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到，遂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袁）绍复还屯邺。”对于“黑山贼”于毒等人与袁绍的作战，《后汉书·袁绍传》基本相同。但是，《英雄记》中没有提到“黑山贼”首领张燕，而《袁绍传》紧接“皆屠其屯壁”之后说：“（袁绍）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张）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这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

从上面所引证的史料看来，袁绍与“黑山贼”的战争，应分为两个阶段。最初，袁绍的敌手是于毒、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还不是与张燕的决战。袁绍的目的是收复邺城，所采用的战略不是直接进攻，而是将军锋指向“黑山贼”的老巢，迫使其自行撤出邺城。这里所涉及的地名有斥丘和朝歌，据《续汉书·郡国志》，斥丘属魏郡，朝歌属河内郡，袁绍大军本来驻扎在斥丘，与邺城同在魏郡，但袁绍却折向朝歌鹿场山，寻山北进，进攻“黑山贼”所盘踞的山中屯壁。战争当中，于毒、左髭丈八被杀，长安所任命的冀州牧壶寿也同时被杀，刘石等人“奔走得脱”，山中屯壁为袁绍大军所破，被杀的达数万人。这是战争的第一阶段，袁绍不但收复邺城，而且给“黑山贼”以重创。至于第二阶段，即袁绍与张燕的决战，战场在张燕的根据地常山，与张燕联合的还有屠各、乌桓等少数民族贵族的部队。这次战役，仅张燕就出动了精兵数万，战马数千匹，可见战争规模的巨大。最后，“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双方俱各退兵，张燕继续盘踞冀州山区，与袁绍对峙，直到袁绍势力为曹操所消灭，他才归附了曹操。这一阶段，就在此种情况下宣告战争结束，袁绍终于未能完成沮授的策划。

无论《英雄记》还是《袁绍传》，都将这次战争的战果，归结为袁绍及其部队作战的英勇。但是，《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吕布）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吕）布有良马曰‘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阵，遂破（张）燕军。”说明袁绍与张燕的这次决战中，吕布及其所部并州军曾起过重大作用。这不见于《三国志》的《袁绍传》，也不见于《后汉书》，当系陈寿所据史料，为了夸张袁绍的个人战绩，有意加以抹杀，《后汉书·袁绍传》的根据基本是《三国志》，对此也没有觉察。《资治通鉴》卷六○“袁绍出军入朝歌鹿肠山”条说：“（袁）绍与吕布共击（张）燕。”司马光以《吕布传》与《袁绍传》互证，反映了历史真实，这是正确的。

从前引《英雄记》对这次战役的叙述中，有一句十分值得注意，即“斩（于）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长安所任命的冀州牧壶寿在“黑山贼”军中，而且即在“共覆邺城”的于毒身边？所谓“长安”，指的当然是为凉州军事集团李傕、郭汜所掌握，设置在长安的东汉政府。当时情况，袁绍代替韩馥为冀州牧，长安的东汉政府是不承认的，同样，袁绍也不承认李傕、郭汜所掌握的这个中央政府。因此，东汉政府任命壶寿其人为冀州牧，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冀州是在袁绍的军事力量控制之下，壶寿前来冀州就任，必须以武力消灭袁绍，至少必须将其赶出冀州。当然，东汉政府是无此力量的，借用袁绍敌人的军事力量，无疑是最为现实也是最好的办法。同时，东汉政府看来，张燕并不是“黑山贼”，而是具有平难中郎将职衔的冀州高级官员，自可下达诏书，命其在新任冀州牧壶寿领导下，率军讨伐袁绍；相反，袁绍却应该是“贼”，属于叛逆。这是东汉政府方面的策划。至于张燕方面，如果手里握有壶寿这张牌，并打出东汉政府旗号以讨伐袁绍，占据冀州，这是名正言顺的军事行动。而壶寿其人不过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傀儡，有利无害，当然可以接受。但是，张燕的活动区域在河北，与掌握东汉政府的凉州军事集团，彼此毫无渊源，其间需要一个可以牵线搭线的人。其人为谁？从当时事态发展看来，自非麴义莫属。这是最后需要探讨的问题。

如前所述，麴义是西平豪族人士，与李傕、郭汜同属凉州人，手里还掌握了一支凉州劲旅；而且，他反对袁绍，与“黑山贼”彼此利益一致。此后麴义为袁绍诱杀，如前引《后汉书》所说，其罪名为“骄纵不轨”。在从韩馥手里夺取冀州，或者在力敌公孙瓒，取得界桥之战的胜利，麴义都曾为袁绍立过大功，恃功骄纵，如前所说，这是不难理解的，而“不轨”，前引史料中却缺乏具体内容。十分可能，麴义以“不轨”的罪名被杀，即是为李傕、郭汜联络张燕，企图颠覆袁绍在冀州的统治，因此，其余部与“黑山贼”“共覆邺城”绝不是偶然的。有的问题前面已作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