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吧，一代的文人，千秋的志士，他的盛名大节永远是中国人的典范，永远为爱国的人们所怀念。
南京的君臣溃退了，是不是还可以支持一下，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呢？中国自古就没有这样事。三国时期，曹丕的大军和东吴有过南北分治的形势，但是当时的战场主要在现今的皖北。南北朝的时代，经历晋、宋、齐、梁、陈五个阶段，也始终没有划江为界的事实。也许我们可以提到南唐中主时期割让江北十四州这个阶段，但是那是南唐亡国的前夕，是最后喘息的一刹那，其实是不足为例的。
战事在发展中，南京的统治终于崩溃，弘光帝的政权结束了。南京的人民把监禁中的王之明解救出来，要他支持危局。这一位自称为崇祯太子的人来了，他称“孤卧薪尝胆之身，赖尔臣民拥戴入宫，皇天庇祐之灵，托太祖高皇帝不泯之功德，守兹神器，保此丰镐，非敢有贪天之心也。愿尔臣民念祖宗之先业，先帝之苦心，各竭忠心，保全大物，下亦可以自安身家，庶见忠义尚存草野，城池固而百姓安，余心慰矣”。当然，这只是一幕插曲。前后三日，他为清军所获，最后和弘光帝一同解往北京，被杀。
划江为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明太祖初起的时候，仅仅保有南京一隅，淮、扬一带主要为张士诚所有，为什么太祖终于讨平群雄统一中国呢？当然，在一个朝代初起的时候，他有朝气，有击破强敌，统一国家的意志，因此终于击破张士诚、陈友谅，最后征服群雄，建立强大的帝国，可是这样的朝气，到了17世纪40年代已经不存在了，无论弘光帝、王之明，以及后来的隆武帝、永历帝都不再能成为强大的号召力量，南京政权的死灰，不能复燃了。
当时的长江南岸，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地主豪绅和一般人民之间的矛盾。当时的长江南岸的地主豪绅拥有大量的土地，同时由于他们掌握着政治势力，常常能把应由大地主负担的完粮纳税的任务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劳役转嫁给贫苦农民，待到贫苦农民无法负担以后，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土地甚至本身的自由献给大地主，成为投靠的佃农和奴隶，这就形成长江以南最严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对于国家不负担或极少负担义务的地主，一边是丧失自由和保留极少自由的贫雇农和农奴。长江以南的情况特别严重，所以明代后期的大学士徐阶称其乡为鬼国，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中者历历可考。地主和贫雇农、农奴之间，是极少共同语言的，因此明代后期长江以南随时有发生暴动的可能。董其昌的家乡就发生过一次人民火烧其昌住宅的大暴动。在严重矛盾出现时，要求把地主豪绅和贫雇农联系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是几乎无法实现的愿望。当然，当时的贫雇农和农奴也是反对外来民族的侵略的，但是如何组织地主豪绅和贫雇农、农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
在地主豪绅中不是没有矛盾的。这件事在表面上谁都没有提出来，但是作为暗流，这是具体存在的。法国在19世纪中叶，议会中除了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以外，还有主张君权的，这又分为两派——波旁王朝和波拿巴皇朝。波旁王朝之中又有大宗和小宗两派。由派系主持政局，必然会不断地引起分歧。明朝从燕王朱棣破南京、夺取政权以后，部分群众还是拥护被剥夺政权的建文帝，因此无形之中有拥护当权的朝廷的，也有拥护被剥夺政权的建文帝一系的。这一切在表面不易看到，但是作为暗流是确实存在的，特别由于建文帝时首都原在南京，所以江南人民对他更有感情。
弘光帝失败了，他作为俘虏被清政权南下的军队解往北京，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之明做过南京城内的三天皇帝，也同时被杀了。清政权的军队正在组织从南京出发的侵略势力。明代的残余势力涌向杭州。这是宋人南渡以后的老路，也是在当时情况下的必然之路。
由谁来领导这一股势力呢？弘光帝已经被俘了，没有合法的继承人，因此在这股残余势力中出现了由谁领导的问题。马士英奉弘光太后到达杭州，在寻求合法继承人时彷徨歧路，最后还是找到潞王常淓。
弘光帝被俘以后，按照继承的规定，应当是惠王常润、桂王常瀛，但是他们都在远方，在这个敌人已在国门之外、危急存亡的时刻，是无法等待的，当时的大臣们重行想起潞王常淓。他们引常淓入见，弘光太后命常淓监国，常淓不受。这是一位忠厚无用的人物，平时只知道高唱佛号，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要他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从危急存亡的当中，争取一条生路，显见是不可能的。在清兵破杭州时，常淓和巡抚张秉贞、总兵陈洪范同时投降，次年被杀。弘光太后的历史使命也同时结束了。
是不是明王朝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也同时结束呢？统治阶级还得作最后的斗争，人民也得在不同的形式下继续斗争，并且永远斗争下去。问题在于争取一位坚强的领导者。最后终于在这一群南下的宗室之中，物色到了唐王聿键，由他领导一支抗清的队伍。
聿键的远祖唐定王，是太祖第二十三子。嘉靖四十三年，传至端王硕熿。端王生世子器墭，器墭生聿键。这应当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可是硕熿并不以这个家庭为满足，他娶妾，又生了两个儿子。这是聿键的叔叔了。硕熿决心废世子，第一步是把他监禁起来，器墭坐了牢，连带他的儿子也关进牢房，那时他十二岁，一直关到二十八岁，在监狱里他照样地读书，照样地长大起来，高高大大的，器宇也很坚强。
器墭被监禁了十六年，他没有屈服，可是他也没有反抗，最后在这两位异母兄弟的布置下，中毒死了。唐王封地在河南南阳，当时的南阳分守道陈奇瑜和这两位说起：“世子死了，原因还没查清。要是连他的儿子也撇开，事情搞僵了，下官担当不起啊。”这一番话把器墭的迷惘点破了。按照朝廷的法令，为聿键请名，同时立为太孙。器墭被牺牲了，可是聿键的世孙地位，得到合法的保障。
崇祯五年，聿键嗣唐王。南阳一带正是陕西起义部队向河南进军的必由之路，聿键捐银一千两，把城墙修理一新。崇祯九年八月，由于清军的进逼，北京戒严，召天下兵勤王。唐王的护卫只有六百人，但是聿键还是率军北上。临行的时候，他想到父亲中毒而死，是由于两位叔叔的放毒，因此他把他们杀了。杀叔叔是罪，没有得到批准率军北上也是罪，二罪并发，思宗废聿键，把他解到凤阳监禁起来。那时凤阳的大牢称为高墙，聿键就在高墙之内度过了八年。直到北京城破以后，大批的宗室从北方南下的时候，聿键才恢复了自由。这一年聿键四十三岁，前后监禁二十四年。监禁是丧失自由的年份，同时也是锻炼意志的年份。聿键在监禁中，不是萎靡不振而是更坚强、更奋发，这就使他在南京失败以后下定决心要为国家努力，争取民族的生存。
南京失败以后，文武百官和宗室都向南退却，集中在杭州。当时的人望所属是潞王常淓，可是常淓在任何情况之下，决定不担负领导抗清的工作。无论聿键怎样劝说，他一定不接受。从镇江退却的总兵郑鸿逵、郑彩看到聿键的忠义奋发、倜傥慷慨，都非常钦服。
在常淓的带头下，杭州投降了，不甘心屈服的人士渡过钱塘江再向福建退却。这一行人之中，有郑鸿逵、郑彩，有户部郎中苏观生，进入仙霞关以后，再征得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的同意，共同拥戴聿键为监国。弘光元年闰六月初七日聿键在福州，宣布即监国位，这一篇有名的监国诏书就是聿键的手笔。他说：
孤闻汉室再坠大统，犹系人心；唐宗三失长安，不改旧物。岂特其风俗醇固累世之泽哉，亦其忠义感奋，豪杰相激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难，勉事诗书，长痛妖氛，遂亲戎旅，亦以我太祖驱除群雄，功在百姓，而勍敌嚣然，睥睨神器，为子孙者，诚不忍守文自命，坐视其陵迟也。
二十年来，狂寇荐惊，孤未尝兼味而食，重席而处。比方二载，两京继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窜，孤中夜卧起，垂涕纵横，诚得少康一旅之师，周平晋郑之助，躬率天下，以授彤弓，岂板荡哉！今幸南安芝龙、定虏鸿逵二大将军志切恢复，共赋《无衣》；一二文臣以春陵、瑯琊之义，过相推戴，登坛读誓，感动路人。呜呼，昔光武、昭烈皆起布衣，所遭绝续，与大敌为雠，而能正言举义，躬承旧业。况今神器乍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愤间关，逢诸豪杰，应即投袂，知明赫之际，神人叶谟，上天所眷顾我太祖，绍其子孙，犹未艾也。
监国是担负起国家重任的意义，但不是皇帝，这表示着不是为争取帝位而作战，是一种高姿态，但是不称帝就不能争取全国的拥戴，无从集中力量和清政权作一次坚强的决战。环绕着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福州就有两种不同的主张。郑鸿逵认为不正位就不能安定人心，制止群雄割据的局面。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认为监国的名义是正当的，待到打出仙霞关以后，称帝不迟，这是绝大多数的主张，郑芝龙也是这样主张的。最后鸿逵的主张说服了众人，闰六月二十七日聿键即位，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当年改元为隆武元年。即位诏书列举“汉光武闻子婴之信，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是年为建武元年。昭烈闻山阳之信，以四月即位汉中，即以是年为章武元年”。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肯堂为兵部尚书。同时召集何吾驺、姜曰广、吴甡、高弘图为大学士。从当时的情况讲，福州聚集了全国的人望。问题在于兵权集中在郑芝龙手里。这一名由海盗出身的南安侯，始终没有把自己的认识提高一步，因此他始终在升官、发财、专权、投降这一条不光彩的道路上打转，没有考虑到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对于国家的贡献，只能举得出一条，他有一个儿子郑森，这是一位特出的人才，隆武帝一见就认清楚，收为义子，改名成功；隆武帝失败以后，他割据福建海峡地区，坚持抗战，成为民族英雄，这是后话。
这里我们可以附带地提出明末正统的观念。太祖的后人是大宗，成祖的后人是小宗，可是自从建文帝失败以后，大宗失去了统治的地位，从成祖到弘光帝，皇位继续掌握在小宗手里。隆武帝的出现，是大宗的复辟，当然会给成祖后人造成一种不安。隆武帝的声望和他左右的人才，不是成祖后人所能望及的，因此没有人提出皇权的争执，可是隆武帝对于可能出现的异议还是考虑到的。他有名的《与三藩书》，略见一斑：
……朕自龙江出渡钱塘，为闽、浙藩镇诸大臣之所推挽，不能造膝商兴复之务。顾念江南蕴义摅忠，能光复我帝室者，独有殿下耳。敌氛虽腾，天命未改。我兄弟既辑睦，无长沙、东海之衅，诸宗茅靡，亦无复圣公、盆子之事。此太祖神灵，累朝惠泽，沁于人心，不可诬也。顾以朕区区，悉率二郑闽、粤之师，精锐可战者尚未满六七万，诚欲约抚、昌之卒，下于罂子；章赣劲士，萃于鄱阳，不知谁当与谋者？虔台李允茂吾之故人，亦颇相闻乎？广信吾之北门，未有能操其锁钥者，殿下将何以教朕焉？
——《与益王由本书》
板荡以来，无言不疾，每夜祷天，顾我诸宗藩发愤举义，荡涤强氛，复我高皇帝之宇，而寂寂数日，未有应者。岂天亦阴骘下民，使王郎、盆子之事，无所张其牙翼乎？朕为闽、粤士民之所推戴，非有他勇智当于民心，亦谓是发愤祷誓者，与苍黎同志也。浃月以来，黎民劝进书至数百本，朕六七辞不得避，其元老旧学亦以高皇开辟之天下，当有高皇之孙子起而奠之。或诵南阳九世之说，近于符谶，朕不敢闻也。书云：“予有十夫同心。”语云：“众志成城。”朕持是以往，藉诸藩辅夹助之力，将大张六师，挞伐底定，以仰观孝陵，洒扫宗庙，扶十三宗之绪，唯贤王幸垂诲焉。
——《与惠王常润书》
鄱阳天下之奥区，黎献无事，击壤以诵王风，二百余年矣。比来两都继陷，无复吴芮、英布之伦，荷戈以纾敌忾者。朕为两浙、粤、闽之所推戴，长此亟忧，将率六师以复二京，洒扫孝陵，以观列侯之寝庙。晨夕惕厉，不遑启处。语曰：“江湖之民多盗。”鄱阳、彭蠡，今则不然，则亦资贤王训讨之力也。王尚抚绥斯民，湛洽于德礼，以赞吾无疆之休，敦睦首义，朕其敢不自勉焉。
——《与淮王常清书》
这三道赐书和监国谕，都出自隆武帝手笔。从这里看出，他不但是一位有决心、有能力而且是一位有教养的领导者。从整个国家看，福州是比较偏僻一些，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起自福州进而统一全国的先例，但是一切先例都是由人创造的，历史上以前没有起自南京进而统一全国的，但是明太祖开了这个先例了。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以后还会再有。
隆武帝在福州还有一个创造。明代大学士之制，创自成祖，自此以后，经过历朝的演变，多时至七八人，少则仅一二人。思宗时代大学士多至四十余人，这是十七年间进用的总数，同时入阁的实际上也不过七八人。可是隆武前后一二年间，大学士多至近四十人。当然这是因为搜罗英俊，号召人才起见，其实不要求都到福州，即是来者也不一定与闻机要。军政大权都掌握在郑芝龙、鸿逵手里，隆武帝其实是架空了。
但是有隆武帝和没有隆武帝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福州成为南方的中心。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人民是不甘心接受清政权统治的，特别是苏松一带的水网地区。清政权派来的官吏，经常是贪污盗窃，无恶不作，这既不能引起人民的重视，也无法唤起人民的崇敬。清政权派来的军队，多半是叛变投敌的败兵，有时也有一些清兵部队，那更是凶残嗜杀的凶神恶煞。这就为江南广大地区的起义创造了条件。
陈子龙久已回到青浦了。从上一年的秋天以后，他已经退出政治旋涡，准备侍奉祖母高太安人以终余年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政治是一种旋涡，想脱离这种旋涡，是很平常的，但是不是能够脱离，这是具体的现实，不是想象可以解决的。没有脱离自己的影子的人，也没有脱离政治的人。
南京的政府崩溃了，杭州的局面也崩溃了，福州的消息还没有到，隆武政权的成立还没有透出，可是江南人民抗清的呼声已经爆发，这是自动的、没有组织的，因而力量也不够强大，可是起兵的已经风起云涌。这是自发势力的突起。闰六月十日，松江起兵。他们悬挂明太祖的遗像，大家跪在遗像前立誓。原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在泖湖结寨，总兵官黄蜚拥兵船千艘自无锡来，和吴志葵连营。沈犹龙和松江人李待问、章简募兵数千人守松江。同时参将侯承祖守金山，构成掎角之势。这是当时东南一隅的自发势力。在敌人东来的时候，是经不起一击的。八月，清兵进逼，吴志葵、黄蜚败走。清兵破松江，沈犹龙出走，中箭而死。李待问守东门，章简守南门，城破俱被杀。清兵进逼金山，侯承祖与子世禄固守，城破，犹巷战。世禄中四十箭，被获，承祖也被获，父子同时被杀。吴志葵、黄蜚被获，清兵要他们对松江城说降，志葵说了，黄蜚不说，都被杀。
松江的陷落在八月三日，子龙在西郊遇敌，几于不免，得脱以后，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允彝别。
允彝是子龙最密切的朋友。子龙出任绍兴推官的时候，允彝出任福建长乐县知县，数年后，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允彝为首。在这次松江失守以后，允彝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允彝的一死，给子龙留下了很大的创伤，他不但失去了一位最亲切的友人，同时更感到自己的无名的悲哀。二十多年以来的挚友，平时自许为第一流的人物，现在允彝由于抱有国破家亡的沉痛而自杀了，可是自己却因为舍不得八十余岁的祖母而偷生，他是留此身以有待，但是他不能不感到偷生的可耻。这个时期，他正在生和死的歧路上徘徊，但是他最后的决定还是不死。
在国破家亡中，死和不死是两条路，死可以保证自己的不受侮辱，不遭诽谤，是一条安全的出路，但是死不能保证对于敌人的击破，也不能保证正义的胜利，因此死只是对于现实的逃避。真正坚强的斗士决不自杀。从这一点看，生存就是胜利。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既然生存，难免受到种种诱惑的考验，经不起考验的，很可能以留此有待开始而以甘心屈辱告终，就是说这是一条艰险的道路。夏允彝是以保全名节而自杀了，陈子龙仍坚持生存，坚持斗争。
和允彝诀别以后，子龙到嘉善西北三十六里的水月庵出家，庵中的僧人名衍门，子龙改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颍川明逸。同时避地的有太仓张采，字受先，是复社的创始者之一。九月后，子龙再徙至西塘，徐滩。在这一大段时间里，子龙都在侍养祖母高安人。隆武二年三月高安人死了。子龙从五岁起就是在高安人的扶养下长大的。高安人死了，子龙解除侍养的责任，他感到可以专心一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时正是隆武帝在福州称帝的第二年。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失守，弘光帝被俘。六月潞王在杭州降清。闰六月初，唐王聿键在福州称监国，鲁王在绍兴也称监国，在形势未定中，为了不甘心屈服，对清抗战，各方并起，这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隆武传诏，甚至自称无子，愿意在身后传给以海的时候，以海听信张国维、熊汝霖的主张，认为“唐、鲁同宗，无亲疏之别，义兵同举，无先后之分，若一称臣，则江上诸将须听命于闽，如王之号令何”？其结果造成隆武帝和鲁监国的对立，对于反攻清兵的形势大大不利。可是，也正由于鲁监国的存在，清兵和以海的兵士，在钱塘江的两岸对峙，隆武帝在福建获得喘息的机会，可以从容布置，对于争取抗清的形势还是有利的。
子龙这时正在嘉兴、武塘中间流转，祖母死了，他可以一心一意地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而奋斗。作为佛教徒，他可以在袈裟的掩护下斗争，这领袈裟并不妨碍他的活动。
子龙曾经做过绍兴推官，他和绍兴有多方面的联系；但是他和福州方面的联系更密切。黄道周这时是首辅大学士，虽然他没有兵权，更不能指挥郑芝龙、郑鸿逵这些武人，但是他的威望是很高的。子龙和两方面都有联系。据《明末忠烈纪实》，隆武帝授子龙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鲁监国授子龙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也不一定明确，因为明代重视监察权，左都御史正二品，地位已经很高，没有兼任正三品侍郎的。夏允彝之子完淳作《续幸存录》称“陈抚军轶符”。轶符为子龙别字，明代巡抚无不带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衔者，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子龙的头衔是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巡抚。当然这只是一些空衔，因为当时苏松、杭、嘉一带全部沦陷，他的任地还得用实力从清兵手里夺回。
子龙是一位才子，他早年的诗歌模仿汉魏，模仿六朝盛唐，虽然获得盛名，但是摸拟的痕迹犹未尽除，不免蹈前后七子的覆辙。隆武以后，他从志士更进一步而成为在民族危亡当中的战士，他的诗歌发展了，表现他那在艰难困苦当中苦斗的精神。这是鲁阳的挥戈，是刑天的干戚，是《国殇》的长剑秦弓。明代的诗歌到子龙末年已经达到最高的阶段。
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
西京遗老江南客，大泽行吟头欲白。北风烈烈倾地维，岁晏天寒摧羽翮。阳春白日不相照，剖心堕地无人惜。呜呼一歌兮声彻云，仰视穹苍如不闻。
短长皂帽依荒草，卖饼吹箫杂佣保。罔两相随不识人，豺狼塞道心如捣。举世茫茫将诉谁，男儿捐身苦不早。呜呼二歌兮血泪红，煌煌大明生白虹。
欃枪下扫黄金台，率土攀号龙驭哀。黄旗紫盖色黯淡，山阳之祸何痛哉！赤墀侍臣惭戴履，偷生苟活同舆僮。呜呼三歌兮反乎覆，女魃跳梁鬼夜哭。
嗟我飘零悲孤根，早失怙恃称愍孙。弃官未尽一日养，扶携奄忽伤旅魂。柏涂槿原暗冰雪，泪枯宿莽心烦冤。呜呼四歌兮动行路，朔风吹人白日暮。
黑云颓南箕灭，钟陵碧染铜山血。殉国何妨死都市，乌鸢蝼蚁何分别？夏门秉钣是何人，安敢伸眉论名节。呜呼五歌兮愁夜猿，九巫何处招君魂。
琼琚缟带贻所欢，予为蕙兮子作兰。黄舆欲裂九鼎没，彭咸浩浩湘水寒。我独何为化萧艾，拊膺顿足摧心肝。呜呼六歌兮歌哽咽，蛟螭流离海波竭。
生平慷慨追贤豪，垂头屏气栖蓬蒿。固知杀身良不易，报韩复楚心徒劳。百年奄忽竟同尽，可怜七尺如鸿毛。呜呼七歌兮歌不息，青天为我无颜色。
杜甫的《同谷七歌》写出了国家丧乱、流离道路的痛苦，子龙的拟作更把时代的悲哀全部写入。南宋末年，敌人的大军南下，厓山一角的苦战，正如文天祥在《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那首诗所说的“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现在又是这样的一个年代了。子龙遇到的正是“谁雌谁雄”的年代。
三歌指北京的崩溃，四歌指高太安人的病殁。五歌郑重地指出黄道周的殉国。道周是当时的名臣，是子龙的老师，没有接触到道周以前，子龙只是一名文士；接触到道周以后，他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在国家艰难困苦中，自己有责任对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道周，福建漳浦铜山人，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读书其中，门下士称为石斋先生。“钟陵碧染铜山血”，指此。钟陵指南京钟山陵。隆武帝在福州，以道周为首辅，君臣同心，誓欲扫清顽敌，但是兵权在郑芝龙手里。芝龙的出身是海盗，受了明朝招安以后，逐步提升到总兵，现在已经晋升到大将军。海盗出身，并不一定能影响一个人的逐步发展，他同样地能干出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可郑芝龙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拥戴唐王到福州的时候，可能他是有一种为国为民的思想，但是不久以后，他看到前途的艰苦，同时他也接触到清政权的说客。为国为民的思想敌不过求富求贵的欲望，他开始转变了。他由积极拥护转而为消极抗拒，这不是黄道周所能忍受的。这样一来，郑氏一家，除了郑成功坚持抗清以外，多半跟着芝龙走上了投降的道路，但是他并不提起投降而是说要出兵。出兵总得要粮饷吧。在隆武帝和户部官吏竭力搜刮，勉强应付以后，芝龙出兵了。他和他的部下说是要沿闽江北上，冲出仙霞关，可是一经从福州开拔，五六十里以后，他的军队不再前进了，仍由芝龙在福州小朝廷里把持一切，主宰一切。这种坐以待亡的局势不是隆武帝和黄道周以及其他主持正义的大臣们受得了的。切实一些说，这还说不上正义而只应当说是生存。积极抗战是一条生路，消极怠工是一条死路，这是非常明白的。黄道周是首辅，但他只是一名书生，他不懂得打仗，但是他懂得与其坐丽待亡，不如自请出关，他在奏章中自称“江西多臣门生故吏，必有肯效死力者，且可连杨廷麟、何腾蛟为进取计”。这时杨廷麟以大学士据守赣南，何腾蛟以湖广总督节制长江中游，都是当时的重臣。道周的计划是充满希望的，但是道周有什么兵力呢？他率同自己的学生，现任内阁中书和兵部主事的以及他们的子弟、门客共一千多人从福州开拔，到延平以后，上疏请饷，粮饷的机构都在芝龙手里，还有什么给道周呢？隆武帝给他一些空白的委任状——当时称为空札。道周就凭这些空札，换到一些粮饷。他进军到建宁、崇安，可是谣言攻势来了，说他交结杨廷麟、万元吉这些江西的领导者。要兵，没有兵；要饷，没有饷，只仗着一片为国家、为民族的血心，到达离前线不远的地方，谣言一来，道周只有上疏自陈。他说：“臣田无一亩，居止一椽，幸以是见悯于主上，见信于亲友，然不能以是见谅于犬豕豺狼。臣行年六十，无险心鸩语为凶人所雠，无奇功异能为要人所嫉，独恃一片肝肠，为高皇列宗与天下黎献共对白日耳……陛下不屑为昭烈帝，臣亦不屑为孔明；陛下不屑为宋高宗，臣亦不屑为李伯纪……古今谗贼，偏中于高明；近代人才，沈沦于苟贱。唯陛下省察。”在道周进兵的当中，徽州失陷了。道周下令部下赖继谨进击。参将高万禄请道周引兵登山，据险接战，正移师间，清兵突出，道周被执。从婺源解至南京。敌人和他谈到投降，道周说：“我手无寸铁，有什么办法？”
“既然投降，那就必须剃发。”
道周很幽默地说：“你已经剃发了！幸亏你是从剃发国来的。万一你从穿心国来，那你就得穿心，那怎么得了？”
隆武二年三月，清政权把道周押到东华门，道周坐到地上，他说：“这里和孝陵很近，不需要再走了。”抬头一看，一家店铺的市招上，有“福建”二字，道周慷慨地说：“福建，那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在这里杀头吧。”道周，在南京东华门外被杀。子龙《仿同谷七歌》所说的“殉国何妨死都市，乌鸢蝼蚁何分别”，正是指的这一件事。
六歌指的夏允彝的自杀。“予为蕙兮子作兰”，正指他们二人早年的交谊。彭咸湘水指允彝的投水。平生知己已经一死报国了，可是自己的前途还很渺茫，所以说：“我独何为化萧艾，拊膺顿足摧心肝。”
七歌是叙述自己，凭着为国家为人民的意愿，子龙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是在没有死以前，他不知道将会有怎样的遭遇，是激昂慷慨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祖国呢，还是默默无闻地死去，甚至在自己十分不愿的情况下死去？“杀身良不易”，这是一个问题，在未死以前，他能怎样解答呢？
这时他也想到祖母。身命不是自己的，为了报答国家，身命是国家的。但是自己还有祖母，五岁母病去世的时候，没有祖母，自己怎样能成立呢？所以身命也是祖母的。弘光元年，他准备把一生献给国家了，但是最后还是回家，他还得对于祖母尽自己的责任。他在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这个三角洲上扶持着祖母从这一处迁徙到那一处，主要都是为了祖母的安全。祖母死了，子龙这一头的心事安顿下来，他便更好地考虑他对于国家的责任，有诗四首：
奉先大母归葬庐居述怀四首
国破家何在？亲亡子独归。无颜上丘垅，有泪变芳菲。彤管虚长夜，丹旌对落晖。空余鸡骨是，霜雪满麻衣。
前岁南陔草，春风奉锦轩。今来西靡树，痛哭下松门。遗恨逢亡国，真慈念愍孙。先朝余宠在，画柳向平原。
行遁山河改，归来松菊荒。尚余三亩宅，无复万家旁。祈死烦宗祝，偷生愧国殇。但依亲垄在，含笑此高冈。
右军曾誓墓，平子亟归田。此日君亲尽，非关出处偏。大夫离黍赋，小雅蓼莪篇。并作今朝泪，烦冤莫问天。
祖母活着的时候，子龙在决心报国时，不能不关心祖母，现在祖母死了，子龙便可以一心一意地报国。“此日君亲尽，非关出处偏”，正指出在国破家亡时，自己的决心，这和张衡的《归田赋》、王逸之的《誓墓文》是完全不同的。“蓼蓼者莪”，子龙固然应当痛心于自己的不能尽孝；但是“彼黍离离”，在考虑到自己的祖国，他怎么也不能恝置。两样的痛苦，一齐扑向自己的面前，在把高安人埋葬以后，子龙可以一心一意地报效国家。当然，他理解到国家是自己的国家。他在仕途中，有过的是顺心的生活，但是更多的是拂意的生活；他对政治的措施，有一些是他同意的，但是更多的是他不能同意的。但是，管他呢？父母总是自己的父母，无论父母怎样对待我，自己对于父母有永远不能解除的责任。国家总是自己的国家，无论国家怎样对待我，自己对于国家有永远不能解除的责任。
在子龙遁迹水月庵时，汉奸们并没有放过他。首先是松江府知府张铫。这是崇祯时代的一名举人，投降了清政权。顺治二年，他以松江府的知府到任了。无论子龙怎样投身空门，张知府是不会放过的。张知府登门礼聘，子龙只能回他一封信。他用信衷和尚的名义答复：
……况衷病入膏肓，知昏菽麦，挂冠既早，未能效命本朝，布韭何心，岂堪上资新化。左车声实之论，难报韩王，盖公清静之谈，虚劳曹相。倘邀恢宏之德，长为湖海之人，礼诵之余，唯知仰祝耳。至如熊轼暂临，燕巢增耀，拥彗之迎既失，授餐之谊缺然，相鼠之讥，曷胜芒刺，而乃薪木无恙，缃素宛如，授托殷惇，封缄加固，眷顾鄙人，隆意至矣，敢比商容之间，重烦乐生之禁哉。
子龙不是亡国遗臣，而是水月庵的和尚，关于这一点，子龙明白，张知府也明白，一切都等待着时代的发展。
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分巡松江兵备道赵福星来了。他的官比张铫更大，他的气焰，当然也更高。他的敦劝更迫切，子龙的答复也当然更露骨。他说：
……衷力愧鲁阳，忠羞王蝎，干戈塞道，弃妻子于荒陬，老病相扶，奉衰亲而卜筑。知给园之稍广，庶夙业之可蠲，而跃浪冲飚，弋鸿罹雉，自东瞻衮绣，下覆慈云，召魄收魂，寻山泛水，从此猿鹤无警，乌獭旋舒，稍缓灰钉，无非解泽。昨者忽遇坦公年兄信使，得奉手书，训词谆切，盥手启诵，感愧百端。详读来教，知台臺效忠本朝，勉应时命，千载而下，皆得亮之矣。夫仁人君子，道非一端，或介石坚贞，洁身以寄名教，或龙见渊跃，濡足以救苍生，易地皆然，各行其志，要归之有益于世而已。况乎楚材晋用，殷士周桢，壮缪托命当涂，子珩远投邺下，岂云识务，弥见精诚。古之忠臣烈士，如此甚众，台臺又何疑焉。至如衷者性近山麋，识同井鲋，逢萌之冠久挂，中散之虱愈多，且星仅周三，毛已见二，秋零早剥，日昃嗟离，歌遍五噫，已易梁生之姓，章成七发，难平楚士之心。倘仰藉垂天，得游物外，黄冠自放，白发相依，俾城近青门，颇有种瓜之客，山闻白社，常来插柳之人，则春笋秋莼，咸饫明德，晨钟夕梵，悉领湛施矣……
看来这位分巡道是一位投清的官吏，他对子龙的压迫比那位张知府更强了，但是子龙是不可能屈服的，他的生活已经是“春笋秋莼，晨钟夕梵”，他的希望只是作为一名出家人，在暮鼓晨钟之中消磨自己的岁月。当然，这是一种掩饰，赵福星不相信，张铫不相信，陈子龙也不相信。两个不同的民族，两种不同的文化正在拼死地搏斗，谁也不容许放松一步。子龙在为家为国的不同要求下，曾经感到极大的矛盾，他从南京的退出，一面固然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剧烈，一面也确实感到对于祖母的晚年，自己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现在高安人已经死了，他可以放手履行对于国家的责任。
弘光的大旗倒了，但是隆武帝接了他的大旗，左右还有老师黄道周，在子龙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不容不踊跃。当然，他这时是水月庵的一名僧人，可得考虑他的身份，但是作为僧人，主要只是免得向清人学样，脑后拖着一条不成样子的尾巴。何况僧人也是应当爱国的，在1937年，凶暴的敌人带着长枪大炮向中国进攻的时候，他们还带有毒气炮和燃烧弹，那时中国人不是全部起来抗战吗？一般人抗战，僧人们也抗战，他们的口号是“出家不出国”。这个口号，正是方密之、陈子龙这些人的口号。
子龙是在苏松一带活动的。要抗击南下的敌人，第一着必须唤起民众。这一着是在明末的抗清运动中的生命线。有这一着便有了成功的希望，没有这一着就必然要失败，要亡国，要沦为不挂奴隶牌的奴隶。在清兵南下的当中，扬州失败了，扬州人民被屠杀了十天，当时扬州没有唤起民众，因此失败了。嘉定的组织比扬州好得多，但是还没有充分地发动人民大众，黄淳耀、侯震旸组织了当地的地主绅士，但是没有激发人民大众的爱国热心，因此也失败了。我们只能读到《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这两部血腥的教材。当时发动得比较好的是江阴，以区区的县城，抗击了清政权的大军。当然，那时的沿江地区，也曾对于江阴提供了一定的支援，但是主要依靠的还是已经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所以能不能唤起民众，是17世纪40年代抗击外来政权的关键。
但是在这方面，子龙的工作是完全不够的。他的官并不大，作为地主，在明末时代的苏、松一带，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地主。可能他读的书太多了，而所读的书又没有一本提到唤起民众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子龙是一位多方面都有成就的作家。他在隆武二三年间有《唐多令·寒食》《二郎神·清明感旧》两首词，录于此。
唐多令
寒食时闻先朝陵寝有不忍言者
碧草带芳林，寒塘涨水深，五更风雨断遥岑。雨下飞花花上泪，吹不去，两难禁。双缕绣盘金，平沙油壁侵。宫人斜外柳阴阴，回首西陵松柏路，肠断也，结同心。
二郎神
清明感旧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酞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你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搴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
这两首词大致是隆武年间的作品，有人说是三年的，但是也可能是二年的，因为在这一段时期，他往来于松江、杭州之间，所以他提到绣岭宫前，汉家陵墓，隐隐透出南宋亡国以后《冬青树引》的故事。
在他的诗歌里，我们也看到他的悲哀：
避地示胜时六首
江潭愁鼓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借躯？乱离忘岁月，漂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
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遁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
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
局蹐三年内，萧条一概中。刺船排急难，赠策想雄风。北海孙宾石，东吴皋伯通。比来还寂寞，此义有谁同？
芦中谁可托，土室更难期。岁月归三叹，关河动五噫。马迁违大雅，箕子得明夷。礼乐终干橹，穷愁亦我师。
力穷支大厦，时异射高墉。未遇夷门老，还从石户农。朱弦悲匪兕，玄牝愧犹龙。泪尽人间世，天涯何处逢？
这六首诗大约是隆武二年的。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次年弘光元年，当年改元隆武至隆武二年，故称“局蹐三年”。隆武二年，子龙正在苏、松、杭、嘉一带漂泊，因此自比孙宾、梁鸿。他有报国的决心，但是没有得到侯嬴的策划，因此只能躬耕自给。他自叹身世的飘零，报国的无路，朱弦、玄牝二句指此。“泪尽人间世，天涯何处逢”，正是说同志的寥落，独居的悲哀。
他的那首《九日虎丘大风雨》可能也是隆武二年的作品，因为隆武元年九日，他在松江起义失败以后，往来嘉兴、杭州间，未必能至虎丘，隆武三年九月，他已经殉国，所以也不可能有此诗。
九日虎丘大风雨
吴阊门西风雨秋，泽鸨沙雁鸣河洲。黑云夜卷亭皋木，片片飞过鸳鸯楼。野夫吞声揽衣袂，惊雷掣电无时休。忆昔良辰日潇洒，青翰之舟赭白马。季伦宾客多英豪，谢家儿郎本妖冶。迎将西曲茱萸女，共醉东邻杨柳下。酒酣据地歌未央，繁英锦石金风凉。红树萧萧鸟归急，青天漠漠神飞扬。竭来朝市无遗迹，万事苍茫动魂魄。昔日金闺彦，半作泉台客。而我独何为，伤心对朝夕。曜灵流光不相照，霜飞鬼哭乌头白。君不见龙山置酒桓宣武，参佐风流映千古；又不见宋公秉钺真奇才，横槊赋诗戏马台。江左英雄安在哉，彭城南郡生蒿莱。呜呜觱篥坎坎鼓，□□啸风浑脱舞，黄昏骑马醉射生，有客相看泪如雨。
这是一首非常激昂的作品，但是这样的作品给予作者和读者的只是无限的悲哀。作者歌颂的英雄是桓温、刘裕这两位在汉民族和外来民族作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他们身上不是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些缺点还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违反人民公认的道德规范的，但是他们不朽的战绩，在民族对外战争中显示了伟大的意义。为什么要歌颂？陈子龙所处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英雄。子龙喊出了“江左英雄安在哉，彭城南郡生蒿莱”，这里正倾泻着他不尽的悲哀。
子龙这首歌词歌颂的是谁？是吴江人吴易。吴易，字日生，崇祯十六年进士。南京政权成立后，史可法督师扬州，题授职方主事，留扬州监军。弘光元年，吴易奉调征饷，未及还而扬州失守。吴易和举人孙兆奎等起义，屯兵长白荡，出没太湖、三泖间，和清政权南下的军队作战。同一时期，陈子龙在松江起义。子龙失败后，吴易继续坚持斗争，隆武帝授易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南诸军，封忠义伯。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授易兵部右侍郎，封长兴伯。吴易和鲁王的联系，子龙起了一定的作用。隆武二年五月，吴易在太湖中登坛誓师，子龙也参加了，可是印象却不够理想。誓师的地点在太湖中的一个孤洲，当地人称为盛氏书院。子龙后来和人谈起当时的情况，他说：“长兴伯是一世人豪，但是在作战中，轻视敌人；幕府都是些轻薄之士，部下也没有纪律，还得遭到又一次失败。”不久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吴易被获，在杭州的草桥门就义。“江左英雄安在哉，彭城南郡生蒿莱”，子龙怅念旧日的袍泽，真是不胜伤感。
最令他伤感的还是夏允彝，这是二十年来肝胆与共的挚友。由于松江起义的失败，允彝自杀了。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将来，自杀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自杀却结束了一生的任务。允彝虽然没有完成国家和民族对于自己的期待，却保证不再受到屈辱和污蔑。子龙由于祖母高安人的存在，他不能自杀，同时考虑到国家和民族的将来，他也不甘心自杀。自杀是一瞑不视了，但是他却坚持斗争。前面有不少的困难要克服，不少的痛苦要忍受，也有不少的艰危要挣扎。子龙考虑到自己的前途，他有多少的呕心沥血的言语要向平生至交允彝来倾吐。这是子龙《报夏考功书》的由来。允彝官至考功主事，故称夏考功。书中子龙首称：
……自足下长逝，遂已历期，每一念至，心焉如割，而不孝琐尾遁荒，寄命锋镝，复负大痛，茕茕垩庐，遥望家山，如在异域。既不能修朋友之服，哭寝门之下，若荀爽之于仲弓，巨卿之于元伯，又以文翰芜落，意志危惑，楚招秦赎，未遑缀染。自分旦夕溘死，握手泉路，无用修辞以饰冥漠，而卒卒视患，遂志无期。足下临殉，手疏见诀，不责以偕亡而有所敦勉，一载于兹，遘会阏阻，曾无毫发以获死所，窃恐良友必含愦于首阳之侧矣……
此下他又叙及允彝的为人。
足下孝友淳至，内行渊洁，性好人伦，有林宗藻鉴之奇而多士元长养之意。文章通博，吐言成论，而见童稚一言之合，贵干球璧；名高顾俊，一世龙门，而得末士一行之善，馨若椒兰。见人之贫则推解拯之，闻人之厄则匍匐救之。产同颜郭而宾客盈坐，如郑当时；介严偃室而抵掌是非，若杜周甫。其治民也，则有公绰之廉，宓贱之仁，巫马之勤，季路之断。崇教化，厚风俗，几于户封刑措焉。是以百里之内，仰以为神，四境之外，愿以为君。近世以来，沈潜高明，体周于素，斟酌不穷，如足下者盖亦鲜矣。倘得际明时，遇英辟，立鼎铉之间，处钧毗之任，必能赞巍巍之功，鸿缉熙之治，而运当百六，圣贤莫度，邦国殄瘁，良臣受难，天实为之，尚何言耶？
此下又叙及二人在位，时人指为复社领袖，所幸吏部尚书郑三俊推举允彝、子龙二人为天下贤能吏之首，这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不久以后，北京陷落，旧人群聚南京，建立南京政权。子龙说：
……曾不逾时，至尊罹鼎湖之痛，京邑有黍离之悲，丁此迍灾，已愿陨灭；随以旧都再建，东南有君，自谓晋宋之业可成，温陶之绩可继。足下累茧南齐，调护群帅，仆亦挥扇江浒，呼集艅艎。及仆应召趋朝，足下擢领藻镜，是时群贤汇升，志存光复，未几而虹蜿扬辉，僭神炀灶，莠言谗说，绎络交会。仆以直言，取憎时宰，亟赋《遂初》，得遂乌鸟；足下既坚卧不出，而负涂之辈，青蝇横飞，巧为谣诼，嗣复告密繁兴，大狱数起，几相锻炼。嗟乎，世事如此，亦孔亟矣，乃处累卵之危而愤睚眦之怨，忘门庭之寇而仇同室之人，不知此辈何恨于国，必欲空其善类而大命随之，卒之土崩鱼烂，栋折压焉，而夤缘卖国者，或再登华，独令数君与国共尽耳。易戒乱邦，诗称罔极，岂不信哉！
在这段中，子龙提出自己建议创办水师之时，允彝在常州一带的活动，以后二人分别参加兵科给事中和吏部考功司的工作，本来想为国家多尽一些责任，可是得罪了当时的权贵，二人都一事无成。不久以后，南京沦陷。子龙、允彝都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指出：
……北兵渡江，列郡茅靡，旧交故帅，受旨移书，逞其诡词，妄为招诱。仆为逋臣，莫能蹑迹，而足下则见其裨将，答书数百言，责以大义，矢以靡他。至各郡义兵起，同志之士纷纷建鼓，足下断其不可恃，次第得徐冢宰、徐詹事、侯纳言诸公死问，语仆曰：“事不可为，唯有守正不屈以从诸君子而已。”
此下又叙及在允彝决心投水自杀的时候，移书子龙，劝以为国家努力。他说：
……足下临殁，移书于仆，勉以弃家全身，庶几得一当。足下死不忘忠，款款之意，岂独为鄙人存亡计耶！今荏苒数月矣，上之不能伏欧刀，赴清流，速自引决，留皎皎之身以上先人丘垅；次之不能重胝跋涉，南走闽越，西奔滇蜀，痛哭于先帝之庭，以几幸宗庙之复血食，下之不能客游下邳，结纳沧海，持长挟短以怀纵横之计，而乃窜处菰芦之下，栖伏枋榆之间，往来缁羽，混迹屠沽，若全无肺腑者。仆即大不肖，然面目，如禽兽焉，而异日固有一死，其何以见足下？庶几足下知我心矣。
此下他说及所以不死之故，因为有祖母在。现在高安人已经去世，他自己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他说：
自慈亲见背，痛深罔极，槁窀粗毕，日思芒南奔，荷一殳之任，分身陨首，犹生之年，而逻络忽严，津梁顿绝。时无文范，会稽甲盾，复尔崩离，自此山河间隔，声问益渺。子胥乞食，田文鸣鸡，每怀古人，良用愧悼。至于平林、下江，无益先声，徒滋民怨，此仆所以束手而踌躇，仰天泣血而不能自止也。常思上负国家生成之恩，下负良友责望之旨，终夜不寐，当食辄叹，窃不自量，以为崩城陨霜，不绝于天，义徒逸民，不乏于世。夫赵有程婴、智有豫子，楚士一哭而《无衣》赋，韩臣弃家而素书出。何则？精诚之至，事有会合也。彼千乘之国，一家之臣，而尚有如此之士，岂天下万里，养士三百年，遗民数百万而遂无一人乎？以彼所为，概可睹矣。仆虽驽弱，安敢宁处？三冬之际，苟完茔域，将鹑衣跣足，自托汗漫，齐鲁文学之儒，燕赵奇节之士，荆楚感激之徒，庶几得一人焉！倘天下滔滔，民望已绝，便当凿坯待期，归死丘墓。足下其肯营一室于夜台之侧以俟我乎？足下生为万夫之望，没为千古之人，绂策加荣，琬琰不朽，且胤子负荷，既擅龙凤之文，复坚戴履之志，伟元可期，王非远，死而有知，岂有遗恨。至如仆者，触藩脱辐，百行无基，既失如兰，谁与启迪。数夕之间，必相见梦，或欢笑如平时，或忧戚若急难，卒未正告以后事，开发以径途。岂人鬼殊途，事理蒙昧，已不可问耶？抑仆志懈行污，永见弃于节士耶？悲夫痛矣。古人有云：“死者复生，可以无悔。”又云：“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仆敢不勉旃以羞死友。足下聪明忠毅，九垓之内，谁不昭著？仆微志未能上达，其所以重费卮言，再渎神灵之前者，既以自誓，又瞻我友，冀不忘生平，默牖其衷也。百年奄忽，相见匪遥，陨涕陈词，烦冤何已。
隆武二年的秋后，南明政权的前途是黯然无色的。黄道周死了，江南起义的武装力量失败了。郑芝龙挟制朝廷，一边竭力搜索，一边却和清政权勾结，他的军队为数不过五六万，抵抗清军虽不足，挟制朝廷则有余。他在南明政权内部努力做出破坏南明政权的工作。福建以外，江西有杨廷麟的军队，湖南有何腾蛟、堵胤锡的军队，他们是两支武装力量，但是和南下的清军作战是不够的。这一切消息，陈子龙不一定很清楚，即使他知道了，当时的通道都被清军扼守，因此子龙只能在苏、松范围内，隐姓埋名，无论死友夏允彝对他寄以怎样的期待，子龙实际上是无所作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能够发动群众。明代的统治者脱离了人民，他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在他们和人民脱了节以后，他们凭什么发动人民呢？《嘉定屠城记》写到“时当事者与诸孝廉青衿悉仗剑立雨中，见守城者将散，大惊，分投劝勉，然不能禁矣”。这里的官、绅、举人、秀才挂着刀剑要老百姓守城，可是经过一场大雨，老百姓走散了，举人秀才毫无办法，嘉定终于失守。官、绅、举人、秀才是一个阶级，老百姓是另一个阶级，在老百姓走散以后，官、绅们是没有办法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无论夏允彝怎样属望，陈子龙怎样努力，要阻止清政权的南下，是不可能的。长兴伯吴易是一名抗清的豪杰，但是他所发动的只是太湖区域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可以一哄而起，也可以一哄而散。吴易的失败是陈子龙估计到的，也亲眼见到的。松江的起义已经失败了，他不甘心失败，正在筹划第二次的起义。
但是从整个国家的形势看，这里正在兴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转变。明朝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的大失败。从万历十年以后，神宗就是用一切办法剥削人民，宰割人民，终于造成了民穷财尽、智敝力竭的形势。接下是光宗、熹宗这两位昏庸的皇帝，以后是思宗。思宗十七岁做了皇帝，在现代的学制推行中，十七岁只是一名初级中学毕业生，他懂得了什么？人民对于这样的青年也不会提出什么要求。可是当时要思宗做的是担负起这个庞大帝国的命运，对于十七岁的青年，这样的要求合适吗？东北是建州军队的不断入侵，西北是陕西广大的饥寒交迫的人民。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待到李自成破了北京以后，思宗的政权解体了。思宗自杀，李自成也没有能保卫北京，东北的清政权入关了。这个时候，东北还处在半奴隶、半封建社会，他们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凭着长枪大刀开路，闯进了山海关。他们的意识强加在中原人民的头上。经过两年的战争，这种半奴隶半封建的制度推进到长江流域，钱塘江、赣江、湘江流域都接触到了北来的血腥。单凭李自成死后的余部或明王朝的残余封建势力要打败这个清政权是没有把握的。倘若能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也许可以试一试，但是在南明王朝的朝廷里，是没有谁敢于提出这个把逼死思宗的李自成故部和封建王朝的后期执政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抵抗清政权的集体。
这是一个迫切的要求，但是无论是南京的弘光帝，或是福州的隆武帝，都不能想象这样的结合。最后还是由于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把这一点提出了，可是在历史记载里，还是遮遮掩掩地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记载。
据官方的记载是：
李自成死，众推其兄子锦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骤至澧州。拥兵三十万，言乞降，远近大震。胤锡议抚之，腾蛟亦驰檄至。乃躬入其营，开诚慰谕，称诏赐高氏命服，锦、一功蟒玉金银器，犒其军皆踊跃拜谢……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然赤心书疏犹称自成先帝，称高氏太后云。
从这段记载里，我们看到无论当时福州朝廷如何地宣扬，但是从李锦和高夫人看来，这一次的结合，只是阶级的结合而不是史家所称的“乞降”。可是无论怎样，这两支反对清政权的武装，重新合作了，对于清政权不能不构成巨大的威胁。
是不是隆武二年的局势已经不能支撑呢？很可能是如此。赣南是有一支部队，但是在杨廷麟、万元吉这些书生的领导下，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湖南也有一支部队，在何腾蛟、堵胤锡、章旷这些书生的领导下，即使得到李锦、高必正这些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给予必要的支援，也不能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章旷，他和子龙同乡，也是松江人，他任沔阳州知州，因为抗清有功，后来升到湖北巡抚，当然这只是空名，在后来的战争中，他没有跨出洞庭湖一步，可是他对于清政权的入侵是坚持反对到底的，最后在湖南的战争中咯血而死。
由于李锦、高必正的合作，抗清的气势大大地升高了一步。隆武帝久已准备出仙霞关北伐了，但是由于郑芝龙的牵掣，始终没有实现，现在他正准备由延平北伐。隆武二年八月听到仙霞失守的消息，隆武帝决定前往江西，由延平出奔。二十七日至汀州，二十八日隆武帝和曾后遇害。
对于侵略者的斗争，就从此熄灭了吗？不会的。一切爱国、爱民族、爱自己的文化的斗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斗争是以这个形式或那个形式而出现，但是斗争永远是斗争。唯有不甘心于失败、不屈服于失败，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出现，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人们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且永远是胜利者。
隆武帝失败了，他的弟弟唐王聿在广州称监国，十一月大学士苏观生、何吾驺劝进，是月称帝，改元绍武。十二月十五日清兵至，绍武帝被获。这是一位短命的皇帝，但是他的气度是壮烈的。在他被获以后，有人给他送食，绍武帝拒绝了，他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最后他自杀。
在这月十八日，桂王由榔称帝，改元永历。永历帝是一位平凡的人，但是他在西南支撑了十六年，直到康熙元年，他在出居缅甸时，被人出卖，送回云南，为吴三桂所杀，明亡。
弘光帝出奔为清人所获以后，隆武帝称帝以前，鲁王以海在绍兴称监国。因此明代末期曾经出现过隆武帝在福州、鲁监国在绍兴两个政治中心的局面。隆武帝被杀、永历帝在西南时，闽、越一带，鲁监国一度拥有号召的名义，不过这只是空名，当时的实力在郑成功手里，成功是接受永历号召的。
在隆武帝和鲁监国并存的时候，双方都授子龙官职。隆武帝授的是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鲁监国给的是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当然，这都是虚衔，没有职权，更谈不上官禄。子龙没有拒绝，实际上也无从接受，一切都在混乱的当中，但是子龙报国的热忱是始终不变的。在黄道周未死以前，他和闽中的关系较深；在道周生前和道周死后，子龙由于曾任绍兴推官的关系，和鲁监国的左右，也始终没有脱离联系。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争取明朝的复兴。
松江府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在弘光帝失败以后，这里的重要性显著地提高了。清朝的江南巡抚土国宝的重兵驻在苏州，同时江南提督吴胜兆却驻在松江。这时由于鲁监国部下黄斌卿等在舟山，隆武帝的旧部郑成功在福建。这两部都是水师，势必要从长江入口，袭取南京，作为复兴的根据地。松江正是监视杭州湾和长江口的关键地区，因此吴胜兆的重要性突然地提高了，而由于他的地位，他和土国宝的矛盾也在不断地暴露。
在起义失败以后，陈子龙遁迹空门，踪迹不入城市，他自以为从此不问时事了，但是这是一种欺骗，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欺骗。在欺骗自己的时候，这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一次起义失败以后，必然要有第二次的起义。子龙的起义，和同时的若干地主阶级分子或知识分子的起义一样，必然要遭遇到第二次的乃至无数次的失败。为什么？这是由于他们不能依靠人民。由于明代的政治的腐化，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即使抱有某些幻想，但由于曾经受过统治阶级的不断的打击和镇压，他们久已绝望了，他们会认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总是要压迫甚至屠戮的。东山的老虎要吃人，西山的老虎也要吃人，那么为了维护东山老虎的统治，豁出性命来和西山老虎斗争，实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明代末年多次起义的失败，原因多在于此。
那么在强敌入侵，进行统治的时候，在作战中，依靠谁的力量呢？陈子龙是依靠吴胜兆，也可以说是吴胜兆是依靠陈子龙。类似这样的事不但是一次，而且是多次。人是从失败的经验中吸收教训而后取得胜利的，但是更经常的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接受血淋淋的教训，终于在最后的斗争中以头颅偿还这次的失败。这是血的教训，然而血的教训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
为什么陈子龙和同子龙一个类型的人物愚到这样呢？这不是由于他们的愚昧而是由于基层的人民大众受到无数次的残酷的教训，不再信任他们的领导而终于袖手旁观，坐待国家的崩溃。为什么人民会这样死心塌地呢？他们认识到，无论他们怎样地为国家卖命，而他们的领导者即使在依赖他们而得以勉强生存以后，会提起血淋淋的屠刀毫不顾惜地进而屠戮群众。在读到明末的记载，和其他多次朝代末年的记载，我们会得到这样的认识。历史是无情的。在一个朝代的末年，历史会提出残酷的记载给我们以教育。
看到群众不会继续上当受骗，那么当时小地主阶级家庭出身或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要抗拒外来的侵略者在作战中依靠谁呢？他们依靠投奔建州侵略者的松江吴胜兆，后来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和广东的李成栋，结果是同归于尽。建州侵略者没有放过陈子龙和万元吉。
从这些事实看，我们不能不嗟叹陈子龙、万元吉的愚忠，但是也不能不同情他们的那种为民族而奋战的忠诚和壮烈。
吴胜兆是投靠建州侵略者的汉奸，他靠屠戮自己的同胞起家，终于获得江南提督的地位，驻兵松江，为建州侵略者作一条防卫杭州湾和长江口的警犬，可是也正因此引起驻扎苏州另一条警犬汉奸土国宝的不满。吴易起义失败以后，他的部下多投奔吴胜兆，胜兆的兵力扩大了，更引起国宝的嫉妒，可是胜兆并不注意。在部队扩编之时，来了一位戴之俊，这是一位有民族意识的干将，之俊结交胜兆的幕僚吴芸、吴著兄弟，他们正在互相结纳、准备起义时，土国宝这条警犬是灵敏的，他一边上奏，一边又报告大汉奸洪承畴。承畴奏称胜兆滥受降卒。在这个群疑交集的当中，郑成功、黄斌卿的水军正在纵横海上的时候，胜兆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和之俊、吴芸、吴著兄弟谈到，他们都赞同胜兆的策略，主张伺机起义。
隆武元年的秋天，吴易在太湖起义的时候，之俊和子龙就认识。及至之俊投降胜兆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断了。现在通过子龙的朋友，重行取得联系。他请和子龙见面，可是子龙不答。他再去一封信，说明当日太湖之役，自己并没有忘怀，目的在于取得重行作战的机会。子龙给他答复，关系恢复了。
这时舟山的主将是黄斌卿，在崇祯十五六年间，他只是参将，由于子龙的推荐，累致大将，封威虏侯，屡由海船和子龙联系，历称恢复之意，可是没有进兵，一切都托之空言。偏偏戴之儒认为是事实。因此他乘了小船，来见子龙。
“海外的事情是靠不住的，”子龙说，“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还得请老先生考虑考虑，不能把事情看死了。”之俊说。
“那也好，海船是经常往来的，”子龙又说，“请酌量办吧。我不会拦阻你们的。”
黄斌卿是联系好了，约定在四月十六夜由舟山开船直达松江海港。可是十三四日北风大作，眼见得兵船是无法到达了。海防同知杨之易、推官方重朗立即向总督洪承畴告密。承畴把告密信发给吴胜兆。十五日子夜，胜兆用令箭促之易、重朗来见。一面以后，随即把两人杀了。他认定过了这一夜，舟山的海船一到，随即发动兵变。五更以后，天色渐渐发白，可是黄斌卿的海船始终没有到。副将詹天祥、都司高永义，还有中军张世勋原来是在高台瞭望的，在他们确知舟山水师不能前来的时候，他们发动一次兵变中的兵变，把吴胜兆捆起来，用令箭把胜兆的亲信全部招来，随即杀死，戴之俊也被杀，同时把胜兆解往苏州。
洪承畴看到吴胜兆以后，通过严刑拷打，认定这一次未成的兵变，出于陈子龙的密谋。南京清军大帅巴山、操江都御史陈锦、巡抚土国宝都到松江，兵船屯在古浦塘。他们的目标是陈子龙。他们认定江南抗清的主谋，出自子龙，在子龙捕获以后，可以把江南的抗清志士一网打尽。
陈子龙和夏允彝的哥哥夏之旭带同一个童子，逃到嘉定侯岐曾家，侯岐曾正在踌躇的当中，仆人刘驯请求引导子龙出逃。子龙改姓名为李大樽，住刘驯家数日，侯岐曾吩咐顾天逵，导子龙至苏州，再行设法入浙江。这时道路戒严，舟航俱绝。巴山等大索子龙不得，可是逮到同行的童子。他们知道了子龙的行踪，派大队五百人前往，捕获刘驯，刘驯正在设法转移目标，可是子龙在堂中端坐，坦然就捕。
子龙就捕以后，进行严讯。子龙坐在地上。
操江都御史陈锦第一个发问。他对子龙说：“你为什么造反？”
“错了，”子龙说，“我没有兵，怎样造反？”
“你接受鲁王的命令，身为七省总督，那还不是造反吗？”
子龙“哈哈”一笑，他说：“错了，本朝只有七省总漕，没有七省总督。监国的圣旨，要我总督义师，我因祖母死了，有三年之丧，因此没有出兵。”
“你是七省总督，人人皆知，”陈锦说，“干什么要狡辩？”
子龙说：“七省总督要杀，义师总督不应当杀吗？说清楚不算是辩护。”
陈锦又问：“你干什么不剃发？”
子龙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
这一次答复引起了哄堂的大笑。当时的法庭中，无论堂上和堂下，都已忘却了留发是明代的制度，剃发是建州的风俗，不剃发就是不屈服的意义。
法庭中还在不断地讯问，陈子龙也在坚决地抗议，可是他越说越夹杂着松江方言，法庭上的三位问官无论是建州的侵略者或是投降敌人的汉奸，都不能理解，最后把子龙捆起来，放进船舱，准备把他解往南京。
仲夏的流水，在大小汉奸的簇拥下，正在把这位少年名士、中年志士、晚年斗士的陈子龙解往南京，再由特大汉奸洪承畴审问。子龙乘守卒不备，挣脱了绳索，跃入水中。
“来人呀，陈子龙逃了。”船上的兵士喊着。
大小汉奸高声大喊，不少人跃入水中，经过很久，在他们找到子龙的时候，他早已一瞑不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才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船首虎头牌上。安息吧，一代的文人，千秋的志士，他的盛名大节永远是中国人的典范，永远为爱国的人们所怀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三章引松江人曹千里《说梦》云：
鼎革之际，惟（吴）绳如（嘉胤）、（夏）瑗公（允彝）从容就义，言之齿颊俱香。即卧子一死，直是迫于计穷，不得与吴、夏比烈也。
曹千里说错了，陈寅恪也引错了。在国家垂亡的时候，倘使人人引绳投水，从容就义，那时全国成为一片废墟，齿颊俱尽，要香也从何香起？子龙在未死之前，千方百计，争取国家的存在，及至计穷途绝，奋身自杀，这才是真正的志士，真正的爱国者。嘉胤姑不论，允彝垂死的时候推重陈子龙，认为子龙必能继续斗争，远胜自己。我们对于允彝的期许，是不能忽视的。“迫于计穷”，一点也不值得惊诧。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死亡。陈子龙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