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都说,中国的文明比较古代为退化,乍一听得,颇不相信;因为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屋,穿的衣服,吃的食品,以及一切用的东西,都比古时候更为精美;怎么倒说退化呢?老实说,物质的文明果真比古时候进步,但是精神的文明,也有不如古人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个哲学上的根据。怎样叫哲学上的根据?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如此?这句话,似乎是很靠不住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人,他的做事,似乎是漫无思索,并不问其所以然的。然而不然。这等人,在咱们看着他,似乎是漫无思索。其实他的做事,仍旧有他的所以然之故。譬如从前有些人是很顽固的,见了外洋的东西,不问什么,一概拒绝。郭嵩焘第一个带了小轮船回到家乡湖南去,有些人便大动公愤,聚众把它拆掉。吾乡有个老先生,生平是不用洋货的。他有个朋友,也是如此。有一天,不知怎样,他这位朋友,忽而照了一张小照,送去给这位老先生看。老先生还不曾看,便正颜厉色地责备道:你也弄这个么?他的朋友大惭。这种人,在咱们看他,似乎他的举动,是绝无所以然之故的了。其实不然。他正和他“不作无益害有益”、“毋或作为淫巧,以为上心”、“为机械变诈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等等的宗旨相一贯。正惟他的举动,必有一个“所以然”之故,所以他必不能忽然变为开通。倘使一个人的举动,可以无“所以然”之故,那就仁爱之人,可以极端相暴,廉洁的人,可以极端诈欺,天下倒也不怕有什么顽固党了。由此看来,可以见得无论什么人,总有他的一种见解,横亘在胸中。遇有新发生的问题,他便把这种见解,做量是非的尺去量。量下来以为是的就赞成,以为非的就反对(这种尺固然也是逐渐造成的,不是生来就有的;也是随时改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总不得有急剧显著的变化)。这便是他的哲学。
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亦然。有甲所视为当然之理,乙绝不能认识的,就有甲民族甲社会人人共喻之理,乙民族乙社会绝不能了解的,这便是一民族一社会的哲学。一个人的哲学,必然要影响于其行为。一民族的哲学,也必然要影响于其民族全体及各分子的行为。
凡人的行为,不是自由的;不是绝无标准,而是可以预测的。现在有一个人,我若晓得他脑子里所怀抱的见解(他的哲学),我便能决定他对于某事一定赞成,对于某事一定不赞成,譬如专抱着“毋或作为淫巧”思想的人,我便可以预料他,倘然看见了轮船,一定要想拆毁。然则倘能知道一民族所怀抱的见解(哲学),也就可以预测他的行为了。同样,看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行为,也可以测定他的哲学思想了。这便是哲学与道德的关系。所以我看了中国人行为的错误(以道德为不道德,以不道德为道德,想要实践道德,反而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来),我只怪他的哲学(所抱的见解)错误。然则中国古代的哲学,到底怎样呢?倘使古代的哲学,比现在好,古人的道德,就一定比现在好了;若古代的哲学,比现在坏,则古人的道德,就一定比现在坏了。依我看来,我民族现在的哲学,确有不如古人的地方。我现在谈谈古人的哲学。
现在的所谓学问,是从事于部分的。所谓哲学,也不过把各科学之所得,再行联结起来。以求其共通的原理。至于最后的(最根本的)、最大的(可以包括一切的)原理,在认识论上,已经证明其不可知了(倘使要知,除非是佛家的所谓“证”。在知识上,是绝没有这一天的)。然而这一层道理,是古人所不晓得的。既不承认那“最后的”、“最大的”为不可知;则自然想求得那“最后的”、“最大的”,俾其余一切问题,均可不烦言而解。所以古人的求学问,反是从那最深玄远的地方讲起。如今人开口就说“宇宙观”、“人生观”,其实这两个问题,原是一个。因为咱们(人)是宇宙间的一物,要是晓得了宇宙的真相如何,咱们所以自处之道,自然不烦言而解。所以古代的人生观,都是从他的宇宙观来的。要讲宇宙观,劈头便有一个大问题,便是“万物从何而来”?古人对这一个问题的解答,是以为“凡物是生于阴阳两性的结合的”(这是从人类繁殖上想出来的)。所以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这种思想,总可以算是合理的。但是阴阳还是两个,人的对于事物所想推求的,总是“最后的”、“惟一的”。一定要是“惟一的”,才能算是“最后的”。然而“阴阳之所从出”,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我敢说是人的知识,决不能知道的(佛家所谓“惟证相应”)。因为咱们的意识,所能知道的现象,一定是两相对立的(而亦仅限于两,因为仅限于两,所以无论如何相异的东西,总能求得其中一个共通的原理。因为必须有两,所以最后的一个原理,是无从知道的。这道理,佛家的唯识论,说得明白)。那“惟一的”(最后的)就永远不能入于吾人意识区域之内。但是“一”虽非吾人所能知,而在理论上,却可承认其有。因为“一”之名是与“非一”对而立的。固然必有所谓“非一”,乃有所谓“一”。亦必有所谓“一”,乃有所谓“非一”。“一”与“非一”,是同时承认其一,即不能否认其二的。“非一”是人人所能认识的,那么“一”在理论上,也不能不承认其成立了。这正和“有”与“无”的问题一样,真的“无”,是吾人不能想象的。吾人所能想象的,不是佛家所谓“断空”,就是所谓“对色明空”。“断空”和“对色明空”,都不是真空。但是“无”虽非吾人之意识所能知,而在理论上,仍可承认其有。因为“无”之名,对“有”而立,否认“无”,就是否认“有”,“有”是人人认识,不能否认的,所以也就不否认“无”。所以古人在阴阳两性之上,又假设了一个惟一的东西,这个便是所谓的“太极”。所以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阴阳”是人人所能认识的,“太极”却是不能认识,仅从理论上承认其有的。然则两仪是“有”,太极是“无”了。所以说:“有”生于“无”。“无”怎样会生出“有”来呢?这便是哲学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而古代的宇宙论,也就以此为中坚了。现在先要问一句话:便是“古代的哲学,到底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我敢说是唯物论,而且和希腊的唯物论,很为相近的。希腊人说万物的本源是“水”,“水之稀薄的是火和风”,“浓厚的是金和土”。又说:“地水火风同是万物的本源”,“因其互相爱憎的关系”,“可就把万物造出来啦”。中国人说:万物的本源是气。《乾凿度》说:“夫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浑沌(易义疏八论之一)。这种说法,和democritus的原子论,很为相像。
democritus说:宇宙万物,皆原子所构成。中国人亦说:宇宙万有,皆气之所构成。democritus说:原子变化而成万物,由于他固有运动的性质。因运动而生冲突,因冲突而变形。中国人说:宇宙的最初,谓之太易,易就是变动不居的意思。一切万有都是由这动力而生的。这种动力自其本体而言之,谓之“元”。自其变动之状态而言之,则谓之“易”。所以《易经》上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公羊》何《注》也说:“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现在普通的意见,总以为中国人是很敬重天地的,把天地就算做万物的本质,其实不然。在古代的哲学上,看了天地,不过是和万物相同的一物。天地的成为天地,正和禽兽草木的成为禽兽草木一样。这是因为古人说万有的本原,只有一种气。无论什么东西,凡可指为有的,都是这一种气之所构成。那么,天地也不过宇宙间的一种气,遵循一种定律,而成为天地罢了。和禽兽草木的遵循一种定律,而成为禽兽草木,有什么两样呢(这种说法,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物本乎天”的说法,仍不相悖。因为此物出于彼物,彼物不就是此物的真原因。譬如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和子女,仍同为宇宙间的一物。天地和万物的关系,正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有这种说法,所以才有“齐物论”。因有一种动力,而生所谓气,因气而生形,因形而生质,那就什么东西都有,成为万象森罗的世界了。先有形而后有质,这种思想,在吾人颇难了解。其实这也和希腊人的思想,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说:形是“原动”,质是“被动”。形是“能造”,质是“所造”。譬如吾人的造屋,是先有了一间屋的形状在肚子里,然后用砖瓦木石等去实现它,不是有了砖木瓦石,才实现出屋的形状来的。造屋固然是人为的事,然而天然物形质的关系,也正和这个一样。譬如从桃种变成桃树,就是桃种的质,向着桃树的形而起的变化。
这种说法,固然不是彻底的议论(其于华严理事无碍觐门,可谓未达一问)。然而中国古人的思想,也正是如此。所以照咱们现在说,液体的东西,总比气体为浓厚。而照古人说,则火比水为显著,所以古人说五行生成的次序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他的原理是“以微著为渐。……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尚书·洪范疏》,按此说本于《白虎通》,乃今文家义也)。从轻微不可见的气,变成极博大的土,只是由于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也算得伟大而可惊的了。这种动力并不是从无气而有气,从有气而有形,从有形而有质;在形质之中,再由微至著:(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到造成了最博大的土,就止息的。它的运动,是终古不息的。一方面,固然由微而至著;一方面,也由著而仍至于微。气固可以成形质,形质亦可以复返于气。大概古人的意思,以为物质凝集的最紧密,就有质可触;次之就有形可见;再次之,就并形而不可见,而但成为一种气了。所以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古人的所谓“精”,就是物质凝集得极紧密的意思(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按“真”与“阗”同训,实也。《礼器》:德产之致也精微”,郑《注》:“致,致密也。”即伪字。《公羊》庄十年,“粗者曰侵,精者曰伐”。粗与精为对词),只是宇宙间的一种气,凝集而成形质,形质仍分散而为气。这种凝而复散,散而复凝的作用,是无时而或息的。所以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用现在的话解释起来,“易”就是“动”,“乾坤”就是“现象”,就是咱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动的现象。这种运动,到底会有一天忽然停止么?这是咱们不得而知的。果真到了这一天,实体的世界,也许还存在,然而早已出于吾人认识区域之外了,在吾人认识中的世界,就算是消灭了。古人的世界观如此。总而言之,他彻始彻终,只是把一个“动”字,说明世界的现象。
我们且进而观这种宇宙观,影响于人生观者如何?就可以见得哲学和道德的关系,也就可见得古代的哲学和中国民族道德的关系如何了。
古代哲学,影响于道德上很大,一时也不尽许多,我现在,且随意说几样:第(一)是自强不息的道理,因为宇宙的彻始彻终,只是一个“动”。所以人得了它,也要自强不息。所以《易经》开宗明义,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第(二)是法自然。这种天然的动力,是很大而无可抵抗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有一特色,便是只想利用自然,不去抵抗自然。这种思想,影响于行上,就成为一种妥协性。梁任公说:“最富于妥协性的是中国人”,“凡事皆以柔道行之”。这句话,真可以表明中国人的特色了。第(三)就是循环的道理。因为宇宙之间,是动而不息的,所以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常住。既然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常住,自然好的不能终于好,坏的不能终于坏。所以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以要“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第(四)是慎独的道理:古人所说的“独”,不是“群”的对词。独,训“童”,是“微细”的意思。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微而至著,所以要讲慎独,讲谨小,讲慎微。反之,就是要“尚积”。第(五)就是“反本”、“抱一”、“贵虚”、“贵无”、“中庸”等等道理。这几种道理,是名异而实同的。“一”就是“无”,刚才已经说过了。“无”是“有之所从出”,自然是“可反之本”,也是不待言而可明的。至于儒家的所谓“中庸”,也就道家之所谓“一”。为什么呢?“不偏之为中,不易之谓庸”这两句话,是人人懂得的。一条线上,自然只有一点是中点。人生在世,总要求得一个自处之道,而这自处之道,是贵乎“中”的。为什么呢?“中”就是“一”,“一”就是“无”,惟其“无”,才能无所不有。倘使偏在一方面,得了这边的利益,就失了那边的利益了。但是这个“中”,仍是时时变动,没有定形的。譬如一条线,它的长短,是终古不变的。那就这条线上的中点,也终古不变。倘使这条线,是时时变动的:忽而这端伸张,忽而那端缩短;那就这条线上的所谓中点,也要时时变动了。一个人在世界上,好比一点在一条线上。因为世界是动而不已,没一息停止的,所以咱们自处之道,也是息息变换,没一息可以固定的,所以执中正是无中可得,执一正是无一可执。所以“一”,就是“中”,“中”就是“无”,只此才是常道,才是“不易之庸”。所以执中又恶无权,因为无权的中,就是线的长短已经变动了,而所谓中点还不曾变动。
在先要有人问我们,什么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道理?恐怕大家都要答不上来?现在明白古代哲学,就可以答复它啦。什么道理万古不变,独有“宇宙物质无一时一刻不变动的”这个道理,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其余都要变的了(所以易兼“变易”“不易”二义)!大概宇宙间的现象,无一时一刻而不变,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见得的。比方我现在是三十七岁,再活上几十年,当然是要死的。就是这讲台、火炉等等,虽然寿命比我长些,也终究得变坏消灭的,但是人死,并不是死的那一天,突然死的。老实说,现在我身上的细胞,无一时一刻,甚至于一秒钟,不在新陈代谢,不过这种变动,不是肉眼所能见罢了。然则天下更有那一件事,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呢?“宇宙的现象,是常动不息;咱们所以自处之道,也贵乎变动不居。”这个道理是不错的。后世的哲学,也许讲得比古人精密些。列国的哲学,也有讲得比中国彻底的地方(印度哲学,就讲得比中国精,所以佛教一入中国,举国上下十分欢迎,欧洲现代的哲学,依我看来,也还不及印度。但在有实验的一点,却比中国和印度都胜)。但是这一层道理,却是古今中外讲哲学的人所认同。所以天下事最忌是固执。中国现在一班守旧的人,固执着已不能行的事情,定要保守,一班浅躁的人,又固执了一两件外国的事情,和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主意,硬要推行,不肯仔细思想,这是最大的坏处。其实古人是最善变的,中国这一个国家民族,所以能植立在世界上几千年,步步的发荣滋长,还有许多地方,是得善变的好处。这都是古代的哲学思想,能普及于全民族,因而影响其行为上的良果。这一层道理太长,现在不及详论了,但是我要说一句:“这种善变的精抻,似乎后世不如古代。”所以中国到了近世,内部并无甚进步,对外则屡次吃人家的亏。这便是我觉得后世的精神文明,不及古人之处。所以今天德育部里,叫我来讲演道德,我却要讲起古代的哲学来。
虽然如此,古代的哲学,也不是只有好处,并无坏处的。即如中国的专制政治,也是由古代哲学造成的;古人信万物一本说,所以认君主专制,为当然的治法。《公羊》何《注》说:“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天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喜也。”这正和董子所谓:“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实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一鼻孔出气,都替君主专制政体,立了一个极深的根据。但照古人说来,就是“王”也要法“天”,“上”也是统于“元”的。所以一方面,虽然看得天下之本,系于人君一人。又一方面,还有“见群龙之首”之义。后人却只取得一方面,也不能全怪古人。
还有其余一切制度,如宗法等等,也都和古代的哲学有甚深的关系,一时也说不尽了。总而言之,人的行动,是不能没有所以然之故的。他这所以然之故,便是他的哲学。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考求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关系,便可以见得道德和哲学的关系。天下的事情,最贵的是应时变化(就是变化到和环境适合),诸君既然略知道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其来源如此之远;而又略知道古代的哲学思想,就应该深切研究,把它们鉴别一番,哪样合于近代思想,有利益的,把它挑出来,设法发挥;哪一样不合于近代思想,有弊害的,设法铲除,则今人不及古人的地方,可以恢复而且可以超过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