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墨子之六艺学）
墨子《贵义篇》称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毕沅云：关中犹云记扃中，关扃音相近。孙诒让云：古乘车，箱 间以木为阑，中可庋物，谓扃亦谓之关。 弦唐子见而怪之。墨子曰：者昔“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漆借为七。 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而《庄子·天下篇》亦称“墨子好学而博”。则墨子之博学可知。昔班孟坚作《艺文志》，先述《六艺》，后述十家。盖谓诸子皆《六经》之支与流裔也。是故，今之《六经》，虽出于儒家；而昔之《六艺》，实诸子与儒家之所同，非儒家之所得私也。故墨子虽非儒，而未尝不诵六艺。古之《六艺》，即今之《六经》所自出也。然《六艺》经孔子删述，已去其泰半矣。《六经》又经秦火之厄，亡者又益众。故吾人今日欲稍知秦火以前之《六经》，与夫孔子删订《六艺》以前之大略，非求之诸子，其道末由。而墨子之称引，则尤为宏博者也。其为吾人所亟当研究，不亦宜乎？然而今之谈墨学者夥矣。而独鲜闻有讨论及此者，盖《经》学之为世不重也久矣，吾以为此不独有补于治经。且可以知墨子之学之所由来也。故聚而论之。《六艺》当墨子之时，本无所谓《经》，而今题之曰墨子之《经学》者，盖亦从世俗之称，令治《经》者之注意云尔。大雅君子，幸无尤焉。
一 易
周秦诸子，称引《六艺》者，以《诗》《书》为最多，而《易》则独少，墨子亦然，殆无明引《周易》之文。然观其语法与意义，有可以知其为必从《周易》推演而出者。兹略举如下：
《修身篇》，“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惟圣人乎！”
此文虽不尽用《易》义。然“畅之四支”句，与《易·坤·文言》“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同。“其惟圣人乎”，与《乾·文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句法同。《史记·孟荀列传》，言“墨子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然则“畅于四支”，及“其惟圣人乎”等语，或本春秋时习见之格言，故孔墨皆用之与？或墨子此篇，成于后人之缀辑，故引用《文言》之语与？抑如世之论者，以《文言》为出于七十子后，而为编《文言》者引用墨子之文与？斯则未敢臆定。与不得已，则前一说最为近是耳。
《贵义篇》，“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
按此文孙诒让释之云：“《易·系辞》云：‘天下同归而殊涂。’《孔疏》云：‘言天下万事终则同归于一。’盖谓理虽同归，而言则不能无误。”然则墨子此语，盖与《易·系辞》同。繇上两说观之，疑孔子之《十翼》，本多古易旧说。孔子述而不作，《十翼》之作，盖亦多整理旧文而时加己见而已。
二 书
《艺文志》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焚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又云：“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者，孔子后也，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尚书》经秦火之后，其失传者多矣。《尚书·纬》云：“孔子求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此《纬书》之言，虽不足信，然黄帝以来文字日滋，人事日繁，年代久远，则书策之多，傅会之众，孔子删取之严，乃必然之事。古之书，盖决不止孔子所删存之百篇，敢断言也。百篇之目，今尚可考。而《墨子书》所引，则有《竖年》、《相年》之类，非百篇之所有者。非墨子之书，安足以知百篇以外之篇名哉？且书自秦火亡后，非墨子之书，则亡《书》之可考者，不亦更少矣乎？墨子之书，引《书》尤众，亦足以见墨子之学，本于《尚书》者尤深。《尚书》言治多原于天；而墨子之言政，实本于《天志》。此其尤大彰明者也。兹略举墨子之引《书》者如下：
《七患篇》，“《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
毕沅云：管子《权数》云：“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与此文互异。孙诒让云：《吕氏春秋·顺民篇》，“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与此书所言正合。王充《论衡·感虚篇》亦云：“书传言汤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是古书本有二说也。今按：此亦《尚书》之佚文。其篇名不传，或在百篇以内，或在百篇以外，今无由考矣。
《七患篇》，“《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毕沅云：“《周书》云：《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与马非其有也；国家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墨子盖夏教，故义略同。”孙诒让云：“毕据《周书·文传篇》文，此文亦本《夏箴》，而与《文传》小异。考《穀梁》庄二十八年传云：‘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与此文略同。疑先秦所传《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览》五百八十八引胡广《百官箴叙》云：‘墨子著书，称《夏箴》之辞。’盖即指此。若然，此书当亦称夏箴，与《周书》同。而今本捝之。”按孙说是也。此即当本于《周书·文传篇》之文，而略节省之者。一作兼，一作三者，盖传本之异，且兼三声近而误也。
《尚贤中篇》，“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
此与《尚贤下篇》所引略同。
《尚贤下篇》，“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
苏时学云：“《伊训》云：‘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与此略同。”又云：“晞当从口作唏；唏夫叹词。”孙诒让云：“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尔身。文义较详备。上篇约述之。俾辅不当言圣君，君盖亦武之讹。”按此《伪尚书·伊训》所本。墨子上篇虽不称书，然以下篇称先王之书考之，盖亦《尚书》之文。《竖年》之篇，盖孔子所删百篇以外者。
《尚贤中篇》，“《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简朝亮云：盖《汤誓》之佚文，今窜为《汤诰》尔。按今《汤誓》无此文，足见孔子未删之《书》，《汤誓》不止一篇。
《尚贤中篇》，“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此与《尚贤下篇》亦略同。
《尚贤下篇》，“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衣葛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
此虽不称《书》说，然与《书叙》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之说，颇足相发。简朝亮云：“此孟子所谓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也。《书疏》引《尸子》云：‘傅岩在北海之州。’与墨子同。”按此亦古《尚书》说也。
《尚贤中篇》，“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
此亦不称书说，然与《尚书·尧典》所谓方命圮族，及殛鲧于羽山之说，足以相发；当亦古《尚书》说也。
《尚贤中篇》，“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
此盖《尚书·吕刑》之文。《吕刑》原文如下：
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威。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简朝亮云：“墨子所引者，其文上下与今本不同。‘逮’作‘肆’，此墨子文残而讹尔。‘棐常’作‘不常’，‘无盖’作‘不盖’，此异文也。‘有辞’上无‘鳏寡’字，‘于苗’作‘有苗’，‘惟’作‘维’，亦异文也。其‘群后’上有‘曰’字，非《书》辞也。‘曰’者，引《书》之辞，蒙《墨子》上文‘道之曰’而言。盖《墨子》约举上下经文，段氏玉裁 以为‘捃摭不同’，是也。《说文》云：‘肆，陈也。’高诱《淮南子》注云：‘盖，蔽也。’‘主名’者，山川有名，而未有主名，禹则域某山某川以为一州主也。‘折’《墨子》引作‘哲’，《汉志》作‘悊’，班氏谓制礼以止刑，盖‘悊’与‘折’义同。《周官太宰》云：‘三农生九谷。’郑司农云：‘三农，平地、山、泽也。’《左传》杜注：‘殖，生长也。’《释诂》云：‘嘉，美也。’《墨子》引‘殷’作‘假’。江氏声 云：‘假，至也，其功至于民也。’”按简氏以《墨子》之“肆”为讹文，非是。孙诒让云：“‘肆’正字作‘ ’，与‘逮’声类同，古通用。此‘肆’即‘逮’之假借。”按孙说是也。“降”《墨子》引作“隆”，“降”“隆”古通，王引之说。 “农”当从孙星衍说，据《广雅》训作勉。
《尚贤下篇》，“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于，来，有国有土，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
此亦《尚书·吕刑》之文。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详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简朝亮云：“墨子引‘邦’作‘国’，‘尔’作‘女’，‘尔安’作‘而安’，‘何择’上有‘女’字，皆文异而义同也。‘详’作‘讼’，‘非’作‘言’，作‘不’，此墨子文残而讹尔。盖《墨子》多残，以孟子辟之，其书几废也。或曰：‘言’者‘吉’之讹也。柱按：此段玉裁说。 非也。吉人而曰何择，可乎？”段玉裁云：“讼刑，公刑也。”王引之云：“‘言’当为‘否’。篆书‘否’作‘ ’，‘言’字‘作 ’，二形相近。隶书‘否’字或作‘咅’，‘言’字或作‘咅’，亦相似。故‘否’误为‘言’。‘否’与‘不’古字通。按段王说，是也。‘非’，‘不’，‘否’，古均通用。”
《尚同中篇》，“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
此亦《吕刑》之文。《尚书》原文如下：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简朝亮云：“《墨子》‘弗’作‘否’，‘灵’作‘练’，‘制’作‘折’，‘虐’作‘杀’，皆异文也。《礼·缁衣》引之，‘弗’作‘匪’，‘灵’作‘命’，孙氏星衍云：‘制，折，匪，否，声之近也。’段氏玉裁云：‘灵，练，双声。’以《墨子》上下文观之，‘练’亦训善也。《缁衣》作‘命’者，古‘灵’，‘令’，皆训善。‘命’者‘令’之讹也，此言淫刑之始，以为赎罪之地也。‘苗’谓三苗，‘民’人也，古以为上下通称，此统其君而言也。”按墨子引此，前云：“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而于其后则继之云：“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则《尚书》此节，为言苗之不善用刑，以虐杀人民。其意甚显。“制以刑”，《墨子》引作“制五刑”，孙诒让云：“即下五杀之刑。”然则，或释书“制以刑”，为制乱民以刑，以谓承上文而言，其说不待辨而其谬显然矣。
《尚同中篇》，“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惟口出好兴戎。”
此《伪尚书·大禹谟》所袭之文也。孙诒让云：“术令当是说命之假字。《礼记·缁衣》云：‘《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郑《注》云：‘兑当为说，谓殷高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高宗，《尚书》篇名也。羞犹辱也，惟口起辱，当慎言语也。’按此文与彼引《兑命》辞义相类。术说，令命，音并相近，必一书也。晋人作《伪古文书》，不悟，乃以窜入《大禹谟》，疏缪殊甚。近儒辩《古文书》者，亦皆不知其为《说命》佚文，故表出之。”刘师培云：“孙说是也。古籍‘兑’，‘队’通用。
《左传》襄十三年，‘夜入且于之隧。’《礼记·檀弓下》，郑注引之云：‘隧或为兑。’隧术亦通用，如本书《耕柱篇》，‘不遂’即‘不述’；《备城门篇》，‘冲术’即‘冲隧’，是也。‘说’假为‘隧’，因假为‘术’矣。”按孙刘说是也。
《尚同中篇》，“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用天均。”
毕沅云：《相年》当为《拒年》。李笠云：“《距年》又作《相年》、《竖年》者，盖距或作拒，因讹为相。竖则距之音误耳。”吴汝纶云：“《术令》、《相年》，盖皆百篇之书篇名也。”按《术令》即《说命》，固为百篇之书名；而《相年》、《距年》，则不在百篇之目，当为孔子删前之书之篇名无疑。李笠云：“《墨子》在秦火以前，又与儒家背驰。故其引用古籍，时有溢出儒言之外。”其说是也。下篇云：“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说也，唯辩而使助治天明也。”下篇虽不明言书说，然文义与此篇所引略同。王闿运刊本，以“轻”为“辅”之误，“辅”下增“以”字。以下篇“奉以”二字例之，王校是也。“维辩使治天均”，孙诒让云：“辩辨字通。辩，分也，谓分授以职，使治天均。”按孙说是也。但“维辩使治天均”，不成句。下篇作“唯辩而使助天明也”。此文“辩”下当有“而”字。“均”篆作“ ”，“明”篆作“ ”。“均”疑亦“明”字形似之讹。“维辩使治天明”，犹云分而使之治天明也。天明犹天事也。《大戴记·虞戴德》，天事曰明。又，犹天工也。《皋陶谟》曰“天工人其代之”，“分而使治天明”，谓命官分职，而使代天工也。
《尚同下篇》，“于先王之书也，《太誓》之言然，曰：小子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
此今《伪大誓》所袭之文也。苏时学云：“发当为厥。今《泰誓》云，厥罪钧。”江声云：“发谓发觉也。钧均同。”吴汝纶云：“闻疑 之讹，发乃厥之误。”吴闿生云：“疑乃闻二字为句，谓闻于上。”柱按：吴闿生说是也。 “小人见奸巧乃闻”，谓小人见奸巧当闻于上。“不言也发罪钧”，谓不闻于上，则事发之后，罪与犯罪者均也。简朝亮云：“此纣之虐刑也。言小民见奸巧矣，乃闻。其不言告也，事发则罪钧同焉。《梓材》曰：“肆往奸究，杀人，历人宥。”盖其君无厉杀人，故今往奸宄，往杀人，所过之人，有不知情，而可宥者宥之也。此武王告康叔者，异于纣之虐刑矣。夫历人，则见奸巧者也。然有见奸巧而不知其为奸巧者，岂可不宥而罪之乎？”按简说，非也。《墨子》上文云：“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邪？原作“无此其有邪”，据孙诒让校改。 则不然也。圣王皆以尚同为政于天下。”不，原作亦，形似之误。 下乃引此文，为先王尚同之证。所引发罪钧，即证明上文“若治一国”，“若使一夫”之义，所谓尚同之旨也。夫墨子岂以纣为先王，而祖述之邪？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兼爱中篇》，“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人穑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
此文《兼爱下篇》引之，称为《大誓》。
《兼爱下篇》，“《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于四方于四土。”
此《伪太誓》所袭之文也。《伪太誓》文云：
“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
盖上篇不称“《大誓》曰”，故作《伪尚书》者止采下篇之文，而上篇不为大国侮小国以下则未之采也。简朝亮云：“《墨子》所引者，言四方之光，繇西土始也。何史文之曲而达也？《孟子》称长息言舜云：‘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其为文同也。今伪者窜之为对文尔，乍古通作。”孙诒让云：《汉书·马廖传》李注云：屑，顾也。
《兼爱中篇》，“昔武王将事大山队，《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惟予一人。”
此伪古文《武成》及《泰誓》之所本也。《伪武成》云：
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中略。 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伪泰誓》云：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中略。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阎若璩云：“玩其文义，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后，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祷神之辞；非伐纣时事也。”简朝亮云：“墨子所引者曰周王，曰万方，其为既定天下无疑也。今伪者乃窜之为伐纣时祭告乎？《诗·大明》云：‘矢于牧野，维予侯兴。’盖伐纣时称侯，不称王也。”阎简之说，足以证作伪书者之妄矣。墨子引云：“以祗商夏蛮夷丑貉。”孙诒让云：“祗当读为振。《内则》祗见孺子，郑《注》云：祗或作振。《国语·周语》云：以振救民，韦注云：振，拯也。”刘师培云：“此文常读以商句。伪即《武成》‘祗承上帝’所本也。‘夏’上亦有捝字。‘夏蛮夷丑貉’即伪书之‘华夏蛮貊’也。寻绎伪书之谊，盖读‘商’为尚。商尚古通，《楚辞·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辨九歌。’《山海经·大荒西经》则云：‘开三上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是宾商即嫔天也。此文以商为天，义与天问相同。故伪书易为上帝。古籍言天，恒单举上字。《尚书·文侯之命》，‘昭升于上’，《释文》引马注云：‘上，天也。’均其证。尚商并即上字。故商与天同。孙氏以祗为振，读此八字为一语。然商夏为代名，不当与蛮夷丑貉并文。故知‘夏’上有捝字也。”按刘说非是。上文“周王有事大事”云云，“大事”二字，疑即“有事”二字之衍坏。既获仁人为句，即《伪武成》所谓余小子既获仁人是也。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为句。商当是华字之误。《伪武成》“华夏蛮貊”，当即本此。作，用也。尚即尚贤之尚。“尚用以祗华夏蛮夷丑貉”，承上文“既获仁人”而言。谓获此仁人，尚用之以拯救华夏及蛮夷丑貉也。
《兼爱下篇》，“虽《禹誓》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此《伪尚书·大禹谟》之所袭也。《伪大禹谟》云：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中略。 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
简朝亮云：“墨子引《禹誓》，此禹既即位者也。盖《尧典》言舜在尧时而窜三苗矣。及舜即位，皋陶谟犹谓苗顽也。故《尧典》则称舜分北焉。今禹即位，誓而征之；此苗顽既服，至禹时而又蠢然动也。今乃以《禹誓》窜之于舜时乎？《禹誓》称小子者，禹自为辞，不称帝命也。明禹既即位故也。苟为舜时之誓，则《墨子》所引者何以不曰奉辞邪？《战国策》云：‘禹攻有苗。’又云：‘三苗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此《禹誓》之繇也。隐八年，《穀梁传》云：‘诰誓不及五帝。’《荀子》说同。然则舜时无《禹誓》矣。”按简说足以祛伪书之妄矣，墨子引《书》云：“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惠栋云：“群，犹君也。”孙诒让云：“惠说近是。此群对诸群，当读为群封诸君，封与邦古音近通用。封对形近而误。群封诸君，言众邦国诸君也。”简朝亮本“诸”作尔。读若予既率尔群句；对尔群句；以征有苗句。说云：“群者君所有之众也；对，会也。言今若予者，既为君而统率尔群众矣。故会尔群众以征伐此有苗也。”其说亦通。墨子引此，以为兼爱之证。盖除天下之害，即所以兼爱天下也。
《兼爱下篇》，“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下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
此与《论语·尧曰篇》所引略同。《论语》文云：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伪尚书·汤诰》之所袭也。《伪汤诰》云：
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中略。 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中略。 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论语》与《墨子》，虽详略小异，然文义大抵相同。至《伪书》则未免画蛇添足矣。简朝亮云：“孔安国《论语注》曰：‘此罚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由今考之，《论语》与《墨子》所引者文不皆同而义同。孔注以《汤说》为《汤誓》，盖因《周语》而改之，非也。《周语》云：‘在《汤誓》曰：余一人有 ，无以万夫；万夫有 ，在余一人。’ 古罪字。盖与墨子所引者文义不同。《汤誓》称万夫焉，诸侯统军众之辞也；《汤说》称万方焉，天子有天下之辞也；皆无可蒙也。《吕氏春秋》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此言祷雨者盖与《汤说》义同。而言万夫者，则吕氏属辞之未审也。彼固不称书辞也。且《墨子》所引者，先《大誓》焉，次《禹誓》焉，次《汤说》焉，次《周诗》焉，故其文云：‘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如果《汤说》果为《汤誓》欤？则当约之曰：不惟《誓命》为然，可矣；而乃曰，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何其不辞之甚乎？然则《汤说》之非《汤誓》也，岂不足征邪？”按简说是也。墨子引此，以谓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尚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以为汤行兼爱之证。
《天志中篇》，“先王之书，明天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
此盖《尚书》之佚文。其篇名今不可知矣，“土”旧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字义不可通。‘出’当为土。‘明哲维天，临君下土’，犹《诗》言‘明明上天，照临下土’耳。”按王说是也。今据正。或疑《墨子》此文本引《诗》文，亦可备一说。《墨子》引此，盖以明天之贵且智于天子，以见天志之不可不慎也。
《天志中篇》，“《大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 务，天不天亦纵弃纣而不葆。”
此文《非命上篇》及《中篇》所引亦大略相同。
《非命上篇》，“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弃之而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
此《伪尚书·大誓》之所袭也。《伪大誓》云：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
墨子所引《大誓》，皆大同小异。以三文比而观之，《天志中篇》所引“ 务”下有“天不”二字，毕沅以为“天亦”二字之误衍，是也。厥阙亦同音通用。《非命中篇》“阙”下之“其”字，又因“阙”字而误也。廖僇皆音近勠，《说文·力部》，勠，并力也。“ ”“排”皆当为“其”字之音讹。“漏”字又为“侮”字之音讹。《非命中篇》所引“天”下之“不”字，“不”与“亦”因形近而误衍。简朝亮订正墨子文如下：
纣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弃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亦纵之弃而弗葆。
江声云：“夷居，倨嫚也。”简朝亮云：“夷、平，居、坐也。平坐谓箕踞不危坐也。《论语》曰‘原壤夷俟’，盖夷居则不安拜跪之礼焉。”按墨子《天志篇》引此谓其不肯事上帝，以明其不顺天志而得罚也。《非命篇》谓其恃其有民有命，毋僇其务而得罚也。一以明有天志；一以明无命。
《明鬼下篇》，“故圣王其赏也必于祖；其僇也必于社。”
此虽不称篇名，然下文云：“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则亦明指此文为引《书》之文，盖引《甘誓》者也。墨子释之云：“赏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听之中也。”盖以谓于祖，于社，则有鬼神监之，而赏之必均，罚之必中，明鬼神之有也。
《明鬼下篇》，“然则姑尝上观乎《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异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
简朝亮云：“于时言方者，盖方正其时也。贞，正也。《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明万民之各正也。故虫曰贞虫，互文也，亦可言贞兽百虫矣。《易》所以言物与无妄也。允，信也。及者，若《易》言‘信及豚鱼’也。今于飞鸟言信及者，是百鸟以贞矣。其信及走兽昆虫可知也。亦互文也。比，相次也。方者，正也。《易》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盖正则方矣。隹古通惟，盖文之假借也。葆古通保。盖商书叹言古者有夏之时，方其未有祸也，百走兽昆虫之贞，以与飞鸟皆信及之无不相次以正焉。况惟人面，其信及者亦何敢异心乎？故山川鬼神其信及者亦无敢不安也。是共信也。所谓共允也。有夏以能共信者。合天下，保下土。其时则未有祸矣。非能共信，无以合天下；非合天下，无以保下土。盖保下土者保天下也。今我商若能共信乎？则惟天下之合，惟下土之保；言保合大和，如有夏之时也。”按墨子引此，继之曰：“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宁者，以佐谋禹也。此吾之所以知《商书》之鬼也。”盖墨子以山川之鬼神能佐禹，以为有鬼之证也。
《明鬼下篇》，“《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有曰：注：孙诒让云“有”读为“又”。 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
此盖引《尚书·甘誓》之文也。《甘誓》云：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奴戮汝。
《墨子文》与《经文》略有不同。盖《墨子》之文，既多笔录口语，而所见亦有异也。俞樾云：“葆士无义。士，疑玉字误。葆玉即宝玉也。”俞说是也。《墨子》之且，即《经文》之嗟，古声同也。《经文》攻字，《墨子》作共，盖共攻声近之借。墨子引此而下即继之曰：“赏于祖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王念孙云“事者中之坏字”，是也。墨子盖以祖与社能使刑赏之中，以明鬼神之为有也。
《非乐上篇》，“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 ，其家必坏丧。”
此《伪尚书·伊训》之所袭也。《伪伊训》云：
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国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呜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伪书》之文盖袭《墨子》而增益之。《墨子》所引“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十七字。孙诒让云：“此文有捝字。《伪古文·伊训》采此而独遗其刑以下数句。盖魏晋时传本已不可读，故置不取。《非命下篇》，节引下文。作《大誓》。疑此下文乃言曰以下。 自是《周书》。与《汤刑》本不相蒙，因有捝误，遂淆混莫辨也。”“舞佯佯，黄言孔章”，毕沅云：“舞当为橆，橆与谟音同。《孔书》作‘圣谟洋洋’。‘黄’《孔书》作‘嘉’是。”王引之云：“毕说非也。‘舞洋洋，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即下文之‘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言耽于乐者，必亡其国。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东晋人改其文曰：‘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则与《墨子·非乐》之意了不相涉。而毕反据之以改原文，傎矣。”孙诒让云：“王说是也。‘黄’疑当作‘其’。‘其’篆文作‘ ’，‘黄’古文作‘ ’，二字形近。《非命下篇》引《大誓》云，其行甚章，与此语意略同。下文上帝弗常四句，彼引《大誓》亦有之。”简朝亮云：“佯佯犹洋洋也。《诗· 宫》云：‘万舞洋洋。’‘黄’者簧也。古笙中之簧，以黄金为之。《诗·考言》云：‘巧言如簧。’‘殃’古通‘ ’。《诗·召旻》云‘今也日蹙国百里’，此日殃之类也。夫黄言者乐恒舞者之言也。非嘉言也。故上帝以是亡之。今伪者乃反其辞乎？”按观王简诸说，可以知《伪书》之失古意矣。“似二伯黄径”句。疑本为以二帛黄经？“以”“似”形音俱近而讹。“帛”“伯”古通作“白”。故误为“伯”。“径”“经”亦形音俱近而讹。“二帛黄经”与上文“出丝二卫”，“二卫”与“二帛”相类，“丝”与“经”亦相类也。墨子引此而继之曰：“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盖以证明乐之足以亡人国，以为非乐之本。”
《非乐上篇》，“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乐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此《五子之歌》之逸文也。今《伪尚书·五子之歌》不袭此为文。盖或不明其义也。“启乃淫溢康乐”，惠栋云：“‘启乃’当作‘启子’，‘溢’与‘泆’同。”江声云：“启子，五观也。启是贤王，何至淫泆。故知此文当为‘启子’。‘乃’，字误也。”孙诒让云：“此即指启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误也。《竹书纪年》及《山海经》皆盛言启作乐。《楚辞·离骚》亦云：‘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并古书言启淫泆康乐之事。淫泆康乐，即《离骚》所谓‘康娱自纵’也。”简朝亮云：“《史记》曰：夏后帝启崩。子帝大康立。帝大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盖作歌以刺五子也。《周书·尝麦篇》曰‘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斯足征矣。《楚语》云：启有五观，盖‘武’者‘五’之声近也。武观即《五子之歌》也。故皆有韵焉。启，开；乃，汝也。《说命》云‘启乃心’，此言‘启乃’者不同，其为文可借而反观矣。盖先王未有此焉，今开之自汝尔。或曰：‘启乃’当作‘启子’，非也。如曰‘启子’，不当称启子某乎？今徒称启子，是父名而子反不名也。”按简说近是。“将将铭苋磬以力”，孙诒让云：“‘将将铭’疑当作‘将将锽锽’。《诗·周颂·执竞》云‘钟鼓喤喤，磬管将将’，《说文·金部》引《诗》‘喤喤’作‘锽锽’；《毛传》云：‘喤喤，和貌也。将将，集也。’《说文·足部》云：‘ ，行貌。’引《诗》‘管磐 ’，则‘将’亦‘ ’之借字。此‘力’虽与上文‘食’及下文‘翼’‘式’韵协；然义不可通。且下文‘酒’‘野’亦与‘力’不合。窃疑此当为‘将将锽锽，管磬以方’。‘方’与‘锽’自为韵。‘力’‘方’形亦相近。《仪礼·乡射礼》郑《注》云：‘方，犹并也。’‘管磬以方’，谓管磬并作，犹《诗》云：笙磬同音矣。”“章闻于大”，惠栋云：“大当作天。”按此文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乃叙事之文。将将锽锽以下，乃歌文。“铭”当从孙说作“锽锽”，“力”当从孙说作“方”，锽方韵。下文“酒”字读敛音，酒野韵。翼式韵。惟上为叙事，下为歌文；故野于饮食，与渝食于野，不为重复也。墨子引此而继之曰：“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戒”当从孙诒让改作式，即蒙上文引《书》“天用弗式”之文。盖以明淫于乐则天弗式，民弗利，以见乐之当非也。
《非命上篇》，“于《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
此与中下两篇所引略同。中篇云：
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
下篇云：
《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
以上三文对勘，上篇所引之“龚”，即“用”字之音借。中篇所引“用阙师”，“阙”“厥”亦声借。惟“阙”上当捝一“表”字。下篇所引“天命”，下当捝一“布”字。“爽”与“丧”亦声近通借。其余“伐”之或作“式”；“恶”或作“增”，“增”与“憎”通；文虽异而意则同也。《伪尚书·仲虺之诰》本之。其文云：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
简朝亮云：“《墨子·非命篇》云云，盖‘爽师’者失众也。今伪者袭而窜之。伪传云：‘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王也。’其相反有如此者。”按墨子引此而继之曰：“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盖以桀执有命之说而亡；而汤非而伐之，所以代兴，以见命之当非也。
《非命中篇》，“武王以《大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此盖《尚书》百篇外之逸文也。苏时学云：“所引盖《逸书》，不字疑误。”孙诒让云：“‘不’疑当作‘百’；三代百国，或皆古史记之名。《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
《非命中篇》，“于召公之执令亦然，且敬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
此亦《尚书》佚文。在百篇与否，今不可考矣。毕沅云：“‘且’当为‘曰’。”孙诒让云：“‘于召公之执命于然’，疑当作‘于召公之非执命亦然’；‘自降天之哉得之’，疑当作‘不自天降’，自我得之。”柱按疑当作“不降自天，自我得之”。“降自”误倒作“自降”，“之”“自”音近，“哉”“我”形近而讹。
《非命下篇》，“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而不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此亦百篇以外之书也。苏时学云：“《总德》盖逸篇书名。”孙诒让云：“‘著’疑当为‘若’，‘允不若’，信不顺也。”按墨子引此，盖以为不慎其德，则天命不能葆，以见命之当非也。
《非命下篇》，“《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此《伪尚书·泰誓》之所袭也。《伪泰誓》中云：
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
《泰誓下》云：
上帝弗顺，祝降时丧。中略。惟我有周， 受多方。
盖《伪书》之文，分 割列甚矣。《墨子》“于去发”三字，孙星衍云：“或太子发三字之误。”庄述祖云：“去发当为太子发。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称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诸侯；且言纣未可伐，为《太誓上篇》。”俞樾云：“古人作书或合二字为一，如石鼓文‘小鱼’作‘ ’是也。此文‘大子’或合书作‘ ’，其下阙坏，则似‘厺’字，因误为去耳。”按俞说虽言之成理，然下文“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若改云“武王为《大誓》太子发以非之”，则于义为不可通。疑“《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本当为“于《大誓》之言也”。“于大誓”三字误倒在“也”字下；又以形相近而误“大”为“厺”，声相近而误“誓”为“废”；学者不解，又以下文所引为今《伪泰誓》之文，故于“之言也”之上，又加“泰誓”二字；于是下文“于去发”三字遂不能知其为倒误矣。下文“武王为《泰誓》去发以非之”，“去发”二字同此衍误。“受之大帝”，陈乔枞云：“‘商’字作‘帝’，非是。此节皆有韵之文，作商则与上文叶，今订正之。”陈说是也。《墨子》引此，盖以《纣》执有命而亡；武王执非命而兴；以见命之当非也。
《公孟篇》，“故先王之书，《子亦有》之，曰：亓傲也出于子不祥。”
此亦《尚书》逸篇之文也。戴望云：“‘子亦’疑当作‘亓子’。‘亓’古‘其’字，‘其子’即‘箕子’。《周书》有《箕子篇》，今亡。”按《墨子》引此文而继之曰：“此言为不善之有罚，为善之有赏。”盖言鬼神之能赏罚祸福，亦明鬼之义也。
以上所引《墨子书》之《尚书说》，盖大略尽于此矣。顾尚有一事，为自来诸家所未注意者，则《明鬼》下篇所谓“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之云，是也。王念孙云：“‘尚书《夏书》’，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也。”王氏改尚书为尚者，不知尚书二字本不讹，且可据此而明《尚书》之定义也。自来释《尚书》之义，大约不外三说：
一，郑玄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
二，王肃云：上所言，史所书也。
三，《伪孔传叙》云：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尚书》。
此三说均有所难通。孔子于《易》亦何尝不尊，尝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其尊之为何如邪？然亦奚不尊《易》为尚书？王肃之云，简朝亮已辨之矣。盖史录君臣，岂惟上之书而已乎？《伪孔》之说，以“尚”为上古。然《书》及《秦誓》，周之于秦，岂得为上古？则亦无说以应也。然由《墨子》之说以观之，以“尚”与其“次”为文；以《夏书》为《尚书》，以商周为其次：则尚为上古之义。《尚书》云者，犹今所谓上古史；本当时之旧称，止以名虞夏以前之书，而商周之书则称之曰书而已。在昔本自有别，至孔子删书而总称之曰书；故见于周秦诸书者多称《书》或称《虞书》《夏书》，鲜言《尚书》者。至汉则又以秦穆以前为上世，故总而名之曰《尚书》。如是则《尚书》之名，其义乃可得而明矣。
三 诗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篇。遭秦火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此可见未删时之诗之众，及秦火后《诗》之丧失甚少也。学者或不信孔子删《诗》之说，以谓孔子删去之《诗》，不应若是之多；孔子删《诗》之说，始于史迁之臆说。原不足以为典要云云。今考《墨子·公孟篇》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语；则古诗之多，已可概见；孔子删取之严，亦可知矣。今以《墨子》引《诗》之文，略论如下：
《亲士篇》，“其直如矢；其平如砥。”
此虽无明称《诗》云之文，然与《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文略同。盖本于《诗》文，而其意则与《诗》异。《韩诗外传》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此《诗》之义也。而墨子言此，则继之曰“不足以覆万物”，则谓其太平直不能容物也。
《所染篇》，“《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
此盖逸诗之文也。王闿运云：“盖诗说无与十媅，有此二语。”然则以诗说为诗，盖即汉儒引经说为经之例也。湛，毕沅云：“当读为媅。”王念孙云：“媅训乐，与染义无涉。堪当为湛，湛与渐渍之渐同。”今按媅，湛，堪，均从甚声。《说文》，甚从甘匹，匹，耦也。盖谓必慎其所友也。
《尚贤下篇》，“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此盖《诗·国风·兔罝》之旧说，实足与古序相发明也。
《尚贤中篇》，“《诗》曰：告女忧卹，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
此即《诗·大雅·桑柔》之文。“爵”原作“郁”，据卢校改。“女”《毛诗》作“尔”，“卹”作“恤”，“予”作“序”，“孰”作“谁”，“鲜”作“逝”，“用”作“以”，皆音义相近。墨子以“逝”为“鲜”，经义尤明。由是可悟《国风·杕杜》云：“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噬”通“逝”，则“噬肯适我”，谓鲜肯适我。故下文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也。此“噬”之古义，胜于《毛传》训逮，远矣。墨子引之而继之曰：“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盖以执热必用濯，喻治国必用贤，以明尚贤之义也。
《尚贤中篇》，“《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此或逸诗之文；或本为说诗之言。由后之说，则亦以经说为经之例也。俞樾云：“此文疑有错误，当云，‘圣人之德，昭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盖首四句‘下’‘普’隔句为韵；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协韵；‘昭于天下’句，传写者脱去而误补于‘若地之普’下，则首二句无韵矣；又增‘其’‘有’‘也’三虚字，则非颂体也。”按俞说非是。此文实无误。每三句一段。首段“高”字不韵，“普”“下”为韵，“也”字助词不入韵；第二段“固”字不韵，“承”“崩”为韵；第三段则“光”“明”“常”韵。“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言其德之高大，故曰“昭于天下”。“若地之固，若山之承”，言其德之坚固，故曰“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言其德之光明之久，故曰“与天地同常”。此引《周颂》或疑即本《诗·小雅·周颂》之文而演之者。古经说用韵，犹《易十翼》之用韵者矣。王闿运云：“此《天保》诗说也，以雅为颂。”
《尚同中篇》，“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
此引《诗·周颂·载见篇》之文也。《诗》云：
载见辟王，曰求厥章。
毕沅云：“墨子一本作载见辟王，同诗。案一本疑后人据诗而改。墨子引《诗》，不必与《经》同也。‘聿’与曰同。《载见》序云：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墨子引此，继之曰：‘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当此时，本无有纷天子之教者。’陈奂云：‘墨子释《诗》，章读旧章，此古说也。’按墨子盖以章为天子之严教，天下所当共守以尚同者也。”
《尚同中篇》，“《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
此引《诗·小雅·皇皇者华》第四章与第三章之文也。文与《经》悉同。《序》云：“《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墨子引此，而继之曰：即此语原“语”下有“也”字，据王念孙校删。 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则此《诗》之古义，盖为遣使臣以告善于天子，足以补序之不逮也。
《兼爱下篇》，“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
此文上四句，见《尚书·洪范篇》；下四句，即《诗·小雅·大东篇》之文也。苏时学云：“《洪范篇》四‘不’作‘无’。兹称周《诗》，或有据。《诗·大东篇》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无两‘之’字。按古周《诗》必有袭用箕子《洪范》之文者，而孔子已删之矣。墨子引此而继之曰：‘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盖墨子引此，以无所偏私为兼爱之义也。
《兼爱下篇》，“先王之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此引《诗·大雅·抑篇》之文也。前二句第六章之文，后二句第八章之文。 《诗》于“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下，继之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马其昶释之云：“此言长民者，惠爱及于朋友，及于庶民，并及其小子，小子庶民之子也。施德如此，则其子孙绳绳，万民无不承奉之矣。《大学》云：‘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无德不报之说也。”盖《诗》言爱民者则民爱之，而墨子引此继之曰：“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其旨正相同。惟《抑诗》为卫武公刺厉王，故就君民者立言；而墨子引此，在劝人之兼爱，故就常人而言之。斯其异耳。
《非攻中篇》，“《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
苏时学云：“此盖逸诗。”王念孙云：“陆将何及乎，不类诗词。‘乎’字盖浅人所加。”按“乎”字篆文作“ ”，“兮”字篆文作“ ”。“乎”盖“兮”字形近之讹。
《天志中篇》，“《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此《诗·大雅·皇矣》篇文也。下篇亦引之。
《天志下篇》，“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下篇所引，惟两不字作毋，其余均同。俞樾云：“声色二字平列。‘不大声以色’，谓不大声与色也。长之言常也；夏之言假也；革之言急也；急与宽假义正相反。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故不常夏以革也。”按墨子引此而继之曰：“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墨子盖以此为天能赏贤，以明天之有意志也。其所谓大夏者，俞樾云：“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荣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与雅通也。”按“大雅”古作“大 。“夏”之古文作 ，从 声。新出土《石经》“夏”字作 ，从日， 声。此大雅所以或作大夏也。
《明鬼下篇》，“《周书·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闻不已。”
此《诗·大雅·文王篇》之文也。周《诗》而曰《周书》者，孙诒让云：“古者诗书多互称。”盖二字本双声故也。“穆穆”诗作“亹亹”。墨子引此而继之曰：“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墨子盖以文王虽死而为鬼，故能在帝左右，以明鬼之为有也。
以上所引《墨子书》中之《诗》说，盖大略尽于此矣。由墨子之书考之，可知孔子删后之诗，其次序亦有不同于旧本，故或以《雅》为《颂》也。
四 礼
《艺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按《说文》示部云：“礼，履也；从示，豐声；古文作 。”柱按古文 盖象人祭于神前之形。礼之起原，盖起于祭祀矣。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墨家之原于礼可知。又《说文》示下云：“天 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 ，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礼起于示，故字从示。墨子尊天明鬼，则墨学与礼之关系，岂不明甚。《艺文志》云：“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则周礼之繁于夏殷可知。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淮南子则言“墨子背周道，用夏政”。此墨子之礼学，所由与儒者异也。礼固起于祭祀，而其极则一切人事制度均括焉；千端万绪；不可悉论，聊举一二，以见梗概云尔。
《七患篇》，“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俞云疑“旱”乃“罕”字之误。 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邵晋涵云：“馈”与“匮”通。 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王闿运说“下”当作“上”，是也。 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孙云：疑当五分之三。 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 ，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此饥荒之礼也。
《节葬篇》，“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此墨子所述古丧葬之礼也。《节葬篇》与《非儒篇》，关系于儒墨两家丧礼者甚众，兹从略焉。
《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脩茂者，立以为菆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立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肥倅毛以为牺牲；珪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故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选效必先祭器，祭服毕藏于府，祝宗有司毕立于庙，不与昔聚群。”
此墨子所述之祭礼也。由此观之，则墨学之出于礼也明甚。然惟其主于节俭，持之太过，遂致失礼之中。故《艺文志》云：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
五 乐
墨子以节俭之故，而目睹当时之淫乐，故激而为非乐。作《三辩》、《非乐》等篇。然其答程繁之言云：
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礼，且以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濩；又脩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辩篇文。
此墨子所引关于乐者也。然既引圣王之作乐，而又以乐少而非乐，则墨子之非乐，其不能自完其说也审矣。《易》曰：“苦节不可贞。”其墨学之谓乎？
六 春秋
墨子所学，自非孔子之《春秋》。然其所称述，亦治《春秋》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明鬼下篇》：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车，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当是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昔者郑穆公，孙诒让云：此当为秦穆公之讹。 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犇。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毋失。’郑孙云：亦当为秦。柱按：或以郑属上为句。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余为句芒。
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日中，燕简公将驰于祖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
昔者，宋文君鲍之时，有臣曰 观辜，固尝从事于厉。祩子杖揖出与言曰：‘观辜！是何珪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之不净洁也？牺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选失时，岂女为之与？意鲍为与？’观辜曰：‘鲍幼弱，在荷襁之中，鲍何与识焉？宦臣观辜特为之。’祩子举揖而槁之，殪之坛上。当是时，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
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由谦释之，毕沅云：‘由与犹同故两作’。王念孙云：‘由犹皆欲也，谦与兼同，言欲兼杀之，兼释之也。’ 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孙诒让云：当作插血。 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毕云疑当云跳神之社。 而槁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
以上所引，郑穆公之事，无著在郑之《春秋》之云。然下文云“若以郑穆公之所身见为仪，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云云。所谓若书，当即指郑之《春秋》而言。以上下文例之，此段盖捝当是时，郑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郑之《春秋》云云矣。
由墨子之说，则吾人之于《春秋》，可知者三事。
一，《春秋》乃历史之通名，非一书之专名。故周郑燕宋齐之史，皆名《春秋》；非惟《鲁史》名《春秋》而已。《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学者遂以《春秋》为《鲁史》之专名，非是。班氏《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以《春秋》为史之通名，其说得之。自孔子修《春秋》，经秦火之后，而孔子之《春秋》独传，余皆散灭。故《春秋》遂为孔子《春秋》之专名。犹《史记》本为《古史》之通名，而后世以为《太史公书》之专名也。
二，鲁《春秋》之体裁。鲁《春秋》之文，今不可得复见矣。惟公羊庄七年《传》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陨如雨。’所可知者，惟此所引寥寥数字而已。然以墨子所述周郑燕宋齐之《春秋》观之，则鲁之《春秋》当亦大略相似。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实多本《鲁史》，则鲁《春秋》之体裁，盖略可知矣。然则古之所谓《春秋》者，其所载言与事并；所谓‘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盖非一定之论矣。
三，孔子修《春秋》，力除神怪。孔子修《春秋》，其微言大义，三《传》详之矣。然以墨子所述周郑燕宋齐诸国之《春秋》考之，其所载神怪之事甚详，左氏《传》所载亦多有类此者，则鲁《春秋》之文，当亦大略相同。然今观孔子之《春秋》，乃绝无此等神怪之事，惟详记灾异耳。然如公羊所《传》，亦不过记其为灾为异；或为注重民生而书，或为研究学问而书，详见拙著《公羊微言大义匡何篇》。 如是而已，则孔子之修《春秋》，其削神怪，祛迷信，岂非彰明较著者乎？而世有援神话以释《经》者，名为尊孔，实则诬孔而已矣。
统观以上所引，则墨子之学，其关系于《经》，岂浅鲜也哉？夫孔子之学，本于《六经》；而墨子所出，亦大抵相同。然墨子所引以《尚书》为最多，而《易》则无之，惟文句有一二略同者而已。至于《礼》虽时或称道之，而以非乐之故，亦时连类非之。《公孟篇》墨子驳公孟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 孔子则不然，《六经》均经手定；然于《易》独作《十翼》，则墨子之所最略者，乃孔子之所最详也。孔子最重礼乐，曰：“为国以礼。”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则墨子之所深恶，乃孔子之所深好者也。盖当论之，墨子之学，其根本偏重于《尚书》，《尚书》称天以治者独多，如《皋陶谟》之天叙，天秩，天命，天讨之类，固无论矣。即《甘誓》、《汤誓》、《盘庚》诸篇，亦莫不言天罚，天命也。故墨子本之，以天为有意志，故尊天明鬼。孔子之学，其根本最重乎《易》。《易》虽言天地鬼神，然不过以为自然之变。故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孔子虽言天，亦唯曰：“天生德于予”，“天何言哉？”虽言鬼神，亦唯曰：“敬鬼神而远之。”盖不以天为有意志，与墨子之作天志明鬼，其旨大异也。盖墨子近于宗教家，而孔子则近于哲学家。墨子主有神论，而孔子则主无神论。故墨子引诸国《春秋》以明鬼，而孔子修《春秋》以削鬼，此其大别也。然礼之起，起于敬天事鬼，以孔墨之学之所从出者观之，墨子既尊天明鬼，必当独重于礼；而孔子则否，其视礼似当不若斯之重矣。而其事乃适相反，何哉？盖墨子本于天志，以为天之生人也爱无不均，故主兼爱无差等；兼爱无差等，则财难给；财难给，故不得不节俭；节俭，故不得不节葬，非乐；节葬非乐，故不得不非礼。见上所注墨子公孟子之言。 故墨子虽以孝视天下，《艺文志》言。 而以三年之丧思慕父母为愚。《公孟篇》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贤于婴儿子哉？ 孔子则不然，以为天无意志者也；人之生，天地之自然而已；而我之身则父母之遗体也，故主亲亲；亲亲故爱有差等，有 杀；有差等，有 杀；故财易给而为礼乐也易；亲亲故孝于其亲而慎终追远。故孔子虽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固主无神论矣；而又言“鬼神之为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在云者，盖明知其无而假设为有之辞，所以永人之思慕，而礼乐之所以独重也。及后世为之，儒者以重礼好乐之过，而繁文褥礼，迷信鬼神；墨者以节俭节葬之过，而至于无父之讥，皆失孔墨之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