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　1750年3月20日　第1期

开场白：作者的荣耀与责任

为什么要在这战败的地方细说，

为什么我要挥舞的武器经常无用，

如果时间许可，终会得到正义，

这篇文章也能给人们带来某些满足。

——尤维纳利斯

凡是遇到新场合，每个欲涉世交流的人，无不感到开场白的困难。即使在各种语言里，早有致辞的范式和规则，开场白依然不容易。面对如此多的样式，人们又事先并无偏爱，要强迫自己从中做一判断，这个选择过程自是充满困惑和厌倦。若能建立一些简易的介绍方式，开场白就会变得方便，即便缺少新奇的诱惑，也能确保享受遵循规范的益处。

作者在公众面前亮相时，大都希望古人早已为自己准备好一套致辞的模式，使自己似可免于渴望被人喜欢时必会出现的尴尬。同时，也免去使用一些徒劳的权宜之计，比如，用道歉的方式来减轻公众对自己的指责，或用鲁莽的方式来唤起他们的关注。

史诗作者们发现，诗歌的开场白颇能为他们的创作增添色彩。因此，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用荷马，以其史诗中的重要句子作为诗歌的开场白。而读者只需了解诗题，便知道这些诗歌以何种方式开始。

迄今为止，这类庄重的“引述”方式，在那些英雄史诗中尤为突出。它不仅从未合理地扩大到其他文学形式中，而且还被认为是一种世袭的特权。只有那些声称具有荷马天才的人，才有资格享有。

在贺拉斯1 看来，这种被不公正地使用的特权，其规则也可以为那些不太出名的作者直接借用。可所有人都应适当地记住，不应祈求别人对自己过高期望，因为他们要达到这个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并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观看冒起的烟渐渐燃烧成火团，要比看火焰化成灰烬更令人愉快。

这个适用“概念”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它不但反映出人们对贺拉斯这个权威的尊重，而且也与一般世俗的观念相吻合。然而，总有一些人认为，向他人宣传自己的成就并不背离谦虚的美德。凭着这种无可争辩的成就，他们想象自己应能豁免一般的规则，从普通生活的限制中抬高自己。也许，他们相信，如修昔底德2 那样，他们能给人类“留下永恒的遗产”。这也给他们向世人张扬自己的成就时，增加了特殊理由。

确实，在某种场合下，人们略微表示谦虚并不比过分炫耀自己而遭受攻击的危险少。然而，蛊惑人心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度，使人们把它们看作不可抵抗的力量而经常屈服其下。可是，那些明显表现出自卑的人，是不能期待人们对他表现出适当的信赖的。

普鲁塔克3 列举了人能够炫耀自己而不会遭到正义谴责的各种场合。可是，他忽视了写作者“初闯人世”这一场合。从他的总原则上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一个人在此情形下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夸耀自己的。除非自己亲口说出来，否则他的成就将不被人知道，例如那些身处陌生群体中的人，几无机会去表明自己的优秀。可是，一个作家面临的处境，与此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当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接受“审判”时，他有必要向“法官”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是，人们应该想到，除非“法官”有意偏向他，否则没有“公众”会被劝说去听他的辩护理由。

一个作家炫耀自己的情形，可比作一个处于热恋中的人，心里充满某种炽热的激情。情场上有这样的箴言：“爱要耐心含蓄，婚事才容易成全。”那些急于表白自己爱情的人，反而给自己的愿望设下了障碍，而那些从失恋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人，则竭力掩饰自己的热情，耐心等待，直到他们的情人愉快地流露真情。同样的方式如果对作家也适用的话，那它会使作者免受时代的许多苛责和反复无常的批评。如果一个作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逐渐被公众喜爱，他自诩的文学荣誉又确实没有遭到人们的反对，那么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很有希望的作家。尽管他从不会得到过多的赞扬，可一旦不幸失败，也能逃避世人的蔑视。

世人假设，每个作家都能写出令人赞誉的经典作品，就好像有些女孩子相信，每个表现出绅士风度的男子都打算向自己求爱。可是，作者这些求知的努力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引起无穷无尽的指责，而当他的真诚战胜不公正的批评和过高的期待之后，他又会被许多人不加怀疑地一味赞扬吹捧。把自己置于这种冒险境地的人，他的技巧会根据恐惧与野心的比例而增大。尤其是，渴望美好和恐惧邪恶是人类思想的两大动机。他们一旦被渴望美好和恐惧邪恶的动机刺激后，就会更加明显地放纵自己。一方面因诱惑而孜孜追求，一方面因恐惧而害怕拒之。有些人会尽力通过行贿“法官”，找这些显然并不受他们尊重的人来赞美自己；有些人靠坦白自己并不真心承认的弱点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其他人则靠敞开思想和表现出宽宏大量，或者大胆地宣布自己应得的成就，或者公开地挑战他人的地位和荣耀，来取得世人瞩目。上述这些行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为日报写作的作者将卖弄和傲慢作为自己惯常的借口。要判断他们的这种表现，人们可以说，他们所缺少的谨慎因他们的真诚得到弥补。如果他们的夸张炫耀欺骗了任何读报人，他们至少可以辩解，他们只不过占用了读者的一点时间罢了。

战斗打响，在关键的时刻，

战争在死亡或者胜利的征服中结束了。

——贺拉斯

关于日报的价值问题，很快就能做出判断，因为我们无须费时地浏览大半张报纸，就能确认作者是否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我打算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六发表简短的文章，写这些文章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尽力使我们的同胞得到愉悦，我希望这不会使那些我并不想去取悦的人感到厌倦。如果我的文章达不到华丽的程度，至少请因其简洁而原谅它们。但至于我期望的究竟是请人原谅还是让人赞美，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细究，因为在准确权衡了我是出于屈服还是谦虚才去写作之后，我认为它们有着几乎一样的分量。以至于我急于尝试的这个第一次的写作任务，不会让我承受任何长时间的失去平衡的痛苦。

确实，无论作者是自信还是胆怯，这种特有的发表方式都有许多便利，可能使作者自命不凡。一个有广博知识或丰富想象力的人，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已经可以确保他会得到世界的赞扬。若他愿意利用这个能表现自己能力的发表作品的方式，这很快就会给他带来机会，使他听到赞美的声音。一想到正在写的东西将会在多少地方被人看到，第二天将被多少人痴迷地阅读，他有了更多写作的快乐。他想到这些，常会使自己感到欣慰：那些写大部头作品的作者，在写作中必定会顾虑重重，以免在完成写作任务之前，自己的想法就被公众关注的焦点改变；可是，那些写小文章的作者，无论出现什么舆论，都应适应各种变化，顺从国人的趣味，把握流行的气氛，跟上时髦的风潮。

在这种设想下，也许每篇有缺陷的简短文章都是一种强有力的鼓励，因为它有可能减少作者谨慎小心的疑虑和战战兢兢的恐惧。如果作者在一个宏大的主题中，感到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不足，或者担心对一个复杂体系把握不够，他还是有希望在没有困惑的情况下修改好这几页纸的文章。如果作者在自己记忆之库反复查找，发现自己收集的资料太少，难以写成鸿篇巨制，他也完全有能力去写好一篇短文章。如果作者担心自己把太多时间花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事件上，他可以劝慰自己，几天之后，便可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天分了解清楚。如果作者认为自己的判断足以给人启示，他会注意每份报纸中的评论，进而修正自己的观点。如果作者事先多少知道自己被疑难问题所阻碍，他就能停止写它而无须承认自己的无知，再写一个风险较低的题目，或者写自己更容易驾驭的题材。如果作者用尽了所有的努力和所有的技艺，发现自己写出的作品不能也不值得得到人们的赞扬，他就应尽快放下自己的写作计划，免得伤害他人或自己，让自己退而去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多愉悦的娱乐活动，或者转而进行更有前景的研究。

1 贺拉斯（horace），古罗马诗人。

2 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腊史学家。

3 普鲁塔克（plutarch），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

漫步者　1750年3月24日　第2期

未来理想与现实

狩猎者急躁不安，气喘吁吁，

费力地前行，似乎征服了辽阔的平原；

在他的行程之前，显然有人穿过了小山、丘谷、洪水，

而这些千里足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斯塔提乌斯1

人类的思考，从不满足于直接出现在眼前的事物。因此，人们总要与现状保持一定的距离，让自己迷失在对未来的幻想中，以至于人们为了那也许永远也得不到的理想，忘记在自己现有的能力下，适当地享受眼前的时光。这是一个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由于这是个可以轻松嘲笑同时又可以严肃雄辩的问题，它必会受到所有幽默俏皮话的奚落和所有修辞陈述的夸大。关于它的每个显得非常荒谬的例子，人们都认真地加以收集，给予蔑视的绰号，并使用所有比喻和形象来驳斥它。

谴责自然使人得到满足，因为谴责总是暗含着某种优越感：人们通常以想象来愉悦自己，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有更深刻的了解或更广泛的调查，能发现一般观察所忽视的错误和愚昧。对作者而言，在这种一般题目上发泄快乐，本身就有很大的诱惑力，因此，他不会轻易地放过。因为借助一般的情绪，也能确保作者不必费力而扬名，无须争辩而获胜。嘲笑一个人愚昧，说他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为了未来的快乐而拒绝接受现在的安逸，不去享受生活的赐福，却在准备欣赏时，忙碌地让生活悄然流逝，这并不难。举例说明人类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让死亡把人们的梦想惊醒，告诫世人珍惜安静而稍纵即逝的时间，这些理由都为作者提供了令其欣喜的获胜机遇。因此，我们也许能做出判断：作者更愿意去传达而不是去检验一个如此便利有益的生活原则；作者愿意去追求一个如此平稳和顺畅的生活轨迹，而不去专门考虑它是否能带来真实。

“寻找未来”这一思考特性，看来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状态，因为人类的行为是渐进的，人们的生活是逐步发展的。由于人类的能力有限，他们必须用各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事先便考虑他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要从最原始的生存状态上继续向前，人类便要不断地调整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因此，必须总是先去发现新的行为动机，新的恐惧、兴奋和新的欲望、诱惑。

因此，人们一旦实现目前需要努力争取的目标，就会发现那只是实现更远目标的一种途径。人类思想的自然发展过程，不是从一种满足到另一种满足，而是从一个希望到另一个希望。

一个人走到一定的阶段，总会经常回头看自己所努力达到的地方。他经历过辛苦劳作，总要想用他所能得到的回报来安慰自己。譬如农业生产，它是最简单和最必需的工作。尽管害虫会影响大丰收，洪水会冲走果实，死亡或灾难会妨碍收获，可是，若不是期望大丰收，没人要下地耕种。

确实，一些格言只有在其符合真实和顺应自然后，才能受到广泛的接受和长期的流传。可是，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反对人们太关切于美好的未来的警告并不是毫无用处，尽管它被过于轻浮地表达，或者被几乎不加区别地过分强调。因为这类事情确实经常发生: 由于沉溺在过早成功的喜悦中，人们忘了用必要的措施去确保成功的实现，结果让想象承受痛苦，破坏了某些可能变好的成果，等到获得成功的时间已经悄然逝去后，才幡然醒悟。通常，人们渴望的热情，要在对与错的相互压力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人们期待的焦虑，可以用对上帝不信任的理由，来对它做出公正的指责。这些问题对我目前的讨论来说都过于严肃了。

事实上，如果人们没有夸大自己优秀的能力，用这些能力劝慰自己，那么，人们就很难有进行伟大工作或从事探险的进取心。堂吉诃德骑士给他的同伴们严肃地讲述冒险的经历。在这个冒险中，他夸耀自己的伟绩，说他应该被传召去支持帝国，接受被他保护起来的国王的女继承人的求婚，还说他到处都享有名誉和财富，并给他忠诚的侍卫一个小岛。在他们欢乐或怜悯的故事中，很少有读者会否认，尽管期待的事件也许不全是那样奇特，或在形式上同样有缺陷，他们也已经接受了如他一样的看法。当我们怜悯他时，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失望；当我们嘲笑他时，我们内心明白，除了他告诉我们已想到的事外，他并不比我们更荒唐可笑。

一个人的理解力、一个人自然的性情，不论对创造每个伟大的事件或优秀的成果有多么必要，确实很容易被奢侈而放纵的欲望所损害。就好比一些植物，由于过多地接触阳光而被晒死，尽管太阳给植物世界以生命和美丽。

也许那些渴望以写作成名的人，比起任何其他阶层的人，更需要谨慎地反对这类“幸福的期待”。一个有丰富幻想的人，一旦找到发展他思想的机会，就会直接涉足出版物，让自己走向世界。尽管只有很少一些奉承的鼓励，他也要把自己推向未来的时代，预言自己将来会得到荣耀。当嫉妒不存在、帮派被遗忘后，那些现在受偏见影响而不能扬名的人，将会让位于其他如他自己一样短暂存在的无名小人。

那些一直求助于将来对自己做出判断的人，不太可能医治自己愚昧的疾病。但是，他们应尽一切可能去防止疾病发生。这类疾病一旦达到严重的程度，无论何人自诩有唤醒心灵的疗法，有宣泄恶毒或缓解热情的镇静剂，也许在哲学的花园里，根本就找不到治疗它们的药方。

所以，虽然我只是轻微地触动作家的病症，我也应同时尽力增强自己抵抗感染的免疫力。不管存在多少有些渺茫的希望，我都应把保护剂的功效2 传给其他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也同样有受到这类疾病感染的危险。

你热衷于求得名望吗？智慧有强大的魔力，

可如果重读三次，它的力量自会消失。

——贺拉斯

爱比克泰德3 有个很明智的忠告：一个人应让自己习惯于想到最惊人和最恐怖的事件。借助于这样的反思，他能使自己具有免疫力，既不会因为看到好事而过分想入非非，又不会因碰到真正的不幸而感到十分沮丧失望。

世上没有比对一个作家的忽视更令人害怕的事了。责备、憎恨和反对，比起忽视还是令人愉快的。然而，每个敢于写作的人，都有理由害怕这个最糟糕、最无情的命运。

往前走吧，做出你和谐的思考。

——贺拉斯

一个刚进入文学领域的人，因怀疑自己的能力而认为自己会被人们忽视，这是很正常的。可这个疑虑的本能，既不能使他增加知识，也不能让他具有规范其他人类行为的无可争辩的权威。尽管世界注定笼罩着无知的云雾，他却必定不能驱散云层，也不能闪耀出一束最灿烂的生命之光。正是因为这种疑虑，图书馆里每类编目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作者会发现，那些书堆里作者的名字，尽管现在已被人遗忘，可他们从前并不比自己缺少进取精神或自信心，他们同样为自己的作品被出版而高兴，同样受自己的赞助人关心，同样被朋友们赞扬。

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一个有优秀写作能力的作者，他的才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便消失了。他被各种繁杂事务困扰，只能常常在混乱中生活度日。可是，一旦因写作成名，他会尽力寻求各种各样的奖励来愉悦自己。或者，他沉浸在写作中，没有时间参加智力性的社交活动。或者，他被那些受热情驱使或因偏见形成的判断吸引，但这些判断却几乎排除了对任何新创作的认可。他知道，有些人过于懒惰，不读任何没有名气的书。其他人太妒忌，不愿意宣传别人的名声，因为这些日益增加的名望，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那些新出现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反对，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被人教导。那些已出名的作品之所以遭到拒绝，是因为它们不再被人尊重。这些都表明，“人们经常需要的是提醒而不是教诲”。有学问的人，担心过早发表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无知愚昧的人，在拒绝获得精神满足时，也总是想象能给出一些证明自己敏锐的看法。那些通过所有障碍，走自己的道路获得名望的人，应该承认，除了他自己的勤奋、好学和聪明外，他也应感激其他的因素。

1 斯塔提乌斯（statius），古罗马诗人。

2 功效（virtue），有美德之意。

3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前1世纪时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漫步者　1750年3月31日　第4期

新现实小说

利益和愉快能融合为一体。

——贺拉斯

小说似乎是现代人特别喜欢的一种体裁，因为它展示了生活的真实状态，反映了世界每天偶然发生事件的多样性，表现了人类交往中真实可见的热情和品质及其影响力。

把这类写作称为浪漫喜剧并非不恰当，因为它虽依据喜剧诗的写作原则，采取极容易把握的方式，描写自然的事件，让人保持好奇，却无须借助于奇异的幻想。然而，这类小说还是与浪漫喜剧有别，排除其浪漫英雄的权宜之计和技巧手法，既不用巨人把新娘从婚礼仪式中抢走的果敢行动，也不用骑士把被劫的美人再抢回来的勇猛举止；既不让人物在沙漠中迷失路途，也不让角色局限在幻想城堡里自由生活。

我记得斯卡利格1 对潘同勒2 的作品有这样的评论：潘同勒的所有作品都采用了相似的形象，如果你把他作品中的百合花和玫瑰扔掉，把好色之徒和森林女神拿走，剩下的就再也不能叫诗了。同样的方式，如果你把隐士和森林、搏斗和翻船情节拿掉，近代所有旧式小说几乎都会消失殆尽。

为什么这类荒诞不经的幻想形象，在一个有修养和有文化的时代，能流传这么长时间，这不容易解释清楚，可是，这也不奇怪，因为只要读者有需求，作者就愿意继续写下去。当一个人因写作实践获得某些流利的语言技巧后，他关起门来不再关心别的，让自己的创作漫无边际，让头脑充满幻想的热情，于是，一本本书，不惧怕批评，不努力研究，不了解自然，不熟悉生活，便制造出来了。

我们现在的作家则有不同的任务，不但需要他把难以从个人孤独奋斗中获得的经验和从书本中能够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还要求他必须具有普遍的常识，能准确地观察活生生的世界。如贺拉斯所说，他们的创作“越缺少自我的任性，就会碰到越多的困难”。他们描写的是人人都知道的事物本原，人们能够从确切的同类中，发现其任何细微的偏差。其他写作，若不是学者恶意中伤，一般不会受到什么特别关注。然而，对普通读者来说，看这类写作，是不能让他们满意的。他们挑剔问题，如阿佩利斯3 画维纳斯时，一个鞋匠在路上碰巧见到后，批评他把拖鞋画错了。

小说作者一般担心能否把人类生存方式如实地复制下来。可是，这种担心并不应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来考虑，因为作者在其未创作之前就有这种忧虑。这些新小说主要是为年轻人、无知者和懒惰者写的，对他们起到品行教育和引导生活的作用。之所以要教导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欢乐的头脑里没有思想，很容易迷信自己的印象；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原则，很容易顺从流行的风气；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其后果是很容易接受每个虚伪的劝告和带有偏见的叙述。

要给予年轻人最崇高的尊重，不应让他们看和听任何不好的东西。从一位古代作家（尤维纳利斯）的作品中，可见其有尽力表现理智和美德的创作概念，尽管这绝不意味着他在思想纯洁方面表现出色。同样，就年轻人面对每件事而言，我们要求作家保持相同但程度上可有所不同的戒备，使年轻人避免接受不公平的偏见、不恰当的思想、不和谐的综合形象。

在过去的浪漫作品中，每个角色的情绪都与人们保持较远的距离，读者很少有让自己卷入角色、效仿人物的危险；作品所表现的美德和邪恶，都同样超出读者个人生活行为的范围。读者既喜欢英雄又欣赏叛徒，既爱好救助者又同情受害者。作品里这些另类人物，只受到他们自己行为动机的约束，他们的错误或优点都与读者个人无关。

可是，当冒险与世界其他事情有了直接的联系，并有许多人参与这个世界戏剧的演出角色时，年轻读者对这些写实的新小说，便全神贯注，希望通过观察角色的行为有效地约束自己的实践，为将来遇到同样的情景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人们熟悉的这类生活故事，比严肃的道德说教更为人所喜闻乐见，比公式和定义更能有效地传播美德或邪恶的知识。作者应特别注意，人物榜样有时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容易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有几乎无法用意志力去控制的效果。若在对写什么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应尽力表现那些最优秀的榜样。若要把这种榜样表现得很强烈，应注意他们不会产生误导性的影响和不确定的效果。

新小说在表现真实的生活方面，最大的优势是作者自由地选择现实题材，尽管不必特意创造，却能从大量的人群里精选值得注意的个体。就像一颗钻石，尽管它不能被造出来，却能被艺术加工，在它尚未被埋在乱石堆之前，便被摆放到展览中心发出它的光彩。

公正地说，艺术最伟大和最优秀之处在于模仿自然。可是，人们还是有必要区分哪部分自然是最值得模仿的。人们总是要求作者特别关注如何去表现生活，因为生活经常因情绪而改变它的色彩，或者因邪恶而改变它的形状。若世界只是被杂乱无章地表现出来，我既看不出读这些描写有什么用，也感觉不到直接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人生有什么不妥当，就像镜子能不加区别地照出所有的物象一样。

因此，以逼真的个性描写来判断人物，依据是不充分的，因为有许多人物并不值得描写；也不能以事件的叙述与观察和经验相一致来判断，因为这类所谓世界人生知识的观察，常让人变得机灵而非善良。新小说创作的目的，不仅要反映人类生存状况，而且要确保人们免受伤害，告诉人们避免落入陷阱的方法。这个陷阱，是“背信弃义者”为那些丧失了对优秀的追求的“无辜者”设置的，或者是为给这些年轻无知者灌输追求任何优秀的虚荣愿望而布置的。新小说要给予人们抵制错误的力量，避免人们受诱惑去做错事；要鼓励年轻人，在必要的防卫中去嘲笑对手，增强他们谨慎的意识而不损害美德。

许多作家为了追随自然，把好和坏的品德合在他们重要的典型人物里，并将两方面不分轻重地表现出来。我们陪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快乐地去冒险，在一定程度上沉浸于对他们的同情，不再憎恨他们的错误。因为他们不妨碍我们的愉快，也许，我们还为他们身上集中了许多优点而感动。

有人确实外美内邪，凭他们的慷慨解囊，便遮掩了自己的罪恶。人们对他们的丑行，还没有完全地厌恶，那是因为他们的善行未能被完全否定。然而，这些古今邪恶堕落的特大腐败者，他们都有相似之处，我们不应再如那些杀人无痛苦的艺术那样，把他们不加区别地都保存下来。

有人指出，一些美德与错误相互联系，创作中突出表现任何一方，都会偏离事物的可能性。这个看法并没有适当地考虑这类观念所产生的后果。这类人如同斯威夫特所评论的那样，“感激程度与他们的怨恨是一样的”。按照这个原则和其他类似的规则，可以假设，人根据残酷的动机做出自己的行动，在追求某种倾向时会不择手段。此外，还应承认，尽管感激和怨恨来自相同的热情，但当人们理性思考后，就不会让两者导致同样放肆的后果。除非人们承认这个后果，这句精彩格言才不会成为与实际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一句空话。

没有证据表明，最初的动机与它们的效果总是成比例的。傲慢不但很容易产生怨恨，还会妨碍感激，因为傲慢的人不愿承认他们承担责任后所表现出的缺陷，同理，要那些没有得到过帮助的人去表示感激或给出回报也是不可能的。

对人类说来，最重要的是，人们应对这种“感激与怨恨共存”的思想倾向加以揭示或给予批驳。因为当人们把善良与邪恶看作一体加以判断时，如同弹簧弹跳的都是同一基础，他们就会想到顾此失彼。如果不为其他，至少为保护自己，人们都倾向于依据丑恶来衡量自己的美德。这个致命的错误，是那些黑白不分的人都不免要犯下的。他们不能帮助人们明确自己的界限，反而很有艺术技巧地把良莠混淆在一起，以致大众不能辨别它们。

在叙述中，历史的准确性是不存在的，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最完美的道德观念表现出来。这最完美的道德观念很现实，既不是天使也没有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人们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事不会去模仿。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崇高和最纯洁的美德，自会在各种事物变革的考验中表现出来。通过战胜某些灾难，忍受某些苦难，这些美德教导人们应该希望什么和应该如何行动。至于邪恶，人们有必要去暴露邪恶，永远厌弃它。不应把受到赞扬的荣耀或勇敢的名誉与邪恶混淆，使人们的思想顺从邪恶。无论邪恶以什么面貌出现，这些狠心的行为都应该引起憎恨，这类卑劣的计谋都应当受到蔑视。要知道，当邪恶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人们就会在心理上减少对它的恐惧，正如罗马暴君除给大众制造恐惧外，不在乎被人憎恨，又如，要是小说把邪恶认作智慧，成千上万的浪漫读者就会被认为心甘情愿地接受邪恶。因此，当下的新小说应该有原则地向读者灌输这样的观念：“美德”是最能得到认可的理解力，是崇高伟大的坚实基础；“邪恶”是狭隘思想的自然产物，始以错误出现，终以耻辱结束。

1 斯卡利格（scaliger，1484—1558），法国博学者。

2 潘同勒（pontanus，1426—1503），意大利诗人。

3 阿佩利斯（giovanni apelles），古希腊宫廷画师。

漫步者　1750年4月7日　第6期

幸福来自他国

我们懒散地漫游在国外，

寻找的幸福，家园里自有。

你终疲倦地发现追求的徒劳，

幸福在何地不能从同样的思想中得到。

——贺拉斯

斯多葛学派的主要原则是，人的幸福从不应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个高尚学派的原则，早已超出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有些人似乎能完全排除所有肉体的痛苦和身心的愉悦。这个原则自然受到智者的关注和看重。

这个“疯狂的智慧”，本是贺拉斯给予那些主张奢侈的哲学学派的命名，对此，我们既不缺少权威，也不缺乏理由给予驳斥。每个小时的经历都可推翻它，每个天性的能力都能站起来反对它。然而，我们应适当地去探究，如何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接近这个升华自己的境界，如何能早些避免外在的干扰，确保我们的思想处在平静的状态。因为，仅仅自诩绝对独立是荒唐无用的。对每个冲动，可有一个灵活的应对；对临时事件的独断裁决，应有一个耐心的顺从。这只是一种较低级的思想上的尊严。因此，无论被剥夺还是被削弱，这类思想自诩来自上天的原始启示，希望把永恒的善良和不变的幸福联系在一起。

对束缚的邪恶，只有灵魂

抛弃它自己的原本。

——波爱修斯

人们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建立智力尊严、保留愉悦的智慧。这些不全来自偶然的宽恕，尤其当我们双眼盯着有些人，他们的幸运因自己的品行而丢失。那些未被条件束缚，能有规律地安排自己时间的人，有义务让自己忙于事务或变换兴趣。若在这方面努力后，还是不能愉悦或支配自己，他们只好被迫去尝试所有消磨时间的艺术了。

普通人有无数减轻生活负担的应急方式。比起那些在生意破产边缘的人，他们同样可耻，但也许没那么可怜。我看到，有人因为“纸牌派对”失望，忧郁情绪弥漫全家。突然间，世界发生了革命。当提出上千个计划，派人送去上百个建议后，人们郁闷无奈，承认倒霉，彼此交谈，计划度过这不幸的夜晚。不料，一个突如其来的访问者，给他们带来某些解脱，在接受对一个饥饿城市的规定条款后，他们能够维持到第二天。

对于那些不知是何原因引起不安的人，通常的药方是调换一个地方。他们宁愿想象他们的痛苦是有些不如人意导致的结果，因此，要尽力远走高飞，如同孩子们要离开他们阴影的随从者。他们虽总是希望从每个新场景中得到更多满意、愉快，却又总是带着失望和抱怨返回家里。

谁能看着这些痴迷者，不去思考那些遭受可怕的狂犬病症、由医生诊断为“怕水”的人的痛苦？这些可悲的痛苦者，尽管喉咙如火烧，饥渴难耐却不能喝水。据说他们有时采取各种扭曲的姿势或折磨身体，甚至自夸可以在某种姿势下，吞下他们在另一种姿势下无法吞下的液体。

然而这类愚昧并非无思想和愚昧无知者所独有。通过学识、敏捷的穿透力或严肃的判断，它们有时能抓住那些似乎最能避免干扰的大脑。确实，智慧和知识的骄傲，常被发现受到抑制。他们对反对一般的错误不给予保证，而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人类的脆弱和卑微。

当这些在我大脑里引起反思时，我记起了考利为其诗歌写的前言中有一段话：无论如何，因天才而伟大，靠学习而深入。他告诉我们，幸福的计划，如同一个女孩子几乎不会放弃想象初恋，可对这个幸福计划，她沉迷于其中，直到她完全忘了其痴心妄想的荒唐。如果只是被自己的理由阻碍，她完全有可能付诸实现。

考利说：“我的渴望已过去多年，尽管执行它已偶尔转向，激情却持续不减。让自己退休，到我们美国一些植物园定居。这不是为了寻找金矿，也不是为交易这些物质使自己变得富有―而这又正是大多数人到那里的目的。我要永远放弃这个世界，包括所有来自它的虚荣和忧虑。虽以某种朦胧隐退的方式埋头于此，却不会让自己没有文学和哲学的慰藉。”

考利在其思想里有这个空想的规则，为的是让他余年的生活安宁。他还推荐给后代，因为没有其他理由去公开它。确实，他没有给出强有力说服人的例子，只是指出，某些特别地区的居民是幸福的。人们应在顺风中，扬帆而去，把牵挂、包袱和灾难抛在其后。

如果他远行无其他目的，只是“以某种朦胧隐退的方式埋头于此”，他在自己家乡就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有无数黑暗的掩蔽处，可遮蔽考利的天才光辉。因为，无论他对自己被召唤回公众生活的不快有什么看法，一个简短的阅历就能说服他，“匮乏”比“获得”容易。所需要的不多，便能继续免受世界的干扰，人心的自傲足以阻止与他人相识的许多渴求。通常，与他人交往，其学术名誉还是美德也许能激起我们的好奇和尊重，却终会让我们确信自己被忽视。因而，喜欢隐退者无须担忧，不必害怕陌生人的尊敬访问会湮没了自己。即使一些他从前已认识的人，也会很耐心地支持他的隐退。当他们去体验一下没有他陪伴的生活时，他们还是能为那从前有他陪伴带来幸福快乐的片刻，找到新的消遣兴趣。

也许上天为限制我们彼此间的暴虐，早确立了个人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的法则。世界不会因个人的退场和死亡，产生任何大裂口。如果考利从未去评论，有用的朋友、欢乐的同伴、热恋的爱人，一旦离开我们视线，他们有多快就会被新任务的继承者接替，那么，考利这些与人类的交谈便无济于事。

因而，他隐居的隐私能确保安全感，足以避免受干扰。尽管他选择的地方，多少受其家乡范围的限制，他还是发现，它可以起到抵制世界的虚荣和预防个人的忧虑的作用，而且不比那些美国的森林和田野能提供给他的差多少。可是，一旦他承受厌恶的思想痛苦，他就会设想，家乡领地不足以让他摆脱引起忧虑不安的因素。他以一个胆小的远征者的身份宣布，为了没有往后看的冒险，他想敌人永远在他的脚下。

当他被同伴打扰，或因忙碌而疲倦时，他强烈想象自己有闲暇和隐居的幸福。他决定为未来欣赏这些幸福，不再受干扰，排除所有会夺去他的快乐的一切障碍。在渴望的热情下，他忘记孤独和安静能给予那些刻意回避痛苦的人的快乐。因为这个世界如此动荡不安，贯穿于它所有的部分，白天与黑夜、劳作与休息、匆忙与退休，彼此间互有亲密联系。这类变化却能保持思想的活跃。我们渴望，便去追求；我们得到，便感到满足。我们渴望其他，又开始新一轮追求。

如果他按计划进行，确定在新世界最愉快的地区定居，人们也会怀疑，他虽远离“虚荣”的生活，但能否使自己免于“忧虑”。对一个人来说，这很正常，他感到痛苦，想象自己换个其他地方，就能更好地承受它。考利知道特别环境下的烦恼和困惑，随时劝自己，不会再有什么糟糕的事发生了。因为每次改变都会带来一些进步。他从不怀疑引起不幸的是内在的原因，他没有充分地管束自己的热情，他为自己的没耐心而烦恼。这些不幸不会没有使他清醒，他愿陪伴其漂洋过海，找到去美国极乐世界的道路。经过实践，他很快就相信，幸福的泉水，要先在脑海里喷涌。他只有很少一点人性的知识，希望靠改变什么事来寻求幸福时，他应想到：若缺失个人的品德，他只会在无结果的努力中浪费生命，不断地增加他计划摆脱一切的痛苦。

漫步者　1750年5月5日　第14期

文与人

确实，对多变的动物，无人可以了解它。

——贺拉斯

人类思想存在着诸多不一致造成的矛盾，导致人们表现出愚昧的行为或承受懦弱的苦恼。其中经常被提到的是，作者的生活与作品之间有着明显而惊人的不一致。可是，弥尔顿在一封信中，对他只见过一面的陌生学者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庆贺自己在思想与人格方面达到的统一。弥尔顿在非公开和熟人的访谈中也表明，他保持写作带给他的名誉。

有些具有美德或才华的人，试图从已知作家的作品中，求得对作家本人最直接的了解，结果却经常为自己的好奇心而感到后悔。这就好比从水底冒起的水泡，一经碰触水面，与水已没有不同，原本有着奇光异彩的幻影，很快就沉入水里消失了。当人们看到那些似乎最有能力给人指点迷津的人徘徊山脚，或者害怕辛苦，或者患得患失，不论一时精神如何振奋，都会失去想象的愉快。也许人们将从此不再有攀登美德高峰的强烈志向。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习俗，比如东方君主把自己隐蔽在花园宫殿里，避免与人直接对话，通过布告让人了解他的指令。这个策略适用于统治者，同样也非常适用于写作者。因为人们更有耐心接受一个与自己同样愚昧和不完美的人的统治而非教育。外来人突然闯入作者的密室，感觉上不会与独裁者萨丹纳帕路斯1 的官员的愤怒不同：这位长期恳求觐见国王的官员之所以恼怒，是因为他发现国王不但没有依律执法，也没有去调查冤案或者指挥军队，而是耽于享乐，沉溺于美色。

然而，有许多理由很容易就让人相信，一个人所写的比他的实际生活要更好。例如，无须多加思索就能知道，“设计”总是比“施工”容易得多。一个人在抽象和脱离实际的状态下，提出来的生活计划不涉及愿望的诱惑、感情的倾诉、饮食的迫切或恐惧的威胁。这种情形就如同教师在地面上教授航海技术，那么海面总是平静的，风浪总是吉利的。

数学家很熟悉纯科学之间的差异。他们所处理的只是概念，把它的法则用于生活中。可是，在具体的生活中，他们受到限制后，只能屈从于事物的不完美，接受偶然事件的影响。同样，在道德的讨论中，人们应记得，有许多障碍阻拦我们去实践，而这使人们很容易就让位于理论。“思想者”只面对理论错误的危险，而在现实中的“生活者”，他有自己的热情，要接触其他人，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些来自各方的压力都使他困惑，使他遭受挫折或者碰到难题。他被迫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采取行动；在没来得及检验的情况下，就承担责任做出选择。他为事情的突然变化感到惊讶，根据表面的现象去改变自己的标准；他因为懒惰或者胆怯被人牵着走；更有甚者，他有时害怕知道什么是对的，有时发现朋友或敌人都在故意欺骗他。

因此，这并不奇怪，在很多喧闹、陷阱和危险之中，即使没有思想的偏见，可以毫无阻碍地自由行动，人们也不会服从那些既定的规则，反而会在孤独、安全和宁静中放弃它们。人类目前的情形是，人们能看到的比能得到的要多。人们即使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和戒心，也绝不能确保每一天过得纯洁无瑕；即使投入最团结一致的思想上的努力，也很少能到达深思熟虑的德行顶峰。

然而，人们提出“完美的观念”是很有必要的，这能使我们努力进行的工作有个指导方向。如果通过有益的警告和宣传自己的榜样，提醒其他人避免犯自己的错误，克服障碍，那么即使生活中最不负责的人，也能弥补自己的过失。

无论多么习以为常，人们都不应对那些对美德怀有热情而忽略实践它的人加以责备。世上没有比用“虚伪”这个词来谴责他更为不公正的了。既然他已真诚地相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情绪，他不必亲自取得胜利，如同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去航海或旅行，他不必鼓起勇气或努力亲自为之，而可以真诚地推荐其他小觑自己能力的人去做。

利益使部分人堕落，迫使他们强硬地去反对每个可以加以修正的动机。这种利益也让他们自我矛盾，即他们能提出反对美德的理由，却不允许这些美德在任何方面表现其影响力。他们看见有些人违背自己的利益去行动，却没想到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自相矛盾。有些人为情绪所左右，为微小的欢愉放弃了最重要的追求。这些人这样做，不一定是在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认可他们自己的行为。就道德或宗教问题而言，他们以行动决定情绪，使每个人尽力承担影响世界的任务。这些人的作品，是不能根据他们的生活来证实的。这是因为，他们从不认为在每天的行动中他们有疏忽，他们做的事与自己确立的观点并不一致；他们也从未发现宣传美德的行为，能增加或减少多少他们服从指令的义务。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论证失效。无论它是否能让被论证者信服，其本身都具有同样的力量。

这类偏见，不论多么不合理，总是能广泛流行。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注意这些偏见，以免让自己的思想受到干扰。当他渴望得到别人信任时，他应表明信念。以道理教人美德好处的人，应用自己的榜样去证明它的可行。这样去做，至少要求每个人不能因为写得好而做得比其他人差。他也不能凭自己天才的能力，就去想象自己可以自由放任，声称自己已超出低等阶级的道德水平，请人原谅他缺乏谨慎、忽视美德。

培根在他那本有影响的历史书（《自然历史》）中提供了一些令人渴望的假想之后，建议把比较薄弱的地方，作为人们可以去战胜它的理由。同样的方法，有时也适用于对道德的努力追求。因为在自然的探索中，这位哲人已观察到了这种追求的现象。在我们面前，由于一开始就设立了正面和绝对优秀的标准，尽管甘愿卑恭谦虚，不论做到与否，我们终会得到原谅，同时，我们要努力保持自己的观察，尽管达不到，也要避免止步不前。

据说，马修·黑尔爵士为履行严格的宗教义务，长期以来都隐姓埋名，避免他在做出些无耻和羞愧的事后，让自己的名誉扫地。出于同样的理由，作者的一个谨慎做法是，若意识到平时行为不能贯彻自己的箴言，他应隐瞒自己的名字，以免使这些箴言受到损害。

确实，有许多人因好奇而对成功的作家有更多的认识，可他们却没有多少热情以自己思想的能力去改良社会，期待自己不去进行反对邪恶的争论，或不去讨论适当节制或公平正义的问题，反而是去谈些智慧的发展和愉快的俏皮话，或者，至多谈些什么高深的评论、细微的区别、恰当的情绪和优美的措辞。

这种期待确实华而不实，然而这也是所有人希望的命运，常让人们感到挫败而灰心丧气。读作家的书的人，对作家产生敬爱之心，可与作家做伴又产生了厌恶之情。作家大多数时间都在安静的学习中度过，他的生活方式在季节的变化中一直随遇而安，变得微妙精致。一旦成名，得到足够多的尊敬后，他便忽视了自己从前感到愉快的那些微细精巧。当以作家身份进入社会后，如果他的性情温和胆怯，知道自己的弱点后，他会缺乏自信感到耻辱；如果他生来就意志果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后，他会凶狠傲慢：或者他被敬畏的朋友捧场，失去自己的个性，不再记得自己的能力，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或者他在对立问题上很激动，武断而顽强地捍卫自己，结果因自己的粗暴而失去能力，因急于求成而名望尽毁。

尽管一个人擅长一方面，也有可能同样在另一方面得到成功，然而，优秀的“写作与谈话”是两类不同的事。许多顺口说出来的趣话，不必用写作所要求的准确方法和付出完美的劳动，也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因此，一个完全习惯于研究工作的人，也许没有现成的想法、流畅的语言，他总是有必要去接受通俗娱乐。他们也许通过了解谈话提供的线索，来展现自己特别的成就，或者他们本身就没有太多事先准备好的普通问题能参与谈话。因为对于这些争辩的问题，若不把其研究概念掺和在谈话中，他们是不会从表面文字上轻易放过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的。

从作者的“作品”转换到他的“谈话”这一过程，就好像从远距离先观察一个大城市再进入它的内部。从远处，我们只看到寺庙的尖顶、宫殿的塔楼，想象它豪华、庄严、雄伟。可一旦进入城门，我们便发现混乱狭窄的通道、不雅观的破烂小屋、堵塞的障碍物和笼罩在上空的浓烟。

1 萨丹纳帕路斯（sardanapalus）,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君主。

漫步者　1750年5月12日　第16期

成名的苦恼

那些雄辩口才如海一样深的人，

人们发现他淹死在不可通航的小溪里。

——尤维纳利斯

漫步者先生：

我是个安分谨慎的年轻人。你在最近的文章1 中表明，你喜欢这类年轻人并给予他们忠告。我一点也不怀疑，你预见了我经历过的许多困难。我顺着你的思路，把我的状况向你公开，因为你的意见，不论意图如何纯真，已经把我卷入困惑中，而且你似乎确能把我从这些困惑中解放出来。

为安慰我，你告诉我，你认为一个作者很容易找到向世界介绍自己才能的道路，因为“英格兰的出版大门是敞开的”。我现在经历的不幸正与此有关。出版的大门确实在大敞大开：

地狱的大门日夜开放，

下去的道路轻松容易。

——维吉尔

自我伤害的方法，真是唾手可得。我立即把小册子送给一个出版商，与他签订了印几千份的合同。在出版过程中，我常去印刷厂，给予印刷工关心、许诺和奖励，不断地催促他们加快出版。白天，我快乐地忙于校稿，其他娱乐活动都中止了。晚上幸福每时每刻接近，我几乎无法入眠。

书终于出版了。作为作者，我的心怦怦跳动。我挑战妒忌，驳斥批评，几近忘乎所以。我把名字写在书的封面上，没有充分考虑一旦书出版便会产生一种无可挽回的事实。也没去想想，出版书与下地狱可以适当地进行比较，进入容易，返回困难。然而，这两者确实也有不同，一个伟大的天才，会快乐地咽下那瓶喝了能使人“遗忘”的水，不再返回他以前的状态。

漫步者先生，我现在是一个公认的作家了。我要因为盛名之下的所有不幸遭受谴责―一种无法挽回的谴责。在书出版后的第一天早上，朋友们聚集在我身边，而我作为惯例送给每位朋友一本书。他们只看了第一页，就已十分敬佩，不再继续读下去。开篇第一页确实很见功夫：有些段落经过特别加工，比其他文字更耀眼生辉；有些句子笔调细腻饱含精华。我向朋友一一指出，而这些都是他们读时忽视的。我请求他们收敛些恭敬，邀请他们到酒店去吃饭，因为非这样做不足以表示庆贺。饭后，大家又开始评书了。他们的夸耀常使我失去谨慎。我不得不拿起另一杯酒痛饮。我经常没办法压制这些赞美的吵闹，在掌声中又兴奋地喝了一大杯。

第二天早上，我的另一帮朋友来家里祝贺。他们执着地赞扬，迫使我又一次请客来答谢他们的盛情。第三天，又有许多前来祝贺的熟人，我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们的文雅客气。第四天，那些我第一天招待过的朋友又来了，因为他们在读完了其他章节后，发现许多深刻有力的句子和精巧的构思。这已让我无法再承受他们重复的恭贺。因此，我又一次劝他们到酒店相会，挑选别的题目，以便我能和他们一起交流。可是，他们却忍不住不去关心我的作品。当他们的思想完全受此支配时，我的恳求根本不能改变他们谈话主题的倾向，于是，我只好闷闷地喝着红葡萄酒。我清楚，他们的赞扬既不是我的谨慎可以阻止的，也不是我的不满所能压制的。

整周都在文学的狂欢中度过。我现在明白，除了与他们在一起，不满足地渴求赞扬，没有什么能比“才华”这个东西更昂贵了。他们夸耀我的名字足可排列在知识界那些最伟大的生者死者之上。为摆脱这炫耀的苦恼，我又破费买了两大桶波尔图葡萄酒、十五加仑的亚力酒、十二打干红葡萄酒、四十五瓶香槟。

鉴于此，我决心不再待在家里，起个大早躲进了咖啡店。可我发现，我现在太出名，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与世界的其他人一起分享嘈杂的乐趣。一旦进入店里，我便看到一些人充满嫉妒的眼神。他们试图隐瞒这些，有时疯狂大笑，有时伴以蔑视。尽管这样虚伪，我也能看到他们心中充满敌意。由于嫉妒本身可以受到它自己的惩罚，我便经常放纵自己，用自己存在的炫耀来折磨他们。

尽管我也能从羞辱我的对手身上得到一点满足，可是，我的仁慈决不容忍我在朋友的恐惧中享受快乐。作品出版后，我一直很注意，不要给自己太多预先估计的优越感，要克制自己，做到最苛刻的谦卑。确实，这不是不可能，我有时能保持思想的沉默，用以表明我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意识。或者，我抓住机会打断谈话，不让讲话者为难，花时间来开导他。确实，这些同伴开始表现得很荒谬，或者，我清楚，他们超出了自己擅长的讨论话题，为此，我有两天以敲打手指头的方式，发泄对他们的不满。可我通常还是表现出很尊重人的举止，即使对那些愚昧者，也只是在心里怜悯他们。然而，尽管我如此谨慎从事，为人榜样，人们对少有的天才仍普遍感到恐惧。人类是非常不愿意使自己变得更聪明的。我发现，现在这几天，所有熟悉的人都在回避我：我敲门，没有人在家；我进入咖啡店，别人和我隔开桌位。我生活在城镇，就像狮子在沙漠、老鹰在石林，太伟大以至于难以交朋友、难以进行社交活动。这种不幸福的高不可攀和令人恐惧的优势，使我感受到注定该谴责的孤独。

我的个性不仅使人感到害怕，还让自己背上负担。我天生爱说，不愿多加思考，喜欢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使用滑稽的评论和幻想的形象，让思想轻松活泼，可是，现在我的一言一行变得重要了。我有些害怕说出我的观点，至少担心话说得太匆忙，却成了格言警句，犯下伤害大半个民族的错误。想着人们对我成功寄予的厚望，演讲时我经常要停顿一下，反思所要讲的是否体现自己的水平。

先生，这足以构成我的不幸了，可还有更大的灾难在后头。你一定读过蒲柏和斯威夫特的作品，知道有些人为了从出版他们的书中谋利，如何在盗版书商的怂恿下，为了手稿掠夺他们的壁柜，打破他们的箱子。当然，还有许多书在店里销售，一些你从不怀疑的人正等着牟利。当一些人的名字具有可销售的纸面价值时，这些人的书同样可能被人盗窃。对这种顾虑，起初我很警惕。确实，我也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警惕，因为我发现许多人在观察我的面部表情，他们的好奇心已表明他们决意要打我的主意。我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可在别处又发现同样可疑的行为。

有人可能受到惩罚，而我被人纠缠。我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有十一个画家正尾随我，因为每位画家都知道，谁先画出我的肖像谁就发财。我经常更换假发，戴帽遮挡双眼。我这样做，是希望能使他们分辨不清，因为你知道，卖我的肖像却不让我分享利润，这是不公平的。

然而，我保护文字的痛苦，并不亚于保护我的脸面。我既不敢携带这些纸稿，也不敢把它们留下。我确实采取过一些措施保护它们―把它们放进铁箱，用锁锁在壁柜里。每周我更换住所五次，总是在子夜时分暗中进行。

由于突出的天赋得到如此强烈的认可，我就像一个隐士那样，孤独地生活，既有守财奴的焦虑，又有逃犯的警觉。我害怕和人见面，以免被人复制；害怕演讲，以免有损我的名声；害怕写信，以免收信人发表我的信件。我总是坐卧不安，以免我的仆人偷我的文章去卖，或我朋友拿它去公开发表。这实在是一种高居于其他人之上的处境。这就是我要向你表达的情绪。也许你能告诉我，如何摘下这个戴起来惹麻烦的桂冠，如何回到平静的欢乐气氛中，找到那块一流作家命定被禁止去的净土。

读者misellus

1 指第10期。

漫步者　1750年5月15日　第17期

幸福与死亡

对那些心灵虚弱，生活在疑虑和恐惧中的人，

请变戏法的牧师为他们补习神谕；

直到最后死亡之时，

我的灵魂必定宁静安息。

——《卢坎1 的警句》

据记载，有些东方君主，在宫中雇用专职官员，叫他每天早上在固定的时刻前来提醒国王：“陛下，别忘了您会死去。”雅典的梭伦把目前脆弱和不稳定的状态看得非常重要，为后世留下这样的训诫：“让你的双眼盯住生命的结束。”

经常严肃地思考那个终止我们的所有计划和剥夺我们的所有物的死亡时刻，确实能让我们以公平和理性来最有效地规范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严肃地思考从生到死的问题并开始他每一天生活的人，将不会做出任何邪恶的坏事，也不会屡犯荒唐的错误。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幸福之所以会受到干扰，是因为人们有欲望、悲哀和恐惧。面对这些欲望、悲哀和恐惧，对死亡的思考是一剂合适有效的救治良方。因此，爱比克泰德说过，经常想想贫穷、流放和死亡，你将不会沉溺于强烈的欲望，或者能放弃卑贱的想法。

人们在点燃起追求共同目标的火花，反思内心激荡着怎样兴奋的渴求时，就能很容易理解、认同爱比克泰德这句基于正确观察的格言。在人们完全实现他们想象的追求之前，他们会表达出自己未来拥有的喜悦，让自己的思想去承受思考它的痛苦。除非得到成功，他们不去幻想任何快乐，或者，除非失败，他们不去设想任何痛苦。与那些摆在面前的伟大目标相比，我们把上帝施舍于生命中的任何慷慨和其他种种满足，当作无关紧要而忽视不顾，当作妨碍行动而抛在一边，或者当作前进路上的拦路物而踩在脚下。

每个人都曾有过亲身经历，当一个患急性或慢性疾病的病人在其面前死去时，他会表现出多么强烈的情绪。在死亡临近的最后时刻，什么伟大的强烈影响，什么耀眼的财富，什么敬佩的赞美，什么众生对自己的哀求，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幻灭和空洞。如果同样的思想一直支配我们，这类同样的情绪就会重复地表现出来。人们不难发现，这时谁要是不停地伸出双手，力图抓住那些不能保持的东西将是多么愚昧；谁要是耗费生命，尽力地增加新的塔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会是多么荒唐，这就好比当地基在晃动时，建立在它上面的一切物体都会倒塌一样。

所有“嫉妒”与“欲望”都是成比例的。基于“制服他人才能获得满足”这一心理，我们胜过他人的同时，自会感到某种不安。因此，只要克制过分的欲望，就能让心灵摆脱嫉妒的腐蚀，免除这个比其他多数罪恶还要严重的邪恶。因为嫉妒会折磨我们，使我们憎恨世界，使用卑鄙的手段，玩弄肮脏的阴谋。那些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死亡的人，他会把怎么才能完美结束自己的人生，作为最重要的事来考虑。因此，他会平静地想到，无论是哪种手段，只要达不到这个目的，都是无用的。经常思考自己生命短促的人都能发现，其他人的状态不会更长久，那些自己先得手并不会持久的东西，并不能使竞争对手状况得到多少改善，就如同一个从别人手里夺走奖品的人，不会让自己比其他人有更多优越感，况且这个奖品微不足道，不值得拼命地反对。

“忧伤”是善良和温柔之心所产生的特别情绪。忧伤同样可以因思考死亡得以消除或减轻。如果我们坚持以这个“拥有的事物难以确定”的永恒理性，来欣赏所有上天赐福于人类的状况，我们的悲哀自会消除。人们应当记住，无论我们手里占有什么事物都是很有限的，这有限能给我们最活跃的希望一些承诺，可成千上万的偶然事件，又使这有限的时间越来越少。因此，人们不应后悔自己的过失，因为我们无法估算这些过失的价值。可是，尽管我们对这些过失的价值，不能确定它的最小量是多少，却能充分肯定它的最大量是多少。为此，我们应当确信，即使是这最大量的损失，也不应为之有什么遗憾。

如果某种情绪极大地破坏了我们的理解力，但还没有伤害我们去欣赏由理性适当规范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优越性时，此刻虽然我们发现自己沉浸在悲哀中，为那些消失而无可挽回的事感到无比痛苦，但我们接受“思考死亡”这个药方还不算太迟。为此，我们应有效地思考人生不稳定的状态，注意避免忧伤所导致的荒唐行为，因为如果这种哀伤的情绪稍微持续下去，连我们自己也会被带走。

至于最痛苦最伤心的“悲痛”，它是由我们失去最亲爱的人引起的。可以这样说，人类在生死之间所建立的友情，不过是这样一种关系，即人们有时必须要为他人的死亡哀悼。这种死亡的悲哀，总是会使生者感到痛苦，而这些痛苦与受到安慰的程度成正比；生者可以感受到痛苦，但无论这痛苦有多么强烈，他死去的朋友都不必忍受了。

“恐惧”是人类所有热情中最强烈和最不可抗拒的情绪。人们同样可以用思考死亡这个普遍的思想药方来克服恐惧。人们要经常地思考死亡，因为它向人们揭示整个人类美好的幻灭，同样，它也能让人们意识到，大地上出现的所有邪恶都微不足道。这些邪恶不会比受难者更持久，因为根据古老的说法，“越暴力的事件，必定越短暂”。最残酷的灾难，因自然而导致的不幸必定很快就结束。灵魂不能长期被禁锢，它不但会飞走，还会把尸体留给怨恨的人们。

高高飞翔者嘲笑下面破碎的建筑物。

——卢坎

人类之间最能彼此相威胁的事，就是以“死亡”要挟。确实，我们会突然地死去，谁也无法阻止。然而，以牺牲美德为代价，去求得死亡缓期的人，不能成为高尚的人。尽管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能买下的这部分时间有多长，但一定清楚，无论它长或短，回忆起获得这段生命的代价时，他会觉得这些代价的价值将越来越少。他清楚，他毁灭了自己的幸福，可不能肯定他能延长自己的生命。

“生命短暂”的事实，应能调和我们的情绪，同样地，也能适当地约束人们的计划。最伟大的天才和最积极的努力活动，都不能使其能力超出一定范围。征服世界的计划是暴君的疯狂，希望在所有科学上都达到优秀是文人英雄的愚昧，这两类人最终都会发现，他们努力追求的是一种人类被拒绝达到的最高峰。他们要得到某种荣耀的虚妄野心，超出了人类难以达到的上帝的永恒法则，他们因此丧失了许多使自己发挥作用的机会，失去了很多使自己幸福快乐的时光。

君主因设计伟大计划而失败的例子，早已记录在世界历史中，可对于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对这些关于自己不会犯的错误的劝诫，毫无兴趣。然而，学者雄心壮志的命运，值得每个人去思考：在各种无止境的追求中，难道有些人一点也不为浪费自己伟大的才能而感到后悔吗？在提出一些目标上，因新奇而受诱惑，难道有些人一点也不哀怜雄伟计划突然夭折吗？难道有些人不是因太在意作品的错误，又因自己著作计划太宏大而留下未完成的遗憾吗？

思考一下，人们的思想能走多远而不是我们的体力能做多少事，这总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然而，人们继续处在这种思想与实际不同的复杂矛盾状态下，我们的责任便是，“通过尊重他人来规范我们创造的部分能力”。我们不应纵容肉体享乐的欲望，因为它会伤害我们智力的元气。我们的思想也不应为计划而满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限的生命在企图实现它时必定会失败。考虑到我们生存的不确定，应随时确定我们计划的范围，增加激发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当我们发现自己倾向于庞大的计划，或者我们在努力工作中容易懒散迟缓时，我们也许应想到用医学之父2 这句话来检讨自己或者激励自己：“生命短促，艺术长存。”

1 卢坎（lucan），罗马诗人。

2 指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

漫步者　1750年5月19日　第18期

论婚姻（一）

无辜的继母知道

不应为孤儿草拟有害的计划；

有尊严的妻子不应支配她的丈夫，

也不应相信她诚实的爱人做出不守信的誓言：

两人相爱所求的嫁妆，

父亲的美德和贞洁的名声，

维系婚姻长久不断的纽带。

——贺拉斯

据我观察，在人类行为中，相比其他问题，婚姻是人们最常谈到的话题。尽管受自然的支配和上帝的安排，婚姻常常是痛苦的根源。那些深受其苦的人，他们不但很少能克制自己表达婚姻悔恨的情绪，而且也嫉妒一些因偶然或谨慎仍单身的人。

对于婚姻生活普遍不幸福的现象，许多严肃者说出其明智的格言，而不少嬉笑者提出其精明的劝诫。道德家和警句作家，同样在这方面表现出他们的聪明和睿智。有人为婚姻不幸唉声叹气，有人嘲笑奚落。由于写作能力主要为男性垄断，女人总是要背上使这个世界痛苦不幸的骂名并受到责怪。不论严肃者还是嬉笑者都认为，他们可用雄辩的抱怨或讽刺的谴责，任意地对女性做出判断。女人在他们眼中不是愚蠢就是浮躁，不是充满野心就是残酷，不是奢侈就是欲望之尤物。

鉴于诸多婚姻不幸的例子，感受到我分享这个共同利益后的启发，我有时冒昧地思考这些普遍存在的痛苦，竭力不让自己偏心，把自己放在两性之间的一种中立态度上。我本着所有强烈的忧虑情感，所有明显的坚信正义的信念，所有维护美德的义愤，就两性所引起的吵闹进行公正的评判，力求平等，不偏不倚。男人确实可借助他写作的优势，收集许多历史时期的事例，引用古代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可靠材料，以自己的喜好提出充满偏见的看法。可是，女人的辩解比起那些受人尊敬的古人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情绪感染力。如果她们这边没有伟大作家的名字支持，她们自身便具有极强的争辩力。面对她们温柔的形体和美丽的眼神，就是苏格拉底或欧里庇得斯也没有什么反对她们的雄辩能力。即使最冷酷最无情的法官，最终也会站在两个平等力量之间左右摇摆，如同卢坎在裁决一个案件时，想到女神在一边，罗马将军伽图在另一边，他便犹豫不决了。

由于有过长期研究严格、抽象哲学的经历，我现在正处在冷静的成年期，能达到有效控制住自己热情的程度，例如，听到男女任何一方的争吵后，也不会去添油加醋。多年的经验使我注意到，男子确实在实际生活中被他管家的女人冒犯了，有时会对妻子怒吼，而女子在没有更坏的对手作为自己攻击的目标时，也会抱怨丈夫的残酷。我无法容忍一边是信誓旦旦，另一边是拳打脚踢这类折磨人的痛苦。当丈夫奔向酒馆，而妻子把自己关在房间时，我不敢总是肯定地说，他们双方因痛苦才这样做。有时我有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企图不能减轻多少自身的痛苦，反倒更加激起他们的怒火。尽管人们很少相信这些特殊的指责原因，可根据一般汇总起来的案件，却有很多事实表明，结婚的人常常没有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因此，检验一下在什么场合下，有这么多邪恶能打开道路进入这个世界，这是恰当的。为此，我要对我朋友们最不幸的婚姻生活加以评论，充分地分析他们结婚的动机和维系爱情的原则。

我最早认识的一个人是普鲁登修斯。他要摆脱不稳定的混沌度日的单身生活。他虽有些迟钝，但绝不是没有知识和判断能力的人。他在做出一个决定之前，总要花很长时间慢慢思考。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酒馆见到他，他总是帮我们安排好娱乐活动的计划，与厨师沟通菜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添酒，为我们原来的计划增添新的节目。在经过反复考虑后，这个周密思考的人认为，尽管他满足于自己财富很少的现状，但是他也决不会因为过早结婚而使自己成为失落者。鉴于对养老金的实际价值做过估算，他认为，就算以后生活指数会不断下降，再加上利息所得到的收入可能会减少，但在二十二岁时就有一万英镑，跟到了三十岁后才有大量财富相比也不会很差。他说，这段期间，积累财富的机会随时都有，而男人错失时光以后就很难弥补了。

他眼睛一发亮，所有聚焦点既不在那些美丽或文雅的女子，也不在那些颇有尊严或理解能力强的妇女，而是集中在有一万英镑的女人身上。在一个富有的国家里，这种女人不难找。他很巧妙地说服了女子的父亲，而她父亲的愿望是希望自己女儿能成为一个文雅的女人，于是我的朋友得到了她。在结婚两天之后，他就自信地对我们夸耀，要不是他们愚昧，仅凭聪明机灵不可能达成这个婚姻协议。他因此每年能从他太太可得到的财富里多拿到七十三英镑，节省了他每年必须要花费的一笔钱。

这位为自己的精明而自豪、为增加自己财富而高兴的人，很快就把富利尔小姐接回家了。从那以后，他没有享受到片刻的幸福。因为这个女人是个智力低下的卑鄙小人。她脾气火暴，声音粗鲁，没受过什么教育。除了有兴趣吃喝和计算钱财之外，她没有其他快乐的情趣。富利尔是个恶婆。尽管他们在追求富有方面一致，可方法不同：普鲁登修斯靠钱生钱，而他太太富利尔却要节省用钱。普鲁登修斯更乐意根据有利于自己的机会用钱投资，而富利尔却聪明地想到，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才是财富。考虑其他门路都有极大风险，她只求低利息，确保有稳定收入。普鲁登修斯敢于冒险，以不合理的高价为一条船买保险，结果很不幸，赔光了钱。为此，他受到妻子吵闹的折磨，再也不敢尝试第二次。现在，他一切都听老婆的，卑躬屈膝地生活了四十七年。自他倒霉后，他的妻子除了提到“保险人”外，从未叫过他其他名字。

我们社会里另一种婚姻的状况，可举弗洛伦特斯为例。在赛马聚会上，他碰巧在一辆马车上见到小姐责皮勒塔，约她晚上一起跳舞，从而确认他这首次见面的恋情，等第二天一早，便宣布向她求婚。弗洛伦特斯不谙世事，既分不清卖弄风骚的激动与心智交流的愉快有什么不同，也分不清微笑中诱惑和感激的区别。不过，他还是很快就从痴迷中醒悟过来，而且意识到他的快乐只是一天的欢乐而已。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内，责皮勒塔小姐巧妙应答，周旋左右，除了幼稚空虚之外，没有给他留下其他印象。而就她本人来说，她不过是用同样的技巧玩弄了一个新男人。

米利斯是个有责任感的男子，懂得享受娱乐，讲究提高生活的质量。他经历过各种欢乐场面，不轻易为之心动，对比他职位高或有名誉的人，他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退休后，他到一个久违的乡村度假，在那儿度过夏季，碰巧与伊恩思女士住在同一栋楼，两人自然相熟起来。她的聪明和贤惠很快就征服了他。由于没有其他人陪伴，他们总是形影不离。由于他们彼此感激对方给自己带来的愉快，几乎忘了他们还有不用见面也能享有快乐这回事。米利斯在她的陪伴下很开心，一旦分开便感到心神不宁。他充分地相信，她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如同他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立誓相爱。他把她当作爱人后，更觉得他们性情相投。在求爱结婚不久后，他欢天喜地把妻子带回城里过冬。

不久他们的不幸发生了。米利斯见到妻子的情景千篇一律。双方谁也没有任何要变化的要求，谁也没有激起适当兴奋的激情，也没有对立的愿望。他们两人都喜欢孤独，喜欢沉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爱好。在参加社交活动以后，伊恩思感到，迄今为止她的热情是偶然而非虚伪地隐蔽起来。确实，遇到快乐和辉煌的场景，她不是没有思想的能力，而是完全没有那种能力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她为转变付出了很高代价。她不顾名誉受损，追求热烈的激情，渴望无止境不满足的欲望。无论谁向她表示殷勤，她都热烈迎合。这就是哲学家米利斯在他退休后找到的所谓“妻子”，这就是他期待退休后能帮他学习的助手和能给他美德的爱人。

普罗萨斯在弟弟死后，考虑到家族不能断代，就和他的女管家结了婚。自那以后，他便一直向朋友抱怨，他的孩子们不知不觉地过多受到他太太吝啬观念的影响。想到这一切，他坐在自己的桌前感到内疚，为家里没有合适的人做伴感到无聊。

阿未欧是一个大房地产管理商，经富有的叔叔引荐，娶了一个名声很坏的女人。他接受这个婚姻的条件，是将来要成为叔叔的财产继承人。面对他自己、他妻子和他叔叔的这些财产，阿未欧无奈地感慨，所有这些都不能带来只有与那些具有善良美德的妇女在一起时才能得到的幸福。

我打算就这个生活的重要问题写出更多的文章。我不会面面俱到，只涉及那些我已提到不能得到幸福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缺乏思考，殊不知，婚姻是系住长久关系的最牢不可破的纽带。若没有信任，就不会有友谊；若没有真诚，就不会有信任。为美貌、财富缔结的婚姻一定很不幸，而二人互相尊重的婚姻，只有依靠美德和虔诚才能得到。

漫步者　1750年5月22日　第19期

及早选择职业

修辞学法则是如此不确定，

难以统一你那变化多端的思想。

普里阿摩斯和涅斯托耳的旧时代已经过去，

你，金牛座的人，还有什么犹豫。

来吧，看摇摆还要多长时间。

你也许疑虑：你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马丁

人们从来都不会缺少忧郁的思考。他们去观察失误或失败，知道什么人通过其理解力和或多或少的知识，能使自己豁免人性的普遍脆弱，得到免除生活不幸的荣幸。尽管世界充满灾难的场景，但我们看着普通大众，几乎不关注他们的悲伤，而是把两眼盯在特殊人物的状况上，因为他们的个性从大众中脱颖而出。我们很少思考那些被屠杀者的恐怖尸骨，却全神贯注地跟随英雄，目睹他所有幸运的通道，不再去想倒在他周围的成百上千人。

本着同样的忧虑和敬重，我这些年来一直观察波利菲尔的生活。在他出生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担心他的果敢判断力，敬佩他的各种成就，然而，他生活的进步、对人类的贡献，却被其丰富的知识和神圣的思想阻碍了。

在中学里波利菲尔就出类拔萃，未有任何可见的成就，就已让同学们惊讶不已。在大学，他同样优秀。他迈出成功的步子，顺利地穿过科学的荆棘迷宫，如同走在旖旎风光的文学花道上。他既无对学习时间的任何严格限制，也无对年轻人共同喜欢的娱乐显示出极大的耐心。

人们通常在成年时选择职业。当波利菲尔成年时，他准备成为一个服务公众的人物。每门学科的老师的目光都投向他，所有好奇的人都探究他，猜想这位大学的天之骄子，该如何选择他的职业。他无疑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要让所有同代人落后于他，登上他应名列最高荣誉的班级榜单，没有那些因能力差而要忍受推延的苦恼。

波利菲尔绝非狂妄或自负，却受到极大的鼓励。因为不断的成功，他对自己的道路有极大的自信。在放纵的希望上，他不会输于他的同伴。他期待，当射出第一束光泽时，世界有被碰撞后的惊奇。他有时难以忍住，会参与到朋友的欢乐中。（谁能不被奉承迷惑呢？）有些朋友在闪亮登场后便突然消失。他们微弱的光芒或许曾吸引过大众目光，但现在注定要在他面前消失。

一个人要抓住有利的条件，这很自然。他与那些人的交流正努力进行。波利菲尔在伦敦漫步，偶然进入医师的群体中。看到能把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前景，他十分愉快，想到新的“发烧理论”切中他的想象便非常高兴。在考虑了几个小时后，他发现，自己能坚持反对所有古代系统的主张。他决定申请读解剖、生物和化学，哪怕在动物和矿山甚至植物领域，也决不留下任何未触碰的学科。

他随后开始读专著，创建系统，进行实验。不巧的是，当他要去切尔西看鲜花盛开的新植物时，经过威斯敏斯特时想要喝杯水，在喝水时见到校长的马车。他好奇地跟随校长进入大厅，那里碰巧在辩论一个大案件。他发现自己有能力提出许多论点，能让双方的法官被忽视而靠边站。他决定放弃医学，追求这个他觉得很容易就出人头地的职业。这不但能确保得到巨大的荣誉和富贵，而且无须忧郁地关注痛苦、卑微耐心地顺从，休息和娱乐也不会随时受到打扰。

他立即到坦普的议院，买习惯法的书籍，规定几个月后熟读法规、年鉴、诉状。他一直去法庭旁听诉讼，开始以合理准确的思辨去审视案件。他很快就有新发现，职位升迁只靠律师的运气，不靠才思敏捷、学识和雄辩。他感到困惑，不仅大法官很荒谬，根据客户要求而对他们的案子做出虚假陈述，律师还经常在一个案子还没结束时，又不断地去接出现的另一个大案。他开始后悔让自己从事这个职业，认为它太狭隘了。尽管一个人不值得为金钱出卖他的灵魂，这个职业却无法把自己的名字带到其他任何国家。因同学都在无聊地学习，于是他在娱乐时间找其他同伴。在各种交谈后，他的好奇心又漫无边际了。在一个小酒馆里，他有机会与军队的情报官员一起交谈。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很容易就被他们外表显示的欢快所迷惑，为他们说话的彬彬有礼而心肠柔软。他因此要培养自己的新相识。当看到他们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都受到接待、得到尊重，他们与每个阶层的人都很容易友好和谐相处时，他开始感到自己的心为军人“荣耀”而跳动，竟奇怪于大学的偏见，如何使他如此长期麻木于这个职业“雄心”，即使它在每个年龄段都已燃烧年轻人的心，自己却如此长期忽视这个召唤。这个荣耀和雄心优于其他，普遍而且总是杰出的，即使只是职业呈现的外貌，也给人带来其他人所不知道的自尊和自由。

这个喜好的印象，经过他与小姐们的谈话加深。若不是他希望自己成为这类最幸福博爱的人之一，他无法体会到小姐们对军人的尊重。他似乎总是沉溺于充满魅力和友善的女性世界。然而，获得知识始终是他的主要兴趣。那些冒险的行动和国外的叙述，足以让他感到满足，因而他断定，没有其他生活能像军人这个职业这样，让他把所有关注都完全集中。他认为，在战争中表现优秀并不困难。想到他的新朋友中也没有许多精通战略战术和要塞防御原则的，他因此发奋学习，博览古代和现代所有的军事作家的著作。在短时间内，他就能讲述每场战争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并就那些有史以来失败的战例侃侃而谈。在书桌前，他常讲述亚历山大如何击退他的进攻者，什么是在法沙利亚战场发生的致命错误，瑞典国王查理如何在波尔塔瓦逃出生天，马尔伯勒为何应后悔其在布伦海姆的蛮勇。在片纸上，他加固其军队的战斗力，可以迫使大部队退却。在黏土上，他制造许多不可摧毁的要塞。似乎所有现代进攻的战术无不在这些要塞前消耗殆尽并完全失效。

波利菲尔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到一个任务。在其要摆脱军人的严肃之前，他感受到真实的军事行动气氛。一场战争打响了，军队被派到欧洲大陆。波利菲尔到后不幸地发现，仅靠学习不能成为一名士兵。由于一直习惯于这种“纸上谈兵”的感觉，没有到实地参与战斗的思维，他让危险意识在大脑里完全熄灭。然而，这个死亡判决，带给他战争的真实恐怖。他见到他那些欢快的朋友不是去战胜恐惧，而是努力逃生。他的哲学训练控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宁可让自己戴上脚镣而非武装自己。无论如何，他在沉默中压抑痛苦，虽经历了这场荣耀的战争，他却明确地感到，自己完全不能支持战争。

他又开始读书了，继续从一个学科到另一种学问。我常去看他，每月一次，不打招呼自来。我发现，他在这过去的半年里，正破译中国文字，创作闹剧，收集英国法律的无用术语，写一部探讨古代科斯林黄铜的书，形成制作各种指针的新计划。

这个伟大的天才能扩展任何科学的范围，以任何职业使世界受益，放荡在无边无际的各类职业中，却没有让其他人和自己得利！突然心血来潮的冲动使他闯入知识的领域，所有障碍在他面前都会消失。可是，他从未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去完成他的征服任务，建立秩序，带走战利品。

愚昧的人常根据容易的原则，依靠其天性去获得技巧和知识，对有获得感的价值并无任何尊重。他们有资格去进行这个速成学习的飞跃，以为自己能自由地闲混在其中。他尝试每个新课题后便改变方向，像阿塔兰忒一般，输掉了比赛。因为那些比他更弱的对手，反而总是力往一处使，奋力向前。

我常想，有些人是幸运的。他们有依赖，选择了一位权威者的任性建议，因受其影响而偏向于支持他的看法，第一次思想冒出的曙光就决定了他们生活的状态。一般来说，征求天才的意见很少起作用，除非我们能被告知，天才如何能被人知道。如果只有靠不断的实验才能发现适合的职业，在决定做出立业之前，便会失去生活。如果任何其他预示能被发现，他们也许很早就能被辨认出来。至少，如果在企图证明天才的方向上失败后，人们显然很少因为尊敬自己而非他人受到欺骗，因此，没有人有更多的理由抱怨，他的生活是被他朋友计划的，也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没有自己幻想的运气，他也可以有更多的荣誉或幸福。

据说，博学的桑德森主教在准备其演讲时犹豫不决、自我否定，在演讲期间，迫使自己说出不是最好而是最合适的说法。这将是每个人的状况：他选择职业，平衡双方所有的看法。枝节是如此复杂，动机和争议是如此巨大，因此，有很多时候，人们在游戏中想象，有人把决定权留在他人手中。这些理由最后迫于中立持平，这些决定卷入机会之手。在大部分生命被消耗在不能解决的探索之后，其余人在追悔不必要的拖延时应做出改变―这些延误对其他目的没有什么益处，仅是“警告”其他人要反对类似行为的愚蠢，仅是证明生活中同样包含宗教和美德的两种状况，他越早做出选择就越好。

漫步者　1750年5月29日　第21期

文人的命运

大地赋予我们同样的生与死，

玫瑰花靠近可厌的荨麻盛开。

——奥维德

每个人都会被自己嗜好的设想驱使。他在某个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拥有的一些品德和擅长的事情，自会分享给其他人。无论有多么明显的不利，他都能承受与其他人比较的痛苦。他把有些尚未露出来的特征、有些迟来的优点，扔到天平上，借此平衡他将这些恩惠于自己的幻想。

人类出于好学和猜测，似乎总是考虑将博爱作为一个高地，与那些对公共事务增添骚乱的人对抗，使自己感到经历不同年龄段的愉快，庆幸自己幸运地拥有好的条件，讲述政治的困惑、成名的危险、雄心的顾虑和富有的不幸。

在许多课题中，他们已通过勤奋发现这个主题。他们被极大的努力所迫，或者他们要更详尽地确定他们的理性和想象。什么都无法与崇高地位的不稳定性和拥有的利益和名誉的不确定性相比较。这些“拥有”要从许多危险、警觉和辛劳中获得。

人们显然认为，“世事不确定”是个无可争议的论点，以此反对政治家和军阀的抉择，而那些自信胜利的膨胀，缪斯女神以从不会挫败的军队来支持，以致他们对手的力量和技艺无法躲避或抵抗。

经验已很好地证明，战争中使用大象的民族，尽管他们表现出十分恐怖和暴力的形象，常把敌人的队伍打得秩序大乱，然而，使用它们总是有危险的，而危险几乎等同于优势。如果他们最初的攻击得到支持，他们就很容易把同盟军击败。然后，他们突破其后的军队包围。比起他们暴怒的进攻，后退时因鲁莽所造成的破坏，也毫不逊色。

我不知道有些人，如此热衷于驱赶积极生活的困难和危险，他们是否还没有利用这个争论，任它被同等作用于他们的力量反驳。管理省区、指挥部队、主持议会、主宰内阁之人，都会面临某种不确定性。我不知道候选人为追求文学名誉的幸福，他们是否已受制于同样的不确定性。

如果没有辛劳付出是不可能获得学问的荣誉的，至少像所有伟大的功业，如果没有奋斗绝不可能得到。这些已得到那些希望自己具有学者品德的人的认可。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每个人的成就与获得它所要克服的困难成正比。那些人靠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得到世人的尊重和敬爱，绝不意味着能免除任何其他获得自尊的过程。他们会被人猜测，运用无数的手腕去毁灭一个优胜者，去压制一个对手，或去阻挡一个跟随者。他们的手腕如此粗鲁和卑鄙，以至于有证据证明，一个人即便可以在学问方面表现得非常优秀，可比起那些他怜悯和鄙视的无知者，他不会更有智慧和美德。

因此，问题已很清楚，除非人们赞扬他的荣耀是确定的，学者要实现他自己成名的渴望，应将其幸福建立在一个比他的对手更坚实的基础上。文学英雄得到的花环，与其他人接受的文明或胜利的花环，必须从同样难以攀登的高峰上摘得。他们必须为同样的妒忌而筋疲力尽，为同样的关心而谨慎守护，因为这些人总是用尽全力去撕裂他们。余下的愿望是，他们的翠绿之树更长久，很少因时间而变化，或很少因意外的疾风而遭人厌弃。

即便是这个愿望，从检验学问的历史、观察学者在目前时代的命运上，也不会得到什么鼓励。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时代，我们会发现有无数作家的名字，曾有极高的荣誉，人们阅读他优美的作品，引用他智慧的思想，在墓地旁纪念他光辉的一生。可是，如今我们仅知其存在，那便只是一个过客而已。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学名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分布，我们会发现它的出名期限很不确定：有时，它被大众突然地任性赋予，很快又转到另一个新的受宠者身上，没有其他理由，仅仅因为他是新人；有时，人们拒绝长期的辛劳和寂寂无闻；有时，读者赞成微不足道的主张；有时，为求稳妥而失去；有时，因过于勤勉刻意保留它而毁灭。

成功的作家在保持名望方面有同样的危机，无论他继续写作还是停止写作，大众对他的敬佩除了因为他的贡献外都不会持久。对于以往功绩的记忆很快就会消失，除非靠持续写作去激活它。确实，每个新的尝试都有新的灾难。在不幸的时候，很少有人企图扩大他们的名誉而不伤害到自己的人格。

在许多可能引起不平等的原因中，人们经常看到，同样一个人的写作受到没有充分确保的能力或勤奋的影响，常常玷污天才的光辉，而那些智者以及获胜者，也许应适当保持警觉，不要因过早的胜利而太过沉迷于自己的骄傲，应力求把他预计的幸福的日子延长下去。

脆弱的人类，无论其伟大还是高尚，

没有人在其死前被断定完美无缺。

——奥维德

在许多动机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是，作者被要求去从事会令其名誉受损的写作工作。这个不是因为他愚昧，而是因为他很不幸。这类事经常发生：有学问的著作和有智慧的文学常在一些人的指导下被写出，通过这些人他们能获得奖励；作家总是不先选择他的主题，而是被迫接受任何扔在他面前的任务，不去过多地考虑他自己是否方便，仅靠从前的知识写作，而没有时间充实自己。

这类与“伟人”高攀的错误结果，同样很常见，结识名人通常被认为是文学和天才的重要荣幸之一。有人一旦和那些“伟人”熟络了，便以为自己高高在上。这些“伟人”其实没有其他特长，仅仅是出生于富裕家庭，幸运拥有财富，很少因道德优秀而得到他们的荣耀地位。以他们为榜样，他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屈服于他们的行为。他会忍受他们去规定他的研究课程，运用他的能力，为他们多样的目的服务。他渴望取悦那些人，得到他们的恩宠―他软弱地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这让他不再总是为增加著作合格的能力而承受反复修订文稿的苦恼。如此，他要么因虚荣心作祟，掩盖自己的不足；要么因消耗生命去陪伴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内心被怯懦侵蚀，失去主张选择自由的决心。

尽管我们假设，一个人能幸运地保持个性独立，通过他的精神驱除赞助者对他的占有。然而，他很容易因长期写作，不幸写得很糟。有些连续的事件，因周期性波动，导致相互的对立。辛劳和认真因成功得到奖励，而成功产生自信，自信让勤劳松懈，从而忽视进而毁了准确所带来的名誉。

他偶尔受到赞扬，虽不被赞扬麻痹，使自己进入懒散的状态，却可能会被赞扬激励去从事超出他能胜任的任务，或想象自己同样有能力进行各类创作，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所有的改变去适应大众的趣味。根据有些类似的看法，许多人到了晚年，去尝试他们并无时间保证能完成的任务，在几周努力后，沉下墓地，忧虑地看着从地面站起来的新一代。最伟大的天才也常常不能免于这类失败。当被运用在其他人的作品中时，这个显然有穿透力的判断，往往会在兴趣或激情能够发挥力量的地方失误。我们在审视自己的作品时，会被无数偏见所蒙蔽。我们年轻时的创作让我们欣喜，因为它们让我们回想起年轻时的记忆；对后来的创作，我们要去尊重，因为我们不愿意自认没有进步；那些很容易从笔端流出来的文字让我们着迷，因为我们以愉快的心情读它，自诩表达了我们自己的能力；那些与伟大思想斗争而创作的东西，我们不容易拒绝它，因为我们不能忍受如此耗费精力的创作最后竟毫无用处。可是，读者并没有这些痴迷，反倒奇怪作者与自己不同，没有考虑这些同样的泥土能以不同的文化观提供不同的作品。

漫步者　1750年6月5日　第23期

作者与批评

我有三个客人不满意我的宴餐，

每个人都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满足他的口味。

——贺拉斯

任何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意识采取行动，不必计较世上其他人的看法，这是保持道德严谨的首要原则。从投票选举的理由看有必要，因为选举可以保证每个被上帝赋予天赋的人都有他们的价值；从民意来看也很有必要，因为这些声音很快就告诉我们，若依据其他人的赞扬或责备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行为，我们往往会被无数矛盾的判断迷惑，陷入永久的矛盾挣扎中而停滞不前，反复商量而做不出决定。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即在向公众发表文章之前，作者应经常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人审查，或是尽力求得与各种意见和批评家的看法的一致，以保证创作成功，否则，他不应自信于自己的写作技巧，也不应自满于自己遵守了公认的写作原则。

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征求意见和顺从规则无助于任何文学创作的完美。因为无论何人，只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导致听从他人的评论，那么他会为自己每天都有新问题而困惑，这会使他的思想受到干扰。结果，他徒劳地调和不同的意见，徒然地消化中立的暗示，就好像突然把不同的光线聚到一起，却让它们射向了相反的方向。

所有作者，尤其是为周刊写小文章谋生的作者，如果过分看重读者的责难和警告，他们的心里是最难受的。因为当他们的作品不能马上传遍世界时，他们只能逐步地得到成功。那些自认为有资格教导别人的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作者倾听较公正的批评，能弥补他过去的错误；借助批评家如此慷慨提供的帮助，他能完善自己计划的缺陷。

我曾有机会观察过，人在不同心情下读一本书和手稿，会有不同的情绪，有时忧虑，有时喜悦。一本书一旦到了大众手里，它就被认为是定型和不可更改的了。要是不带个人偏见，读者读它只是为了娱乐或接受教诲，不会再有别的目的。读者让自己的思想顺从作者的思路，乐于接受书中引起他愉悦的内容，绝不会用挑剔的眼光来破坏自己的平静，更不会去为已经生动的描写而再忧虑它怎么能表现得更好来破坏自己的满足感。不容否认，读者常有这类读书的感觉：对它很满意却觉得不够刺激，很喜欢又遗憾它不够完美。

要是上述所说的同样一个人，有资格去评价一部尚未出版的作品，他会发挥热烈的想象力，反对一本他从未听说过的段落。他要运用所有批评的能力，把记忆里那些“趣味”和“文雅”、“纯洁”和“精致”、“方式”和“完整”的概念都搬出来卖弄。即便那些曾经被人理解发出的声音，他也给予空洞无物的回应。他像一只公鸡咯咯叫来引起另一只叫那样引发连锁反应，继续干扰整个文坛。他有点能力便认为自己有义务去批评，自己言必有中。因此，他注意文中每个地方然后去拒绝它，寻找每个机会提出似是而非的修改意见。当然，他只能凭很有限的小聪明找到这样的机会，因为每一部想象的作品，其结构的布置、故事的穿插、修辞的使用，可以有上千种变化而不失其同等效果，就如同事物一样保持均衡，这些在每个写作者看来总是最好的。由于那些批评家的任务仅是动口提建议而不在乎如何写作，此时，他们从不缺乏十足的自信，认为自己能提出很重要的改进意见。他们也不乏用争论来加强自己建议的能力，因为当他们要表现得十分自信时，他们不是太仁慈，就是太自负，固执和纠缠不休地发表意见，一点也不怀疑他们有可能为偏向自己的意见而做出太草率的判断，或者，一点也不质疑他们提出新建议的优越之处，能否与创作实践形成恰当的协调。

古罗马学者小普林尼说过，演说家应发挥其所有的想象力，不应选他有理由认定最强的论点进行争辩。在辩论中，只有那些最具价值的理性可对评审者产生最大的影响。他还说，评审者总是为出人意料的结论深深触动。每个被要求对作品提意见的人，他所依据的都是同一个原则。他首先要为达成期待而承受思考的苦恼，随后为期待带来的失望感到情绪的恼怒。反之，他让自己的想象漫无边际，好奇于其他事，他同样会毫无拘束地陷入“可能性”的无边无际的海洋中，走上不同的道路。

尽管小普林尼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原则，可它并不适用于作家的创作。因为人们评价作品，总会求助于从家庭式的批评到比较高的权威裁决。大众读者从不堕落，也不会经常上当受骗，他们必将对文学的价值做出最后的判断。

我这周开始构思写作时，想到许多能证明固有观念具有极其强大力量的例子。我的读者从前任专栏作者的文章中，对无连贯性的散文形成了一些概念。他们认为，未来所有参与写作的作者，都有必要保持与过去的一致，因此，他们不能容忍任何背离这体制连贯性上出现的最小失误。要是他们发现喜爱的文章被删除或被延期发表后，会做出诸多谴责。有些人愤怒地抗议，《漫步者》没有如《观察者》那样，作者通过介绍自己的出身学历、列举人生经历、描述个人喜好，让大众熟悉了解他。其他人很快就做出评论，“漫步者”是个庄重、严肃和武断的作者，没有温情和喜悦。这些人过分强烈地呼吁文章要轻松和幽默，另一些人则提醒作者，要有双特别的眼睛，盯住这个大城市中的各种俱乐部，并告诉他以前《观察者》中的活泼气氛都是从这些聚会中发掘出来的。有的读者责备他没有模仿前任作者的文雅风格，迄今一直都忽视对小姐们的保护，没有教给她们一些如何恰当搭配不同颜色，以适当尺度打褶边和在衣物上弄别针的规则。有一位读者还要求作者对家庭主妇玩纸牌丑相的特别揭露赔礼道歉。另有一位读者因每次读到需要思索的抽象概念时，为作者没有举出例证加以说明而恼羞成怒。

我并不轻视这些问题，因为所有劝告的本意都是为了帮我改进写作，给读者更多教益。可是，他们不了解或者说没有考虑到，作者应有自己特别选择的方式，以他学习或生活的经历，选取那些其最有能力去处理的题目。他们也不知道，作者有些让人愉悦的题目写得很成功，没人可以与之竞争。作者竭力想得到许多读者的拥护，有必要尝试各种有吸引力的艺术，描写每个欢乐的场面，要随时对自己的写作方式加以改变。

我不得不认为自己处在批评的喧闹风浪中，如同一条在诗意的暴风雨中行进的船―它同时被方向相反的狂风推动，又被四周的巨浪冲击，而最终由于矛盾的攻击挟持而能平安挺直；在一定程度上，又由于多样的险境中的磨难而安全无恙。如果批评我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许会动摇我的决心。可是，当发现这些批评意见是彼此矛盾的之后，我不再犹豫，决定忽视它们，顺从自己理性的指导，尽情地发挥自己想象的妙语，努力赢得大众读者的喜爱。

漫步者　1750年7月3日　第31期

人性的弱点

我从不为堕落的方式辩护，

也不以虚假的机智为我的错误争论。

——奥维德

尽管人们轻易地承认自己的判断错误和知识贫乏，然而，那些愿意承认人性弱点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让人察觉，这个“认可”不那么真诚，至少在多数情况下，是以心照不宣的方式来袒护自己。无论他们要放弃邻居的索赔是多么轻易，他们渴望的是让人想到，这样做能免除他们行为的错误，并消除他们看法的荒谬。

对那些明确和顽固的对立面，我们可观察他们并去争辩，不论是否清晰，责备如何温情，这都是一种不可置疑的争辩，有些潜在的特权被认为应受到攻击。因为没有人会失去他本就没拥有的东西，也不会去想象他自己拥有的，更不会被骗走他所没有权利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理由假设，那些在最微弱的矛盾中或在最轻微的责备中爆发出狂怒的人，既然断定自己受到了伤害，便会幻想，一定是某些古代豁免权被剥夺，或者是某些自然特权被侵占。如果想到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他犯下的错误就不应被视为可耻或光荣。他们不会接受如此充满感情的智力，因为这些智力仅告诉他们什么是其之前所知道的东西；他们也不会十分热情地反对一个攻击，因为这个攻击剥夺不了他们已被赋予的东西。

这里要谈及一位哲学家，当得知儿子的死讯后，他以其本能反应接受这个消息：“我知道，我儿子死了。”如果他同样知道自己的缺陷，确信自己有错，不会去玩弄技巧、蓄谋恶毒，而仅会关注这个“过失”是人类的附属物，以他总是知道的“人是容易犯错的”这种看法来安慰自己。

如果我们多数情绪被事物的新奇所激发是真实的，那么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把合理化的错误或不完美的知识作为一个议题考虑，对人类是一个全新的伟大部分。因为人类不可能与其他动物为伍，动物没有什么规则，也不会建立什么顺从关系，更不会因某个事件闹情绪而产生愤怒或热情。双方对这些事件的争论，其利益所在，不过是他们彼此都不愿放弃有可能会让他们犯下可耻错误的任何思想观点。

我听说，有些人错误的哲学教条得以发展，是因为他们拒绝看那些批驳他们的实验。这些每天的日常观察给出了新的证据：有多少生动的托辞和逃避，被寻求去婉拒那些无抵抗争论的压力；有多少问题的陈述常被改变；对手如何被错误地虚假描述；在最明确的位置上，有多少困惑被那些他们碰巧反对的人所卷入。

在所有的凡人中，似乎没有谁比作家这个群体更容易受到虚荣的致命影响。作家的名誉完全来自于他们的理解，这使得他们对任何试图侵犯他们文学荣耀的行为都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情感。评论一个能力得到认可的人，了解他靠什么得到关注，能尽力缓解荒谬与和谐的对立。这并非一件不愉快的任务。除了当他们用自负和荒唐急切地教育世界，认为他们很重要外，只有彻底消除那些暴露人类所有行为的批评，他们才不会承受痛苦。

德莱顿的幻想热情和创作冲动，经常让他的写作不够准确。因为在一出悲剧里写道：“我跟随命运的脚步，却走得太快。”他听说有时自己遭到嘲笑。

一般认为，这个没有人很快跟随或被跟随的用词，太简单而不会引起长期的争论。事实是，德莱顿显然让“命运”这个有双重意义的词出了大错。在前一部分诗文中，他的“命运”附在“幸运”这个观念上，随后却有“死亡”，因而，他的意思是“尽管被‘死亡’追赶，我却不会让自己退缩到绝望中；除非跟随‘幸运’，去承受命定的痛苦”。然而，这个意思没有完全表达清楚。德莱顿表明自己决不屈从于他的批评者，从不承认他有朦胧不清的惊奇。可是，我们幸运地发现，在诗人维吉尔1 的诗里有关于一个人循环走动的叙述：“他说，这是我模仿写的一个段落，我的批评家很兴奋地指出这是句废话。可是，我有时写出废话，他们却没有幸运地发现它们。”

每个人看到这类刻薄的批评，自会加重逃离批评家的“追踪”。这首诗的读者，如果没有见到作者展示足以让自己显得优秀的意识，不足以抵制这类吹毛求疵；如果没有见到他承认有时被想象的骚动、观念的多样化而导致错误的方面，便不会对他表示伟大的敬重。

当发现这些弱点本身只表现在小事上时，这是幸运的。因为这样的对或错，没有对人类的美德和幸福产生多大的影响。看到一个人在坚持一个计划，他已发现很不实际；看到一个人生活在不便利的房子里，因为这是他自己设计的；或者看一个人穿一件特别缝制的衣服，他希望保存起来后，能恢复它原有的时髦。对此，我们仅是感到略为不安而已。确实，有些愚昧，只是愚昧罢了，无论多么野蛮或荒唐，都很少能够对其他人有影响。

然而，对这类骄傲的放任，更经常见于重大的问题上，人们不仅从中证实他们的错误，还有他们的邪恶。他们要坚持自己心灵受责的实践，仅是避免被人感觉他们受到责备，或被他人劝告他们变得聪明。他们要寻找诡辩，企图搅乱所有的原则，规避所有的责任，因而不会表现他们做那些自己不能够去捍卫的行动。

让每个人发现“虚荣”有如此强大的支配人的优势，当要把自己出卖给这最末等级的“堕落”危险时，停下来一会儿，思考这类恳求会有什么结果：即他恳求进行一个实践，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会被理性带领，仅是被渴望的暴力所驱使，被热情的突发而惊讶，被诱惑的温柔接近而迷惑，被不可察觉的罪恶渐变而诱骗。让每个人考虑，他强迫自己了解赞助人的趣味能承担什么使命，而这些隐瞒和改革成为重要的任务。

美德的事业，几乎无须用什么技巧去捍卫。美与恶一旦呈现出来，便很容易区分。这类辩护人很少让那些改变宗教信仰者进入他们的党派，他们也很少有能力去欺骗任何人，除非那些人有蒙蔽自己辨别力的渴望。所有这些最好能力的运用，无非是要劝告听者，人是无希望的，让人只能想到邪恶。这类堕落已从他的方式传到他的原则。所有他要改过的努力，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能使自己避免成为被影响者，除非把他作为破坏者追捕，否则，所有都无济于事。

可是，如果能够假设，他会用部分结果的表现，对远古原因进行复杂推论，或者困惑地结合不同的观念，用它观察到的不同方面，得出显然不同的各种联系，来施加他的影响于听众，那么当他也许有时为虚弱和善良的意图所困惑，有时被人们对他的能力的敬佩所诱惑，一个年轻人的心就会在不确定的观念上摇摆，既不会被教导加强，也不会被经验启蒙。然而，这样取得胜利了，又会怎样呢？一个人不能把他的生命都消耗在娱乐上：衰老、疾病、孤独会给他带来一些严肃思考的时光，提供给他并不舒适的想法，即他已扩大邪恶的范围，他已名列于他人的罪恶中，却从不知道他自己的邪恶程度，从不准备弥补他引发的错误。也许在所有关于理想苦恼的储藏室里，没有一种想法比这类意识更痛苦：一是违背原则的宣传堕落；二是不仅不能从美德道路上拉起其他人，而且还堵塞他们往前的通道；三是除了给欢愉的画面外，还用美丽蒙骗他们，除听破坏者的警笛声外，让他们对每声呼叫都充耳不闻。

在这类实践中，还有另一个危险，即他们不能欺骗他人，却常常能成功地欺骗自己。他们交织诡辩的乱麻，直到他们的理性缠绕其中；他们重复自己的位置，直到他们自己信任自己。利用竞争，他们真诚地发展事业；通过热切期待，证实自己的争论；他们最终把自己带到一个被找到的幻想中。他们处在邪恶的边缘，他们那些自豪和顽固的思想已消失，也许他们在没有光亮能重新点燃他们的思想中死去。

一个人会因微小的失败受到指责，他通常随时准备让自己去尊重美德或能力，因为他不会驻足于那些严肃和恐惧地去考虑的事情上，如悔过者的人道、圣人的眼泪、以虔诚和清白闻名者的死亡恐惧。这些都是为人所知的事：恺撒写了自己在高卢战役中犯错误的历史；希波克拉底的名声在合理的评估后要比恺撒更伟大，而他警告后人，要反对他所犯下的错误。凯尔苏说过：“有太多公开和坦白承认的错误，已深入人的意识，这足以让他支持其个性而活着。”

当所有错误都微不足道时，关注自己的尊严应是每个人的责任。一旦发现有错马上就改，不要害怕任何谴责，如同来自他自己内心的谴责一样。如同“正义”所要求的，若他已用错误的行为或者虚假的观念诱惑他人，所有伤害都应被弥补，这应是他的义务。当有人已接受他的错误，要尽力让他悔改。对那些通过他学习邪恶的人，要尽力通过他的榜样教育改正。

1 应是诗人奥维德。

漫步者　1750年7月7日　第32期

斯多葛学派

悲哀负载所有死亡的痛苦，

不管你有怎样的悲伤，它都适度地符合你的命运；

如果你不能抵抗它，就放轻松点。

——毕达哥拉斯

人类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一个违背我们自然渴望的状态中度过的。因此，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忍受不幸”这门技艺。不幸无处不在，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用这些能使自己举止得体和行为适当的原则，武装自己的思想。

古代有一派哲学家，自诩能使这个必要的行为科学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他们被称作斯多葛学派，或叫芝诺学派。他们这些人有些近乎野性的热情美德，自命能把未被启蒙的人类的感觉能力解放出来。这些人声称，依据他们学派的原则行事，就能提升自己，超越世上那些使生活痛苦的不幸。他们能从邪恶的名单中，勾去痛苦、贫穷、孤独、流放和暴力死亡这些名字。以傲视群雄的态度，通过一个不可更改的裁决，他们要求世人不为恐惧或忧虑所干扰，或者，不再给智者的宁静以任何打扰。

这类人的信条是，当一个人受到最严重的疾病折磨时，他应继续让痛苦伤害自己到极点，即使这样，病痛也绝不能迫使他考虑其他，而是选择以冷漠和中立的态度应对。可是，有些意志不坚强的芝诺派学生，在痛风发作引起剧痛时，他会坦白地承认，“疼痛就是一种邪恶”。所有人都不会愚笨地反对他有这种怕痛的感觉。因此，我认为，这类学派的原则，即使在信仰他们的子弟中，也没得到普遍的遵守。

然而，还是值得一问：在那些教人忍受的导师中，这些哲学家是不是非常合格的人选？因为如果痛苦不是邪恶，人们似乎就不需要接受怎么忍受痛苦的教训。因此，当他们竭尽全力劝同伴用“忍受原则”来应付痛苦时，他们也可以被认为放弃了产生这些原则和想法的初衷。然而，当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个性变得坚强杰出，或运用他们的力量建立起一个反对自然的观念时，他们表现出如此矛盾的现象，只能期待人们能给予极大的理解。

关于外在邪恶的争论，现在已有定论。生活中有许多的不幸，而这些不幸中的痛苦，有时至少等同于所有坚韧能力加起来的总和。这些现象现在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因此，不仅仅要考虑我们如何逃避这些不幸，而且要进一步思考，我们面临自然事故或个人弱点时，采取什么方式去减轻痛苦和放松自己。我们怎样在一个现状不允许愉快松弛的环境下，让每个小时过得少点痛苦和悲伤。

医治人类绝大部分痛苦不幸的药方，是缓和剂而不是急重药。“痛苦”涉及肉体感觉，与人的自然本性交织在一起。所有企图全面否认痛苦的客观存在的说法都是无用和徒劳的。众多的痛苦如“箭”一样射向我们的前后左右，我们只能选择接受锐利还是平钝的箭头，或者接受染有剧毒还是微毒的箭头。受到理性支持的最强硬的“盔甲”，只能把箭头挡住折钝，却不能避免它们出现。

“耐心”是上帝交到我们手里治疗痛苦的伟大药方。尽管我们不能减少身体的痛苦，但借助于耐心，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能保持心理平静，仅承受自然和体内实在的痛苦，不再使疼痛加剧或使其持续下去。

比起任何不幸事件来说，“愤怒”和“不安”确实是不适合人的自然本性的。人们有时不去考虑这与虔不虔诚有关，它们至少是冒犯，让人们更倾向于憎恨和蔑视，而不是怜悯和安慰。如果我们忍受的常是由我们自己内心造成的痛苦，这正如一位古代诗人所说，耐心是我们承担的最重要的责任，因为没有人会为一种自己应接受的情绪而感到愤怒。

痛苦应得，无须产生抱怨。

——奥维德

确实，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没有再为自己承受的痛苦增加负担，如果处罚落在无辜者身上，或失望发生在勤奋和谨慎的人身上，那么不管多么必要或不必要，耐心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如果有耐心，我们既不会加重痛苦，也不会因不幸加剧后再增加懊悔、难过。

在那些上帝指派给人类的不幸中，如畸形残疾、任何感官功能的丧失或年老体弱，人们总是应当记住，急躁没有现实的作用，只能把一些人赶走。我们本可以通过这些人的谈话和劝告得到愉悦或帮助，所以这还剥夺了我们接受现状时所需的安慰。同时还要记住，对于来世，人们很难做出恰当的判断。因此，急躁不但不会减少痛苦，反而切断了期待希望能得到的奖励，而这正是那些受痛苦折磨并能很好地忍受的人理应得到的奖励。

人们在接受所有的不幸的疗理时，应避免急躁，因为它耗费时间并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痛苦上，而这些痛苦，只要适当治疗，其根源是可以排除的。法国将军杜伦尼在致谢词里，说他在访谈中得益于那些记忆力强的人，这些人曾指导他学习战争的艺术。他极敬佩地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教他不要花时间为曾经犯过的任何失误后悔，而是赶快让自己抖擞精神改正错误。

人们要把“耐心”和“屈从”很小心地与“怯懦”和“懒散”区分开来。我们不去抱怨，可要有理有据地进行斗争。生活中的不幸便如同自然的困难，要求我们努力克服、勤奋工作。当感到任何悲痛的压力时，我们不可遽然下结论，认为一切只能在沮丧的境况中，服从上帝的意愿，禁止自己有任何其他的要求。道理如同我们感到口渴的痛苦时，自然会想到水，我们不能说这是多余的要求，而限制自己去喝水。由于一切源于上帝之手，人们无法确认不幸是一种恩宠还是处罚，可因为上帝安排的所有方式，都可以按照“事物有相似原理”加以解释，我们可以断言，我们有能力排除一种不便和困难。我们需要谨慎行事，以免图一时之快因犯错而内疚。上帝的意旨，不管是奖励还是惩罚，我们都要通过工作来给予他回报。工作是上帝交给我们的应尽的义务。

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义务”莫过于我们的身体要承担疾病所引起的强烈痛苦。这些加剧的痛苦，确实让人忍无可忍，如同把生命的力量推到了尽头，不再给自己留下任何遵守规则或受他人责备的空间。在这种状况下，人的本性要求做出一些迁就。每次放纵，除了表明没有信仰外，都应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原谅。然而，为了避免太容易就得到痛苦不可抵抗的悲哀，并享有这种让人们同情悲哀的特权，我们要恰当地去认识，人类智慧能产生的最大痛苦或人类狠毒能形成的最大伤害，都被人类持久地承受下来。如果疾病是这类痛苦，我认为，它们有时比那些人为痛苦―如拷打―还要剧烈。因为人为的痛苦，在其本性上有持续时间较短的特点，重要的躯体器官很快被摧毁，灵与肉之间暂时失去知觉。在施加的痛苦太强烈以致难以忍受之后，人们很快就会失去痛苦的感觉。我认为，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身体与心灵的比例关系是否不恰当？若身体这方面能容忍一切，可这一切又使心灵的另一方面受到折磨，是否美德能和生命本身持久地共存于一体？是否具有原则性的灵魂能很快从被压制的躯体中分离出来？

在灾难和不幸中，如财富减少、失去朋友或意志衰退，人们受其影响的主要是情绪。“急躁”情绪的主要危害是，在受到最初打击后，许多可能想到的权宜之计，会被突然降临的不幸打击以致丧失。这是一个最普遍的原则，即对那些我们没有能力确保自己拥有的事，不要醉心于其欢娱之中。当人们仅考虑享受世间的愉快，并不经常和习惯地关切未来幸福时，这个劝诫无疑是公正的，因为它是由无可争辩的权威做出的。可是，它是否如同“不要行走，免得摔倒”，或者“不要看东西，避免眼睛变畸形”等诸如此类的劝诫呢？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做法，自信地欣赏神赐的幸福，谦恭地放弃它，希望自己虔诚善良的性情能持久保持下去。我们变得虔诚后，既不傲慢自大也不沉溺淫乐，如同我们失去它要赔偿时，也不唉声叹气或私下埋怨。

重要而有效地去反对“急躁”情绪所引起的无益的痛苦，必须从大自然和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中，经常地反省自己、提升自己，因为上帝之手掌握着富有和贫困、荣耀和耻辱、愉快和痛苦以及生存和死亡。一个坚定的信仰被正确地接受后，它会使每件事都更加接近美好；它让每种悲哀都有可能变成幸福；它使我们更加感激上帝，不管他是给予还是取走。

漫步者　1750年7月21日　第36期

田园诗（一）

芦笛声飘扬。牧羊人赶着羊群，

既不恐惧伏击，也不忧虑敌人。

——荷马

几乎没有哪种诗歌能比田园诗更能吸引读者，更能激发创作者。一般说来，田园诗是令人愉悦的。因为它表现的是人们熟悉的几乎每个想象中的场景，而且通过这些画面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描写的好坏，所以它能使人们得到快乐。它表现的都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与生活相关的宁静、舒适和纯洁，因此，人们总是乐意敞开心胸，接受它的美好形象。这些形象驱散烦恼、不安和我们忍受的苦恼，让我们毫无抗拒地来到古埃及大地，看到那里尽是欢乐、富饶和满足的景象：微风低诉快乐，树荫许诺安详。

一些无知而喜欢自夸的人坚持认为，田园诗是最古老的诗歌。确实，这类诗几乎与人的本性一样古老。由于原始人的生活就在乡村，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如他们是从熟悉的景物中获得观念一样，他们的精神首先被随处可见的自然风光满足，而这些必然体现在最早的观察者眼里。他们写出来的就是田园赞美诗，如弥尔顿介绍过的原创双韵诗，这些是在纯朴的日子里称颂造物主的赞歌。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认为，田园诗最早表现了人类的想象力。一般来说，它是最早让人们心灵舒畅的文学。人们从睁开眼睛面对生活开始，便看到这世界的田野、草地和丛林，为鸟鸣、溪流和微风感到欣喜。这种喜悦要比人类后来卷入的其他行动和热情出现得更早。我们知道，在远古时期，人们喜欢乡村的诗歌，这是因为他们单纯的好奇心。他们从未见过宫廷，几乎不受宫廷文化的干扰；他们从未感受过这些热情，也不受其情绪的感染。

人们不仅很早就满意地欣赏这类田园诗，而且对它的喜好还持久不衰。当我们进入智力进步的社会以后，我们没有像对待其他幼稚的娱乐消遣物那样把它扔掉，而愿意在任何轻松悠闲的时候去重读它。真实的田园风光总是给人兴奋的力量，因为这些自然的艺术从自然中来，又总是保持同自然一样的美丽和秩序，继续启迪我们的思想。即使它们显然很少刻意雕琢，比起最强大的理性和最严肃的思考来，田园诗也更能让人心满意足。人们倾向于闲适和安宁，这类天性不会因为有足够的生存知识而减少，也不会因世界的局部动荡而受干预。在童年时，我们思念乡村，把它看作愉快的乐土；到老年时，我们重新回忆故土，把它看作安息的港湾。也许任何人看到这样的地方，都会产生某种间接得到的快乐和偶然碰到的喜悦，或会联想到年轻有朝气时的每件往事，把自己带回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即世界充满新奇快乐之时，也是他身边不断有欢笑声语之日，他面前燃起希望火花之日。

田园诗这个普遍使人愉悦的特点，使数不胜数的诗人拿起笔来表现他们的写作技巧。在这些诗的创作中，诗人刚开始去模仿其他人也能获得普遍的成功，把相似的形象以同样的结合方式一个个传写下去；到后来，这类诗开始没落，因为读者看到诗的题目，便能猜出它全部的内容。即使人们在精读了上千首这类诗后，也不能在比读它之前增加任何一点大自然的知识，或者得到以表现道德为目的的任何新形式所带给人的想象中的快乐。

田园诗的范围确实很狭窄。尽管哲学家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大自然作用于人们的眼睛和耳朵的方式是单一的，它没有更多的表现形式。诗人如果还是用简朴而充满想象的一些伟大形象和比喻，靠一种形式区别于另一种形式，就不能写出非常细腻而有特点的田园诗。同样地，如果还靠保留回顾它的概念，就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满足的这样普遍的力量，诗人也不能分辨事物潜在的特性。然而，由于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发现，加上新的文化种类和形式被逐步地介绍，一点点为人所知，田园诗的创作还是时不时在增加新的画面，表现类似过去时代那种多样性的场景。

遗憾的是，田园诗的创作，如其他题材一样，常常落入没资格写它们的人的手中。这些诗人面对自然，却不知道他们要用自己的想象去描写它、改变它的特征―只有那样，他们的描写才能有更多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对前人的卑劣模仿。

乡村生活的风景和乡村发生的事件，它们本身都是很有限和普通的。一个把自己局限在乡村的工作和享乐的人，不会有多样化的视野。他几乎看不到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所发生的混乱、恐怖和惊奇的事物。他的处境使他只能看到那些不太引人好奇的事件。这些诗人有雄心却没有计谋，有喜爱却没有兴趣。除了承认对手比自己富有外，根本不去与对手竞争，也没有什么灾祸可悲叹，除了残酷的情人和坏收成。

坚信增加新的景象能给人带来必要的愉快，桑纳扎罗1 把诗中的景色从“田园”换成“海洋”，用“渔民”代替“牧羊人”，从渔民的生活中得到诗情。因为这个转变，他受到后来批评家的攻击，理由是，海洋是恐怖的主题，绝不可能给人适当的心灵愉悦，让人情绪安静。根据早已存在的一个准则，即诗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形象，人们可以为他辩护，反驳这些攻击。诗人没有义务必须展示海洋的风暴，而不是陆地的洪水。为掩盖海水的危险，他可以表现所有的愉悦，如让牧羊犬出现在阴凉的海滨而不感到寒冷，或者让它远离野兽攻击而任性自由。

然而，在田园牧歌里，描写海洋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尽管有桑纳扎罗一类的诗人，把热带国家的海岸看作愉悦和解闷的地方，海洋比陆地还是少了许多变化，其景象很快就会被擅长描写的诗人写完。那些海上日出和日落的美景、春风刮起的波澜、翻滚的海浪以及不断被微弱水势淹没的海岸线、清浅水中可数的鱼群，一旦被诗人写尽后，他便无计可施，只好求助于这类诗歌其他极为平常的形象，如小仙女因为溺水而死的情人的哀怨，渔民为无人要买其牡蛎激起的愤怒，以及《渔歌》2 被人普遍地喜爱。

除景象有限外，要普遍接受这类海洋诗的另一个障碍是，即使有很大一部分人必须靠海为生，可人们对海洋的愉悦几乎一无所知。在每个地区的内陆居民看来，海洋仅是漫无边际的一片水域。人们渡海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很多人在海洋中丧生。因此，除了看一看航海图或狄奥尼修斯3 的地理测量学外，人们不想也没有机会去回味那些关于环绕的海岸线和静谧的海湾的描写，也不会去读那些以海洋为题材的诗歌和其他有关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诗人桑纳扎罗以高雅的语言，为熟悉大自然一般特点的读者写作，使人看不出其海洋田园诗的缺陷。可是，如果企图用通俗的语言写海洋，诗人很快就能发现，他想尽力表现一种人们不能理解的热爱会多么徒劳。

我认为，要改进古老的田园诗，靠任何附加或变化了的景象是难以达到的。我们的描写确实不同于维吉尔时代的描写，就像英国的夏季不同于意大利的夏季。在某些方面，如同现代的生活不同于古代的生活，可是，这些国家的自然现象几乎没有不同，因此，诗歌有必要关注人类的普遍情绪，而不是那些可能在变化的风俗习惯，至于时间和地点所引起的变化的多样性则并不重要。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会尽力表明，后世为改进田园诗的创作灵感做出了多少贡献。

1 桑纳扎罗（sannazzaro），意大利诗人。

2 《渔歌》，桑纳扎罗的一首捕鱼诗。

3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古希腊）叙拉古的暴君。

漫步者　1750年7月24日　第37期

田园诗（二）

我唱着从前宙斯之子安菲翁的曲子，

羊群听着，服从那强有力的召唤。

——维吉尔

在创作和评论田园诗时，后世的作者和批评家对古人留给我们的独创性的事物都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不仅如此，他们接受那些先进的理论，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困惑中。这些理论没有以事物的本质为基础，完全背离那些仅视自然为上而其他为次的田园诗原则。

因此，清楚地认识田园诗的特点和它确切的含义很有必要。我认为，这些从维吉尔的田园诗里很容易找到，而背离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是不适当的。我们应考虑维吉尔有如下几个特点：他顺其自然，加上运气和偶然的有利条件，碰巧完成其诗歌杰作；他天生记忆力准确，判断严谨，并受到其中一个最光辉灿烂时代的启蒙，能体现罗马宫廷的精致文雅；他致力于改进而非创新，尽力地弥补田园诗靠精确描写而缺少新奇的缺陷；他以忒奥克里托斯1 为原点，发现其田园诗近乎完美，并想到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竞争对手，所以，格外谨慎地进行写作。

如果我们在维吉尔的作品中找出田园诗的准确定义，那就是，“通过描写田园生活，表现其任何行为和热情所产生的美学效果”。无论如何，根据一般事物的发展，乡村发生的事都可以为田园诗人提供创作素材。

这个定义没有提到“黄金时代”，只能使人立即想到那些在现代批评下写作的诗人。我确实很难理解，农村的情形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远古时代的背景下加以描写。我也看不出来，作家为什么要在其作品里始终保持田园牧歌式的方式和情绪。我知道，现代批评之所以建立这个规则，唯一的理由是，根据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牧羊人既不可能有能力表现和谐的韵诗，也不可能表现细腻的情绪。因此，现代读者必须让自己的思想返回古代，意识到那个时代最聪明和最伟大的人要做的事，就是关心照顾好羊群，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己对田园诗里人物个性的认知与欣赏。

这些理由似乎导致批评家去假设，田园诗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被看作是农村自然的表现，同时，也不被认为能表现在那里生活的村民的理想和情绪，不论这些村民是谁，也不论农村是否为他们提供了快乐和职业。在这些批评家看来，田园诗仅仅是一些对话和人物的描写，这些人实际上只是在照顾羊群，在最底层又最辛苦的工作中忙碌。因此，批评家很容易就得出结论，既然必须保留这些人物的身份个性，不是他们的情绪必须降低到说话者牧羊人的水平，就是这些说话者要提高自身的情绪。

上述这些原有错误的结果，导致成千上万的引起混淆和含糊不清的解说。有些人主张，应该全面保留“黄金时代”的想象方式，因此，他们认为，田园诗无非是描写百合花和玫瑰、岩石和小溪，写从它们中听到的高雅欢快的窃窃私语、爱情激动的轻声怨诉。除此之外，无田园诗可言。其实，田园诗如同其他创作一样，人们无疑应该观察其高雅的情绪，应该表现其纯正的风格。这不仅因为田园诗人要以“黄金时代”的形象为理想边界，还因为诗人有了自己选择的题材后，应该随时注意美德方面的影响。

那些倡导“黄金时代”的批评家，奠定了其他规则，却不能与自己主张的普遍原理相吻合。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要支持牧羊人的个性，不仅应避开所有细腻的精致描写，还应点缀一些牧羊人无知的琐碎例子才算恰当。为此，他们假设，读维吉尔的牧羊诗，人们似应忘记阿那克西曼德这个名字；看蒲柏的诗，有“黄道带”的术语，人们便很难欣赏牧歌的质朴无华。可是，如果能在最原始的环境里表现牧羊人，那么，我们也能在他们的其他才干中给他们添加智慧的光芒；如果能使他们承受痛苦，去暗示所有未来出现的事情―通常来说，这不恰当也不可能，那么，我们即使让他们很精确地说出这些后世之事，也没有什么有害之处，因为他们已和上帝交流，把生活的艺术传给了后世。

由于牧羊人的生活环境简陋普通，其他作家便设想，有必要从古希腊多立克（doric）方言中，采用那些无用的术语和语言，让田园诗的语言粗俗鄙陋。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做的话，诗人成为把方言混淆后无人能说出它们的作者；他们没有想到，诗人能够提炼语言，突出牧羊人的情绪；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尽力避免的不一致，没有比他们主张把精致的思想和粗俗的语言混合在一起更矛盾的了。斯宾塞的一首田园诗故意以野蛮语言开头：

迪宫·戴维，我祝愿她幸福。

她也许是迪宫，要么我说错了。

注意看，她白天还是个人样，

现在她是最不幸的人。

——《牧羊人的日历：九月》

读者对叙述角色在这个题材上表现出来的雄辩会怎么想？当读者发现这些语言集合在一起时，都在指责罗马教堂的腐败，难道不会感到有些失望吗？不可否认，一个牧羊人同时学习宗教，也许能对他的方言有更多的了解。

田园诗描写不同地位和职业的人，这些人都住在农村。因此，它不排除对人物个性的必要介绍，描写任何崇高和微妙的情绪。那些观念不恰当又不能与原始乡村描写有关的诗歌，不能算是田园诗。维吉尔是这样发出感叹的：

我知道你，亲爱的，你生在荒芜之地，

养在野蛮的老虎窝里，

生来特异，成为草原的霸主。

蒲柏竭力模仿它，却很不协调：

我知道你，亲爱的，野性如狂妄的大地，

凶猛胜过利比亚平原的老虎。

你从埃特纳火山口奔出，

出生便伴随闪电，掀起暴风雨。

像这类情绪，由于没有以自然为依据，它在任何诗里的价值确实都不高。可在田园诗里，这种表现特别容易受到指责，因为田园诗要升华普通的生活，而在普通的生活里，悲剧和英雄的创作常使我们联想到勇敢的战斗和可爱的形象。

田园诗是“以农村生活为主题，表现其任何行为和热情所产生美学效果的诗歌”，那么，它就必须限制在农村形象的范围内，才可能显出其特色。不表现农村景色，就不能算是田园诗。这就是田园诗的真正风格。它们不会因为表现出任何高雅的情绪和优美的语言而丧失本色。尽管遭到批评家反对，维吉尔的《波利奥》表现了所有的崇高，确实是真正的田园牧歌。因为它的形象不仅来自农村，而且来自所有大帝国都经历过的宗教时代。

《西勒诺斯》2 确实是一篇很有争议的田园诗。尽管场景发生在农村，其诗词内容属于宗教和历史，却比较能为其他读者或其他地方接受。人们不能因为诗里引进“神”，似乎就意味着“黄金时代”，也不能因为它暗示许多随之而来的变化和提到一个诗人同行加勒斯，就为其辩护，把它看作虚构小说。

田园诗要达到完美，似乎很有必要做到这一点：它发生的场景至少不要与农村生活不符，或者，至少要让那些退隐到孤独和安静地方的人，与生活忙碌的人同样对其感兴趣。因此，一首仅提到羊群的诗，主旨是抱怨教会的错误和政府的腐败；一首哀悼英雄死亡的诗，尽管诗人说他是牧羊人，可他已不再动手劳作，甚至无须技艺或知识、才能或努力，也能让乌云哭泣、百合花凋谢、羊群死亡，若称这类诗为田园诗是不恰当的。

克劳狄安3 田园诗的部分特点是，他记录自己的时代，依据的不是成功的执政者而是连续的大丰收日子。那些远离生意场退休度日的人，总是最不喜欢匆忙地把他们的幻想与公共事务联系在一起。

借助于田园范围内处理行动或事件的这个便利，激励了许多诗人，而人们却期待，这些诗人借达芙妮和色希斯之口，表达悲哀或欢乐的场景时，应有更多的理性判断。当期待一种荒谬会让位于另一种荒谬时，作者已完全不顾生活和自然去写作。自从宗教在整个世界体制内引起变化，作品早已充满神秘的幻想、难以置信的虚构，再也没有田园诗那种热情和理智的情绪了。

1 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古希腊多利安诗人，被认为是田园诗之父。

2 silenus（意为“森林之神”），见维吉尔《田园诗集》。

3 克劳狄安（claudian），古罗马诗人。

漫步者　1750年7月31日　第39期

论婚姻（二）

不被祝福的婚姻注定不幸。

——奥索尼乌斯

1

女性的生活状况是健康专栏作者常常热情讨论的话题，因为女性的身体结构使她们在成长的各个阶段都会患某种特别疾病。如一句格言所说，女人被置于斯库拉2 和卡律布狄斯3 之间，除了面对可怕的危险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无论是结婚还是决意过单身生活，结果都摆脱不了疾病、痛苦和死亡。

人们希望，既然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有这样诸多天然的不幸，那么她们的不幸不应再因为偶然和人为的痛苦增加了，她们的美丽不应不引起人们的敬佩瞩目，她们的文雅不应不赢得人们的同情关心。这些应能使她们容忍以便享受每次痛苦减轻带来的乐趣。然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尽管看来似乎没有明确说明，但每个人对其确立似乎都负有均等的责任，那就是，这个世界似乎一直就存在着某种反对女性的习惯势力。无论谁最早开始，后来又经哪种权威人士的宣传，长期以来都流行着女人注定不幸的看法―不论情形如何，她们注定要这样度过一生。

如果女人拒绝男性社会，继续维持一种合理的假定，她们能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维持幸福的状态，那么，有这种独身主义的女人，却很少能为常去听她们谈话的人提供祈求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无论何时，她们见到其他不惜身的女人未经思考就急于沦为奴隶，非常生气。见到婚后的女人荒谬地夸耀自身条件的改变，谴责那些尽力维护生来就有性别差异并引以为荣的女英雄，她们更是气愤。不管她们是否意识到，女人就如同荒凉的土地，有些人在那里得到自由，那是因为没有人认为这些土地有价值，值得不惜辛苦地去征服它；也不论她们是否预料到，当她们宣布蔑视男人时，人们总是对她们的真诚抱有怀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她们内心深处都有某些持久的忧虑和极大的不安，因此，她们中的很多人受到雄辩家的强力劝说后，最终还是要试一试她们长期蔑视的婚姻生活，即在她们不情愿的时候穿上了结婚礼服。

女人在处女时所表现出急躁不安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我也许会在其他时候举例给予说明。女人为了婚姻幸福不应受到嫉妒，她为此忧虑是可以避免的。从普遍流行的两性观念看，只要在有人邀请而她不放弃的情况下，没有女人会维持长期的单身生活；从生理倾向上看，世人很明显把老女人看作世间的垃圾；从这些最终放弃单身生活的人的意愿来看，正是她们的生活经历能使她们从容地做出判断，并坚定地做出决定。

然而，这就是生活，不管提出什么建议，找出拒绝的理由总比找出拥护的理由更容易。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婚姻确实有一定的保障，避免那些古代处女忍受的责备和孤独，可确如它通常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还是有许多不利因素，如剥夺了妇女参与社会允许或提供给她们的娱乐活动。只有双方诚实地分享愉快和痛苦，婚姻中的双方才能相互信任，并将这种信任不可破坏地保持下去。

确实，许多妇女在婚姻烦恼的方面忍受着痛苦，而她们的痛苦令人怜悯，因为她们的丈夫经常不是友善地对待她们，而是用权威和暴力，或者用说服加强求去压迫她们。同样地，面对那些自己总是习惯于尊敬和服从的人的强求时，她们也无力抵抗。显然，那些专制地支配孩子们的人，几乎不会尊重并关心她们的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也不会好好地想想，问一问她们是否会愉快，如同去问她们是否会富有那样。

人们也许会争辩，父母根据他们的判断，把富有和幸福等同起来，经常犯下一些“罪恶”，可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算作强盗和杀人犯，这些是可原谅的罪恶之一。他们度过自己的一生，别无他求，只是希望土地一亩一亩地增加，粮食一袋一袋地装满。他们想象，只要确保女儿有大量的嫁妆，给她生活在快乐中的合理期待，一种从父母身上能看到的互相安慰的幸福，便为女儿的未来做了充分的考虑。

在一个谨慎的世界里，常能听到一句简短的格言，规劝父亲“为女儿择婚，免得女儿自己做主”。据此，我认为，它的意思是，女孩子们只能听话，把她们自己做主的权利交给父母，并与这样的伴侣组成家庭，除此之外她们难得有自己的幸福。我不清楚，这句箴言的作者是谁，它最初针对什么而言，可是，我们能想象到，无论它表达多么严肃的意义，无论它蕴涵多么复杂的含义，也绝不能把它作为权威的依据，因为人性已否定它。如同绝不可为避免张三4 的轻率，就授权给李四5 做出不公正的判断，也绝不可为防止自由的滥用，就以合法名义压制生命。

那些最热心支持女性者承认，女人有时犯罪，自然会导致最不利于她们的律令。当父母的美德和爱心保护她们免受被强迫的婚姻，允许她们自由地在生活的迷宫里选择自己的道路时，我确实很少看到，她们能使自己得到极大的自由。她们通常利用独立的机会，浪费自己的青春，在匆忙娱乐中失去自己的年华，追求一切快速的成功，难得冷静地思考。她们虽见过世面，却没有得到生活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她们被这样一些动机，如那些女孩的轻佻浮夸，或者如那些吝啬鬼的唯利是图，限制了自己的选择。

梅兰斯尔便是一个例子。她在父亲死后，来到一个城镇。她有很多钱，但比起钱来，她的名声更大。她身边不乏有许多不同职业和地位的男人追求她。有的人真正理解关心她，可她因为渴望愉快而无法得到满足，所以没有片刻闲着，到公园，看花园，进剧场，走访，集会，跳化装舞，对各种邀请都很严肃地考虑。结果，她还是为新的求爱者失去耐心，甚至忘记了她自己一直有的结婚权利。过了一段时间，她的仰慕者离开她：有的人厌倦了花费金钱，发现了她的愚蠢；有的人被她反复无常的性情冒犯。之后，她想去听音乐会，却没人邀请她。有许多次，因没有舞伴，她只好静坐在舞会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在这倒霉的时刻，她的机会来了，菲尔泰普走近了她。他是个虚荣自负的男人，喜欢闪烁其词，和她一样头脑简单。他花一笔小钱买了礼服装扮自己。那件最流行的服装看起来很奢华，是裁缝允许他赊账后才得到的。他一直希望尽力靠结婚获得奢侈的享受，因此，很快就向她求婚。几周前，在一个舞会上，她看他还不顺眼，现在却在他一分钟的表演下完全被征服了。于是，他们结婚了。然而，男人不会总是在表演，菲尔泰普没有其他娱乐的方式。总的说来，两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还没有堕落，他们生活在一起，除了空虚的思想、乏味的情趣，没有什么不幸福的。这种空虚出自要满足自己年轻的快乐，出自完全没能力去应聘好工作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都了解时髦的世界，彼此心照不宣，知道自己该怎么说，却不能给对方增加任何新思想。他们都不喜欢交谈，可经常为了一个愿望在一起，即“他们可以睡得多，想得少”。

阿吉里斯在上百次拒绝求婚后，最后同意嫁给科帝勒斯。科帝勒斯是一位公爵的年轻弟弟，他没有高雅的风度，缺乏美德，理解能力很差。求爱时，他总是难以抑制地想到她的出身地位，提示她别买太贱的东西，因为这不适合他这样奢华的家族身份。自结婚一小时之后，科帝勒斯在行为上就表现出无法容忍的专断。他对她没有任何尊重，唯一的愿望是她在场时不要让他名誉扫地。根据这个原则，科帝勒斯总是要求她身穿艳服，令人惊艳地陪他出席各种场合。掺杂在她所有的耻辱中，最令她自豪的是，她终于取代了她大姐姐的位置。

1 奥索尼乌斯（ausonius），古罗马诗人。

2 斯库拉（scylla），希腊神话中的女海妖。

3 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希腊神话中海王波塞冬与大地女神该亚之女。

4 原文为cata，无特指。

5 原文为titius，无特指。

漫步者　1750年8月7日　第41期

人类不幸的原因

回想起每天时不应感到太惭愧，

希望不要忘记痛苦的时刻；

他们超出这个狭窄范围的限制，

幸福地又开始了从前的生活。

——马提亚尔1

在生活中，人们思想充实的时光不多，经常需要求得眼前欢乐或有事可做，因此，有必要回想过去或思考未来，以此来弥补自己不满意的时刻，用回忆从前的日子或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打发自己当下空虚无聊的时光。

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考虑，很有必要在各方面寻找可以让人们注意力集中的事情，以此作为人类的灵魂具有超凡天赋的证据。我们没理由确信，在保护自己或自己同类物种的要求中，其他动物会比人类具有更高的才智或更强的能力。动物似乎总是一直忙忙碌碌，或者完全轻松到无事可做，几乎没有智力方面的痛苦或快乐。它们在好奇或怪异面前，没有丰富的理解力，只能让大脑恰当地适应自己的身体；除了强加于它们的肉体痛苦或愉悦外，几乎全无思想。

记忆力是人类灵魂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对人类其他能力有深刻的影响，可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一小部分的动物才有这种能力。我们看不到母兽失去它的幼崽时的痛苦，这与它关心幼崽的心情，抚养的辛劳或保护它们的热情成正比。动物对待自己眼前后代的情感，显然不比人类的父母少，可是，当它们的幼崽被拿走后，动物很快就把它们忘了。过一会儿这些幼崽又被带回到身边时，它们可以完全弃置不顾。

动物一旦失去直接接触的能力，便几乎没有记忆力，也没有比较现在与过去的能力，不能从经验中调整它们的结果。从它们的这方面可以推断，它们的智力只表现在自身完美中。那些去年春天孵出来的麻雀，会确保自己在季节到来时造出第一个鸟巢―用同样的材料和同样的技艺，并且年复一年重复如此；母鸡以它所有的谨慎为第一次孵小鸡找好掩蔽的地方。

喜欢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人，一直都想知道理性为何不同于本能。普赖尔不太恰当地迫使所罗门2 宣称，把两者加以区别是“愚者的无知，学者的骄傲”。用人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术语，是不可能对一个问题进行确切回答的。由于人们不知道理性或本能是由什么构成的，因此，不能确切地知道它们如何不同。可是，若思考如何建造一条船和一个鸟巢，确实不用花很长时间就能发现。本能的观念一旦形成，就会通过物种传承的方式继续下去，不再有变更或改进；而理性是实验与实验比较的结果，靠积累观察，能从很小的进步发展到很大，展现不同时代和各种职业的集体智慧。

记忆为理性服务。它是在思想做出判断之前再现形象的能力；它能把过去的判断珍藏起来，以此作为未来行动的规则或者随之而来结果的根据。

正是由于具有记忆的能力，人类才应归在有道德者的行列。如果人们只是根据某种直接本能的反应做出行动，没有内心选择动机的指导，就会被无法抵制的命运所驱使。面对两件同时发生的事，由于不能进行比较，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能力或足够的理性去选择一件事而放弃另一件事。

人类拥有记忆力，不仅增加我们的知识和促进我们在理性探索中的进步，而且带给我们其他智力上的愉快。确实，几乎所有我们能去欣赏的事物都是与“过去”或“未来”有关的，而“现在”在不停地运动着，只要一出现，就离开了我们。在它还没有很好地得到接受时，它就已不再是当下了。“当下”只是由于它留下了影响，它的存在才为人所知。因此，人们大多数的观念来源于我们的过去或未来，人们的幸福或悲哀受到自己对目前生活的理解或对未来前景的展望的影响。

至于“未来”，当事件与我们相距遥远时，我们不能把它与现在的看法全部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有足够的能力把想象变成愉快的场面，许诺自己富有、荣耀和快乐，不受掺杂的烦恼和忧虑的干扰。因为这些烦恼和忧虑会使所有人的幸福受到影响。如果一方面发生了让人害怕的事，使人受到危险和失望的警告，那么人们还可以在另一方面祈求希望，用奖励、脱险和胜利来安慰自己；因此，我们通常采取减轻未来罪恶的方法。正是因为这种做法，即使我们受到任何有预兆的危险事情的攻击，也能得到宁静的抚慰。

我认为，比起对“过去”的回顾，人们更多在思考方面以未来的计划自娱，因为未来具有顺从和柔软的特性，很容易被强烈的幻想铸成各种样式，而记忆中再现的形象是固定的、难以驾驭的。那些回忆过去的主题已经存在，在人们思想中留下它们的印记，以便帮助人们抵制所有抹杀或改变它们的企图。

因此，满足感若是由记忆引起的，那它很少会有偏颇，会更加实在。它确实是我们可以称为自己得到的唯一快乐。如德莱顿所说，我们一旦处在“神圣的过去的宝地”，脱离了事故或暴力的危险后，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虚弱或其他人的狠毒而使自己失落。

美好或污浊，阴雨或晴天，

不管命运如何，欢乐是属于我的。

天堂本身也没有掌控过去的能力，

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有自己的时光。

——贺拉斯

比较而言，更大的幸福莫过于以既不惭愧也不悲哀的兴奋心情，回顾自己有用和善良的一生，寻找自己进步的足迹。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无事可做或无痛苦可言地度过，那么这样度过的生命就像从来没有生活过一样；只有意识到自己在节俭地使用造物主给予的伟大宝藏方面做得太差，生命才有意义。生命由犯错保留下的记忆，或由各种邪恶贯穿于几个阶段的生活构成，它确实很容易被回想起来，而这些仅是厌恶和懊悔的回忆。

我们能否利用当下，最重要的考虑应是目前所产生的效果和它对我们的影响。不管是否能充分地利用当下，都要等时间过去后才能做出判断；尽管当下是无法想象的短暂，然而它导致的效果却是永久的。时间，哪怕是最少的时间，也会有延伸的结果―或者使我们伤害，或者使我们进步。在我们带着痛苦或喜悦经历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它给了我们理由永远记住它。

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我们在年老阶段的记忆力，似乎比其他思想的能力更占据主导地位。古代作家曾经说过，老人一般来说是叙述者，愿意讲述过去的经历，回忆他们年轻时认识的朋友。当我们接近坟墓时，这尤其真实。

生命的限度让你无法关心其他，

并将你的愿望超越你的岁月。

——贺拉斯

此时，不再有任何因我们的喜爱而发生大变化的可能。为满足我们的需要，世界必将发生的变化总是来得太迟。那些感到没有希望而正处于痛苦和烦恼中的人，有必要转变思想，试图回顾过去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因此，人们应该关心那些希望最后时刻能安详度过的人，应该放弃快乐理想这类“宝藏”，正如同要支付那些时间的“费用”，完全依赖于已经得到的“资金”。

啊，年轻人，寻找你思想的抛锚地

忍受成熟的痛苦，找到你未来的祝福。

——佩尔西乌斯3

年轻时，不管多么不幸，我们都会用美好未来的希望安慰自己；不管多么邪恶，我们都会流露出决心悔改的意识。只是当最后的时间已到，生命不能再有更多的许诺，幸福只能从回忆中得到，这时，美德将是我们能愉快地回忆起来的一切。

1 马提亚尔（martialis），罗马帝国时期的诗人。

2 所罗门（solomon），古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君主。

3 佩尔西乌斯（persius），古罗马诗人。

漫步者　1750年8月21日　第45期

论婚姻（三）

微笑和谐地躺在婚姻的大床上，

这是最快乐的生活；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成仇恨。

——欧里庇得斯1

漫步者先生：

你向我们论述了婚姻问题2 ，公正地分析引起普遍不幸的原因并提出警告，谆谆教导我们在这重要的选择问题上，有必要最先考虑美德。我虽不能把这个问题想得很透彻，可还是忍不住去思考你讨论这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和值得特别重视的思想观念。

和你之前的许多作家一样，你似乎赞同这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即“婚姻普遍来说是不幸的”。可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有这种想法并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人，当他盲目地追随大众，不对它做新的检验就接受这种原则，特别当他处在一个大范围的社交生活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环境时，他是否会违背自己的个性。由于我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权利，能就涉及我的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要比许多光说而无这方面经验的人，更有资格判断我所经历的这个状态。我不愿事先受到来自权威意见的限制，因此，我认为，确切地观察这个世界将会证明，婚姻没有通常所说的那么不幸，它和“生活是不幸的”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抱怨婚姻不幸的人，都会有他们本性所承认的满足感，或者如他们在任何其他条件下行动就有成就感一样。

确实，生活中常能听到，男女双方抱怨他们自己的变化，叙说他们以前的幸福，责备自己选择得太愚昧和匆忙。他们要提醒那些正在走入婚姻生活的人，避免发生与他们自己一样的急躁和糊涂的失误。可是，人们千万要记住，他们一再希望要挽回的日子，不只是独身的日子，也是年轻的日子，是充满新奇和进步的日子，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日子，是身体健康和充满活力的日子，是心灵愉快和轻松的日子。一般来说，人在年轻时期，在任何情况下都总会有愉快的时光。我担心，不论结婚与否，人们都会发现，这件世俗的“礼服”越沉重和累赘，它穿的时间就越长。

责备自己不慎重做出选择的人，并无充分证据表明，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因为我们能在其他的生活中看到同样的不满，我们无法改变这种不满。与任何一个人谈话，只要他从事一种职业度过一生，你就会感到，他为没进入不同的领域而后悔。在这些新职业中，他会假定，他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已经太迟了，或者他会觉得，财富和荣耀都更容易得到。贺拉斯说过：“商人羡慕士兵，而士兵谈论商人的乐趣；律师受客人辱骂时，想到乡村人的宁静；乡村人因工作需要进城时，说城里人多、拥挤、不幸福。”每个人都说自己的状态糟糕，觉得别人的情况更好，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其他人。结婚的人，羡慕单身状态的轻松和自由，而单身的人想赶紧结婚来消除孤独寂寞的烦恼。从整个观察看，我们能肯定地说，很多人不幸，却不能在特别状态下从自身找到最能放松自己的办法；或者，在利用外部条件时，不知道这些外部条件是否会导致好的结果。

无论何人遭遇到巨大的痛苦，自然希望用改变状态来减轻它。他改变后，仍感到同样的痛苦：我们用同样的权宜之计，尽力排除或躲避这些痛苦不安，而这些不安又总是会受到死亡观念的支配。婚姻状态不可能非常不幸，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他们的伴侣死后从婚姻中得到了自由，可再次结婚。

妻子和丈夫之间经常确实互相抱怨。人们有理由想象，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不和谐感或压抑感，已超出人类所能容忍的程度。可我们不知道，琐碎的小事怎样使有些人产生极大的哀叹和责备；每个动物怎样为它们的痛苦，本能地向碰巧靠近它的人复仇，而根本不去细心地检查事情的原委。人总是愿意幻想自己非常幸运，可经过一再努力，若不能达到，就会劝说自己，这全是那个坏家伙在捣乱。因为人们如果发现有其他阻碍，即使是自己的错，也可以不去纠正它。

解剖学家经常评论道，尽管人们的很多疾病也很严重，然而，当进入身体内部结构时，体内有些部分是柔软的，有些部分是细腻的。人体的无限和多样的功能，使人们健康和具有活力地去行使自己的功能。显然，最让人好奇的问题不是我们很快就要死去，而是我们的生命为何能维持这么久；不是事故的暴力或时间的长短能破坏和妨碍我们的骨骼运作，而是我们的骨骼为何能无故障地正常支撑每一个小时或每一天。

我在观察了一般婚姻结合的方式后，有了同样的想法。我看到贪婪和狡诈的人，带他们的伴侣到餐桌、进卧室，没有别的可关心，只关心农庄和钱财；或者，一些轻佻和头脑简单的人，在舞会上，挑选那些只能借助蜡烛的昏暗灯光才能看清的人作为自己的生活伴侣；父母为孩子选亲而不征求孩子的同意；有些人为遗产结婚，引起兄弟的不满；有些人投入自己不爱的人的怀抱要求更热烈的爱时，才发现自己被拒绝；有些人结婚是受仆人的欺骗；有些人是要挥霍钱财；有些人是怕朋友在房间里纠缠；有些人因为生活要像其他人一样；有些人只是因为厌倦独居要结婚。在上述情况下，我并无特别倾向地质疑，婚姻有时是不幸的。尽管它似乎没有给人灾难性的负担，可我还是要做出这个结论，社会有些行为本身是与人类本性十分一致的。我认为，婚姻带来如此大的愉快，即使选错伴侣也难以否认它。

根据古代莫斯科人的风俗，男人和女人婚前不相见，直到婚后才在一起。人们怀疑，这种方法导致许多不合适的婚姻，引起很多糟糕的、让两人彼此不愉快的情绪。然而，也许在一些情感迟钝不太敏感的人中，只要有微小的感激和生活的协调，就不会给他们干预婚姻带来机会。反复无常的爱恨情绪对婚姻并无多大伤害。当人们感到不寒冷也不饥饿的时候，人们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不去想彼此的任何缺点、毛病。

有些人的知识使他们爱挑剔，这些人确实需要注意约束自己，以确保婚后生活的安宁。然而，如果我们观察一些人的谈话方式，而这些人是自己选择对象结婚的，也许我们不会认为，古代莫斯科人因为受风俗限制而使他们的婚姻失去很多乐趣。在求爱的过程中，双方的全部努力就是隐瞒自己而不让对方了解，极尽伪善，在故意的顺从和不断的虚伪做作中，把他们真实的脾气和渴望都隐瞒起来。从他们承认恋爱开始，双方看到的也只是戴着面具的对方。大家开始在玩弄欺骗方面都表现得很有技巧，后来发现真相才觉得十分突然。因此，双方都有理由怀疑对方，结婚之夜他（她）必定发生了某些变化；彼此正是借助这种不同寻常的欺诈，一个得到了爱，另一个得到了婚姻。

漫步者先生，我真希望你调查一下所有来向你抱怨婚姻不幸的人，考虑他们在求爱过程中的举止，告诉他们既不应惊讶也不应后悔：一个从一开始就不诚实的婚姻，必会在失望中结束。

读者

1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古希腊悲剧诗人。

2 指第18和39期。

漫步者　1750年8月28日　第47期

关于悲哀

尽管精神沮丧，受到同样的动机影响而导致精神失常，陷入这样的任性放纵中，可这个悲伤行为还是给予忧郁中的我一些安慰。无论如何，我绝不希望自己铁石心肠，失去温柔和关爱。我知道，有人认为这类不幸是很正常的损失。在这种感觉中，人们才能表明自己的伟大和聪明。我虽不能确定他们这类感觉是伟大还是聪明，我却敢断言，他们毫无仁慈。悲痛是人的本能之一。感觉痛苦的同时，也是在抵制痛苦并接受安慰。

——小普林尼

据观察，人类激发起来的思想热情，经一番煽动和鼓舞之后，很快就会在接近自己所达到的目的时平息下来。于是，恐惧促使人们逃亡，欲望鼓励人们冒险。有些人也许受到过分的纵容，便使自己不再对平静的生活感到满足。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贪婪和充满野心的人，他们的直接愿望，是要获得某种经过期望后才得到并真实存在的幸福。守财奴总是想，世上肯定还有一定数量的钱财，能使他的野心填满；每个胸怀大志的人，如皮洛士1 国王，他想获取一切，确保他永不操劳，之后，便能以轻松或快乐、安静或虔诚的方式度过余生。

“悲哀”这种情绪也许不应以一般的看法来对待。有人假定，保持心智平衡是最困难的领域。对这个说法，我们应给予特别重视。其他情绪确实也是一种疾病，可我们有适当的方法去治疗它。如一个人一旦感到疼痛，就会想到用药。当受病痛严重折磨后，他会尽力最快地寻医求药，靠自然的本能，不失时机地治疗自己。如艾利斯2 提到的，克利特岛受伤的牡鹿也会自己去寻找治伤口的草药。可是，“悲哀”很特别，大自然没有提供治疗它的药方。它经常是由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故引起的。它存在于一件失去或改变了本来面目的事情上。它想要实现那根本无法兑现的希望：宇宙法则要废除，死者要复生，或者过去的事能召回到眼前，等等。

悲哀不是一种为自己的疏忽或错误而产生的后悔，因为这些疏忽或后悔能提醒人们今后小心谨慎或积极行动；悲哀也不是一种罪恶的惭愧，因为无论罪恶如何不可避免，我们的造物主已许诺接受它作为赎罪。因赎罪引起的悲哀和痛苦，自有它的益处，它每时每刻都得到弥补这些过失的原谅。恰当地说，悲哀是一种不考虑将来而渴望死守过去的思想状态；悲哀是一种持久的愿望，希望发生的事是其他而非它现在的状态；悲哀是在因为缺少欢乐或缺少占有已经失去的东西时，人们用尽所有努力也不可能得到它们的痛苦和折磨的情绪。每当个人财产突然减少，无法预料到的个人名誉受到抨击，或者失去孩子和朋友时，许多人都会使自己沉溺于这样的悲哀苦恼之中。他们愉快的心情在一次打击后变得失落，导致抑郁不安；他们在悲伤的房间中情绪失控，放弃可用其他东西替代倾诉痛苦的任何希望；他们让生活听任抑郁沮丧的支配，让自己颓废于徒劳无益的不幸和痛苦中。

然而，悲哀也是一种从自然的爱和自然的亲密中产生的情绪。无论多么痛苦和无用，它在有些场合若不流露出来，便会受到人们的责备。有些国家通过立法，有些民族形成惯例，规定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友好联盟的解散或国内组织的消亡表示哀悼。这类哀悼总是一种广泛和常见的流行做法。

人类的共识似乎决定了悲哀在一定程度上的表达是值得称赞的，如对孩子的爱，或者至少对弱者的这种行为，是值得原谅的，但绝不应该承受沉湎其中而增加的痛苦，在过了特定的时间后，就要为社会责任和一般个人的业余生活放弃它。悲哀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我们是否做出选择，都只能顺从。到后来，就应作为一种表现美好和真挚的仁慈与自尊而被人们所承认。世上有些事被“自然”强取，有些事要归还给世界。可所有过分爆发的情绪，或者过分严肃的方式，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为人们没有理由，为求得虚荣的友爱而牺牲上帝给我们的任务和让我们去完成自己使命的时间。

然而，人们经常看到，悲伤以合理的面目出现，如此牢牢地占据人们的思想，以致后来它在人们心中很长时间都无法被消除。悲伤的观念起初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记，后来被人乐意接受。当它支配着人们的每个思想，使欢乐变得阴郁暗淡，使逻辑推理陷入困惑时，它便会如此独占人们的注意力。只要习惯性的悲伤抓住灵魂，只要我们的能力被束缚在单一的问题上，就只能处在无望的不安之中而不能做其他的思考。

在摆脱不了这种悲伤的状态下，人们很难有欢快和活跃的情趣，因此，许多提倡心智健全原则的人，认为预防要比治疗容易，规劝我们不要任由自己倾情于所爱之事，不要陶醉于溺爱，而尽力使我们的思想总是处在“冷漠”的怀疑中。如此，我们也许可以冷静地改变悲伤的情绪。

确切地按这个冷漠无情的原则去做，也许能让悲伤的人安静下来，可肯定不会让他们幸福快乐。那种即使失去亲人也不在乎的人，必定是生活在一种没有同情和信任的友好幸福的环境中。他肯定感觉不到热诚的慈爱、仁爱的温暖，也感觉不到任何真诚友谊的乐趣―这些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欢乐的能力。当没有人愿意比他付出更多仁爱时，他的冷漠便会放弃分享那唯有从爱中才能表现出的关心和值得羡慕的友情，放弃那些只有爱才能让生活轻松的想法。此时，他又会被那些心里有更多热情的人轻视。对那些曾是他朋友的人，无论他如何苦苦地求助他们，无论他们又是如何尽力地为他服务，他的原则是绝不让自己为平等互利的回报而忍受痛苦。当你尽力表现出所有的善良意愿后，谁能在这样一个并非自己敌人的人面前逞强呢？

企图把生活维持在中立和冷漠中，既不合理，也是徒劳的。如果排斥快乐的方法，也能解除忧虑，那么，这种做法倒是值得我们重视。然而，尽管我们能堵住自己接近快乐幸福的路，却堵不住从各方面来的悲痛；尽管我们也许能在愉快时忍受悲伤，我们还是必须考虑痛苦的突然袭击。因此，我们有时应尽力把生活从冷漠这个中间点上加以提高，因为这个中间点在其他时候会不可避免地降到更低的位置。

尽管“怕失去幸福而不去争取它”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可是，我们要承认，根据拥有幸福的比例，我们有时为失去它而悲伤的程度是相同的。为此，道德家的任务，是探讨这类痛苦是否有必要尽快舒缓。有人认为，排除悲哀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强迫人进入一个快乐的环境中；有人认为，这样的转变过程太强烈，建议不如让心灵放松进而达到宁静的状态，让意识熟悉那些更为可怕和更折磨人的悲伤，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灾难上，因为人们都有意愿去结束自己身边的不幸。

有两类处理悲哀的药方是否有效，值得人们怀疑。一是“以乐去悲”，这不容易达到效果；一是“以悲去悲”，任忧伤放纵，但如果它未能起到化解悲哀的作用，便摧毁了精神意志。

“工作是战胜悲伤的安全和有效的方法。”据普遍的观察，战士和海员往往彼此十分友好，很少会有悲伤的情绪。他们看到自己的朋友倒下，也没有任何让自己纵情于对个人安危和无所事事的哀叹，因为他们为顾全自己而分不出多余的时间。如果谁能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一刻不闲，他会同样地对那些无法挽回的损失保持情绪冷静。

一般说来，时间能消除悲哀。它的疗效无疑会因快速的更替和各种注意力的扩展而得到加强。

减轻你的悲伤需要很长的时间。

只要智慧展翅，它马上为你带来安慰。

——格劳修斯3

悲伤是灵魂的铁锈，每个新思想都有助于将它冲洗干净。悲伤是堵塞生活前进的废物，要靠工作和行动来清除。

1 皮洛士（pyrrhus），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

2 艾利斯（c. aelianus），杂文作家。

3 格劳修斯（grotius），荷兰政治家。

漫步者　1750年10月13日　第60期

人物传记

谁的作品中包含着美丽和卑鄙，

它就会比所有学派中理智的圣人

给人更多罪恶和美德教诲的规则。

——贺拉斯

所有为其他人的幸运和灾难而表现出来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被一种想象行为创造出来的。因此，人们虽然意识到，事件无论多么虚构或它离接近的事实多么遥远，把它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会为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物的幸运去思索；于是，当这种“欺骗”想象持续到最后之际，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因同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善良或罪恶的情绪而激动。

当我们把痛苦和愉快看作自己的遭遇，或者把它们当作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情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更容易接受这些向我们思想灌输的有关痛苦和愉快的描写，为此，我们的情绪更强烈地受到感动。对许多天才作家来说，写出人们从未感受过或从不了解的幸福或痛苦，并让人们感兴趣，这并不容易。读关于国王倒台和帝国革命的历史，人们比较心平气和。只有那些表现奢华场面和庄严思想的帝国悲剧才为普通观众喜爱。即便那些只有生意头脑的人，平时只有股市起伏会让他心跳加速的人，也会惊讶于自己的注意力和情感如何被一个爱的传奇故事所吸引或煽动。

那些同样的环境和类似的形象，是我们乐意从思想上与之相适应的，而在其他作品之上，这些只能在很特别的叙述个人生活的传记中找到。因此，似乎没有任何种类的创作和作品，比传记更有教育价值，更有趣或更有用，更能以不可拒绝的兴趣牢牢地抓住人心；同样，没有什么比传记更能在各种不同环境里广泛传播其有益的教诲。

一般行动的历史叙述，虽涉及日常生活里无穷变化的命运和大转变中无数复杂的故事，却很少能为个人的私生活提供经验教训，而通常个人只能从他们经常做出的关于正确或错误的判断中，得到安慰和感受悲哀。如小普林尼所言，个人生活在这些重大故事中没有位置，因为这些故事从不会把描写高端大气的国会议员的咨询、军队的行动和阴谋的策划，降到一个卑微生活之下的水平。

我经常想，公正和真实地叙述一个人罕见的一生经历不会没有用。因为，在这芸芸众生的世界里，不仅每个人身边都有许多与自己处于同样状态的人，而这些人的错误和失败、逃脱和躲避，对人们有直接和明显的用处，而且，考虑到除了偶然和可识辨的伪装外，在人群中有同一现象，人们几乎很难看出可能潜在的好或坏。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人们总是受到同样的动机鼓舞，受到同样愚昧的欺骗，受到希望的激励，受到危险的阻碍，受到渴望的纠缠，受到愉快的诱惑。因幸运或情绪，使自己远离人群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要以人类相同的方式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尽管我们满足于自然的平等主张，可对待意外的事件、人性的任性和虚荣，也会产生偏见。由于没有留神或者没有很敏锐，不能发现同样的原因，要等同样的效果出现后，才能制止同样的影响，尽管有时很快，有时很慢，或者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人们经常拒绝个别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没有因任何惊人或奇迹般大起大落的人生事迹而与众不同。学者在书中度过一生、商人做生意、牧师布道，他们的活动都没有超出自己的责任范围。尽管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上，无论在知识、能力和虔诚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却不被看作是大众关心的适当主题。可是，这种以错误标准衡量优秀和荣誉而产生的观念，在考虑到“什么最有用什么就最有价值”这种值得重视的纯粹的理由之后，应被扫除。

确实，有人利用诚实来掩饰偏见，借用伟人的名字得到关注，这并非不恰当。可传记作者的任务，往往是要淡写伟大的成就和事件，引导人们思考日常的个人生活，表现日常行为的微小细节。因此，传记作者可忽视外在的风光表象，尽力表现一个人内在的谨慎和美德，关注这些超群品质。《图努斯1 传》是一部极为公正的人物传。据这部传记的作者说，他把图努斯私下和公开的个性都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子孙后代。这是因为图努斯生前所有的热情和天才，都被他以令人敬佩的描写保存了下来。

世上有许多被忽视的“细节”，无论我们读它是否为了解自然和求得道德知识，也无论我们是否打算扩展科学认知或者增加我们的美德，这些要比公共事件重要得多。如伟大的自然学家撒路斯提乌斯2 ，在其喀提林3 的传记中，没有忘记观察“他时而快步走，时而慢步”，以此表明，一个人如何受到强烈刺激而情绪不安。墨兰顿4 的故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时间非常重要的著名例子：他要与人面谈时，按确切的分钟而不是小时来预约，这样可确保有效地度过一天。德威特5 的所有计划和事业，现在对世界已不重要，而他“关心健康却忽视生活”的个性，依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写传记的任务常分配给一些作家：他们几乎不熟悉自己所写对象的特质，或者很轻视这项工作；他们只收集公开的材料，很少能提供其他新情况；他们按日期罗列事件和行动，便想象自己写出了生活；他们几乎不关心主人公的行为方式和举止，不知道描写主人公与仆人的简短对话比从家世开始到葬礼结束的正经八百的叙述，更能表现一个人的真实性格。

如果传记作家偶尔要谦逊地向世界表现一些特殊的东西，那么他们并不总是很乐意选最重要的事实。蒂克尔6 写艾迪生的“脉搏不正常”，强调其与别人不同。我不知道后人能从这个单纯的事实描写中得到什么益处。我会认为，没必要花太多时间读《马勒布7 传》，因为那位有学问的传记作家，只让我们联想到马勒布的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单身女性的放荡会毁灭她引以自豪的古老家族；二是，法国乞丐很不恰当和粗鲁地使用了短语“高贵的贵人”，因为“高贵”和“贵人”这两个词包含着同样的意思。

确实，这类描写常有其自然的道理，可这样的描写是不能提供多少教益和愉悦的。这也是大多数个人传记都很枯燥和无用的原因。如果个人的生活传记，直到最后的部分才表现出作者的兴趣和憎恨，人们也许能希望这部传记不带偏见，可不能期待它表现得有智慧。给人物传记带来优秀特色而写下的偶发事件，并不稳定，容易消失，所以很快就被遗忘，也很少能靠传统流传下来。我们知道，要不是一个人有突出的特性，有明显的思想特征，很少有人能写出他活生生的个性。人们不难想象，有多少这类小细节会在写作中消失，一个成功的模仿会多么快地失去原创所有的特点。

如果传记作者以个人的知识来写作，想尽快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假使不是在虚构故事，那他让自己的兴趣、恐惧、感激或他的仁慈超过他的诚实，尽量隐瞒自己，这样做是有害的。许多人认为，即使他们的朋友摆脱了过错和被揭发的苦恼，他们替朋友的过错和失败掩饰也是一种虔诚之举。因此，人们看到，所有不同等级和类别的人物传，都用统一的颂词称赞颂扬，彼此的个性无人知道，只有在附带和偶然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来。黑尔8 说：“请记住，我有时对一个罪犯怀有同情心，这同样是出于对一个国家的同情心。”如果我们有义务纪念死者，那么我们也要对知识、美德和真实给予更多的尊敬。

1 图努斯（thuanus），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2 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古罗马史学家。

3 喀提林（catiline），古罗马政治家。

4 墨兰顿（melancthon），德国神学家。

5 德威特（de witt），荷兰政治家。

6 蒂克尔（tickell），英国诗人。

7 马勒布（malherbe），法国诗人。

8 黑尔（hale），英国法学家。

漫步者　1751年3月23日　第106期

作家的虚荣心

时间抹去了分歧，

确认了大自然的决定。

——西塞罗

1

奉承成功的谀辞是必要的，它需迎合特别的境况或个人。若要它进入心灵深处，需直击热情随时准备接受它之处。一位小姐很少会专心听任何赞美，除非是夸赞她的美丽；一个商人，总是期待听到他对银行的影响、他在交易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诚信可靠、他贸易的继续扩大；一位作家，如果不对学问的忽视、反对天才的阴谋和功绩的缓慢进步表示哀叹，或对那些因求知而遭遇贫穷和蔑视的人的宽宏大量表示赞美，并相信他们的作品会得到后人的评判和感激，他很少会让自己满意。

一个确保常青的诗人桂冠，一个不朽的大家名望，全由和睦的作家之间的文明协商确定。“要竖立比黄铜更持久、比金字塔更雄伟的纪念碑”（贺拉斯语），一直是对文学的共同夸赞。可是，在竖起大柱子的无数建筑中，绝大部分要么需要耐久的材料，要么缺少处理它们的技术，当这些高塔要完成时，眼看大厦也倒塌成废墟。那些为一时吸引人们眼球而造的建筑，一般因地基不牢固，很快因时光流逝而消失。

人类希望的虚荣信念，除公共图书馆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给人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谁能看到海量的书籍拥挤在每个角落，看到那些饱含勤劳的思考、准确的探究的作品，现在除了目录已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些保存的只是增加学问的华丽，没有什么人考虑有多少岁月消耗在这徒劳的努力中，“想象者”如何常去预测未来的赞扬，有多少铜像竖立在虚荣者的眼里，有多少见解转化为高涨的热情，“智慧者”如何常在他对手的永恒骂名中欢欣鼓舞。“教条主义者”高兴地看到他权威的逐步实施、他法令的不可更改、他权力的永久不变。

蔑视的时机从未大声喊出，

野心膨胀的凡人难以再骄傲。

有无数的作者，他的作品就这样被珍藏在华丽的默默无闻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被遗忘，因为他们从不值得被记住。他们曾获得的荣誉，并非归功于判断力或天赋，也不应归功于辛劳或艺术，而是来自文化圈子的偏见、阴谋的手腕、奴性的顺从。

最常见的，莫过于一些著作在当代被完全忽视的作者，却得到同代人的交相称赞，被称作时代的预言家和科学的立法者。好奇自然会激发兴奋。他们的书卷在热切的探究下被发现，却很少能回报搜索的辛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些泡沫般的人为名声，在时髦的气息中保持一会儿，很快便中止而湮灭。学者常悲叹古代作家的逝去，尽管他们的人格已通过其作品存留。可是，如果现在能复活他们，我们只会发现他们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格兰维尔、蒙塔古、斯特普尼、谢菲尔德2 ，好奇他们以什么痴迷或任性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许多人已沉没、被遗忘，可把他们看作属于这个卑微阶层是不公正的。文学的各种名誉，似乎命定有衡量其耐久的各种尺度：有些因快速生长而变得茂盛，可很快就枯萎衰退；有些却慢慢地成长起来，长久而可持续。帕尔纳索斯高山3 不仅有带着香气的鲜花、塔高的橡树，还有常绿的橄榄树。

在一些作家中，他们利用目前故事和人物的优势，设法以强烈情绪的兴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们的名誉在短期内被炫耀耗尽，不再充满光辉。当我们讨论每个人都想急于了解的问题时，这些在每个聚会中争论的问题，已把国家划分成不同党派，或者当我们展示其错误或美德时，他的公开行为几乎让每个人成为他的敌人或朋友，这些要获得读者关注并不困难。要迅速把这些在利益的动机和虚荣中产生的作品流传出去，在争鸣中扩充他的知识，狂热者鼓舞他的热情，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报道，关注那些充满热情激动的各种事物。

几乎不难想象，党派的热情通过多少利益上的顺从被分散，大众一时容易被每个渴望颂扬的名人影响。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趁机用称赞或责备的口吻提到他，无论是谁，对他的任何追随者是爱是恨，如果他希望证实自己的看法，加强他的党派，都会勤奋地读每份报纸，希望从中得到和自己一样的情绪。不管一个题目本身多微小，如果能放到眼前，自会聚集所有目光；无论一个合约的交易量有多小，当它的表现立即受到我们的关注，就会变得重要。读过任何一本过去统治时期政治小册子的人都会惊奇，它们为何会被如此急切地阅读，如此大声地称赞。许多作品本有力量煽动派系斗争，用混乱来填补国家空虚，现在却对冰冷的批评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时间到来时，后来雇佣者写出的作品，只能被鄙视，无声地放在一边。在一定程度上，那些写当代题目的作家，最能一开始就提升他们的价值，其后才被压在底层。那些最灿烂文雅的措辞、最技巧微妙的理性，也不能希望得到那些人的多少尊重，因为他们不再被好奇或自豪激起这些尊敬。

确实，这些争论的命运就是很快便被搁置和轻视，即使他们辩论的是哲学或神学的真实。双方问题被决定，便无更多怀疑和反对的空间，又或者，人类对理解它感到绝望，变得厌倦动乱，满意于自己沉默的无知，拒绝被那些作品困扰，因为他们的作品根本没有用知识来补偿的希望。

新出现的作家，确实期待自己在成为著作得到认可的人中的一员，然而，一种学说被普遍接受后，遮掩了那些发表意见的书籍，这件事经常发生。当任何思想作为不受争议的原则被普遍接受和采用时，我们很少回头看它最早提出并引发的争议，也不能忍受演绎的乏味、证据的繁多。借此作者被强迫与它的偏见调和，在以新奇反对固执和羡慕的微弱声中巩固它。

众所周知，我们的哲学有不少是从波义耳对空气质量定律的发现中来的。那些现在接受或扩展其理论的人，很少有人去读他实验的细节报告。他的名字确实受到尊重，可他的作品被忽视。我们满足于知道他战胜了其对手，便不再去探究那些人会有什么痴心妄想要反对他，或者出于什么证据驳斥他。

有些作家让自己的学习无边无际和丰富多彩，如同进行自然哲学的实验一样。在持续的写作中，如同要进行新的征途，当以前的观察变得更熟悉，他们总会患得患失。其他作家耗费他们的生命去评论语言或解释古物，仅是提供材料给词典编纂家和评论者，这些人本身也被后来的收藏者压倒，同样地以放大、移调和精简的方式泯灭了他们先驱者的记忆。每个新出现的自然体系，自会产生一大批解释者。他们的任务是解释和说明这个保留创建者名誉的体系。毕竟，谁不希望比这个创建者能更长久地存在呢？

确实存在少数作品，作家可以希望从这些作品中获得一个持久的名声，无论是靠学问还是凭巧思。他小心地研究人性，很好地叙述描写，有更多的理由去实现他的雄心。在他所有自诩为后代的尊敬中，培根似乎能让自己满意的主要是他的散文，“这些给予男人职责和胸襟”，正因如此，他宣称他的期待会“如书那样久远存在”。然而，尽管很少炫耀，这也会让一个有用的诚实和仁慈的心灵感到满意。尽管不抱很大希望得到较高的奖励，他也应有更多希望获得称赞，以便履行上天赋予他的责任。

1 西塞罗（cicero），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和法学家。

2 几位17—18世纪的英国诗人。

3 希腊德尔菲北部高山，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和缪斯的住处。

漫步者　1751年4月16日　第113期

论婚姻（四）

如你一样冷静的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与妻子在一起，你还会有什么狂怒？

——尤维纳利斯

漫步者先生：

我不知道，总是以蔑视的态度对待批评和指责，是不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们因尊重人类的智慧而得益很多，同样，我们恰当地希望，我们关于自我价值的看法能被其他人认可。由于悔恨和丧失名誉会以同样的效果影响聪明人，使人们不能看透那些超出外部的现象。由于这类影响通常靠例证而非概念，因此，我们有义务驳斥那些捏造的指责，避免我们鼓励一种自己从未犯过的罪恶。当然，以自负的沉默回避责备，同样是在他的能力之下。他可面对丑恶而更坚强，因为无辜而更精神振作。贺拉斯有意建立的理性铜墙，有时却被轻率或权力所把持，人为地被加高。人们总是希望用充满感激的方式尊重美德，保持它的荣耀，而这靠野蛮是无法做到的。

因为上述理由，我决定不再持着耐心或郁闷不乐的顺从态度，去忍受在我看来至少是对我的不公正的批评。我愿诚实地把我的情况摆在你面前，让你和你的读者做出最后的判断。

当你听到一半的女人世界把我当作敌人时，不知你能否保持你自诩的不偏不倚。尽管你能想象自己因年龄、学问、思维或美德而被赋予一种尊敬，但你必定会为这怀疑而原谅我。漫步者先生，你知道，美丽经常比集体的决定和智慧的理性更有力量：它让固执变得敏感，它使严厉受抑制而变得温柔。

在那些不幸福的人中，我被指责是个玩弄许多女性的丈夫，上百次地故意让婚姻濒于破裂。其实，我总是经常公开讨论所有关于婚姻的内容，一再重复地填表，让妻子确认她应得到的遗产继承权，保证供给她一笔小钱，为年幼的孩子提供生活保障。可是，我最终因基本同意永久独居而倒霉，因不可撤销的契约而被排除了所有婚姻幸福的希望。我被每个母亲当面斥责，说我是个见面就该骂的人。要是我能给人希望，只是使失望的人更加痛苦；要是我求爱，只是勾引女孩，浪费少女的青春，而这些人本来很有可能通过良好的婚姻而成为主妇和母亲。

当我告诉你下面的情况，我希望你会认为，应该公平地对待关于我的一些严厉责备并给予宽恕。我向每个女人求爱，总是抱着结婚的真诚目的。我的爱如果发生了变化，我不会继续哪怕一个小时的亲密无间的往来。离开她时，我会使她不会有突如其来的震惊或者受到蔑视的耻辱。我总是尽力给打算抛弃我的女人一个机会：除非我发现她与别人有不正常的关系，或者她思想堕落，我绝不会只为一大笔财产或者漂亮的女人就离开自己的爱人；除非她惹怒了我，否则我是不会迷上其他女人的。

很多年轻人为了恋爱浪费时间和金钱，我很早就厌恶了这类持续不断的娱乐活动。我希望得到宁静的家庭幸福，从未因为有丰富的遗产而炫耀自己。年轻人自然无忧无虑，精神焕发，热情饱满。因此，在这欢快的青春中，说说我第一次热恋的叹息。我爱上了光彩照人和充满活力的费罗尔。我想象碰到了一个让我永远幸福的源泉，她有层出不穷的智慧，有从不抑郁的精神。我以敬佩的眼神看着她：她处事随和，蔑视困难，重视承诺，及时应对。我考虑到她被一些自然的天赋豁免了女人应有的怯弱和胆小，并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伴侣，她在所有常见的困难和尴尬的状况面前都表现出色。确实，我也为她不妥协地坚持要求不合理的条件心感不安，可要不是一次偶然机会，我还是为与她能在一起度过一生感到满足的。由于好奇，我挤进了大街拥挤的人群中。我看到，费罗尔当着上百人的面，与一个会长为六个便士争吵不休。我看她几乎不需要任何帮助，即使这些帮助是为了避免冲突，也并不违背骑士精神。我还是忍住了自己因为认识她而产生的羞愧。在我们下次约会时，我忘了遵守某些礼节，马上激怒了她，从此她再也不让我和她见面。

我下一个追求对象，是一个在学问和哲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女子。我常注意到，夫妻间的谈话有时是枯燥和单调的。因此，当我从众多拥有财富和美貌的人中挑选了会读书的米索时，我还特别想到自己的谨慎，佩服自己真有眼光。她声称自己是无知傲慢和轻浮幼稚的无情的敌人。除了语言学者、几何学者、天文学家或诗人，她从不屈尊为人倒一杯茶。高贵的亚马逊女王也只是在一次战斗中因为败给了征服她的英雄才跟从了英雄。米索心里只钦佩那些在争论中能强过她的学者。在最狂喜的求爱时期，她因为一些专业术语而求助；她用蔑视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争论，即使鄙视，也还是没忘加强她那惯用的逻辑三段论法。你能很容易想象，我多么希望早日结束这种求爱。可当我希望她减少我的烦恼，确定我新的愉快日子时，结果是我们有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她竭力要向我证明，归属的选择和自我的定位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荒唐的。不难看出，我承诺和她手挽手在一起生活该是多么危险，因为她命定的信仰，她在任何时候都会误解一个爱情的表现或求情的呼唤，或者她会考虑通奸在一般制度下的合理性，把它与维持长期婚姻成功的原因联系在一起。我因此告诉她，是命运让我们分手，除了这个无法逃避的魔爪，什么也不能把我与她分开。

之后，我又向莎菲求爱，她冷静、谨慎和俭朴。这是一位认为智慧很危险、知识很多余的小姐。我想到这个女人：她把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把账目记得准确无误；保留付账的每一张收据，需要时马上就能找到；她耐心询问房客的需求；每周看一次股市行情；到高级商场购买每件物品；她从不缺少聪明人得到幸福的必要技巧。她极为严肃地谈起管理家庭需要的警惕和小心，时刻注意有什么东西被信任的仆人损坏。她对我说，她只信赖坚固的铁箱，从不相信诚实，最好的保管员是家庭主妇的一双眼睛。她说出许多诸如此类的慷慨警言，使她每天管理仆人的计划有所改进，并以此消磨她的时间。我确信，和她在一起，我可能要忍受她给我的许多痛苦，可我绝不会贫穷。于是，我们根据她“公平和谐”的原则，着手调整我们的婚姻协议。可是，有一天早上，她的仆人菲利达流着泪来见我，让我帮忙求得女主人的宽恕。她在夜里赶走仆人，只因为仆人折断了那把玳瑁梳子上的六根齿。仆人是从远方一个省来照顾她的主人的，住的时间短，没挣很多钱，若被流放在陌生的人群里会极度贫困。尽管她出生在一个好家庭，可在大街上，她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或者因为饥饿被迫去做妓女，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助她。可我刚一开口，莎菲便神气地回答，要求我接受这个惩罚，称如果因为她真的忽视了职责，我才可以去质疑她忽视了我的意见。这把梳子在她看来值三个半克朗，也没有仆人会犯第二次错。她只是要趁着这最佳时机把菲利达赶走，因为尽管那仆人诚实，可身体不好，她觉得仆人很容易生大病。我已不需要告诉你，我们的谈话会有什么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忘了平时的文明礼貌，你也应原谅我。

还有两位小姐，因为我发现她们同时彼此讨我的竞争对手的喜欢，充分利用我们之间比较自由的协议，做出有利于她们的选择，所以我离开了她们。另外一个小姐，我想我有理由不再和她交往，因为她贿赂我的法官，以便支持她讨价还价。还有一位听说我家庭里大多数人都年轻早死，我怎么也劝不了她柔软仁慈的心肠。另外一位因为盼望增加她的财富，她把她妹妹说成是萎靡不振和消费奢侈的女人。

我将在另一封信中继续谈我未说完的恋爱故事。如果不表达出我希望的爱应有的崇高价值，我肯定会伤害女性美德的庄严。

你的许墨奈俄斯1

1 许墨奈俄斯（hymenaeus），婚礼之神，酒神狄奥尼索斯与爱情女神阿佛洛狄忒之子。

漫步者　1751年4月20日　第114期

论死刑

当一个人的生命有争议时，

法官不能有太长时间来仔细研究。

——尤维纳利斯

“权力”和“优越感”会让人着迷于奉承，使人得意。它们充满诱惑，暴露危险，让任何美德都变得如此小心，任何谨慎都显得如此胆怯，以至于绝不可能拒绝它们。尽管那些因享有法律权利而受到尊重的人，乐于表明这些并不可怕，可他们还是要审慎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这被认为是顺从而不是服从的问题。人们常常忽视那些自己不愿跨越的边界。如一位罗马讽刺家所说，他没有杀害别人之后再为手中有杀人的权力感到自豪的打算。

持同样的原则，有人倾向于堕落和腐败，渴望用“恐怖”去干扰合法的权威，用暴力而不是劝导的方式治理国家。“傲慢者”不愿相信除了他自己的愿望外还需要其他理由，他宁可用暴力和处罚来维持最为公正的申诉，也不愿让自己从一个掌握争议和劝诫的权力而带来的有尊严的位子上退下来。

我认为，很值得怀疑的是，这种政治的傲慢有时已找到进入立法议会的门路，与财产和生命的审议纠缠在一起。稍微认真地读一读这些以公正的名义建立在报复和武力措施上的法律，人们会发现，在定罪与判罚之间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任意地判决一项罪行，混淆玩忽职守和严重破坏的区别，以致人们简直难以相信，这些法律是依靠公众智慧制定的，这些法律是在真诚和理智地关注大众的幸福的。

博学、明智和虔诚的布尔哈夫1 说过，他每看到一个罪犯被判死刑，总是要问自己：“天知道这个人犯的罪是否比我的还轻？”有一天，当这个城里的罪犯都被清除埋入地下时，每个目睹这恐惧场面的人，都应在心里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去围观这合法大屠杀的上千人中，面对人类这最丑陋的不幸场面，有的无动于衷，有的热烈高呼，可归来时，他们中几乎很少有人的心里没有恐惧和沮丧。因为，谁能庆幸自己度过的一生中，没有做过比偷钱更有害生活安宁和社会繁荣的其他事呢？

对那些特别猖獗的抢劫犯，用死刑来尽力压制他们，一直都是很普遍的做法。这样一来，一个时期的犯罪分子通常是被消灭了，他们的后继者被恐惧惊吓而采取新的对策。偷盗这门艺术，有各种备受争议的诡计，有可区分的高度灵活性，有隐蔽的传递方式。为平息人们愤怒的情绪，法律重新被制定，再次用死刑来镇压他们。通过这种做法，死刑的惩罚增加，罪行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但同样受到人类有能力对人实施的最严厉的惩罚。

立法者无疑应考虑一个罪行的危害性，不仅是由这个个案导致的损失和痛苦，而且应衡量惧怕它的危害和财产的不安全所引起的普遍的恐慌和忧虑：他要行使一种由每个生命构成又支配他们的社会权力，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罪犯，还要维持秩序和保持安宁；在发生最具暴力的危险时，他用最严厉的方式实施法律，如同卫戍部队的司令员，下令在受敌人进攻威胁的边境加强兵力。

这类严刑峻法一直都在使用，可收效甚微，以致怨恨和暴力随时都在增加，可是很少有人愿意抛去这种刑罚有效性的念头。在如何解决当下人性堕落的思考中，有些人建议采用更可怕、更缓慢和更恐怖的处罚方式，有些人倾向于在时间上加快执行死刑，有些人反对宽恕。所有人都似乎认定，慈悲会纵容罪犯，我们只能用固执的严厉和“残暴的正义”才能从强盗的魔爪下得到解救。

然而，由于制定不确定和武断判决生命的法律一直引起争议，由于过去的经历带给人们改革的希望微乎其微，而任何改革都会导致人类同胞周期性大浩劫，因此，考虑一下在实施宽松法律后，采取更合理和更公平的处罚罪犯的方式会带来什么直接效果，也许并非毫无用处。

死亡，如同一个古代哲人所说，“在所有可怕的事中，它是最令人恐惧的”。人间的权力对这个死亡之罪再也没有任何威胁，或者说人们再也不必害怕来自这些人的敌意和报复。因此，这死亡的恐惧应保留作为最后求助的权利。只有在用了最强硬和最有效的制裁措施，人们还是不能阻止无法避免的侵犯后，才能让宝贵的生命结束。把谋杀与抢劫等同对待，是把谋杀罪减轻到抢劫罪，是在一般思想上混淆了不公正的等级，是刺激犯大罪来阻止发现较轻的罪恶。如果仅是谋杀犯被处以死刑，那么，极少的抢劫犯会让自己的双手沾上鲜血。可是，当新的危险不存在，安全也能得到很大的保证时，采取这最后的残酷手段，我们根据什么原则要求罪犯约束自己呢？

有人对一般抢劫犯的判决较轻有争议。这恰好表明，我们的法律只依据我们自己的看法是不合理的。据观察，除谋杀犯外，所有犯人在他们最后临刑时刻，人们确实都普遍对其有同情感而为其祈求怜悯。

从对冒犯者不公正的判决到执行死刑的过程中，人们经常恳求宽恕。有人见一个窃贼受到惩罚而高兴，可一旦想到要处死他却又感到十分震惊。此时，罪犯的痛苦与其所犯的罪恶相比，已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人们反而对犯人激起怜悯之心，严厉惩罚本身便失效了。

绞刑台确实杀死了一些扰乱公众秩序的人，可是，他们的死对他们同伙的改造，比起其他隔离的方法，似乎没起到多大作用。盗贼很少把时间用于回忆过去和预测未来上，仅是草率地从抢劫到暴乱，或者从暴乱到抢劫，即使面对同伙走近坟场后，他们除了再觅新伙伴外，也不会关心其他任何事。

死刑处罚的频繁使用，除了通常能让恶行不容易被发现外，几乎不能阻止任何犯罪活动。如果我们仅根据谨慎的原则来处理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应避免死刑的主要理由。不论诡辩家或政治家如何提倡，人类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他们从不认为一个偷窃钱包的人与一个刺穿别人心脏的人犯有同等的罪恶，他们也就根本不相信，两个如此不同罪行的犯罪分子被判以同样的处罚是公正的。他们也不认为，把自己的良心交给人定的法律时，有必要表白得如此直接，陈述得如此清晰，或者许诺得如此慷慨。除了虔诚、爱心和公正外，人们总是对要保持与政体在一个法案上的一致性表示疑虑，因为他们个人的意见在法案中是不被承认的。

有些人不知道，严格的法律经常会导致完全免除惩罚的结果；有些人不知道，只是因为害怕就把犯罪分子匆忙赶到一个并不会使人悔改的地方，结果有多少犯罪行为会因此被隐瞒和遗忘。可以说，这些人几乎不了解人类。无论被给予什么责备或蔑视的称号，那些把残酷与依法处死混淆起来的人，都会抱有同情心。我不知道，明智者是否希望这个同情心力量削弱，或这个怜悯心的范围缩小。

那些被我们智慧的法律已判为死刑的人，如果他们抢劫的苗头能早被发现，他们在适当的纪律和有用的劳动中便可以去掉他们的恶习，也可以避开后来犯罪的诱惑，在弥补过失和悔罪中度过他们的一生。假如检举人确定，犯罪者所有行为都能被一一发现，那就应把他们的生命保留下来。我相信，每个贼都会承认，他不止被抓、被放过一次。他有时还敢冒被判死罪的危险，因为他知道，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宁可默许他逃生，也不愿让他被处死的恐怖笼罩自己的灵魂。

所有制止罪犯的法律，除非有人告发，有人被判决，否则都不会有效。直到对仅仅盗窃了别人财物的人的处罚给予减轻后，告发才不会一直被人憎恨，执法也不会一直令人恐惧。一个心地善良人的“心”，想到对一个轻微伤人的罪行判以死刑，会恐惧畏缩，尤其他想到，这个贼也许在别的杀人案中本可以“安全”脱身，他却靠残存的美德制止了自己去杀人。

人们协助执行公众正义的责任感，确实很强烈，可是，这种责任感应被怜悯生命的情感所替代。很少会有人注意到，严厉处罚与我们让人充分悔改的观念是多么背道而驰。大多数人在他们未被判死刑前，将要承受一个接一个犯罪活动的痛苦，因为如果他们很快就被处死，这些罪犯只需要忍受死亡之痛苦而未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个主张宽松法律和以仁慈消除罪恶的计划，是如此背离目前普遍的做法。它要是仅仅得到我个人观察的支持，把它公布出来，我还真有理由感到害怕。因此，我应把这些看法归功于托马斯·莫尔2 爵士。我会尽力引起人们对这件事的重视。我希望，在这个方面保持谨慎、公正和仁慈会产生益处。

1 布尔哈夫（boerhaave，1668—1738），荷兰医生。

2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1516年发表著作《乌托邦》，主张废除严刑峻法，以消除贫困来减少犯罪行为。

漫步者　1751年5月14日　第121期

文学的模仿

在路上，模仿者如同卑微顺从的羊群！

——贺拉斯

一封大学的来信中说，在年轻人中有一批崇尚理性的人：他们一会儿云集于理性，要学习哲学；一会儿又追逐美学，要聆听挽歌和十四行诗。许多人不是尽力通过书本和思考形成自己的观念，而是满足于在咖啡馆长椅上轻易便可得到的二手材料。他们对那些因成就或幸运变得有名有势的人服服帖帖，没有任何思考或不加区别就轻易接受其偶尔发表的批评和评论。

这些卑贱的知识“零售者”，我的来信人蔑视地称其为“应声虫”。他似乎希望这些人应为自己屈服于懒惰而感到羞愧，认为他们应该鼓励自己尝试新的发现，获得原创的观念。

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热情奔放，冷嘲热讽和苛刻待人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很少能立即理解一个立场所引发的全部后果，或者，他们很少能理解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即使对那些比较冷静和更有经验的理性者来说也会让他们失去自信。因此，年轻人都会在非常急躁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判断。年轻人看不到任何黑暗面或令人尴尬的疑虑，只想自己的观念能受到普遍的欢迎。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不稳定和犹豫不决归咎于缺少真诚，而不是知识的贫乏。也许我这位年轻活跃的通信人，在知道我没有打算用严厉态度去批评那些得到偶然知识的人之后，要对我横加指责。然而，尽管我的年纪大，难以承受草率责备的痛苦，我还是不畏惧地要保护这些人。我认为，这些对他们的指责没有充分了解其原因。

一个人接受他人的思想并有理由认为这个人比自己聪明，这是无可非议的。只有当他声称的荣誉本属于他人而不属于自己，并竭力欺世盗名时，我们才应该加以指责。因为学习是年轻人的正当业务。无论读书或谈话，只要能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就要同样感谢这些外来的帮助。

绝大多数的学生，生来并没有建立体系的能力，或者说具有先进的知识，他们也没有任何希望超越其他人。他们在艺术学院只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听众，能够理解他人的发现或记住所教过的知识。即使上帝赋予有些人极大的理解能力，他也只能期待在某个学科上有所建树。在别的科学领域，他必须满足于听从一些自己无法去检验的观点。即使在他声称特别擅长的领域，他也不过是对从古代发展过来并经过上千人集体智慧形成的这一传承的知识宝库，增加一些微薄的贡献而已。

科学领域有自身固定和有限的范围。它没有如销售市场的新方法和插图的新艺术那样变化多样，它有必要跟随前人的脚步走，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要求想象的艺术也如科学一样受到限制，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设想，那些要放弃狭窄求真道路的人，每个人都会偏向不同的方向，如直线尽管是单一和固定的，使它成斜线后必能导致多样化。科学的道路相当狭窄，因此按这条路线行走的人，必须跟随他人，或彼此相遇。可是，虚构的王国可建立在那些无边际的可能性领域里。那里确实有成千条道路尚未开通，上万朵鲜花等待采摘，有无数清泉取之不尽，还有被想象却没有被观察到的综合景观，以及迄今还没有被描述过的理想居民的群体生活。

可是，无论追求什么希望，或者表明什么理由，很少有人能自诩他们的经验给古代传奇增添了新的东西。特洛伊战争和尤利西斯漫游，为后来几乎所有的诗人提供了故事、个性和情感。罗马人虽做了些尝试，也不过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反映希腊人的创造。在他们所有的写作中，有一个永远重复出现的暗示，作者们会经常承认，写这些神话时代的传奇，需要那种让人愉快的新颖能力。我们不必惊讶，当我们认为他们很少有让自己去寻找新思想“内容”时，他们已在言语文雅“形式”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

“伟大的曼图亚诗人”1 的热烈崇拜者，所赞美的也不过是他表现出的一些技巧―他让英雄主角集旅行者和武士于一身，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美汇合在一部作品里。然而，他也许有时因为过于贪恋荷马的财富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如同惧怕承受失去一个宝物的痛苦，他把闪亮的修饰物写进了一个不可能展现其原始耀眼光彩的地方。

当尤利西斯访问阴间时，他在特洛伊死去的英雄中发现了自己的对手大埃阿斯。当阿喀琉斯的武器被判给尤利西斯后，大埃阿斯在歇斯底里的失望中自杀。如同在人间，他一直表现出对自己失败和耻辱的不满。尽管尤利西斯尽力用赞扬和顺从来安慰他，可大埃阿斯什么也没说，一走了之。这段描写被认为是最具魅力的文字。因为大埃阿斯是个傲慢的将军，有着不可震撼的勇气和不可动摇的坚定，可他没有用雄辩炫耀自己美德的能力，或者说，除了用剑，他不能用其他方法来施展雄辩能力。除了郁郁寡欢，咬牙切齿，他没有其他发泄愤怒的方式。他恨这个人，只承认斗不过此人那流利的口舌，因此，只能以一走了之的沉默来表示其蔑视和痛恨，而这样处理，要比任何一个诡辩家能为他找到粗暴的语言更自然，也正因此，他拒绝了给对手施展其能言善辩这个唯一优势的机会。

当维吉尔把埃涅阿斯送到阴间，埃涅阿斯见到迦太基的女王狄多。因为他的背叛，女王匆忙走向了坟墓。他本着好心和请求原谅的态度要和她谈话，可女王不理睬他，也像大埃阿斯那样以沉默鄙视他。虽然她像大埃阿斯那样离去，可她并不具有大埃阿斯那样的个性，能保持一种高尚和恰当的沉默。她应本着自己个性的行为原则，如同其他受到伤害的女人那样，大声怒吼，埋怨责怪和强烈谴责埃涅阿斯的无情无义。可由于维吉尔心目中已有一个完整的大埃阿斯形象，他无法让自己在表现狄多女王时有其他愤怒不满的方式。

如果维吉尔都无法摆脱模仿的诱惑，那么有着普通才智的人，就几乎没有希望能逃脱效仿的套路。因此，我们发现，除了普遍和公开地照搬古人的做法，在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特殊的虚构作品占上风。在一个时代，所有的真实都用寓言表达；而在另一个时代，只有视觉的艺术。在一个时期，所有诗人都跟着“羊”走，每件事都可以产生田园诗；在另一个时期，他们又全都忙于成为画家的引路人2 。

我们确实不难了解，时尚为什么都会流行。在这种风气下，懒散者被人喜好，低能者被人帮助。然而，没有天赋的人会以重复述说读者已厌倦的传奇而特别炫耀自己。因为这些传奇，除了原创者外，没有什么人可以得到它的荣誉。

我认为，有两类写作观念，当代的勤劳智慧可以在这些写作中去发挥它们的能力。一是采纳有意味的押韵词。我们的语言能提供这些可以表现诗的叠句，尽管由于这些词只用在某种多愁善感的滑稽剧上，人们对其运用几乎没有更多讽刺性的谴责。二是模仿斯宾塞。在一些博学有天赋的人的影响下，这些模仿似乎能超越时代，因此它更值得关注和重视。

模仿斯宾塞的虚构和情绪不会招致责备，因为他的寓言体也许是最能愉快地启发人的一种表达手段。可是，我绝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尊崇他的用词和韵律。在他的时代，他的风格是允许不纯洁的，所以会有晦涩的用词和怪异的句子，与日常用语大相径庭。我约翰生敢大胆地指责他的“写作没有语言”3 。他的诗歌一眼看去很难理解，不能引起愉悦感。他诗歌的统一形式让人听起来耳烦；他诗歌的长度，让人看起来眼乏。他最开始靠模仿意大利诗歌取得成功，没有适当地去关注我们语言中的特别之处。意大利语的词尾很少有变化，所以迫使他们创造的诗歌能包容很多同韵的词语。而我们的词尾有太多的变化，这使我们不方便把两个以上同韵的词联系在一起。如果弥尔顿的观察是正确的，即“韵律迫使诗人用不恰当的术语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由于诗行的长度限制增加了韵律困难，这些“不恰当”总是会成倍地增加。

模仿斯宾塞的人，确实不会很苛刻地限制自己，因为他们似乎能断定，当他们用少数废弃无用词的音节损害诗行，使其变得生硬难读时，便已完成了创作构思。他们根本不去考虑，自己不仅要接受旧词，而且要避免新词。自斯宾塞时代以来，写入诗里的每一个新词都破坏了模仿的规则，如赫克托耳的个性，一经戏里引入亚里士多德的语言便被损害了。尽管捡拾古代的“遗珠”很容易使诗闪耀辉煌，可要让一首长诗排除所有现代的短语新词却是非常困难的。也许通过长时间的创作，斯宾塞的风格能被恰当地模仿，可是，比起仅是汇集我们祖先早已聪明地扔掉的东西，学习那些因为被遗忘而根本没有价值的东西，生活确实向我们的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指维吉尔。

2 指十七世纪的诗风，以沃勒、马维尔和夸尔斯等英国诗人为代表，诗歌一时成为“寓意画册”。

3 此处约翰生借用本·琼森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漫步者　1750年6月11日　第129期

需要进取精神

现在，代达罗斯注视着命运的安排。

你强大的思想负有恰当的责任！

抵抗大地和海洋不可征服的障碍，

你拥有力量，你占有土地，米诺斯。

天空在开放，让我们努力到太空去。

伟大的朱庇特，请宽恕那些勇敢的进取心。

——奥维德

如其他作家一样，道德家没有把眼光放在宽广的现实世界上，尽力去形成实践的准则和新理论的启示，只是从书本上的二手知识中满足好奇心，只想到自己在对古代制度做出新的变更或者在对已确立的原则做出新的解释之后，理应值得人们的尊敬。然而，那些世界上最早教导人的寓智原则，从一个时代传到另一个时代几乎没有改变，可是，从一个作者到另一个作者的回应中，也许在每次的流转中都会失去其原有的影响力。

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理由把模仿的懒惰确定为一种统一和持久的偏爱。在这种偏爱中，有些罪恶迄今还免于谴责，有些美德需要重新得到推崇。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被要求警惕那些反对一部分的敌人，而其他敌人却被允许偷偷地袭击我们而没有引起注意；为什么我们的心，一边是加倍警觉，另一边却让错误发生，任罪恶横行。

在最热烈的道德雄辩中，讨论最多的话题要数“鲁莽大胆的失误”和“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每个哲学家的每页纸上都列举着蛮勇的例子。蛮勇可以让人抛弃背上的负担，召唤敌人去战斗，自己却被消灭。

他们这类评论太过公正以至于难以争辩，太有益处以至于难以反对。然而，避免鲁莽却灌输胆小谨慎、故步自封的思想，同样有危害。因为在智慧受到冰冻的致命影响下，思想凝固在永恒的静止状态中，勇气和进取精神完全被压制。

每个人确实都应谨慎比较自己的能力与从事的工作。因为尽管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生存，尽管我们不应仅仅为了自己面临不幸或耻辱就去回避危险或困难，然而，若能公正地评估自己的能力，我们也许会变得对人类更有用。因此，应恰当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把生命浪费在不周全和无希望的计划里。

世间存在着对危险采取非理性蔑视的方式。如果它不是一种自杀的罪恶，也只能说十分接近自杀的愚蠢。在不切实际的计划里有些荒唐的固执，其必会受到公正处罚和谴责。可是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广大范围内，谨慎和选择有适当的空间，总会有与正直方向偏差的任何一边的余地，无须匆忙地与那些明显荒谬的偏移碰撞，这好比，根据自然的倾斜或概念的影响，“大胆”和“谨慎”可转移到不同的方向，不一定必然触碰“鲁莽”或“胆小”的界限。

大家一致承认有可走的中间道路，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寻找和遵守这中间道路。可大家同样知道，这条中间道路是如此狭窄，不易找到。它几无行人足迹，没有确定的路标能够让人跟从。因此，要提醒那些替人找路的人注意，无论发现倾向于哪个角度，都应让他们走在安全的那边。

确实，蛮勇一般都会受到责备，无须引起惊讶。很少会有人受到蛮勇这个罪名的指控，而大多数人随时都对其谴责。蛮勇是心胸豪放、精力充沛、头脑发热、才智倾泻的罪行。因此，不会被温柔地对待。因为蛮勇从不以柔软和微弱的外表取悦人们，而温柔通常在安抚同情时才是必需的。可是，用同样的注意力去寻找证据，反对这些凡事都假设不可能的愚蠢和总是预期遭受挫败的心理，我不知道，在那些一直接受着混淆了谨慎和胆小的教育、绝不力求出色、以免万一不幸失败的人中，能否让许多人警醒而变得有用。

把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区别开来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区别能帮助我们确定“警惕”和“冒险”的适当界限。如果卷入一个让许多人幸福或安全的事件中，我们肯定没有权利，超出那些愿意分担危险的人所许可的范围，去冒更大的风险。可是，除非我们能忍受失败，否则我们是不应把自己限制在如此狭窄的界限内的。当大多数人因成功得到好处，只有个别人因失败受到挫折时，必会有很少人去责备蛮勇。

人们一般都喜欢倾听训导，叫人安逸是最受人喜爱的。通常人类愚蠢的行为，即使在那些最明显嫉妒别人荣誉高于自己的人中，都不会引起愤怒和谴责。我们即便不情愿也要承认，那些虚荣的人会忽视自己的弱点，经常假设尝试自己绝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可是，同样要记住，那些很少忽视自己能力的人，也许能完成上千个因胆小和偏见限制他去尝试的计划。

毕达哥拉斯有一个金句：“能力与危险如影随形。”当不再有任何怀疑和犹豫时，当胆怯被集中于危险的紧急关头时，或者当胆怯被不可抵挡的热情淹没时，人们会迅速地表现出急中生智的活跃思想。然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困难是懒惰的“女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似乎阻止我们前进的障碍只是幻影。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是真的，是因为我们不敢走近并对它做认真的检查。我们知道，没有经验，是不可能知道需要多少毅力才能忍受痛苦的，或者需要多少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任务。

当技巧或勇气战胜了危难，不论在思考这些危难时会感到多么愉快，也很少有人会在被劝说后，去期待他们可以被需要或恐惧唤醒来证实自己的能力。每个人都应尽力用理性和反思来鼓励自己。在面临紧急关头的时候，冲动会迫使他变得勤奋，使他果断地运用自然赋予的潜在的能力。把力量简单地归于本能需要，是有失理性人类的尊严的，因为人们不应总是根据选择的要求做出行动，或者总是需要其他勤奋的动机而不是凭尽其责的愿望来行动。

对于那些考虑到现在的生活已超越了赤裸裸的、无纪律的、缺乏教养的自然状态的人来说，能驱除内心绝望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便利或高雅的事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它们还不为人知时，要人相信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没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进取心，敢于冲破偏见和蔑视责难，新事物就不会被尝试。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同样的劳动必会得到同样的成功的奖励。在自然界的产物中，有些品质尚未被发现；在艺术的力量里，有些组合有待去检验。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尽力通过自己的勤奋，去增加世代积累的知识和幸福。要增加很多，确实很少人能做到，可是，每个人都有希望做到增加一些。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最诚实的努力，不论成功与否，最终都会得到奖励。

漫步者　1751年6月29日　第134期

反对拖延

谁知天堂如果有无穷大的力量，

要把明日的光阴加入今日的时刻吗？

——贺拉斯

我昨天早上特意坐着，想象着各种题目，其中有一个应该可以作为今天的文章题目。在不能做出决定的短暂沉思后，我每个时刻都变得无法集中精神，我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在犹豫。我希望能突然想到而非思考出任何确定的题目，直到最后，我从一个学习的梦中被出版的呼唤惊醒：时间迫近，我还一直忽视提出什么计划，尽管疑虑或迟缓，我现在却必须写了。

尽管作家的设想是细致和复杂的，他总是以每个生活场景的题目和自然的观察迁就自己，这不会加重他的任务，强迫他去接受一个突然的创作。然而，我无法克制要责备自己，我竟然长期忽视了那些必须要去做的事。这些每个时刻的懒散，增加了完成任务的难度。然而，在反思中总有些愉悦：我只不过是疏忽，知道有必要勤勉，我应鼓励自己做得更好。于是它们一直被忽视，直到勤勉徒劳无益。谁能因不进行什么活动或不下任何决心，就能恢复那失去的机会；又有谁为自己的粗心，谴责那些无助的灾难和贫困的悲伤呢？

允许拖延而知道最终不能逃出的这种愚蠢，是人类的一般弱点之一。尽管道德家的指示、理性的忠告在每个大脑里占有程度不同的优势，但即使是那些最稳定者，也难免屈从于它。即使拖延的热情不是最暴力的，却是最大胆的。它总能重新开始它的攻击，尽管常被征服，却从未毁灭。

确实，很自然地要关注时间的使用状况，以及时间近在咫尺时能给人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当有任何剧痛被承受后，或者任何可怕的危险要发生时，我们几乎无法免掉自己所有想象的诱惑。我们随时相信，另一天能带给我们一些想要的支持和优势；我们很容易就被劝说，这个我们渴望的必要时刻从不会到来，与我们尚有遥远的距离。

于是，生命在焦虑的忧郁中垂头丧气，生命力在第二天早上汇集后，就因决心涣散而耗费。它第二天懒散地安排一些没有什么希望能坚持的计划，以原谅和调剂我们的怯懦。当我们承认它时，我们就知道是荒谬的。我们的健康因继续沉思和每时每刻的痛苦而受损。每次我们顺从恐惧，都扩大了它的控制权。我们浪费了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害怕的邪恶，本可能已被我们承受和克服。不仅如此，即使在“拖延”并未完全增加我们的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为习惯性的恐惧而无法战胜它。当邪恶无可避免时，理智的做法是设下期待的间隔期，去迎战错误。若我们逃逸，这些错误会战胜我们。我们承受的只是它们真正的恶意，不必有怀疑的冲突和预期的痛苦。

行动比承受来得更容易些。然而，我们每天看到生活的进步，却被“可见的惯性”所拖延，只是厌恶行动，而且发现大众抱怨什么也不缺少，只是出于懒散妨碍他们去欣赏。以坦塔罗斯为例子，即使他所受的惩罚颇为诗意，他怎么也应被怜悯，因为吊挂在他上面的水果永不能为他所及。可是，那些尽管也承受着坦塔罗斯的痛苦的人，却从不会为他们自己的解脱而抬起他们的手。这样的人，又能要求什么同情呢？

在麻木的一代人中，没有比诉苦和抱怨更经常被听到了。哭诉不安只是因为空虚和怀疑，这是他们暴露的感觉；抱怨苦恼，这是在自己的权利下能允许的。懒散通常与胆小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害怕，最初开始于思想被注入对成功的绝望而限制了自己的努力，或者，经常在踌躇不决的斗争中失败，经常渴望避免辛劳，这些在头脑中被虚假恐怖的某类等级所牢记。无论是自然出现的或是被迫的，当害怕一旦完全占据幻想后，人对灾难的看法就不会更勇武。如果他们不能靠有用的工作去平静自己，很快就会被恐惧所笼罩。所有人不仅被或多或少经历过的苦难所折磨，而且还被那些尚未存在的东西煎熬，这些只能被细致的洞察力发现。

在所有人中，那些以牺牲未来的优势迎合当下的人，能得到的东西必定很少，如同那些任自己困于懒散、慢慢僵硬的人一样。其他人的热情被或多或少的权力游戏满足而堕落。然而，忽视我们的责任，只是为了避免执行任务的劳动，而不知这类劳动成果总是会被准时奖励，那肯定会在微不足道的诱惑中沉沦。懒散从不能确保安静。理性和意识的召唤会穿过离懒人最近的亭子，尽管它没有力量驱赶他出来，但会以足够大的声音妨碍他酣睡。这些时刻，如果他不能下定决心让自己有用，从而致力于他们的伟大事业，那他自己处置问题的权利就会被侵占。悔恨和烦恼抓住权利，禁止他去享受那些他如此渴望得到的东西。

还有其他造成拖延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活跃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他追求许多同时出现的目标，会在不同的渴望中经常犹豫，直到对手排除他，或当新的吸引力占上风，困扰他无法进步时，才会改变他的进程。他看不同的道路有同样的目的，除非他认真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会放下太多可能性的比较，调整应急的手段，暂时停止选择他的道路，直到有些事阻止他的进程。他的穿透力能延伸到遥远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把注意力放在设计上，他就会发现新的有利的前景和改进的可能，因此他不容易被劝说，觉得他的计划已成熟可行。但是，他可能会把一个计划加入另一个中，尽力集中各种目标到一个行动上，增加复杂性，使其精美，直到他在自己的计划中迷惑不解，在各种打算的困惑中进退两难。他决心在新购买物质的要求中，汇聚所有的有利信息，便必须浪费其生命在无目的的漫游中，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他希望在同一个房间得到各种便利。他会写出计划，学习帕拉蒂奥1 ，可绝不会动手去砌一块砖石。他企图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写篇论文，收集材料，征求专家作者的意见，研究所有专门和附属部分的知识，可绝不会肯定自己有写作的资格。他有能力构思完美，却又因无法拥有它而不容易满足。由于无法达到完美，在徒劳的希望和不可能取得优秀中，他会失去做到最好的机会。

这类人的生活状态肯定不会持久，比自然允许的可能更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警醒，对自己渴望做的事采取行动。勤奋确实不能确保成功，死亡能阻止最快的速度，可是，若他在执行一个诚实的任务时被中止，他至少要有倒在他岗位上的荣耀―尽管错失胜利，他已为之战斗过。

1 帕拉蒂奥（palladio，1508—1580），意大利新古典主义建筑师。

漫步者　1751年7月9日　第137期

论一般知识的必要

当恶习谴责愚昧时，

自会走到对立面的极端。

——贺拉斯

人们经常提到，惊讶是无知的结果。当我们有时间去了解事情的复杂性，调查因果关系时，那可怕的视而不见才会结束，思想伴随注意力延伸到最初看起来出乎意料的结果上。惊讶是理性的暂时停止，是思想过程的突然中断。只有当我们的知识确定在某些单一的观念上，它才结束。当人们恢复足够的精力去把物体分解成各个部分，或者，给最初的动机到后来的结果中间的过渡时期标上记号，惊讶也就结束了。

同样真实地说，无知通常是惊讶的结果。那些从不习惯让自己进行智力探索工作，而又不能靠克服困难激发自信的人，习惯于沉睡在安静阴暗的惊愕中，不做任何热情而努力的探索或驱散蒙昧，因为对他们来说无知是很正常的。那些他们不能立即理解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把它想得太高以致难以达到，想得太深以致难以理解。于是，他们便满足于愚蠢的现状，放弃尝试他们不抱希望的努力，把理性思考的愉悦交给更执着研究或更有活力的人。

在机械制造工艺品中，许多产品的外形已很不同于最初原材料的形式，许多构成部分被大量和巧妙地互相连接起来，因此，看到这些工艺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可是，当我们进入加工厂，观察各种能被灵巧操作的工具，了解通过各种人参与的加工过程―人们彼此互相配合，使工序完美，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每个人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任务。不管自然物的粗糙和人工的精美有多么大的差异，都能被有规律的连接引起的结果串联起来。在这工序中，每个人都被他前面的人引导，同时后面的人又跟随他。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处于同样的状态。胆怯和没有经验的人，看一眼冗长的统计数字和复杂的图表就会感到可怕。如果有足够的技能，把它们分解为简单的规则，就会觉得这种害怕是毫无根据的。“区分和征服”是一种原则，它在科学上如同在策略上一样正确。复杂性是一种联合体。当事物继续处于联合体时，即使最活跃和最有生机的智者也对其困难束手无策。可是，当其每个成分都被分解后就变得虚弱，一旦联合体被拆开，困难很快就迎刃而解。

如洛克所说，学习的主要技巧在于每次少量地尝试。思想能达到的最宽阔视野是被经常重复的短途旅程构成的，正如最高级的科学结构是靠连续积累个别有待证明的定理构成的。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那些理解能力杰出的人，经常败在工作的无耐心或担心失误上。那些有最多理由肯定自己能成功的人，是最不愿意去冒险的。这种自信的缺乏不仅因为注意力被好睡懒惰和沉溺欢乐干扰，还因为有困惑，如在匆忙中忽视了抓住时机，或者因为骄傲而不假思索，担心抱持的最初希望落空。有人认为，复杂的科学用偶然的一瞥就能看透，或者巨大的名声不经努力就能得到。这样的期待就好比在要求一个特权，一个否定其他人的权利。可是，如果持有这样的假定，勤奋难以解开迷津，坚持不能攀登高峰，那便是温顺地接受了“幻想的专制”，自愿地用链条拴住了自己的思想。

文学家通过发现和征服新的智力世界来扩大知识的领域，其雄心是适当的。要使这个任务获得成功，也许某种程度的幸运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人能许诺让自己成功，所以，在涉险未探索过的真实的深渊中，在试图找到一条穿过变化多端和互相矛盾的道路时，应该原谅有些人的怀疑和犹豫不决。可是，在追求的道路上已经有了人迹，脚下的障碍也已经被人清除，一切都现成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人这样不相信自己的智力，还去想象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尝试呢？

人们希望，那些奉献一生从事研究的人有敏锐的意识：没有什么事大到他们不能获知，也没有什么事件小到他们不应去关注。他们应同样扩大自己对科学和生活的注意力，把所获得的目前世界的一些知识与过去的时代及未来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一个学者最受轻蔑和嘲笑的莫过于，他忽略和不知道的事，除他自己之外尽人皆知。那些受过教育并认为学校制度能给予人类最完美能力的人，会惊讶地看到，一些眉头紧皱刻苦读书的学者，他们恰在细微的礼节或在必要的日常交流方式上缺乏教育。人们若发现这种教育模式不能培养出高于一般人的能力，很快就会动摇他们对尊重的教育模式的信心。

培根说：“书绝不能教人用书。”学生要从与人类交往中学习，以减少对实践的疑虑和达到把知识用于生活的目的。

对那些一直训练自己成为博学家的人，这是再普遍不过的现象了。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学术研究上，仅仅为了得到学位荣誉，看不起其他职业。他们想当然地觉得人们甘愿对他们的知识表示敬意，聚集在他们身边接受教诲。因此，当他们从个人的书斋走出来，进入开放的世界后，他们有着所有权威的自信和高尚的荣耀，立即以蔑视和嘲笑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人，但这些人同样不认识他们，同样轻视他们。可是，如果他们想要在这些人中度过愉快的时光，他们必须模仿这些人的方式，顺从他们的观念。

学者们为了减轻世人的轻视，应倾向于面向大众生活的世界，不再坚持他们卑躬屈膝学来而在任何关于人生观的体系里都找不到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有必要想想，尽管深奥的研究和细微的发现能激起赞美，可他们得不到愉悦，也得不到友爱的安慰，只能靠比较温和的态度，他们才能更容易与周围人交流。一些人只是交流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足够的兴趣和知识去了解，那他必定会在毫无社交的沉默中浪费自己的时间，生活在没人陪伴的群体中。那些本应在大事件中发挥作用的人，至死也没有发挥自己的能力，如同一个站立在周围却无所作为的旁观者，面对上千个不幸的烦恼束手无策，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只需要采取一点灵活的办法和现成的权宜之计就能做到。

人们无论获得什么程度的知识，都不能使自己缺少随时便有的帮助，也不能使自己熄灭对温柔的感情和殷勤的慈爱的渴望。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学习那些能增进友谊的交流技巧。仁慈在经常互相交换的好处中或在交换的乐趣中才能得以保持。然而这种好处，只有当其他人有能力接受时才能给予；这种乐趣，只有当其他人有资格欣赏时才能传授。

没有什么荣誉会因从学问和技艺的高峰走下来而丧失，因为谦虚的学习总是会被感激得到更多的补偿。一个高尚的天才做小事，借用朗吉努斯的明喻，就像在黄昏时渐渐西落的太阳―它失去了炙热的壮观却保留了晚霞的光彩，尽管它不那么耀眼，却更加温馨愉快。

漫步者　1751年7月27日　第142期

乡村的暴君

伟大的牧羊人看管着他的羊群，

涉足遥远而安静孤独的地区。

可怕的阴影笼罩着凉棚，

他心中充满阴郁的忧伤。

这个巨大的形体！

不论身材或脸庞，

都很不像人。

——荷马

漫步者先生：

我退休后习惯了每年都离开城镇，最近接受了尤金尼的邀请到他家做客。他在偏远的地区有房产和别墅。为了避免旅途乏味单调，我们常绕开笔直的大路，以能看到自然和艺术景观使自己愉悦。我们检验每座野山和有治病作用的温泉；查看每座城堡，思考它的毁灭；把每个战斗的场景与历史学家的叙述做比较。由于采取这种连续不断的娱乐方式，我们为旅途见闻感到愉快，既没有疲劳的感觉，也没有任何后悔。这个过程中的一切都那么轻松和平静。我们有错过驿站轻马车的冒险，有因吵闹惊动村镇人的喜悦，还有以忙碌的身份来掩饰我们微贱地位的欢快。

到达尤金尼家之后的第一周，我们几乎在接待他左邻右舍的来访中度过。这些邻居友善热情地围住尤金尼，有人急于想知道法庭和城镇里发生的事情，因为有了这些真实的情报，在第二天的保龄球日，他们便有资格对那些农村政治家做宣传。有人希望借用他的兴趣来赢得争论，或者听他的劝告来解决财产的纷争和他们孩子的婚姻大事。

我们接受的文明礼遇，很快就得到了回报。我很满意自己在乡村漫游度过的这些时光，看看周围的别墅和遍布在各处的花园和植物。如果我能被允许单独漫步在公园或郊外，一定会更加愉快，可作为尤金尼的朋友来说，有些不能随心所欲的拘束是一种荣耀。每一个人对我的关心都是如此热情，以致我几乎无法离开人群，或者很少能偷出空闲，回避他们争先恐后的殷勤，或接受他们过分打量的怀疑目光。

在经过这些好邻居家的散步过程中，我们常路过一个不寻常的大别墅。我虽好奇，却被其他不同的新奇景观所迷惑，因此，它并没有吸引我做认真的观察。然而，没过多久，我还是无法抑制自己，以特别的注意力对它做了观察。有一个延伸的墙把花园围了起来，它被如波浪纹一样的树荫覆盖。从我们的窗口透过树林闪出的一缕光线，可看到一条小运河。这给了我更充分的理由期待，这应比我在这个地区所见的景色更加壮观和美丽。因此，当我们骑马经过它时，我问主人，对这个一看就雄伟和富裕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在漫游中从不花一个小时去看看。尤金尼告诉我，我如此景仰的这个乡村别墅，本地人通常叫它“闹鬼房”，没有任何一个我见过的绅士去参观过它。由于闹鬼，房子已经被遗弃荒废了。我很容易就做出判断，一定有什么事被隐瞒着。我告诉他，我猜里面不过是些小仙女，我们白天冒险闯入，应该不会有危险的。他说，危险确实只会出现在想接近的这个人身边。如果要谈起来，不可能不谈此人的丑行。此人处处表现出傲慢和狠毒，赶走过他和每个不依赖其生活的人。

我们的谈话偶然中断，可我的好奇现在变得更强烈。要是不能全面了解这个新发现的怪事，心里确实无法平静。很快就有人告诉我，这座豪华别墅和宽敞花园，受到乡绅布拉斯特的魂灵干扰。由于没人在意他，他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阻止村民讲他们的任何发现，这位乡绅的个性很容易就被人知道了。

乡绅布拉斯特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后代。祖先从远古时代就拥有这处地产，到布拉斯特船长时，土地面积扩大。布拉斯特船长在伊丽莎白时代，在德雷克1 手下做事。布拉斯特家族开始时微不足道，后来经常作为所在地区的代理人出席议会，被选为发言人，为狩猎比赛和赛马比赛制订过规则。他们从前非常好客，受人欢迎，直到他们的父亲在一次选举中死去。他们的母亲在丈夫死后不久也离开他们，留下当时只有十岁的继承人，委托祖母去照顾。祖母放任他的任性，无法忍受管教他的痛苦，因为她不愿听他大叫大喊。也从不送他到学校，因为没有他陪着，她不能自理。然而，她很早就教他检查管家的账目，跟踪管家到地窖，抓住大吃大喝的仆人。因此，他在十八岁时就完全掌握了所有家庭事务的基本技能，经常在路上探查出车夫和马夫之间的串通合谋。当发现女仆与佃农、杂工私下非正常交往后，他一下子就无情解雇了十九人。

靠着很少有人能做到的节俭，凭他正直的监护人有意识的改进工作，家里积攒了一大笔钱。当布拉斯特亲自接管工作后，他发现自己是这个区里最富有的人。长期以来，家族里有传统习惯，为满二十一岁的继承人举办庆祝活动。为此，房门大开，让所有感兴趣的人都进来。整个村的人都聚在一起，如同欢乐的节日一般。在这个场合下，年轻的布拉斯特表现出他未来闻名于世的最早象征。他在一位老人面前摇晃着钱包，下了一个超出他能力的大赌注。这个老人曾是他父亲的一个密友。这样的做法，他后来时不时用来欺负他周围十英里范围内的众人。

他后来冒犯众人的行为是在引起争议和怨恨的判决中，他致力于行使自己庄园主的特权，对每一个有可能冒犯他规则的人，给予严格和无情的处罚。在他独霸一方，没有其他地产商能平等地与他抗衡时，受他压迫的人害怕吃长期的官司，常常忍气吞声不敢抵抗，而他不论为多么小的官司都愿意拿出一大笔钱。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和荣耀的权力竞争有关。不论法律做出怎样的最后判决，贫穷的对手总是遭殃。

通过赢得一些争议，他变得更加傲慢。人们对他的普遍憎恨更激怒了他的罪恶本性。他一生都在盘算和制造罪恶。一个通常做法是故意在夜间破坏圈起土地的篱笆，指责邻居的牛踩踏他的田地，然后提出一个能满足要求的赔偿。布拉斯特利用一位老寡妇家人的不幸，派出代理人劝对方以低廉的价格卖掉这头牛，并下令把牛关在牛棚里。老寡妇头天请求尤金尼，帮助她要回仅有的这头奶牛。布拉斯特把一个做日间工作的人赶出他的小屋，因为他在树篱旁为自己的孩子采集黑莓。有位老妇人走进他的地盘，为家里的猪捡拾落在地上的橡子，他却以擅闯私人领地为由将其送入郡监狱。

金钱无论在谁手里都能转化成权力。穷困者会立即奔向避难所，不会过多考虑将来的后果。因此，那些曾受资助的家庭，被布拉斯特以专制的权力强迫支付一大笔钱，钱的数量早已超出他们所能轻松支付的范围。他唯一要去看的人，是那些不幸的家庭户主。他进去时，表现出颐指气使的傲慢，以看到对方家庭的恐惧为乐，强求他们屈从，粗暴地责备他们。在他最得意时，情形如同用威胁语气辱骂父亲，用淫秽言辞侮辱女儿。

后来他骄横跋扈的举止有些收敛。他的一个债务人在温和请求后，激起他的狂怒，他抓住债务人的袖口，把人拖到后院，在暴风雨之夜把人关了起来。第二天早上，他采取平时的报复行动，让法庭送传票，可是，由于尤金尼的帮助，债务人得以还清债务。

他的惯常做法，是让房客拖欠他租金，并为此受痛苦折磨。因为这样他能保证自己大权在手，无论什么时候，处处幸灾乐祸，满耳高兴地听到他们乞求和怜悯的声音。可是，有时候他反复无常地对那些他喜欢的人，给他们便宜的地租，以便他的农场不会长期空着无人照管。当一些人受其压迫遭难后，其他一些人被有可能拥有更好的命运诱惑，很快就去接替前人的空位。

这就是地主布拉斯特的生活。极大的幸运使他自由地享受幸福的生活方式，可是，他思想堕落，丧失了他一生所有的天赋。他虽富有却没有继承人，虽豪华却没有见证人，虽出身高贵却没有同盟，虽有影响却没有尊严。他的邻居挖苦他残暴，他的亲戚恐惧他这个压迫者。他唯一获得的安慰是，如果人们憎恨他，那同样也会惧怕他。

瓦格鲁斯

1 德雷克（drake），环球航海家。

漫步者　1751年8月3日　第144期

成名的困难

你折断达佛涅斯弓箭的箭杆。

当美丽的男孩接受正义这个礼物，

除非是恶作剧，否则你会因忿恨死去。

——维吉尔

人们在交谈中，对于一个新出现的名字，不把它与其他名字混为一谈几乎不可能。当优秀初露端倪时，很多人都会对其有抵触情绪，进而团结起众人反对。四面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反对声。祝贺者或含混者加入联盟，巧妙者武装起无礼的武器应对，发现者引导人们轻信。

这个联盟不容易达成力量和意见的一致。我们本应期待着，除非因为受到伤害，否则没有人会被恶意煽动，没有人会让自己忙于争夺另一个人的权势，可是，当他有了一些权力，卷入质疑后本应迅速停止，却开始无原因地敌视。当发现没有共同利益能支持他们在一起，毒舌的武器自应很快被废弃。去攻击一个名望高升的人，本应留给那些在这些事件中抱有希望或感到害怕的人。

如果他什么也不做，只承认遇到竞争对手，那些渴望追求名声的灾难，应更多地被消除。他们的敌人不多，就会知道究竟什么才更为重要。可是，要怎么警惕才足以避开那些躲在暗处的攻击者的攻击呢，或有什么力量能顶住不间断的攻击和不断进犯的敌人呢？然而，在这样的状况中，不会有任何人很快从人群里出现，把公众的视线固定在他身上，除了他站起来成为一个靶子，招致暗中诽谤的利箭。在带着敌意的骚动中，他接受来自远处的无名之手的攻击，其伤口并不容易愈合。

反对有名声的候选人的那些人，最初的原因可能是想象自己在这些成功人士面前要承受危险的处境。可是一旦宣布战争，自告奋勇者争相成为旗帜，大众因失业随时来到营地，神速的中队分派到各部队，于是，出现伴随恶作剧的机会的愉悦，他们勤奋却没有受到称赞，掠夺却没有获利的希望。

当任何一个人竭力想获得荣誉时，他会惊讶地听到自己被指名道姓地训斥。他会发现，那些最具恶意的尖酸刻薄，竟出现在那些他从未得罪过的人口中。

在为每个脾气多样和理解力有差异的善妒的人服务时，可以见到，诽谤被所有艺术和宣传方式扩散。没有什么会因为太粗鲁或太精致、太残酷或太轻微而难以实践。完全不尊重成为敌视荣耀的一个规则。可是，每个武器都被算作合法。那些不能推进生活进步的人，满意于坚持自己在玩小玩意儿时的恶意，以微弱力量打击戏弄者，干扰无能者。

当人们把最混杂和最混乱的组合分类成适当行业的阶层时，就像给夏季的昆虫分类―它们有几个部落，以其嗡嗡声和叮咬折磨我们。而价值的迫害者，虽说有他们的数量，同样也可适当地分为大声咆哮者、搅弄是非者和喜欢仲裁者。

大声咆哮者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敌人，但并不是危险的敌人。他没有其他品质去进行争辩，仅有强硬的前线和大闹的声音。由于几乎没有人渴望去反驳一个沉默者，他依靠声音的响亮而不是有理的争辩，很少注意调整他对其他人的责备，很少关心维持他语言的文雅和叙述的可能。他总有一个储藏室，收藏责备的修辞和蔑视的名称，应场合要求随时拿出手。由于经常使用，他以无抵抗的健谈倾倒发泄出来。如果商人的财富被提到，那他便毫不犹豫地要让其破产；如果美丽文雅的女性被评论，他奇怪为何全镇都沉醉于爱情；如果一个新的天才“作品”出现时被庆贺，他会宣布作家是一个无希望的白痴，没有书本和生活的知识，没有他应该获得的理解力。一般说来，他的夸张对那些被强迫去听它们的人没有影响，尽管有时会有胆小者被他的暴力恐吓，轻信误解他对知识的自信，然后，他尽力压制的看法很快又恢复到它过去的影响力，如同被大风吹弯的树，当风力过去，又直立起来。

搅弄是非者更危险。他很容易被温柔的话打动，被一个重要的气氛激发好奇。当一个“神秘”不再被各种出版物贬低时，他呼叫一个被选中的观众来评论，以低声交流他的情报这个明显表现出来的信任，满足他们的虚荣。在商人中他可以识别出一些人，那些人尽管看起来在管理一个庞大的商业，谈论长期资金，然而，他的财富不等同于他的信誉。他后来容易遭受昂贵的生意计划的痛苦。如在一艘满载财富的船上，他有比他所宣称的更大部分的股份，可惜这条船被暴风雨摧毁。他很少说到“美丽”，仅仅是因为他认为，那些在早上看到她的人，并不能发现她在公园被人敬佩的那些优雅举止。他有十足的把握评判作家，尽管其作品优秀到无可争辩，他也只能承认一部分名誉。他把多数的形象和情绪归因于一个神秘的朋友。准确和平等的阶梯已被时代重要批评家的持续校正生产出来。

由于每个人都乐于想象自己知道一些通常还不能泄露的事，所以秘史容易得到信任，可是，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其悄悄流传时，才能为人所取信，而一旦公开说出，就会受到公开的反驳。

最有害的敌人是喜欢仲裁者。他们没有利益和任何动机，只有诚实的好奇。要不偏不倚和热情不减地探究真实，必须准备听取双方的看法，处理某种解释和赞同的意见。他以极大的怀疑听商人的贸易报告，在精心地比较事实后，断定它的可行性。正如雄伟辉煌的建筑，最初建在一个狭窄的地基上，最近已发现它不断摇晃。然而，在拖延付款和破产间还有很大的距离，许多商人一时通过权宜之计来支撑自己，最终没有对他们的债权人造成任何伤害，因为一个冒险的损失可从另一项投资上弥补。又如他相信，一个年轻女子满意于自己受到敬佩，渴望让自己更完美，用人为的改进来增加她的迷人魅力。尽管她的大部分美丽是真实的，谁能说她完全尽力而为地表现出自己了呢？再说，他理想中的作者，必是一个勤奋的人，也许不会冒出《荷马史诗》那般天才的火花，可是，应有判断，能发现自己的缺陷，可以借他人的帮助来弥补。在他看来，恰当是一种非常可敬和罕见的品质，作者应找到一个赞助人，应对被公众支持的任性的智慧和华美的文学有所偏爱。

他不愿意发现自己的失败，要减轻不可否认的错误，便马上结束辩论。他的听众寄希望于他的诚实和真实，接受了他不容辩解的指控。

这类妒忌、懒散、暴躁、粗心的技艺，让他们不能平等地看待人的价值。通过这种人为的、肮脏的、可恶的诡计，工业被打败，美丽被打击，天才被打压。

漫步者　1751年8月17日　第148期

父母的专制

我允许父亲给我戴上链条，

或者将我驱逐到努米底亚最远的平原。

我的罪恶是，我——一个忠诚的妻子，

用慈善般的热情挽救了我丈夫的生命。

——贺拉斯

政治理论家说，曲解和滥用合法权利带来的痛苦，会比其他压迫产生更严重和更持久的效应。无论何时，只要强盗和入侵者被发现，人们就能抓住和赶走他们。对这些借口没有权利而有势力的人，人们可以用武力加以处罚或压制。可是，当掠夺者打着合法征税的名义，谋杀犯被司法判决开脱罪名时，坚强者受到威胁，智慧者受到困扰。在反叛者的联盟下，抵抗的力量微弱。在地方官员长袍的庇护下，坏人逍遥法外。

同样危险和可憎的事，通常来自家庭内实施的暴力。这种残暴是在尊敬的父母权力名下的专制。从我们一开始有理性后，我们就被教育去尊重这种权力。依赖人们思想中留下的所有敬畏印象，这种权力保护我们免受侮辱和犯罪。因此，在敢于以责任和虔诚正视它们之前，这种权力也许荒唐残酷、无法控制，这种数不胜数的犯罪行为，践踏了正确的边界线。对此，人们只想自由地得到其他解救的途径，而不是靠让蛮横者得意的祈求和让残暴者满足的眼泪来摆脱这种权力。

罗马人一直以来都认为，儿子不能谋杀父亲。因此，他们没有适当的法律来处罚弑父者。他们同样很自信地认为，父亲不会对孩子残暴。因此，他们允许每个人在自己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把他的后代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又告诉他们，他们太轻率地相信了人类的本性。他们发现，本能和习惯不能与贪婪和邪恶相竞争，最亲的人也会遭受暴力攻击。这种权力无论怎么受到信任都会被滥用。因此，他们有必要促进和改良他们的体制，用新的法律来制止弑父者，把父母手中把握的死刑权力转交给司法官员。

确实有许多家庭，我们一旦稍微熟悉，便不可能察觉不到，父母绝不会放弃自己所掌握的控制权。你还会发现，父母除了本人的意识外，虽听不到反抗声的危险，可要是他们没有控制自己意志的技巧，他们不靠自己的意愿来规范公平性，他们这种父母权力是不可能持久的。

如果在所有情况下，人们在心灵上都难以容忍狠毒，便可以假设，人们的安全可以在亲子关系中得到保障。任其自然地成为一种现实存在，会使得人们为得到父母的满意而去尽自己的义务。看到一个无能为力的婴儿伸出她的手，用她的哭喊来展示独立，尽管要警戒这种羡慕不需要使用任何力量，或者要疏远这种感情不需要怀有任何内疚，可每个人的心灵都确实会唤起对她的仁慈和关爱。这种温柔的情感一旦确立，它会随时增加这种自然感觉的快乐，随时增加交流的愉快和恩惠的荣耀。我认为，当一个人看着最可怜的动物时而祈求他的关心，时而因他的恼怒而退缩，时而在他面前游玩嬉戏，时而在不幸中呼唤他，时而在危险时跑到他身边，慷慨或仁慈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不会不生发同情。这种同情心，比起他劝自己友好地对待那些在空中和水里的野生动物的善意，一点也不少。我们自然会对那些能与我们分享任何愉快的人亲切友好。因为我们想象，那些接受恩惠善行的人，他们的感情和自尊能让我们放心并有安全感。

确实有另一种方法，同样能使一些人的优越感得到满足。那些能压制所有人类感情的人，不再满足于他因能给人带来幸福而得到的敬爱，而是用痛苦惩罚的刺激性恐怖来娱乐自己。他也许为了在孤独中取乐，要谋划延伸他权力的范围和他控制的力量，甚至有一种“欲望的想象”：让被割的舌头发出声音，或者让那些害怕禁闭的内心受到痛苦的折磨。他也许会在新发明的技巧、多样的禁忌和各种处罚中，使自己的内心得到愉悦。当他考虑自己很少得到应得的最好的敬意后，他的野心更加狂妄。

这类君王的个性，已为人所知―所有独裁王国的历史都是这样向我们叙说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家庭的管理自然如同君主制。”和君主制一样，家庭也都经常采取专制的管理。帝王暴君和父母暴君的区别只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大小和他们奴隶数量的多少。同样的情绪引起同样的悲哀。只是他们无论如何专制，当制造荒诞不公的事件时，任何君王都很难摆脱大众盯着他们的可怕目光，而这些不公在私人住宅的掩蔽下得到纵容。家庭内常发生这样的场景：家长反复无常地发号施令，做出带有偏见的决定、不公平的分配，颁发奖励不是根据价值而是凭个人喜好，做出处罚不是依据犯罪程度而是随情绪的判断。除了父亲，没有谁还有这类权力。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在别人不幸的时候会幸灾乐祸。可是，究竟是什么动机使父亲残暴呢？国王可能会因为受人唆使而去杀死另一个人；他有时会想到危害自己的是身边人的正义美德；他也许会害怕打胜仗的将军或受大众欢迎的演说家；他的贪婪会使他建议没收贵重物品；他的内疚感会私下里暗示，只有铲除所有报复的势力，他才能得到安全。

可是，压迫一个生在自己保护下的人，一个能干扰他却对他没有威胁的人，一个使他满足却对他无干扰的人，父母从这种压迫中希望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很容易就看出对懦弱者的残暴呢？一个人作乐般地压迫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的人，是什么理由让他与胆怯者一样声名狼藉呢？

当伤害的人总是在他的眼前时，父母不公正的处罚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恶劣。君主的不公正处罚，通常会施加于那些与他从未有任何个人接触或者并不特别了解的人身上。他宣布法律，不论是处罚、监禁，还是死刑，都可以回避看着他宣判受刑的人。可是，家庭的压迫者，注定要眼看着那些带着恐惧和悲哀的面孔，盯着自己野蛮行为的每个后果。他能忍受给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带来的持续的痛苦；他能在自己的阴郁中满意地走开；他能眼看着屈从的悲伤而毫无怜悯；他注视着祈求怜悯或要求正义的目光，却完全无动于衷。这些人绝不会因为抗议或警告而悔改。他已找到断绝亲情的办法，以此武装他的心使其坚硬到可以抵抗理性的力量。

社会存在的一个伟大法则是，每个人都被要求必须考虑其他人的幸福。尽管对此伟大法则不必给予过多考虑，可是，比起其他的罪犯，残暴父母的所作所为，虽不为自身幸福而为儿女幸福，他们却更难以得到清白无辜的证明。不管每个人爱别人多少，都愿意被人爱。每个人都希望活得长一些，因此希望时光倒流到最初的时刻―他要依靠别人的殷勤关注才能过轻松和愉快的日子。可是，在他疏远家人却得到孩子们的帮助之后，在衰弱无力和沮丧的时刻，在烦躁和痛苦的时刻，在最后离开人世的时刻，在他的床边守候着的是与他生活不相干的陌生人，甚至是希望他早死的敌人，他怎么能排除老年人这些不便倾诉的隐约苦楚呢？

虔诚伴随着善良的心，确实能抑制愤怒。那些曾被暴力伤害的孩子们，只要乐观热情地尽自己最后的责任，是会忘记自己所受过的痛苦的。然而，父母们面对自己不应得到的善良对待，会比怨恨更苦不堪言。父母在衰老多病时受到自己的孩子们友善的责备，接受孩子们关心的施舍而非殷勤的照顾；孩子们每次帮父母摆脱苦难，不是出于感恩，而是出于同情。这些似乎过于严厉的处罚，也许不该降祸于这些尚不完全卑鄙愚昧的父母身上。

漫步者　1751年9月14日　第156期

写作“规则”

智慧之声永远回响着自然之音。

——尤维纳利斯

政治家们说，每个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腐化堕落，因此，在适当的时期，必须恢复它最初的原则，重建它原始的体制，以便克服其弊病。根据方术医师的理论，一个人就算有强壮的体质，也会慢慢染病死去，因此，要通过合理地减少病态的体液，达到健康所要求的平衡来预防。

关于人类的研究，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至少那些没有受到严格示范教育、并不承认想象和幻想作用的人，他们会不断地犯错并让思想混乱。在早期思想家们发现的那些伟大的真实原则中，“简朴”被不断膨胀的野心所阻碍，或者说，事实被不确切的争论所混淆。这些原则从一个作者传给另一个作者，如同光线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失去了它的强度和色泽，最后渐渐暗淡，直至完全消失。

因此，有时有必要重新制定学习的制度，把复杂的事分解成原理，“使知识脱离观念”。没有对知识做出认真的检验，人们总是不可能把真正重要的理性“枝干”区分出来。这些理性被艺术地嫁接到知识的“分枝”上，生出一些基本的法则。当时间使它们得到尊重后，这些偶然确立的权威，与自然的法则常相混淆。因此，人们假定，这些法则与理性同时存在，而最开始时它们是不存在的。

批评家有时允许用幻想来规定法则，而幻想必定受到这种法则的限制。他们允许谬误可以干扰那些纠正谬误的原则。批评家监督他人，却因自己的疏忽而暴露缺陷，正如同古代斯基泰人扩展了他们占领的远方区域，却把后方王室空位留给了仆人。

在这些渴望扩大权力或热心宣传知识的法则中，它们已经形成了一些惯例。这些作家已经接受的惯例，不可能与我们考虑它们时同样天然地正确。在这些惯例中，有的被认为是基本和不可缺少的，其他则是实用和方便的；有的被理性和必要性规定，其他的则受专制的古代制度制约；有的不可阻挡地得到与自然的秩序和智力的开发相一致的支持，其他的则是偶然形成或者以例证确定。因此，这些惯例总是容易引起争议并改变。

有许多规则不必考虑自然或理性也能流行。如我们看到，古代大师匆忙地宣布这样的信条：“舞台上一次只能出现三个说话的人”。对此，我们无可奈何，只能表示怀疑―要从复杂和多样化的现代剧观察到这样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我们现在毫不犹豫地违背它，没有引起任何不便。

这个初始的原则纯属偶然发生。悲剧本是一首向巴克科斯1 致敬的挽歌或寂寞的颂歌，后来增加了另一个说话人，才变成对话。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古代，悲剧最初只有一个人表演。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人敢冒两个人演出的风险。最后，由于风俗习惯改变，违法不会遭到惩罚，艺人们变得大胆，才自由地把人数扩大到三个，可他们却被这个重要的原则限制了自己进一步的突破行为。

一出戏因什么事由把行为限制在五场，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位作者告诉过我们。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必要性并不从行动的本性或由任何表演的适当来决定。当一场戏连续不断地演出，或者没有任何停顿时，也只是表现整个剧的一部分。事实有力地表明，每一场真实的戏，根据每个戏剧性行动的结果，剧场幕数可以多于或少于五场。英国舞台上每天的演出都有效地打破着这个规则。确实，没有什么比荒谬可笑地竭力维护它的外在形式更有害的了。每当场景转换，这场戏就算作结束，因为当剧中的人物换地方时，必然会耽搁一段时间。

批评家把戏剧性行动限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并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让观众认可。他们最可能的要求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演出任务。只有把各类人和事挤到最小的空间，才是最令人满意的创作。由于剧中常发生幻想，我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些想象的界限。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事先没有接受批评家的教条思想的人，会认为在两场戏之间的任何延长都是大逆不道的。那些能把戏的演出时间从三个小时增加到十二个小时或者二十四个小时的人，也许能想象出与众多场景同样轻松的效果，我不认为这会有什么荒谬和不可能。

我不知道那些只承认自然法则的人，会不会倾向于接受用悲喜剧来保护自己。不论对悲喜剧的一般指责如何，其荣耀迄今已遮挡了批评家的光亮。有正当理由混合的悲喜剧为何会受到指责呢？人们应该允许在舞台上表现那些重大与微小联系在一起的戏。因为这类混合现象在世上不仅平常而且永久存在，况且舞台被假定为一面“生活的镜子”。也许在把情绪提升到一种有意造成不安的悲剧状态之前，人们要压抑不适当的情绪。也许一个事件被不恰当地转移，只是为了保持悬念，可是经验为何不能表明，这种反对是相当微妙的而不是公正的？悲剧和喜剧的感情能以同等的力量互相转移。除了夹杂着欢乐、表现多样化的悲剧，没有任何戏能如这类悲喜剧那样经常让眼中充满泪水，让心房颤抖，这难道还不应肯定吗？

无论如何，我不认为仅靠描写的事件，就能对一个天才的作品做出可靠的判断。剧场里那些难以抑制的心潮起伏，那些嬉笑和严肃的轮番变化，有时要更恰当地归功于作家的活力而不是题材设计的正确。与其用莎士比亚的成功来确认悲喜剧，也许我们不如对这位卓越的和无束缚的天才表示敬意，因为他把握了整个剧场的情绪。为了激发情感，作者无须用普通方式来进行缓慢的变化，可以用即兴的欢喜或悲伤来打动人心。他变换场景，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情绪。如果莎士比亚不以自己的矛盾抵消自己，他的诗剧也许有更伟大的效果。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经常地随他小丑的玩笑转移视线的话，我们也许会对他的英雄的悲痛更感兴趣。

有些其他规则需要更固定和更有强制性。有必要让每出戏的主要情节单一化，因为一出戏表现了某种交流，通过单一情节有规律地发展使最后的事件达到高潮。正因如此，两个同样重要的行动情节，事实上已构成了两出戏。

由于悲剧是通过感染情绪来表现的，这类剧中总有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是一个显然无可争辩地优越于其他人的主角，所有的注意力和悬念都会集中在他身上。尽管两个互相对抗的人有同等的能力和同样的美德，观众最后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选择他自己的最爱。然而，当这种选择肯定不具有任何确切的说服力时，它所引起的希望或恐惧终会变得苍白无力。当两个英雄在联合中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的美德或危险不会引起人们情绪的波动，因为这两个人相同的正义感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的心在同样的动机之间能平静下来。

一个作家的基本努力是要把惯例规则与自然特性区别开来，或者要把“规则之所以确立是因为它是正确的”与“规则之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它已经确立”这两者的不同区别开来。他既不会因为求新而违背基本的原则，也不会禁止以自己的观察来获得美感。他无须害怕破坏规则，因为文学独裁者没有权力去制定这些规则。

译者补充：本文是约翰生论文学批评的22篇重要文章之一，开《〈莎士比亚戏剧集〉前言》（1765）之先，以“悲喜剧”挑战新古典主义的教条。文章第一段，暗用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和苏格兰医生阿布斯诺特的话，强调“政体”如同“身体”，反之亦然，都应力求“原则”“体制”的平衡，同时，讲究遣词造句的工整。有学者认为，仅此一段便是能与约翰生其他巧思结构散文区分开来的“一块美学的宝石”。既然“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那么，一段之赏析，又该从何译？

1 巴克科斯（bacchus），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和植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

漫步者　1751年10月1日　第161期

租房记事

脆弱如树叶在水花里震颤，

如它们那样，人活跃，

如它们那样，人衰退。

——荷马

漫步者先生：

你从前说过，好奇心常在贫乏的知识中终止，而促使思想去学习和探讨的是内心无知的不安，而不是对获得利益的期望。比起那些早已埋葬在地下之人的财富，当下的任何利益都不能说不重要，因为从这些死者身上已感觉不到任何的希望或害怕。然而，要激起一个真正古文物者的热情，有什么比提起一个人类有意忘记的名字来更有必要。那些让自己克服朦胧和矛盾的困难，开辟道路走向远古战场的人，如同塔利在丛林和荆棘之间寻找阿基米德的坟墓。

当一个地主去收租粮或收地租时，他并不容易发现：这些土地经历过多少家族的掌控；谁曾作为土地拥有者注册在征服者的名下；它们怎么多次因叛乱而被没收，或因挥霍而出售。在目前，一个地区居民的权力或财富，不可能因为追究两百多年前的野蛮人而有所增加。这些野蛮人为争夺木屋或土地曾互相残杀。然而，我们还是看到，每个人只有在古代教区的居民注册簿里了解到土地交易的历史后，他才会为自己买到的新土地感到心安理得。每个民族都不会消除他们祖先的历史纪录，不论他们祖先的行为多么血腥、野蛮和贪婪。

当不同的机会出现时，我们会有同样的倾向，希望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上去发现自己。我一直认为，一个聪明人只是因为碰巧没有被雇佣，不能进行配得上他的雄心或天才的事业，便萎靡不振，沉溺在自暴自弃中，这是不足取的。我习惯于让自己观察眼前的事物，因为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不值得去注意的。这些地方为作家提供了用武之地。为此，我特别收集了自己租住过的几个阁楼的历史和文物。

别人看来那么小，而我觉得那么大。

——奥维德

本来对许多人事，经我的努力叙述，这篇文字是能够延展到相当长的篇幅的。可惜的是，我现在租的那个房间，有个女人在那里仅住了十八个月，不能提供给我先前的变迁历史。她甫一入住，泥水工便用白灰涂去了从前房客留在天花板上的所有烟熏火燎的印记。这些白灰仿佛给政治家、哲学家和诗人蒙上了一层遗忘的面纱。

当我第一次为租房讨价还价时，女房东告诉我，她希望我不是一个作家。因为住在二楼的房客要求，楼上不能租给吵闹的人。我很轻松地答应不会吵到她的家庭，也很快地得到了比通常要便宜的租价。

在这个新公寓里，我有许多个晚上睡不安稳，便开始想了解以前的房客情况。我发现，女房东想象力丰富，满脑子都是些她亲历的故事，十分乐意向我倾诉。

好奇心如同其他的渴望一样，自会引起痛苦和愉快。在她讲述故事之前，我头脑发热，盼望着某种冒险和新发现，期待着伪装里会有优美，指望着从不幸中得到知识。当我听到第一个房客是个裁缝时，便感到有些压抑。房东对他什么印象也没有，只记得他抱怨房间里的光线不足，住了一个月后，只交了一周的钱，还拿了一件其他人让他裁剪的衣服作抵押。他被迫突然离开了这个镇。

第二个房客是刚从农村来的年轻女孩，住了五周，规规矩矩，房东待她如家里人一般。可到后来，她经常接待从齐普赛街来的一个表兄弟，让这好名声房子的名誉受损，因此被好言劝走。

房子因此空置了两个星期。我的女房东开始后悔自己管理太严，经常希望能有另一个人来租房。终于，一个有着颇为严肃面孔的老人，看着租金讨价还价，坚持他第一次提出的价格。他如同隐居者般住着，天黑前几乎不出门。他一大早回来，有时高兴，有时丧气。很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他买什么东西，口袋里拿出的都是大钱。尽管有时他冷酷、发脾气，接到找的零钱时，却总是热情激动。他付房租很准时，几乎每周请一次晚餐，以报答房东的友情，很少爽约。最后，这好像是人类幸福的普遍命运：警察在深夜敲开房门，要求搜查公寓。我的女房东向他保证他认错了门，领他到楼上，结果发现一个造假币的工具。房客已沿房顶爬到一间空房，然后逃走。曾经对他很满意、说过他是最诚实的人的女房东，百思不得其解：当缺少如此多的钱时，为什么要把某个能造钱的人吊死呢？尽管如此，她知道了，今后一定要了解租她公寓的人的品德，不再廉价出租。

出租广告又被放在了窗口。有那么几周，可怜的女主人总被一些人戏耍。他们强迫她每个小时都领着他们在六楼间上上下下，然后表示不喜欢它的景观，埋怨吵闹的大街，认为楼道太狭窄，天花板太低矮，要求在墙上贴上新的墙纸。他们询问邻居的情况；考虑住得不要离自己的朋友太远；希望窗户朝南而不是朝西；告诉她门框和烟囱该如何布置才更好；压了她开出的价格的一半；或者许诺第二天尽快给她答复，结果再也没来。

不久之后，一个穿一身陈旧大衣的瘦弱的男人想看公寓。在要求添置两个长架子和一个大桌子后，他以低价把房间租了下来。事情办妥后，他看看周围很满意，重复地说了一些话，女主人根本听不懂。两天后，他搬来了一大箱书，让书占据了整个房间。他住起来还算不惹人烦，除了经常发出一些怪声，打扰旁边的房客外。他通常睡到中午，但从晚上到半夜，他有时高声说话情绪激昂，有时暴躁地顿足，有时乱扔他的拨火棍，弄响他的椅子，然后坐下来安静沉思，不久又爆发狂喊。有时他叹着气像是压抑自己的悲伤，有时他痉挛般地颤抖大笑。他碰见房东家里的任何人都躲让或鞠躬，很少说话。他上楼时，常常重复地说些痴语，邻居听多了之后，虽不明白说什么，却知道他在说话。房东不敢贸然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后来听到一个出版商派来的小孩来找作者才弄明白。

我的女房东常被人提醒，要注意这个奇怪的房客，尽管他现在很安静，也许在夏季到来时会变得狂躁不安。可由于他按时付房租，她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结束他的租约。直到一个晚上，他放火烧了窗帘，这才让她感到，这样的作者成为她的房客是很危险的。

女房东又有一个连续住了六周的房客。他在星期六离开，不但没有付房租，还咆哮如雷地威吓她。后来，她接受了两姐妹。其中一个花了不少钱来治疗她的哮喘病，现在只能靠另一个给予她支持和关照。她爬上爬下非常困难。八周后，她憔悴病危，无忧无虑，镇静地离开了人间，留下她姐姐承受身心疲劳和一笔账单的痛苦。姐姐陪她到了墓地，付了一些欠的合同钱款，擦干无用的悲伤眼泪，回到日常生活中去，留给我这间空房。

漫步者先生，这就是在这狭窄空间发生的事情，而我目前的命运都和这间公寓相关。事实上，对那些有能力和愿意去发现的人，娱乐和教诲总是现成的，恰如尤维纳利斯所说的：一个简单的房子，能把这个世上无论什么人做过或忍受过的事都展示出来。

漫步者　1751年11月2日　第170期

一个妓女的遭遇（一）

我接受控诉，请宽恕我已承认的错误。

——奥维德

漫步者先生：

有些人看着所有的不幸非常动情，却认为痛苦值得忍受；有些人严守美德和正义，默默忍受而没有抱怨，死后却无人理睬。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在这些人中，我过去也曾为清白的名誉而自豪。

我出生在一个好家庭，可惜，我父亲生养了太多孩子，超出了他的抚养能力。一个富有的亲戚从伦敦回到家乡，谦恭拜访，对我父亲的贫困十分感慨，表示要抚养一个孩子减轻我父亲的负担。父母宠爱孩子的心情，一边是忧虑，一边是希望，两边都很强烈。家里的小孩依次从他面前走过给他看，以便他挑选。我当时才十岁，不知道为何就被叫出来见我的大表兄。他们要我尽最大的努力来表现自己，为他唱我最喜欢的歌，为他讲我最近读的故事。我这样展示着孩童的天真无邪，他表示决定接受我，答应给我与他的女儿们一样的教育。

我父母一想到分别，自有常见的矛盾和挣扎，“他们自然流出眼泪，可很快就会把它们抹干”。人们对财富不会没有某种虚假的判断，而贫穷者总是一直渴望变得富有，因此，他们考虑我被人抚养，能给我更高的地位，希望我能有比他们祈求的更好的命运。我母亲卖掉她的首饰，把我打扮得很漂亮，以便我能一到别人家就不受歧视。要出门时，她紧紧把我抱在胸前，我至今还能感到她的温暖。她教给我一些虔诚的原则，无论如何被忽略，我都无法忘记。她为我最后的幸福祈祷，而我一直都没有失去希望，我相信他们的祈祷终会实现。

我的妹妹嫉妒我的新衣服，似乎并不在意我的离开。我父亲表现出带着喜悦的慈祥，扶我上马车。没过多久，我就被拉到一所豪华的住宅，见到考究的大桌子，慢慢地开始熟悉这里的表演、吵闹和欢乐。

三年后，我母亲去世。在弥留之际，她还在为全家人的幸福祈祷。我没有任何机会去哀悼她，也很快忘了她去世带来的伤害。我父亲全力照顾其他孩子，在我母亲去世四年后也去世了，留下某些幸运的风险收入和意外的祖辈遗产，准备在他离开后，孩子们有个比他们期待的更好的生活状况。

我本来是可以分到一些父亲多出来的那些财产的，因为他在遗嘱里曾指定给我一部分。可我大表兄向父亲担保，没有必要照顾我，因为他已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找好了幸福的地方，怂恿父亲把我的这部分财产分给我的姐妹们。

于是我又被抛到了一个独立而无经济支持的角落。像我这样年龄的年轻小姐都开始有了自己的伴侣。我不再是以前他们给予帮助的那个人，反被认为会增加负担。因此，他们一方面担心我会浪费钱，一方面忧虑我如果露面会招致太多人的恭维和追求；我不知不觉被降低了应有的平等权利，除了得不到工钱外，只享有在管家之上的很少一点特权。

我感到愤怒，可知道这种怨恨只会让我萎靡不振。因此，我尽量少用仆人，殷勤做事，继续表明我存在的重要性。在一段时期内，我不参与所有虚伪的竞争，用功学习只是为了娱乐而不是炫耀自己，确保我免遭人忽视。尽管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我的兴趣还是在逐日下降。这时，我表兄喜欢的一个女仆开始巧妙地与我交谈，为选一件睡袍咨询我的意见。

我当时非常抑郁，尽管我知道欢乐向上的情绪对人是多么必要。我经常离开房间，发泄我的苦闷，或思考我目前的处境，检验一下我能用什么方法逃出这永久的羞辱之地。最终，我的计划和悲伤被我亲戚突然改变的行为中断。有一天，我们借着机会一起外出住一个房间，他保证我不再受到这样的侮辱。他让我相信，他一直有打算让我在他家有个合适的地位。他向我发誓，他妻子虽爱自己的女儿，可绝不会伤害我。为表示诚意，他拿出一小包金子，让我到绸布商那儿定做一套华丽服饰。他说，我需要钱时可私下向他要，并暗示我，其他朋友给我的他随时都会小心确认。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使用计策。他对我充满了热情和感激。他强迫我依赖他，把他作为我唯一的支持者，进行一些必要的私下谈话。他经常到一个朋友的住处约我，有时叫我上马车，带我外出。我感觉到他的喜爱，渴望能维持下去，尽力让自己彬彬有礼。尽管我看到，他的友爱一天比一天强烈，可我并没有任何怀疑的想法。最后，这家伙利用我作为他的亲人的亲密关系，利用他作为我的恩人所要求的屈服顺从，完全毁掉了一个孤儿―这个他许诺照顾却让她变得贫困潦倒的孤儿，这个他用任性摧毁了的孤儿，这个他用权力压制了的孤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使人愉快的事来压制某个人的决心，或者让一个警觉的女子大为惊讶。可是，所有夸夸其谈者都在损害无辜和破坏美丽方面伪装自己，他们确实有一种最微不足道的成功方面的自负，并把这种成功归于某种偶然的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中，他们既不使用美丽的幻想，也不强求理解的力量。尽管他们运用接近人的技巧、微妙的奉承、典雅的服饰或雄辩的口才，但并不能使自己虚荣，他们也不能因为拥有吸引人喜爱的品质而使自己自豪。他们什么障碍都不能超越，什么对手也无法战胜，却会攻击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人。他们通常满意地占有人体，却没有得到任何关爱的人心。

我知道这些卑鄙的家伙做过许多丑行和缺德事，我能举出几个这些放荡“英雄”的例子。对那些卑鄙的人，如果仆人未成为其奴仆，这些仆人也会蔑视他们的卑鄙；如果女人没有被摆脱痛苦的希望吸引，那么就算变成乞丐也不会同意与他们发生关系。

这些人现在在酒馆里闹事，或在大街上吵闹。他们都已经堕落了，不是因为胆大妄为的技巧逐渐窃取了他们的感情，使他们失去审慎，而是因为害怕失去从未打算得到的利益，或招致无法回避的怨恨。有些人被主人恐吓，有些人被监护人吓得魂飞魄散。

我们俩的犯罪行为导致了它普遍的后果。他很快就提出，我不能继续留在他家里。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很不安。现在想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希望避开所有被发现的行踪，以此来安慰我。他经常斥责我的忧虑，一种只有他能从我面容中看出来的忧虑。到最后，掺杂着两种感情，既有他保护我的信誓旦旦，又有他坚持完全遗弃我的恐吓。他认为在目前混乱的时刻，我应带着他这个痛苦的秘密逃走，或者尽力甩掉任何我给他造成的丑恶名声。

我度过这段凄惨的时光，直到他不得不把我隐藏起来。他假称，我的亲戚已把我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我将在下一封信中叙述我的处境。

你亲爱的米西兰

漫步者　1751年11月5日　第171期

一个妓女的遭遇（二）

太阳是漆黑的，白天是讨厌的。

——维吉尔

漫步者先生：

米西兰现在坐下来继续写她的故事。我相信，公正地描述一下由于反复无常使我陷入的困境，就能产生比什么都更强有力的效果，既可让年轻人循规蹈矩，又能让没经验的人警惕诱惑。我希望，这封以我为“样例”的信，能成为人们有效的“解毒剂”。

在困惑、犹豫和迟疑之后―这些都是由于内疚的胆怯而自然导致的后果，我被转移到一个偏远的镇上住下。通常在这样的场合中，人会表现出自己个性中的一面。就我目前的处境来说，我注定要承受孤独，在痛苦和无望中度过大部分时光。我被安排与一些人在一起，这些人的谈话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也不能打消我的主观想法。读那些为隐居而带的书，使我更强烈地痛恨自己，因为我至今还没有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或者要尽力从思想上隐瞒我那巨大的罪恶。

我这位亲戚丝毫不减他的爱慕之情，可他的经常到访让我有时很担心他的殷勤会引起别人怀疑。他无论什么时候来，都见我掉眼泪，因此，我很少如他期待的那样愉快可爱。在他经常劝我打消非理性的悲伤和反复强调永远爱我之后，他最终发现，比起失去名誉的危险，我更在乎自己的清白。因此，他不再受我责备的困扰，开始用一种无宗教的“鸦片”来腐蚀我的灵魂和意识。他的看法是，我的生活经历已把我急切需要的庸俗、空虚和荒谬暴露无遗。然而，这些看法开始以其新奇令我产生混乱，使我怀疑或困惑，干扰我开始从真诚忏悔中得到的平静，使我没有任何可以支撑自己的替代物。我虽只听一会儿他那些不虔诚的唠叨，可其影响很快就被自然的本性和早年的教育抵制，确信这个新的尝试更让我对他的卑鄙完全厌恶。我听说过，当暴风雨把船逼近海岸时，野蛮人会骗船员到礁石边，以便抢劫船上的货物。我也总是想，对这些家伙如此残暴的掠夺，全社会的人都应进行反抗并消灭他们。这些内疚对他的罪恶来说太轻了，因为他煽动懊悔，是要砍断与虔诚联系的链条。当他从美德的大道进入轻信的歧途时，掩蔽了天堂的光亮，而这种光亮应能指导我迷途知返。从此，我把他看作是一个借欲望和机会来背叛我的人。可是，我现在只感到恐惧―他正设法使他永远满足，希望用全面和极端的堕落行为，达到让我顺从他的目的。

然而，我还没有能力逃出虎口。我的生活所需，唯有靠他继续宠爱来获得。在这几周，他提供所有的必需品，祝贺我从危险中逃脱。这个危险是我们两人都十分担心的。我开始提醒他，要他恢复我在世上清白的名誉。他笼统地发誓说，他有能力让我幸福，保证什么也不缺，可就是不能让我自由地离开这个幽禁地。我知道，我要回到现实世界，取决于我如何尽快地离开，因此，我对他的拖延很不耐烦，大为光火。我现在看出这种拖延仅是他卑鄙的技巧。最后，他有些懊悔地对我说，一切要恢复我从前名誉的希望都不现实。这样做会暴露我的秘密，怨恨者也会泄露它。现在要做的只是寻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在那里，好奇或憎恨的人都找不到我们。

听完他这段话，我内心的愤怒、失望和怨恨无法表露出来。我是多么害怕被人指责！此时，他用大哭安慰我，我只好委屈自己，不怀疑他的安排。在上千次算计之后，趁天黑走小路，我搬到了另一间房。到那里后，我一再恳求并要挟他给我一小笔费用，让我能在乡村隐匿，同时洁身自好地生活下去。

对这个要求，他开始还表现出躲闪的热情，可后来他显然被我的一再强求和对他的不信任冒犯了。有一天，他表现出平时难有的温柔热情，竭力安慰我。当他看着我的不满情绪并无减退时，他吞吞吐吐，言语不清，愤怒地离我而去。

我很高兴他终于有了良知。我期待他下次来看我时，能满足我的要求。只要手中有钱，我便能安静地生活。我为这种虐待的停止感到如此欣喜，竟然对他超出正常时间没有来探望我而丝毫未察觉，直到我缺少物质后，才感到惊慌失措。我不愿恳求帮助，急忙地削减开销。然而，生活的需要很快就战胜了我的谦虚或骄傲。我给他送了一封信，没有回音。我给他更多压力，发出消息，也没效果。我又派人去找他。回来的人说，他已退房，全家早已搬到他的爱尔兰祖籍地了。

对这突然的不辞而别，我是那么震惊无语。我实在不敢相信他会完全放弃我。自此以后，我开始靠卖衣服为生，期待每封信件能带给我减轻痛苦的希望。就这样，在希望和绝望中又过了几个月，我渐渐地变得更加穷困潦倒。内心的不满让我消瘦，不知前程如何让我困惑。最后，我的女房东在多次暗示我需要找一个新爱人后，趁我不在时搜查我的箱子，留给我一些衣服，把其他都拿去抵作房租，赶我出门。

抗议法律无情是无用的，祈求免于冷酷残忍是无希望的。我离开后不知该去哪里。我四处游荡，没有定居的目的地。我平时既不熟悉摆脱痛苦的权宜之计，也不适合体力劳动，还很害怕遇到从前认识我的人。我无希望地想从对我过去历史不了解的人那里减轻痛苦。一到夜晚，我更心绪纷乱。我一直彷徨，直到一个看守人强迫威胁，才躲藏在通道口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在一个简陋房子的后院找到住宿的地方，请求女房东为我找点事做。我的申请一般都因缺少个人品格而被拒绝。我终于在一家布料商那里得到工作的机会。当老板知道我只有一件长袍，而且是丝绵的时，她认为我看起来更像个小偷，没有多说就催我离开。我试着干针线活养活自己。经女房东推荐，我到一家店里干活，如此三个星期工作下来，我没任何抱怨。当我准时上班赢得好声誉后，我受到信任做一些价值昂贵的头饰活。可我的一个同事偷了一些饰带，为免遭处罚，我不得不逃走。

我再次被迫流落街头。我在仅能维持最低需求的情况下生活，夜晚尽可能露宿在小棚屋。我最后身无分文，终日闲逛，没吃没喝。快到天黑时，一个老人和我搭话，领我到一个小酒馆。我犹豫地拒绝他。他抓住我的手，拉我到一个邻居的房子。到那里后，他看我脸色苍白、饥饿无力、泪流满面，便踢我，让我离开他。在其他地方，他用行话给我标价，让我哭着哀求他。他只是关心他的钱袋。

我一直站在路上，几乎没有力气再往前多走一步。另一个人很快用同样的方式对我说话。当他看到同样不幸的特征，想到我可以被他用低价买到，他马上做出决定。为此，我不再坚决地拒绝。我和这个人在刻薄吝啬的环境中维持了四个月，然后，我被弃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之后，另一个人又控制了我。

在这可怜的状态下，经常面临恐惧的勒索、醉鬼的胡闹，我又过了四年。有时我成为某人的附属品，有时我被意外的猥亵者庸俗掠夺。有一次，我被一个妓院的主妇欺骗卖给别人。在另外一些场合，我在街头做乞丐，被卑鄙的家伙救济幸免挨饿。在白天，没有任何希望，只是发现有些愚蠢或放肆的人，总会盯着我；到夜晚，没有任何反思，唯有内疚和恐惧的压抑心理。

如果日子过得富裕并有安全感的人，到这些妓女居住的阴暗地方看一个小时―这是她们疯狂放纵之后的归宿，他会看到这些不幸的人聚在一起，情绪恶劣，缺乏节制，饥饿苍白，脏乱邋遢，染上有害的疾病。他无法产生任何憎恨，去抑制自己的热情或压抑自己要立即把这些人从如此恐惧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的渴望。

据说，法国人每年都从他们的大街上疏散人口，把妓女用船运走，流放到他们的殖民地。如果这些“污染城市”的妇女，能有机会从她们的不幸中逃脱，我认为，几乎没必要使用武力，因为在她们中有谁畏惧任何改变呢？在我们中，许多女人除了被奴役的行业，确实不适合做其他工作。有些女人也许会要求地方文职官员出面，阻止她们在其他地方做同样的事。可是，还有些女人，只是因为名声问题就失去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她们很乐意根据任何必要的悔过和专制的条件被释放。除了人口稠密的城市，没有一个地方能为开妓院提供机会。只要正义的眼睛能关注着每一个人，那些自己无法去做好的人就可以免于再落入深渊。就我而言，我会为有被遣送的待遇感到高兴。不论在哪个地方，只要能再次恢复我的诚实和安宁，我就能感到幸福。

米西兰

漫步者　1751年11月9日　第172期

暴发户的行为

普里斯库斯，你经常问我应该怎样生活，

如果命运同时给予财富和荣耀。

谁能预见到他未来的行为？

告诉我你会成为什么样的狮子。

——马提亚尔

财富的变化会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的问题。我们所见到的身卑位贱的人，若有了财富和权力，他会如何表现自己，人们很难对其品行做出猜测。可是，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因为荣耀或晋升使自己变得更好。这类财权所赋予思想的权力，当在幸福阳光的照耀下，必会无拘无束，更会经常向愚昧方向放纵，而不是向美好的前途发展。

很多对事实的观察都证实了上述看法。因此，它们不可能因为缺少新证据，就很快变得无意义。除非人们能或多或少有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或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人类谴责的制约，大多数人不管处于或高或低的位置，都会在各种情境中堕落。许多人获得财富后便违背了原则。谁会怀疑，以造假和敲诈得到的东西，不会在专制和放肆下去享用呢？

然而，我愿意相信，尽管思想被外在的优势腐化这种现象肯定不少，但还不像有些人在痛苦的怨恨或激烈的争辩中所断言的那样，已经完全成为普遍的现象。

不管是谁，一旦他的地位提高了，比从前那些满足于自己与人平等的人进步了，就会有很多心怀叵测的人盯着他的名誉。当所有人都热切追求，所有人都假设自己应该得到其他人得到的东西时，如果你比其他人早得到，就被认为是一种罪恶。那些和我们在生活中一起开始竞赛的人，当他们把我们甩在后面，让我们没有希望超过他们时，我们会用失望来报复，指责他们优于别人的阴谋诡计，或是谴责他们占有的荒唐和自负。对那些我们无法阻止他们高升的人，我们会预言他们下台，以此安慰自己。

尽管没有人认为，发现那些隐蔽的和细微的瑕疵是自己的兴趣，可再纯真的人，面对这些盯着他们的恶毒尖锐眼光，也不可能不表现得虚伪。即使最谨慎小心或正直公正的人，也休想逃避那些没打算得到证实的指责。因此，“富有者”也许并非如同那些煽动仇恨者所说的“经常制造罪恶”。

对那些从原来的低位提升到高位的人，一个普遍责备是说他们骄傲。成功者自然会肯定其能力来证实自己。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偶遇、友谊和成千上万的各种因素与每个成功事件的发生有关，而把无须人努力或介入的部分作为自己的优越加以自诩。我们用幸运而不是美德来评价自己，用想象来迅速地过分夸大自己的成就。可是，这同样会招致挑剔和嫉妒。如果一个人存心要受辱，任何行为都可以作为他的借口，比如，自由些便是粗鲁，保守些便是沉闷，欢乐些便是忘乎所以，严肃些便是循规蹈矩。要是他受到人们的礼待，他的与众不同和敬重都会被人反复介绍；要是他被人们随和地接待，他就认为自己受到这种屈尊的侮辱。

无论如何，人们应该承认，所有突然的变化、突然的时来运转都是危险的，因此，从贫穷到富有的迅速转变过程，很少是安全的。长时间看得见快乐却得不到的人，一旦初次拥有了支配它们的权利，更需要非一般的克制力，才不至于在无约束的放纵中失去自己的理性。

每个拥有的物品都因新奇而令人珍重，所有财富的满足都因欲望而让人炫耀。很难不去评估最近所得超出它的真实价值多少。除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幸福，不把伟大幸福的出现与我们不愿意排除的特定条件附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理由，从远处来继承意外财产而变得富有的人，有别于那些从直系亲属中得到财产的人。这种区别很容易就可以清楚分辨出来：他急切地享受所得的财富，穿着最好的服饰，夸耀自己的打扮，摆着豪华的家具和奢华的饭桌。

有很多为人熟悉的事常被看作毫无价值，可有时也有激发人们想象的能力。一个弗吉尼亚领主知道欧洲人在他的门上安了锁，很高兴发现其仆人进出都被锁限制，他便从早到晚以开锁自娱。由于在我们中间，有人早已使用过锁和钥匙，会很自然地嘲笑这个美国人的自得其乐。然而，我怀疑这篇文章是否真会有一个认为这个故事不适用于自己的读者。因为在回忆生活的过程时，他难道没有同样被一些虽短暂但细微精巧的魅力所吸引的故事？有些人的放纵任性，源于突然得到幸福满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让他马上进入一个新天地。在那里，不熟悉的色彩让他眼花缭乱，没品尝过的美味让他垂涎欲滴。请他戒备自己，不要在绝望的堕落中丧失自己，即使不久他就忘了这些应归功于其他人。那些在思考中让自己沉醉的人，那些在最初的狂欢中放纵自己的人，总会期盼他的双眼能看出接近他们的所有人的动机，他的想法能被人作为决断和神圣的意见接受。然而，他的陶醉留存的时间终归有限，他的欢乐将会不知不觉地烟消云散，他的脆弱无能感很快就会回来，他将永远记住，与其他人合作对自己的幸福来说是必要的，他应学会互利互惠，赢得他人的尊重。

至少应有一种思考能减轻我们对强大权力和巨大财富的指责。若设想，有些人能控制自己所有行为的愚昧和内疚，而有此想法的人，一定对这个人世了解不深。

你不知道命运如此眼花缭乱，

也不会了解使伟大着迷的奴颜婢膝的奉承。

——拉辛

一个尽力做好事或坏事的人，找不到很多真心诚意并甘愿容忍他的人，不论这些人出于野心还是胆怯。当我们和其他人在一个水平线上生活时，朋友的警告和敌人的冒犯都能提醒自己的责任。可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人，很少能听到他们自己有错。如果一个粗俗的吵闹声偶然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奉承总是马上就灌入他的精神鸦片中，平息他的深信不疑，使他失去自责的感觉。

除非与邪恶保持一致，否则便很难获得青睐。美德没有帮助也能独立存在，很少考虑要屈从于他人的认可。但邪恶、胆怯要寻找人群的庇护，要得到同谋者的支持。因此，谄媚者忽视他赞赏的这个人的好品质，却在他脆弱和愚昧处施展花招，吹捧他享受在位的虚荣，刺激他最新的欲望。

美德在任何环境里都是十分难得的，尤其“责备”和“劝告”被吓走后，更增加了得到它的困难。在一般的生活里，理性和善良双方只在互爱的热情中相遇，可是，在更高层次的生活里，双方都必须反对欺骗和奉承。由于很少有人很够做到“掉入陷阱后能从同样的陷阱里逃脱”，那些盯着他人错误的人，对屈从于诱惑者便不能有更多可以疯狂嘲讽的理由。

漫步者　1751年12月7日　第180期

生活与学习

你要把思想应用于生活和道德实践中，

把它们的本质和虚无留给学校吧。

——《希腊文集》

这是与克拉克有关的故事。他是个富有的商人，有很强的理解能力。他有把孩子培养成学者的志向，希望把孩子送到大学，并决心用自己的判断力来选择导师。人们告诉他，不管多么聪明，赢得教授欢心的最好方法，是在他到来后，奢侈地招待所有前来捧场的人。这样一来，教授们就会被餐桌的香味吸引，离开他们的书本，以所有笨拙有礼的恭维聚在他身边。这类渴望得到的成功很符合商人的意图。他请他们狂吃美食，关心地感化他们，直到他一个个地征服他们，使他们敞开了心扉。他发现，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竞争、嫉妒和怨恨。由于了解到每个人的个性一部分来自他自己，一部分来自其他熟人，他决心为儿子找其他教育方法。他离开这些人后，更加相信一个学者的生活不是在损害道德，便是在增加误解。他后来再也没有耐心听人们对古代作家的赞扬。他相信，所有时代的学者几乎都没有本质的不同。色诺芬和西塞罗从前虽是大学的教授，但他们小气自私，无知卑鄙，与他最近访问并抛弃的那些教授一个样。

妒忌、好奇和我们目前状态不完美的一些见识，让我们倾向于给予那些拥有超出他们真实价值的人很高的评价。每个人都会感叹，知识能给普通人的想象带来什么力量和特权。一个搞科研的人，往往有时在文学没有用处的时候，被期待在扫除文盲和消除无知方面做得很出色。一旦发现他在生活中没有特别的优越感，这些生活都是无法避免的平等，他在那些思想薄弱的人中，便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就好比一个君主下乡为促进遥远地区的进步时，有时会听到乡下人惊叹，原来君王的身材竟和自己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偏见和愚昧的需求是从不可能被满足的。因此，许多认为学习会使人承受失望无知的痛苦的观点，不会受到谴责。可是，在那些学习的人中，有些错误能被最明显地暴露出来。每种情境都有它不利的一面。对最活跃和最具智慧的人来说，知识的体系太过庞大，以至于他在追求科学的时候，会忽视其他任务。就像一个小的卫戍部队，当他们听到警报赶到另一个地方时，必会在空旷的大片边防要塞留下一些防护不到的地方。然而，如果人们不被渴望过多的成就误导，知识通常是能让人成功并给人带来名誉的。拉斐尔为回答亚当对星空和天体运转的探索，劝诫自己从空虚的幻想中解脱，专心致力于最现实和最有兴趣的题目，探索自己的生活，控制自己的热情，知道自己每天有责任要做的事情，发现每天会出现的危险。

对这个善意的劝告，每个写作者都应事先了解。那些决定要自然地从学习中隐退的人，他会消沉下去，使自己忽略乃至忘记社会的责任。然而，这些人有时还是会被惊醒，回到人类的普遍情境中。

我完全没有任何打算去限制好奇心，或强调去学习那些直接和有用的知识。唯有从各种实践工业的尝试中，唯有朦胧的思想被用于发明的探索途中，知识的任何优越性都能被人期待。尽管许多人在他们的努力中必会失望，可不应谴责他们虚度一生。因为他们的经验能启发竞争，他们的错误能教其他人成功的方法。

可是，能在某一天变得很有用或很出名，这个遥远的希望不应误导我们远离学习，因为伟大和平庸、杰出和渺小同样需要学习；也不应误导我们保持适度的愿望，克制自己，协调或维持人类友爱的艺术。

没有人能想象出他自己一生的全过程，或者想象他周围世界发生的事件，并且认为，这些不值得他去注意。然而，在这些学子中，许多人似乎想到了每件事，却偏没有想到自己。他们观察每件事，却偏偏忽视眼前发生的。许多人努力把握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却为最简单的普通事件而不可避免地感到困惑；许多人愿意比较他人的行为，赞美古代英雄的品德，却让自己的时光在毫无思考中流逝，忍受堕落的习惯侵蚀思想的苦恼，而不去抵制或发现它。

对学者责备最多的是，他们缺少坚韧，不懂物质生活，只知哲学观念。这些人在暗室中安静地成长，被教育在落日后禁闭自己，习惯使用的唯一武器是抽象逻辑。也许在个人遇到危险时，他能感到恐怖，可碰到动荡和警报，他便惊慌失措。然而，这些人一生都在思考：他的任务只是发现真实，为什么他却不能判断“想象的错误”，成功地反对“偏见的狂热”呢？如果他放弃了对虚假现象的探索，让自己因恐惧罪恶而忍受奴役的痛苦，而只有这些愚昧或空虚才能使他接触到罪恶，或者当他同样要对好和坏交换意见时，他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尊严而为自己的优越得意扬扬，那么，他所学和所思的目又是什么呢？

然而，世界的现状如此：那些骄傲的充满奴性的奉承，那些痴迷地盯住财富的欢喜，那些闲聊议论伟人的过分殷勤，是从关于智慧和美德的学习演讲中收集起来的。它的目的是，爱好应满足于微小之物，希望应只是为渴求得到一种没有人类力量能赋予或取走的荣耀。

作为学生，最初进入这个世界，不应庆幸自己避开了那些因习惯观念形成的错误，不应在没有某些原则的指导下去度过每天的生活。对他来说，匆忙地与大众混在一起，迅速地依从时髦或罪恶并表示自己的愉快和顺从，这些行为都是很正常的。那些富有并有能力去奖励自己手下的人，他最初的微笑通常都能诱惑仆人，使人无法抗拒。化妆的耀眼、奢侈的芳香、随意的许诺、一贯和蔼的亲切，都能给他无穷的想象。在受到很好的接待后，侍从很快就打消了他的其他希望，或者只根据他的赞助人的意见来衡量什么是对和错。

喜欢恭维和服从的人自会学习恰当的粗俗奉承，嘱咐自己要卑躬屈膝。我们身上的美德或罪恶并不全是我们自己的特质。如果没有胆小鬼，谈不上什么傲慢无礼。除非接受诱惑或者容忍顺从，否则骄傲也无法以任何巨大的影响表现出来。

卑鄙的小人在人们还没有用自然平等的眼神盯着他时就缩到一边。当他知道人们不屑一顾地看着自己，听到那些敬畏和奴颜婢膝的声音时，他变得反复无常和专制。那些乐意靠阿谀恭维得到赞扬的人，可归咎于他们的傲慢。这个傲慢不会给人留下坚定和诚实的希望。

做学问的人不要在一颗哲学流星面前徘徊不前，因为流星虽然给世界带来了瞬间的光辉灿烂，但它很快就陨落，被人忘记。把目光放在道德和宗教真实的永久光辉上，他才能发现一个走向幸福的更确定的方向。要知道，在排斥那些教人坚定信念和提升独立精神的教育后，即便展开一点看似明理的讨论，了解一些不必要的思索，都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

漫步者　1751年12月17日　第183期

论妒忌

不信任合伙人占有的权力，

不和谐便会一直盘旋在分裂的王座头顶。

——卢坎

敌意永远在人和人之间存在，它由渴望得到仅有少数人拥有的许多东西引起。每个人都可能有财富、权威和名望，然而，这些名望、权威和财富，仅是相对条件的名词而已，它暗示着相对的低微身份、从属关系和大量的贫困。

这个常见和永久的竞争能引起伤害和敌意，主要有两个原因：利益和妒忌。我们期待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东西，来增加我们的所有物；希望用减少其他人的器物，来缩短我们之间的悬殊，尽管我们自己什么也得不到。

要讨论恶意或破坏这两种力量，我们可能首先要看一下利益。利益有最强大和最广泛的影响。这很容易设想，抓住长期需要的机会可以激起几乎不可能抵抗的渴望。然而，同样的热情虽然确实不能被偶然毁灭的能力所点燃，却能给予另一个人幸福。通过抢夺得到利益，要比仅为妒忌的恶作剧伤害似乎更自然。

我倾向于相信，相互关爱仁慈的伟大法则，常被妒忌而非利益所违背。对无耻行为的诽谤或对诚恳努力的阻挠，给世界带来很多痛苦，这些都是由这些人造成的。他们的建议并不有利于自己，而仅是为他们不能品尝的有毒宴会感到窃喜，要毁掉他们没有权利去获得的大丰收。

利益让自身分散在狭窄的范围内。他们的成员不多，希望能填补那些被贬黜权力者的空位，抓住破灭命运的碎片，或者希望能接替被诋毁的美丽荣耀。可是，妒忌的帝国却是无任何限制的。因为它所要求的影响，很少来自外部的助力。妒忌可以因为懒散和骄傲而产生，而在什么地方，它们能不被发现呢？

利益不是宇宙赠予的一些品质。另一个人的毁灭，对他不产生利益。对于要利用他的优势，鼓足勇气抓住机会，积极行动去追求它，他没有任何先见之明。可是，妒忌带来的冷酷敌意，能施压于一个麻木和静止的状态，其中愚蠢的阴郁掩盖其懦弱。他被利益击倒，如同被饿虎撕裂。他已发现和抵制他的敌人。比较而言，他在妒忌的埋伏下消失，如同被不可知和不可见的凶手杀戮，死时像一个因毒气而窒息的人，失去危险的知觉和可能性的竞争。

除了在有些风险范围内，很少有人去追求利益。他希望得到很多，通常就会失去一些。当他冒险去攻击权威时，如果他的征服失败，他会不可避免地粉身碎骨，可是，妒忌的行动没有什么付出，也没有什么危险。散布怀疑、编造诽谤、宣传丑闻，既不需要辛劳，也不需要鼓励。无论如何有敌意，邪恶都需要一些努力去助其流传，而妒忌和说谎，对一个作家来说不难做到。

妒忌几乎是唯一的恶习，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存在，也是唯一一种情绪，永远不会因为没有刺激就消停下来。妒忌的影响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可发现，其企图总是让人感到畏惧。

每当听到某人因任何杰出成就而远近闻名时，有些潜在的敌意就会爆发出来。富有的商人无论怎样与世无争，也摆脱不了有人会像“威尼斯商人”夏洛克那样对他含沙射影道，“船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东西”。美人就算仅以清白和适中的平凡文雅装饰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出现，也会激起成百上千人的诽谤。即使尽力恳请或下达指令，天才也要承受无数批评的谴责。这些尖刻责备，总被看到别人欢喜或听到另一些人欢呼鼓掌的痛苦所激起。

妒忌的常态使其为人所熟知，逃过人们的观察。我们不常反思其污浊或敌意，直到我们碰巧受到它的影响。当一个人没有带着挑衅的敌意，只是想尝试突出自己，却发现其被从未见过的大众追随，而这些大众带着无法平息的个人怨恨时；当他看到叫嚣和敌意，被每个诽谤煽动出来，他因此被看作众人公敌时；当他听到家人的不幸或他年轻时的愚昧被暴露给世界时；当他每一个行为的失败和自然的缺失都被添油加醋地加以嘲讽时，他才会学着痛恨那些他之前嘲笑的伎俩，发现有多少生活的幸福会因为消除那来自人心的妒忌而增加。

妒忌确实是内心疯长的野草，很少屈服于理性的文化。然而，能将某些观念精心播撒到人心里，并辛勤培植的话，也许对这些思考可以及时压制―没有人会为愉快的目的培养它，它带来的只是羞耻、痛苦和动摇。

妒忌在所有邪恶之上，不与人类社会的个性和谐。因为它让每个轻微诱惑都付出牺牲真实和友善的代价。它抢夺一个富有的邻居，得到的正如它尽可能取走的一样多。它可改进自己的条件，在同比例上，如它伤害其他人的条件一样。它破坏一个正冉冉上升的名誉，一定要满足于小的额外份额，那份额如此之小，以至于自己能承受很少的安慰抵去因获得它而产生的内疚。

我尽量避免有危害且功利的道德主义。道德用他人的方式可清除邪恶。然而，妒忌是如此原始和可恨，在其动机上如此邪恶，在其效果上如此有害，几乎控制其他偏爱的品质。妒忌是社会中无法无天的敌人里的一个，反对毒箭可以公正诚实地被使用。因此，但愿人们记住，妒忌之人，实则是承认了别人的优秀。那些因失去美德而骄傲的人，但愿他们能改过自新。

当他们有义务去反对那些没有目的的挑衅时，妒忌引起的伤害不会很轻微。妒忌的受害者常被毁灭而与众不同，不是因为他在履行某些责任上失败，而是因为他敢于做更多被要求之外的事情。

其他的罪行几乎都能被有些品质帮助去改进。如果能被很好地运用，这些品质有可能产生尊重或敬爱。可是，妒忌只是未被混合的真正的邪恶。它用卑劣的手段追求可恨的目的，渴望的与其说是自己的幸福，不如说是另一个人的痛苦。要避免这类堕落行为，任何人虽无必要鼓励自己一定成为英雄或圣人，然而，他应坚定地决不退出自然赋予他的位置，希望永远保持一个人的尊严。

漫步者　1752年3月14日　第208期

结束语：写作意图

走吧，傻瓜，赫拉克利特喊着，

留下我的著作给学者和聪明人。

好的学者要研习智慧和知识；

我蔑视芸芸众生，无论生或死。

——《希腊文集》

时间能结束人类所有的愉快和悲伤，同样也结束漫步者的写作。由于得到支持，两年来，我作为期刊作者焦虑不安地写作，文章增加到两百多期。我现在决定停笔了。

宣布这个决定的理由并不重要，因为没有反对它的声音，更无须提到是否公正。我完全没想到，我停笔写作会有什么坏处。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大众读者的宠儿，也不能自诩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受到慷慨的酬金、伟大的抚爱、出名的称赞这些激励。

我没有因恭顺去满足自豪或靠悲悯除去怨恨的写作意图；对于那些我从不会去征求他们意见的人，我也不认为有理由去抱怨他们的忽视。如果发表它们而未获得杰出的文学荣誉，我自知很少能够靠文学技巧获得称赞而流传下去。我看到闪耀的流星升空和落地，没有为它们的长久增加一个时辰的任何企图。我从不去适应流行的好奇，也不能让我的读者去讨论当下的热门话题。我很少以生活中的人物为榜样，做出我的判断。在我的文章中，没有人能找到敌人的谴责，或者对他的赞扬，他们仅有的期待是去阅读它们。文章的热情让他们在闲暇时了解抽象的真实，而他们因美德坦露的尊严得到充实和愉悦。

然而，我感激有些人的鼓励和其他人的帮助。我的朋友圈人数不多，即便如此，我尚未从他们那里感到不安。想到我的写作是徒劳的，我并没有因为它们的不流行而感到十分沮丧。

虽不能经常尽义务，但我的致谢词很快就会公布。我能恢复通讯者写给我的所有书信稿，不会让我的文章减少，尽管难免会失去有些受到特别称赞的文章。

我声明，应给这些值得称赞的通讯者们一个出现的机会。他们有机会出现的部分是第10期里的四个短篇，其他的有第15、30、44、97和100期，还有第107期。

由于坦诚地承认我的文章有不同的质量问题，我不需要许多借口原谅自己。由于没有感激通讯者的必要，鉴于出版的急切要求或拒绝改稿的固执，我必须为所有的错负责，没有任何借口，全交给评论家批评。然而，我尽力不为一个考究的贬低服软，也不被一个赞助人的影响征服。一个作者的恳求从不会暂缓他被遗忘的时刻。尽管伟大有时能遮掩错误，却不能保护无知和愚钝。迄今为止，由于尝试只为宣传真理，我不会因为那些我未感到的恐惧而冒犯它；由于写作坚持美德的尊严，我不会用卑鄙的献词使其受屈辱。

我在谈到自己时看似自负，若是不能被那些给我来信的读者原谅，我也许应要求做出一个道歉。郎世宁说：“一个面具让正当的行动和演讲可以少些拘谨，哪怕戴面具者碰巧被认出来。”那些没有自己的同意却被暴露真面目的人，可以坚持一些放纵，却不能被叫出来严格地判断那些俏皮话或嬉戏，因为他这些嬉戏伪装一定能证实他渴望隐蔽自己的初衷。

可是，我一直保持警惕，以免经常或粗俗地出现这个冒犯。因为，当一位哲学家指导我们去与一个朋友生活时，有时会和这个人成为敌人，我总是想到，这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作者写作的责任，就像他期待此后能被人知道一样。

我愿意以希望奉承自己。通过收集这些文章，不管是羞愧还是悔改，我都没有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这些愉快的想象或准确的文字、这些同样的情绪有时没有出现或表达过于重复，我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保证。迫使自己在特定的日子里写作的人，常因为注意力的转移、记忆力的尴尬、想象力的窒息、思想忧虑的分心、身患疾病的憔悴，难以完成任务。他将在荒瘠的题目上写作，直到太迟以至于难以再改变它；或者，在发明的热情下，他让思想达到狂热状态。在出版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不能容忍检查或删除的判断。

无论如何，人们将会做出最后的判断。我至少已尽力写作，应值得他们的友善对待。我已通过写作，提炼我们的语言以达到语法的纯正，让我们的语言去除口语的野蛮、措辞的混乱、规则的不规范，使其变得更清晰。有时，我也许会增加它结构上的文雅，有时，让它的韵律更和谐。当通用词在其意义上不太悦耳和明晰时，我把它们运用到流行的观念上，让这些哲学术语为人熟知，可我几乎不接受没有被从前的作家们授权的任何词。因为我认为，无论是谁，只要对目前英语有了解，就应知道英语足够表达他的思想，无须其他民族语言的进一步帮助。

由于灌输智慧和虔诚是我重要的写作意图，我也发表虚构的闲散娱乐文章。也许能发现有些最优秀的文章是无害的娱乐，可是，很少有人能和作者一样有着稳定的严肃，当有些文章没有被抱怨时，那些独断指导的严苛，已让有些人难以释怀，有些人会被《漫步者》哲学的严谨吓到，扭头转向更愉快和更轻松的生活指南上。

紧接着的闲散文章是批评文学专题论文。在我看来，这类批评只是在顺从和指导艺术等级的排位。我认真地回避独断的决定和一般的呐喊，通过加入没有不带任何理由的看法，在一个不可更改的真实的基础上，建立我所有的判断原则。

在描述生活的画面上，我从未有如此新奇和惊讶的好学，以便完全脱离所有的似曾相识。作家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会应时机和场合的要求，增加欢乐和恐惧的画面。这些画面有些夸张，有些滑稽，可是，当它们太背离实际时，它们变得很少有用，因为他们的经验在实际运用中常常是失败的。读者的思想根据自己的思考方式而进行，若他发现自己与他面前的幻影不相像，哪怕他大笑和愤怒，都不能被感化。

如果我能执行自己写作的意图，这些表面上严肃的文章会被发现恰好适合基督的思想，没有与目前时代的放荡和轻浮风气有任何配合。我因此愉快地回顾这部分文章，没有谁的责备或称赞能够去贬损它们。如果我能名列在那些已赋予美德以热情、赋予真实以自信的作家中，我绝不会妒忌智慧者和学者在其他事业中获得的荣耀。

我的文章等待你们最后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