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族、豪杰的代表人物袁绍不同，公孙瓒所依靠的，不是当地的大姓豪族，而是所谓“商贩庸儿”。《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说：“（公孙）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刘纬台是“卜数师”，即所谓“庸儿”；李移子、乐何当两人，一个是贩卖丝绸的商人，一个是“贾人”，都是所谓“商贩”。为什么公孙瓒会依靠他们，“定兄弟之誓”，并结成儿女婚姻关系？十分明显，因为他们“富皆巨亿”，是拥有巨额资财的“富室”。

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董）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连阡陌，以还相吞灭。”这里所描写的是，当董卓控制了东汉朝廷的大权以后，关东起兵讨伐。在“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飘扬云会，万里相赴”的人们中，曹丕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列举了四类，除“名豪”（著名的豪杰）、“大侠”（声威显赫的游侠）、“强族”（强大的大姓豪族）之外，“富室”也卷进了“人人皆得讨贼”的战争中。公孙瓒所依靠的“富皆巨亿”的“商贩庸儿”，就是属于“富室”这一类型的人物。

对公孙瓒所依靠的“商贩庸儿”刘纬台、李移子、乐何当三人，还没有其他史料能够作较为具体的说明。但不难看出，刘纬台等三人应该属于大商人而兼大地主，是掌握武装力量的“富室”。在东汉末年的战争年代，这类“商贩庸儿”与公孙瓒联合，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与公孙瓒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公孙瓒需要他们“富皆巨亿”的财力支持，他们也需要借助公孙瓒的力量，从而跻身于政治舞台。

至于前引《英雄记》所说，对“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公孙瓒“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并说“今取衣冠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按照当时通例，刺史、太守、县令等地方长吏，是由朝廷任命的；但是，他们的属吏却必须由地方大姓豪族，即所谓“衣冠子弟”来充任。关于这一点，唐长孺先生在《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版），这里不拟多说。公孙瓒的行动，却是反对这个惯例。如果进一步加以申论。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公孙瓒为什么反对这个惯例？从他个人的遭遇来看，由于母亲出身微贱，自己也被轻视，不能跻身于“衣冠子弟”之列，因此，当他成为割据者之后，也就必然会对“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加以压抑，“使困在穷苦之地”。做这样解释，当然可以，也具有一定理由，但却是不够的，需要全面地来加以分析。

在幽州境内，公孙瓒的对手是幽州牧刘虞；在河北地区，对手是冀州牧袁绍。如前所说，刘虞是东汉王朝的宗室，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当时最为显赫的世族之一，都具备当地大姓豪族支持他们的条件，事实上，他们也得到这种支持。刘虞在幽州能够站稳脚跟，所依靠的，就是渔阳大姓豪族的代表鲜于辅、鲜于银等人，他们分别担任了幽州的重要职位。尤其是鲜于辅，他所任的是州从事，从《后汉书》的《戴就传》《史弼传》《桥玄传》，以及《三国志》的《刘繇传》《潘濬传》等来看，在东汉末年刺史拥有重权的情况下，州的“部从事”同样拥有重权，甚至可以使“一郡震悚”。在幽州，鲜于辅不但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权力，还可以发动“州兵”。公孙瓒最后失败，就是由于“瓒以母贱”得不到这类大姓豪族的支持；同时，公孙瓒又不像袁绍那样，尽管与其有共同出身，但却能够为自己广造舆论，借此掩盖母亲的“傅婢”身份，竭力争取大姓豪族的支持。由于这种错综情况，公孙瓒压抑幽州的大姓豪族，并转而向“富室”寻求支持，其根本原因应该在这里，而公孙瓒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应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