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由北而南后，好些从事写作的朋友，感觉国家应付这个问题的庄严性，和个人为战争所激起的爱国热忱，兴新的工作的渴望，都干脆简单，向各战区里跑去。有的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来往于南北战区最前线，或转入沦陷区，随同游击队活动，日子虽过得异常艰苦，精神实很壮旺，或经常有作品发表，或在准备中有伟大计划等待实现。有些人又因为别有原因，从前方退回来，转到几个大都市里住下，用“文化人”身份，一面从事写作，一面还可参加各种社交性的活动，日子似乎也过得忙碌而紧张。又有人退回到原有职务上，或从政经商，或埋头读书，虽然对写作已息手，因为明白了“持久战争”的意义，从抗战建国广泛解释上，过日子倒也还心安理得。就中却有几个朋友，前线奔走三年后，在都市文化人中又混了二三年，再退到一个小地方来消化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事印象时，不免对于写作感到厌倦与灰心，且对文学本身表示一点怀疑。战事结束后，这种情形且更显著怀疑的是用文学作为工具，在这个变动世界中，对于“当前”或“明日”的社会，究竟能有多少作用，多少意义？具有这种心情的作家，虽只是个少数，但很可能在某种情形下，逐渐会成多数。平时对文学抱了较大希望与热诚，且对于工作成就又有充分自信的作者，这点怀疑的种子发芽敷荣，不特将刺激他个人改弦易辙，把生命使用到另外工作上去，且因为这种情形，还会影响到新文学已有的社会价值，和应有的新进步。
试分析原因，即可知一种因习的文学观实困惑人，挫折人。这种文学观，在习惯中有了十多年历史，已具有极大的势力，不仅是支配一部分作家的“信仰”，且能够支配作家的“出路”。一般作家虽可以否认受它的“限制”或“征服”，实无从否定它的“存在”。我们尽可说这是比较少数论客的玩意儿，与纯粹而诚实的作家写作动机不相干，与作品和历史对面时的成败得失更不相干，然而到我们动笔有所写作时，却无从禁止批评家、检察官、出版人和那个分布于国内各处的多数读者，不用“习惯”来估量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且决定它的命运。这种因习文学观的特性，即“文学与政治不可分，且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作家的怀疑，即表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实各有异见。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结终是在这个现状继续中，凡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既无从说明，无从表现，只好搁笔。长于政术和莫名其妙者，倒因缘时会容易成为场面上人物。因之文学运动给人的印象，多只具一点政策装点性，再难有更大希望可言。
文学“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这个事件的发展，我曾检讨过它前后的得失，且提出些应付未来的意见。在利害得失上，虽若比较偏于消极的检举驳议，然而一个明眼的读者看来，会承认原来这一切都是事实，并非凿空白话的。从民十五六起始，作家就和这种事实对面，无可逃避。虽和事实对面，多数人却又不肯承认，亦无努力改正。习惯已成，必然是“存在的照旧存在”，因此，若干作家便用一个“犯而不校”态度来支持下去，恰恰和别个的读书人应付社会一般不公正情况一样，低首“承认事实”，与固执“关系重造”，前者既费力少而见功易，所以我爬梳到这个问题伤处时，转若过分好事，不免近于捕风。风虽存在，从我手指间透过，如可把握，无从把握。
文学既附于政治之一翼，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商业方式花钱，在新闻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数”。这个“多数”，尽管近于抽象，也无妨害。文学也就如此发展下去，重在一时间得到读者的多数，或尊重多数的愿望，因此在朝则利用政治实力，在野则利用社会心理，只要作者在作品外有个政治立场，便特别容易成功。一些初初拿笔的人，不明白中国新文学，搅混入商场与官场共同做成的漩涡中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现象，必然还会有些什么结果。另一方面，个人又正要发现，要露面，当然都乐于照习惯方式，从短短时期中即满足一切。这些人也就做成某一时节某种论客说的“政党虽有许多种，文学只有两种，非左即右，非敌即友”论调的基础。许多人在风气追逐中打混下去，于是不甚费力即俨然已成了功。这种成功者，若世故与年龄俱增，作品却并无什么进步，亦无可望得到进步，自必乐享其成，在伙儿伴儿会社竞卖方式中，日子过得从容而自在。物质上即或因为抢的是个冷门，得不到什么特别享受，情绪还俨然是尊严而高尚。他若是个年龄越长越大、经验越积越多、情性却越来越天真、在写作上又抱了过多的热诚（与时代的不合的古典热诚）的人，自必对于个人这点成功，不大满意，对于文学作家中的依赖性，和其他不公正、不诚实的包庇性，转趋怀疑，会觉得维持现状，不仅堕落了文学运动固有的向上性，也妨碍这个运动明白的正常发展。文学运动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作家便再不是思想家的原则解释者，与诗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实证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数生命哀乐爱憎的说明者，倒是在“庶务”“副官”“书记”三种职务上供差遣、听使唤的一个公务员了。其用以自见于世的方法，再不基于人性理解的深至，与文字性能的谙熟，只是明白，新式公有程式之外，加上点交际才干，或在此则唯唯诺诺，或在彼则装模作样，兼会两份做戏伎俩。总而言之，一个“供奉待诏”，一个“身边人”而已。凡有自尊心的作家，不能从这种方式中得到所从事工作的庄严感，原是十分自然的！他若看清楚习惯所造成的不公正事实，和堕落倾向，而从否认反抗下有所努力，不可免即有另外一种不公正，加于他的本身。能忍受长久寂寞的，未必能忍受长久苛刻，所以无事可为，只好息手不干，然而这不甘哺糟啜醨的心情，尚难得社会同情，反做成一种奚落，“这个人已落了伍，赶不上时代”。坚贞明知素朴诚实地落了伍，另一些人似乎前进了。试看看近十年来若干“前进”作家的翻云覆雨表现，也就够给人深长思！即始终不移所信、所守的，有许多人岂不是虽得伙儿伴儿合作来支持他做“作家”的名分，还不能产生什么像样作品？
拿笔的人自然都需要读者，且不至于拒绝多数读者的信托和同感。可是，一个有艺术良心的作家，对于读者，终有个选择，并不一例重看。他不会把商业技巧与政治宣传上弄来的大群读者，认为作品成功的象征。文学作品虽仰赖一个商业组织来分配，与肥皂、牙膏究不相同。政治虽有其庄严处，然而如果遇到二三与文学运动不相干的小政客，也只想用文学来装点政治场面，作者又居然不问是非好坏，用个“阿谀作风”来取得“风气阿谀”时，不仅是文学的庄严因之毁去，即政治的庄严也会给这种猥琐设计与猥琐愿望毁去！近代政治技术，虽能产生伟大政治家，可不闻在同样安排中产生过伟大艺术家或文学家。一个政治家，能在机会中控制群众情感，取得群众好感，并好好用群众能力，即可造成伟大事业。一个音乐家或文学家其所以伟大，却得看他能否好好控制运用音符文字。新闻政策虽能使一个政治家伟大，若艺术家、文学家失去与民族情感接触的正当原则，仅图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惯性和商业上的宣传方式，取得群众一时间的认可，个人虽小有所得，事实上却已把艺术文学在这个不良关系上完全坠落了。近十余年来的情形，一个真有远见的政治思想家，一个对新文学发展过程有深刻理解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一个对写作有宏愿与坚信的作家，对于这问题得失，都应当清清楚楚。现状的过去，只做成社会上这部门工作的标准分歧，以及由于这种分歧引起的思想混乱。北伐统一后最近十年中，年轻人生命、国力的种种牺牲，三十岁以上的人，必尚保留一个痛苦印象，现状的继续，另一面便做成目下事实：国内少数优秀作家，在剥削与限制习惯中，尚无法用工作收入应付生活。许多莫名其妙的人物，不折不扣的驵侩，倒各有所成，为文运中不可少的分子。事情显明，一种新的文学观，不特为明日文学所需要，亦为明日社会不可少。
国家进步的理想，为民主原则的实现。民主政治的象征，属于权利方面虽各有解释，近于义务方面，则为各业的分工与专门家抬头。在这种情形中，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其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为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尤其是为政治的庄严着想，更不能不将关系重造。照近廿年来的社会趋势，一种唯利唯实的人生观，在普通社会中层分子中实现，到处可以发现。许多事业都以用最少劳力得到最大成功为原则，个人或社团的理想，说来虽动人堂皇，实际竟常与得到“数量”不可分，有时且与得到“货币”不可分。中层分子人生观，既在各种支配阶级中占绝大势力，因之在国家设计上，就都不可免见出一点功利气味，看得近，看得浅，处处估计到本钱和子息，不做赔本生意。我们常常听人说到的“现代政治家”，事实上这些人有时却近于一个商行管事，或一个企业公司的高级职员，不过是因缘时会，从信仰这个、拥护那个方式中变成一个官僚罢了。这种人精明能干处，虽是应付目前事实，举凡略与事实相远的问题，与小团体功利目的不相符的计划，即无从存在或实现。普通所谓“思想家”，在一般倾向上，也就不知不觉变成了“政治公文”的训话家或修辞学人物。社会上另一部分有识无位的知识分子，在凝固情感中，无可为力，自然只好用个独善其身的退缩态度混下去，拖下去。……然而，我们在承认“一切属于政治”这个名词的严肃意味时，一定明白，任何国家组织中，却应当是除了几个发号施令的负责人以外，还有一组顾问，一群专家。这些人的活动，虽根据的是各种专门知识，其所以使他们活动，照例还是根据某种抽象原则而来的。这些抽象原则，又必然是过去一时思想家（哲人或诗人）对于人类的梦想与奢望所建立。说不定那些原则已陈旧了，僵固了，失去了作用和意义，在运用上，即见出扦隔与困难。高尚原则的重造，既无可望于当前思想家，原则的善为运用，又无可望于当前的政治家。一个文学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对这种原则的理解以及综合，实际人性、人生知识的运用，能用文学作品作为说明，即可供给这些指导者一种最好参考，或重造一些原则，且可作后来指导者的指导。新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的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坚实得多！
一面是如此理想，另一面是如彼事实，如何使文学作家充满新的信心，来面对事实，证明理想？若说人生本是战争，这件事也就可说是种极端困难的战争！为的是任何合理的企图，若与“习惯”趋势不大相合，从习惯而来的抵抗性，都不免近于战争。所以支持这种反清客化的新的文学观，并从据点上有所进取，是需要许多许多人来从事的。这种工作，与另外一些从“阿谀风气”得到“风气阿谀”的文人，目的既完全不同，难易自然也无从比较。不过，事情虽困难，亦不太困难，这从“过去”即可推测“未来”。试数一数初期文学运动对于“腐败现象”“保守观念”所见出的摧陷廓清成绩，以及对于“高尚原则重造”在读者人格中所具有的影响，来和新的问题对面，实不由人不充满乐观信仰。官僚万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新的国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国家设计一部门，“国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相熟或陌生朋友，曾经充满热诚来从事写作，在那个因习文学观困辱下得到成功，又从成功中因经验积累转而对文学怀疑的，我觉得不应当灰心丧气。因为这种认识，正可谓“塞翁失马”。我们明日做事的机会，正不可下于另外一种人当前做官的机会，实在多而又多。我们需要的，是一分信仰，和九分从“试验”取得“经验”的勤勉，来迎接新的历史。恰如走路，能去到什么地方，不是我们所能预想，也许如此走去，到达一个预定的终点，还是毫无所得，必将继续走去，到死为止。正因为对人生命言，死才是一个真正的终点，才容许一个有理想、有思想的生命获得真正休息！从文学运动言，必有许多人将生命来投资到这个工作，方可望有作用，见效果，使若干具有新的经典意义的作品，能陆续产生！
我幻想廿年后国家会有个新的制度，每个中国人不必花钱，都有机会由小学读到大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