆民颇苦其害者，必立即罢之。不可狃于故常，护其私意，惮于除弊也。”大哉斯言！圣人所以通其变，使民不倦者，如是而已。江陵每戒僚属曰：“政在宜民。”夫宜则举之，不宜则罢之。或举或罢，悉依民意。余故谓江陵独裁，但在行政方面力矫因循与姑息等弊，不得不尊首长之威权以严行综核，信赏必罚，肃清贪污无能，涤除蠹国病民之毒。至其立法，则以遵循民意为主，未尝为一切束缚之法，如商鞅、秦孝、韩非、吕政之所为也。独裁必若江陵而后无病。且江陵之于僚属，非徒以法绳之而已。而手札教诫，以真意相感召，则儒者隆礼之道存焉。
江陵与诸将书牍，高瞻远瞩，洞晰机宜。北徼毡裘之虏，南垂篁竹之夷，谭险厄要害，出没向背，较若列眉。诸将奉其筹策而行者，罔不如志；违者，鲜不挫败。兹不及征述。唯吾国三代盛时，对四夷取防御政策，而不忍行侵略。汉唐盛时犹然。江陵对外夷亦承前代遗规。其与诸将叮咛戒谕者，则以修内政、固边防、严军纪、熟虏情、持镇静五义为最要。如《与刘凝斋》云：“练兵诚急，但行须以渐。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奋可也。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乐生之心，则临变而作其敌忾之气。”又《与蓟辽督抚吴环州》曰：“近日虏情大略可见。彼之心离势涣，偷活苟安，我则政事修明，内外辑睦。盛衰之机，昭然可睹。故今后不当议守，且当议战。但不宜轻示机缄，令人窥测。”此可见其以内政为本也。边防之最要者，如屯田、墩台诸大政，时以手书慰谕诸将，玆不及录。军纪一事，江陵盖常遣侦骑赴边地考查。如《与督抚刘百川云》：“今人口语啧啧，咸云南兵无纪律，专肆贪纵，宜以军法处之。烽火为军中耳目，最宜严谨。古之为将者，鼓一鸣，即前有汤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则见利可趋不得不退。今平时自为出入，而管军者不知，临阵何以号令之乎？”又曰，墩军袭杀属夷， 墩军，守墩堡之兵也。 情甚可恶。宜急枭首，以泄属夷之忿，杜将来之患。 此戒其无端袭劫属夷，将使之离心，于国不利也。 据此可见江陵对边军纪律随在注意，宜诸将不敢懈也。至于侦察虏情，在当时若何训练与组织此项人才，今不可考。然观江陵与诸将手教，则其平曰督励边帅，窥伺虏情，至为缜密矣。镇静二字，则自嘉靖中年以后，内而朝廷素无自立之计，一闻边警，即惊惶罔措；外而边将向无斗志，一闻谣诼，便张皇不知所计，朝廷因而震恐。 前引兵科闻辽虚报之事，即其证。 或劫伤塞外樵牧夷人，虚报边功，兵部竟与厚赏，而不虞大患之在其后。内无以整军，外失夷情、启边衅，皆大患也。江陵既严军纪，固边防，信赏必罚，以振颓风，则又戒诸帅以镇静。盖两军相对，镇静者胜。未战之前，谨修吾备，而持之以镇静。虏不可测吾之机也。当战时而镇静，则神定而气充，自足以制虏也。曹孟德临阵如不欲战然，此其机深者也。江陵《与蓟镇巡抚》曰：“虏情叵测，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昨己申告蓟人，务以整暇，毋劳扰，毋忘备。”又《与甘肃巡抚侯掖川》曰：“制虏之道，惟当视吾备之修否。服则怀之，叛则御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恶言不足怒也。”详此所云，不以虏之好言、恶言为喜怒，唯修吾之备而已，此乃镇静之极也。犹忆二次大战将发未发时，希魔出一好言而举世欣然，出一恶言而举世震惊，可见镇静极不易。
江陵时以手教戒谕文武百僚，所以激其体国之诚，发其度事之智，鼓其任事之勇者，盖无微不至。故能成就人才，兴起事功。从来任天下之重者，罕有此热诚，罕有此本领。
庄生自述其为学也曰：“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吾谓江陵之用心于天下也，亦若是焉耳。庄生赞关尹老聃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吾于江陵亦云然。明自嘉靖中年，国穷而民困。 流民甚多。 北方塞外群胡， 此云北方，兼西北、东北而言。 纷纷蠢动，并图内侵，逼近京师者数次。当是时也，朝廷如以大兵四征，则战祸不知所底，而国必自溃无疑矣。江陵练精兵，修墩堡，行屯田，壹意以防御为主，而又善用外交手腕，予之以利，制之以权，柔亦不茹， 不欺弱也。 刚亦不吐， 不畏强也。 遂使群胡臣服，宇内晏安，此乃旷代非常之功也。熊江夏襄愍公经略辽东，实秉江陵遗策，故满州惮之。从来似无考及此者。
江陵平生留意贤才，一旦秉政，遂竭诚荐拔，而被引者每不知其所由进。《答户部王疏庵》曰：“仆平生无他行能，独好推毂天下贤者。”自在词林，迨入政府，其所保护、引拔，宁止数十百人。然以为国，非为私也。“乃仆以诚心求贤，而人或不以诚心相与。若乃披肝胆，见情愫，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与吾共图国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见。向以求归恳切，不得已暂遂高怀，别后惘然如有所失。” 中略。 “当此清明之会，忍遂忘情于斯世乎。倘翻然回辙，当虚一席以俟。”《答藩伯贺澹庵》云：“夫人才难知，知人固未易也。不谷平日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借人言。故有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答大同巡抚贾春宇》曰：“仆待罪政府，有进贤之责，而势又易以引人，故所推毂尤众。有拔自沉沦小吏，登诸八座，比肩事主者，不可胜数。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报，何公之惓惓于仆也哉。” 中略。 “夫使公诚以仆为知己也，则古人所以酬知己者，固必有道矣。腆贶终不敢当，仍璧诸主藏，幸唯鉴原。”详上诸书，可见江陵汲引当世人才甚众，而所识拔者又皆出于独鉴。则知人之哲，尤难能也。江陵于有用之才，亦不求备，且善于锻炼之，玉成之。如覃春宇之流，有才而品未必高，今却其馈赠，愧之正所以进之也。又《答刘虹川》有云：“仆之求士，甚于士之自求。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世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填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货贿，仆不得已，必将扬言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无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细玩此书，辞恳而意严。考虹川曾任郧台，有惠政，以被诬黜退，故馈遗求援。今责之恳至，复勉以静俟，彼忍自弃乎？又有失意宦途，难忘猜怨。江陵虑其消沮，将无任事之勇也，则多方开导，足以拓人胸次。如《与刘白川》云：“自弟通籍以来，窃见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尸之，或擫而反遂，或引而更颓，或理宜畅遂，或运属乖违。揆之人事，自有相反者。飘风能殒叶于将脱，而不能使劲干立枯。咒师能乘算于宜绝，而不能使修龄转促。 咒师欲以咒致人于死，必所咒之人命运临绝，故得乘算而致之死耳。倘其人寿命修长，决无可咒之令死也。 向之议兄者，猋至蜂起，簧鼓噂 ，或割刃而徂击，或挺戈而当先，卒不能动兄一毛，而望实愈茂。则倚伏之料，昭然可睹矣。夫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自信于己，任运推移，唯吾道之衰废，又何计于怨仇乎？必行有所召，斯臧仓之诟得行。 臧仓，鲁君之嬖人，善谗诟。 倘德在予矣，即向魋之难何惧？ 向魋欲杀孔子，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若乃齐冤亲于平等， 佛法，冤亲平等。 并恩怨于两忘，海马先机，虚舟随汛，斯又上士玄同之轨也。” 中略。 “所愿勉就功名，以答群望。诗云：‘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予女。’纷纷之谈，未足为蒂芥也。”此书叙俗情而寓妙趣，读之令人如游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唯当信心任真，涉猥琐，犯险难，以赴公家之务耳，何疑何沮？又有遗俗高蹈，往而不返者，江陵必敬慰以挽之。如《与司成马孟河》云：“振驿南雍，士方向往，不谓东山泉石，更挂冲襟。夫遗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济物者，大贤之宏量也。公遗情缨袚，结意烟霞。蝉脱于蜕秽，素心独往得已。然律以至人玄同之轨，揆以孔门兼善之抱，无乃得其一，未得其二乎？弟以浅陋，幸附骥尾，日夕循省，尸素是虞。昔匡鼎说诗，都讲为之避席；南能卓锡，印宗退而北面。以弟之愚，诚得高宿如公者而逊之，所谓孱夫负千钧上太行，得乌获而畀之，有余力矣。愿公幡然易虑，回肥遁之辙，跻同人之轨。毋使青衿之子，徒有白驹之叹。幸甚。”此书神趣悠然，足使幽人回真顺俗。又对边臣怠事者遗书斥责，词愈婉而意愈严。如《与王西石》有曰：“昔李抱真初在泽潞，胜兵不满万。抱真励以忠义，省财用，阅军实，数年遂为强镇。河北诸藩慑慑，不敢越河为寇，抱真力也。以此见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艰难困惫，忠智实由以表见也。顾近来疆场之臣，大抵选懦观望，饰虚言，张首虏，为旦夕计，非有长虑却顾，为地方至计也。因仍成风，边事大坏。夫仕宦至于巡抚，受国恩不为不厚，功名不为不显矣。事有关系，宜以死生去就决之，乃諰諰然求便其身图，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庙堂颇亦厌此。” 中略。 “事有易置者，不妨先达本兵， 谓兵部。 次第举行，询于有众，事事求实。又本之以诚悫，持之以坚忍，虑定而后动，鲜不济矣。” 后略。 观此书，知江陵于边帅时相戒谕。所以严军备。又以私谊振导之，免其积偷而罹于法也。又于文人恃才而急于自见者，亦恳切规戒。如《与给谏吴川楼》云：“公俊才逸气，锋颖秀拔，不唯脱颖全楚，实亦绝尘海内。然坐是颇为累矣。夫素丝易污，嫮颜蒙垢。士之负瑰玮而坎土禀者，不可数计，岂必尽世人之过哉？毛嫱西施，天下之至丽也，鸟见之高飞，鱼见之深入。况无容于前，有伺于侧，同室并御，争妍竞怜。斯楚姬班女，所为招劓而兴悲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贞，内晦其美，乃嫣然姣服靓妆，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将无难乎？孙登之言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于得薪， 火不得薪，则光无从显也。 用在于识真。 有才者，如欲用其才，必遇真识才者方可见用。 嗟乎，假令屈贾之俦稍留意于此，则汨罗无不返之魂，长沙无赋弭之感矣。” 后略。 愚按，汉以来文人皆思挟才以见媚于君相，卒至取辱。此辈得志，不过以文墨供当途者之娱玩。不幸遭谗诟，则迁谪或抑郁以死者，其常也。此辈全无自立之道，全不求实学，唯壹意自炫，以求媚于世，与妾妇同道。二千数百年来，士之有才者，大概习于此途。中夏式微，非无故也。海通而后，文人所持之具虽变于昔之诗赋或古文辞，而其骨子里则与过去文人名士无二致也。江陵以楚姬班女之行戒吴川楼，责之切而勉之殷矣。其书末有曰：“今而后从事于至人之学，庶几乎玄同之轨。”江陵固老婆心切，而川楼可语是哉？但此书以屈子与贾生并论，未免不伦。屈子怀亡国之痛，非为一己之遇不遇而悲愤也。贾生志行固与东京以后文士有别，然使文帝委生以政，亦决不能有所建树，毕竟是文章之士耳。昔人哀生之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以此讽文帝，既不了文帝，又不知生也。夫人主一日二日万几，而能游心造化，究鬼神之有无，此岂世主可得而几乎？
江陵训戒僚属诸书，上来略举数则，已可见其因材施教，随事示警，是乃以其身任师保之重，而与文武百僚相砥于学。赠毕石庵叙曰：“吾闻古之君子终始典于学，居则学于父兄宗族，出则学于君长百姓，莫非学也。迹之显晦，乌能间之。昔者帝舜起匹夫，摄百揆；及为天子，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好问好察迩言；至与其臣禹契皋陶辈，询言陈谟，规诲不惓。推其言，殆若居木石而友麋鹿，无少异者。其纯如此。” 中略。 “吾闻天之道不息故久，君子之学不已故纯。《诗》曰：‘学有缉熙于光明。动静者时， 时有动静则二。 嚣寂者境， 境有嚣寂亦二。 显晦者遇， 遇有显晦亦二。 不二者心。’ 心则通乎任何时、任何境、任何遇而皆不得二。 心有所间则不能缉熙，不缉熙则光明息矣。往之一息谓之古，来之一息谓之今。古今之辽邈，曾不能以一息，而况于显晦之间乎？故学无间于显晦，然后其志一， 穷居为晦，出而任政则显矣。显晦异其遇，而学未尝间也。故终始一志。 志一然后其神凝。 凡夫则志随遇而迁矣。晦时或志在善，显时则私欲乘势而动，失其向善之志，故前后不一也。如是者，其神丧于中，何凝之有？ 如是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则其政精核。推此以言，则政亦学也。世言政学二者，妄也。” 中略。 “盖学非言之难，用之为难。恬而夷者非难，纷而剧者为难。” 中略。 “夫以匹夫匹妇之胜予。 古之圣王常视天下匹夫匹妇皆胜于我，恒不敢肆。 爱憎毁誉之横发，丝棼棋布之事交集于躬。一或稍懈，皆足以移吾之志而滑其心。其克遂吾志而益其所不能者在是，其弗克有成而隳吾学者亦在于是也，吾奚为而弗惧？夫志成于惧而荒于怠。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能思而慎，何替之有？《诗》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惧之谓也。”详此叙，江陵盖主张所学必验诸政，从政不退所学，故说政学不二。其言虞廷君臣之间，询言陈谟，规诲不倦，如师友及诸生相聚，讲学于一堂之中，真盛世规模也。江陵训诫僚属，亲切真挚。议政之地，不啻为一函授学校。有味哉，作人之愿弘也。惜书牍所存无几，其诸子失于搜寻者当不少。余尝谓江陵宗主儒家，虽于行政方面有取于综核尚严，而其骨子里究与法家异撰。观其训戒僚属即政即学之旨，足证吾言不妄。江陵与李渐庵论人才曰：“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顾持衡者每杂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见，遂致品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云乏才，误矣！”《六事疏》有云：“窃以为古今人才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不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编累牍。 余忆清季谈维新变法者鲜不如此。民国以来，政府与党部甚多议案与标语，而学校暨社会名流又多办刊物，或出洋本本。凡谈社会政治理论，东剽西窃，浮浮泛泛，毫无实际。古人云坐而言者起而行。今人言不自心出，根本没有想到行之一字。使江陵生近世，不知如何痛悼。 至核其本等职业，又属茫昧。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愚按，清季迄民国，乱亡相继，而谈者辄曰当世无才。自昔衰世，常同此叹，不独近代也。唯江陵独谓“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其言甚卓，亦足振生人之气，勿因世乱而自沮丧。余是以慨然追慕乎江陵之为人也。虽然，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信乎其言无可易也。设遇非常之变，不幸无大仁大智大勇之非常人物领导群伦，则一世之才将皆不得见用于世，欲其不消磨于无何有之乡亦不可得矣。江陵本非常人，故能用其并世之才以弘济艰难。顾江陵可世世常出耶？余以为，非常人物之关系于世运者太大。此天使也，可遇而不可必得矣。然非常人物虽云天纵，而非其国其群之文化或学术思想达于最高之域，则天亦不能为之特降非常人物于其间也。中国秦以后虽衰，而四代之中 谓汉唐宋明。 君相师儒，犹时有非常人。《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宝吾文化，又何馁焉？江陵论用才之道，须久其任而专一其职，加之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而有才者无不乐自见，天下之政无不纲举目张矣。其法可参考《江陵行实》。 江陵诸子所撰。 玆不及详。
明中叶后，士习浮虚而习忮害，其所由来者渐矣。元入贱儒，位之娼优之间。其政残酷，搜括尤惨，社会风习败坏，方正学深以为痛。士大夫苟活偷生，久之必习于卑陋。卑陋久，则无真实力量而尚浮虚，无广大胸量而多忮害。明初，以革命新运，人心思治，欣然向善。及中叶以后，道丧于上，俗敝于下，则旧染之污如夙疾复发，士大夫之短尽露。阳明子所为急急讲学，江陵皇皇事功。孟子言禹稷颜回同道，吾于两先生亦云然。嘉隆以降，在朝则宰相至科臣，在野则理学名儒，皆好谤毁中正，而于国家任事之才尤摧毁不遗余力。如谭二华在蓟建议筑墩台，其时人情汹汹，流言四起，忌者乃欲因此中以奇祸。江陵独保护之，俾成其事。自后，虏不敢窥蓟，实赖筑台守险之力。又江陵《与汪南明书》曰“谭 二华。 戚 南塘。 二君数年间大忤时宰意，几欲杀之。此当是隆庆时事，江陵未得专政也。仆委曲保全，今始脱诸水火。一旦骤用之，恐不可成”云云。谭戚皆一代名将。是时四夷交侵，边患正急，而宰相竟欲杀良将，此岂可以人情想像者乎？江陵独保全善类，尝曰：“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唯恐伤也。”又曰：“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预将护，俾得展布。”其教戚南塘 继光。 诸书，示以立己之道、治军之法、用人之规乃至战略，无所不言，恳切详尽，贤父师于子弟不是过也。江陵善教养人才，此其成功之原。然江陵当国不过九年，时日既短，卒无可变革当时污习。以阳明之功德与学术，殁后从祀文庙一案，正江陵在位时。而朝臣横诬诟詈，纷纷不已，岂非怪事。及江陵殁，朝野犹以私怨交煽于朝，必欲加以灭族之祸，卒追夺其官而毁其家。清初修《明史》，而东林党人尚挟私造谤。此何心哉，不可解矣。江陵甫殁，其法尽毁，政日以乱，民日以困。适满州崛起，入关之势已成。赖江夏熊公抵御其间。而伪理学如邹冯诸猘，必杀之以卖国，又不知其果何心也。熊公遇害，犹赖有袁崇焕。而党人与朝臣又合谋杀之，至此而国遂亡矣。明世学风士习之坏，无可形容。或曰，明祖毁士节，作法于凉，故士趋卑隘，不古若也。此说确非无理，然专罪明祖亦非笃论。士节在元，早已毁尽。刘因、吴澄、黄楚望之徒，皆不知有夷夏大义，况其他乎？楚望以《春秋》自矜，而于生人涂炭，无丝毫感。吾不知其苦思经文者，果悟得若何道理也。元世久无士，而独罪明祖乎哉？但明祖缺乏养士之识量，未能变元之污风，亦不得无罪耳。江陵最苦其同时朝士挟幸灾乐祸之心，绝不明事理。其在野高谈理学之儒，亦好持庸众之见以淆乱国是，宁可亡国而不可稍平意气。阳明唱良知之教，而少有救者，虽由积习难移，而阳明讲学未免偏重致良知，而忽视格物。门人后学鲜不入狂禅一路，宜其不明事理而横逞意见也。及明季，而船山、亭林、习斋诸哲崛兴，始救阳明末流之弊。则清之奴儒又媚清帝，而斩诸哲之绪矣。可哀也哉！吾侪今日尚论明世学风，可想见张陵当日为政确不容易，非热诚宏毅、大略雄才，未能有济者也。呜乎伟矣！
上来所说，虽复未尽，或无大差失。今当略作结语。
一、佛法究归出世。大乘虽不舍世间、不舍众生，然以众生难得度故，乃不住涅槃耳。要其归趣，仍在尽未来际，度脱一切众生出生死海。 佛氏以世间为生死海。 此其本旨，不可矫乱者。江陵持守中国儒家经世精神，以吸收佛氏之长。观空而不可耽空，唯空迷妄而已，亦助扬儒门克己之道也。 儒言己私即是迷妄。空者，空此而已。 修慈而不容姑息，锄豪强，去大憝，爱育劳苦群黎，乃不离法场而证菩提。此本吾儒之仁术也。忘家殉国，以孑然一身任天下之重，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毫无畏惧，此其大雄无畏，深合《大易》刚健之德也。愿身为蓐席，使人便溺其上，亦儒者不怨尤之义，墨氏摩顶放踵之风也。一性圆明，空不空为如来藏，亦宏阐《大易》乾元性海也。 覆看前引江陵谈佛法处。 儒学灭亡于汉人之考据。宋学又流于独善，而失去尧舜至孔门一段精神。阳明子《大学问》与《拔本塞源论》，浸浸上追孔门。江陵承之，而资于佛法，以其出世精神转成经世精神。与儒家相得益彰，作用乃愈盛，卓然成己成物而无憾。至哉斯人！余愿今后学术思想界循此路向，发扬光大。
二、道家者流，以虚静显道体，近于佛法空寂，而惜乎未臻究竟。若其无出世思想，未甚远于儒。但儒者内圣外王之全体大用，道家又远不逮。然其深静以知几，足以乘世变而不失因应之宜。不独晚周诸子无此诣，远西学者更无此精诣也。此非善读老庄之书、会意言外、用以静观世变、神而明之者，难与语斯意。呜乎微矣！江陵于老庄确有深会。故在嘉隆间浮昏之士习与黑闇险阻之朝廷，乃能履虎尾而不咥，取得政权。此非善于应几者不能也。至若外交方面，朔北元裔及东虏皆崛强未易御者，而皆算无遗策。此时幸有江陵，故不觉其难耳。设无江陵，欲免于典午之祸得乎？夫五胡能蹂躏神州，非若辈有过人之资也，直以华胄自乱，祸机横发，诸胡乘机蠢动，而中原之稍有膂力或黠慧者，既内无所倚，乃不惜献媚胡酋，以图富贵。彼胡酋者，阅历既多，闻见渐广，遂乃叱咤风云，势回天地。船山所谓“天为之启其聪明，人为之效其羽翼”，诚有类于是者。隆万之际，如无江陵，则内之奸人不止赵全等，而外之悍酋又不止俺答辈。尔时中国，必再演典午惨剧，可难言也。江陵用一世之才，修内政，整军备，固边防，以遏群胡之狂欲。而在外交方面，则国策素定，决不稍挠。此为根本至计。 外交不可畏强而遂屈挠。屈挠则成不可长之势。江陵于此，持之极坚。 至于虏情，则熟悉诸部离合之势，而察夫群酋对中朝或向或背之几。利用随宜，操纵在我，决不自损以餍虏人之欲。此从《江陵集》中详考其训戒边帅办理虏人交涉诸书，可见江陵深于老氏知几之学也。夫几之萌也，微乎无形。智者乘机而善应之，则万物之情莫有逆于彼之圆中者。愚者不能见几，则福兆既莫之迎矣，及祸兆至，又且盲动而违物情，遂无可免于害矣。难矣哉，知几之哲也。何言乎江陵能知几？余姑举一事。当时俺答最强大，岁犯塞。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逼京师，四十年犯蓟，隆庆元年陷石州。国内奸人赵全等亡抵俺答，为之献入据中原之策。俺答已心动，而其孙适以私忿来奔。是时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江陵独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夫不纳虏孙，是失俺答欲得孙之几也。失此几，则吾之叛人不可索，后之叛归虏者且愈多。虏当终用其计，而中国危矣。又虏虽允还吾叛人，而或诈允之以取其孙，或所还非叛人本身。此皆可虑。江陵函边帅，一一详论极究，以防其弊。又如虏还叛人，而向吾要索甚奢；吾若轻许，则启其轻上国之心，后将要索无餍，而边患且不测，是又坐失此几也。江陵戒边帅勿轻徇虏之欲，必慎察其情，务以我制虏，勿以我受制于虏。其间措画周密，此不及述。终乃虏人悉如江陵所料，谨受约束。赵全等悉索还正法，传首诸边。自是群胡慑慑，而奸人亦无敢投胡者矣。四夷来臣，九边安静，自此一几启之也。夫世界大潮之所趋，有其几焉。而一件事情之演变，亦有其几焉。是在能知几者，乘几而善应之，则祸转为福。不知几而莫之应也，则福且为祸。江陵深于老者也，有知几之哲矣。夫有志乎吾儒外王之学，将乘大变而为万物之归者，不可不知几，不可不深穷道家言。江陵导此先路，步趋则后学有责也。
法家综核名实，有言必征之以事，任事必严责其功。功效着明者信赏，无功者必罚。如是，则奸宄作弊或贪污无能与浮谈鲜实、虚誉惑世者，一切无所用其技，无可避其辜。法度张而万事举，民用 安，国以富强，此必然之应也。江陵之融会于法家者在此。中国自秦以后，因循、委靡、敷衍、虚诳、贪庸之政俗，舍是则无可拯救也。
江陵深于老庄，而其生活上独摄受儒佛精神以自振拔，使其生活内容日益深邃扩大，其愿力日益坚强充盛，而绝不取道家守静处后之人生态度。夫佛氏虽主出世，然以众生未得度故，毕竟不住涅槃，不舍众生。此其大悲、大愿、大雄无畏。若用之于经世，则与尧舜禹汤诸圣不惜苦其身以使万物得所之志行无所异也。且儒学自帝尧已有“天工人其代之”之论，而大禹已着地平天成之绩。至孔子修《易》，亦有“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参赞化育”与“先天而天弗违”诸义。儒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故其改创宇宙，即其改创自己，不容私其小己以与大体相隔绝故。 大体者，谓吾一己实与天地万物同体，即此谓之大体。若只私利吾之一己，此己便小，便与大体隔截，是自戕也。 老曰“后其身而身先”，是私其小己也；“守静”而“不敢为天下先”，皆私其小己也。庄生承老而流于玩世，其病尤甚。儒者修其大智大仁大勇，先天而司造化之权，同体天地万物而无小己可私。道家终不悟也。佛氏求出世而欲逆造化，是又智者过之。但其粉碎虚空之精神，一经转手，便与吾儒不异。江陵可谓先得我心之同然矣。
自佛法东来，少数高僧有信受而无创解；俗僧则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耳；诗文名士则取佛语以供赏玩；居士虔修者无几，而造恶不悛者直以念佛为逋逃薮。大概中国人自佛法来后，多受三世因果说之影响，其人生思想流于小己来世果报之迷信。而儒家直于现前认识大体，自司造化权能之无上甚深理想，便非迷信小己来世果报者所能超悟。故儒学确受佛氏之侵袭，为中国人之大不幸。中国人一向本无出世思想，故虽念佛，忏罪，而名利等要求却甚迫切，非真求出者。但因熏染佛教，又不能明确断绝迷信，即不能摄受儒学精神。因此，其人生态度常近于迷惘，缺乏自明自信而无真实力量之表见。余尝以佛教在中国盛行不必有好影响，非过论也。余于佛教理论，主张抉择其长而弃其短。其无上甚深微妙之理趣，吾人宜旷怀体会。其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之宏愿与雄力，吾人当以之自励，而用之以改创现前宇宙，直探昭旷之原，而后信儒佛合辙。门户纷争，甚无谓也。余以为千数百年来，真能学佛而不染教僻、不侈虚见、以佛精神实现之世间者，阳明子江陵二人而已。二公皆以大儒而吸收佛法，不独释子远不逮，而儒之拘者更无可与语极则事也。
江陵以儒佛道法四家之学融而为一，其间抉择与会通恰到好处，如感受佛法影响而不取其出世，于道家则得其静以知几之妙而不取其独善，如法家，只取其综核尚严，至其违反儒术根本处则一无所取。此其识解卓绝，非世儒所及悟也。妙在不为空理论，而实现之于其生活与事功。此一大哲人，五百年来无注意及之者，岂不惜哉？
秦以后政治家鲜有注意劳苦小民之利害者，独江陵能同情劳苦阶层，而凡依托统治层以侵削小民之豪宗巨室或士大夫家，则皆其所极力锄治而不稍宽假。 旧云士大夫为在官者之称，非谓草野之士。 此为儒家根本大义。盖古代所谓民者，即指天下劳苦众庶而言。《春秋繁露》：“民者，暝也。”《论语》“民可使由之”，郑注“民者冥也”。《书》《吕刑》“苗民弗用灵”，郑注“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民之号，取之暝也。”同上，“民，泯无所知也”。荀子《礼论》：“人有是，君子也；外是，民也。”注，“民，无知之称”。《贾子》《大政》下：“民冥也。”据此，则古者盖以天下劳苦大众，其生活甚窘，不得从事学问、发展知识，故因其冥昧无知而命之曰民也。《诗》《节南山》曰：“佌佌彼有屋， 佌佌，屋小貌。蔌簌方有谷。蔌簌，窘甚貌。 民今之无禄，天天是椓。 天天，读夭夭。美好貌，指贵族征租谷者。椓，侵吞也。言民既久窘，而方当收谷之时，乃为贵族所侵吞，故民无禄也。《朱传》训椓为天祸，大误。 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富人，谓贵族坐食租谷者。 《正月》之诗有曰：“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可见民之号专目天下劳苦大众，绝无疑义。仲尼祖述尧舜而明治道，首注重下民阶层利害，而急欲提醒其自觉、自动、自主、自治之力，故于《尚书》《帝典》开宗明义即曰“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欲结合万邦之劳苦下民，使其变动光明，而成雍和太平之盛治也。《大学》之教有三纲领，而新民居次。后文即引《康诰》作新民以释之。作者，作动义。新者，革新义。此言劳苦下民，当教之兴起改革，不当长受宰割于统治阶层也。至孟子，直曰“民为贵”。荀卿曰“上下易位，然后贞”，则承孔子六经大义而弘阐之，尤为激切。汉人畏吕政焚坑之祸，始不敢言思想，乃以考据之业媚皇帝，干禄利。自是二千数百年，以帝者宰割下民为天经地义、固定而不可易者。唐太宗、明太祖皆中夏非常人物，一承南北朝胡祸，一承金元胡祸，国命民生摧残殆尽，竟能领导孑遗，拨乱世而返之正，武功耀乎寰宇，文化被于四夷。甚盛哉！惟非常人有非常功，信不诬也！二公者，如生于民主思想流行之社会，其必为社会革命之领导者，而不至以皇帝为荣可知已。惜乎二千余年，学术思想界长为黑闇之域，虽有非常人物出其间，究无可骤开灵府，亦唯以帝业自足而已。 今人承清世奴儒，即所谓经师者之风，犹骂明祖，此甚错误。兹不及谈。 江陵独得孔门之旨，同情天下劳苦众庶。其为条编法答朝臣杨二山曰：“法贵宜民。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奚其可乎？”大哉斯言！真为劳苦大众作不平鸣也。其政治上一切作法，皆以庇民为主。惩治官吏贪污，严防豪强兼并，无往不是保育贫民。汉以来号为贤君相者，孰有专持此等政策者乎？余观《江陵行实》有言：“天下有万世之计。今西自嘉峪，东至山海关，万里崇墉，如天险不可升。又南自高邮，北至太行，四千余里，两堤峍崒，屹为巨防。其所费皆取诸赎锾，不索水衡少府金钱。此皆万世之计。”详此所云，两大工程 一为国防，一为堤工。 皆有关万世之钜工。其费用虽无中饱之弊，而以工太巨故，则所费者亦必巨额，断非轻资可举。考江陵在隆庆朝尚不得专政，万历初元以后，始堪独断。计此两大钜工之费全取之赎锾，而此赎锾必系惩罚官吏与豪强违法者之所获，积成钜款，乃以充此两大工程之费。江陵任元辅，专政不过九年，以多少年岁积此重大赎锾，而两大工程起何年，成于何年，行实都不详叙，不意其诸子何为粗略如此。余于此有可注意者：一由赎锾之多，可见江陵当时法纪甚严。诸官吏贪污与豪强不法者，其罚款必极重，大概诸贪暴财产鲜不收归公有。二以赎锾成两钜工，不索水衡少府金钱，即此钜工未尝增加小民丝毫担负。所惩治者，皆依托于统治层之贪人败类，而所惠者乃真天下劳苦小民。 江陵殁后，其诸孤为之作《行实》，皆据事直书，不敢夸大。因当时天下人皆目击，无可虚夸也。且挟怨者多，方谋加罪，故诸孤极谨畏。今研江陵功绩，当据《行实》为信史。惜其文字妄求典奥，而叙述每无头绪，不足发挥其父之洪谟伟略。 江陵承孔门之遗教，而欲实行其所怀抱之社会主义，故以法令重惩贪污，摧抑豪强兼并，而保育天下劳苦小民。唯于改革旧社会经济制度一层却未能作到，此为江陵遗憾。盖旧制之弊，以法令稍加救正，当权者可勉行之。而革除旧制，创立新制，则必思想界首为先导，以唤起民众觉悟，《尚书》所谓“黎民于变”，《大学》所谓“作新民”是也。江陵时代之思想界可谓黑闇已极，社会革命在当时断不可能。如以今日眼光苛论古人，是犹责上世穴居之民不知为崇楼也。古来上哲神智天纵，有为万世开太平之理想，而社会演进究有历程。哲人高远理想，固非短期可实现也。
江陵思想在尊主庇民，吾于前文己言之矣。然昔人称法家，亦曰尊主庇民。明代以来，议江陵者皆目以法家，其于江陵尊主庇民之旨，亦以为绍述法家云尔。此乃大误。余著《读经示要》，言晚周法家正统，盖原本《春秋》而发挥民主思想者，此派早亡绝矣。自汉人迄今，所称法家则商鞅、秦孝、韩非、吕政辈而已。实则此辈皆修霸业，反民主，不足为法家，可名之以霸王主义者。 犹今云帝国主义。 汉人不辨，而称以法家。今沿袭既久，亦未便改称耳。商韩诸法家所云尊主，则坚持人主得行极权耳。而江陵尊主，却是虚君制，尊之以天神，而处无为之地。行政大权操于宰相。其言法贵宜民，则法之不本于民众公意者，人主固不得以其私意制定也。江陵言庇民，则承儒家民为邦本之大义，说见前文，玆不赘。而商韩辈虽以庇民为号召，实则锐意霸王大业。秦孝首用商鞅为相，吕政采韩非之说，皆为霸国之雄图。今考其政策，要不外剥夺人民之自由，而扩大皇帝之威权，直以为皇帝即是国家，使人民为国家牺牲其一切。此乃毒民、愚民政策，非庇民也。江陵虚君思想，正是推翻帝权而为人民解缚，是为真庇民耳。
余常言，中国历史，秦以前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皆发展太早，且太高。秦以后将三千年，各方面皆腐坏。近人每以停滞言之，实不止停滞而已。秦以后之衰运，实由吕政开专制之端，而刘季定专制之局。古者天子与侯国之君，其与人民之分，并不甚悬绝。列国之民于社会不平及时政有所疾苦，皆得宣之诗歌，抒其怨忿。而王朝太史氏周行列国，直采之以登于朝。天子以是观列国之政焉。春秋时，晋楚诸大国，地方政制极精善。顾亭林尝考之，以为治起于下。郑，小国也，介乎强大之间而不亡者，民治之基固也。《公羊春秋》有虚君共和之理想。如无商鞅、秦孝、吕政之霸王主义，则民主思想当早发达，惜乎毁于秦也。及陈项诸公奋起亡秦，可谓一大转机。倘刘季有公天下之心，诚求遗献，考求隆周及春秋时列强群俗政制，多保存几分民治意思，以成一代之规，则汉以来二千余年，当不至如斯局面。独惜刘季无知，乃以天下为私产，全承吕政敝制。天子持极权于上，使若干长吏分布天下以镇压人民。地方守令则承长吏之旨监临群众，政事则除收税、听讼而外，无甚可说。人民毫无组织，不得有表现公共意力之机构，宛如一盘散沙，以故民智、民德、民力日益销损殆尽，直如群羊然。一旦中央昏乱，官吏贪横如豺虎，则盗贼遍扰，而夷狄乘机入主。汉以来之局，大概如此。故中国式微，实由专制积习使之然。但中国虽屡经外患而族类蕃殖、国基恒固、时于剥极之余开光复之运者，其原因虽不一端，而数千年立国宏规，唯务内固，对外只有防御而无侵略之战，其保聚凝合，毋轻发散，宁持忍耐，定其气、怡其神、安其苦。《耶苏书》有言，“患难生强忍，强忍生练达，练达生希望”。吾先人颇有此风度。斯亦保世滋大之道也欤。
江陵求言之意尤为可法。《与葛与川书》曰：“今之隐退者，皆以通书政府为嫌，仆窃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与，出处语默，曾何间焉？执政者贤耶，固当告之以四方幽隐，以赞其庙堂之虑；不贤耶，亦当匡救其阙，而教督其所不逮，俾无致疾于国于民。”大哉斯言！执政与草野之士均不可不书诸绅也。若在位者以异己之言为罪，在下者以不交当道、含默寡言为清高，则天下事将不可问矣。
江陵最受理学家攻击者，莫如父丧留京辞俸守制一事。当世谓之夺情，谤声腾于朝野，后世犹以为罪。清初入野史则谓江陵虑其远离政府，必毁其法、败其政，故授意冯保言于太后及皇上，谓元辅身系天下安危，不可听其去位，于是温旨再三固留，而江陵遂请留京辞俸守制。据此所云，江陵恐离京将有毁法败政之惧，自是实情。唯授意冯保则莫须有三字耳。纵或有之，亦不足为江陵罪。古人墨绖从戎，无议以不孝者。孝之道不一，能为天下捍大患者，当不失为孝子。考江陵丧父在万历五年九月。当国日浅，新法甫行，新政初立，天下兴亡之几，唯视江陵此时之去留而判定。去则政乱法毁，而亡几已着，无可挽矣。不去反是。此其关系重大，岂一紧要战役可比拟乎？江陵《与陈我度书》曰：“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 江陵深知当世人心太坏，天下挟私怨者甚众，将谋不利于己，唯欲将治功告一段落而后引退。故曰或远或近云云。 万历七年十二月，江陵《辞考满加恩疏》有曰“臣在京守制，停止支俸，以素服在阁办事。入则守其苴绖，执居丧之礼。臣之不去者，报君恩也。守制者，报亲恩也。然身虽属于公家，事实殊于现任。今乃计算前后月日，通作实历， 作为实在职位也。 积日累劳，循例考满。则事同现任，礼旷居丧。君臣之义虽全，父子之情则缺矣。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现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溥、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现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盖事揆诸天理之当，即乎人心之安，乃无歉恨。伏望圣慈俯鉴愚诚，特停恩命”云云。 以上系节录。 据此，即江陵辞俸守制，为亲为国，恩义两全，与夺情起复者确有判。而当时罪之者唯恐不深，后儒犹弗辨正，不亦异乎？大抵中国学人，自秦以后，受专制之毒，习于小节小谨，而无高远之识量，无广大之襟怀，故于人之行谊有逾常轨者，则攻击甚力，而大德宏识每为社会所漠视。昔齐桓内行颇阙，而孔子称其正而不谲。管仲不从子纠死，而孔子大其攘夷之功，许之以仁。宰子疑三年丧将废礼乐，孔子虽斥之，而终不失为七十子之列。汉初太史公料李陵暂屈于虏，将得当以报汉，请武帝勿遽加罪，能略迹而信陵之心犹有古风。班固于千古名将卫青立传，则忽其卫国钜功，而直以贵幸视之，其鄙陋无知至此，开后来狭隘之风者自固始。以《汉书》与《史记》并论，奴儒之无目也。宋儒褊狭又甚。陈同父少年献策，确有大略，方正学读其书，亦谓切实可行；而奸邪既害之，理学家又薄其狂妄，莫与为声援，同父遂沮丧以死。中国自汉以来，政治上如有非常之才，虽成功亦无好誉。 如汉武、唐太、明祖及成祖，皆陋儒所贬斥。无成者如王介甫、陈同父，则以孤志不得伸。 学术上如有宏阔深微之识，必为迂固与肤陋之徒所不容。船山、亭林、习斋诸子之绪，斩于清世之所谓汉学矣，岂不异哉！江陵学术与事功，皆二千余年来罕见，而向无留意及之者。清初奸细徐干学 徐之行事即今所谓文化汉奸也。 叙江陵《四书直解》，虽称江陵功绩不可掩，而犹诋以贪权慕势。此辈固不足责，而明季遗老锢于理学之习，亦不肯道江陵。深可惜也！中国之衰，必有所以衰。吾侪怀固有之长，亦不可不明固有之短。江陵见摈于中国社会，是中国所以衰也。
江陵诗甚峻美，格高境高，浩气潜运，直是盛德积中，英华外发。余每爱放翁有句云，“鸾旗广殿晨排仗， 古者皇帝晨早临朝时状。 铁马黄河夜踏冰”，善形容伟大庄严气象。余意江陵诗可以此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