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在小说方面，出了三个不世之才，根据各自的性灵，从不同的方向，射出同样温熙的光辐，普照近代小说的旅程。第一个走出十八世纪，充满了十八世纪气息的，是故作奇特而真正奇特的司汤达（stendhal）。私淑德塔西（de tracy）的观念论，他利用想象的制作来分析，留下意外长远的影响。第二个是他同代而稍后的巴尔扎克（balzac），摄取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成为人性研究的大展览。他超人的精力立即吸住时代的激流，而自己变做无数青年的楷模。站在浪漫主义的边缘，同情于文学的解放运动，他们运用通俗的形式，完成各自的使命。然而司汤达的西班牙精神（l'espagnolisme）的颜色加在十八世纪的情调上面，反而形成一般羡赏的障碍，唯有巴尔扎克，藉着他沉着的意志，多量的生产，得到公众的承认。一八四二年，司汤达几乎无声无息地死去，但是临到巴尔扎克一八五〇年病故的时候，渐渐出来一批大学学生，敬礼司汤达如敬礼神佛一般。

就在同时，有一个年轻人，将司汤达看了个分文不值。他不了解《红与黑》的人物与旨趣，不了解巴尔扎克恭维司汤达的来由；直到晚年，司汤达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白痴（idiot）。最大的原因是司汤达文章写的“坏”。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也没有逃过他的贬责：

“巴尔扎克要是知道写作，该是怎样一个人！”

所以小说，无论如何演进，依旧等着它的荷马。说这话的年轻人，如若不是狂放，一定抱负很大，看准了自己来日的造诣。他绝不会是荷马，因为他有了太多的艺术意识（conscience），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一谈到小说，不！一谈到艺术，我们就不敢随随便便丢开他，和丢开一件破烂的袍褂一样。我们不信世上单有一种艺术家存在。要是有的话，中外古今也就只是一个。他叫做居斯达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创作是他的生活，字句是他的悲欢离合，而艺术是他整个的生命。一切人生刹那的现象形成他艺术的不朽。自从有了实业革命，差不多个个文人，不出卖灵魂，也要出卖物质的生存。只有这样一个人，硕果独存，做成我们最后的反抗，从理想里追求精神的胜利。他终身不过是一个布衣。他用好些年写一部小说，唯恐一字一声有伤进行的谐和。他可以收起他《圣安东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一搁搁上二十多年，然后修成最后的形式发表。他用著作替自己说话。而自己沉默着。大家看包法利夫人走下法庭，以为是一个披头散发的泼妇，不料她和希腊的女神一样庄严！没有一个人想到写小说，必须“好好地写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想也不想，大家咬定她是下流女子。他们错把文字当做故事。也想象不出这怎样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幅绮丽的锦霞。渐渐这阵惊惘散开，大家明白眼前是一盘新东西，和巴尔扎克有些相似，却又迥乎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巴尔扎克，更是一个艺术家。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世界，司汤达剖开了一个人的脏腑，而福楼拜告诉我们，一切由于相对的关联。他有他风格的理想，而每一部小说，基于主旨的不同，成功不同的风格的理想。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是他第一部披露的小说，这时他已然三十五岁。差不多平均每隔五年，他发表一部小说：《萨郎宝》（salammbô），《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圣安东的诱惑》，《三故事》（trois contes）。《布法与白居谢》（bouvard et pécuchet）还差两章告成，他却不幸谢世。我们现在依照发表的次序，分章论述各书。通常攻讦福氏的人们，总以为他行文迂徐，缺乏天才的自然流露。但是他早年的著作，在抽屉里尘封了三十年，有游记，有短论，有长篇小说，有短篇小说，有自传式的记述，全部论及，一方面祛除攻讦的人们的误会，一方面证实作者幼年深受浪漫主义的熏染。说实话，这是一个生性极端浪漫的青年。他崇拜雨果（hugo），擅自呼做“我们的朋友”；十年以后，和他妹妹写信，他依然承认道：

“无论如何，有生以来，这是最叫我心跳的人，或许在我一切的不识者之中，我最爱的人。”

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拜伦小传》，和当时所有的青年一样，走进“世纪之子”的身影领洗。他叙述他们这群后期的浪漫青年道：

“好些年前，我们乡下有一群年轻的荒唐鬼，生活在一个奇异的世界。我们旋转于疯狂和自杀之间。有的自己害掉自己的性命，有的死在他们的床上，有一位用领带勒死自己，好几个嫌无聊，胡闹死掉。美哉其时！剩下的只有布耶（louis bouilhet）我们两个人。”

剩下他来，是的，回头用他的著作，送终他幼年身经的浪漫主义。他下了决心，用了苦心，剪正他浪漫的生性，而给他另一个生性——现实的沾恋——挪出空隙。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辣布莱》（rabelais），颂扬这十五世纪的巨灵。晚年向乔治·桑（george sand）解释，说他胶着在地面之上。他会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刮胡子发笑。和浪漫主义者不同，他能够嘲世。他会用第三者的口吻，在写给妹妹的信里，打趣自己：

“对话（一点钟以前）——我，我的女门房（我听见响声）

“女门房（从前厅内）——是我，先生，你用不着分心（女门房打开门，平常门帘自己开着）。我给你拿火柴来了。先生，你缺火柴用。

“我——是的。

“女门房——先生用火柴用的真不少。先生真用功！呵！先生多么用功！我绝办不了，我，我跟你讲。

“我——是的。

“女门房——先生不久要回自己家了。你对的。

“我——是的。

“女门房——这对你好极了，呼一点新鲜气，因为自从到这里来，说真个的，说真个的……

“我（有意）——是的。

“女门房——令尊令堂有你这样的儿子，一定满意……”

简单的女门房绝想不到这年轻学生怎样憎恨法律！怎样躺在屋里净抽烟，不用功！这两种生性跟着年岁的加长，渐渐得到一种美好的平衡。这可以用他的著作证明。在这两种背道而驰的生性之上，另有一种克腊西克的（classique）意识或者修养，驾驭它们的进行。

然而在他所有的遗著之中，他的函札更为他留下永生的记忆。整个的福楼拜生活在这里，从他最冷的憎恨到他最热的喜爱。我们从十一岁看他长大，发展，体会，经验，接受，抛弃，一直看到他去世的前夕。他不准自己出现于自己艺术的制作。于是这独身者，在他深长的寂寞之中，把自己一行一行地写给他的朋友。吉德（andré gide），他今日光荣的小同乡，曾经道：

“我好久就爱福楼拜，仿佛一位师尊，一位朋友，一位兄长；他的函札是我的枕边书。呵！二十岁的时候，我念了多少回！没有一个句子，我今天不认识的……从此我精神上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敢于批评它。”

如果他的作品受人敬重，他的函札却叫人爱。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是艺术家；他的函札告诉我们他是人，和人一样，这里另是一种风格，一种自由的，不经意的笔墨。他没有想好好地写它，没有用他的腔调（gueuloir）限制它；他自己曾经向他的情妇解释道：

“一轮到你，也真怪，我就写坏了；这里我不放进文学的虚荣，听其自然。在我的信里，全撞在一起，好像我一时要说三个字。”

和他的情绪一样，他的思想，他艺术的理论，他都放在他的信笺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立论的根据，几乎完全用的是他自己：“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如果是取巧的方法，却也是最稳妥，最坚定的方法。这也正是福氏在布耶《遗诗》（dernières chansons）的序里，开首表示的意旨。我们主要的论断，大部分站在他的性情上。

犹如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福氏没有派别。有的天才来在他的时代，有的天才受尽了物质的折磨；司汤达生早了好些年，巴尔扎克多亏了他的毅力，唯有福楼拜，是天之骄子。巴尔扎克已经死了六年，读众望眼欲穿，等着看他制作的承继；浪漫主义已经成为滥调，而雨果自己，热心政治，多年流放在外；同时一群年轻人，属于新的一代，摆起现实主义的门市，却没有鲜货张罗主顾。于是，忽地大步踏进一个新人来，一枝私下准备了二十年的生力军，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时代！时代先是一惊，随即认清了主人，在他面前低下了头。唯有福楼拜，是天之骄子。但是他丢开他千金一时的机运，转回故乡，在工作的谧静里，只和永生为友！

古尔蒙（gourmont）把福楼拜说做法国十九世纪最大的作家；散慈玻瑞（saintsbury）没有那样热狂，以为他是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最大的小说家，而塞克瑞（thackeray）去世之后，欧洲没有一位出乎他的肩右。普鲁斯特（proust）一点不推重福氏的比喻，却说他用词类（例如动词，接续词等等）复兴法国文字的生命；狄保戴（thibault）,仿佛恶作剧，指出他和福氏风格的因缘。我们不提左拉（zola），福氏的友生，更不提莫泊桑（maupassant），他晚年得意的弟子。我们尤其勿需想象，有多少怨男从毛诺（moreau）照见自己，有多少怨女从爱玛（emma）认出自己！要是他的理论打不开你的智慧，他的作品却怎样钻进你的灵魂！你可以驳倒他，然而要想驳倒他，和吉德一样，和尼采一样，你必须先做他的学徒。不像司汤达那样神秘，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单纯，他是居斯达夫·福楼拜。

◎ 德斯蒂·德·特拉西 法国哲学家，“意识形态”（idéologie）一词的创造者。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曾被囚禁，拿破仑上台后进入政府工作，后被拿破仑疏远。德·特拉西与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有书信来往。

◎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福楼拜致高莱（louise colet）女士书。

◎ 一八七八年六月，致莫泊桑书。

◎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致高莱女士书。

◎ 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佘法利耶（chevalier）书。

◎ 一八四三年一月，致妹书。

◎ 领洗（baptism） 又称圣洗圣事、施洗、受洗，全身浸入水中的称为浸礼、受浸，是一宗教仪式，现普遍指基督教的传统仪式。据《圣经》记载，施洗约翰曾为耶稣施洗。

◎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致高莱女士书。布耶极其喜爱中国。福氏自己，不是诗人，却无时不在梦想旅行中国。一八四七年十二月，福氏向高莱女士抱憾道：“想想，无疑地，我将再也看不见中国！我将再也随不着骆驼的协韵的步子睡觉！或许将再也看不见匍匐在竹林里的老虎眼睛发亮！你也许把这看做想象的食欲，不值一怜；然而我一想到就难受……”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给桑斗（sandeau）夫人的信里，说他很想随同法国的远征队到中国来，甚至于抛弃他的工作他也情愿，不幸他的母亲上了年纪，离不开他。所以他慨叹道：“这是第二回我错过了中国！”

◎ 一八四三年三月，致妹书。

◎ 见于吉德的《遇合集》（incidences）。

◎ 一八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高莱女士书。

◎ 参阅古尔蒙的《文学漫游》（promenades littéraires）卷之四。

◎ 参阅散慈玻瑞（乔治·森茨伯里）的《法国小说史》卷之二。

◎ 参阅普鲁斯特的（普鲁斯特）《报章集》（chroniques）。

◎ 参阅狄保戴的《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by fernando vicente