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公孙瓒传》说：“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刘虞的东曹掾魏攸曾说：“瓒文武才力足恃。”）尽管他出身于世代任郡太守的家族，但由于“母贱”，在当时“子以母贵”的礼法之下，公孙瓒是很难得到人们重视的，因此，只能出任“郡小吏”。根据《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所谓“郡小吏”是“郡门下书佐”。“书佐”的职责，仅属掌管文书的起草抄写，地位低下，正是所谓“小吏”。但是，公孙瓒“性辩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总说数曹事，无有忘误，太守奇其才”（《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说明公孙瓒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当时，“书佐”这个职位，不过是选拔通晓《史籀篇》《苍颉篇》等“学童”课本的人充当，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为了提高水平，郡太守又派公孙瓒到缑氏山中从卢植读经，刘备就是他当时的同学，并且成为好友。

卢植是著名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与当时另一经学大师郑玄是同学。但是，不同于马融或郑玄，卢植“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而且“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后汉书·卢植传》）。说明他不是一个墨守经典的单纯的经学家。因此，在他从事讲学时，才得以有公孙瓒、刘备这类学生。后来，卢植还以左中郎将率军镇压过黄巾起义。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六说：“案《刘宽碑阴》载门生姓氏中，有（公孙）瓒名，则瓒又从宽学也。”（惠栋所据见洪适《隶续》卷一二《刘宽碑阴门生名》）刘宽是当时的“通儒”，曾任太尉，并常在汉灵帝面前“讲经”。尽管刘宽也是经学家，公孙瓒作为他的“门生”，看来不过是列名门下，因此，《后汉书》《三国志》（包括裴注）的《公孙瓒传》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卢植却不同了，不但所讲授的学问，就是他性格中的“刚毅”“大节”，以及“济世”之志，都曾明显地体现在公孙瓒身上，说明他的确受到过卢植的颇大的影响。

对公孙瓒，有一个传诵一时的故事，《后汉书》和《三国志》本传都有所描述。《太平御览》卷四二二和五二六所引《英雄记》，叙述的也即是这个故事。现以卷五二六所引的为主，补以卷四二二所引：

公孙瓒字伯珪，为上计吏。（辽西）郡太守刘其（卷四二二作“基”），以事犯法，槛车征。伯珪褠衣平帻，御车到洛阳。其当徙日南，伯珪具豚米，于北邙墓上祭先人，举觞醊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其时，州里人在京师者，送行见之，及观者莫不歔欷。在道得赦俱还。

对公孙瓒的性格来说，这个故事具有典型意义。东汉时期，地方政府对中央朝廷表现了相对的独立性，郡府也称为“本朝”或“郡朝”，被看作是朝廷；因此，郡守和属吏之间就出现了“君”“臣”的关系。这种情况，可以参考《后汉书》的《郅恽传》《彭修传》，以及《三国志·魏志》的《田畴传》等。当时认为，如果郡守是“贤君”，属吏就应该是“忠臣”；但是，真正能够付诸实践，仍是个别的，特别是在郡守失去权势之时。上引《英雄记》是有节略的，《后汉书·公孙瓒传》说：“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英雄记》所说“褠衣平帻，御车到洛阳”，即是改着“侍卒”的“容服”，“身执徒养”，以逃避“不听吏下亲近”的“官法”。对身为“上计吏”的公孙瓒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由于坚持“君”“臣”关系，公孙瓒不避艰险，护送刘其到日南。事君以“忠”，公孙瓒抛弃了事父以“孝”的准则，在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更是难能可贵的。为了对郡守刘其的“忠”，公孙瓒可以不顾对皇帝的“忠”（刘其“坐事槛车征”，对东汉朝廷来说是不“忠”的）；为了对郡守刘其的“忠”，还可以不顾对其先人（包括父母在内）的“孝”。为此，当公孙瓒慷慨陈词时，旁观者感动歔欷，这典型的说明，公孙瓒具有敢于向国法和传统挑战的“刚毅”性格。这个故事所以能为人传诵，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