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策说（袁）术云：‘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吴景）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故许之。”袁术认为，东汉政府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驻军吴郡曲阿，会稽郡又为东汉政府的太守王朗所控制，孙策不能有所作为。如前所述，袁术本来允诺任命孙策为庐江太守，又事后食言另委刘勋，为此，袁术知道孙策当然怀恨在心，从而勉强同意。孙策得到袁术许诺，立即进兵江东。

这里有必要对当时的形势作补充说明。《孙策传》说：“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袁）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吴郡）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孙）策从兄（孙）贲又为丹阳都尉，（刘）繇至，皆迫逐之。（吴）景、（孙）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于麋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距（袁）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等共将兵击（张）英等，连年不克，（孙）策乃说（袁）术，乞助（吴）景等平定江东。”说明其时吴景、孙贲为扬州刺史刘繇迫逐，退至九江郡的历阳，在横江、当利与刘繇的武装力量相拒，吴景被袁术重新任命为督军中郎将。可以看出，这时吴景，孙贲已被迫离开丹阳，吴景也接受新的任命，不再是丹阳太守。尽管孙策其时已从袁术手里索回孙坚余部，但是，丢掉丹阳这个重要的根据地，所谓“就舅氏于丹阳”这一步固然无从实现，以下的“东据吴会”等既定步骤，将更加无从说起。对孙策来说，当前形势是极其不利的。

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孙策仍按既定策划进兵江东？这里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孙）坚子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孙）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周）尚为丹阳太守，瑜往省之。会（孙）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周）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乃渡江击秣陵，破笮融、薛礼；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刘繇奔走，而（孙）策之众已数万矣。（孙策）因谓（周）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阳。’瑜还。”这条史料十分重要，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主要依据。

首先，吴景、孙贲被刘繇迫逐，退到历阳，袁术乘机据有丹阳，改派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委任周尚为丹阳太守。袁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尚之侄周瑜却是孙策的同年好友。其次，周尚虽是袁术所任命的丹阳太守，但周瑜在丹阳仍然“将兵迎策”，并从孙策进攻江东，直至“进入曲阿”，将刘繇赶走。无疑，丹阳的军事大权为周瑜所控制，这才可以率领“丹阳兵”随同孙策作战。其三，孙策在驱逐刘繇之后，命周瑜“还镇丹阳”，更说明丹阳一郡的大权掌握在周瑜之手，不但可以发兵，也可以镇守，周尚的太守一职仅属挂名。丹阳的情况既然如此，孙策当然可以按既定策划进兵江东，也可以按既定策划的步骤，以丹阳为根据地，东取吴会了。否则，以孙策的“明果独断”，在吴景调离丹阳之后，绝不可能贸然进兵的。这就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答案。

《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策又给（周）瑜鼓吹，为治馆舍，赠赐莫与为比。策令曰：‘周公瑾（瑜）英隽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这段史料与上引《周瑜传》同样重要，不但可以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补充，还可以说明，当周瑜还镇丹阳之后，仍继续派遣“丹阳兵”，并不断供应舟船和粮草，以支持孙策。至于孙策所说的“济大事”，当然指的是平定江东。

即使在据有吴会之后，丹阳郡是否继续占有，以及是否巩固，对稳定孙策的政权来说，仍然极其重要。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袁术遣从弟（袁）胤代（周）尚为（丹阳）太守，而（周）瑜与尚俱还寿春。”当袁术发觉上当之后，即派其弟袁胤代周尚为丹阳太守，并将周尚、周瑜调还寿春。这时，孙策的力量已经壮大，对袁术这一举动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三国志·吴志·徐夫人传》注引《江表传》说：“初，袁术遣从弟（袁）胤为丹阳（太守），（孙）策令（徐）琨讨而代之。”用武力将袁胤逐出丹阳，并任命徐琨为太守。徐琨是孙策的表弟，又是随从孙坚、孙策“征伐有功”的将领。上引《江表传》又说：“会（吴）景还，以景前在丹阳，宽仁得众，吏民所思，而（徐）琨手下兵多，（孙）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众，乃复用（吴）景，召琨还吴。”尽管具有至亲关系，孙策以徐琨手握重兵，对其任丹阳太守，仍是不放心的。正好吴景从袁术那里归来，孙策就将徐琨调回，任命吴景为丹阳太守。如上所说，吴景是孙策的舅父，一贯忠心耿耿，而且在丹阳“宽仁得众，吏民所思”，是极为放心的。仅从上两例即可看出，对丹阳，孙策是如何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孙策的既定策划中，占有丹阳，平定江东，是两个主要的内容，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离开丹阳的兵源和物资，孙策平定江东，建立政权，将是无从设想，或者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