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首页

陈子龙及其时代

第十二章 南京的陷落
关灯
护眼
字体: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明朝末年,由于农民军的崛起和清政权的权术,终于失去了北京和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倘使当时南京政权的领导者能够统一意志,坚决抗拒南下的清军,还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当时的中枢,正在作无穷无尽的内部斗争。

南京政权的人事,在这年秋后经过一些新的安排,姜曰广、高弘图、徐石麒走了,史可法久已出外了,刘宗周走了,黄道周也准备走了,连带陈子龙也走了,但是政局并没有出现安定的局面。东南一隅,要应付北下的清政权和西来的大顺政权实在是不可能的。财政方面,军事方面,内政方面,处处呈现了一派左支右绌的情况,最干练的政治家,在这个情况下,都会感到不易应付,何况马士英这样的人物,他理解的只是如何拉拢,如何搪塞,并没有公忠体国的精神、大开大阖的气魄,这就必然会把当时的政局引导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面。

最困难的是财政方面。九月间御史沈宸荃上言:

皇上御极以来,寇敌之情形又日变,臣工之泄沓则犹昔,使非皇上痛心愤志,切齿于君亲之大恨,深图于社稷之远猷,早期晏罢,尝胆卧薪,与当事臣邻,刻刻经度,麦饭不得洒于山陵,何以锦衣玉食;臣庶半沦于腥秽,何以秘殿深宫?况屡挫之余,余志未定,献据荆襄,胡趋东省,战则未可遽言,守则宜居重江陵,扼险夷陵,为第一重藩篱。更不获已,则仿宋之南渡,自襄樊蕲黄,楚宿山阳为第二重门户,庶乎南都稍可以安枕矣。郡县各练乡勇,宜以实饷,而饷又难言之。岁入六百余万,淮徐四镇及督师至二百四十万。楚一藩、四镇、二督、二抚;江一督、二抚、二镇。京营、浦口、京口各镇岁饷,又岂下于淮徐哉?即神运鬼输,亦未能足。高皇帝得金陵,康茂才充营田使,今屯政宜酌举也。以利之所入,减饷之所出,若东豫抚按,亦多请饷,唯与诸臣参酌。其服御仪文,可止、可减、可缓,则以上之节俭倡也。

问题是提出了,但是解决的办法,却提得很不具体。同时工科给事中李清也说:

今秦、晋属顺,燕、代属清,兖、豫已为瓯脱,闽、粤解京无几,徽、宁力殚于安庆、芜湖二抚,常镇用竭于京口二镇,养兵上供者仅苏松、江浙。且昔以天下供天下而犹且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而独有余乎?营建仪器,事事增出,其何支也?

财政的竭蹶如此,经济的崩溃,是可以想见的。地区缩小了,但是官吏并没有减少,军队并没有缩编。不仅如此,由于清政权和大顺政权的威胁,军队更在扩编,人民已经无法再挑起这样的重担。财政的措施,甚至对于和尚、妓女都得每人捐出白银二两,实在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史可法以督师大学士的身份出镇扬州,对于国家的兴亡,确实感到自己的重任,但是四镇也实在不易驾驭。高杰是一名干将,可是黄得功也是干将,他们为了夺取扬州,准备随时进行火并,怎样进行调护,就费了史可法大部的精力。督师大学士的责任,仅仅在于调护将士中间的矛盾吗?可法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不能不这样做,实际上也只能做得这一点,那还怎样能完成抵御李自成的东进和收复北方的土地呢?可法不是不知道,但是他竟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

八月间,清政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就曾去信史可法,他说到清军——

……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

这里有掩饰,有捏造,有虚诳,有威胁。多尔衮虽然不会自己动笔,但是捉刀代笔的人确实把他那样的惫懒形态完全描绘出来。

可法在覆书里,说及——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风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后以小人遘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戮,此殿下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雠,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

可法对于多尔衮并没有低首屈服,可是也并没有报以恶声,这里当然有个实力的问题。在这个三角斗争中,南京政权是一个最弱者,不但兵力不够,经济力不够,而且内部的矛盾正在不断地激化,时时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这就迫使可法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

十一月,可法看到左懋第北行的失败以后,对弘光帝疏称:

痛自三月以来至于今日,陵庙荒芜,山河鼎沸,大仇数月,一兵未加。近见虏示,公然以逆加我,辱我使臣,蹂我近地,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合力南侵;即寇势尚强,虏必转与寇合。宗社之安危决于此日,先帝以千古未有之变,恭皇帝亦千古未有之仇。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脰,得而甘心,朝廷之上,顾可以漠置之耶?以臣仰观圣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鲜终,改德而见怨。虏强而我弱,虏众而吾寡,虏假行仁义而吾渐失人心,窃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烦费,一切报罢;朝夕之宴饮,左右之献谀,一切谢绝。即事关大礼,万不容废,亦从俭约。盖寇一日不灭,虏一日不归,即有宫室,岂能宴处?即有锦衣玉食,岂能安享?此时一切举动,皆一时人心向背之所关,敌国窥伺之所系也。必皇上念念刻刻愤先帝之大仇,振举朝之精神,庶人心可救而天心可回耳。

史可法给多尔衮的覆书,《清实录》以为“语多不屈”,近代有人认为是刻意求和。其实都不一定符合可法的原意。可法对于李自成始终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对于清政权,也没有丝毫的幻想。他希望的是在取得清政权的默认下,彻底打垮李自成的农民军,待得自己的兵力充实以后,再和清政权作战,夺回北方。当然,这是幻想。清政权是野心勃勃的,决不会坐待南京政权的壮大,而按照南京政府的实力,也谈不上两面作战。

其后可法看到马绍愉、陈洪范因和议不成,出京南下,他看清时局的艰难,再行具奏说:

北使已旋,和议无成,向全力御寇而不足,今复分以御虏矣。唐宋门户之祸,与国终始,意气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而无识之人,转以为快。孰有甚于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真不知类矣。此臣之所以痛心而望于庙堂也。先帝待诸镇何等深厚?今日之计,和不成唯有战,战非诸将之事而谁事也?阃外视庙堂,庙堂视皇上,尤望深思痛愤,无然泄沓。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复?今之人情,大可见矣。

从可法的立场看,南京政权和李自成是没有调和的余地。从可法的思想认识,我们看到这一点。从另外一点看,南京政权和清政权也没有调和的余地。南京政权的实力始终不能统一起来。从当时的建置看,川、滇、黔、粤,依然在南京政权直辖之下,但是太远了。古人说过:“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南京政权的鞭影固然没有达到那些地方,其实即如湘、鄂、赣、闽,南京政权的马鞭,也还不能达到。势力所及只有现今的苏、浙、皖、沪三省一市。即在此区区的东南地区,还有四镇,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势力。

清政权在巩固了北京之后继续南下了。吴三桂的降清可能只是被时势逼成的。在李自成的部队逼近山海关的时候,由于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的关系,他不可能和李自成接近;同时由于兵力的悬殊,他也不敢贸然和李自成决战,这就促成了他向关外的乞援,这是唐人借兵回纥的老路,吴三桂从这一条路走下去,在他当时很可能没有看到这一步是走错了。

在多尔衮的支持下,吴三桂胜利了,李自成退到北京,没有做出必要的抵抗,随即向山西、陕西撤退。当然,从今天看,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项羽破咸阳、烧毁秦宫室,心怀思欲东归,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其实这只是一句解嘲之词。他看到关中人民的敌对情绪和刘邦负嵎的形势,他不得不回到楚地,争取根据地群众的有力支援。

李自成回关中了,吴三桂当然要夺取北京。可是他的实力正在和李自成断后部队作战,一时拉不动,同时又有山海关外土地,原有一半给吴三桂、一半仍给土著人民的定议。一边有了大棒,一边又有胡萝卜。吴三桂只有奉清政权之命继续追赶李自成,更没有逗留北京的余地。他继续西进,更没有和南京政权接触的机会。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开国之初,在作战计划方面,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南京政权是不甘心退到黄河以南的。黄河在皖北夺取淮水河道以后,从河漕到江边,只剩得现在皖中和苏中地区,这是当时的南京政权所不能满足的。四镇初立,刘泽清经理山东一路,高杰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经理陈一路,黄得功经理光固一路。当时虽然没有远大的眼光,但是还不至于准备以黄河为界。这是自然形势和历史形势所造成的。不幸的是四镇的人才不但不是明初的徐达、常遇春、蓝玉、冯胜,甚至也不是南宋的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这是弘光帝失败的一个因素,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因素是南方阶级形势的大波动。明代的出现,虽然是由于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造反,但是在领导造反的获得政权以后,他们对于人民只是加强压迫、加强奴役、加强统治。明代中期以后,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亢,刘六、刘七的怒吼并不逊于芝麻李、刘福通。没有清政权的入关,李自成已经一举摧毁了北京的统治势力。可是清政权入关了。北京附近的圈地入旗、掠民为奴以及权豪势要召集无赖,号称投靠家丁,祸害人民的形势,无形之中,又把南方人民和地主豪绅糅合在一起,成为联合战线,反对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

崇祯十七年十月间,清政权发兵驻临清,传檄济宁,号称四十万大军即日南下,要求各郡县准备粮草。十一月,淮扬巡抚上报,清骑兵已到沭阳、赣榆,任命辽人赵福星为赣榆道,屯兵五千。十二月,清骑兵进入河南。同月,南京政权命总督王永吉防河,刘泽清、高杰联络总督张缙彦、巡抚王燮分戍河北,黄得功、刘良佐就近增援邳州、宿迁。在这个情况下,清政权和南京政权相持着。

就在十月间李自成遣兵出潼关,分为八大营,三营趋归德,三营趋裕州,二营据郏县。

这就是说在山东、淮北这一带,清兵和明兵相持着;在河南,清兵、明兵和李自成的军队三方面相持着。清兵取的攻势,李自成也进窥河南,明兵处在扼守的阶段,在战略上没有采取主动出击的形势,由于实力方面的薄弱,不得不采取这样的策略。

弘光元年正月,清兵进攻潼关,经过一次战争,夺取这一座要寨。李自成准备向后撤退,可是从山西来的清兵已经越过黄河,截断了通往陕北的大道,自成率同精锐和清兵决战。自成大败,这才放弃西安,从商雒走武冈,入襄阳,退出了争夺中原的三角会战。

在中原会战中,高杰的表现是最好的一位。高杰是李自成的部下,其后背叛李自成,投降洪承畴。承畴出关,高杰从孙传庭作战。传庭败后,高杰北走延安,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渡河,进入山西,升为总兵。崇祯十七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封兴平伯,驻扬州。在扬州这一阶段,他的声名很不好。史可法以大学士的名义进驻扬州,高杰不受节制,把可法软禁起来。同时复和争夺扬州的黄得功作战。两镇的军队不和清人争夺,也不和李自成争夺,而是自相残杀,这是高杰最恶劣的表现。

但是奇迹出现了。高杰早年的表现只是一生的第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从起义到叛变,从叛变到割据、凶杀、掠夺,在高杰只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故,但是他胸中还有一粒火花,这粒火花是他的不畏强横、不受羁勒、敢作敢为、豪放恣肆的个性表现。从这种个性出发,他可以造反,可以叛变,可以掠夺,也就可以放手前进,终于夺取自我牺牲的最高荣誉。高杰的一生处处表现为极端矛盾,但是矛盾之中有他终始完整的一贯性,这是历史中罕见的人物。

在这时候,史可法是一位胜利者。在高杰初到扬州的时候,可法是被软禁在福缘庵,他的一切章奏都得经过高杰的同意。这是什么督师呢?只是高杰的一位幕僚,但是可法的忠恳无私,终于感动了高杰。最后他们共同商定恢复的方略。由高杰出兵进窥归德、开封,同时傍窥南阳、洛阳,兼顾襄阳、荆州以为根本。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然而不是高杰一镇的兵力应付得了的。他们共同商定由刘泽清、黄得功两镇的兵力作为后援部队。可是刘泽清是出名的凶滑,黄得功和高杰有私怨,都不愿出兵支持高杰,可法只能调刘良佐出兵徐州,作为高杰的后盾。

高杰的意志很坚定,虽然感到一些不安,他在出师时奏称:“得功与臣犹介介前事,臣知报君雪耻而已,安能与同列较短长哉。”

十二月二十三日高杰发徐州,二十五日至归德,这是总兵许定国的防地。弘光元年正月初九,定国约高杰十三日于睢州会面。两位高级将领的会面,使高杰很高兴。定国自动提出把睢州防地让给高杰,这样当然使高杰更高兴了。定国约高杰在城中大宴。高杰高兴极了,把大兵驻扎在城外,带同少数人马进城。同时赴宴的还有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

其杰见到高杰后,他说:“好得很,睢州城外很开阔,我们还是约同许总兵在城外畅叙一下,好不好?”

高杰很坦然地说:“为什么?许总兵既然约我们进城,城内还不是一样?”

他们联镳进城了。高杰只带得少数人马一齐同去。

许定国很谦虚,也很慷慨,他派了得力的部下陪同高杰来人欢宴,一面却约同兴平伯和巡抚、巡按两位大人到衙门畅饮。

这次欢会真是一件大事,大家开怀畅饮。定国本来约定让出睢州,高杰问到移交的日期,同时也提出要安排定国的儿子在自己军队中工作。这一切都使定国感到很愕然。睢州是说清要让出的,可是不能这样的催促;至于儿子的工作,到高杰的部下,那不是作为人质吗?他有一些反感,可是究竟是老行伍了,一切都不露声色。

真是一场欢宴。高杰醉了,他的部下在大厅上也大醉了。深夜以后,道了安置;高杰的护兵,每一位都由一名歌妓陪着安置。高杰更是喝醉了,当然由绝色的妇女陪同高卧。

夜更深了。一阵风声,杀高杰的勇士破门而入。高杰大醉,当然有绝色的妇女陪同,可是哪能制止高杰呢?高杰随身的武器是一枝铁棒,号称四十斤,虽然实际只有十八斤,可是把这样沉重的武器运用如飞,也确实是一项过人的武艺。不管多么重,在高杰惊醒以后,伸手使用的时候,铁棒已经被破门的勇士们收起了。无可奈何,一个踮步,高杰早已夺得铁枪,一阵破口大骂。

无论你是怎样掏出心肝,一意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奋勇作战,准备出卖祖国的许定国是不考虑的。他手下的勇士们也是不考虑的。动刀的动刀,动枪的动枪,高杰下定决心,痛改以前的罪过,为民族为国家贡献一切,他终于在许定国指挥的一群暴徒面前,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高杰不死就能改变时代的命运呢?不见得,因为清政权席卷北京、山东,跨过黄河,席卷淮扬的形势已经形成,南京政权正在急速地腐化、内讧,无法抟成一股抵抗的力量,成败的大势已经形成,不是一个高杰制止得了的,何况高杰的部下正有不少的投降分子,也和后来黄得功的部下一样,至于刘泽清、刘良佐他们自己还保不住,更何况他们的所部。南京政权的崩溃是指日可待的,高杰一死,正加速了这个崩溃的过程。

高杰死了,史可法的任务是如何安排这一支兵马。他理解到不及时安排,高杰的部下便无法收拾,从睢州到泗州,从淮安到盱眙,从扬州到瓜洲,势必成为一盘散沙,不可收拾。弘光元年正月发表了以卫胤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总督高杰诸镇兵饷,经略开封、归德。这一道命令当然因为胤文是高杰的同乡,可以接管高杰的兵马。可是高杰部下正在蠢蠢欲动,不是一位文官约束得了的。南京得到消息,在半个月之内,又是一道命令,高杰所部仍听其妻邵氏、子元爵接管,这样的安排,高杰所部是没有问题了。可是高杰以外,还有其他三镇。刘泽清的反应最快,他听到消息,唾了一口浓痰,他说:“这是《水浒》故事,朝廷也能这样处理吗?”事实上,《水浒》里并没有这样的故事,刘泽清只是说这是草寇的故事,不应当出之于朝廷。

高杰存在的时候,据有扬州,这是当时最富庶的地方,黄得功就看不惯,所以要发兵夺取扬州。亏得史可法出来安排,由高杰保有扬州,得功驻扎仪真,也是扬州的边缘地带。现在高杰死了。东平侯刘泽清、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联名上奏,他们说:“高杰狡黠,从无寸功,顿沐荣封,骄横杀掠。今上天默除大患,而阁臣史可法欲其子承袭,以李本深提督,灰天下英雄之心,莫此为甚。此本深诸贼勒阁臣密奏,倘误听其言,臣等不能与相安矣。”这是对于南京政权的一次威胁,幸亏史可法设法弥补,没有及时爆发。可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南京政权建立四镇是一个大失着。在国事抢攘中,四镇没有起对外作战的作用,平时虚糜国家岁入的大半,战时则崩溃的崩溃,降敌的降敌,只能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

清政权正在准备南下,南京政府中的纠纷也在积极发展。陈子龙在上年九月里已经请假回籍营葬,现在再度申请,他提出祖母高安人年老多病,只有子龙一孙,正如李密陈情表所说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二月十三日,诏许终养。从此以后,子龙一直留在青浦。子龙自称“时群小愈张,诸君子多被弹射。予为此辈深忌而未有以中。私念大母年益高,多病,再出必重祸以为亲忧。陈情侍养,得遂宿志焉,而龁者尚不休”。

在这个时期,南京出现了两件奇案。

第一是妇人童氏,她自称是弘光帝的继配,请求入宫。

第二是北京来的王之明,自称是崇祯的太子。

这两件事轰动了南京城,弘光帝对于童氏当然不能承认,对于王之明的事,他感到这不是个人所能否定的事,而且南京全城震动,只能把他暂时羁留。但是群情激动,问题搞得愈来愈严重了。这两件事不但百姓要管,大小文臣要管,甚至武臣也要管了。第一个提出来的是广昌伯刘良佐。他奏称:“王之明及童氏两案未协舆论。恳求曲全两朝彝伦。”

弘光帝有什么办法泥?他的答复是:

童氏妖妇冒朕结发,朕初为郡王,有何东、西二宫?据供系熙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王之明,驸马王昺之侄孙,避难南来,与高梦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认东宫,妄图不轨,正在严究。朕与先帝素无嫌怨,不得已从群臣之请,勉承重寄,岂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胤?但先帝遗体,不可以异姓顽童溷乱,朕宫闱风化所关,法司即示情节以息群疑。

这些是三百多年以前的事了,经过这么长的时期,问题应当得到澄清,可是在当时是轰动南京的大事。不但南京,北面的淮、扬,西面的武汉,一齐轰动起来,大官要哄,小官要哄,动刀动枪的要哄,百姓也要哄,终于造成了亡国的大祸,从弘光帝起,王之明,以及童氏、大官、小官、百姓一齐都遭到屠杀或奴役。当然,中国会从灰烬中重行起来,不是削弱而是壮大了,团结了更多的民族,为国家的前途共同奋斗、共同前进,和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是在烈火中诞生而壮大,但是三百多年以前,人民是在那乱哄哄的日子里挣扎过来的。《大雅·桑柔》中说:“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回想到当年的惨痛,我们是止不住热泪盈眶的。

高杰一死,许定国报了当日高杰起兵曾经杀戮定国全家的私仇。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向敌人投降。清政权的大兵陆续南下,刘良佐报到南京,南京随即下令黄得功移兵庐州,共同拒敌。许定国打前阵,清兵破归德,东向直趋徐州。徐州是高杰部下李成栋的防地,好在当时的运河交通方便,成栋的军队沿着运河南下。南京的指令是由史可法扼守徐州、泗州,黄得功、刘良佐扼守庐州。这一次军事行动,主要当然是为了防备清兵的南下。但是形势已经由出击改为防守,由主动改为被动。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来自武昌。

自从弘光帝的南京政权建立以来,明代的力量已经不能远及北方。军事、政治、经济,这一切只得顾及东南一隅,是不是还能过问武汉、赣、湘一带,已经成了问题。驻防武汉的兵力,完全集中在左良玉一个人手里。左良玉究竟有多少兵,谁也不清楚,只说是兵部有姓名的是二万,连同没有姓名的号称二十万。二十万大军,据说是由良玉指挥,是不是他能完全指挥,谁也说不清楚。至于良玉的为人,同样也是个谜。孔尚任《桃花扇》的《余韵》说“全开锁钥淮、扬、泗,难整乾坤左、史、黄”。这是说南京政权的崩溃,即使有了史可法、黄得功、左良玉这三位名臣也无法支持。可是这一首也说“跋扈将军噪武昌”,那是说左良玉只是一位跋扈将军。那么左良玉究竟是一位爱国将军还是跋扈将军呢?为什么在两三行之间,出现这样一个大矛盾?事实上两个命题都没有错。

左良玉只是三百余年前的一位人物,他的军队是庞大的,也是复杂的。有一些他指挥得了,也有一些他指挥不了。封建时代的军队只能是这样的。因此他在作战之中,有时打了胜仗,有时也打了败仗,甚至在胜仗的过程中,由于他的指挥无方或约束不能得力,由胜仗而转为败仗。弘光初期,他在湖广一带,由于李自成的大军南下,他的所部压缩在武汉的附近,战斗力也不强,南京政权对他并没有忽视,可是也不能轻易调动,他成为在山的虎豹。可是左良玉对于南京政权并没有采取蔑视的态度。

但是南京政权也正在不断地转变,由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史可法等联合的内阁转变为马士英执政的内阁。马士英由凤阳总督入阁,无形之中必然要侧重淮泗而疏忽武汉。这样的情况,在高拱、张居正当权的时代已经有了一些阴影,因此兵部大权必然要由宣大、蓟辽两个系统轮流执政,防止欹重欹轻形势的出现,可是在这短短一年之中,这种形势的出现,必然要使左良玉感到不快,这是当时的大局。

左良玉已经感到南京的偏袒,同时又出现了旁人的挑拨。这就使得良玉感到南京政权对于武汉的忽视。四镇的兵力以高杰为最强,而高杰的军队又远远不及良玉所部的精锐。良玉感到不快,是可以想见的。南京政权的后期,马士英当国,由于他对阮大铖的偏听偏信,无形之中也就和以侯朝宗为首的东林子弟对立了。

弘光元年的春天,童妃和王之明两案出现以后,显然地把肯定两案和否定两案的人对立起来。无论清军的南下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南方的内部,仍在不断地争执。弘光元年三月间,良玉上疏,大略言:“东宫之来,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岂大臣之道?举朝但知逢君,不惜大体。前李自成叛乱,尚锡王封,不遽刑害,何至一家反视为仇?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辗转诛求,遂使陛下忘屋乌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陛下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亲亲而仁民,愿陛下省之。”

不但左良玉发出这样的议论,两湖总督何腾蛟,九江总督袁继咸同样地也提出抗议。不过他们究竟是文人,总还认识大体,不愿在这个时候再来同室操戈,给清政权一个可乘之机。可是左良玉经不起左右的撺掇,终于兴起大军,顺流而下。

左良玉的大军出发的时候,约何腾蛟同时起义,腾蛟投江,表示坚决不从,顺流淌下数十里以后,方始获救。军队到了九江,九江总督袁继咸责以大义,良玉约定不进城,不东下,可是他的部下已经自由行动。

九江城内大火起了。有人说:“九江城破了。”

良玉正在追问,左右说:“这是袁总督的部下自己放的火。”

“胡说,”良玉说,“这是我的部下放的。”

良玉一边捶胸,一边说:“我真对不起袁总督。”

在出兵的时候,良玉已经病了。现在看到兵船散漫,部队全无纪律,竟然做出这种不法的行为,他不断地扑打自己,殷红的血块吐得遍地。

良玉召集部下,做出了最后的告诫。他说:“我不能报效朝廷,诸军又不用我法度,以致有此。自念二十年来,辛辛苦苦,同心同德,建成此军。我死之后,大家出死力保卫国家,这是上策。据守一地,这是中策。若散走各地,不仅对不起国家,而且也给全军带来耻辱,我死不瞑目。”

经过这样一阵告诫,部下诸将看到良玉喘息仅存的样子,大家都失声痛哭。

按照当时武人的惯例,大将们吩咐宰牛宰羊,对天立誓。“咔嚓”一声,后军总兵惠登相把佩剑横在膝盖上,他说:“自今以后,有不服从副元帅左梦庚命令的,一概军法从事。”

良玉一阵咯血,昏迷过去,不久死了,大军由儿子副元帅左梦庚率领,扬帆东下,所过之处,焚掠一空。惠登相看到军队的纪律无法维持,只得率领直属的队伍不辞而别。梦庚领导下的大军经过湖口、建德、彭泽、安庆,到一处焚掠一处,在沿江一带造成恐怖。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南京政权面对的敌人不仅是北方来的清人部队,而且还有由武汉东下的左梦庚大军。阮大铖已经由兵部添注右侍郎晋升为兵部尚书,对于当前的作战计划,负担着主要的责任。他的认识是清人部队来了还可以谈判条件,可是左部来了以后,只有死路一条。整个民族的命运寄托在南京政权的策略,而南京政权的策略是赤条条的投降主义。这是人民的悲哀。天啊,你要人民走哪一条路啊!

南京政权所倚仗的兵力是史可法的大军,在史可法这面督师大臣的大纛下有四镇和其他一些杂牌军队。四镇是可法指挥得了的吗?高杰是最桀骜不驯的,经过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可算是奉命出征,以国家为前提了,可是高杰已死,他的血不洒在敌人的阵前而流在叛徒的刀下。高杰一死,史可法想把他的部下安排在遗孀和孤子之下,但是将领中间已经出现了各据山头、勾结敌人、独力发展的趋向。但是可法还得争取他们为民族生存而奋斗。

史可法部署诸将,应付南下的清军。南京的命令下达,以原任翰林院编修卫胤文总督淮扬军务。这位总督和督师的职权是怎样划分的?部下都在纷纷猜测,卫总督就任的那一天,部下将领没有一个到场的,卫胤文也很扫兴。这边可法也接受了部下的主张,准备进驻泗州,应付南下的清兵。布置正在就绪,南京的密诏到了,可法开读完毕,和幕僚应喜臣说:“皇上的密诏已到,左良玉部下,已经东下,要我赶往南京。上次你说:今年夏至以后,大局可能出现动乱。倘使如此,那……那怎么办呢?”可法和喜臣都十分悲痛。

可法带着随从,从长江上溯,直至草鞋峡,已经到了南京的郊外,燕子矶的对面。这时黄得功的军队,接到南京的命令,进驻荻港。恰好左梦庚的兵船东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左梦庚和他的部下,连同激昂慷慨的黄澍——那位曾经面斥马士英的直臣,一齐撤回九江,全部奔向清军。他们去投降了,回忆从前那场忠勇奋发的情况,好比一场噩梦。

左良玉的旧部完全解决了,史可法奉命仍回扬州坐镇。可法的直属部下刚到高邮的时候,早晨得到督师的令箭:“左军顺流而下,邳宿道即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中午,再得令箭:“北兵南来,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晚饭时刻,第三支令箭又来了:“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一天之中,接连发出三次令箭,应喜臣接到以后,在幕僚中议论开了。他说:“看来督师的心已经乱了,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可以一天三调的道理?到处都是警报,扬州城内必有内变,我等只有坚守扬州,相机而进。”

史可法撤回扬州,他的计划是死守扬州,一边飞调各地的军队向扬州靠拢。这一着完全是正确的。扬州以东,是长江下游的水网地区,是江北的粮仓,据守这里,可以待机争取外援,建立死守的坚强堡垒,宋末的李庭芝、姜才就在扬、泰地区,即使在临安已经屈服以后,还坚持了一年左右。因此史可法这一着是正确的,至于是否能贯彻这个主张,那就看他是不是能得到左右有力的支持。

扬州府任民育是一位坚强的汉子,陪同史可法守这座江上的坚城。还有一位何刚,上海人,这是陈子龙的好友,共同筹划创建水师的,这时已经选授遵义府知府,可以坦然地奉命到一个安全的地区,可是他不去,决心死守这座江上的孤城。城陷以后,何刚以弓弦自行绞死,任民育着了红袍玉带,坐在知府大堂上静待敌人的处死。

史可法调各路军队共守扬州,总兵刘肇基请求乘清兵初到,阵脚未整,出城一战,史可法说:“不行,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弊。”可是没有等到刘肇基出兵,清兵已经从泗州把红衣大炮运来。在炮声轰隆之下,扬州城破了,刘肇基和他的所部四百人全部巷战而死。

可是也有临阵投敌的。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道高岐凤以所部四千人至,他们准备偕同史可法一道投降清军。史可法正色地和他们说:“扬州是我效死的所在,你们要干什么?倘使你们决心投敌,争取富贵,那就自便吧。”

这两位总兵和监军道看到史可法决定不降,只有由他自在,他们一径去了。那夜二鼓以后他们开城出去,临去的时候,还带同四川来的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同投敌。

高杰部下的将士这时正在高邮,他们一心只顾把全军的老小寄顿江南,不断地由大船向镇江输送。镇守镇江的郑鸿逵看到在水气蒙蒙中,有兵船向江南前进,认为是清兵渡江,赶忙开炮。船只打翻不少,弹药损失也重,少年的将军正在不断地大吹大擂地庆祝江上的大胜,其实打死的都是自家的军属,这更加速地促使李成栋向清军投降。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破扬州,史可法拔剑自刎,死于乱军之中,后人将他的衣冠葬于梅花岭。

明朝末年,由于农民军的崛起和清政权的权术,终于失去了北京和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倘使当时南京政权的领导者能够统一意志,坚决抗拒南下的清军,还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当时的中枢,正在作无穷无尽的内部斗争,阮大铖固然为众论所共讨,马士英也由于和阮大铖携手,为清议所不容。史可法不是没有抵抗清军的意志,但不是应变之才,遂使国家大业,隳于一旦。扬州失陷之后,南京更无法继续抵抗,从此以后,进入改朝换代的时期,隆武、永历,在福建、肇庆称帝,他们抗敌的决心更大,但是他们的事业更艰苦,恢复的希望更渺茫了。

南京政权建立之初,当时把抗战的希望寄托给史可法和四镇。武昌左良玉的大军是一支重兵,可是到得弘光元年五月,左良玉的军队投敌去了。史可法、高杰死了,刘泽清、刘良佐的军队也投敌了,剩得黄得功的军队,这时已经调到荻港、芜湖。长江下游的江北地区,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在江北已失、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南京城已经失去它的重要性,城周一百二十里,凭当时城中的一些残余的兵力,无法分布,因此也就无可据守,这是当时的具体现实。

弘光帝和马士英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决定退守杭州。这是退却,但还是继续抵抗。历史上也是有前例的。宋人失去建康以后,第一步是退守钱塘,运用军事和非军事的策略,在屈服和抵抗的夹弄中摸索前进,终于维持了一百五十年的政权,是一个具体的前例。当然,历史会重演的,但是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重演。北宗末年的徽、钦二宗是昏愦,但是他们的昏愦究竟比明代末年的暴戾有所不同;北宋末年统治阶层中有一些人结党营私,但是比明代末年的贿赂公行、寡廉鲜耻有所不同。因此宋人南渡以后还能维持一百五十年,而明人南渡以后只能是溃败相继,这都是当时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弘光帝和马士英决定退到杭州,约定五月十三日二鼓以后,弘光帝出通济门,赴太平,辗转至板子矶,入靖国公黄得功营,次日由马士英奉皇太后自溧阳走广德,至杭州会齐。

据谈迁《国榷》,马士英至杭州,皇太后居李总兵宅,士英居王氏园。吏科给事中熊汝霖见士英,问他:“为什么来杭州?”士英说是“护驾”。汝霖又说:“既然护驾,当随皇上,不当护圣母。”士英无以应。

在仓皇出奔中,熊汝霖的诘责是有理由的,士英的无从答复,也是可能的。可是我们读史的时候,应当照顾到全面的情况。在金人向临安进逼的时候,宋高宗仓皇出奔,准备由绍兴出海,同时却由隆祐皇太后出江西,有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可证。为什么高宗要和隆祐太后分道而行?因为在金人大军南下时,高宗不能自保,留得隆祐太后,便可以在一旦遭遇不幸的时候,由太后册立新帝,重新负起领导抗敌的责任,这正是高宗思虑周到的所在。辛弃疾词上半阕“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说中原的陷落;下半阕首二句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说南宋政权的建立,末二句“江晚更愁余,山深闻鹧鸪”,言创业的艰苦,守成的不易。士英奉太后的赴杭,不是没有用意的,但是在汝霖的严词诘问之下,他凭什么说明他的理由呢?

夏允彝作《幸存录》,对于明末的情况,见闻既确、持论平允,是明末很有价值的笔记,可是这里他说:

如士英者,本无意于误社稷而社稷为墟,本无意于敛贿赂而赂门大启,本无心于剪清流而清流尽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卫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纵兵大掠,卒未尝与虏一战,谓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

允彝的言论,是持平的,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在左梦庚叛变,扬州陷落以后,周围百二十里的南京城已经不是丧乱之余守得的。他在南京陷落以后,不久自杀,也没有看到马士英在杭州湾以南,继续和清兵作战,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天下罪人”的结论,是不是太重了一点?

弘光帝到黄得功的大营,据谈迁《国榷》说:

先是上奔太平,诚意侯刘孔昭闭城不纳,乃奔板子矶,入靖国公黄得功行营,得功方距左兵,闻之遽归,泣曰:“陛下固守京城,臣力易效,奈何轻出,进退失据。臣非负陛下,如力之未任何?”

从这段记载里,我们看到弘光帝放弃南京,并没有事先的计划。黄得功即使出自行伍,但从军数十年,当大将也多年,对于作战,也是漫无计划。左梦庚和他的部队已经降清,这时也不是和黄得功对垒的时候。谈迁对于当时的情况是茫然的。比较可靠的是顾炎武《圣安本纪》的记载。他说:

上将幸杭州,命大典、国安以所部兵先发,都督杜弘域扈从,得功率兵断后,未行。癸卯,良佐率清兵犯驾,左柱国太师靖国公死之,其将田雄等奉上如营。丙午,上至南京。九月甲寅,上北行。

癸卯,五月二十二日;丙午,二十五日;甲寅,九月初六日。

从这些记载里,我们看到弘光帝出南京,不是漫无计划的,朱大典、方国安都是带兵的重臣。由于战事的迫切,道途的艰险,他和马士英决定分道出行,士英奉皇太后由溧阳、广德直趋杭州,这个任务按计划完成。弘光帝由太平、板子矶至芜湖黄得功行营。他们做出了向杭州撤退的计划,由黄得功断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刘良佐已经投敌,负有追赶弘光帝的责任。得功在荻港和左良玉部作战中,手臂负伤,这时身披葛衫,用绸子勒着臂肘,横刀督阵,部下八总兵都在奋勇作战中,良佐跃马前来,大呼招降。广昌伯竟是清兵的降将,实在出于得功的意料之外,他大喊一声:“你、你竟投降了。”也在这个时候,一支暗箭射中了他的咽喉偏左的地方。得功拔箭一看,正是中军田雄的箭。南京沦陷了,国家的重镇投降了,自己的直属部下也投降了,最后还给自己喉头一支暗箭。得功的愤怒爆发了,国家的前途还有什么希望?他把田雄的箭对准自己的喉管猛戳一下。黄得功以身殉国,他的妻也自杀,弘光帝由田雄向清兵献出。南京的明政权结束了。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阅读记录 书签 书架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