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评传》是我在一九三五年写成的，同年年底出书，一晃已经四十多年了。像老朋友一样，依稀有些面熟。当时我正值盛年，约是二十八、九岁。现在重读，觉得精力大不如往昔，有点惭愧。

它也不是全无毛病。

首先，这里缺一章专讲福楼拜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第二帝国、巴黎公社与第三共和时代。在1848年二月革命与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之后，又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比较安定的局面，资本主义在这期间颇有发展，造成拿破仑第三的幻觉，以为可以大显身手了，结局只是证明自己的统治不堪一击。于是巴黎公社出现了。这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不懂得怎么样从根本上夺取政权，小资产阶级和蒲鲁东主义占了上风，第三共和钻空子，牺牲了许许多多的叱咤风云的革命儿女。我之所以不谈，固然由于没有能力分析这动荡不安的形势，实际也想不到分析，今天看来，谈这时期的经典著作甚多，正可藏拙。而《情感教育》的时代背景，正好是1848年前后，分析时不能不捎带几句，也就自然的很了。

福搂拜这一时期的态度，我谈到了，但是不够深入。他的经济来源一般是靠土地收入，他自己则怨天骂地、愤世嫉俗地辱骂四周的资产阶级。一般认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叛徒。这是一种误解。我谈到了这一点。他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否定资产阶级，所以对落后的阶层虽然同情，在比衬上也达到了艺术的要求，而对整个工人群众的觉醒却表示冷淡。他对空想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也不感兴趣。他的时代的真正伟大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然而他却视若无睹。他不骂巴黎公社，像小仲马那样的一帮顽固派，他的政治态度已经可取多了。至少，他对无依无靠的贫苦人们的一贯同情，在他这样异己阶级的艺术家当中，还是不可多得的。

他对宗教、特别是法国人所信奉的天主教，态度是客观的、科学的，这就等于说，他不相信。我们从他的《包法利夫人》已经看到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对他的影响。但是他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艺术视为他的“宗教”，高唱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方面证明他对丑恶的时代与社会憎恶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情愿把自己反锁在“象牙塔”里，不要自己在政治上另找出路。他说他写《包法利夫人》，由于他憎恨现实主义。他所说的现实主义是尚夫勒瑞（champfleury）与杜朗地（duranty）的现实主义流派，不要描写，不要画像，不要风景，不顾辞句恰当与否。他们否定文学是呕心沥血的艺术创造，脱离巴尔扎克的伟大传统。而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表现了他对细节的真实功力，建立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密切关系，以继承巴尔扎克为职志，走的正是恩格斯总结的现实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蒲鲁东最早提出，后来又为高尔基大力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他又是在浪漫主义汪洋大海中沉浮过来的一个青年。《圣·安东的诱惑》最能说明这一影响。《包法利夫人》的英译本，由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翻译出来，说明他觉醒后深厚的艺术功力是能得到欣赏的。这种成就得之不易，因为浪漫主义在他心身两方面都曾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相隔四十多年，再看《评传》这本书，错误之处不少，甚至辞句也不足以达意。这一切只能请读者多多谅解，并予以相正。

◎ 蒲鲁东（1809—1865）在他的朋友、画家古尔拜（courbet）在英伦举行画展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论艺术原则与其社会使命》（du principe de l'art et de ses destination sociale）指出：艺术一不合理，就有浪漫派反对古典主义，就有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e，指荷兰画派）或现实主义者（réaliste）反对浪漫主义。他在第十九章内说道：”今天叫现实主义的画派存在着。这个画派我称为批判的，意思是说，它是人道的、哲学的、分析的、综合的、民主的、进步的，它占有主导地位。”“它属于第六画派，是理想主义的最高级，是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